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等《书目答问补正》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文献学论著辑要》

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史简编》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

钱基博《版本通义》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

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古籍版本学500问》

程千帆等《校雠广义》（版本编、目录编、校勘编、典藏编）

陈垣《校勘学释例》

陈正宏等《古籍印本鉴定概说》

王力《古代汉语》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

方一新《训诂学概论》

唐作藩《音韵学教程》

孙钦善等《中国古文献学文选》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甲骨文编》、《金文编》上去了。实际上，对古文字的理解，常比默记更为重要。为了弥补记诵的不足，可以尽量利用工具书。如《经籍纂古》、《说文通训定声》、《新编上古音韵表》、《广韵声系》、《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等书，与学习研究都有裨益。新出的高明同志《古文字类编》、徐仲舒先生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分栏列举不同时代字体，尤有助于学者通习文字的流变。

唐兰先生说过：“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我这些年讲课，屡次介绍这句名言。我体会，唐先生的意思是强调文献知识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研究古文字，必须充分运用文献学的成果。以我所知，著名的古文字学者，无不在文献方面有高深造诣。以杨树达先生为例，先生研治小学多年，但直到抗日战争时避难湘西，才着手考释金文。他所著《积微居金文说》，真是妙义纷呈，创获独多。推其本源，其功力和方法都是从文献研究中得来。又如不久前逝世的陈直先生，所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三辅黄图校证》等多种，均以秦汉文物与古籍互相印证。即使是一砖一瓦，他信手拈来，都能用以说明一定的历史问题。没有对文献的精湛研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前几年，我们整理注释云梦秦简，特立一条凡例：“注释尽可能引用时代接近的古籍及其注释。”就是为便于对比研究。如一味追求高古，援弓《诗》、《书》古训，反与秦简不合。

读古书，首先要读常见书，不可偏好孤本秘籍。最普通的如《史记》，司马迁写作时将《诗》，《书》、《左传》、《国语》等熔于一炉，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本材料，三家注虽不理想，内容却很丰富，足资参考。有人以《史记》为常见，不值得细读，甚至治学多年，还没通读过《史记》，这是不足为训的。

古文字学又不能同考古学分开。在解放以前，绝大多数的古文字学材料得自偶然发现或者盗掘，学者研究甲骨、金文，不能不多靠拓本，侧重于文字的辨析，接触器物本身的机会较少，对出土情况更很难了解。现在的科学发掘材料，有明确的出土记录，其学术价值大为提高，所以学古文字的人不可不具备一定的考古知识。

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相辅相成，把文字考释与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常能解决单凭前者不能解答的疑难问题。研究青铜器，不仅注意铭文，还应观察其形制、纹饰、功能和冶铸技术。研究甲骨，也应该兼顾甲骨品种，修治方式及钻凿的形态。这些年新发现的重要古文字材料，象殷虚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青铜器、周原甲骨和青铜器、淅川下寺青铜器(我认为出令尹子庚鼎的墓不属于令尹子庚)、侯马等地载书、随县曾侯墓青铜器及竹简、云梦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等，都必须与遗址，墓葬结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所以，希望自学古文字学的同志多读有关的考古报告，如有机会参观博物馆或发掘现场，千万不要错过。

检索古文宇学论著及有关的考古材料，也应依靠工具书，即各种书目、索引。关于历代金石论著，可查容嫒的《金石书录目》，其补编刊于《考古通讯》1955年第三期。这部书近年又经增订，可望再版。解放以来的书籍论文，可使用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专科的目录，甲骨方面，有胡厚宣先生五十年代出版的《甲骨学五十年论著目》。《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所载萧楠《甲骨学论著目录》，可视为胡先生目录的续编。金文方面，容庚先生《宋代古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六期)，《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及张维持《评中国青铜器外文著述》(《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三期)，对掌握著录情况都非常有用。

翻阅书目，不要被前人著述的繁多吓倒。自学读书，应当精于选择。我年纪小的时候，总幻想读尽天下之书，实际上生也有涯，一个人一生能从头到尾看完的书，不会有多少种。如果不加别择，拚命读了好多书，不能消化，也没有多大用处。小说《谐铎》所讽刺的“两脚书橱”，足为鉴戒。我建议把要读的书分为两类，一为精读，一为泛览。精读的书，必须是对本人确属必要的好书，不管卷帙多寡，一定要读通读懂。这样的书，一年能读一两种，已经获益不浅。泛览的书，不妨扩大范围，目的在开拓眼界，但为珍惜精力，也不能太多。我学甲骨时，曾力求把有关论著全部读过，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功夫。有一种讲甲骨的线装书，册数很多，我从图书馆借来，用好些天时间通读，没有收获，本应到此为止。我又设法借到同一作者一种未刊稿，篇幅更长，苦读了不少天，仍归失望。自学者精力有限，这样的书，如不是为了写学术史，似可从缓阅读。

最后还想谈一下写作。我觉得练笔是很重要的，学到一定程度，能产生一些见解，就应该试写论文。过于矜慎，长期不肯开笔，容易陷于眼高手低的弊病。不过，论文应该有新见解，没有创见，那就不必写，至少不要发表。创见常与传统的成见相对立，要打破成见，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说：科学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是“正统”的，即指研究工作要不断创新。李卓吾论治学为文，应有胆、有识、有才，所谓胆，便是克服困难，破除成见的勇气。在古文字学研究中，想建立新说，有时也得经过多年的论难，没有决心和勇气，便不易于坚持下去。但是，有胆还必须有识，所谓识，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艰苦的功夫、真正的见识，虽然有李卓吾所说的“二十分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我个人对古文字学所知甚浅，学力非常有限，拉杂谈来，不知有没有足供青年朋友参考之处。至于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以后还有机会介绍。谨祝大家在自学上取得新的成绩。

《增广贤文》一开始就写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可见古人对学习他们的古人的重视。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进程，今人有古人，古人又有他们的古人，要割断古今的联系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中华民族生长繁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其所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全赖亙古不断的中国文化的滋养。因此，那种主张抛弃自己的祖宗、全盘西化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我突然想起了清朝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一段关于“泥古者愚”的文字。可算是记忆犹新吧。纪晓岚在书中所述，多为因果报应或鬼神仙狐之类的故事，没有多大价值。但也不乏精彩段落。其中关于“泥古者愚”的故事，就能给我们以教益。书中写道，一个名字为刘羽沖的人，性情孤僻，好讲古制，实际上却迂阔不可行。他偶然得到一本兵书，伏读一年，就自谓可将兵十万。恰好遇到土匪侵扰，他就自己训练乡兵与之角斗，结果全队溃败，自己也几乎被擒获。又得到一本古代的水利书，伏读一年，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便绘制成治水图，到各州县游说，却居然有一个好事的州官被说动，决定让他在一个村中试一试。结果沟渠刚挖成，就遇到涨大水，水顺渠灌入，淹得人几乎成了鱼鳖。他由此抑郁不自得，常独步庭阶，摇首自语曰：古人岂欺我哉！就这样一天千百遍地念这六个字，不久发病而死。就是死后，他的鬼魂也于风清月白之时，在墓前松柏下摇首独步，还在不停地念诵着六个字。因此作者感叹道：“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欤？”这个刘羽冲的可笑之处，不在于他爱读古书，好讲古制，而在于他并未把古书真正读懂，就急于事功，便不假思索地照搬古书上那一套，而忽视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因而其失败是必然无疑的。这虽然是一个愚蠢人所演的愚蠢故事，而实际生活中却不知有多少所谓聪明人也在上演这类故事啊！就是主张消极无为的庄子，其实也并不主张抛弃现实而返回到太古去。《庄子·外物》中记叙了庄子的一段话。他说：逃避现实，与世决裂的做法，那可不是至智厚德的人的做法啊！就是跌倒受挫也不返回，还是要继续火速奔跑而不回头吗？虽然过去有君臣关系，那也是世事造成的。世事一变，君臣的尊卑关系也就变了。所以至人是不固执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尊古而卑今，那是学者的风气。如果用远古帝王狶韦氏时代的淳朴风气来比照现在的世风，谁能不感到震动？只有至人才能遨游于世而不偏执，顺应人情而不丧失自己的本性。（原文：夫流遁之志，决绝之行，噫，非其至智厚德之任与！覆坠而不反，火驰而不顾？虽相与为君臣，时也。易世而无以相贱。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且以狶韦氏之流观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在如何对待古人，及其文化的态度上，我觉得柳宗元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柳宗元是唐朝文人中很有见识的一个人，可以算是唐朝新思想的一个代表。他的学问很深厚，正如韩愈所说，“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踔立风发，率常屈其座人”。他读了大量的古书，却并不是“食古不化”，而是善于对古事进行辨别，区别真假，提出自己的新见解。真可谓畅游于古籍，既钻进去，取其精粹，又跳出来，去其芜杂，真正做到为时所用，有益于社会。有很多见解远远高出古人和时人。例如他那篇著名的《封建论》以社会发展的眼光分析制度的变革，有理有据，以其充分的说服力折服了上千年的读者，对于中华民族建立统一的国家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阅读古籍上，他的很多论文无不以其独特的见解而令人信服。例如对《晏子春秋》一书，自汉代刘向以来，都把它列入儒家著作，而他却予以否定。他根据对该书内容的分析，认为它的观点多与墨家相同，因而当是墨子的门徒中某个齐国人写的。他这种不盲从前人而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又如对待《国语》这本书，更表现了他的批判精神和取精用弘的治学态度。《国语》相传为左丘明所作，记载了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的一些历史事实，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但书中却充满了大量天命鬼神之类的怪诞内容，往往陷人于迷途。为此，他特意摘取了书中六十七段文字，一一加以批驳，写成了《非国语》一书。谈到写作此书的原因，他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一文中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厖，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 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辄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谬。”，又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指出：“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仆故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由此可见，作者写《非国语》的目的，是有鉴于《国语》用华丽的文辞和离奇荒诞的故事诱人上当，因而不顾自己当时被贬所处的不利环境，还是要挺身而出，指出其弊病，以维护他所追求的“大中之道”。这也可以算是用文笔做武器进行的战斗吧。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待古文化的态度是有所取舍的，其着眼点是合理借鉴前人有用的东西来为社会服务，既不是颂古非今，也不是对古人全盘否定。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古人所应取的态度。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韩愈也曾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可见他在推贤举能方面的胸襟。有如此胸襟的古人不止韩愈一个。欧阳修、魏文侯、唐太宗、武则天也是这样的典型。他们的容人之处主要表现在：敢容，超过自己的人、敢容，有突出缺点的人、敢容，直言的人甚至反对自己的人。欧阳修：敢容，超过自己的人，容纳，比自己更强的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便是这一信条的实践者。他对苏轼的推举，就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