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嘉堂文库 （Seikado Bunko）是日本收藏日文古籍的专门图书馆。在东京都。创始人岩崎弥之助从明治二十五年(1892)前后开始搜集中国和日本的古籍。其子岩崎小弥太扩充了藏书。中国清末藏书家陆心源去世后，其皕宋楼所藏宋元版刻本和名人手抄本4146部 43218册于1907年为岩崎所购，运往日本，成为静嘉堂文库的基本藏书。

孙子兵法的作者应是孙武另外孙膑也有孙膑兵法但因为孙膑兵法长期失传所以人们怀疑没有孙膑兵法,或者孙子兵法不是孙武的作品而是孙膑所作但是在银雀山汉墓却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使一个争论千年的问题得到解决 下面是过去我写的一点东西供你参考 浅谈孙子其人其书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但围绕着这本书和它的作者却一直有着许多的疑问。 一、孙子其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孙武立了传，根据他的记载孙子是齐国人，生活在春秋末年，曾帮助吴王阖闾攻占了楚国的郢都。但是详细记载了吴楚之战的《左传》中却看不到这位大军事家的影子。于是后人就开始怀疑孙子是否真的存在过。比如钱穆就说：“其人其书，盖皆出后人伪托”（《先秦诸子系年》）。前人怀疑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不见于《左传》的记载。第二，春秋时期的用兵打仗基本上都是由本国贵族指挥，在春秋时代我们看不到有使用外人的记录。像孙武那样的情况只能出现在战国。第三，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一般都比较小，而《史记》称吴王伐楚动用了十万大军，这也是不太可能的。第四，《孙子》书中的有些词语是战国人讨论的热门比如“形名”。 其实这都是可以解释的。《左传》并非是包揽万物而无遗的，并不能单纯因《左传》不曾记载而否定孙子的存在。我们在先秦的典籍中也是可以找到有关孙子的记载的。比如《尉缭子制谈》中就有：“有提三万众而天下莫敢当着谁，武子也”。而《荀子议兵》中也有：“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其它书中也有此不具引。总不能说这些都是不可信的吧。 春秋时期的战争的确多是由本国贵族负责，但是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了“楚才晋用”的现象。春秋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史记》中称春秋“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在这期间卿大夫失位的就更多了。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没落贵族。他们在本国待不下去了只好出奔他国。由于这些人曾经是贵族所以都是有一定文化和才干的人，所以流落他国后受到任用也是正常的事情，比如陈完之奔齐。这样的情况在春秋末年随着贵族间兼并的加剧而更加突出了。所以孙武仕吴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吴是一个后起的国家，被视为蛮夷，没有中原诸国完善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且阖闾本人靠弑君起家，所以对本国的贵族不完全信任而人用外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关于战争规模的问题，的确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春秋和战国时代的战争有着很大的不同，突出突出表现在战争的规模和方式上。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都十分的小，一般都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比如楚晋之间的几次大战都是只持续了一天就结束了。战争双方动员的兵力也十分的有限，城濮之战晋国的兵力是革车七百乘而已（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而且春秋时期的战争一般都是车战，战争有着一套礼仪规范。但是这只是一般而言，其实在春秋后期战争的规模和形式也已经发生了变化。春秋后期晋国的一次耀武扬威已经动员了四千乘的兵力（见《左传昭公十三年》），如果一乘战车配备的兵员是七十二人的话，晋国这次出动了二十八万人。所以战国后期吴国动用十万大军是可能的。春秋后期战争的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有了步兵，有了围困战，这样战争持续的时间也延长了。通观整个春秋时期，吴楚之战无疑是最激烈的了。以前晋楚之战都是发生在楚国的境外，而且几乎都是楚国主动挑衅晋国被动应战。而吴楚之战则是发生在楚国境内，几乎都是吴国主动挑衅。齐桓公动用数国之兵也只是在方城外责问楚国包茅不入，而阖闾则是深入数千里并且攻占了楚都郢。所以吴楚之战的激烈程度是可以想象的，双方必然要动用大规模的兵力，所以吴兵十万人是完全有可能的。有人提出十万大军的给养问题，的确十万大军的给养需要有数十万人供应，但请不要忘记孙子有“因粮于敌”的思想，他们的军需都是就地征发的。 至于说关于“形名”的问题就更不足以否认孙子了。“名”是当时人关注的重点，对名的讨论春秋时代已经成为热点不必等到战国，比如孔子就说过“比也正名乎”的话，总不能说孔子也是战国人吧。 当然司马迁好奇所以在《史记》中的有些记载像小说家言使人不敢相信。比如《史记》有：吴王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对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这几乎如同小说了，以吴王阖闾的政治才干何以会如此的草率，如同儿戏。不过总体上说司马迁的记载是可信的。 二、关于《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十三篇，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军队和战争的基本理论。《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自注曰：“图九卷”。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说《孙子兵法》是十三篇了。所以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根据《七略》中记载有“孙子兵法三卷”就把十三篇归结为上卷，其余六十九篇分别是中卷和下卷。这恐怕是推测之辞。最大的可能性是《孙子兵法》原本是十三篇，后来又经过了汉人的附益发展成了八十二篇，曹操在给《孙子兵法》作注的时候又把汉人所附加的东西剔除了。当然今本的十三篇也并非就是孙子原本，其文字肯定有后人改动的地方。大体上《孙子兵法》的内容是可信的。 现存《孙子兵法》最早的版本是1972年出土于山东云雀山汉墓的竹简本。该本将《孙子兵法》分为上下两部分，内容有残缺。其中第一部分内容你传本的《孙子兵法》，经过整理可确认的有2700多字据初步统计简本与传本有300多处的不同，除文字方面的差异外在篇题和顺序上也有所不同。竹简本《孙子兵法》的出土对我们校勘传本《孙子兵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第二部分有《吴问》《四边》《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五篇，这五篇的文字风格和今传《孙子兵法》不同，可能是孙子的后学所附益的。或许这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八十二篇中的内容。 今存最早的《孙子兵法》的注本是魏武帝曹操的注本。《孙子兵法》后世流传的两个重要版本系统《武经》系统和《十家注》系统都是由曹注本发展而来。同时曹注单行本也一直在流传，现存最早的是明陈锡《校魏武帝注孙子》三卷本。现存《武经》系统最早的版本是宋《武经七书》大字白本。原藏皕宋楼1906年被日本岩崎氏购去，先藏东京静嘉堂文库。十家注系统中现存最早的《宋刊十一家注孙子》，所谓的十家注是因为杜佑本没有注《孙子》，只是在《通典》中谈论了孙子，所以编者也就将他的文字收了近来成了十一家注。旧题《十一家注孙子》是吉天保辑，但吉天保生平实际均无考。现存较好的注本为1984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郭化若的《孙子译注》。该书以十家注本为底本，用《武经七书》本和竹简本进行校勘，校勘比较精良。而且注文也准确明晰较好地解释和阐发了孙子的军事思想。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

在当时的情况下，司马迁因为在《史记》中有对汉武帝的记述，也有对汉朝皇帝刘邦的记述，包括对汉朝的对手项羽的记载，而对刘邦和汉武帝都是有负面评价的，反而在书中对项羽评价很高，这在当时，虽然他是史官，也是不被朝廷所允许的，肯定不会被官方出版，所以当时《史记》实际是属于禁书之列的。

司马迁去世之后，到汉宣帝时期，政治比较开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把《史记》献给了汉宣帝，得到汉宣帝的许可，这才公开出版发行，从而大范围的流传开来，一直到今天

陆心源（1834—1894），清末藏书家。字刚甫（一作刚夫），一字潜园，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咸丰举人，官至福建盐运使。

陆心源生平嗜书，购书于大江南北，家富于资，先购有上海郁松年宜稼堂藏书，又获周星贻等诸家余书，近抄远访，十余年得书15万卷。因读《亭林遗书》，遂名其书堂曰“仪顾堂”。又建皕宋楼，专贮宋元旧椠及名人精抄、手校本，自称有宋本200种。另建十万卷楼，贮藏明以后秘刻及精抄精校。又于潜园中建守先阁，贮藏寻常普通本。又奏请归安太守，将“守先阁”藏书公开借阅。著有《金石学补录》、《穰梨馆过眼录》、《仪顾堂集》、《潜园总集》。

陆心源的藏书楼——皕宋楼，以皕宋为楼名，意谓内藏宋刻本有 200种之多。但实际不及此数。“皕宋楼”与瞿绍基“铁琴铜剑楼”、杨以增“海源阁”、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合称清末四大藏书楼。刊有《十万卷楼丛书》，分一、二、三编，以四部排列，共书52种，汇辑了流传较少的唐、宋、元人著作，以医书、笔记较多，所据均以家藏宋元善本和旧抄。仿张金吾《藏书志》体例，撰《皕宋楼藏书志》120卷，40册4函，为其藏书目录，著录罕见的宋元刻本及旧抄民书，普通书不录。凡《四库提要》和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所未著录之书，各撰解题一篇，叙其流别。另有《仪顾堂题跋》16卷、《续跋》16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陆心源的藏书尤其以宋、元版本数量之众、价值之高，在海内无与伦比，为世人所瞩目。陆心源去世后，其子陆树藩因经商失败，在1907年将其家中最精华的大部分藏书10万元全部售售予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消息传出，国内学子及藏书界极为感慨和震动，全国学术界为之震惊。著作《书舶庸谭》的董康说：“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称“皕宋楼事件”，静嘉堂文库则因之成为国际汉学重镇。该文库共有十八种古籍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而陆心源之宋元版藏书就占十六部之多，由此可见皕宋楼藏书的文献价值。岛田彦桢作有《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购获本末》一文。

后陆树藩将守先阁剩余之书捐赠给刚办的海岛图书馆，计一千余部一万四千多册（事见《陆氏守先阁捐助书目》）；后陆树藩又曾在苏州办孤儿院并任院长，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过世，享年五十九岁。皕宋楼藏书东渡后，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经张之洞、端方、缪荃孙及丁氏后人努力，端方代官方购下，建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收藏；次年，湖州姚氏、扬州徐氏藏书，先后购至京师广化寺收藏（《张文襄公年谱》）；又次年，建立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

（1902—1980），日本学术界称其为“书志学家”、“图书学家”，对应于中国学术界的术语，大致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总称为“文献学家”。他曾先后为静嘉堂文库等三十多家藏书单位整理和搜集汉古籍，堪称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

从1927年到1932年的六年中，长泽或是得到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或是受静嘉堂文库的派遣，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或近半年，前往中国，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超越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珍籍善本。

由于长泽的精于识书和购书，他每次赴中国，也常常受到友人的请托，代为购买某种珍籍。如他曾受杏雨书屋主人武田长兵卫的委托，在琉璃厂书店廉价地替他买到了宋版的医书。当他把书带回日本之后，北京图书馆方面获知这一事情。由此，长泽被作为善本外流的主要监视对象受到中国方面的警惕和关注。在他再来中国时，北京图书馆就专门委派人员，在长泽购书旅程的杭州、南京、苏州等沿线，一路抢先地走在前，严防好书落入长泽之手。但颇让长泽得意的是，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仍然不无收获：在苏州意外廉价地买到了在日本极为罕见的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以及日本复刻宋刊本《千金方》。

1926年至1936年长泽任静嘉堂文库干事，主要从事编目工作。因此，1927年以后的历次来华访书购书，也同时为静嘉堂文库采购书籍。其中，买书最多的是1928年，共为静嘉堂文库买入各种汉籍349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