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头发的都是王权富贵，一般都是绑着头发，上面还有个太极标志。

南国公主，本名欢都落兰，中国动漫画《狐妖小红娘》及其衍生作品中的角色之一，亦是漫画中《南国篇》的女主角。

南国公主来自于南国的欢都一族，南国帝王欢都擎天的独生女，南国公主。发色为紫红色，金色的瞳眸，皮肤白皙。

早年欢都落兰被毒皇欢都擎天极为宠爱，故而任性刁蛮，甚至直称父亲为老头子；但有善良的一面，有恩报恩。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不用功看书。自从经历了平丘月初的事，改变了自己，拼命研究古籍，钻研令平丘月初再生之法。同时，不惜与黑狐为伍，供其驱使。

剧情简介：

《狐妖小红娘》的故事围绕人与妖之间的爱情。根据古典小说记载，世上有人有妖，妖会与人相恋，妖寿命千万年，人的寿命有限，人死了，妖活着。人会投胎转世，但投胎以后，不记得上辈子的爱。

妖如果痴情的话，就去找狐妖“购买”一项服务，让投胎转世的人，回忆起前世的爱。狐妖红娘这一个角色就这样诞生，作品主要讲述了以红娘为职业的狐妖在为前世恋人牵红线过程当中发生的一系列有趣、神秘的故事。

孟浩然，唐代人。本名不详（一说名浩），汉族，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字浩然，世称「孟襄阳」，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合称为王孟。以写田园山水诗为主。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襄阳南门外背山临江之涧南园有他的故居。曾隐居鹿门山。

 

 

[生平]

　　孟浩然出生于公元689年（武后永昌元年），唐代一位不甘隐居。壮年时曾往吴越漫游，后又赴长安谋求官职，但以「当路无人」，只好还归故园。开元二十八年（七四零）诗人王昌龄游襄阳，和他相聚甚欢，但此时孟浩然背上正生毒疮，据说就是因为「食鲜疾动」，终于病故，年五十二岁。

　　孟浩然的一生，徘徊于求官与归隐的矛盾之中，直到碰了钉子才了结了求官的愿望。他虽然隐居林下，但仍与当时达官显官如张九龄等有往还，和诗人王维、李白、王昌龄也有酬唱。

　　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初唐应制，咏物的狭窄境界，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得到时人的倾慕。李白称颂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杜甫礼赞他「清诗句句尽堪传」。可见他在当时即享有盛名。他死后不到十年，诗集便两经编定，并送上「秘府」保存。现有《孟浩然集》。

　　孟浩然出生于公元689年（武后永昌元年）。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开元二十二年（734），韩朝宗为襄州刺史，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不慕荣名，至期竟失约不赴，终于无成。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公元740年（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适浩然背上长了毒疮，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孟浩然生当盛唐，早年有用世之志，但政治上困顿失意，以隐士终身。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赞叹说：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里，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题曰：浩然亭。后人因尊崇他，不愿直呼其名，改作孟亭，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可见他在古代诗人中的盛名。王维、李白、王昌龄都是他的好友，杜甫等人也与他关系甚好　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或许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一个乱世，例如庞德公（东汉名士）的时代，对于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入山采药，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但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吗？然则为什么三番两次朋友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烦了，一赌气独自走路呢？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无疑的那成立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孟浩然当然不能为韩朝宗背弃庞公。鹿山不许他，他自己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的鹿门山，决不许他那样做。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发，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这两项重要条件具备了，隐居的事实便容易完成得多了。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事实，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公的继承人，此身便俨然是《高士传》中的人物了。总之，是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

[文学创作]

　　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比较单一。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他的诗虽不如王诗题材广泛，但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孟诗不事雕饰,伫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杜甫说他、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又赞叹他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遣兴》）。皮日休则称：先生之作遇景入咏，不拘奇抉异，令龌龊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兴，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也。北齐美萧悫'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先生则有'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乐府美王融'日霁沙屿明，风动甘泉浊';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谢眺之诗句精者有'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郢州孟亭记》）其抒情之作，如《岁暮归南山》、 《早寒江上有怀》、 《与诸子登岘山》、《晚泊浔阳望庐山》、《万山潭作》等篇，往往点染空灵，笔意在若有若无之间，而蕴藉深微，挹之不尽。严羽以禅喻诗，谓浩然之诗一味妙悟而已（《沧浪诗话-诗辨》）。清代王士碌推衍严氏绪论，标举神韵说，宗尚王孟，曾举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一诗作为范本，说：诗至此，色相俱空，政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分甘馀话》） 盛唐田园山水诗，在继承陶、谢的基础上，有着新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诗派。其代表作家中以孟浩然年辈最长,开风气之先,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以清旷冲澹为基调，但冲澹中有壮逸之气（《唐音癸签》引《吟谱》语）。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联，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并列，成为摹写洞庭壮观的名句。清代潘德舆曾指出：襄阳诗如'东旭早光芒，浦禽已惊聒。卧闻鱼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湖阔'、'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精力浑健，俯视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养一斋诗话》）然而这在孟诗中毕竟不多见，不能代表其风格的主要方面。总的说来，孟诗内容单薄，不免窘于篇幅。苏轼说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陈师道《后山诗话》引)，是颇为中肯的。

　　孟襄阳虽为唐山水诗之始创者，然其成就却居王维下，何也？一因其才气不殆，二因其诗意常未若王维高远。孟浩然一生不仕，心有不甘，此情多发之于诗，令其诗每有寒俭处。而王摩诘一生出仕入仕，几经周折，于世情之变体味颇深，此情发之于诗，则往往意趣清远，无迹可寻。

　　虽则，孟诗亦自有其过人处。其诗之淡远处，既上继陶潜余绪，又不减王维。如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等句，真可谓清空自在，淡然有余，不愧山水诗中之佳制也。

　　孟浩然的诗描写田园风光，表达对农家生活的热爱，读来朴质感人。他与王维是盛唐时期的田园山水诗的代表人物。

[诗作特色]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孟浩然在旅程中偏爱水行，如他自己所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的诗经常写到漫游于南国水乡所见的优美景色和由此引发的情趣，如：

　　落景余清晖，轻桡弄溪渚。澄明爱水物，临泛何容与。白首垂钓翁，新妆浣纱女。相看似相识，脉脉不得语。　（《耶溪泛舟》）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　（《万山潭作》）

　　诗不仅起着纪实的作用，而且融和了诗人新鲜的感受和天真的遐想。在他的眼光中，无论是沐浴在夕照清辉中的人物，还是嬉戏于水下岸边的鱼兽，寓目所见的一切，仿佛都化作会心的亲切的微笑。这些诗境，确有晶莹剔透之感。

　　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中：“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是匡阜，势压九江雄。黤黕凝黛色，峥嵘当曙空。香炉初上日，瀑布喷成虹……。”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

　　盛唐著名诗评家殷璠喜用“兴象”一词论诗，在评述孟浩然的两句诗时，也说“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河岳英灵集》）。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重“兴象”其实也是孟浩然诗普遍的特点。这通过几首不同的作品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山暝闻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这三首诗都写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异。第一首作于孟应聘入张九龄幕府时。他为自己的抱负能够有一试的机会而兴奋，曾写下“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之类诗句。正是这种昂奋的情绪，使他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吴越之日，前者以风鸣江急的激越动荡之景写自己悲凉的内心骚动，后者则以野旷江清的静景写寂寞的游子情怀，它们的神采气韵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这是孟浩然写景诗的重要贡献。

　　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例如他的名篇《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通篇侃侃叙来，似说家常，和陶渊明的《饮酒》等诗风格相近，但陶写的是古体，这首诗却是近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联句，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树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环境。还有那一首妇孺能诵的五绝《春晓》，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写出微妙的惜春之情。

　　另外，孟浩然在诗体的运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读来别有滋味。例如《舟中晓望》诗，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两联不作骈偶，似古似律。胡应麟《诗薮》认为此类诗“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又如《夜归鹿门山歌》：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夜来去。

　　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但通篇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不事铺张。其篇制规模类似近体，并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而突出歌行体的蝉联

文言文句式

，读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

　　这些出入古近的体格饶有洒脱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

[王孟诗派]

　　盛唐时期形成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又称“王孟诗派”。该派融陶渊明、“二谢”（谢灵运、谢朓）诗之长，以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为主要题材，风格冲淡自然。该派重要诗人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

　　王维,字摩诘。河东人。工书画。与弟缙俱有俊才。开元九年。进士擢第。调太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安禄山陷两都。维为贼所得。服药阳〔疒音〕。拘于菩提寺。禄山宴凝碧池。维潜赋诗悲悼，闻于行在。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特原之。责授太子中允。迁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宁薛诸王驸马豪贵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得宋之问辋川别墅。山水绝胜。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笃于奉佛。晚年长斋禅诵。一日。忽索笔作书数纸。别弟缙及平生亲故。舍笔而卒。赠秘书监。宝应中。代宗问缙。朕常于诸王坐闻维乐章。今存几何。缙集诗六卷。文四卷。表上之。敕答云。卿伯氏位列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诗家归美。克成编录。叹息良深。殷〔王番〕谓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著壁成绘。苏轼亦云。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 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禄唐应制咏物的狭隘境界，更多地抒发了个人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博得时人的倾慕。李白用礼赞的口吻称他“高山安可仰，彼此揖清芬”王维曾把他的像绘制在郢州刺史亭内，后称之为“孟亭”，无论在生前死后，孟浩然都享有盛名的。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是王维的先行者。他的旅游诗描写逼真，《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写得气势磅礴，格调浑成。

意思是：

红豆生长在阳光明媚的南方，每逢春天不知长多少新枝。

希望思念的人儿多多采摘，因为它最能寄托相思之情。

作者是唐代的王维《相思》

采撷（xié）：采摘。

作品赏析：

这是借咏物而寄相思的诗，是眷怀友人之作。起句因物起兴，语虽单纯，却富于想象；接着以设问寄语，意味深长地寄托情思；第三句暗示珍重友谊，表面似乎嘱人相思，背面却深寓自身相思之重；最后一语双关，既切中题意，又关合情思，妙笔生花，婉曲动人。全诗情调健美高雅，怀思饱满奔放，语言朴素无华，韵律和谐柔美。可谓绝句的上乘佳品。

王新艳/中国海洋大学

十年间辗转去了中国和日本大大小小六座岛屿，有随意造访短短一两日的，有带着目的和问题入岛数次的，亦有为了服务岛屿 社会 而留岛居住一段时日的。与高度老龄化的日本爱媛县濑户内海的二神岛（Futakami shima）相遇，属于最后一种情况。大概正是因为最初的目的是服务（对二神岛的墓碑群、二神家档案资料进行文字化及数字化处理）而非个人的调查研究，入岛后反而有了更多自由的观察和思考，这些观察和思考与我后来其他的实地调查不断形成对话。于是，虽然距离我第一次登岛已近十年，距第二次登岛也已五年有余，但它仍不断出现在我后来的岛屿调查视线和思考中。这也是小文选它作为本次记录对象的原因。

碧波万顷的濑户内海 。本文均由作者所摄。

二神岛，位于爱媛县松山市西北20公里处，北纬33 55′484″，东经132 31′534″，隶属日本濑户内海的忽那群岛。忽那群岛位于濑户内海安芸滩和伊予滩之间，由中岛、津和地岛、怒和岛、二神岛、睦月岛、野忽那岛、由利岛7个有人居住的岛屿和22个无人岛组成。整个区域属于濑户内海国立公园，自然环境优美。二神岛便在此群岛的西南端，东西狭长，海岸线长99公里，面积215平方公里，海拔908米，截至2021年12月，岛上居民仅有98人，其生产生活地集中在岛屿北侧，主要从事柑橘种植和海洋捕捞，是鲜美柑橘汁和优质海鲜的宝库，岛屿南侧则是悬崖。周围有由利岛、小市岛、中岛、横岛、鸭背岛等附属的无人岛。

据岛上渔民介绍，二神岛的得名一说是因为岛上有两座圆锥形的山，这两座山都供奉着神，且是渔民出海航行用来定位的标志，故称二神；一说是因为在 历史 上二神岛的领主曾是二神氏。总之，命名的由来就带有浓厚的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意味。1972年，世界权威地理杂志——《国家地理》（5月刊）曾用26页的文字专门介绍过二神岛，美国高中的世界地理教科书中也记载了二神岛。它被描述为“未被现代化的、保留了日本古老美丽的天堂之岛”，而今雄伟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岛屿文化散落在岛上的各处角落和不足100人的渔民生活中。可是，在高度老龄化的离岛上，未来这些自然的、文化的遗产将会以怎样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呢？

寂寥的高滨港

二神岛这座“离”岛，真走一趟才感受到这份与世“隔离”的交通上的周折和环境上的寂寥。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约1个半小时后到达松山机场，从机场乘坐大巴前往松山市高滨港，与东京的繁华不同，这座日本四国最大的城市街头依然是行人寥寥，时值9月，植被茂盛，倒是车窗外飞掠而过的带有南国风味的高高低低的植被更热闹些了。约一个小时后到达高滨港， 我们将在高滨港乘坐从三津港至中岛方向的高速汽艇前往二神岛，在港口等待的人稀稀落落，去掉我们一行十余人，同乘人员大约七八个人的样子，这包括前往航程途中经停的神浦、上怒和、元怒和、津和地等岛屿的乘客。二神港是二神岛居民与外界连通的唯一出口，从松山市的三津滨港-高滨港出发，每日有轮渡或高速汽艇到达，往返轮渡每日上午、下午各一班，往返高速汽艇每日上午下午则各有两班。我们乘坐11点40分的高速汽艇，当日风浪不大，濑户内海碧波万里，每隔20或30分钟左右就会在忽那群岛的某个岛屿港口停靠几分钟，偶尔会有一两个或带鱼桶、或浑身上下做足了防晒的零散游客上上下下，但人数太少，乘客的增减丝毫引不起任何喧哗。看着远方时隐时现的岛屿，我竟昏昏欲睡起来。终于在1小时40分钟后，我在大家收拾行李的声音中醒来，迎面看见岸边“欢迎来到二神岛”的广告牌了。除此之外，别无他人。站在小小的港口往岛上望去刚好是渔村的光景，一色的日本传统一户建民居，街道整洁，渔村再往上的陡坡上有着小片小片的柑橘园。岛上渔民大部分都是半农半渔，是典型的离岛生产生活文化。

（左）空荡荡的高速艇内。（右）二神岛港的“欢迎来到二神岛”的标牌

二神岛街景

二神家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岛屿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维护和整理是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常民研”）的例行工作。据田上繁教授与当地渔民介绍，1952年至1954年是关于二神家档案资料的第一次调查。当时，常民研借用了二神家档案资料，运至当时位于东京的月岛分研究室进行分类整理，1968年归还给二神岛。但1982年常民研移交给神奈川大学时，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归还时遗漏的部分档案。研究员网野善彦当即决定赴二神岛亲自送还。但时过境迁，此时二神岛的档案持有者考虑到资料保护条件有限，便拜托常民研来代为保管所有资料，即第一次收集到约1000件关于日本近世（16世纪中期至明治维新）的档案资料。第二次调查是在1996年，在此之前1995年进行过一次预备调查。就在这次预备调查中新发现了大量包括各类账簿在内的近世和近现代档案资料。这批以近现代档案为主的资料共有6000多件。两次调查所得的7000余件档案资料经过整理，如今已编成《二神家档案资料目录》的《中世·近世编》（共计四册）。这些档案资料成为后世了解和研究二神岛 历史 及 社会 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这些档案资料的研究和利用非常不充分，除《爱媛县志》和网野善彦曾介绍过中世的档案资料外，关于近世以后的资料研究几乎为零。于是，2008年始常民研以《濑户内海的 历史 民俗》为题，开展了一系列以二神岛为中心的濑户内海的联合调查和研究，继《目录》刊行后陆续出版《研究编》《史料集》等成果。为更好、更全面地展现二神岛的 历史 ，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此行的主要服务内容就是联合调查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墓碑资料文字化、图像化调查现场

有以上背景，参加这次服务的人大部分都轻车熟路，直接自行去民宿投放行李、去民宿的餐厅用餐。民宿经营者是一对年过八十的老夫妇，世代居住在二神岛，但而今这对老夫妇的子女已经没有一人在岛上生活了。我们十余人的一日三餐就由老奶奶负责，老爷爷负责去海里捕捞准备食材。所以从早餐开始，几乎每餐都有新鲜的鱼、贝等海鲜，无论是生食还是蒸、煮、炸、煎，味道都极为鲜美。

海味满满的一日三餐

从这对老夫妇那里得知，不单是他们的子女已经离开二神岛，当年（2012年）全岛最年轻的人也已经48岁了，近八成的居民年龄超过60岁。后来，我特意查了一下二神岛的人口变化数据，2007年岛上还有3名儿童，但到2009年岛上唯一的一所学校——松山市立二神小学关闭，预示着岛上至今没再有过出生人口。2010年岛上居民有166人，2015年是127人，2021年就仅剩98人了。如果按照此人口减少趋势，在未来的5到10年内，二神岛几乎毫无疑问会成为无人岛。只是，人口的减少主要在于老年人的去世，年轻人离开二神岛的过程是早在20世纪初就基本完成了。人口的高度老龄化和“离岛”的交通条件也阻碍了岛上的生活设施更新。从我们的一日三餐中可以看出，岛上海产品虽极为丰富，但日常蔬菜、畜类肉却是稀缺食物。包括油盐酱醋、柴米纸张等日常生活用品，岛上并不能自给自足。因为全岛除了一家特别迷你的小卖部外，并没有超市、饭馆等，连全日本最普遍最日常的便利店也没有，日常生活用品只能靠每周一次入岛的经由大船装载的“移动超市”（装有各种杂货的大卡车）。

（左）装满蔬菜的“移动超市”。（右）逛完“超市”街头小憩的居民

这天，岛上居民就如同赶集一样，相约去“移动超市”上选购商品。而唯一的这家迷你小卖部则充满了昭和味道。一位老爷爷安静地坐在仅有的一排小货架前望着门外的海和偶尔过往的邻居，有个小小的柜台，上面放着一个年岁已久的算盘。我们买了几袋抹在墓石上以辨认风化后的文字用的淀粉后，老爷爷用算盘计算了价钱报给我们，连普通的计算器也没有。而类似学校、幼儿园、保育园、医院、诊所等这些公共服务机构也都没有了，只有一家定期才开放的邮局，若是有哪位老人生病了，也只能乘坐每天仅有的几班船只到松山市内就医。在路边偶遇的那些健谈的老爷爷老奶奶总会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甚至拉着我们的手随意往路边一坐就聊上半天，若不中途打断，他（她）们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全然不像其他地方总是与人保持距离感的日本人，大约也是所说的“保留了日本古老美丽”的原因之一吧。从与这些“老”岛民的交谈和整理的档案资料中，我们大概了解到二神岛迥异于今天的繁荣岁月，以及二神岛与其附属无人岛之间的协同关系。

正在用算盘算账的小卖店老板

在二战爆发以前，二神岛盛行捕捞沙丁鱼、章鱼和鳝鱼，尤以前两者为盛。明治41年（1908年）9月二神岛渔业合作社的资料记载：当时二神岛上从事渔业生产的有163户、1008人，除此之外同属于一个渔业合作社的还有在由利岛上居住的5户、26人。当时专门用于沙丁鱼拖网捕捞的渔船有9艘，但仅这9艘渔船就能获得3600日元的收入，垂钓沙丁鱼还有1940日元收入。当时1日元的价值是现在的一万日元，也就是说二神岛渔民从沙丁鱼身上获取的收入约5500万日元，占当年岛内所有渔业捕捞收入（21857日元）的四分之一还多，是二神岛渔民的第一大产业。在距二神岛约8公里处的由利岛是其附属岛，驾驶小渔船大约30分钟就可以到达，而今已是名副其实的无人岛，除了偶尔会有参加野外生存研修活动的人登岛外，再也没有人来岛上生活。但在20世纪40年代，这座由安山岩构成的小岛大大支撑了二神岛的发展。很大一部分的沙丁鱼捕捞都依赖于由利岛。据渔民介绍，他们记得自己的父母每年7月末8月初的沙丁鱼捕捞季节会去往由利岛，至10月24日的沙丁鱼秋祭节前夕才会返回二神岛的事情。渡岛时往往以夫妇为单位，最多的时候超过80对夫妇。女性主要负责煮沙丁鱼制作罐头，单身年轻人渡岛时往往会找个女性为伴，不少人因此而结为夫妻。一般要带被褥、味噌、酱油、柴、粮食、衣服等3个月的生活必需品。当然自然条件允许的话，隔天也会有往来船只，女性可以随船回母岛——二神岛取所缺物品。为方便来由利岛捕捞的渔民居住，渔业合作社还专门建了四栋可容纳100人集体居住的长棚，而今只剩下断壁残垣。这三个月孩子就被留在二神岛，当起“留守儿童”。二神岛渔民在二神岛和由利岛之间形成了“季节性打工”一样的生存模式，像由利岛这样在特定季节才会有人登岛从事生产生活的小岛被称为“季节性迁移聚落”。海水会倒灌到吃水井里，夏天居住在蚊虫肆虐的棚户等等，由利岛并不适宜居住，但因为这里有丰富的沙丁鱼等资源，因此二神岛渔民一直对由利岛心怀感激。

建于1094年的宇佐八幡神社，共有170个台阶

每年10月24、25日，二神岛居民都会举行盛大的沙丁鱼秋祭活动。说到秋祭，二神岛渔民表现出深深的遗憾：“现在再也不能举办了。没有年轻人了。”因为在秋祭时需要年轻人从宇佐八幡神社中抬出神轿进行岛上巡游，最盛时有三台神轿。还要选用两艘沙丁鱼捕捞船进行舞船仪式。跳舞的是30名左右20岁以下的初高中学生。女性则身着华丽的和服，进行太鼓伴奏和吟唱。其余岛民则会给舞船的人献花等。最后再由年轻人将神轿抬回神社。从留存的视频资料上来看，秋祭的具体活动要更加复杂得多。这两天，全体岛民团结一致，庆祝沙丁鱼丰收。第二天又投入到农业活动中。

（左）二神岛渔港停泊的渔船。（右）现在回二神岛从事农业生产的夫妇

农业活动原本并非二神岛居民的重要产业，因为二神岛可种植的土地有限。但在二战前后，日本普通百姓同样面临战争导致的粮食短缺等问题。加之作为离岛的二神岛、由利岛是广岛、松山等用来防卫的重要据点，就派驻了海军。国家也下令国民要进行粮食增产，于是岛民不得不思考如何为军队提供大量的粮食。在去往由利岛进行沙丁鱼捕捞的过程中，岛民也发现了在由利岛开垦耕田的可能性。于是在战争期间，二神岛居民在由利岛上开始耕田种植小麦、芋头等可饱腹的粮食作物，并大量提供给驻军，以至于当时外地的军队都觉得由利岛上的军人脸色红润。但由于是军事基地，岛上经常有战机通过、炮弹、枪机的声音也很常见，二神岛岛民被迫卷入战争，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军队开垦农田、提供粮食。

然而，至20世纪60年代，无论是曾经为二神岛居民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沙丁鱼捕捞，还是在战争中解决粮食问题的土地开垦，都渐渐成为 历史 。由利岛的沙丁鱼产量逐年下降，以至于与高滨地区进行了捕捞权争夺战。战后受美国影响出现了柑橘种植热，但随着美元市场的变化，至20世纪60年代价格暴跌。于是1960年开始二神岛渔民的生产逐渐从由利岛撤回，至1996年再也没有居民登岛种田。这段母岛与附属岛之间的合作历经半个世纪后画上了终止符，由利岛逐渐回复到原始状态。

但离岛居民随机应变的生活智慧也在两个岛的亲密关系中得以体现。而今漫步在二神岛著名的景点之一——阿拉尔海滩，大小不一、五颜六色的圆石被海浪冲击着发出悦耳的声音，海滩的正前方便是由利岛。

岛上的巨大仙人掌

见证二神岛繁荣的不止渔民的回忆和档案资料的记载。还有岛上的自然人文风物。在岛上一位岛民家中有一棵树龄超过130年的巨大仙人掌，旁边立着一块纪念碑，记载了1967年日本高松宫殿下前来观赏的辉煌 历史 。还有梨冈素岳的汉诗碑，这位日本代表性雕刻家在关东大地震后，来到她妻子的故乡二神岛隐居，并在此成立了工作室“卧云山房”，以风月为友，留下诸多作品。

岛上的墓碑群之一

更有在岛屿东西两侧的几片墓碑群，纪念着曾经在二神岛上耕海劳作的世代岛民。而今余下的不足百名的渔民就在岛上日复一日地打渔、种橘，和一片一片祖先居住的墓碑一起，静静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就如同二神岛的渔民在谈起由利岛的 历史 时所说的一样，“由利岛在慢慢恢复到她本来自然的样子”，那落寞的语调一直回响在我耳边，而二神岛的命运随着岛上居民的极度老龄化也不可避免地在“有人”的生命历程中迈入迟暮之年，又带着它自身的风光和人所留下的痕迹静默地迎接着“无人”阶段的新生。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许只能从这进行了70多年的档案资料中寻找二神岛先民的身影。这大概也是很多离岛的命运和我们进行资料收集的意义之一。

参考文献：

野地恒有， 「移住开拓岛の民俗学ノート」『日本文化论丛』 2012 年第 19 期、爱知教育大学日本文化研究室，2011。

宫本常一『离岛振兴実态调査报告书』第 1 集、全国离岛振兴协议会，1960。

宫本常一『瀬戸内海の研究 岛屿の开発とその 社会 形成－海人の定住を中心に－』未来社，1965。

木下修次『无人岛が呼んでいる』ハート出版，1999。

校对：施鋆

1青莲居士（李白 李太白）

2香山居士（白居易 白乐天）

3六一居士（欧阳修 欧阳永叔）

4易安居士（李清照）

5东坡居士（苏轼 苏东坡 ）

6柳泉居士（蒲松龄 蒲留仙)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 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湖广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人

袁枚(公元1716—1798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他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进士,才华出众,诗文冠江南

温庭筠 温庭筠,原名岐,字飞卿,并州祁(今山西祁县)人,唐代温彦博之裔孙,我国古代著名词人,两《唐书》有传

时号 温八叉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诗今存600多首,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南宋爱国诗人。

杜甫号少陵野老、少陵 杜甫生平 [唐代]诗人。字子美,世称杜少陵、杜工部,自号少陵野老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