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是什么职业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朱东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是什么职业,第1张

今天小编辑给各位分享朱东润的知识，其中也会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分析解答，如果能解决你想了解的问题，关注本站哦。

朱东润的简介

朱东润（1896-1988），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朱世溱，泰兴县城人，明代福建巡抚、督师抗击荷兰侵略者朱一冯之裔孙。

朱东润先生自幼失怙，1907年受族人资助，考入南洋公学附小读书。因成绩优异、刻苦勤奋，1910年得上海南洋公学监督唐文治资助升入中学。此后却因家境贫困、资助中断而辍学。时值辛亥革命，朱东润先生的三哥因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而被清军杀害。三哥的就义，对朱东润先生触动很大，终其一生，他都抱爱国爱民、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之旨不移。1913年秋，朱东润先生入留英俭学会，赴英留学，次年进入伦敦西南学院读书，课余从事翻译，以济学费。1916年初，朱东润先生放弃学业，毅然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1917年秋朱东润先生应聘至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开始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1919年朱东润先生回到江南，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他出任武汉大学特约讲师，受闻一多先生委托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抗战爆发后，他忍痛抛妻别子，愤然离开沦陷的家园，绕道东南亚，远赴大西南，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斗争。1942年8月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7年夏，至无锡国学专科任教，后又任江南大学教授。1951年春任齐鲁大学教授，同年秋，改任沪江大学教授。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朱东润先生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解放后，朱东润先生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他历经非人磨难，爱妻邹莲舫夫人也因受牵连而不堪凌辱含冤而亡，但朱东润先生却以一身傲骨面对邪恶势力的威压，始终不肯屈服。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5月，朱东润先生以83岁高龄加入中国***，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念，以及刚直守正，以德立身，以天下为己任的节操，体现了他追求真理、注重科学的精神。

1981年朱东润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还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中华文史论丛》主编等职。

朱东润先生于1988年逝世，享年93岁。

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最早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之一，是该学科开创时期颇影响的奠基之作。他先后创作近10部传记，推动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朱东润的生平事迹

朱东润（1896-1988），原名世溱，后以字行，江苏泰兴人，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朱东润先生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者之一，也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

朱东润的伉俪情深

朱东润是中国著名的传记史家，他先后撰写了《张居正大传》、《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具有影响的传记作品。朱东润不仅通过他的作品描述了一位位历史名人的一生，也通过这些人物故事展现出一段段历史，一个个时代的变迁，他被称为真正开拓中国现代传记文学领域的第一人。然而在朱东润为数不多、但部部精良的传记作品中，有一部作品却不是以历史名人为题，它就是《李方舟传》。《李方舟传》是中国传记史上少有的一部为中国普通家庭妇女著书立说的作品，甚至李方舟在历史上也并无其人，她的原型其实是朱东润结发49年的妻子邹莲舫。

1920年，23岁的南通中学英语教员朱东润在家庭的包办下与比他小4岁的邹莲舫成婚了。婚后他对邹莲舫恩爱有加，他们一共生下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一家人生活其乐融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朱东润被调到了四川的大学里任教，抗战八年，朱东润便和邹莲舫分离了八年。八年里，邹莲舫一人操持全家事务，日本飞机的炸弹落下，她让全家人躲在房间的床下不准出门，而她自己却仗着胆子大忙前忙后、跑进跑出。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她就提前购进大量物资，困难时再拿出去以物换物。有人看她太辛苦，劝她把孩子分几个给四川的朱东润带养，她怕路上出事，没有听从。一直到抗战末期，她才让大女儿朱清淤拎了一桶她熬的蟹油去四川看望朱东润，她把自己的浓情蜜意都融进了这一桶蟹油里。

战乱期间人心难免不安，朱东润的朋友、学院的其他老师，因熬不住长期寂寞，纷纷跳出包办婚姻的牢笼，在四川另续琴弦，而朱东润对邹莲舫的感情却始终没有变化。八年间他经常和邹莲舫互通书信以寄相思。后来朱东润在《李方舟传》中用诗表述了当时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宝镜香残秋漏冷，戍楼天远报书迟。但愿他生重觌面，一生长得伺蛾眉。在当时中国的现实中，男性可以重新追求另一份幸福，而女性几乎没有可能，他认为既然一个人要追求幸福，另一个人也有追求幸福的自由，那何不大家拉起手来一块追求幸福呢？

1946年朱东润回到了邹莲舫的身边，一家人终于团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不久，朱东润便被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一家三代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60年代初，朱东润参加慰问团去西北慰问建设职工，他不断写信给邹莲舫，让一生从未出过远门的邹莲舫分享他在大西北的新奇感受。他把他在西北看到的少数民族的服装都画了像，寄给邹莲舫看，不停地告诉她外面有些什么事情。

1965年秋，年近70岁的朱东润携同邹莲舫一起到南翔的古猗园游玩，庆祝古稀之寿，但朱东润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出行竟然成为他有生之年和邹莲舫的最后一次出行。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风暴迅速席卷了全国，复旦大学也不例外。朱东润首当其冲地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斗争马上成为他日常生活的全部。学校的学生来了，让他跪在擦衣板上，拿日本人的大砍刀放在他的脖子上要他承认是牛鬼蛇神。性格倔强的老人决不肯低下他的头，而性格刚烈的妻子更是做出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事，一张出自邹莲舫之手的大字报出现在复旦大学满院批判朱东润的大字报中间。邹莲舫为朱东润鸣不平，为他叫屈，为他斗争。她在大字报里细数朱东润是怎样努力忘我地工作，根本不想自己的事情，他是好人，人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他当时的邹莲舫看问题太天真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她的做法无疑是引火上身。邹莲舫在解放后曾经义务帮助政府开办缝纫学习班，解决了一些人的就业问题，之后又在复旦大学办过教工食堂，兢兢业业。但在“文革”中，她曾经的这些行为马上被定义为剥削，她立即成为了被批斗的重点对象。

个性坚强的邹莲舫在漫长的生活岁月里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1930年长子君达因病夭折她咬牙挺过了丧子之痛；1948年二女儿秀若因病去世她又坚持了过来；抗战八年她一人料理全家事务无所不能、无所畏惧，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朱东润对她始终如一的爱给了她巨大的鼓励和支持，让她知道有爱就有希望，但是这一次朱东润连自己都难以保全，邹莲舫开始感到绝望，她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朱东润察觉后百般劝慰她，但是他自己每天必须到学校里去接受整整一天的批斗，没有办法照顾到邹莲舫，儿子白天要上班，孙辈们也已经下乡插队落户了。她一个人在家觉得孤独，又觉得没有什么希望，又很害怕，于是她就选择了那样一条道路。1968年11月30日的下午，邹莲舫一个人在家里悬梁自尽。她留给朱东润的只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东润，我先行一步了，钱留在衣袋里。

晚上6点，72岁的朱东润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家走，远远看见小儿子君迈在路上等他。君迈带着朱东润从邯郸路走到国清路，由四平路绕到国权路，最后回到国年路的宿舍里。君迈对朱东润说“要镇静”，朱东润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邹莲舫永远地走了，而这一年距离她和朱东润50年金婚只差一年。朱东润一下子就瘦得脱形了，喉咙也哑了，说不出话来。失去邹莲舫的打击整整纠缠了他5年，以后才稍微宽解一些。

邹莲舫的遗体被匆匆地火化了，因为她是自杀，骨灰都不允许被保留，而朱东润甚至连去火葬场看邹莲舫最后一眼的权利都没有。邹莲舫火化后第二天，里弄里就开了批斗会，批斗邹莲舫的剥削和畏罪自杀。对此朱东润在他的自传中描述道：50年的夫妻了，我曾因为远别而流泪，因为追忆而流泪，但是在她死后我没有眼泪了，因此我只是淡淡一笑。从那天开始，直到今天我经历过不少的艰辛，但是我始终没有眼泪。朱东润说他的生命春天永远没有了，再也不会有春天了。

妻子生前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眼前。她的纯真与勇敢，朴实与善良，是中国无数普通家庭妇女为爱为家默默奉献一生的高贵品格。于是孤独而倔强的朱东润不顾随时被抄家检查的危险，开始为亡妻立传。迫于形势，他采用托名的方式，《李方舟传》由此诞生。《李方舟传》的结尾并没有落在邹莲舫去世，而是停留在了1965年朱东润70寿辰和邹莲舫出游南翔古猗园，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出游。“忆昔与君初觌面，下车三揖都且妍。生则同室死同穴，有如皎日矢云天。自谓身世永相保，岂知一夕摧风烟。呜呼！此身虽在复何补，到老负君泪如泉。”朱东润用他的诗为《李方舟传》结了尾，也给他和邹莲舫的情感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的地方。

半个世纪的爱情依然没能抵挡得住政治风暴的侵袭，然而朱东润却在风暴中留下了一本不同寻常的传记。这本书记录了邹莲舫艰苦辛劳的一生，也寄托了朱东润对爱妻的无限追思。1979年元月，复旦大学为邹莲舫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哀乐声响起大家都哭了，只有朱东润还是肃然，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邹莲舫是听不到也看不见了。

朱东润的主要著作

《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上海开明书店民国36

《左传选》朱东润选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陆游研究》中华书局1961

《陆游选集》（宋）陆游著，朱东润选注，中华书局196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中华文史论丛》朱东润、钱伯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陆游传》上海古籍1979，海南出版社1993

《梅尧臣传》中华书局1979

《梅尧臣诗选》（宋）梅尧臣著，朱东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980

《梅尧臣集年校注》（宋）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简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诗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张居正大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3

《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通用大学语文》复旦大学1985

《古文鉴赏辞典》吴功正主编，叶圣陶、朱东润撰稿，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

《张居正传》海南出版社1993

《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书法欣赏

关于朱东润老先生读书做人主题的作文（以朱东润先生名言、背景、资料为基础），一定网上找不到。约1500字

朱东润爷爷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文学史家、书法家和教育家。

跨进大门高高的门槛，就看见了爷爷所居住过的四合院。我们站在一个不大的前院上，面前是几座平房。前院靠墙的一边还有个草坪，上面种着一小片竹林和几棵饱经风霜的树。干干净净的卧室，特别是书房，一个长长的书柜，上面摆满了爷爷不知翻遍了多少遍的书，没有丝毫的杂乱，依然很整洁。

关于朱东润爷爷有一串数字，是“一”“二”“三”“四”这些数字。“一”说的是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家喻户晓的朱东润爷爷。1896年12月4日，朱东润爷爷降临在这。“二”指的是朱东润爷爷的两句名言：1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2读书人一生两件大事，做人，做学问。做人始终是第一位的，人的才能有高低，但做人可马虎不得。一个人的文章再好，品行不足取，也就不足取了。“三”是说朱东润爷爷爱祖国、爱党、爱家乡，爷爷热爱家乡的殷殷情怀，感人至深，比山如海。“四”是四个故事，其中一个讲述的是文革初期，爷爷为复旦大学第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权威”横遭批斗。爷爷风骨凛然，义正词严的反驳：“我嘛，‘权威’勉强算一个。‘反动’嘛，则未必吧。”造反派头头恼羞成怒，将日本军刀架在爷爷脖子上，斥问：“你是什么东西？”爷爷倔强以对：“我是中文系主任。”这位为泰兴添光的伟大人物，就在1928年与世长辞，享年92岁。

朱东润爷爷在世时是一位远近闻名的书法家，他是因为没有在老师临终前送给老师一幅漂亮的毛笔字，才下定决心练好它。可是我呢，就是做不到“定”，每次坚持了一会就半途而废，想起来时才后悔莫及。

我真的十分敬佩朱东润爷爷，他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也能得到伟大的成就，真了不起！朱东润爷爷，您是我们泰兴的骄傲，是我心中的榜样。

朱东润是谁

朱东润（1896-1988），原名朱世溱，江苏泰兴人。1913年留学英国伦敦西南学院。1916年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等校任教授。建国后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生前曾任国务院第一届学位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华文史论丛》主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传记文学家、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史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和书法家。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中国文学论集》、《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朱东润先生书法作品选》等。

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当今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然，只有在做好其他工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写出好序跋，还得有更多的学问。

附录：这也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有些古籍本来有附录，有些虽无附录，但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可收集起来编成附录。如何收集、如何编都有讲究，不可等闲视之。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一共有以上十项。古籍整理工作说具体点是要做这十项工作，或者可以说，这十项工作构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部内容。一些珍贵的古籍善本，若沾上各种污渍将大大影响该书的收藏价值。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污渍应采用不同的除污方法，现简介如下，不妨一试：

除霉斑。用棉花球蘸上氨水或明矾水，轻轻地在书页的霉斑上擦拭，至除净后再用吸水纸吸干；也可用水和高锰酸钾冲浓汁，用毛笔将浓汁涂在霉斑处，等五六分钟后再用草酸水涂之，并用毛笔轻轻擦拭，如此数次能去除霉斑，最后用棉花球蘸上清水擦净。

除墨渍字迹。在染有墨渍字迹的书页下边，先垫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湿污迹，然后在书页上边放一张吸水纸，并压上重物，等干后墨水迹就会消失。如果用高锰酸钾溶液时留有褐斑，可以再用草酸或柠檬酸溶液除去。若书页上仅有一些字迹也可用褪色灵涂之即可。

除脏手指印。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也可用棉花球蘸以温水冲兑的洗衣粉或洗洁精液轻轻擦拭，再用清水擦洗，最后将水分吸干。

除油迹。在油迹上放一张吸水纸，用熨斗轻轻地熨几遍，便可以把油分吸尽；也可用棉花球沾少许汽油或酒精轻轻擦除。

除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用棉花球蘸上醋液或酒精，在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上轻轻擦拭，至除净污迹为止。

对于书籍上其他的一般污迹，只要用肥皂细心地擦拭，再用干净湿布轻轻抹净，然后在书页衬上吸水纸吸干水分，就基本上可以获得整旧如新的效果。保存古籍我们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古医籍今译是沟通古语与现代语的桥梁，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原作，而不是代替原著。古医籍今译应该忠实底本，认真研究原文本义，切忌按字面意思牵强附会。现行古医籍今译本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是：译文有误，如错译、多译、漏译等；编校有错，表现为错字、别字、误标点等；方法不规范，体例不统一；随意性较大，违背校勘常识；简化字和繁体字使用不当，不了解简体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对应规则，特别是古医书中使用的具有特殊含义的繁体字都机械地改为简化字。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主要是译者学力不够，态度严谨，不勤于查阅资料，更加上出版者以赢利为目的，快译快出快赚钱，导致许多中医经典古籍的误译、误注与误解。

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除了教古代汉语，还教经典导读；尤其是语言学概论，总共教了五六十轮。在武大国学班讲授《论语》，用的是杨伯峻先生的本子，时有学生就某词某句的不同解释提问。如《公冶长》“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有“我和你都不如他”及“我赞成你说的你不如他”两说。我想，若“与”理解为“赞成”，它能否带“女弗如也”这样复杂的宾语？我们所见“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与其洁也”“吾与点也”，“与”的宾语都较简单。这是我撰作《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的缘起，没想到竟写了十几年！主要而不是零星采用现代语言学方法注解中国古籍，该书是迄今第一部。

经常听人说，研究中国古典，用中国固有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之学足矣，为何要用西方输入的语法学（即文法学）以及语言学理论呢？这不是崇洋媚外吗？对此，杨树达先生评论道：

故我所无者，整个系统之文法学耳，非无文法也。……若谓非我国固有即不必为，请问论者，出外亦乘火车汽车否乎？家居亦用电灯电话否乎？夫时代进步，吾人之治学亦当后胜于前，不能固步自封。必如论者之说，则吾人今日应茹毛饮血否乎？大抵科学之为术也，重理解，贵分析，而国人之大病在囫囵，在含混，故与科学不相容。

我注意到，反对在古籍整理时采用语法学等现代语言学方法的，大抵是不大懂这类方法的人；凡是懂的人，对此没有加以反对的。这是一个悖论，你不懂它，你说它不好，有什么根据呢？

我在撰作之前考虑，在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已经问世近半世纪的今日，如果这部书的水准较之后者不能有较大幅度提高，就没有多大意义。必须力争做到，在古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疑难词句的考证上做得较以往注本更为精确可信。能做到这样吗？

《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

古希腊哲人说，世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如果语言中的每一个词，都有独属自己而区别于其他词的独一无二的标志，或称基因，那该多好啊！运用这一特点，就可和其他词语区别了，古书疑难词句问题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依据这一特点注释的古书不就较之以往更为精确可信了吗？

幸运的是，这一标志（基因）是有的，就是词的“分布”。它一是指词在句中所占据的语法位置，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等等；二是指词的结合能力，即该词修饰何词，该词被何词修饰，等等。通俗地说，就是词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条件。

很多学者都有论述，几乎没有哪个词的分布是和其他词雷同的。一个词内部的不同意义（词的义位），其分布也是不同的。问题接着又来了。虽然某一个词的总分布不会和其他词雷同，但有争议的词或义位只是位于某一句子中，这一句子不足以呈现该词或义位的总分布，能和其他词或义位区别开来吗？答案依然是肯定的。分布可以分为若干类，一个词或义位的分布类并不多，而某词或义位在句子中可以呈现的类往往不止一种。而且，既然都需要鉴别了，这两个词或义位的意义一定相差不小；与此对应，分布的类也往往会很不相同。

例如《论语·卫灵公》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句中的“忍”历来有两种解释：忍心，忍耐。这两个意义的区别较大。它在该句分布的类有两个，一是受否定副词（不）修饰，二是不带宾语。《论语》成书时代的典籍中，“忍”的两个意义都常见；受否定副词修饰时，两个意义也都常见。而当它受否定副词修饰且不带宾语时，有趣的事发生了，一边倒地只呈现“忍心”一个意义，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汉末。因此，小不忍，即小小的不忍心，也即小小的仁慈。距离先秦时代不远的汉朝人也正是这样理解的。《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汉景帝和弟弟梁王喝酒至半酣时说道：“我死了以后就传位给你。”窦太后很爱梁王，听了十分高兴。于是，

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

显然，这里的“小不忍”为“小小的仁慈”，我就是这样注释的。

又如，《公冶长》：“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句中后一“有闻”，杨伯峻先生注释说应读为“又闻”。但“闻”除了几种特殊情况外，都必须带宾语，没有例外。一种特殊情况指“闻”与其他词结合成固定结构如“多闻”“无闻”等。“有闻”因为在先秦典籍中很常见，也是一种固定结构，不带宾语。《孟子·滕文公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而“又闻”不常见，不是固定结构，要带宾语。《论语·季氏》：“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显然，“唯恐有闻”的“有”不能读作“又”。

又如，《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到底谁“退而省其私”？是孔子还是颜回？古来有两种看法，我们弄清楚了“退”的词义特征（说到底也是分布特征）：卑对尊言“退”，客对主言“退”，当然“退”的是颜回。

最近，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轰动一时。可以设想，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汉语的常用词在每一时段的分布特征描写清楚了，那么，遇到古今仁智互见的疑难词句，电脑也能判定孰正孰误；如果都不正确，电脑也能做出新的解释，而且它注解的古书较之人类所注往往更为精确可信。这一前景难道只是镜花水月吗？

解读古书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我称之为“拔萝卜”——将某字词的意义朝自己预设的方向拔。第一步，说现在通行的读法不合情理，不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因此必须重新解读。第二步，通常是找出该词该字的某个很偏的意义；如果实在找不到研究者期望找到的意义，就说某字和另一字相通假，应读为另一字；或是说因字形相近，乃另一字之误，等等。所有这些，都只是提供了甲是乙的可能性，而论证接近必然性的有关“分布”的至为关键的证据却付之阙如了。第三步，说只有如此，才符合情理，符合某人的一贯思想。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学者们往往注意追求新颖可喜的意见，大胆假设，然后以‘双声迭韵’‘一声之转’‘声近义通’之类的‘证据’来助成其说。”用这种解读古书的路数（六经注我）写出的论文俯拾即是，而我们只是就事论事，不必举例了。

这种做法实在欠妥。语言是一个系统，而求证某一系统内部的问题应当主要依赖该系统内部的证据。情理、义理等属于语言系统外部。王力先生说：“古人已经死了，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语言去了解他的思想；我们不能反过来，先主观地认为他必然有这种思想，从而引出结论说，他既然有这种思想，他这一句话也只能作这种解释了。后一种做法有陷于主观臆测的危险。”孙玉文教授对我说：“你觉得孔子应当怎样说是一回事，孔子实际上说了什么是另一回事。词句考释是求证后者，和前者没有必然关系。”况且，依据孔子思想认定孔子只能如是说，再根据孔子如是说来论证孔子思想，这不是循环论证吗？

“最是文人不自由。”其实，每一语法位置上能够出现的词也是不自由的，有限的。比如，如果你觉得“学而时习之”的“习”不对，要换成另一个字，这个字必须是可以出现在这个语法位置上的；而研究者想要换的字词本身的数量也极有限（如须与被换字词形近、音近），而且这些字必须符合研究者的预设（崇拜孔子者选择有利孔子的字词，贬斥孔子者选择不利孔子的字词）；三个低概率相乘，得数几乎为零。因此，如果某句话经过全面论证在当时语言中文从字顺，还要置换字词，是不大可能成功的。据说，《泰伯》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八种读法，这实际上是通过改变句子结构而改变分布。我已证明，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当时语言中文从字顺，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读法在当时语言中都说不通。可见，经典不是泥人张手里的泥巴，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简言之，正确的结论一般情况下只有一个，“两读皆可通”、“数读皆可通”一般不会存在。

还有一点，这种论证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分布”的考察相矛盾的；即使好几位学者都用这法子来求证，所得结果一般也不会一样。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的结果。”而采用考察分布的方法来进行词语论证，十位学者却会得到一个结果。这是符合科学研究的可重复可验证原理的。

以“最博最精”著称的清代高邮王氏父子，虽然有时也基于情理论证（如《雍也》“雍也可使南面”，说“南面”是卿大夫），但古人心里是有一杆秤的。比如，历来认为是高邮王氏的名篇或称代表作的，都是符合分布原理的，例如释《诗经·终风》“终风且暴”：

《终风篇》：“终风且暴。”《毛诗》曰：“终日风为终风。”《韩诗》曰：“终风，西风也。”此皆缘词生训，非经文本义。“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燕燕》曰：“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北门》曰：“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小雅·伐木》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商颂·那》曰：“既和且平”）《甫田》曰：“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正月》曰：“终其永怀，又窘阴雨。”“终”字皆当训为“既”。

人们赞颂王氏考据的精湛，十有八九是举他们的这一篇。这例考证，通过好些类似句子，总结出“终～且～”格式；在这一格式中，“终”的类似于“既”的意义得以凸显。笔者总结为“书证归纳格式，格式凸显意义”。这是典型的考察“词在特定句子中的上下文条件”，也即考察分布，不过王氏习焉不察罢了。

赵纪彬《论语新探》读《卫灵公》“有教无类”为“域教无类”，说是限制教育的意思。我们在《左传》等书中找到十几个“有～无～”的句子（包括至今仍常用的成语“有备无患”），证明赵说无据，而杨伯峻先生所译“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等等）区别”则大致是正确的。

既然古人心里的那杆秤是符合分布原理的，我们就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相反！

杨树达先生反对“拔萝卜”一类做法，他把王氏释“终风且暴”的做法称为“审句例”，大力提倡：

前人于训诂之学有一大病焉，则不审句例是也。大言之，一国之文字，必有一国之句例；小言之，一书之文字，必有一书之句例。然古人于此绝不留意，但随本文加以训诂，其于通例相合与否不之顾也。故往往郢书燕说，违失其真，至可惜也！王氏说经乃始注意及此，故往往据全书通例以说明一句之义，故往往泰山不移。

拔萝卜等做法不顾“通例”，即不顾语法规律，也即不举类似书证，仅仅根据这一句（本文）加以发挥，所以“郢书燕说，违失其真”，也即所谓“国人之大病在囫囵，在含混”；而王氏注重通例，多举类似书证，故能“泰山不移”。

如果读者加以注意，我举的一百六十余例《考证》，大多采用王氏释“终风且暴”的方法。

上文说过，每个词都有独属自己而区别于其他词的独一无二的标志。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以王念孙的“最博最精”与呕心沥血，其《读书杂志》还须在八十多岁才刊出，则古人及近人要模仿王氏的“审句例”而成此皇皇巨著，几乎不可能。当年杨伯峻先生撰作《论语译注》时，是不具备这一条件的；但今日已是E时代，利用电脑及其软件，海量例句，转瞬即到眼前——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今日已经成为可能。即便如此，工作量仍如此浩大！

是的，搜寻例句的工作量大大减少了，但例句还须一个个辨析。笔者从2004年春着手研究，到2016年春出版，十二年冷板凳就这样坐过去了！如果不借助电脑及其软件，则不知需要多少年！

曾经有人看了我的书稿说，你的一百多例考证除少数之外，都只是论证以往注释《论语》各家孰正孰误，而没有独出机杼，提出新解，这是创新性严重不足！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们考释古代词句，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正确理解书中词句的原意。假如能够确证以往各家解释中，有一家的解释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各家的解释一定不对；同时，也就意味着如果试图独辟蹊径作出新解，也一定会失败。上文所说正确结论一般只有一个，就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古代注家（尤其是汉晋的早期注家）的结论中往往总有一个是符合当时语言实际的，因而无需推翻众解，独出机杼。

上文提到了科学研究的可重复可验证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建立在正确结论的排他性、唯一性基础之上的。这原来不成其为问题，本该如此嘛！但对于以十位学者十种结论为常态的人来说，你缺乏石破天惊的结论，而仅仅论证以往各家孰正孰误，就是缺乏创新。对此，“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明代·张景岳《类经》序原文：

《内经》者，三坟之一。盖自轩辕帝同岐伯、鬼臾区等六臣互相讨论，发明至理，以遗教后世。其文义高古渊微，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

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藏府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

按晋皇甫士安《甲乙经·序》曰：“《黄帝内经》十八卷。今《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即《内经》也。”而或者谓《素问》、《针经》、《明堂》三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夫战国之文能是乎？宋臣高保衡等敍，业已辟之。

此其臆度无稽，固不足深辨。而又有目医为小道，并是书且弁髦置之者。是岂巨慧明眼人欤？观坡仙《（楞伽经）跋》云：“经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亦岂知《难经》出自《内经》，而仅得其什一！《难经》而然，《内经》可知矣。

夫《内经》之生全民命，岂杀于《十三经》之启植民心？故玄晏先生曰：人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难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

此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繇此言之，儒其可不尽心是书乎？奈何今之业医者，亦置《灵》、《素》于罔闻，昧性命之玄要，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

所谓业擅专门者，如是哉！此其故，正以经文奥衍，研阅诚难。其于至道未明，而欲冀夫通神运微，仰大圣上智于千古之邈，断乎不能矣。

白话释义：

《内经》是上古伏羲、神农、黄帝三代的古籍之一。原为轩辕黄帝同岐伯、鬼臾区等六位臣子互相探讨商议，阐明高深的医理，以传授给后代的。它的文辞义理高深古奥广博精微，上以探究天文，下以穷尽地理，中以深悉人事。

大至阴阳变化的规律，小至草木昆虫的生态，以及音律象数之学的起源开端，藏府经络的原委本末，没有不详细指出并一一陈述的。真是博大至极啊！给后世垂布不朽的仁慈恩惠，开拓人们达到长寿的境遇。它造就的功德，跟天地相同，与日月并存，怎麽仅是小小的治病方技呢？

查考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就说：“《黄帝内经》十八卷，现今的《针经》九卷和《素问》九卷，即为《内经》。”

可是有人认为《素问》、《针经》、《明堂》这三部书，不是黄帝时的著作，似乎产生于战国。战国时代的著作能这样吗？宋代高保衡等在《素问》叙文中，已经驳斥其说。这大概是主观臆测没有根据，本不值得深辩。

可是还有视医学为小道，连《内经》也被当做弁髦等无用之物而弃置的，这难道是有大智大慧具有眼力的人吗？我阅读到苏东坡的《楞伽经，跋》中就：“（医）经中有《难经》，每句都有深理，每字都是规则。”

哪里晓得《难经》出自《内经》，而且只辑得其中十分之一的内容哩！《难经》已如此重要，《内经》就可想而知了。

《内经》使人民生命得以生存保全，难道会比《十三经》启发培育民心的作用差少？所以皇甫谧说：人们禀承父母之体，具有八尺高大的身躯，而不知道医事，这就是所谓游魂罢了！

即使他有忠孝之心，仁爱之性，一旦君父危困，百姓处于泥潭炭火之中，却没有什么办法来救助他们。这就是前代圣贤精心思考深入探究以穷尽医理的原因啊。

由此说来，知书识礼的儒者难道可以不尽心学习此书吗？无奈现今从事医学的人，也把《灵枢》、《素问》弃置于一旁不闻不问，不明了生命科学的深奥要理，诊治疾病使盛者更盛虚者更虚，给人留下夭殃之祸，招引病邪丧失正气，使人断送寿命。

那些所谓在医学上擅长专门的人，竟是这样的啊！此中的原因，正是由于《内经》文义深奥繁多，研读确实不易。至如对深刻的医理未能明白，却想要通达神明运用入微，进而仰慕并赶上大圣上智，是断然不可能的了。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张景岳非常重视《内经》，对《素问》、《灵枢》进行了30多年研究，根据个人体会，以类分门，撰成《类经》32卷。

后又以图解形式阐述《内经》中运气学说，编成《类经图翼》11卷，阐发“医易同源”原理写成《类经附翼》4卷。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

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当时一般人“目医为小道"，视《内经》为无用之物，甚至从医的人，也置《灵》、《素》为罔闻。

张景岳认为，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发展下去势必导致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类经》自序)。造成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文奥衍，研阅较难。

就是说《内经》的文字深奥，内容庞杂，读起来非常难懂，确有注释的必要。虽然《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是，遗漏处也不少。例如，有避难不注的；有注释与原义不符的；有注释不便检阅的。

何况《灵枢》尚未注释，使人无不感到遗憾。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后来，不少医家注释《内经》也只是顺文敷演，难懂之处仍不能明断，精要之处仍得不到阐发。张景岳认为这样的注释没有什么益处。于是他专心致志研究《素问》、《灵枢》两书。

开始他是把《内经》中的重要章句摘录下来，作为个人学习之用。日子久了，摘录多了，反而觉得《内经》中所言是金石，字字有珠玑，结果，竟不知哪句可摘，哪句不可摘。

因而他奋起鼓念，决定自己来整理、注释《内经》，以便发隐就明，转难为易，尽启其秘，使学者了然，一见便得趣，从而对研究《内经》能提高一步，深进一层，真正熟悉本原，不至于误己误人，使之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这就是张景岳汇编注释《内经》的目的。

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经过长期的实践及摸索，张景岳打乱《内经》原来的体例，按性质将经文分类，然后加以注解。往往以《灵枢》启《素问》之微；以《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互通精义。

同时，综核百家，剖析幽隐，把经文分成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十二类，共三百九十条，汇分三十二卷。

此外，还附有《类经·图翼》十五卷，以佐诠释。此书由于把《素问》和《灵枢》两经“合而为一"，并分类编注，所以叫《类经》。张景岳认为这样类编，可以条理分，纲目举，晦者明，隐者见，一展卷而重门洞开，秋毫在目。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

《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孙钦善，偶用笔名闻贤，男，1934年3月出生于烟台市，祖籍山东乳山，汉族。

先后在烟台养正小学、青岛复真小学、青岛礼贤中学、山东省立青岛第一中学就读。195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60年7月本科毕业，继续攻读同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1963年3月研究生毕业，留本系任教至今。历任助教、讲师，1985年晋升副教授，1988年晋升教授，1990年起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曾兼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2002年退休，继续承担本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课程。2004年被学校返聘，参加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工作，任《儒藏》总编纂（四人之一）及古典文献学儒家思想与典籍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现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中国古文献学，兼及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2007年被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杂志和21世纪人才报等联合完成的《2007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研究报告》遴选入建国以来首届“505位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名单”。2008年第二届名单（经过再次遴选、调整）继续入选。

《近代诗选》（合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关汉卿戏剧集》（合作编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附《高适年谱》、《高适集版本考》。

《高适岑参诗选》（合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近代爱国诗选》（合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论语注译》，巴蜀书社，1990年

《龚自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论语〉〈孟子〉》（合著，本人撰写《论语》部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