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晚唐李贺的《南园》组诗中的一首 《南园》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译文

　　男子汉大丈夫

　　为什么不腰带吴钩，

　　去收取那被藩镇割据的

　　关塞河山五十州？

　　请你且登上那画有开国功臣的

　　凌烟阁去看，

　　又有哪一个书生

　　曾被封为食邑万户的列侯？

　　赏析：

　　这首诗由两个设问句组成，顿挫激越，而又直抒胸臆，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悲都淋漓酣畅地表达出来了。

　　第一个设问是泛问，也是自问，含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男儿何不带吴钩”，起句峻急，紧连次句“收取关山五十州”，犹如悬流飞瀑，从高处跌落而下，显得气势磅礴。“带吴钩”指从军的行动，身佩军刀，奔赴疆场，那气概多么豪迈！“收复关山”是从军的目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诗人怎甘蛰居乡间，无所作为呢？因而他向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一、二两句，十四字一气呵成，节奏明快，与诗人那昂扬的意绪和紧迫的心情十分契合。首句“何不”二字极富表现力，它不只构成了特定句式（疑问），而且强调了反诘的语气，增强了诗句传情达意的力量。诗人面对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局面，焦急万分，恨不得立即身佩宝刀，奔赴沙场，保卫家邦。“何不”云云，反躬自问，有势在必行之意，又暗示出危急的军情和诗人自己焦虑不安的心境。此外，它还使人感受到诗人那郁积已久的愤懑情怀。李贺是个书生，早就诗名远扬，本可以才学入仕，但这条进身之路被“避父讳”这一封建礼教无情地堵死了，使他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何不”一语，表示实在出于无奈。次句一个“取”字，举重若轻，有破竹之势，生动地表达了诗人急切的救国心愿。然而“收取关山五十州”谈何容易？书生意气，自然成就不了收复关山的大业，而要想摆脱眼前悲凉的处境，又非经历戎马生涯，杀敌建功不可。这一矛盾，突出表现了诗人愤激不平之情“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诗人问道：封侯拜相，绘像凌烟阁的，哪有一个是书生出身？这里诗人又不用陈述句而用设问句，牢骚的意味显得更加浓郁。看起来，诗人是从反面衬托投笔从戎的必要性，实际上是进一步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愤激情怀。由昂扬激越转入沉郁哀怨，既见出反衬的笔法，又见出起伏的节奏，峻急中作回荡之姿。就这样，诗人把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表现在诗歌的节奏里，使读者从节奏的感染中加深对主题的理解、感受。 原文的意思是说，男儿应当以家国为业，而不是死读书，太宗皇帝修凌烟阁挂二十四个开国功臣画像，都是武将，哪有一个文臣？ 若个，就是哪个的意思，联系下文就引申为没有的意思。请你上凌烟阁上去看看，没有书生能够封侯拜相。那时候重武轻文，皇帝看重的是能帮他打江山的武将而不是治国的文臣。从宋朝开始，由于之前五代十国武将造反太严重，所以重文轻武，文臣的地位才开始再一次崛起。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后分封将士，封了六个公爵，文臣李善长居首，地位犹在徐达等人之上。这时候朝廷已经开始重视文臣的作用，如果再有人修凌烟阁，内中必有文臣。《李卫当官》中的任先生胸中有经天纬地之才，空有报国之志而不得见用，如果给他一个机会，他未必不能作出一番大业来。所以顾盼儿把原诗的“若个”改成“落个”，意思也就从“哪一个”变成了“落得个”，于是两句诗的意思也就变成了，请你上凌烟阁去看一看，书生也能封万户侯。 当然也不是说任先生就一定能怎么样，而只是顾盼儿对任先生的鼓励之语。所以任先生会说别把我说进来，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谦虚吧。

人与人相知、相识是一种缘分，一种契合。笔者酷爱写字，上世纪初见“猴寿”，便觉眼前一亮。其后,常

有任新昌先生书作展之于案，方知任先生乃书坛大家，然只观其形，未参其神。前年机巧与任先生会面、会谈、聚餐，因年龄、爱好相近，甚是投缘，说天，说地，体悟社会，品味人生，交流书法，欣赏秦腔，兴致盎然。始觉任先生为人笃厚如醇酒，心底明净似山泉，有深厚的历练之功，可谓已修成正果。2009年6月3日任新昌西安晚报书画专刊

任新昌先生善书长卷。一气数千言，延展于书案宏观之，眼前蓦然浮现出铁马金戈、千军突发之势，非有多年军旅生活之人难为此书。

在任先生诸多佳作中，其多年琢磨而成的“猴寿”别具一格，堪称一绝，享誉中外，其溢美之词多矣。笔者因属猴之缘故，亦偏爱“猴寿”，爱不释“猴”，潜心赏玩，竟“猴”气相投，心灵相通，渐渐从“猴”氏家族中，品味出做人之拙见，人生之心路历程。

“猴寿”之“齐天大圣”。所谓横空出世，乃万年石猴栉风沐雨，吸纳天地之灵气，活化成情性之体；初涉寰宇，稚气未消，胸无城府，无拘无束，不因小官弼马温而安生，不为虚名齐天大圣而诱惑，竟敢偷吃王母之蟠桃，玉帝之琼浆，**老君之金丹，敢下探龙府，上闹天宫，搅得天地不安。

“猴寿”之“低头观海”。此喻涉足人世之后屡屡失意，迷茫彷徨，靡计可施，孤立巨崖，面临瀚海，以

尾探之，深不可测，良久幡然醒悟；世界真大，自己忒小，要生存于世，须从师拜佛，诵经学道,要游戏人生，得遵守游戏规则。这个使人赞不绝口的“猴寿”，猛看时是个“寿”字，细看时又有个“猴子”，字中有画，画中有字。“寿”字线条流畅、气势潇洒，似有一股激情溢于笔端。“猴儿”点画精致，精气神内涵，更显出猴的聪敏矫健。“寿”与“猴”之间不仅无丝毫牵强附会之感，反有相映生辉之效。这种新颖的创作，不仅为“寿”字增添了活力，又为欣赏者增添了情趣。经任新昌先生的反复雕琢，“猴寿”愈加妙不可言，胖猴、瘦猴、长嘴猴、短嘴猴、仰头猴、低头猴、回首猴，个个形似神肖，使人们在观赏的同时也得到了健康、长寿、正直、神通、智慧、成功的美好祝愿。

画中有字，妙不可言

特别是其原创的猴寿为中华书法一绝，深受海内外各界人士喜爱。猴为人类之始祖，神骨中显示出旺盛生命力。传说中的孙大圣喝玉皇大帝的琼浆玉液，吃王母娘娘的蟠桃、八珍百味故可与天地齐寿与日月同庚。任先生以孙大圣形象来喻意长寿，并巧妙把灵气十足的大圣形象溶进草书寿字之中，字中有画，

画中有字，妙不可言。在他的笔下胖猴、瘦猴、仰天猴、低头猴、回首猴、个个形似神肖。令人更加惊讶和叫绝的是那栩栩如生的猴寿，竟是一笔挥就一气呵成。这一夸张的书法技艺，不仅为寿字增添了活力，又为欣赏者增添了情趣。使人们在观赏的同时也得到了健康长寿与正直神通、智慧成功的美好祝愿。[猴寿]为中华书法一绝，深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喜爱。

版权保护

“猴寿”位列其中；1997年首届陕西艺术精品拍卖会上，任先生的猴寿书法作品以二万元成交，雄踞

榜首；2004年（农历猴年），国家邮政部将“猴寿”制印成一套精美明信片在全国发行；陕西省太白酒厂依据“猴寿”书法开发了“猴寿太白酒”；陕西省版权局为任新昌先生颁发了“猴寿”的著作版权，任新昌先生寿中猴形逼现，其意人之长寿又可以健康者，需孙悟空大圣护也。]。“猴寿”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和赞赏的同时，假“猴寿”蜂拥而至，赝品充满市场，令人实感遗憾与无奈。更令人发指的是，还竟然有人冒充任新昌先生，到处招摇撞骗。为捍卫“首创权”、“著作权”“商标权”、抵制赝品，拓展猴寿应用的空间，塑造“猴寿”品牌。能确保广大书法爱好者得到真迹“猴寿”；20007年6月任新昌先生和他的门生张永亮先生，在陕西省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了陕西猴寿工贸有限公司，公司又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管理局）登记注册了“猴寿”品牌商标，依法拥有“猴寿”的全部知识产权，品牌涵盖书画类、酒类、服装类等。公司依托自有“猴寿”品牌，广泛建立对外合作关系，充分引进国内外品牌管理推广理念，拓展、塑造“猴寿”品牌；“猴寿”品牌的发展方向是走产业化，公司在搞好“猴寿”品牌建设的同时，积极寻求多元化发展机遇，我们愿与各界友人，以及社会团体携手，追求共同进步，共同繁荣

　　魔 指夺人生命，且障碍善事之恶鬼神。全称魔罗，又称恶魔。意译杀者、夺命、能夺命者、障碍。此外，若梵汉并举则称为‘魔障'

　　鬼 在中国明朝之前并非认为是害人，吸人精魄的。应为中国对先人是极度尊崇的、膜拜的。在中国古代对待正邪是看他的行为，并不是以为是妖就坏、是仙就好。就像有妖道、邪僧一样。而并不像西方天使就是正义，吸血鬼就是邪恶的。鬼，又称亡灵，传说是死亡之后留下的魂魄，常被认为是死人的幽灵。鬼也许不存在，毕竟没有人能够证实，但也没有人能够说明鬼不存在。

　　妖泛指一切人类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超出常识范围的异常行为，或能发挥出不可思议力量的个体（能量体），包含各种鬼怪变化之物，属于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人们经常会把妖怪和西洋的怪物、妖精等传说生物联想在一起。

　　神与仙的关系

　　在道教中神与仙是有差别的。

　　葛洪可能是第一个对这两者的属差做出明确区分的人（任先生编的《中国道教史》所引的“神人主天，……，仙人主风雨，……”），他认为“神灵异类，非可学也。” 即神灵与人在本质上不同，有天然不可逾越的界限，人类是不可能通过修炼之类的途径达到一种异质的状态——神的。

　　而仙就不是那样不可及了，至少从字型上来看他们与人是有密切关系的。仙只是人中“得道者”而已，是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在葛洪看来老子这样的宗师，也并非“神异”，只是“得道之尤精者”、“道主”，可为“天神所济、众仙所从” 罢了，也只是可以学成的仙，而非只能仰视的神。

　　换句话说，仙是有心向道之人的范本，修行的目标、先例和希望，而神最多也只能是对人的成仙起指导和帮助作用。神是人永远需要仰视的境界。

　　放眼看去，道教的神仙谱系实在是乱得可以（虽然陶弘景等一系列人也有过总结），“……有众多的道君、天尊、天神地祗、五方帝君、星官、五岳山川鬼神。甚至有先秦诸子百家学者、秦汉以来著名的神仙方士、西王母、东王公等神话传说人物，三皇五帝、秦皇汉武等历代帝王将相、王公士大夫等等，……” 。

　　●总体看来道教的神分为以下几类：

　　一类是高高在上，由道化成的具有人格的至上神，这类神一般是以被崇拜的对象，天界和仙人管理者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是道教的重要经典降世（即经典的出世）的讲说、传授者，也是经典权威程度的保障者。此类神有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十方飞仙神人、三清等等。他们是真正的天地主宰者。在重存思的上清派处，他们也是存想的对象。

　　另一类为体内神，这类神 “镇守在人体各部位关节，开生门，塞死户，调气生津，固精安神。”， 有名号、形象、服色、居处、职司、僚属等等，主要是作为内视存思、念颂的对象，以达到还神去病，甚至长生成仙的目的。如“发神苍华字太元，脑神精根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垄字灵坚，耳神空闲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伦，齿神锷峰字罗千，一面之神宗泥丸，泥丸九真皆有房，方圆一寸处此中，同服紫衣飞罗裳，但思一部寿无穷。” 、“心神丹元字守灵，肺神皓华字虚成，肝神龙烟字含明，翳郁导烟主浊清，肾神玄冥字育婴，脾神长在字魂停，胆神龙耀字威明，六腑五脏神体精，皆在心内云天经，昼夜存之自长生。” 。

　　第三类则是道教从古代宗教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中继承下来的、民间信仰的俗神。这类神灵通常被认为是能在自己所执掌的方面予人祸福。比如说日神、月神、星辰之神、山神、河神、风神、雷神、户神、灶神等等，通常是道俗共祭。

　　●道教的仙分为以下几类：

　　道教的仙据葛洪的说法分为三类：

　　“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 。而在民间人们几乎把所有的历史文化名人都好心的视为仙人下凡或飞升而去，不愿看到他们像凡人一样最终也会成为一堆腐骨。举个例子说，都江堰现时，人们为纪念李冰父子所修的庙宇也成了道教胜地，好些道士道姑在忙碌地组织人们的祭拜活动。道教仙系的复杂性、混乱性由此可见一斑。

　　●葛洪尽管对神与仙做了区分，这也只是他论证其“仙可学致”的仙道思想时逻辑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而非明确的以将二者界定清楚为目的，因此他的区分是不充分的，甚至是不自觉的，以至于他自己在《神仙传》中对“神”、“仙”二词的使用都不十分的规范（虽说也能看出区分的痕迹）。书中的93篇传记似乎全是仙人的事迹，因此确切地说《神仙传》应该叫做《仙传》。

　　神与仙的区别

　　“神仙”

　　一般是指修炼得道，神通广大，变化莫测而又长生不死之人。即“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神仙”也称“仙人”、“真人”，统称“仙真”。其实，神与仙是有区别的，神是先天自然之神，是出于天地未分之前，也称先天之圣，是先天就存有的真圣，按《抱朴予》的说法，是属于神异类，“非可学也”。比如三清尊神、玉皇大帝、南极仙翁等天界尊神，就不是世间的凡人通过修道能够修成的。仙是后天在世俗中修炼得道之人，也称后天得道仙真，凡是通过长期的修炼，最终达到长生不老的人，就是仙人。中国古籍中的“神”字，内涵相当丰富，既包含有“超自然力”，人们难于预测、驾驭者谓之神，如《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日：“唯神也，不疾可速，不行而至。”又有精气等谓之神，如“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世。’”又有“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贤智之精气谓之鬼。”还有长生不死者谓之神，如《家语》曰：“不食者，不死而神。”可见“神”既包含先天神灵，也包含有精气之神和希求不死之愿望。道教谓老而不死曰仙。汉末刘熙所着《释名》一书解释：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葛洪说：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疚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其有道，无以为难也。钟、吕认为，所谓仙与人的分野，在于阴阳状况的不同。纯阳而无阴者，仙也；阴阳相杂者，人也。负阴抱阳而为人也。

　　（二）神仙的形象及特性

　　关于神仙的传说，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中土广泛流传。《庄子．逍遥游》中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燕齐海滨一带，传说有蓬莱、方丈、流洲三神山，山上有仙人和不死之药，禽兽尽为白色，所居宫阙都用金银做成。《神仙传》中也对仙人作了许多形象生动的描述：或者耸身入云。无翅而飞；或者驾龙乘云，上造天阶；或者化为鸟兽，浮游青云；或者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者吸食而气，辟谷茹芝；或者出入世间而人不识，或者隐其身而莫能见。仙人可以上天入地，可以潜江隐身，神通广大，无所不能。

　　（三）神仙的品位

　　道教最早经典《太平经》中的神仙体系为六等：“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此皆助天治也。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理万民录也，给助六合之不足也。”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将仙人分为三等：“上士举行升虚，谓之夭仙；中土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天隐于》又将仙人分作五类；在人称人仙，在天称天仙，在地称地仙，在水称水仙，能神通变化称神仙。《太真科》中又分为九品：“上仙、高仙、大仙、神仙、玄仙、真仙、灵他、至仙。

　　（四）神仙统辖的洞天福地

　　据《云笈七签》载：道教有三十六天说（圣境四天、四梵天、三界二十八天），三十六天总由三宝君所统。其欲界为“有色有欲”，“交接阴阳，人民胎生”。欲界以上为色界、无色界，“人寿命长”，但未断生死。四梵天又叫种民天、圣弟子天，“人断生死，三灾之所不能及”。三清境是九圣、九真、九仙所居。

　　道经载：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三岛，皆人迹所稀绝，为仙人游息之处，有不死之仙草。十洲为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鳞洲、聚窟洲。三岛即昆仑、方丈、蓬丘。在地上的诸名山中，有仙人及真人统治之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其中，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是上天遣群仙统治之所。七十二福地，在名山大川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多得道之所。

　　（五）神仙实有、神仙可学

　　道教认为神仙是真实存在的，道教大量的神仙记传、神仙故事、神仙传说等，都以生动的实例来论证神仙的存在。葛洪《抱朴子内篇》中《论仙》、《对俗》两篇，反驳怀疑神仙存在的种种观点，论证神仙实有。有人认为，有存必有亡，有生必有死，这是人之常理，““未闻有事于万年之春，久视不已之期者矣。”《抱朴子》说：“夫存亡始终，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钧未乘，未可一也。”认为天地无穷，电鹤长存，所以未必所有的人和物都遵循生死存亡的规律。有人从人皆禀气而生，“受气皆有一定’出发，断定所有的人“皇天赋命，无有彼此”，都有生死。《抱朴子》指出，人有差异，物有变化，因而存在着特殊的人，可以变为仙。世俗之人，多不“知道”，不“行道”，不信神仙，迷恋名利，自然成不了神仙，见不到神仙。

　　《对俗》篇继续论证神仙实有。有人说：“龟能土蛰，鹤能飞天，使人为须臾之蛰，有顷刻之飞，犹尚不能，其寿安可学乎？”《抱朴子》指出，人虽然不能“土蛰”、“飞天”，但万物之中人最为灵，自有高出动物之处，“真人仅今学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绝谷，不学其土蛰与天飞也”，不妨碍能修仙。

　　道教谓人人皆含道性，“我命在我不在天”，皆可修道成仙。首先，道生万物，道寓于物，而道是永恒的，“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见《太上老君内观经》），“生，道之别体也”（见《老子想尔注》，所以“学生”守道，就可以像道那样永恒。“深根固蒂”即可“长生久视”。《抱朴子内篇．至理》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顺气以生者也”，因此只要服气、守一，返朴归根，就可长生，可以成仙。

　　其次，用形神关系理论，论证可以修道成仙。通过对事物的变化和医药等的作用，来类推神仙可成，神仙实有，神仙可学。为此，道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仙学理论和修仙方术。

　　仙是佛的概念被引入中国前一切修行的唯一正果，从上古的天帝到某些地方还在拜着的黄龟龟都被划作仙。在话中，仙摆脱了世间万物被轮回所制的枷锁，超越时间和空间游荡于宇宙之间，他们无生无灭，无所不能，与天地同寿，他们中有开天辟地的上仙，也有修炼而成的飞仙——虽然很多仙依然保留有自己的很多思想和特征。从这些概念上，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神话中的仙和其他外国神话中的神更为贴近，不过也有一些不同，这点我们稍后会讲到。

　　所谓得道而成仙。作为道教在中国的神话中的最高境界，仙一向有着最高的地位，即使是在西游这些佛教概念为主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仙和佛同起同坐的场景。时至今日，很多南方沿海城市和名声山峦中依然有诸多对仙的崇拜——固然很多人的对仙的概念已经混淆。

　　从仙的来源和属性分类的话，仙能被分为五类，也就是著名的天、地、神、人、鬼（次序是按照境界来划分的）。

启功

启功（1912-2005）

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北京人。字元白，也作元伯。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中途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后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病逝于北京。其主要著作《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

艺术特色

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

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我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的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现在随着地下墨迹的不断出土，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这门学问除夸扬珍异、竞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约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启功先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他写这首诗是有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则往往视而不见。名家如孙承泽、翁方纲以及叶昌炽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过文辞内容。正因为这样，他把历来定论的《曹娥碑》驳得体无完肤。因此，所谓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况蔡邕的书丹。

启功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我最喜欢他的发比喻，时出妙语，对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其独特的《论书绝句百首》，这是他数十年书法实践、研究的体会。特别是诗中的自注，行文隽逸，阐见解。我自己有些长期窒碍的问题，读了之后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开朗之感。诸如考证《鶺鸰颂》出于开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远后之临《乐毅论》以证明王羲之书体势之雄强；鉴定张旭书庚信《步虚词作》实为大中祥符以后宋之笔；以西陲晋人残纸证《阁帖》中索靖书法的本来面目。这些都是翻书法史上成说的案，论据充分坚实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论蔡襄、祝允明书法之未成自己体段；柳公权、黄庭坚书法用笔尽笔心之力，结字聚字心之势。而其中对历代著名书法家之特色，各时代书法的体势、风格，以至辨别书体源流，变迁原因，都是非常精辟的。 启功年表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北京。

启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排行第五，名弘昼，封“和亲王”。其后代逐渐从王府中分离出来，至其曾祖时，家族已失去门荫，要通过科举找出路了。曾祖溥良，考中进士，入翰林，清末曾任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祖父毓隆，也是翰林出身，为典礼院学士，曾任学政、主考。

一九一三年 一岁 父亲去世，随祖父生活。

为祈福，祖父曾让他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做记名的小喇嘛 ，取名“察格多尔札布”。当时正是辛亥之后，清廷逊位，其曾祖绝意政治，不愿居京城，以示不再过问国事。恰其曾祖有一门生，名陈云诰，亦是翰林，家为河北易县首富，广有资财，于是出资在易县城中购买房舍，请其曾祖居住。曾祖乃携家人迁居易县，启功时年方三四岁。稍后，入私塾读诗文。

一九二二年 十岁

曾祖去世。家业因偿还债务而衰落。

一九二三年 十一岁 祖父去世。

家中变卖世藏书籍以作殡葬费用。当时母亲克连珍与尚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都年仅二十余岁，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担。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线单传的侄子成人，毅然终身不嫁，并把自己看做是这个家庭中的男人。启功亦称姑姑为“爹爹”（满俗，“爹爹”即叔叔）。

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六年 十二岁至十四岁

在北京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读书。幼年启功，看到祖父案边墙上挂有大幅山水是叔祖画的，又见祖父拿过小扇画上竹石，几笔而成，感到非常奇妙，便产生“做一个画家”的愿望。他在学校的习作，曾被学校选为礼品赠送给知名人士。

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 十五岁至十七岁

经长亲带领，拜贾羲民先生学画，贾先生博通画史，对于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见解卓识。常带启功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代书画，有时还和一些朋友随看随加评论，启功也一一记下。这些活动使启功深受启迪和教育。 启功想多学些画法技巧，贾先生又将他介绍给吴镜汀先生。吴先生教授画法，极为耐心，绝不笼统空谈，而是专门把极关重要的窍门指出，使启功长进很快。一次，一位长亲命他画一幅画，说要装裱后挂起，他感到很光荣。但长亲又说：“画完后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落款”，这又给他很大刺激，从此发愤练字。

一九三○年 十八岁

经老世交介绍，从戴姜福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诗词。由于老师的精心培育，加上他刻苦自学，从青年时候起，便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九三二年 二十岁

与章宝琛完婚。章氏，满族，长启功两岁。 为维持生活，教家馆，有时也作画卖钱。

一九三三年 二十一岁

经傅增湘先生介绍，受教于陈垣先生，陈垣先生看过他的作品，认为“写作俱佳”，便安排他在辅仁中学任国文教员。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教育岗位，主要精力都在教授古典文学，中间也卖过字画，但他说：“那只是副业。”

一九三五年 二十三岁

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业余从事书画创作。

一九三八年 二十六岁

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抗战胜利后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文献馆审稿和鉴定文物。

一九四九年 三十七岁

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教授。

一九五二年 四十岁

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古典文学。同年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后又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此后曾与向达、王重民、周一良、曾毅公、王麇菽诸人标点敦煌变文俗曲。稍后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程乙本作注释，这是建国后首次出版的《红楼梦》注释本。 一九五七年 四十五岁 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

一九六二年 五十岁

撰写完成《古代字体论稿》和《诗文声律论稿》两本书稿。

一九六三年 五十一岁

撰写了《〈红楼梦〉札记》

一九六六年 五十四岁

“文革”爆发，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活动被迫中止，但私下里治学不辍。由于他精通书法，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写大字报。

一九七一年 五十九岁

参与中华书局组织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工作，与王钟翰等负责标点《清史稿》。

一九七五年 六十三岁

夫人章宝琛逝世。

一九七六年 六十四岁

粉碎四人帮之后，师大恢复课程。

一九七七年 六十五岁

《诗文声律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九七八年 六十六岁

文革后落实政策仍被聘为教授。

一九七九年 六十七岁

《古代字体论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 六十九岁

《启功丛稿》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被推为副主席。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赴香港讲学，作关于汉语和《红楼梦》的讲演。

一九八二年 七十岁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任该组成员。

一九八三年 七十一岁

应中宣部《中国美术全集》办公室聘请，任《中国美术全集》顾问。 参与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由七位专家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负责甄别、鉴定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博物馆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的真伪。

一九八四年 七十二岁

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一九八六年 七十四岁

被任命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九八九年 七十七岁

四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启功韵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年 七十八岁

《论书绝句一百首》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以诗的形式总结了他几十年来书法实践的系统理论，对历代书家有评论，对书法的结字、用笔有独到见解。 为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在香港举办“启功书画义展”。

一九九一年 七十九岁

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汉语现象论丛》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同年十一月底，将义卖字画所得一百六十三万余元全部捐给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九月，赴日本东京、大阪访问，参观大阪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珍品。

一九九二年 八十岁

全国政协、北京师范大学、荣宝斋联合举办“启功书画展”，先后在北京、广州和日本展出。 《说八股》、《启功论书札记》、《启功书画留影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 八十二岁

赴韩国进行书画交流。荣宝斋与韩国东方画廊联合举办“启功·金膺显书法联展”先后在北京和汉城展出。 《启功絮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五年 八十三岁

《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启功书画作品专集》由荣宝斋出版。

一九九六年 八十四岁

十月，赴美、德、法三国访问，参观三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中国书画珍品。

一九九七年 八十五岁

四月，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书画代表团赴新加坡，举办中央文史馆馆员书画作品展，启功先生任团长。十月，应香港商务印书馆邀请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周年活动，为香港回归创作书画作品多件。 《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日文译本在东京出版。

一九九八年 八十六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和第六、七、八、九届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二〇〇五年 九十三岁

六月三十日二时二十五分病逝于北京。

启功先生论著出版年表

1953年

《红楼梦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

《敦煌变文集》（与人合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5年

《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

1977年

《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

1981年

《启功从稿》，中华书局

1982年

《启功先生讲书法》（录像带），北京师范大学

1985年

《启功书法选》，人民美术出版社

《启功书法作品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书绝句》，商务印书馆（香港）

1986年

《启功书法作品选》（缩印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法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法概论参考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宇野雪村书画展》，（日本印刷）

1988年

《书法教学》（录像带），北京师范大学音像出版社

1989 年

《启功韵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

《论书绝句》，商务印书馆（香港）、三联书店

《启功草书千字文》，中国和平出版社

《启功书画展留影》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1991年

《汉语现象论丛》，商务印书馆（香港）

《说八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

《启功论书札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书画留影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

《荣宝斋画谱－启功卷》，荣宝斋出版社

1994年

《启功絮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荣宝斋出版社

1997年

《启功书话》（即论书绝句一百首日文版），日本二玄社出版

《论书绝句》（再版），三联书店

1998年

《当代书法家精品集启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

《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再版

《启功赘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丛稿》（论文卷、题跋卷、诗词卷），中华书局

2000年

《启功三帖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说八股》，中华书局

《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

2001年

《启功论书法》（宣纸本），文物出版社

《启功书画集》，文物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临帖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启功书画絮语墨迹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启功临怀素自叙贴》，荣宝斋出版社

《启功临王羲之十七贴》，荣宝斋出版社

《论书绝句》注释本，三联书店

《真茗阁藏名人书画－启功卷》，文物出版社

《诗文声律论稿》（墨迹本）（修订版），中华书局

2003年

《启功草书千字文》（再版），中国和平出版社

《启功草书千字文》，上海书画出版社

《启功书法论丛》,文物版社

2004年

《启功讲学录》《启功韵语集》《启功题画诗墨迹选》《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启功临兰亭续贴》，荣宝斋出版社

《启功书画集》（普及本）文物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楷书千字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书画选集》（宣纸本），文物出版社

《启功书法选》（宣纸本），西泠印社

《坚净局丛帖－临写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给你讲书法》，中华书局

2006年

《启功题跋书画碑帖选》，文物出版社

爱新觉罗·溥任

爱新觉罗·溥任（1918年9月—2015年4月10日），又名金友之，满族，第二代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之子，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堂弟（本则异母弟）。

溥任1918年9月生于北京什刹海北岸摄政王府，母亲是载沣的侧福晋邓佳氏。1947年他创办北京竞业小学，至1988年退休。曾任政协北京市第七、八、九届委员。退休后致力于清史研究，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

2015年4月10日下午三点五十六分去世，享年96岁。

中文名：爱新觉罗·溥任

别名：金友之

国籍：中国

民族：满族

出生地：北京什刹海北岸摄政王府

出生日期：1918年9月21日

逝世日期：2015年4月10日

职业：政协委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新源西里小学名誉校长

主要成就：北京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

创办北京竞业小学

代表作品：《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醇亲王府回忆》

性别：男

人物生平

爱新觉罗·溥任，又名金友之，爱新觉罗·溥仪的四弟，生于北京什刹海北岸醇亲王府（今宋庆龄北京故居），生前居住在北京后海南锣鼓巷胡同边的蓑衣胡同2号院，一处平房院落内。有妻金瑜庭（1971年病逝）、张茂滢（1975年续娶，已去世）。与前妻共有三子二女，分别为长子金毓嶂、二子金毓_、大女儿金毓琨、二女儿金毓_、幼子金毓岚。

自幼学习旧学（旧时的历史文学）、书画。未随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而在1947年，在其父亲醇亲王载沣的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北京竞业小学，并自任校长，父亲载沣任董事长，妹妹当老师。过后将学校赠于政府，自己仅以一名教书匠的身份继续为学校服务，直到1988年方才退职。其大半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退休后的溥任投入研究清史。1918年，溥任出生在北京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在清末几十年里，醇王府显赫非常，先后出了两个皇帝。一个是溥任的二伯父光绪帝载_，一个是溥任的大哥宣统帝溥仪。在宣统王朝溥任的父亲载沣是监国摄政王。溥任是醇亲王府的第三代传人。

1911年12月6日溥任的父亲辞去监国摄政王位，退归王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率宣统皇帝退位，至此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绵延268年的大清帝国结束了。

“9·18”以后，溥任曾陪同父亲以私人身份去过一次东北，看溥仪和溥杰。亲眼看见他们处处受制于日本人和任凭关东军飞扬跋扈的样子，载沣很痛心。他对溥任说，当人家的儿皇帝有什么好处？连石敬瑭都不如。后来他装病不吃东西，溥仪怕出事，只得让他们回北京。

历史是沉重的。绝非如影视中“戏说”的那样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第一代醇亲王奕_五十大寿时，曾做了一面桦木镜。镜面上他手书“有镜之名无其用，吾人鉴之宜自重”。这是他一生涉险政治漩涡的真实感受，他堂名“九思”，自号“退潜”，时时自警，如履薄冰。这一点第二代醇亲王载沣领悟较深。他每日读书，不涉政局。

1947年溥任先生利用后海府里的空房子，办了个竞业小学，是私立的，靠变卖家里的东西维持。载沣是董事长，溥任是校长，老师不来他就代课，学校办得很有起色，最多时有200多个学生。

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进驻王府正宅，特务机关也看中了这座幽深的王府，里面秘设了监狱。全家住在花园里，载沣病重只能坐轮椅活动，里里外外全靠20多岁的溥任。大哥二哥自伪满洲国覆灭后生死不知，解放大军势如破竹围困北京势态不详，而每日艰难不安的生活又受到府内军、特务的骚扰，困苦可知。“那真是度日如年的日子！”溥老回忆说。

1949年1月30日北京和平解放，盘踞府里的军队特务一扫而光。王府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然而卧病在床的载沣心里总不轻松。全家赖以生存的王府产业会不会被人民政府没收，一家老小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答案出人意外，又令全家皆大欢喜。当时的市领导请示了中央，醇王府作为载沣的私产，政府可以出钱收购，以解当时办公用房短缺之急。

1949年10月，载沣让溥任出面将王府出售给高级工业学校，年底全家迁到东城魏家胡同一个挺大的宅院。

1951年3月，遵父命，溥任把王府的金印、银册等珍贵文物40多件和《廿四史》等七千多册图书献给文化部文物局。还陆续把府藏的一大批图书献给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等单位。载沣还率先废除了王府沿袭多年的繁文缛礼，欣然同意七女韫欢（金志坚）与一个平民的自由恋爱，并派溥任作代表出席了韫欢和她爱人乔宏志的集体婚礼。

主要著作

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

人物轶事

在北京鼓楼大街一条幽静的小巷里，有一座老式的四合院，前后两个小院的房子看上去都显得破败而陈旧，置身其中，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个王朝渐渐远去的背影。在经历了数次搬迁之后，爱新觉罗·溥任先生最终把家安顿在了这里，他已经在这里生活几十年了，院内草木丛茂，他并未刻意修剪，而是任其由着天性生长，倒也别有一番情趣。他和老伴住在里院的正屋里，屋内显得有些拥挤，几个硕大的书柜最为醒目，里面插满了各种版本的史书。书房的墙壁上端端正正挂着其祖父的治家名言，写字台旁挂着他早年用传统笔法所画的一幅山水画，笔清墨润，不染俗尘。由于溥任先生的特殊身份，他的行踪和生活情况格外引人关注。他曾3次东渡日本，并赴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参加书画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在国外，溥任的书法和山水画颇受观众好评。他曾同妻子一起赴香港游览，香港的多家新闻媒介报道了他们的行踪，一家电视台还专门邀请他们去做直播节目，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许多人求他写字作画，尽管他执意不收报酬，但还是得到了一笔不菲的回报，回来后不久，他就将这笔钱捐给了希望工程；同时，溥任向国家捐献出大量文物，更体现了赤诚的爱国之心。1951年，他先后3次分别向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和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捐献了“醇亲王宝”金印和镀金册、铜镜、八音盒等珍贵文物共28件及《二十四史》等古籍7121册、清朱批谕旨14包和孙中山照片、载沣照片等大量文物，文化部向他颁发了奖状予以嘉奖。1982年，他和溥杰向承德市博物馆捐献了清帝康熙、咸丰的御笔书法、慈禧太后书法等文物。1983年他们又向中国历史博物馆捐献了乾隆御题澄泥砚、清宫皇帝画像和末代皇帝溥仪的书法等文物。1997年他向北京市文史研究馆捐献了《清史稿》《十一朝东华录》等古今版本图书211册。1998年再一次向西城区档案馆捐献了图书。

在资助公益事业方面，溥任更是不遗余力，曾分别向希望工程、灾区人民和民族中小学捐款捐物，为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91年他和溥杰一道将书画款10000元捐献给北京郊区檀营满蒙小学。同年，安徽、江苏等省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溥任又向灾区人民捐赠5000元。1994年，他和二哥溥杰合作的书画在日本售出得60万日元，回国后全部捐献给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建立我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首开先河。1996年，他作为市政协委员赴密云县视察民族教育，当即向古北口满回民族小学捐款。该校特聘溥任为名誉校长，并将此款设立“友之奖学金”，奖给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1998年再次向古北口满回民族小学捐赠10万元。1996年6月，他应邀赴韩国举办书画展，行前置装仅用300元人民币买了一套廉价西服，回国后却把在国外出售书画的钱全部捐献，溥任热心祖国民族教育事业的高风亮节实为罕见。

溥任年逾八秩，淡泊名利，甘守清寒。他所居住的几间旧平房，年久失修，夏天漏雨，本来可以将书画所得用来修缮，他却将大量款项捐献给公益事业，宁愿同老伴靠本来不丰的退休金节俭度日。

他参加文史馆的活动，本来可以报销出租车费，可他总是尽量骑自行车，以便节省开支。平日所用是花5元钱买来的旧式书包，穿的是花30元钱买来的处理夹克衫。他的这种俭以律己、厚心以济众的好品德使周围的人深为感动。

人物逝世

2015年4月10日下午3时，97岁的溥任因病在南锣鼓巷旧宅去世。4月16日上午10时，爱新觉罗·溥任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上百名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到现场悼念。

人物评价

溥任先生的晚年生活原本是十分平静而淡泊的，但也时常被一些麻烦事所困扰。经常有一些不负责任的作者写歪曲历史的作品以及冒充清室后裔的行骗者，为了维护家族和亲人的名誉，他都进行了坚决的驳斥和纠正，还历史本来面目。像1991年台湾冒出了3个溥任，国内外一些新闻媒介纷纷误导，4个溥任真假难辨。当时在北京的溥杰、溥任兄弟几人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通过台湾《中国时报》揭穿了假冒者的嘴脸。曾经浙江还出了一个叫溥儇的人，冒充是清室后裔，他说他是清末摄政王的庶出之子。一时海内外十几家报刊对溥儇“王子”身世进行了报道。经溥杰、溥任二人联名向中央反映并公开发表讲话和文章，终于使政治骗子曝了光。有人大肆炒作他的大哥溥仪先生晚年的婚姻生活，书中充满了对溥仪先生的人格尊严的践踏，溥任先生愤慨地说：“我的大哥溥仪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其功过是非可以任人评说，当然也可以严谨的态度批评，但个人隐私不应当大肆宣扬。这样做既有违公序良俗，也是对溥仪作为一个公民名誉权的侵害。我们近亲属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广州有一位爱新觉罗·州迪，穿黄袍蓄长辫，以皇族后人自居。2007年，州迪回辽宁抚顺拜祭先祖，期间在北京拜访了溥任先生。溥任和州迪的父亲有一面之缘。当时溥任居住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年事已高，深居简出，谢绝探望。回忆当时见面的情景，溥任一见州迪一身清装打扮，劈头就劝他：“不要眷恋清朝，不要搞特殊化，改去清装，做回一个寻常百姓。”

溥任先生是一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一向为人正直、纯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第四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

任继愈先生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他最初相信儒家。解放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他是做得最好的一位。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十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七十年代后期，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他在《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 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一文中，指出“司马迁的《史记》把老子与韩非合在一起，写成《老子韩非列传》。古人曾指责司马迁分类不当，认为老子不应与韩非摆在一起，其实两家有相融相通处，《史记》的安排并不能算错，而且是可以理解的。”[1]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把对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连续发表了几篇研究佛教哲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后来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成为新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1964年，他奉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之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几十年来，世界宗教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宗教研究人才。他在继《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之后，又主编《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

任继愈先生第三项学术贡献是提出了“儒教是教说”，这一判断根本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这些年来，“儒教是教说”逐渐得到学术界理解和赞同。

任继愈先生的第四项学术贡献，是领导了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资料整理工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就领导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全书106册，102亿字。目前，《中华大藏经（下编）》也已经启动，预计2亿-3亿字。同时，任先生又主持编纂《中华大典》，预计7亿字。

任继愈先生的第五项学术贡献，是始终坚持以科学无神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坚持宗教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用无神论思想批判形形色色的有神论，抵制各种打着科学和民族文化旗号的土洋迷信。在他的领导下，创办了建国以来、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以宣传无神论为宗旨的杂志：《科学与无神论》。

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4卷本）、《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第1、2卷）、《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第1、2卷）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文收集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中国哲学史论》中。

任中敏的学术成就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获得的。从不被理解到一部部巨著艰难辛酸地出版，被戏称为“敲锣卖糖（唐）”事业。

在1980年以前的近30年里，由于政治的原因，他几乎没有上过讲台；居住在成都焦家巷、壁环村或水井街的一处阴暗狭小的房间里；白天背着装有热水瓶、旧日历纸片的背篓往图书馆读书，晚上整理所抄录的资料，凌晨时伏案写作。在中国的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对萧条的时期，但性格刚强的任中敏却使它成为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1955年，在接受肃反运动隔离审查之前，任中敏完成并出版了《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曲初探》两部著作。1962年前，任中敏以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的身份，撰就了《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优语集》等4部书稿，并出版了前面两部。文化大革命毁掉了他的全部手稿，包括篇幅达数百万字的《唐宋燕乐集成》；但他利用劳动改造的余暇发愤编著了《敦煌歌辞总编》。此书后来伴随他作了两次远途迁徙：1978年，在旅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兼职研究人员之时，他借助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卷对全书资料作了校订和补充。1980年回到故乡任扬州师院教授后，他续加补订，在90岁那年看到了这部作为毕身学术之总结的巨著问世。以上7部著作，300多万字，以曲艺、戏剧、音乐之三足，支撑起了一个系统的唐代文艺学。1981年，已是85岁高龄的任中敏，由扬州师院向国家申报硕士生导师资格，而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这是异数。他一共指导了3位博士生，其中有两位现已在他们就读过的博士点上继承老师的事业，担任博士生导师。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宋以前“不具备真正的戏剧形式”，任中敏对此首先提出怀疑。而戏剧作为声乐文学与艺术的结合，古代无录音、录像资料，正统文学史家也不屑一顾，其文字载录多存在于民间教坊与石窟之中，人们难以见到。任先生冒雨冲风，访贤探幽，搜得数千万言原始资料。然后爬罗剔抉，排比勾玄，形成自己独立而系统的见解。1951年，54岁的任中敏经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介绍，摆脱设摊卖豆的生涯，到四川大学任教。他订立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写《唐艺发微》八大部著作，每部一百万字左右，并寻求出版社出版。他说，从此不卖五香豆，改为卖糖（唐），敲锣卖糖了。

1955年6月11日，任先生58岁生日时《唐戏弄》搁笔。《唐戏弄》是他计划中《唐艺发微》的第一部，计90万字，以大量史料论述唐戏之盛。他从剧目、曲词、道具、程式等方面作全面考察，将唐戏分为八大类：1．声诗；2．长短句；3．大曲；4．变文；5．戏弄；6．酒令；7．雅乐歌辞；8．琴曲歌辞。这本书的出版，将会向广大读者打开唐代声乐文艺百花园的大门。可不幸的是，1957年任先生被错打为右派。第一颗“糖丸”未被卖出，就面临关门歇业之险，作家出版社独具慧眼，仍愿担风险出这本书，就同先生商量，改个名字。任先生说：“这好办，只要书能出来，随便叫什么都行。前人搞全唐诗，我不敢同他比。我论唐戏，只谈戏剧，不谈排优、百戏，只是一个‘半边体'，算半个唐，就叫‘半唐'吧。”出版社在排印时，“唐”前又加个土旁，成“半塘”。任老提出去土旁，但已来不及改。从此“半塘”这个名字叫响了古典文学研究界。

1962年，任先生的《教坊记笺订》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经他的学生胡乔木、蒋南翔与有关方面商谈，调到扬州师范学院工作。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同年《优语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84年，《唐声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敦煌歌辞总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海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120万字的《敦煌歌辞总编》是敦煌学回到中国的宣言书（日本人曾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任老笔耕七十余年，当《敦煌歌辞总编》出版的时候，他与学生王小盾合作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 、与助手童健合作的《唐著词》也都列入出版计划。从而，《唐艺发微》八大部的计划基本完成。1987年6月，同人为他90寿辰庆贺，他致答辞时笑谈数十年敲锣卖糖的艰辛。谭佛雏教授在签名簿上顺题：巴蜀维扬，九十星霜；半生事业，敲锣卖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