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

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

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2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3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

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4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

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

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新修本草》（公元657－659年，唐显庆2－4年）是苏敬等所编著。世称《唐本草》。 唐代的文化，在当时是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医药亦属文化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就药物而言，品种不断增加，内容日益丰富。而当时医家奉为用药指南的《本草经集注》，在内容方面存在着：“闻见阙于殊方……诠释拘于独学……秋采榆人，冬收云实。谬梁米之黄白，混剂子之牡蔓。异繁美于鸡肠，合由跋于鸢尾。防葵狼毒，妄日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铅锡莫辨，橙抽不分”等问题。而此后之医家，“更相祖述，罕能厘证”，“承疑行妄，曾无有觉”。这些存在问题，如不解决，势必以误传讹。因此，苏敏于唐显庆二年表请修定本草，得到唐高宗的批准，并命李劾等组织二十二人修定，实际上是由苏敬负责。于显庆四年修定完毕，名曰《新修本草》。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它比世界上有名的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800余年。 本书有本草20卷，目录1卷，又有药图25卷，图经7卷，计53卷。载药844种，比《本草经集注》增加114种。所增加的药物中，有一部分外来药品，如安息香、龙脑香、胡椒、诃黎勒等。分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回互类。

《周 易》

古代占筮用书,简称《易》，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全书分《经》、《传》两部分。《经》以八卦两两相覆，得六十四卦。每卦包括卦画、标题、卦辞、爻辞四部分。卦辞较简单，一般作说明题义之用。爻辞是各卦内容的主要部分。

《尚 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

包括虞、夏、商、周四代，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大部分是帝王的号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文字。大体上说，平时的叫“诰”，战时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叫“谟”。

《诗 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

《周 礼》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儒家的经典之一。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

《仪 礼》

《仪礼》一书记载同代的诸般礼节及其仪式。

《礼 记》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也是一篇重要的仁义道德教科书，其第一篇就开宗明义，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

《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又称《左传》或《春秋左氏传》，30卷。

《左氏春秋》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出17年。

《公羊春秋》

《公羊春秋》又称《公羊传》或《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

《谷梁春秋》

《谷梁春秋》又称《谷梁传》或《春秋谷梁传》，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谷传》的较好注本。

《论 语》

《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完成的。《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说法，大体可信。原始记录杂出于众手，最后编定当在战国初期，以曾参门人为主。

《孟 子》

这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着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孝 经》

《孝经》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着作。有人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邴疏。

《尔 雅》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大 学》 《中 庸》

　　古籍：古人写、印的书籍。是指写印于1912年之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清朝以前古装形式的书籍。辛亥革命以后影印、排印的线装书籍（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也属古籍。

　　“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这都不存在问题。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并不十分清楚。如有人谈我国书的历史，说最早的书是刻在甲骨上的，以后是铸在青铜器上的，这就不对。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我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当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当时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

　　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过去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我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当然被公认为古籍。

题主是否想询问“古籍单一来源论证怎么写”？引言、文献综述、论证过程、论证结论、结论。

1、引言：介绍古籍出版的背景和意义，说明单一来源论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文献综述：对单一来源论证的概念、历史和实践进行综述，说明单一来源论证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在古籍出版中的应用情况。

3、论证过程：详细描述单一来源论证的过程，包括选择供应商、评估供应商的能力和信誉、签订合同、采购、验收环节。

4、论证结论：总结单一来源论证的优点和不足，以及对古籍出版的影响，提出建议和改进措施。

5、结论：总结全文，强调单一来源论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对古籍出版业的发展的促进作用。

〖韵补〗五卷。宋吴棫（约1100一1154）撰。棫字才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宣和进士，召试馆职不就，绍兴中为太常丞，忤奉桧，出为泉州通判而终，为南宋初经学家、训诂音韵学家，一生对儒学贡献颇多，有《书裨传》、《诗补音》、《论语指掌考异续解》、《楚辞释音》等著作。本书是宋明以来古音学的创始之作，作者根据音训与古韵文以说明古时韵补，认为古人用韵较宽，有古韵通转之说。上补自汉迄宋研究先秦古音之空白，下则影响有清一代之古音研究，故此编实为宋代比较有成就的小学类著作之一，在我国音韵学史上，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但此编的缺点亦存在不少，首先是材料繁杂，所引诸书达：五十余种，下逮欧阳修、苏轼、苏辙诸作；旁及张商英伪《三坟》等等莫不征引，故显其书参错冗杂，漫无体例，缺乏条理。另外作者的观点亦有失误之处，如吴氏认为唐韵不可析离，古韵只是唐韵几个韵部的合并或某几部间的相通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书的学术价值。自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提出朱熹撰《诗集传》时，即用此书之说后，后世诸儒便皆推崇而鲜有驳难。《四库全书总目》经考证后认为，陈氏之说有失误，朱子所用盖是其《诗补音》中部分观点，而不是此书；另外，朱子注《楚辞》时，亦取用了吴氏《楚辞释音》中的一些材料。对其舛误，明末颐炎武曾为其纠正，成《韵补正》一书，与原书互为表里。今存有明翻刻宋本，不易得见；另有熹靖元年（1522）陈风梧重刊本，分上下二卷；入清，《四库全书》亦给予收录。

浅论福建古代地方文献

　本文从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概念出发，介绍了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研究范围，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今后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地方文献 福建 古代

　自宋迄明，闽、蜀、浙并称中国图书出版三大中心。在三大书市中，蜀本最早，浙本最精，而闽本最多、名声最巨。福建地方文献是考察福建文学、史学、哲学不同流派发展脉络和创作特色的重要史料。何谓地方文献？顾名思义，凡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有关某地区的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包括历史和现状）都属于地方文献的范畴。就自然情况说，举凡地质、土壤、水文、山脉、水系、资源、气象、灾害等等文字记载的资料都在收集之列。就社会情况说，则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乃至于知名人物的交往活动等等都是应该注意收集的。［1］而福建地方文献就是指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有关福建古代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的文献，这里的文献如果从人物的角度来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不管作者是哪里人，只要写的是有关福建的，都属于福建地方文献；其二，福建人的所有著作，不管其内容是关于哪方面的，都可以称为福建地方文献。

　1。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研究范围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研究的范围很广，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内容。［2］其中，哲学又可分为先秦哲学研究、汉至清代哲学研究、论理学与宗教方面；历史除了通代史、断代史外，还包括一些人物传记、族谱及一些风俗习惯等；地理则包括综录，方志、类志、名胜至、游览（纪行）、舆图等。可以说福建古代地方文献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福建古代地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全面反映了闽古代地方史志，而且考察了文、史、哲各不同流派的发展脉络及创作的特色，反映了各个朝代文学与文化发明的轨迹。唐代，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散文蓬勃发展，呈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兴盛气象，而福建地方文学刚刚透露出霞光，和全国文学的形势相比，不能不承认落后了一大截。到两宋期间，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以超迈之势，一跃而赶上了全国的步伐。这个时期，闽地不仅人材辈出，涌现出不少可以在全国竞争一番的作家、诗人、词人和文学批评家，而且在某些领域，例如文学批评，大有咄咄逼人，骎骎欲为先导之势。而到元代，闽中作家和诗人不多，没有形成特色。明代作家多、作品多，出现了复古学派，出现了一批猛烈抨击传统文学思想、具有强烈变革精神的文学家，如李贽。到清代，闽地对各种文学形式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可以说这一时期可称为福建地方文学的总结提高时期。［3］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具体包括：

　1。1 福建地方志。地方志，素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美称。地方志详细记载当地的历史、地理、人口、赋税、物产、名胜、人物、艺文以及大事记等，对于资治当代，通鉴后世都是很难得的文献。福建地方志是以一定的体例记载福建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或某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著述。依照方志记载的内容范围不同，又可分为综合志、专志、部门志、杂志等。综合志是记载福建某一地方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志书，又包括一统志、省志、府志、厅志、县志、乡镇志、边关志、卫所志、土司志、岛屿志、乡土志等多种类型。专志是以某一特定的自然、社会现象为记叙对象的方志，例如物产志、水利志、气象志、矿产志、食物志、轻工业志、书院志、人物志、经籍志等，现代志书还有商业志、教育志、军事志、司法志、交通志等。部门志是记述福建地方某一行业部门情况的方志，。杂志多是私人的撰述，不以官府修志的通用名目命名。但它们所记述的，都是有关一地的舆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现象，而没有像通志那样完备、系统。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是地方志的主要特征。

　1。2 碑刻资料。碑是历代最为普遍的石刻，人们往往于碑上镌刻文字，以记述功德、欲传后世，包括刻石、碑碣、摩崖、墓志、石阙、石经、造像记以及一些杂刻题记等。碑刻资料带有实物资料的二重性。由于我国有记事刻石的优良传统，各地都有为数不少的碑石，流传下来的碑刻文字，既不易被人破坏，又不易被篡改，上边的文字记述了当地的人、事、物，有其独特的价值。

　1。3 家谱祖谱。家谱和族谱统称为谱牒。谱牒是以封建氏族制度为基础，以家族为范围，记载一家一族兴衰迁居，世代流传，人口繁衍、家规伦理，以及族人的田庄田产、生死嫁娶，功名业绩等情况的家族史。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它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近四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古至今，我们的先民们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各类家谱，虽经岁月浸蚀，流传至今的至少仍有三万多种，内容丰富，价值珍贵，是值得研究人员重视的珍贵资料。

　1。4 福建相邦人士的私人籍。福建相邦人士的私人籍主要指福建友谊之邦的人士写关于福建地方各个方面的著作，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福建的状况，较客观地反映了福建的地方面貌。

　1。5 福建地区的科技与经济的史料。福建地区的科技与经济的史料主要记述福建地区某一地方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史书。又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类。综合形的史料一般记载某一地区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概况；专门形的史料记载科技经济领域某一方面的发展情况。

　1。6 福建地方人士的学术著作。福建地方人士的学术著作主要指福建地方人士文集、笔记、日记、信札，这是研究某一地方有影响的人物的重要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其它地方文献资料信息之不足。

　2。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现状

　我国现存地方志有8000多种，约占现存古籍的10％，清编地方志约占现存总数的80％，起码有6000种。福建的地方志现存约350种，其中清代地方志就有151种。福建省现存的三种宋代方志中，二部为泉州人编纂的，即梁克家的《三山志》和黄岩孙的《仙溪志》，另一种为赵与沐的《临汀志》（原书已佚）。梁的《三山志》是福建现存最早的、最好的福建地方志。全省各府、州、县、镇的各种志书基本具备。值得一提的是，我省收集最多的莆田方志，高达七种版本。此外，还有杂记、山水志、寺庙志、名胜志、水利志等各种专门志书近百种。宋代开始，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福建在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异军突起。据《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统计，现存就有千余种清代以前的闽人文学作品，从中可以体现古代福建区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创作概貌。

　家谱族谱是福建古代社会基层组织和宗教文化的折射，对研究闽历史名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福建民间纂修家谱之风盛于宋元明清时期，是为了维系宗族制度，巩固宗族团结，扩大宗族活动而为。《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一书著录了中国27个省区的家谱共2811种，其中福建省75种，居全国第9位。实际上，现存的福建家谱的种数则远远超过此数。通过对《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进行统计，发现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族谱就有46种（其中有四种缺页）。福建省图书馆现收藏有1500种5000多册各姓族谱文献，涵盖120多种姓氏。但其收集的范围不仅仅包括福建地区，还扩展到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家。［2］从文献的可靠性上来分析，基本认为唐以前的家谱史料基本不可信，唐至宋元的可信可疑，明清至今的基本可信。

　3。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今后研究的方向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今后研究的方向应该从一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研究人员的知识层面。在今后研究古代地方文献的过程中，人才的作用绝对不可忽略。由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是属于文献学的范畴，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从事福建古代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综合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不可能是任何单一学科、单一学者所能单独完成的，必须依靠学术团队的力量，充分重视并加快学科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并在实际中摸索一套实用的培养方案；加强对实际工作者的业务教育和进修再教育，使之制度化。同时，要大力加强福建地方文献理论研究者和业务队伍的交流，共同推动学科发展。

　其次，筹集经费，多方位开展古籍文献，重视福建地方文献的采集工作。采集文献是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多方位多渠道地开展古籍文献的采集工作。研究显示，相当数量珍贵的孤本文献流落在外，尚未被研究者发掘，有些是私人所有，有些是单位收藏，还有甚者是飘洋过海了。如果找到这些遗失的珍宝，是我们更好地开展古代文献研究值得思考的课题之一。

　再次，建立福建地方文献网和数据库。在组建福建地方文献网的过程中，要争取各地方 的理解和支持，成立福建地方文献工作协调委员会，邀请各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档案、社科情报以及相关的 机构职能中的图书资料单位参加，并制定协调的范围和方法，对协调各方的责、权、利明确规定，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有机联系的、真正统一的”福建地方文献工作网。

　参考文献：

　［1］王赓唐，收集地方文献资料，编制地方文献综目。江苏图书馆工作，1983，（4）。

　［2］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1986。

　［3］陈庆元，福建古代地方文学鸟瞰，福建学刊，1991。2：42——50。

　［4］汪俊，略论谱牒学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3）。

　［5］杜定友，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讲稿。

　［6］林永祥，福建省图书馆历史文献信息的收集与利用。 福建省社会科学信息中心2005年年会论文集，2005年：23——24。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