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以克尔凯郭尔、尼采、叔本华等为代表的“神思宗之最新者”开始颠覆了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建立的理性传统。他们“反省于内面者深”，使“理想为之一变”，使世界“思潮为之更张，鹜外者渐转而趣在二十世纪初叶，鲁迅地把握住了西方思潮由理生命意志的转变强调“去现实物质与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 Cil在其小说创作中由于中本人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主义之大旗(“鹜外历程和生命体验也使他始终忘怀不“意识和思考。在鲁迅小说中，他一再物形和评价，命个体性的认识和强调。这种生命的个体性即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所指出的“个人殊特之性”(与之相反的则的、不可复制的，因此从本质上说，他必然具有独立性，是一个体。《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真切地劝转“吃人”的大哥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时，也痛苦地意识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的妹子的几片肉”。“吃人’，而出自于“无意”(

“中间物 ”哲学生存论是以对生命个体性和局限性的确认为前提的。一方面，鲁迅对生命个体性的重视，导致了“执着现在”的时间— 生命观:另一方面，鲁迅对生命局限性的体悟，又决定了其有关生命存在状态的绝望意识。由于中间物意识消解了任何个休生命的终极性、永恒性，所以归根到底，它就是一种绝望意识。人是一种有限的生命存在，他宿命般地伴随着罪性，始终处在被抛的痛苦之中。因此，“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生命即存在于苦痛的状态中。绝望 意 识关涉到人对自身及世界的整体情绪和态度，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个体生命自身来看，人是被无来由地抛掷在世的，人与他人并无有机的联系，因而是彻底孤独的;二是在个体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上，世界既然外在于个体生命，而个体生命又无法避却自身的有限性，因而人和世界在意义上都是虚空的。在分析鲁迅小说对生命存在状态的描述之前，考察一下主体的创作心态该会帮助我们了解鲁迅这种对于人和世界的情绪和态度的吧。综合起来看，鲁迅的三个小说集都创作在寂寞、孤独和虚空的心境中。这种寂寞、孤独、虚空的主体心态是鲁迅本人绝望意识的表现，它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小说中，并通过小说中的形象设置、情节安排、情绪调配等流露出来。这种主体心态首先投射到小说人物关系的设置上。他所建构的人物关系图式表明:人是生活在异己力量中的，因而人根本上是无助的、孤独的。鲁迅的许多小说都反复申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这一母题。他有时借助于小说中的人物之口直接咀嚼这种人生的苦味，宣泄这种痛苦的生命情绪。在《故乡》中，闰土与“我”重逢后的一声“老爷’，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嘴;“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怕的厚障壁了。”在离开故乡后，“我，还在这样痛苦地玩味人生的隔膜之苦:“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但他小说中更多的则是借助于情节的安排、场景的描写和形象的刻画来表现这一母题。《孔乙己》开头所描写的鲁镇酒店的格局实际上就象征着人生的隔膜状态。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隔膜的背景下，善良而穷酸的孔乙己的结局是早就命定了的。他虽然直接死在丁举人对他的肉体摧残上，但实际上他的心灵早在众人的哄笑和“我”的奚落这样的精神虐杀中死去了。

这种隔膜不但存在于个体与“外人”之间，而且还深人到了家庭内部。《风波》中的七斤嫂在皇帝坐了龙庭的消息传来之后“恨到七斤”，这并非是为七斤没有辫子而为七斤生命担优(她说他是“自作自受”)，而是唯恐“带累了我们”。《弟兄》中的兄弟似乎是“鹊鸽在原”，在弟弟靖甫生病之后，兄长沛君非常着急地为他请医找药，但其真实的动机却是担心弟弟死后其家属的生计拖累自己。如此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人与人之间几乎都处在尖锐的对立中，他人对于特定个体来说都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因此，这些个体便不能不感到彻骨的孤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个体的孤独虽然有经验层面上的社会因素，但这些因素却都不是偶然的、稍纵即逝的，而是必然的、永恒的，它们成了偶然个体存在的一种本然处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独也就成了个体本然的不可改变的存在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体对于他人来说是纯属多余的外在的存在。孔乙已活着是他人取笑的材料，“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对于他人来说，他们是异己的甚至没有理由的存在，因此，他们也就只能孤独的活着，孤独的死去。鲁迅小 说 的绝望意识不但表现在对生命孤独状态的发现和揭示中，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对虚空的自觉上。这种虚空意识首先表现在:人既然无法避免自身的有限性，因而人在本质上必然是虚空的。

如前所述，中间物意识是以时间为背景的;对于特定个体来说，其生命都只能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其终点就是死亡，就是坟。这一有限性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这是个体生命虚空、荒诞的表现。正是出于这种虚空意识，他的小说描写了各种各样的死亡，并由此形成了死亡者的形象系列:这里有上一代知识分子孔乙己、陈士成，有新一代知识分子魏连受;有革命者夏瑜;有愚昧的民众华小栓、阿Q;有农村妇女祥林嫂，有知识女性子君;有未成年的儿童宝儿;有人类的母亲女蜗;有饿死在首阳山上的遗老伯夷、叔齐;甚至还有动物，如被黑猫所害的小兔、被鸭子所吃的科斗⋯⋯这些死亡或有价值，或无价值;或祟高，或卑下;或自然，或偶然。不管它们本身性质如何、具体原因何在，它们都指出了生命无可掩饰、无法回避的真实。这里流露出来的正是对人的生命本身的绝望。个体生命不由自主地被抛掷在世，面临唯一的真实竟是死亡;而且有限的生命竟也是向死而生、为死而活。鲁迅小说对死亡的大量描写，揭开了生命的这一真实底蕴。

生命的终点是“虚空”，那么，在“向死而生”的生命历程中，在个体生命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上，生命的存在状态又是怎样的呢答曰:仍然是“只有一个虚空”(《伤逝》)。这种生命历程中的“虚空”最集中地表现在人生在世时那些无往而不在的让人无法选择而又不能不选择的二难困境中。外在世界不但没有为有限的个体生命的实现创造条件，反而时时处处为其设置障碍，使之陷人这种悖论式的绝境中。在此困境中，人们自然只能领悟到生命的虚空和世界的无意义魏连受作为一个“异样的人”，喜欢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而导致失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要坚持他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就必须以牺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活不下去”);如要活下去，就必须“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涓生在业已失去对子君的爱情之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离异，要么苟活。离异固然可能救出自己，但又可能牺牲子君(“我想到她的死”);而荀活下去，虽然可能使子君免于死亡，但又要以牺牲自己的个人自由意志为代价。在魏连受、涓生的如上两种选择中，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其合理性，但又都是有罪的;因为其中任何一种合理性的实现都是以对另一种合理性的损毁为前提和代价的— 两种都具有合理性的选择本身正构成了悲剧性的冲突。虽说个体生命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在这种境况中，他们却没有不选择的自由。而一旦在其中作出了选择，也就等于同时选择了“有罪，’这就使他们处在了极其虚空、荒诞的境地。这种境地正是生命存在的困境所在，其中浸透了贬人肌骨的有关生命存在状态的绝望意识。无怪乎在作出了无法回避的选择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感到了生命的虚空、无意义。魏连受的选择使他在胜利的同时感到了“真的失败”。而涓生在子君死后痛感希望、欢欣、爱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生命的终点是虚空(死亡)，而生命的向死而生的历程也因外在世界所抛掷的这种二难困境的纠缠同样成了虚空。鲁迅小说所展示的这种孤独、虚空的生命存在状态既为特定背景中的人物所拥有、所体悟，当然更为作者所拥有、所洞察，是他自我心境的折光;因为只有当创作主体对生命有如此透彻的感悟时，他笔下创造出来的人物才可能处在如此状态中。这正如他自己所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间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

鲁迅小说对孤独、虚空这种本然的生命存在状态的深刻体悟，消解了任何意义层次的希望表现出了“推‘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绝望意识。如果他对生命的领悟仅于此，那么就可能陷人虚无主义的泥淖。但实际上，鲁迅是“轻蔑虚无主义者”的。

鲁迅之所以在意识到人生在世的虚无、绝望的同时而没有走向虚无主义，是因为他能够从中间物意识内含的执着现在的“时间— 生命观”出发，偏要向它们作“绝望的抗战”并发出了战斗的“偏激的声音”。

这也就意味着这种绝望只是他思想的山发点，而不是其终点。以绝望意识作为自己生存思想的出发点(即“在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则能使无意义地生存在异己世界中的人获得生命的意义，通过人的自由抉择、白由决断使无来由地被抛掷在世的白我获得生命意义的确证从而“在无所希华中得救”。因此，在鲁迅的生命意识中，“绝望”为“抗战”提供了前提和动力，而“扰战’乡则为“绝望”提供了目的和意义。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李长之所说:“因为他虚无，怡恰可以发挥他那反抗性,鲁 迅 小 说中的“绝望的抗战”这一生命意识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它说明“抗战”的对象是“绝望”，即习反抗绝望气二是它又表明“抗战尸本身又是“绝望”的。从第一个层面上来看，因为抗战的对象是生命存在本源性的孤独和虚空，所以它不可能借助于任何异己的外在力量来实现个体生命的意义，而必须依靠个体生命的自我负责、自我抉择和自我行动来确证自我的存在价值。不妨说，生命的存在意义也就在于个体生命自主、自为的“当下之行”中。从这种生命价值观出发，鲁迅小说批判了放弃精神信仰、因而也放弃自主抉择责任的思想倾向。反抗绝望意味着个体生命通过自主自为的行动，在绝望的世界中找寻自我的意义。外在世界无法为人提供意义和价值，因此它们只能由行动主体来自我测定、自我承担，使“自身”成为“神”。Cs7所以，人的自主自为的另一面就是自我负责。放弃选择的责任即放弃了自我，放弃了生命;而不负责任的选择同样会使自我生命误人歧途。吕纬甫本是一个祟尚新学的知识分子，但当一个残酷的二难选择摆在他面前时，他为了维持生计而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种“敷敷衍衍，、“随随便便”的选择固然有其不得已之处，但屈服于低层次的自我生存本能而放弃自我的自由意志的行为至少可以说是不负贵任的。虽说这其中的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其合理性，但这两种合理性并不是对等的;真正使人成为人、使人获得生存意义的却显然是对自我意志的坚守。对这种不负贵任的选择，吕纬甫也深感“无聊”、“消沉”;作者对此显然也是持批判态度的。耍明确这一点，我们不妨进一步把他和魏连R作一比较。如前所述，魏连及与他一样，也面临着如何活下去的问题。尽管他选择的也仿佛是吕纬甫的人生道路，其中也包含着“罪性”，但同中有异的是他始终没有泯灭自我的自由意志。他是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来向外在于自己的世俗世界复仇。不管他所选择的方式如何，他敢于坚守自己的意志、敢于自我负责的精神本身正是其生命的价值所在。而这恰恰是吕纬甫所缺乏的。

在以上这些小说中，鲁迅主要是从负面批判了放弃选择责任和对选择不负责任的生命态度。因为在鲁迅看来，这两种生命态度都无从证实生命的意义，因而也无从借此来与绝望抗战。鲁迅小说也从正面表现了对子生命的应然态度，这可以伤逝为代表。在与子君的感情出现裂痕之后，泪生深刻地反省自己“大半年来，只为了爱，— 育目的爱，— 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气而后随着爱情的消逝原来仅仅包蕴在爱悄中的生命意义也便丧失殆尽，他不能不感到失去生命本源意义以后的空虚和绝望。为了反扰空虚和绝望以寻找生命的意义涓生在二难抉择的困境中作出了自主抉择— 与子君离异。他对这一抉择是负责的，其原意乃在使子君和自己能够贯彻自由意志，同去开辟“新的生路”。但是，这一反抗绝望的行为随着子君的死去换来的也“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即便如此，涓生为了反抗这一新的虚空和绝望，仍然相信“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出去，因为我还活着”。在他看来，生命在世(“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以“跨出去夕，的行为去开辟“新的生路”，以不断的寻路和不断的“跨出去”来确证生命的价值。

这种清醒的寻路意识是鲁迅小说反抗绝望思想的精义。它不但为《伤逝》主人公涓生所拥有，而且也表现在其他第一人称小说中的叙述者那里。《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放弃了自己的意志，对绝望抱着“随随便便”的态度，因此连他自己也已变作绝望的化身。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叙述者以一种审视的目光思索着他的生命之路，最后通过“我”和他分道扬铺的描写，具象地展示了反抗绝望的生命形式一一走:“我独自向着旅馆走”，尽管前面是“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

鲁迅小说 就是这样通过负面的批判和正面的肯定，确认了以高扬自我抉择、自我负责的自由意志来反抗绝望的人生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绝望的抗战就是对希望的肯定，恰恰相反，他认为“抗战”的结果不会导致希望，而同样是绝望的。这就涉及到他的“绝望的抗战’，含义的第二个层面。在这一层面上，“杭战”的对象是绝望，但对绝望的反抗并不是直接指向希望的绝望可以反杭并不意味着这绝望可以战胜、可以克服。因为绝望是有局限性的人之本然的生命存在状态所以人就不可能右终极性的希望可舀;进而言之，如果真有终极性的希望的彼岸的话，人就不可能成为中间物。因此，反抗绝望的行为不可能笼罩在希望的祥光之下，它只能是绝望的。所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故乡》)，它是同绝望一样虚妄的‘如果说有，它也只能存在于“抗战’，的当下之行中。综上 所 述，鲁迅小说从以生命存在的个体性和有限性为本质内涵的中间物意识出发，既消解了任何外在于个体存在的终极性，也消解了个体存在的终极性;并由此导致了人对自身及外在世界的双19绝望意识— 孤独意识和虚空意识。但是，这种绝望意识并没有引发否定人之存在意义的虚无主义，而是以其为出发点，强调以自我选择、自我负责、自我创造来确证虚空生命的存在价值，因此小说贯穿了“绝望的抗战”的主旋律。小说中所展示的向绝V抗战、在绝望中抗战这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赋予生命以崇高的意义和悲壮的色彩。

参考资料：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 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 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 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 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 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 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 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 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 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 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 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 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 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 《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 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 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 《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 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 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 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 《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 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 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 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 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 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 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

有关资料

一、补充注释

1．〔“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应读作：“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引自《论语·述而》，意思是：“仁这东西很遥远吗？我想得到仁，这仁就来了。”是宣扬孔子哲学思想“仁”的。

2．〔“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应读作：“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引自《幼学琼林·身体》。原文是“笑人齿缺，胡为狗窦大开。”意思是：“笑人家牙齿缺了，（那口）像个狗洞大开着。”

3．〔“上九潜龙勿用”〕引自《易经·乾卦》。“上九”原文是“初九”，“潜龙勿用”即所谓“龙德而隐者也”。意思是说，恶势力强大时，才高德重的“好人”就要隐居起来，暂时不出去做官，以免被害。

4．〔怪哉〕宋朝人编的《太平广记》473卷里有这样的记载：汉武帝幸甘泉，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牙齿耳鼻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东方朔视之，还对曰：“此虫名怪哉。昔时拘系无辜，众庶悉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须臾糜散。

5．〔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幼年读书的地方。他于1892年2月，12岁那年到这里入学。第二年秋后，因祖父下狱，少年鲁迅离家去绍兴农村——皇甫庄、小皋埠避难，故学业中断。1894年夏间回家，仍返三味书屋。这样一直到大约1898年往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前半年才离开，其间断而复续，首尾竟达六年……

这里的一切都保存得十分完好。仍旧如鲁迅回忆时写的那样：“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这匾和画，解放前曾散失，解放后，党派干部想尽办法才找回来。当年和鲁迅一道念书的同学，解放初还有周梅卿、章祥耀、王福林三位健在，按照这三位老同学的回忆，三味书屋恢复了原来的布置。屋子里，好像是中国旧式的客厅，这在今天的青少年看来，是会感到奇特的。学生的座位一共有11个；鲁迅的座位排在北墙边，是一张带抽屉的长方形桌子，桌子后面放着一张略嫌低些的椅子。这儿光线很暗，空气也显得潮湿。他的书桌右角，至今还刻有一个约一寸见方的“早”字，刀法简朴挺直，它是鲁迅幼年手刻的一件极为珍贵的木刻文物。至于它的来历，据说是这样的：有一天，鲁迅上学迟到了，受到塾师的责备，他就用小刀刻下了这个方方正正的“早”字，来督促自己。从此，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6．〔私塾〕私塾乃我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传播祖国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使学童在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

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私塾的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长学”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

至于私塾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如对蒙童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的具体规定，为我国教育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先生完全采用注入式。讲课时，先生正襟危坐，学生依次把书放在先生的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先生圈点口哼，讲毕，命学生复述。其后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先生规定朗读之书，学生须一律背诵。另外，私塾中体罚盛行，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和耳朵、打手心等。

7．〔“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出自清代武进人刘翰的《李克用置酒三垂冈赋》，文载清人王先谦所编《清嘉集初编》卷五。李克用为晚唐沙陀人，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而官封晋王。他为了争夺地盘，扩大势力范围，与另一地方军阀、农民起义的叛徒朱温连年攻战不停。三垂冈一名三垂山，在今山西潞城县西。李克用曾因一次对梁战争的胜利在此置酒庆贺。刘翰赋写的就是这次宴会的盛况。“金叵箩”是一种敞口的浅杯，那形制也许同现今戏曲舞台上用作道具的长方形酒卮相仿佛。鲁迅先生所引刘翰赋中的“金叵箩”一词也应作如是观，否则与下文“千杯未醉”四字便难以缀连榫合。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写作背景：

这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写于1926年9月18日，最早发表于同年10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九期上，副题：《旧事重提之六》，后由作者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看，我国正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时期，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顺利北伐，冲击着北洋军阀的统治。另一方面，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加紧迫害革命力量，斗争很尖锐。无论是在1924年的女师大事件中，还是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先生始终坚定地站在爱国青年学生一边，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等一系列文章，与反动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战斗。当然，这也就更加触怒了封建军阀，而被诬陷，被通缉。为了安全起见，鲁迅先生在许寿裳等友人的敦促和帮助下，先是暂避在西城锦什坊的莽原社里，后又辗转住进几家外国医院，最后于9月初到达厦门，经林语堂推荐，在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

鲁迅在厦大仅一百三十多天的日子里，一方面为革命风暴在南方的兴起而欢欣鼓舞，正如9月14日给正在广州的许广平的信中所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可是，另一方面，鲁迅不久就发现，厦门也骨子里和北京没有什么两样，“沉沉如死”。厦大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林文庆，是个顽固守旧分子，他使厦大弥散着尊孔复古的空气，令人窒息。林文庆与跟踪鲁迅而来的“现代评论派”分子串通起来，以种种卑劣手段排挤鲁迅。鲁迅此时又陷入渴望战斗而不可得的新的孤寂与苦闷之中，于是，对于往事的回忆便开始在他心中酝酿了，这正如《故事新编·序言》中所说：“直到1926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中出土了”。《朝花夕拾》小引中还有如下说明：“……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挤出集团之后了。”“朝花”，即清晨带露珠、色香“自然要好得多”的鲜花，指鲁迅青少年时的事；“夕拾”，是说直到中年以后才在回忆中把它们写出来，借以慰藉“夕时”“离奇和芜杂”的心情。

1专门的教育机构和执教人员

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历史的进步现象。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实现，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从事知识传授活动的知识分子和专门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场所--学校。学校的产生标志着教育在历史发展中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校是奴隶社会政治经济交叉作用、脑体分离、文化知识发展的共同产物。因为学校是专门的教育场所，须有固定的场地，专职的教育人员，特定的教育对象，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比较丰富和系统的教学内容，从而使教育从一般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社会活动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亚洲、巴比伦、埃及、印度、希伯莱、中国等东方国家，先于西方的希腊、罗马在奴隶社会诞生之后最早产生了学校。

学校教育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飞跃。一般认为，在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学校的萌芽，但是，作为独立存在的社会实践部门的学校教育，则是在奴隶制社会才出现的。学校教育的产生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为学校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能为社会提供相当数量的剩余产品，才使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教与学的活动。

(2)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为学校的产生提供了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知识分子。巫、史、卜、贞等就是我国最早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推动文化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作用，并且是学校产生的必要条件。

(3)文字的产生和知识的记载与整理达到了一定程度，使人类的间接经验传递成为可能。文字是记载人类总结出来的文化知识经验的唯一工具，所以，只有文字产生以后，才有可能建立起专门进行教育、组织教学的主要场所--学校。在文明古国中，中国是最早产生文字的国家之一。在国外，巴比伦和亚述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产生最古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前身)。埃及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产生文字(最初也是象形文字)。印度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产生了一种图画文字。学校正是在这些最古老的文字产生的地方相继出现。同时，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强化设置专门机构传授文化知识的社会需求。

(4)国家机器的产生，需要专门的教育机构来培养官吏和知识分子。国家的建立，意味着阶级对立比原始社会解体时期更为深化，统治者迫切需要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和强化对被统治者的思想统治。也就是说，不论是“建国君民”，还是“化民成俗”，都要创建学校。

学校的产生，一般地说是在奴隶社会。有了学校，便使教育成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领域，从而大大提高了教育实施的专门程度，具备了独立的社会职能。据中国古籍记载，中国奴隶社会已有庠、序、校、瞽宗等，后期还发展了政治与教育合一的国学、乡学体系。到封建社会，学校体制趋于完备。如唐代己有相当完备的学校体系，京都的儒学有弘文馆、崇文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京都的专门学校有律学、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学以及音乐学校、工艺学校。地方学校有按行政区划分的府、州、县学和由私人办的乡学。在西方，古希腊的斯巴达、雅典产生了文法学校、弦琴学校、体操学校以及青年军训团等教育机构。古埃及的王朝末期产生了宫廷学校。中世纪时期虽闭塞落后，但也出现了教会学校、世俗封建主的官廷学校以及后来的城市大学和行会学校。

2鲜明的阶级性和严格的等级性

在阶级社会里，受教育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被统治阶级只能在民间接受家庭教育。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的子弟入何种学校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奴隶社会重教育的阶级性，非统治阶级的子弟不能或无权入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夏、商、西周“学在官府，”限定只招收王太子、王子、诸侯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入学，乡学也只收奴隶主贵族子弟学习“六艺”以养成国家大大小小的官吏。西方古希腊斯巴达和雅典的学校专为贵族阶级而设。古埃及的宫廷学校只收王子、王孙和贵族子弟入学。劳动人民只能在生产和生活中，通过长者和师傅的言传身教，接受自然形态的教育。到封建社会，各国教育在阶级性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鲜明的等级性和宗教性。等级性表现为统治阶级子弟也要按家庭出身、父兄官职高低进入不同等级的学校。学校的等级与出仕授官、权利分配紧紧联系在一起。宗教性主要指在西方中世纪时期，教育为教会所垄断，世俗教育被扼杀，学校附设在教堂，教育目的是培养僧侣及为宗教服务的专门人才。

3文字的发展和典籍的出现丰富了教育内容，提高了教育职能文字、典籍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不只物化在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上，而且开始了知识形态的积累并将知识传给下一代。但教育内容重社会的典章制度，轻视生产知识传授。如古希腊、雅典的统治者崇尚文化学习，斯巴达统治者崇尚军事训练，古代印度实施宗教统治的婆罗门种姓注重神学学习，古代中国一向把儒家经典奉为学生必读教材，从奴隶社会的“六艺”，到封建社会的“四书”、“五经”。

4教育与生产劳动分离，学校轻视体力劳动，形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对立

教育一经从生产实践中分离出来成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后，两者便由分离走向对立。读书者把脱离劳动作为他们学习的基本追求，因而倡导“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劳动者由于生活所迫，失去了进入学校的权利，便与读书无缘。整个古代社会，脑体的分离，不仅是一种统治阶级倡行的思想和舆论，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上的规定。

5教育方法崇尚书本、呆读死记、强迫体罚、棍棒纪律

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以读书死、死读书为学校、私塾先生的 基本教学方法，这是与当时的社会人才选拔形式直接相关的。不能按时完成学业任务或不听从教师训示者则课以体罚，“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6官学和私学并行的教育体制

古代官学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地方官学指由地方官府所办的学校，学校经费源于官费。西周时期的“乡学”即是地方官学。由封建王朝直接举办和管理，旨在培养各种高级统治人才的学校系统则是中央官学。中央官学创于汉，盛于唐，衰于清末。与官学并行、行于民间的教育则为私学。私学起于春秋，孔子、少正卯都是私学的创始者。中国的私学伴随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个历史行程。

7个别施教或集体个别施教的教学组织形式

古代社会生产的手工业方式决定了教育上的个别施教形式。中国古代孔子的私学和众多的官学、私塾，其教学形态大都是个别施教，充其量是集体个别施教。至于西方的宫廷学校、职官学校等亦同样如此。

《女儿经》，又有称闺门女儿经。

《女儿经》大约撰于明代，作者不详，内容更加完美，在民间不断流传。

《女儿经》是中国古代对女子进行思想道德的教材，里面自然少不了封建社会对女子的压迫，比如三从四德，但排除那些糟糠，《女儿经》有些内容还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比如在为人、处事、治家等方面，它提倡敬老爱幼、勤俭节约、珍惜粮食、讲究卫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举止得体、注意礼貌等等，这些东西今天应当还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

在文革时期《女儿经》曾作为旧社会压迫妇女的典型遭到比较广泛的批判。

内容节选“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

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声，哥嫂前，请教训，火烛事，要小心，

穿衣裳，旧如新，做茶饭，要洁净，凡笑语，莫高声，人传话，不要听，

出嫁後，公姑敬，丈夫穷，莫生瞋，夫子贵，莫骄矜，出仕日，劝清政，

抚百姓，劝宽仁，我家富，莫欺贫，借物件，就奉承，应他急，感我情，

”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名物蒙求》、《治家格言》、《家诫要言》、《重订增广贤文》、《心相编》、《小儿语》、《续小儿语》、《女儿经》、《女小儿语》、《弟子职》、《千家诗》、《神童诗》、“续神童诗》、《幼学琼林》、《笠翁对韵》、《龙文鞭影》

《弟子规》、《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 《百家姓》

《千字文》、《孝经》 、《朱子治家格言》、《增广贤文》、《名贤集》

《女儿经》、《教儿经》、《小儿语》、 《小儿论》、 《二十四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