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古都是： 北京 西安 洛阳 南京 开封 杭州 安阳 成都 广州 银川

第一名：北京，中国金王朝的中都、元王朝的大都、明清王朝的京师，统治中国长达800年。

第二名：西安（长安），中国西周王朝、西汉王朝、北周王朝、隋唐王朝都城，统治中国长达750年。

第三名：洛阳，中国东周王朝、东汉王朝、西晋王朝、北魏王朝、后唐王朝的都城。鉴于其正统强大的王朝少于北京、西安，故排第三。

第四名：南京，中国东吴王朝、东晋王朝、刘宋王朝、南齐王朝、梁王朝、陈王朝、南唐王朝、明王朝都城。南京是汉族三次复兴的大本营，东晋王朝以南京为都保存了汉族的文化、明王朝以南京为基地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中华民国以南京为都殊死抗战救亡图存。不过南京除明王朝作了短暂都城外统治的都是半壁江山。

第五名：开封，中国后梁王朝、后晋王朝、后汉王朝、后周王朝、北宋王朝都城。

第六名：杭州，中国吴越王朝、南宋王朝都城。

第七名：安阳，中国商王朝都城。

第八名：成都，中国蜀汉国、成汉国、前蜀国、后蜀国都城。

第九名：广州，中国南越国、南汉国都城。鉴于南越考古发掘后，南越国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尤其对东南亚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故列入。

第十名：银川，西夏王朝的都城。

　　最高学府是太学 学习的是今文 今文是对应古文所产生的具体--今古学派，是指儒家经学中的两个学派，即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的争论虽然由来已久，但冠以学派之名则是晚近的事。据钱穆、李学勤等学者的研究，晚清以前的学者虽常常论及古文经书、今文经书，且做了大量考证与辨伪工作，—但却没有以今文、古文来分派。以今文、古文来分派的始作俑者是近代的廖平，廖平于1886年撰《今古学考》，提出汉代经学分为今文、古文两派，彼此对立，如同水火，“西汉今学盛，东汉占学盛”，及至郑玄，两派归于涡灭。这以后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强调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分，他的观点，明显是受廖氏启发再加发挥而成的。自此以后，学术界一般接受了这个说法。

　　从历史上看，“古文”与“今文”对举，始见于《史记》。司马迁除提及“古文《尚书》”(《儒林列传》篇)外，还声称“余读《春秋》古文”(《吴太伯世家》篇)，但他没有提出古文经与今文经对立的概念。至班固撰《汉书》，沿袭刘歆《七略》的图书分类法，正史志书开始划分今文经与古文经两类。所谓“今文经”，是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即当时今文)写成的经籍；而“今文经学”，就是指对今文经典所作的章句训访与经义的阐释解说。所谓“古文经”，是指用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写成的经籍；古文经之“古文”，有其严格的时间与地域限定，它既与春秋时期文字有别，更与殷、周之世文字殊异，此外还有鲁、齐、梁、楚等地文字间的差异；而“古文经学”，就是指对古文经典所作的章句训诂与经义的阐释解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不仅在经籍文字的字体上明显不同，而且在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籍中有关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也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所以会出现，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直接相关。秦王朝建立后，为了强化专制君主集权统治，秦始皇在采取了“书同文，车同轨”等重要措施之外，实施了统一思想的文化政策，而“焚书”就是其体现之一。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借博士官淳于越批评秦朝不行分封制之由，提出了“焚书”之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十日不烧，溺为城旦。所以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焚书”后在朝廷还有藏书之府，由“博士官所职”，所以“秦火”之余尚留有少量《诗》、《书》等典籍。公元前206年，项羽引兵西屠咸阳，烧秦官室，大火三月不灭，把秦秘府所藏之书统统烧光了。由于经籍的被毁，从西汉起陆续出现的残存经籍，就开始有了今古文之分。

　　一、今文经学 西汉初期，五经本子“复见”，各种各样的帛书本子甚多，但尚无系统完整的定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竹简《周易》、《诗》，以古代实物资料证实了这一点。汉初今文经学主要在地方上传授，按其性质而言，属于儒家私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其所立博士均属于今文经学，标志着今文经学由民间私学转变为朝廷官学。此后，在两汉时期，今文经学基本上也就是博士经学或太学经学。汉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据《史记·儒林列传》载：“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葘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这里所记，实际是指汉初以来的五经传授系统，并非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据《汉书·儒林传》的赞中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这里，五经仅举四，通行的观点认为《诗》在文景时期已立鲁、韩、齐三家，故不举。因此，汉武帝所设五经博士，实际为五经七家博士，即：《诗》立齐、鲁、韩三家，《尚书》欧阳氏，《仪礼》后氏，《易》杨氏，《春秋》公羊氏。七家各设一员，有缺辄补，正常情况是七名博士。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又为博士官置正式的弟子员。到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增五经博士为十二，即：《诗》齐、鲁、韩三家，《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后氏，《易》梁丘、孟、施三家，《春秋》公羊、毅梁二家。东汉初期，光武帝建武年间立今文十四博士，即：《诗》齐、鲁、韩三家，《书》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大戴、小戴二家，《易》梁丘、孟、施、京房四家，《春秋》“公羊学”严、颜二家。这是今文经学的极盛时期，今文经学作为两汉时期的官学，主要就是依附于博士制度而发展的。博士定员的日益扩大，人数日益增多，他们秉承师法，演绎家法，推动了今文经学的繁荣。与此同时，太学也随之大大发展，太学的学生从武帝初置弟子员五十人起，以后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代有增加，西汉最多时达三千人。王莽时代，人数亦很可观(但其中含有古文经学)。自东汉光武帝以后，历经明、章、和、顺诸帝，太学教育继续发展，到质帝时太学生竞多至三万人左有。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开始走向衰微。一直到清代中后期才开始恢复。十八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开始重视今文经学中《春秋》“公羊学”的研究。以后，属于常州学派的龚自珍、魏源以经术讥切时政，他们打出《春秋》“公羊学”旗号，借经学议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到了近代，戴望、廖平、皮锡瑞、康有为等也大力提倡今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来作为其鼓吹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把今文经学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二、古文经学 秦始皇“焚书”，作为战国时期经籍的古文经书遭到了大浩劫，但还是有一小部分被藏匿而保存了下来。古文经典在汉初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被重新发现的。(1)是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未，鲁共(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碧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古文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这里，“武帝末”当记，应作“孝景帝时”(参见清人阎若骇在《尚书古文疏证》中之“考订)。(2)鲁淹中古文经典的发现。《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所谓“淹中”，《汉志》注引苏林门：“里名也”，即鲁(曲阜)—处“里”名叫“淹中”。(3)河间献王刘德搜集的古文经书。《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前二年(前155)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上述三大发现中最重要的是《古文尚书》、《礼经》、《周官》三种。至于《毛氏诗》、《左氏春秋》等，汉初在民间一直流行着，并不属于新发现的古文经典。自西汉晚期开始，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歆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命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刘欲也受诏协助校理图书。他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首次披露《古文尚书》和《逸礼》的来历，并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同时把《毛诗》也归于古文经典。他重新整理了《左氏春秋》，史称，“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刘歆传》)。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遭到今文学者的反对。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刘歆为国师、号“嘉新公”，古文经学得立于学官。但随着新朝的崩溃，王莽和刘歆所设《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及《周官经》等古文经学博士，自然被废弃。东汉一代，古文经学以“私学”的形态发展，涌现出一批卓然有成的学者，如郑兴郑众父子、杖子春、陈元、桓谭、杜林、卫宏、贾逵、服虔、马融、许慎、荀爽、卢植等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郑、贾之学”及马融的经学成就。马融的杰出弟子郑玄，继承师业，独创名家，成为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郑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遍注群经，“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后汉书·郑玄传》)，他的经学成就，后世称之为“郑学”或“通学”。东汉以降直至唐代，古文经学占据绝对的主流地位。宋代理学兴起后，经今古文学都失去影响。清代是经学的复兴时代，清初的顾炎武反抗清朝压迫，反对程朱、陆王之学的空疏无用，打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旗号，主张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以达“明道救世”之目的，提倡恢复古文经学。到乾隆、嘉庆年间，由于清廷压迫的加重，士大夫渐渐脱离“经世致用”的实践，形成了所谓的“汉学”(朴学)。它主要分为两大支：一支称“吴派”，起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栋，主张搜集汉代经师注解，加以疏通，以阐明经书大义。一支称“皖派”，起于江永而成于戴震，主张从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入手，阐明经典中的大义与哲理。另外，由清初黄宗羲所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与这两派有一定的关联但又不尽相同，其特色是经史并重。以上这些学派，近人又统称为“乾嘉学派”、“古文学派”或“清代古文学派”。他们从校订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诸子、金石、版本目录等，对于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其弊病则在于脱离现实、烦琐细碎。嘉道以还，今文经学重新抬头，但古文经学仍有相当影响，俞御、孙诒让、章太炎可谓晚清古文经学的殿军。尤其是章太炎，他从古文经学的研究中引出国民的民族意识，以作为反清排满、民族救亡的理论武器。

　　三、经今古学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致而言，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制作的，他们把孔子视为政治家、哲学家，是“受命”的“素王”。今文经学家重视经籍中的所谓“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如汉代今文经学家的研究往往就是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等作论证，而近代的今文经学家则更明显地利用今文经学来议论时政，“托古改制”。古文经学家多认为六经是古代史籍，周公是“先圣”，而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先师”、历史学家，是古代文化的保存者。古文经学家注重经籍的整理、考订、训释，与现实政治关系相对要疏远一点。由于两派之间的分歧严重，从西汉末期起两派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争论。汉哀帝时刘欲提出增立古文经博士，哀帝下诏征意见，今文博士“不肯置对”，拒绝设立方文经博士。刘歆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书》，驳斥今文博士所谓“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不传《春秋》”的说法，抨击今文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嫉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汉书·刘歆传》)。而今文博士则攻击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汉书·刘歆传》)，刘歆最终被迫离京，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东汉初期，尚书令、古文学家韩歌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光武帝诏下其议。今文《易》博士范升激烈反对，提出“《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韩歆、许淑、陈元等古文学者与之辩难，反复往来十余次。光武帝立了《左氏春秋》于学官，但不久又废去(参见《后汉书》的《范升列传》、《陈元列传》)。东汉章帝时，古文学者贾逵与今文博士李育，就《左传》与《公羊传》经义问题，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展开了辩论。以后马融还与北地太守刘环讨论过《春秋》今古文学上的一些分歧问题。东汉末今文学家何休，撰《公羊墨守》、《左氏膏育》、《毅梁废疾》三书，言《公羊传》义理深远，不可驳难应当“墨守”，即如墨子之守城也。所谓“膏肓”、“废疾”，则喻《左氏传》和《毅梁传》之疾不可为也。对此，郑玄乃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郑玄的深入论述，令人佩服，何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史称：“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及(郑)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到了清代中后期又起，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廖平、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都排斥古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他试图从根本上否认古文经学。认为“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新学伪经考·序录》)而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刘师培则积极捍卫古文经学。章太炎自称是“刘子骏(歆)之绍述者”，他指出：“刘向父子总结《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穷其原始，极其短长，此即与正考父、孔子何异”(《国故论衡·明解故》)

　　刘向、刘歆父子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的汉代，积极从事旧籍的整理，古文也得到了清理，尤其是刘歆研究《左传》，并引《左传》解释《春秋》，使人们对文字简单隐晦的《春秋》有了接近正确的理解。晚清的经今古文学之争，其意义与其说是学术的，例不如说是政治的，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争论对传统经学所起到的消解作用。康有为以今文经学当作其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彻底否定“古文经学”，认为古文经典都是由刘歆伪造出来的，他把孔子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奉孔子为“教主”。而古文经学派的章太炎，则大倡“六经皆史”的说法，极力主张孔子的贡献主要在整理及传授“六经”方面，这是公然向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偶像而顶礼膜拜的孔子权威之挑战。康有为和章太炎都是经学大师，他们都推尊经学。倘若把经典比作庙宇，把孔子比作神像的话，那么，康有为的做法正好像是为了装饰神像而去拆毁庙宇；而章太炎的做法则犹如为了研究庙宇却又推倒了神像。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各自的做法恰恰是对经学起到了一种无意识的消解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经学作为统治学说地位的消失，经今古学派及其争论也一起消失了。

南朝宋武帝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先祖彭城人，后迁居京口，“曾住”的意思就是刘裕是在这里长大、生活过的地方。之后句子中提到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就是用一种时间的顺序，来讲述他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

刘裕掌握东晋的实权后后发动过两次北伐战争，先后灭掉了南燕、后秦，收复洛阳、长安等地，当时几乎可以收复中原，是东晋历史上北伐中最成功、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也是从前的多次北伐都无法与之比拟的。作者在这里提到“寄奴曾住”是想到了刘裕的功勋让人非常钦佩，但是他曾经的遗迹却也再也找不到了，表现了作者无限景仰的感情。

扩展资料

出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宋代·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翻译：

那些历经千古的江山，却找不到孙权那样的英雄。当年的舞榭歌台依旧在，英雄人物却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走远。斜阳照着长满草树的普通小巷，人们说那是当年刘裕生活过的地方。想起了当年，他领军北伐、收复失地时的英姿是何等的威武勇猛！

不过刘裕的儿子刘义隆却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他仓促北伐，反而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乘机挥师南下，因而遭到重创。我回到南方已经四十三年，仍然记得扬州一带烽火连天的战乱场景。

如何回首啊，当年拓跋焘的行宫外竟有百姓在那里祭祀，乌鸦啄食着祭品，人们过着社日，把他当作一位神祇来供奉着，而不知道这里原来是一个皇帝的行宫。还有谁会问，廉颇老了，饭量还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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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泰山之阳、黄淮平原东部的邹鲁地区原属东夷，农耕文化和礼乐传统发达较早。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考古成果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商部族源出东夷，商王朝在盘庚迁殷以前，曾在这一带建都四十余年。西周建立后，周公父子受封建鲁，这里又成为周王朝控制东方的头号重镇与姬姓贵族推行“周礼”的示范性大国。鲁国初封时，因为周公的关系，在各大诸侯国中有着特别优越的地位，曾被赐以整套的祝宗卜史、文物典册、官司彝器，后来又被特许祭祀周公可用“天子礼乐”。鲁国宗法贵族也以恪守周公“遗训”为职责和荣耀，所以直到春秋时期，鲁国仍以完整保存“周礼”著称。

　　向来史家都称春秋社会的动乱导致“礼坏乐崩”。实际上，如果着眼于孔子学术的主要特点，则春秋时期无疑是西周礼制的“复述”期（包括改造和突破），郑重其事的礼学和后世儒家所推崇的理想“周礼”形态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发育和成熟起来的。广义的“周礼”涵盖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从较狭的意义上理解，它主要还是姬姓宗法贵族的礼制，并不能完全包括各地诸侯国独具特点的传统礼制和民间礼俗。《左传》襄公十年记晋人称道“诸侯宋、鲁，于是观礼”，是说宋存“殷礼”，鲁存“周礼”，各具典型。而与鲁国为近邻的小邦邾国、大邦齐国等，保存“夷礼”特多，仍与鲁国宗法贵族的独“秉周礼”大异。其实，即使在鲁国及鲁都城内部，“周礼”与“夷礼”、“殷礼”并存的局面也从未消失。鲁城内有“周社”、“毫社”，后者即是为土著的殷遗民专门设置的行礼场所。前些年在曲阜鲁故城内发掘出两组墓葬，葬式、葬俗和随葬风格都迥然不同。其中甲组墓属于土著墓，从西周初年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突出特征是盛行殉狗，随葬陶器组合规整，且流行簋、豆等圈足器，制作也较精致；乙组墓属于周人墓，有的下及战国早期，而绝不见殉狗，随葬陶器则制作较粗陋，组合亦凌乱，且完全不见簋、豆等圈足器。两组墓差别如此之大，可使人们获得对“周礼”的新认识。看来古籍所乐道的伯禽受封之鲁而“变其俗，革其礼”，即使确有其事，那实行的程度也相当有限。

　　“周礼”与民间礼俗的差异既包含了阶级对立的内容，也包含了国、野之别。所谓“礼坏乐崩”，主要是指周王室东迁后上层贵族社会礼制的混乱与多变，对民间礼俗未必有多大影响。据我们所考察，孔子早年习礼所接受的还是“殷礼”遗制。他是殷王室后裔，但自幼生活在鲁地，接触最多的还是东夷风俗。他“十有五而志于学”，由于家境贫困，曾做过仓吏、牧吏之类卑微差事，实际是通过“宦学事师”的途径求学的。起初他还不可能学习贵族礼制，《论语·八佾》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被时人讥笑为“邹人之子”不“知礼”，说明他那时对“周礼”还知之不多。《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朝鲁时，讲了一大篇“少昊氏鸟名官”的古史传说，孔子闻所未闻。他真正了解和研究东夷古史大约自此始，时年27岁。与当年郯子所说少昊兴起时的“凤鸟适至”恰成对照，他在36岁时“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说明他已开始自觉搜访古代文化遗产了。他对东夷文化始终不能忘怀，晚年还萌生过“欲居九夷”的念头（《子罕》），又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话（《公冶长》）。

　　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到鲁昭公二十四年，即他34岁时，鲁大夫孟僖子去世，临终立下遗嘱，令其二子（即南宫敬叔和孟懿子）师事“圣人之后”的“达者孔丘”学礼（见《左传》）。这表明孔子此时已经以办私学成名，他的贵族后裔身份也得到鲁国贵族的承认。《史记·孔子世家》说他稍后由南宫敬叔陪同，到东周王都洛阳“问礼”，并会见了做史官的老子。孔子真正得以系统地接触周官典籍，并全面检讨“周礼”，恐怕就始于此时。后来随着所办私学的扩大，他一面整理和传授《诗》、《书》、《礼》、《乐》等典籍，一面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学说体系，最终以一位古典王官文化继承者、传播者和集大成者的成就，成为鲁国的“国老”和儒学的开山。

　　孔子的学术以礼学为主干，在总体上表现为“述古”的形式，但基本精神还是“维新”的。他强调“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三代之礼皆相因而损益，“其或继周者”仍会有变化（《论语·为政》）。这观点可说是古礼学上的一大发明，也是他会通“殷礼”入“周礼”的纲领。他还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八佾》）这等于承认各国礼制自有其传承统系。所以，孔子所标榜的“周礼”实际只是他认为在春秋之世合理而适用的理想礼制形态，而决非是周公时代的礼制原形；否则，他也不会被称为“圣之时者”。

出师表

诸葛亮

　　先帝创业未半(1)而中道崩殂(2)，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3)，此诚危急存亡之秋(4)。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5)，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6)，盖追先帝之殊遇(7)，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8)，以光先帝遗德(9)，恢弘志士之气(10)，不宜妄自菲薄(11)，引喻失义(12)，以寒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13)，俱为一体，陟罚臧否(14)，不宜异同(15)。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16)，宜付有司论其刑赏(17)，以昭陛下平明之理(18)，不宜偏私(19)，使内外异法也(20)。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21)，此皆良实，志虑忠纯(22)，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23)。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24)，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25)，有所广益(26)。

　　将军向宠(27)，性行淑均(28)，晓畅军事(29)，试用于昔日(30)，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31)。愚以为营中之事(32)，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33)，优劣得所(34)。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35)；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36)。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37)。侍中、尚书、长史、参军(38)，此悉贞良死节之臣(39)，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40)。

　　臣本布衣(41)，躬耕于南阳(42)，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43)。先帝不以臣卑鄙(44)，猥自枉屈(45)，三顾臣于草庐之中(46)，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47)。后值倾覆(48)，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49)。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50)。受命以来，夙夜忧叹(51)，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52)，深入不毛(53)。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54)，北定中原，庶竭驽钝(55)，攘除奸凶(56)，兴复汉室，还于旧都(57)。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58)，进尽忠方，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59)，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60)，以彰其咎(61)；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62)，察纳雅言(63)，深追先帝遗诏(64)。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65)，不知所言。

[作者简介]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玡阳都(今山东省沂水县)人，曾居隆中。诸葛亮是三国时蜀汉丞相，历史上有名政治家、军事家。陈寿说他“少有逸群之才，英霜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汉末避乱荆州，躬耕隐居。常以管仲、乐毅自比。后辅佐刘备，联合孙权，在赤壁地方打败曹操，占领荆州，西取益州，建蜀汉。刘备称帝，他任丞相。刘备死，受托辅助后主刘禅。他志在恢复汉室，统一中国，曾先后六次北伐中原，建安十二年(234)死于军中，终年五十四岁。著有《诸葛亮集》。

[注释]

　　(1)先帝：指刘备。因刘备此时已死，故称先帝。未半：此指没完成帝业。

　　(2)中道：犹言半路。崩殂(cú)：死。古代帝王死亡叫“崩”，也叫“殂”。

　　(3)盐州疲弊：指蜀汉力量衰微，处境艰难。益州，今四川省一带，这里指蜀汉政权。疲弊，困乏无力。

　　(4)诚：的确。秋：时候。

　　(5)侍卫之臣：服侍、保卫皇帝的臣下。

　　(6)忘身：不顾自身危难。

　　(7)盖：连词，表推断原因。殊遇：优异的待遇。殊，不一般，特异。

　　(8)开张圣听：扩大主上的听闻。意思是要后主广泛听取别人的意见。开张，扩大，与下文“塞”相对。

　　(9)光：发扬发大。遗德：留下的美德。

　　(10)恢弘：发扬扩大。恢，大。弘，大。

　　(11)妄自菲薄：随意看轻自己。妄，随意。菲薄，微薄，轻视。

　　(12)引喻失义：讲话不当。引喻，称引、比喻。失义，失当，违背大义。

　　(13)宫：指皇宫。府：指丞相府。

　　(14)陟(zhì)：提升。罚：惩罚。臧：表扬。否：批评。

　　(15)异同：不同。

　　(16)作奸犯科：干不正当的事违犯法令。作奸，干坏事。科，科条，法令。

　　(17)宣付有司论其刑赏：应交给主管官吏，判定他们受罚或受奖。有司，官吏，此指主管刑赏的官吏。论，判定。

　　(18)昭：显示。平明：人平，不昏庸。理：治。

　　(19)偏私：偏袒私情。

　　(20)内外：指官廷内外。异法：行不同的法度。这几句话，据《三国志·蜀志·董允传》可能是指刘禅偏袒宦官黄皓讲的。

　　(21)侍中、侍郎：官名，皇帝的亲臣。郭攸之：南阳人，当时任刘禅的侍中。费祎(yī)：字文伟，江夏人，刘备时任太子舍人，刘禅继位后，任费门侍郎，后升为侍中。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刘备时为太子舍人，刘禅继位，升任黄门侍郎，诸葛亮出师时又提升为侍中。

　　(22)志虑：志趣、思想。忠纯：忠诚纯洁。

　　(23)简：挑选。拔：提升。遗：留给。

　　(24)悉：全部。咨(zī)之：征求郭攸之等人的意见。咨，询问，征求意见。之，指郭攸之等人。

　　(25)裨(bì)：补。阙漏：同“缺漏”，缺点和疏漏。

　　(26)广益：增益。

　　(27)向宠：三国襄阳宜城人，刘备时任牙门将，刘禅继位，被封为都亭侯，后任中部督。

　　(28)性行淑均：性格品德善良平正。淑，善良。均，公正。

　　(29)晓畅：明达，通晓。

　　(30)试用于昔日：据《三国志·蜀志·向朗传》记载，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刘备在秭归一带被东吴军队击败，而向宠的部队损失却甚少，“试用于昔日”指当此。

　　(31)督：指中部督。

　　(32)营：军营、军队。

　　(33)行(háng)陈：指部队。陈，“阵”的古字。

　　(34)优劣得所：能力好坏各得其所，即用人得当。

　　(35)先汉：前汉，即西汉。

　　(36)后汉：东汉。倾颓：倾覆，灭亡。

　　(37)桓、灵：指桓帝刘志、灵帝刘宏。这两个东汉末年的皇帝政治腐败，使刘汉王朝倾覆。

　　(38)侍中：指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尚书：这里指陈震，南阳人，公元二二五年(建兴3年)任尚书，后升为尚书令。长史：这里指张裔，成都人，刘备时曾任巴湘乡人，当时任参军。诸葛亮出驻汉中，留下蒋琬、张裔统管丞相府事，后又暗中上奏给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39)死节：为国而死的气节。

　　(40)隆：兴盛。计日：计算着天数，指时日不远。

　　(41)布衣：平民。

　　(42)躬耕：亲自耕种。南阳：指隆中，在湖北省襄阳城西。当时隆中属南阳郡管辖。

　　(43)闻：有名望，闻名。达：通达，此指官运通达。诸侯：这里指当时割据一方的军阀。

　　(44)卑鄙：地位、身分卑下，见识鄙野。卑，身分低下。鄙，鄙野，粗野。

　　(45)猥(wěi)：屈辱。枉屈：枉驾屈就。诸葛亮认为刘备三顾茅庐去请他，对刘备来说是屈辱，自己不该受到刘备亲自登门拜请的待遇。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

　　(46)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三顾”即指此事。顾，看，看望。

　　(47)许：答应，许允。驱驰：指奔走效力。

　　(48)后值倾覆：以后遇到危难。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打败，退至夏口，派诸葛亮去联结孙权，共同抵抗曹操。本句，连同下句即指此事。

　　(49)尔来：从那时以来。即从刘备三顾茅庐到诸葛亮出师北伐以来。

　　(50)大事：指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刘备临终前嘱托诸葛亮辅佐刘禅，复兴汉室，统一中国的大事。

　　(51)夙夜：日日夜夜。夙，清晨。

　　(52)五月渡泸：建兴元年(公元223年)云南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者发动叛乱，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师南征，五月渡泸水，秋天平定了这次叛乱，下句“南方已定”即指此。泸，泸水，即金沙江。

　　(53)不毛：不长草木，此指不长草木的荒凉地区。

　　(54)奖率：激励率领。三军：古代诸侯国的军队分上、中、下三军，三军即全军。

　　(55)庶：庶几，希望。竭：尽。驽钝：比喻自己的低劣的才能。驽，劣马，指才能低劣。钝，刀刃不锋利，指头脑不灵活，做事迟钝。

　　(56)攘(ràng)除：排除，铲除。奸凶：此指曹魏政权。

　　(57)旧都：指东汉都城洛阳或西汉都城长安。

　　(58)斟酌：权衡。

　　(59)托臣以讨贼复之效：把讨伐曹魏复兴汉室的任务交给我。托，委托，交给。效，效命的任务。

　　(60)慢：怠慢，懈惰。

　　(61)彰：表明。咎：罪过。

　　(62)谘诹(zōu)善道：征求好的建议。诹，征询。

　　(63)察纳：考察采纳。雅言：正确意见。

　　(64)深追；深切地追念。遗诏：皇帝在临终时所发的诏令。刘备临死时曾对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5)临表涕零：面对着《表》落泪。涕零，落泪。

[译文]

　　先帝创业(还)没有完成一半，便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成了三个国家，我们蜀国军力疲惫，财力不足，这实在是万分危急，(决定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啊。但是侍卫的大臣们能在朝廷内毫不懈怠，忠诚的将士们在外拼死作战的原因，大概是追念先帝的特殊待遇，想以此报答陛下啊！(陛下)实在应该扩大自己的听闻，来发扬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兴志士的气节，不应该轻率地小看自己，在发表政见的时候放弃了原则，以致堵塞了臣下向您直言规劝的道路啊。

　　宫廷中的近臣，相府中的官员，都是一个整体，晋拔、惩治(官员)，对官员进行考查褒贬，不应该(因在宫中或府中而)有所不同。假若有做了坏事，违犯了法令或者为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应当(把他们)交给主管的官员去判定他们(应该得到的)处罚或奖赏，用来昭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法治，不应当偏袒和私爱，使宫内外存在着不同的法度啊。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全都是善良诚实、心地忠贞、思想纯正的人，因此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内的事情，不管大大小小，都要拿来向他们咨询，然后再去施行，一定能避免错误、防止疏漏，收到更大的效果。

　　将军向宠，性情善良，行为公正，精通军事，在往日任用他时，先帝称赞他说：是个有能力的将才，因此大家一致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全拿来询问他，就必定使军队上下团结一致，使能力强的和能力差的都能各自发挥作用。

　　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时期天下兴隆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时期国家所以衰败的原因啊。先帝在位的时候，常常跟我谈论这些历史事实，没有一次不叹气并对桓帝、灵帝(的昏庸)表示痛心和遗憾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全都是忠贞贤良且能以死报国的大臣，希望陛下能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如果做到这些)那么汉家帝业的振兴，便指日可待了。

　　我本来是个普通的平民百姓，亲自在南阳种田，(只想)在乱世中姑且保全性命，并不想显姓扬名，在诸侯那里谋求高官厚禄。(但)先帝没有嫌弃我卑陋粗俗，(竟然)降低自己的身份，三次到草庐里来看望我，拿当代的大事来询问我，(我)因此很感激，于是答应先帝愿意(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遭受挫折，(就)在军事上挫败的时候我接受了任命，并在危难紧迫的关头接受了(出使东吴的)使命，从那时以来，(已经)二十一年了。

　　先帝知道我办事慎重，所以临死前就把(辅佐后主、讨魏兴汉的)大事托付给我。(我)接受使命以来，日夜忧愁叹息，担心托付(给我的大事做得)没有成效，以致损害了先贤的英明(形象)，所以才在(建兴三年)五月里横渡泸水，深入到偏僻荒凉的区域去。现在南方(的叛乱)已经平定，武器装备也已经准备充分，应当奖励并率领全军将士，北上平定中原。(我)愿意竭尽我有限的才智，去铲除奸臣贼党，振兴和恢复汉家帝业，迁回旧都洛阳。这就是我报答先帝而又尽忠于陛下所应尽的职责啊。至于考虑朝中政事，哪些该提倡或办理，哪些该改革或废弃，并尽力向陛下进献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把讨伐奸贼、兴复汉室的重任交给我，(如果)没有成效，就请惩治我的罪过，来祭告先帝的在天之灵；如果陛下没有(听到劝勉您)发扬圣德的言论，就追究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失职，以揭示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该多多谋虑，以便能征询治国安邦的良策，鉴别采纳正确的意见，深深地追忆先帝临终时遗留下来的诏命。(如果陛下能这样)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

　　今天正当要远离陛下的时候，面对着所写的奏表，禁不住热泪纵横，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分析]

　　本文是诸葛亮在出师北伐前对朝廷内政所提出的建议。文章总结了“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汉兴旺的历史经验，表示作者“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决心，表现了诸葛亮忧心国事、鞠躬尽瘁的忠忱。

　　三国鼎立形势形成后，中原的曹魏实力最强，蜀汉的实力最弱。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了巩固的统治地区，有了政治斗争的立脚点。为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诸葛亮一方面率兵亲征中原；另一方面对内政提出积极建议，主张“开张圣听”、赏罚严明、谨慎用人。他的这些主张是针对当时蜀汉统治的时弊而发的。做为一个政治家，能够分析、认识社会现实，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医治方法，表现了他的政治才能。由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诸葛亮辅佐刘备、刘禅，并不完全是出于回报刘备“三顾”的恩遇，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恢复汉室”的政治抱负。他忧心国事，鞠躬尽瘁的忠忱，正是他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表现。这是历史上的政治家诸葛亮的可贵之处。

　　诸葛亮的政治抱负是有着很大的阶级局限的。这首先表现在他的“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上。东汉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才激起广大农民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最后形成各地军阀称雄割据的斗争形势。诸葛亮不顾这种现实，强调“兴复汉室”，这正是他的封建正统思想的表现。在诸葛亮看来，只要最高明统治者是个姓刘的，就可以天下太平，这是历史唯心主义。

　　文章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先帝创业未半……可计日而可待也)包括五个自然段。文章分析了“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的形势，并据此提出了改革时弊，励精图治的建议。对形势的分析，是他提出建议的基础。虽然话不多，却很重要。接着提出了对内政的建议：第一项建议是“开张圣听”，作者指出，蜀汉的形势虽然“危急存亡”，但先帝所遗老臣中，“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只要能“开张圣听”，就可以发挥这些人的积极作用，巩固、发展蜀汉政权。第二项建议是赏罚严明，“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第三项建议是“亲贤臣，远小人”，因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而“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条建议，是汉室兴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第二部分(臣本布衣……不知所言)包括四个自然段。文章叙述了作者二十年来以身许国的经过，表露出作者勤于国事，鞠躬尽瘁的一片忠忱；以使后主体念创业的艰难，从而发愤图强，振兴蜀汉天下。在叙述二十年的经历之后，作者又讲到刘备对他的嘱托和他自己受托的心情，表示了自己出师北伐的决心，最后再次嘱咐后主要“自谋”、要“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表现了作者临出征时，对后主的无限依恋。

　　这篇文章是议论、叙述与抒情相结合的散文。文中对后主所作的建议是议论，但又兼叙了自己以身许国的经过。在议论和叙述当中，流露出自己的真挚感情。文中反复称念“先帝”，目的是激励刘禅追念祖德、发愤图强，又深切地表示自己对先帝的思念和忠忱。

　　文章在结构上富于变化。如第一部分的三项建议，第一项是由分析当时形势引出的；第二项建议则是直接提出要“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不使“内外异法”的意见；第三项是先推荐一些人才，建议后主任用，并从历史上总结出“亲贤人，远小人”方能使国家兴旺的经验。从行文结构上，使文章成为富于变化的文学散文，而不是象有的奏书那样干瘪、条文化。

最初我也曾认为杜预说得对，可对比神话影视、 历史 文献。我发现“纣王的都城在朝歌，而朝歌在河南淇县，怎么殷墟遗址在安阳？”这真是一个烧脑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神话与 历史 相矛盾的问题，更是 历史 与 历史 相矛盾的地方。

倒不是杜预把殷墟说成殷虚，因为左丘明记录的也是殷虚，其实这里的殷虚是通假字，通假的字正是殷墟。我们还是从商纣王的朝歌说起吧，这里面也有很多颠覆你观念的真相。很多人知道朝歌这个地方，还都是得益于大型古典神话连续剧《封神榜》。

不过，《封神榜》犯了一个发音的错误，这个错误倒不像把”耄耋（maodie）”说成“耄耋（maozhi）”那么严重，但依然不能让淇县人民接受。

不过之前最不能接受的应该是浚县人民，而现在最不能接受的是鹤壁开发区的人民。这个问题就连《封神榜》里的演员都把朝歌（zhaoge（朝歌（chaoge）。

《封神榜》这部电视剧影响很大，很多人都把朝歌（chaoge）当成了正宗发音。淇县人民不能接受的是，朝歌就是淇县的古称，在汉太祖时还设立了朝歌县，朝歌被定为朝歌之前就是沬邑。

那为什么之前为什么浚（xun）县人民不能接受呢？朝歌的确是淇县的古称，但商纣王的宫殿，尤其是“天子死社稷”地——鹿台并没有在淇县，而在浚县。

汉高祖刘邦在河南省鹤壁市还成立了一个县叫黎阳县，黎阳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是黎明的太阳。而朝歌又是什么意思呢？大抵是对着朝阳而歌唱。

据《淇滨文史资料》考证，商纣王的殉国地鹿台就在今天的鹤壁市淇滨开发区钜桥镇刘寨社区、王寨社区之间。

鹿台其实是个错别字，其正确用字则为廪台。廪生是廪膳生员，廪台其实就是商纣王的粮仓。明朝“嘉靖七年岁次”的石碑记载的今天钜桥镇唐庄社区原名为宫堂村，这里的宫堂就是商纣王的宫殿所在地。然而，个人认为在今天浚县卫贤镇前后公堂才是真正的商纣王的宫殿所在地。

公堂村本为宫堂村，宫堂是宫议堂的简称。我私下认为，前公堂当为前宫堂，是商纣王的办公所在地；后公堂应是后宫堂，是商纣王寝殿后宫所在地。

既然宫殿都在浚县，浚县人民不能接受“朝歌”的错误发音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在2008年之前，不要说刘寨、王寨就是整个钜桥镇也都是属于浚县，甚至来说，淇滨区的主体在2005年原本就是浚县的大赉店镇。

另外，我们一直以来有个误区，商纣王的说法并不正确。这里，我特别想补充的是，尽管我前边多次提到商纣王，但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殷纣王。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是殷墟而不是商墟，商朝从盘庚时期就改国号为殷了。可不是盘庚爱迁都，他的老祖先都爱迁都！

商朝的发源地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可从建国以来，商朝就成为了“流浪王朝”。

他们从番开始迁，陆续从商丘（亳）迁到郑州（嚣），后来又一路向北走到了安阳。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安阳是安阳西，可不是后来的殷而是相（地名）。根据发明地动仪的张衡在《西京赋》的记载，商（殷）朝前后迁都了13次，王国维将这前八后五的迁都地方逐一考证。

五迁：中丁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亶甲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市西），祖乙迁都于邢（今河北邢台）；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

商朝君主爱迁都，也并不是什么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的原因，主要还是为了安全、为了发展。

商王朝自盘庚至纣的都城。

公元前1298年（前13191046+273），盘庚从奄迁移到了老家的老家商丘，可没多久就又迁到了北蒙。

北迁的过程很曲折，贵族都不愿意，这次迁都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躲避自然灾害，同时也是为了强化对贵族的控制。奄就是后来孔子的老家曲阜，而北蒙（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就在今天的安阳，被盘庚改为殷，同时也将国号改为殷。这就有意思了，殷王朝的就是殷，这就和新加坡的首都是新加坡城一样有趣。

魏国的《竹书纪年》说的是盘庚自从迁都到安阳到殷纣王自焚，这273年都没有迁都。可您一想，不对呀。《封神榜》里明明记载殷纣王的首都是朝歌呀！

《封神榜》是神话电视剧，最初源自于明朝隆庆、万历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也叫《商周列国全传》、《武王伐纣外史》、《封神传》）。别看又是神话电视剧，又是神话小说，但说的朝歌是首都也不算太大的错误。

这《商周列国全传》话本最早在南宋时已形成，话本再不靠谱，也不至于编造首都吧。更何况，把朝歌定为首都，古典文献都有记载。第一段，我不是说了吗？杜甫的祖先杜预还说朝歌就是殷墟呢！真相是什么呢？

其实，将朝歌定为殷朝的都城帝辛（殷纣王）并不是第一人。

《史记正义》似乎和《竹书纪年》很过去，后者说二百多年没迁都，前者说盘庚的侄子一代明君殷高宗（经常讹称为商高宗）的武丁（妇好的老公）就在南边的沬邑设立都城，还被称为武丁城，这武丁城就是后来的朝歌城。

不过武丁很快又迁回北蒙，然后武乙、文丁、帝乙、帝辛也都一次又一次地迁过来，还把沬邑改为沬都。殷纣王还对沬都进行旧城改造大升级，其规模很大，已经毗邻了城西的朝歌山。热爱游山玩水的殷纣王，在山上俯视沬都，向阳而歌，遂将沬都改为朝歌。

朝歌是殷朝的都城，后来成为了废墟，称之为殷墟也说得过去。我们经常所说的殷墟一般都是河南五阳（包括县级有十五阳）之北的安阳。

如果没有《封神榜》电视剧，也许有太多太多的人只知道殷朝的首都是安阳，殷墟是安阳，而不知道朝歌也是都城的事儿。那么问题来了，安阳与鹤壁市开发区南边（不能狭义地理解为淇县）哪个是正宗的殷墟？或者换句话来说，安阳与鹤壁市开发区南边哪个才是殷朝的首都呢？莫非殷朝有两个首都吗？

殷朝何止有两个首都，人家有四个首都好不好？正宗的首都就是安阳，安阳是名副其实的首都，而包括鹤壁南部在内的三个首都，只能算行宫陪都。

熟悉 历史 的都知道，我们 历史 有两京制、三都制、五京制什么的？其实发源最早的还属于殷朝（商朝）。在殷朝晚年设立四都，分别是国都安阳、陪都朝歌、陪都沙丘、陪都邯郸。而这种“合纵”一条线的四都制，正是殷纣王的首创，而这可不是我乱说的是。有史册记载为证。

很明显从 历史 的记载上来看，朝歌的“存在感”、“出镜率”很明显高于邯郸还有沙丘，由此可以看出朝歌的地位。也就是说这陪都也是有等级的，也是要分个一二三等的。

如果按陪都尤其是第一陪都来说，杜预所说的是殷墟是朝歌也不错，毕竟朝歌不仅是殷朝的地方而且还是第一陪都嘛！倘若把殷墟定位真正的、唯一的、正式的国度的外，那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安阳。

朝歌和安阳的关系像极了今天的斯里兰卡、德国等国家的首都和行政中心（陪都）。斯里兰卡的首都是斯里贾亚瓦德纳普拉科特，其行政驻地却在科伦坡。德国的首都是柏林，但他的政府所在地却是波恩。

“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

东汉张衡《西京赋》谓， “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 。说的是成汤代夏前的商先公曾有八次迁都， 即《史记·殷本纪》所谓的“自契至汤八迁”， 殷人称之为先公时期；成汤代夏后的各代商王曾有五次迁都。“ 后五”即《尚书·盘庚》篇中的“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滋扰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关于“八迁”契居番，王国维先生进行了考证 ：契居番，是迁。昭明居迁砥石，是二迁。昭明于迁商，是三迁。相土东迁泰山下，后复归商丘，是四迁，五迁。殷候（上甲微）迁于殷，又复归商丘，是六迁，七迁。至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则为“八迁” 。

“后五”则一般认为： 仲丁迁于隞，河亶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但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 故此，“至纣王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都徙”，故商又可称为殷或殷商。

由此可见，商朝的都城其实是很多的，但是最出名的只有三个。就是一开始商汤所建立的都城“亳”——成汤故里，再就是商王盘庚所建立的“殷”——安阳殷墟，最后是纣王所建立的“朝歌”——亡国之都。

殷墟的都城地位

(一)从文献资料来看

在迄今所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涉及盘庚迁殷地望的最早记载，当推古本《竹书纪年》，但因简牍散佚，各家所引又不尽相同。

从这些不尽相同的记载中，大体可以肯定，盘庚所迁之殷在北蒙，地在邺南三四十里处。由以上记载来看，“殷”的地望当在今安阳一带。

另外，安阳一带发现了大量甲骨卜辞，这些卜辞基本上均与商王及王室生活相关，内容涉及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年代从武丁一直延续到帝乙、帝辛时期， 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里可能就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二)从考古发掘来看

1．殷墟具有都城要素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殷墟的现今范围 ，东界大致为京广铁路一线，北界在家庄、小营至秋口一线，西界以安阳钢铁公司西墙的南北延伸线为界(北辛庄以西)，南界为戚家庄、刘家庄一线(大致以万金渠为界)， 包括重点区、一般区和外围区三部分。

从以上资料分析来看，殷墟具有都城的要素。因此， 安阳殷墟遗址应为都城遗址。

2．殷墟作为都城的时问

就现阶段殷墟考古情况来看， 殷墟很有可能从盘庚时期开始建设， 殷墟文化中存在着早于武丁的文化遗存，包括甲骨文、宫殿基址、墓葬及出土器物等。而殷墟都城的下限，则和《竹书纪年》记载的“更不徙都”比较一致， 直到到帝辛灭亡之时。

殷墟文化的发展趋势，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连续发展的 ，其中三、四期多连续使用，帝乙、帝辛时期的遗址面积大、分布也最广，居住遗址内的窖穴、灰坑密集，这说明殷末时期，在安阳一带居住的人口非常稠密，并没有政治中心迁移后出现的衰落、中断现象

朝歌的政治地位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 “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则在帝辛时期，至少有朝歌、邯郸、沙丘三个离宫。《括地志》云： “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 这里明言朝歌原本为“妹邑”，可能本来是一个聚落，离宫是商王武丁始建的。

发展到商代末年，朝歌的政治地位越来越凸显。武丁之后，妹邑俨然为一重要的政治中心。

从以上说法来看，庚丁、武乙、帝乙三王都曾迁都，且迁往同一地方——河北，即朝歌。这里的“徙”更像是商王往返于朝歌与另一政治中心之间，可 以看出朝歌已经逐渐超越了一般离宫，其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

除了指明某王“徙”往朝歌之外，古代文献还有不少记载，确切指明朝歌为“都”或“殷虚”。

这就可见朝歌的政治中心地位。也正由于朝歌在纣时的政治地位非常重要， 于是古文献才有朝歌为“纣都”的记载。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朝歌的政治地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兴建之初，朝歌是作为离宫之一而存在的，到了商代末期，朝歌地位超越一般离宫，甚至被称为“纣都”，成为商政权的政治中心。

殷墟与朝歌之间的关系

1．安阳殷墟与朝歌同在王畿之内

在殷墟卜辞中，有“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的说法。其中，占卜“王其人于商”的最多，这里的“商”似应指国都。此外，《尚书·多士》记载周公告诫殷贵族的言辞也有“天邑商”的说法： “今尔又日：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 对此，罗振玉、王国维将“大邑商”解释为“王畿”。

同时根据《战国策·魏策一》中记载 “殷纣之国”的范围：“左孟门，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 这里的“殷纣之国”，应是指商代的王畿，孟门是今河南省辉县以西太行山的一个重要关隘，也就是说，晚商的王畿左有太行山，右有漳水、釜水，前有黄河，后有山岭，四面都有天险。 可以推测“大邑商”或“天邑商”的范围比较广阔，安阳殷墟在王畿中心地带，而朝歌在王畿的南部，安阳殷墟和朝歌同在王畿之内。

2．安阳殷墟与朝歌的政治职能不同

根据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记载，在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帝乙、帝辛时期的卜人有六个，其中，第二个人到第四个人都有都有周祭卜辞。这说明，在帝乙、帝辛时期，安阳殷墟还是存在国家祭祀活动的。 安阳殷墟是一直作为主都存在的，它与朝歌有不同的职能，大体说来，安阳殷墟应该主要是国王和贵族的宗庙所在，而朝歌主要是军事重镇及田猎、游乐所在，特别是它的军事基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越到商代末年，越显得重要。 以牧野之战为例，武王伐纣就是大战于此。纣王兵败，朝歌立即失守，由于前卫军事重镇失守、主要军事力量溃败，作为都城的安阳殷墟也就不战而灭了，整个商王朝的统治也就宣告结束。

成汤之故居——亳

当然除此之外，晚商的政治中心除了殷墟和朝歌之外，还有毫，即“成汤之故居”文献上有晚商时期的商王居“亳”的记载：

这座都城，与安阳殷墟相比较，可能只能是陪都至于盘庚所设这一陪都的具体地位如何，由于文献资料匮缺，很难论定。 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毫，徙河北” ，则似乎可以说明武乙时期再一次放弃了汤毫，由此反推，应该可以认定在盘庚与武乙之间的时期，汤毫应为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之一。

结语：晚商的都城体系应该是多个政治中心同时存在的体系，包括：殷或殷墟(即现在的安阳殷墟)、朝歌、成汤之故居。 这几个政治中心之间的关系推断如下：安阳殷墟是都城，是主要的政治中心；朝歌是晚商后期的政治中心之一，开始时为离宫，在商代末年，由于帝乙、帝辛的长期居留，是否发展为城市无从界定，但朝歌的政治地位可能已上升成为主要政治中心，被文献称为“纣都”，与此同时期的安阳则具有较强的宗教意义；成汤之故居则可能是晚商前期盘庚至武乙时期的陪都。

因为安阳是武丁及其以后商朝宗教祭祀之重地，所以大量文物资料均出土于此，而朝歌很可能是纣王时期才成为商朝帝都的，因而考古发现相对较少，两者并不矛盾。

理由主要如下：

一、安阳殷墟并不是商朝的都城

对于安阳殷墟就是商朝都城的这一结论，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受到中外很多分学者质疑了。

首先，如果安阳小屯村真的是都城，为何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城墙的痕迹 ？商朝人是树敌颇多，四处征战的民族，最重要的都城没有任何城墙护卫，怎么可能？！

其次，在殷墟遗址中，所有出土的甲骨卜辞都是商王武丁以后的，如果盘庚真的迁都于此，为何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痕迹 ？

再者，在遗址区内，也没发现街道、宫城等大型遗址， 这与都城的性质完全不符；并且，如果说发现妇好墓的地方属于王宫，那么，一国之后为何不葬在皇陵，而是埋葬宫中，而且独此一例，实在解释不通。

二、殷墟遗址很可能是“宗庙”、“祭坛”以及“陵墓区”

如上所述，殷墟遗址是否为帝都确实存在很多疑点，那么，如果它不是都城所在，又是何地呢？

我们都知道，商朝人非常重视祭祀与占卜，因此，他们很可能在帝都附近，择一风水宝地，作为王室的陵墓区，同时也兼任祭祀祖先、神灵的重要场所。这也就能解释为何此处会发现如此大量的甲骨卜辞，妇好等商朝统治阶层的墓葬也会在此发现。

此类例子也有很多，比如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几代帝王都选择雍地（今宝鸡凤翔县）为重要的祭祀场所， 在这里，考古学家不但发现了大型祭坛，祭祀坑，也发现宫殿群（可能是帝王行宫）。

而秦都咸阳/汉长安城距离凤翔县都不算近，超过150公里，约为安阳殷墟到淇县朝歌距离（约80公里）的一倍！

可见，商朝帝王把王陵和祭祀场所建在王都以外的地区是很有可能的。

三、淇县的朝歌才是商朝晚期的真正都城

文献中对此有明确记载，比如《史记·周本纪》有：

《帝王本纪》也有：

此后的大量史书也都记载了朝歌是武丁或者帝乙之后商朝的都城。

另外，从 牧野之战的位置 （朝歌以南）， 商纣王死于朝歌 ，以及商朝灭亡后 周人把主要善后工作也放在朝歌 等史实都可以看出，朝歌必为商朝末年的都城。有很多学者也表示，朝歌自武丁朝开始应该一直作为商朝的军事重镇而存在，帝辛继位后，为了向东南开拓，遂迁都于此。

总结，纣王的都城在淇县朝歌确为事实无疑，至于为何殷墟遗址出现在安阳而非朝歌，则主要是因为商朝王族把宗教祭祀场所，以及部分王陵都安置在安阳的缘故。

故宫在北京，皇帝陵园在十三陵，或许几千年后会有傻子专家发现十三陵的废墟并宣布十三陵为北京城遗址。话说当初淇县归安阳管辖所以编 历史 时淇县不敢反驳，明明淇县是古朝歌，古都名号却被安阳抢走。而现在 历史 又在重复上演，明明古朝歌鹿台寺在淇县城西大水头村，却被鹤壁市在淇河北岸人造一鹿台，还有专家胡说高村淇水关大门朝南，现在淇滨区才是古朝歌，没了天理，淇县无论从地理到文代都很独特，先说地理，三面环水，几千年前淇县山清水秀，淇河和沧河都是水量很大的河，只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水量都很充沛，是淇县天然的护城河，淇河和沧河在淇县东南交汇并入黄河，几千年过去了黄河无数次改道，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