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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黑木耳--青川县特产，木耳又称黑木耳，云耳，木蛾，黑菜，榆耳。青川黑木耳由于其具有:滋润强壮，清肺益气，补血活血，镇静止痛等功效，黑木耳有润肺和清涤胃肠的作用，它也是纺织工人和矿山工人的重要保健食品，被国家定为"黑木耳质标"。

竹荪：是名贵的食用菌，历史上列为"宫廷贡品"，近代做为国宴名菜，同时也是食疗佳品。其营养丰富，据测定干竹荪中含蛋白质194%、脂肪26%，碳水化合物总量604%，其中菌糖42%、粗纤维84%，灰分93%。其对高血压、神经衰弱、肠胃疾病等具有保健作用。还具有特异的防腐功能，夏日加入竹荪烹调的菜、肉多日不变馊。竹荪具有滋补强壮、益气补脑、宁神健体的功效;补气养阴，润肺止咳，清热利湿。竹荪能够保护肝脏，减少腹壁脂肪的积存，有俗称"刮油"的作用;云南苗族人患癌症的几率较低，这与他们经常用竹荪与糯米一同泡水食用可能有关。现代医学研究也证明，竹荪中含有能抑制肿瘤的成分。

羊肚菌的营养相当丰富，据测定，羊肚菌含粗蛋白20%、粗脂肪26%、碳水化合物381%，还含有多种氨基酸，特别是谷氨酸含量高达176 %。因此，有人认为是“十分好的蛋白质来源”，并有“素中之荤”的美称。人体中的蛋白质是由20种氨基酸搭配而组成的，而羊肚菌就含有18种，其中8羊肚菌种氨基酸是人体不能制造的，但在人体营养上显得格外重要，所以被称之为“必需氨基酸”。另外，据测定羊肚菌至少含有8种维生素。羊肚菌既是宴席上的珍品，又是久负盛名的食补良品，民间有‘年年吃羊肚、八十照样满山走’的说法。羊肚菌“性平、味甘，具有益肠胃、消化助食、化痰理气、补肾、壮阳、补脑、提神之功能，对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痰多气短、头晕失眠有良好的治疗作用。羊肚菌有机锗含量较高，具有强健身体、预防感冒、增强人体免疫力的功效。羊肚菌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矿质元素，每百克干样钾、磷含量是冬虫夏草的7倍和4倍，锌的含量是香菇的43倍、猴头的4倍;铁的含量是香菇的31倍、猴头的12倍等”(引自徐锦堂，中国药用真菌学，1997年出版;也见李时珍《本草纲目》等)。

香菇：香菇含丰富的维生素D原，但维生素C甚少，又缺乏维生素A及A原。香菇多糖能提高辅助性T 细胞的活力而增强人体体液免疫功能。大量实践证明，香菇防治癌症的范围广泛，已用于临床治疗。香菇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对促进人体新陈代谢，提高机体适应力有很大作用。香菇还对糖尿病、肺结核、传染性肝炎、神经炎等起治疗作用，又可用于消化不良、便秘、减肥等。中国不少古籍中记载香菇“益气不饥，治风破血和益胃助食”。民间用来助痘疮、麻疹的诱发，治头痛、头晕。现代研究证明，香菇多糖可调节人体内有免疫功能的T细胞活性，可降低甲基胆蒽诱发肿瘤的能力。香菇对癌细胞有强烈的抑制作用，对小白鼠肉瘤180的抑制率为975%，对艾氏癌的抑制率为80%。香菇还含有双链核糖核酸，能诱导产生干扰素，具有抗病毒能力。

土蜂蜜：

一，土蜂蜜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调理肠胃，对于肚子胀，不消化，便泌，腹泻，胃痛，胃酸，胃溃疡等症状都有很好的效果，可以说蜂蜜是家居生活的必备品，平时常喝可以明显减少这些病症的发生,特别是有肠胃病的人，靠吃药是很难治的，用些偏方可能更有效，很多人就是喝蜂蜜把胃病治好的。特别是中老年人，肠胃功能逐渐下降，常喝蜂蜜水对身体健康就特别有帮助，所以蜂蜜也被誉为老年人的牛奶。

二，由于花的不同，不同品种的蜂蜜也会显示出它的特色功效，比如山乌桕蜜清热降火，排毒养颜比较好，琵琶蜜止咳好，野桂花蜜对胃寒好，像这样的作用，有些品种的蜂蜜比较明显，有些就不那么突出了。

三，除了主要作用，土蜂蜜还有很多的辅助作用。有的人很注重养身保健，长期坚持喝土蜂蜜，时间长了就发现原来的某些症状就消失了或减轻了，比如润肺护肝，益气补血，清脂降压，保护心血管，提高免役力，改善睡眠等等，这都是 有可能的，这些作用都算是意外的惊喜。

四，美容养颜，减肥瘦身。肠胃不好的人往往气色暗淡，对容颜造成伤害，土蜂蜜调理肠胃为主，内分泌为辅，对美容养颜是有用的，但是需要坚持，蜂蜜如同中药，重在调理，不像激素!常喝蜂蜜水，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腻，紧致。其实在化妆品中，蜂蜜就是必不可少的原料，蜂蜜对于美容的效果是公认的。

五，自古以来，蜂蜜在中医上就很受重视，很多处方里蜂蜜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剂良药，不得不感慨中医的博大精深。

“长期喝蜂蜜，不会染疾病”，蜂蜜既有药用价值又有保健价值，长期食用土蜂蜜是祛病强身的良好选择，而且蜂蜜是纯天然的食品，老少皆宜。不过，土蜂蜜再好，也毕竟不是药，有的时候比西药还管用，比如治便秘，有的时候就像中药那样不容易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也要正确，理性地看待蜂蜜。

七佛贡茶：七佛贡茶是四川省青川县的汉族名茶。外形扁平、尖削，色泽绿润，香高持久，滋味醇和，汤色绿亮，叶底匀整。七佛产茶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南方八小国伐纣成功后，苴国侯(苴国，今广元一带，国郡设于今老昭化，称葭萌关)，用当地所产的桑、蚕、丹、漆、茶等上供给周武王，这是迄今为止茶叶作为贡品最早文字记载。尤其武则天当政时期，唯独七佛贡茶情有独钟，曾专置茶官，在七佛建贡茶园，年年上贡，遂有后人传颂的"女皇未尝七佛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李清照《一剪梅》赏析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一首倾诉相思、别愁之苦的词。这首词在黄升《花庵词选》中题作“别愁”，是李清照写给新婚未久即离家外出的丈夫赵明诚的，她诉说了自己独居生活的孤独寂寞，急切思念丈夫早日归来的心情。伊世珍《琅嬛记》说：“易安结褵（婚）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作者在词中以女性特有的敏感捕捉稍纵即逝的真切感受，将抽象而不易捉摸的思想感情，以素淡的语言表现出具体可感、为人理解、耐人寻味的东西。

　词的上阕首句“红藕香残玉簟秋” 写荷花凋谢、竹席浸凉的秋天，空灵蕴藉。“红藕”，即粉红荷花。“玉簟”，是精美的竹席。这一句涵义极其丰富，它不仅点明了萧疏秋意的时节，而且渲染了环境气氛，对作者的孤独闲愁起了衬托作用。表面上写出荷花残，竹席凉这些寻常事情，实质上暗含青春易逝，红颜易老，“人去席冷”之意境。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赞美此句“有吞梅嚼雪，不失人间烟火气象”。“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是写其白天泛舟水上之事：词人解开绫罗裙，换着便装，独自划着小船去游玩。“轻解”与“独上”，栩栩如生地表现出她的神态、举动。 “轻”，写手脚动作的轻捷灵敏，表现出生怕惊动别人，小心而又有几分害羞的 心情。正因为是“轻”，所以谁也不知道，连侍女也没让跟上。 “独”字就是回应上句的“轻”字，点明了下阕“愁”字的症结。 “独上兰舟”，正是她想借泛舟以消愁，并非闲情逸致的游玩。昔日也许双双泛舟，而今独自击楫，恩爱情深、朝夕相伴的的丈夫久盼不归，怎不教她愁情满怀。 “云中谁寄锦书来？”惦念丈夫，望眼欲穿，真是一封“家书抵万金”。“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是她思夫的迫切心情，突然自现的外在表现。 作者借助于鸿雁传书的传说，画面清晰，形象鲜明，它渲染了一个月光照满楼头的美好夜景，然而在喜悦的背后，蕴藏着相思的泪水。“月满西楼”写月夜思妇凭栏望眺。月已西斜，足见她站立楼头已久，这就表明了她思夫之情更深，愁更极。 盼望音讯的她仰头叹望，竟产生了雁足回书的遐想。难怪她不顾夜露浸凉，呆呆伫立凝视，直到月满西楼而不知觉。

　下阕“花自飘零水自流”，言眼前的落花流水可不管你的心情如何，自是飘零东流。其实，这一句含有两个意思：“花自飘零”，是说她的青春象花那样空自凋残；“水自流”，是说她丈夫远行了，象悠悠江水空自流。只要我们仔细玩味，就不难发觉，李清照既为自己的红颜易老而感慨，更为丈夫不能和自己共享青春而让它白白地消逝而伤怀。这种复杂而微妙的感情，正是从两个“自”字中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她之所以感叹“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关键所在，也是她俩真挚爱情的具体表现。当然，它所喻的人世的一切诸如离别，均给人以无可奈何之感。“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由己及人，互相思念，这是有情人的心灵感应，相互爱慕，温存备致，她想到丈夫一定也同样因离别而苦恼着。这种独特的构思体现了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二人心心相印、情笃爱深，相思却又不能相见的无奈思绪流诸笔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种相思之情笼罩心头，无法排遣，蹙着的愁眉方才舒展，而思绪又涌上心头，其内心的绵绵愁苦挥之不去，遣之不走。“才下”、“却上”两个词用得很好，把真挚的感情由外露转向内向，迅疾的情绪变化打破了故作平静的心态，把相思之苦表现得极其真实形象，表达了绵绵无尽的相思与愁情，独守空房的孤独与寂寞充满字里行间，感人至深。这和李煜《乌夜啼》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有异曲同工之妙境，成为千古绝唱。

　总之，《一剪梅》笔调清新，风格细腻，给景物以情感，景语即情语，景物体现了她的心情，显示着她的形象特征。词人移情入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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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清照《一剪梅》赏析之二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赏析

　这首词作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远离之后，寄寓着作者不忍离别的一腔深情，是一首工巧的别情词作。

　词的起句“红藕香残玉簟秋”，领起全篇，上半句“红藕香残”写户外之景，下半句“玉簟秋”写室内之物，对清秋季节起了点染作用。全句设色清丽，意象蕴藉，不仅刻画出四周景色，而且烘托出词人情怀。意境清凉幽然，颇有仙风灵气。花开花落，既是自然界现象，也是悲欢离合的人事象征；枕席生凉，既是肌肤间触觉，也是凄凉独处的内心感受。起句为全词定下了幽美的抒情基调。

　接下来的五句顺序写词人从昼到夜一天内所作之事、所触之景、所生之情。前两句“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写的是白昼在水面泛舟之事，以“独上”二字暗示处境，暗逗离情。下面“云中谁寄锦书来”一句，则明写别后的悬念。接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两句，构成一种目断神迷的意境。按顺序，应是月满时，上西楼，望云中，见回雁，而思及谁寄锦书来。“谁”字自然是暗指赵明诚。但是明月自满，人却未圆；雁字空回，锦书无有，所以有“谁寄”之叹。说“谁寄”，又可知是无人寄也。词人因惦念游子行踪，盼望锦书到达，遂从遥望云空引出雁足传书的遐想。而这一望断天涯、神驰象外的情思和遐想，无时无刻不萦绕于词人心头。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句，承上启下，词意不断。它既是即景，又兼比兴。其所展示的花落水流之景，是遥遥与上阕“红藕香残”、“独上兰舟”两句相拍合的；而其所象喻的人生、年华、爱情、离别，则给人以凄凉无奈之恨。

　下片自此转为直接抒情，用内心独自的方式展开。“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二句，在写自己的相思之苦、闲愁之深的同时，由己身推想到对方，深知这种相思与闲愁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以见两心之相印。这两句也是上阕“云中”句的补充和引申，说明尽管天长水远，锦书未来，而两地相思之情初无二致，足证双方情爱之笃与彼此信任之深。这两句既是分列的，又是合一的。合起来看，从“一种相思”到“两处闲愁”，是两情的分合与深化。其分合，表明此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深化，则诉说此情已由“思”而化为“愁”。下句“此情无计可消除”，紧接这两句。正因人已分在两处，心已笼罩深愁，此情就当然难以排遣，而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了。

　“此情封锁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三句最为世人所称道。这里，“眉头”与“心头”相对应，“才下”与“却上”成起伏，语句结构既十分工整，表现手法也十分巧妙，在艺术上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当然，这两个四字句只是整首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非一枝独秀。它有赖于全篇的烘托，特别因与前面另两个同样工巧的四字句“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前后衬映，而相得益彰。

<hr 《一剪梅》写作背景

　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花自飘零水自流”这一句，实在是条极不吉祥的预言，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诅咒，“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际遇，那难以自主的命运，果然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谶语。

　李清照作此词时，正芳龄二十，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这位才女，其命运不济的一生，其不知所终的结局，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这年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5月，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被藉为“元祐奸党”。

　7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7月乙酉，定案“元祐奸党”17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9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4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9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309人，李格非名列第26。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慧星出西方，太白昼见，沼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令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净臣，不得杀读书种子。刻石铭碑，藏于禁中，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不敢断言。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中，尚属礼遇，大体而言，刻薄是有的，残暴还说不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意儿，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北宋白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写，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复职、再谪的政治遭遇。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间，因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遭被打下去的噩运。

　可是，“元祐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对立面“元符党人”，几乎无一不是小人。知识分子的本性，土可杀而不可辱，辱比杀更能挫折识文断字之辈。宋徽宗这种铭刻在石板上的“元佑奸党碑”，可以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当代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但他女儿却因为是奸党的亲属，在开封的日子，不怎么好过。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捕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小人辈出，奸佞纷呈，恶狗满村，爬虫遍地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当今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她在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惟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大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把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当年江青死整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一样，对他的儿媳，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可谓憔悴支离矣”（《弁州山人词评》）。这四字评语，可谓大奇。只有笛中人，过来人，才能作此等语。因为其父王仔，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仔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赝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借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瘦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金刚经

　　《金刚经》是早期大乘佛教经典，属于《大般若经》的第九会，是宣说般若空义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依鸠摩罗什译本为流行本，一般所说的《金刚经》都指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科判则依昭明太子的三十二分法。《金刚经》古来依无著和世亲的论释为中心被理解，尔后由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禅、真言等各宗的观点加以理解和发展。

因为当时杨士奇刚从西安回来，一路舟车劳顿，刚好没吃饭呢，所以就直接收下了这个吃食，我认为也只有朋友之间才会送这贴心礼物。

杨士奇为官清正廉洁，从来不贪图金钱，这也是在官场上大家都知道的。他一生辅佐了好几代皇帝，皇帝能选他辅佐年幼的太子也是看重了他这一点。他在辅佐太子登上皇的时候还被封为翰林院院士，专门负责编著史书古籍。他曾经编著过《明太宗录》、《清朝有感》、《杨白花》等等。给我国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资料，为后人学习古代文学、以及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他作为史上一大功臣，却有一残暴、蛮横不讲理的儿子杨稷，他也曾因儿子杀人事件受牵连被贬回乡，官运再末起来。

再说回我的鸡翼和茄子一事，从这个记载不能代表杨士奇爱吃茄子和鸡翼。之所以收淮扬盐运使的四个鸡翼和一盒茄子，是因当杨士奇被皇帝急召回京的，当时杨士奇还远在西安，古代赶路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坐在马车上一路颠簸劳累，对于习武之人都会受不了，何况一个文弱书生了。

杨士奇回来时其他官员们还送给杨士奇这样一个清官钱财，他自然不会收了。而淮扬盐运使却送了鸡翼和茄子，就证明他们关系不一般，只有朋友看朋友之间才会送吃的，也只有朋友之间才会体恤朋友这一路的辛苦，我认为肯定除官场私底下肯定也是贴心朋友。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关于孔子问礼予老聃，历史上实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