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於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集》。苏轼（1037－1101），字子胆，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

曾巩 (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永州八记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记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钻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为时辈推仰。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又中博学鸿辞科，授集贤殿正宇。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他和刘禹锡等人参加了王叔文集团革新政治的活动。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失败后，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调柳州刺史，死于贬所。世称柳柳州或柳河东。有《柳河东全集》。

� 柳宗元是中唐杰出的诗人，其诗幽峭明净，"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散文则和韩愈齐名，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称柳"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宪宗在方镇和宦官拥护下，继立为帝，主持改革的顺宗被幽禁，永贞革新集团失败。王叔文、王被贬杀，骨干分子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均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始被贬为邵州刺史，不半道，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之后，方徙为柳州刺史。

� 永州，今湖南零陵，在唐时还是一个未经多少开发的地区，僻远荒凉。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在这样的处境里，还要时刻担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可以想见。可以说，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十年，但正所谓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穷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个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在这种心情下，柳宗元的郁郁才思得到了强烈的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寓言、山水游记以及记叙文都取得了整个一生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成就。《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作于这僻远凄幽的永州。幸与不幸，曷可言哉！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 安史之乱后至宪宗元和年间的六十年中，李唐王朝经历着盛极而衰的历史变迁，统治阶级为挥霍享乐和应付各种危机，不惜横征暴敛，恣意搜刮，致使民生日蹙，濒临绝境。即以永州而论，此地在玄宗天宝年间有户两万七千余，口十七万。而至肃宗乾元时期，竟骤减至户六千余，口两万七千。

� 本文叙述了永州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当地农民为免输赋税而争相奔走捕捉毒蛇。借永州捕蛇者蒋氏所述三世的遭遇，用蛇的毒害和赋敛的毒害作比衬，尖锐揭露了天宝以来赋税的惨毒，官吏征敛的凶悍和人民遭害的深重。蒋氏三代甘愿冒生命危险捕捉毒蛇而不愿交纳繁杂的赋税，宁可被毒蛇咬死而不堪忍受征赋悍吏的欺凌，以独特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作者把这种现实一言蔽之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

� 文章自始至终把毒蛇与赋敛联系起来，运用烘托和对比，逐层推进，突现主题。如文章开头交代异蛇之巨毒，突出了蒋氏三代捕蛇的艰险和不幸；作者出于同情，表示愿帮助免除捕蛇苦役而恢复交纳赋税时，蒋氏非但毫无欣喜之色，反倒"汪然而泣"，痛陈捕蛇之不幸，不如输税之不幸。文章将蒋氏捕蛇之不幸，同乡邻遭受赋敛损害之不幸相对比；将征赋悍吏日日骚扰乡邻的情景与蒋氏献蛇之余"熙熙而乐"地苟延残喘的境况相对比。这样，文章不仅表现了异蛇毒，捕蛇者可哀，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赋敛比毒蛇更可怕，广大的普通农民比捕蛇者更凄惨。末段以议论概括中心，顺理成章地收结全文。全篇构思新颖自然，紧凑而有波澜。

�"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永州八记》

�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柳宗元在漫长的百无聊赖的待罪期间，便到处游览，搜奇探胜，借以开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态之下的游历结晶。

�《永州八记》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八记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若断若连，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记一方面精确准确再现了优美的山水景色，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忧愤心情编织进去，处处浮现着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笼罩上了一层浓郁的凄幽的情调。

�《始得西山宴游记》。这篇文章从"始得"着意，以精练形象的语言，生动真切的描绘，通过对登临西山山顶所见所感的抒写，热烈赞美了西山的怪特，表现了作者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和在大自然中获得精神解脱的快感。

�文章一开始，就从作者被贬之后的忧惧和漫游中透露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使笔下的自然景物跟作者的身世遭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又与烦嚣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对照。作者放迹山水之间，游遍了永州的奇山异水，就"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然而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接下便写发现西山和始游西山的经过，着重写在山顶所见所感。登高眺望，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作者的描绘，没有直接着力于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据透视原理着力刻画登临眺望中收入眼底的远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以及生动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构成一幅绚丽多姿萦青缭白的山水图画。作者本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不附权贵的高尚品格。他对西山怪特的一再烘托，刻意渲染，热烈赞美，正是他在逆境中坚持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的自我表现。面对如此美景，作者于是乎"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作者当时常怀忧惧，满腔幽愤。而登临西山顶峰所获得的与大自然浑而为一，超然物外的感受，使作者的忧惧和悲愤一扫而空，精神上暂时获得了莫大的解脱。

� 《钴姆潭记》是《永州八记》第二篇。钴姆潭，形状象熨斗的潭。开端"钴姆潭在西山西"，只用七字既点了题，又交代了潭的位置，而且与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连接了起来。

� 作者写潭，先写潭的形成过程，重点在水与石的两次搏击。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描写，使水获得了生命力，显得有声有色。水之来，不是流而是奔，写水之搏击，不用蚀而用啮，生动地表现了水对准山石，毫不放松的冲击。写水之去，不用流淌，而用徐行，仿佛可见那安详舒缓的漾漾漫流。潭水源于冉水，"奔注"而下，可见急湍似箭，直泻千里的气势。突然碰到了山石，于是两下抵住，石因有靠山，水只能"屈折东流"。旋即因"颠委势峻"的有利地形，水重新积蓄了力量，开始"荡击"，咬啮着山石的边缘。柔能克刚，结果形成了一个"旁广而中深"的潭。它广阔近十亩有余，表面平静，纵深清澈，周围有碧树环境，高处有泉水流泻。其宁静幽雅与前之激烈的搏斗恰成强烈的对比。

� 潭上美景，作者留恋不已，亟游不止，引起了要卖田的潭上居者的注意，因而上门来求售。作者"乐而如其言"。买下之后，动手改建，潭上景色尽收眼底，于是乐不思土。作者失意远贬，本来是"不乐居夷"、"不忘故土"的，现在却因为得到了这个潭，竟至乐于居夷，忘怀故土，充分表明了作者对钴姆潭的深厚感情和潭上景色的高度赞美。然而，作者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表面上旷达闲适，内心却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处处透出凄清的意味。

� 《钴姆潭西小丘记》是《永州八记》第三篇。钴姆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着重描写石的"奇"，同样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突怒偃蹇 "，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再进一步，用一个"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当然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生动细致，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然而如此美好奇特的小丘，居然是主人的"弃地"。弃到价止四百，而且连岁不能售。小丘的遭际震动了作者的心，于是他怜而买之。得到小丘后， "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但又何尝不是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当铲刈焚烧之后，嘉木美竹奇石一下子展现在新主人面前，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而且：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得意之余，回想发现和得到小丘的过程，不禁感慨系之。小丘就是小丘，放在帝畿则为名胜，在远州则为弃地。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为作者和他的朋友所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而这仅仅是偶然的机缘巧合，太难得了。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已。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作者从钴姆潭西小丘，又西行一百二十步，忽然听到竹林后传来如佩环相鸣的淙淙水声，不由得"心乐之 "。"伐竹取道"后又见到潭水清冽，潭石峥嵘，潭树青翠，蒙络摇缀，这是在心乐之下所见到的情景。文章在以引人入胜的笔墨点出小石潭之后，便紧紧抓住"水尤清冽"一句展开描写。首先它从石字上落笔，刻画"全石以为底"的小石潭的形状，从而写出潭水清澈的原因。然后再运用实中写虚、静中写动的手法，通过描写 "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反衬出潭水清澈的程度。这里没有一字一句写水，只是借助客体去表现主体，使它象浮雕一般给人一种立体感。同时他描写潭水之清，又是为下文"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作好铺垫，从而将自己当时那种抑郁失意的心情，巧妙地寄寓在凄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之中。接着他细看清潭中的游鱼；

��潭中鱼可数百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出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中鱼数语，体物神妙。柳文峻洁清深，于斯毕现。此时此刻，宛若庄子观鱼时的那种物我同一，乐而忘形的境界。然而，这种怡乐的心境起了变化。当他抬头西南远望水源时，见到水流曲折明灭，岸势犬牙交错，"不可知其源"，有一种变幻无定，深不可测的感觉，这时他仿佛受到了震动，四周的竹树再也不复是先前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而显得"寂寥无人，凄神寒骨"，以至"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而匆匆离去。�此文在游历程序上与前三篇相衔接，而在写景状物上更趋精粹，在心态表露上更趋隐蔽。尽管《小石潭记》在八记中算是色调比较明丽的一篇，然而读到最后还是能体会到凄冷抑郁的心绪。

� 《袁家渴记》是《永州八记》第五篇。本文先从永州的全景全貌着笔，通过宾主之间的对比和映衬，突现出文章所要描写的主要对象。袁家渴的景物，参差错落，色彩班驳。水有声，山有色，枝干扶疏，花叶摇曳。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皆成文章。如描写风从四面山上下来摇荡花草树木的景象：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对树用摇动，对草用掩苒，对花卉用纷红骇绿，均是生动细致而传神，精妙而准确。

� 《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第六篇。此篇写泉水和泉上景物，各具特色。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谕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成百尺，清深多修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石渠、石泓和小潭，这三个方面的景物虽然同在一个画面里，但是它们的特点却又各不相同。石渠的特点是狭窄，所以渠中的泉水也就微弱，碰上石头，不是激起巨浪，而是伏出其下；石泓的特点是低洼，因此积水比石渠较深，被菖蒲青苔覆盖或环绕着；而小潭的特点则是清深，所以石渠的水流入潭中，并且可以看到里面鱼的情况。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泉上的石头树木花草和竹子，特别是侧重于风声的描绘上。风摇动着竹树的梢头，产生震撼崖谷经久不息的回响，从而使读者由视觉转入听觉，给那些画图似的景物，再加上一种诗韵般的音乐美。

� 《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第七篇。本篇紧承上文，所写的景物仍旧是泉水、石头和树木，但作者善于捕捉共性之外的个性，如：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

��对水中石头，泉水都用"若"字表明，而对泉上的树和石，则用翠羽、龙鳞来直接比喻，"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由于采用了多种比喻手段来精确形象地进行描绘，所以毫无重复之感，反而觉得洞天之中又有无穷洞天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最后一篇。作者先着力描绘小石城山的形状、布局和奇异的景色，然后转入到议论造物者的有无，用设疑的曲笔批判了天命观，同时倾吐了自己横遭贬谪、壮志难酬的悲愤。文章跌宕开合，尺幅千里，正如前人所说："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作者写小石城山的景物，主要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当时有人认为美好事物是天用来安慰被侮辱的贤人，有人认为美好景物是灵秀之气所造成的，作者都加以否定。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此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作者在这篇里发这种感想，是因以上各篇中所发出的身世之感密切结合着的。要是相信天是有意志的，那么作者的被贬斥，是天意，也就用不到愁怨不平了。要是相信这些美好景物是天用来安慰贤人，那就不免要自我陶醉，会忘掉自己遭受迫害的愁怨不平。正由于作者不相信这些，所以把个人的身世之感同山水结合起来写，写得情景交融。从这些山水记中显出作者 不相信天有意志，感叹自己遭受迫害的思想情趣来：

�一腔心事付幽胜，

在我们这个诗的国度，几千年来，诗歌一直是文学史的主流。

诗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原来在文学还没形成之前，我们的祖先为把生产斗争中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或下一代，以便记忆、传播，就将其编成了顺口溜式的韵文。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诗]与[志]原是同一个字，[志]上从[士]，下从[心]，表示停止在心上，实际就是记忆。文字产生以后，有了文学的帮助，不必再死记了，这时把一切文字的记载叫[志]。志就是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歌的称谓又是怎样来的呢？诗和歌原不是一个东西，歌是人类的劳动同时产生的，它的产生远在文学形成之前，比诗早得多。考察歌的产生，最初只在用感叹来表示情绪，如啊、兮、哦、唉等，这些字当时都读同一个音："啊"。歌是形声字，由"可"得声。在古代[歌]与[啊]是一个字，人们就在劳动中发出的[啊]叫作歌。因此歌的名字就这样沿用下来。

既然诗与歌不是一回事，后来为什么又把二者连在一起以[诗歌]并称呢这只要弄清楚它们的关系就明白了。歌，最初只用简单的感叹字来表示情绪，在语言产生之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逐步深化，情绪更加丰富，用几个感叹字表达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在歌里加进实词，以满足需要。在文字产生之后，诗与歌的结合又进了一步，用文字书写的歌词出现。这时，一支歌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音乐，二是歌词，音乐是抒情的，歌词即诗，是记事的。这就是说，诗配上音乐就是歌，不配音乐就是诗。最初的诗都能配上音乐唱，歌就是诗，诗就是歌。关于诗与歌的结合，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论述。

《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尚书》:"诗言志，歌永言"这便形象地指出了诗与歌的内在联系。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人们就把诗与歌并列，称为[诗歌]，目前，诗歌已经成为诗的代名词了。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宋词的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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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婉约派：北宋初年，受到晚唐、五代的词风影响，以婉约为主。这类词作以小令为主，辞句婉丽，内容偏重男女之情，游子思乡之叹，远人别离之恨。格调含蓄婉约，后世推为词的正宗。

b豪放派：此派之词是北宋词坛之大突破。这类作品，气势豪迈，意境清新，不拘音律，随意抒写。题材广泛，内容或抒发感情，或议论说理，境界较婉约派扩大，感情亦较奔放。

c格律派：格律派词人多精通音律，能自创新词调，作品格律严谨，音调谐美，辞句工巧典丽，内容以抒情和咏物为主。

2 宋词的代表作家作家 时代 风格特色 词集名称

李煜 字重光,世称李后主 五代 前期反映宫庭生活,格调华丽后期倾诉亡国之痛,格调哀怨 《南唐二主词》

柳永 字耆卿,初名三变 北宋 多写都市繁荣生活工於羁旅行役擅写长调语言显浅平易 《乐章集》

苏轼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北宋 不喜剪裁以就声律以诗为词,词境扩大笔力纵横,气势磅薄 《东坡乐府》

周邦彦 字美成,号清真居士 北宋 格律精严,颇有法度多以唐人诗语入词,怀古伤今擅写咏物之作 《清真集》(又名《片玉词》)

李清照 号易安居士 北/南宋 前期多反映闺情,感情真挚细腻后期多写漂泊流离之痛苦 《漱玉词》

辛弃疾 字幼安,号稼轩 南宋 意境雄奇阔大,瑰丽奇伟擅以民间口语入词擅於用典擅写农村风光 《稼轩长短句》

姜夔 字尧章,号白石道人 南宋 擅创新调(自度曲)多记游、咏物之作音调谐婉,辞句精美,结构严密 《白石道人歌曲》。

　　黄鹤楼的

　　1957 年建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占用了黄鹤楼旧址，如今重建的黄鹤楼在距旧址约1千米左右的蛇山峰岭上。古黄鹤楼 “ 凡三层，计高 9 丈 2 尺，加铜顶 7 尺，共成九九之数。 ” 新楼要雄伟多了，加了层 5 米高的葫芦形宝顶，楼共五层，高 504 米，比古楼高出将近 20 米。攒尖顶，层层飞檐，四望如一。在主楼周围还建有胜象宝塔、碑廊、山门等建筑。整个建筑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古楼底层 “ 各宽 15 米 ” ，而新楼底层则是各宽 30 米。因此，黄鹤楼不是修复，而是重建。它保留了古楼的某些特色，但更多的是根据现在的需要和人们对审美观点的变化来设计的。新黄鹤楼比旧楼更壮观。这是因为飞架大江的长江大桥就横在它的面前，而隔江相望的则是这 24 层的晴川饭店。这一组建筑，交相辉映，使江城武汉大为增色

　　黄鹤楼内部，层层风格不相同。底层为一高大宽敞的大厅，其正中藻井高达 10 多米，正面壁上为一幅巨大的 “ 白云黄鹤 ” 陶瓷壁画，两旁立柱上悬挂着长达7米的楹联：

　　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撼；

　　大江东去，波涛洗净古今愁。

　　黄鹤楼的建筑特色，是各层大小屋顶 , 交错重叠，翘角飞举，仿佛是展翅欲飞的鹤翼。楼层内外绘有仙鹤为主体，云纹、花草、龙凤为陪衬的图案。

　　第一层大厅的正面墙壁，是一幅表现 “ 白云黄鹤 ” 为主题的巨大陶瓷壁画。四周空间陈列历代有关黄鹤楼的重要文献、著名诗词的景印本，以及历代黄鹤楼绘画的复制品。

　　二楼大厅正面墙上，有用大理石镌刻的唐代阎伯瑾撰写的《黄鹤楼记》，它记述了黄鹤楼兴废沿革和名人轶事。楼记两侧为两幅壁画，一幅是 “ 孙权筑城 ” ，形象地说明了黄鹤楼和武昌城相建诞生的历史；另一幅是 “ 周瑜设宴 ” ，反映三国名人去黄鹤楼的活动。

　　三楼大厅的壁画为唐宋名人的 “ 绣像画 ” ，如崔颢、李白、白居易等，也摘录了他们吟咏黄鹤楼的名句。

　　四楼大厅用屏风分割为几个小厅，内置当代名人字画，供游客欣赏、选购。顶层大厅有《长江万里图》等长卷、壁画。

　　走出五层大厅的外走廊，举目四望，视野开阔。这里高出江面近 90 米，大江两岸的景色，历历在望，令人心旷神怡。黄鹤楼所在的蛇山一带辟为黄鹤楼公园。种植了许多花草树木，还有一些牌坊、轩、亭、廊等建筑。有一个诗碑廊，收藏着许多刻有历代著名诗人作品的石，蛇山一带的古代景点都将陆续修复。

　　岳阳楼为位于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岳阳，岳阳古称“巴陵”，位于湖南省北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与绵延万里的长江在这里交汇，名冠江南三大名楼之首的岳阳楼就座落在傍水而生的一古城西门城头。岳阳，山、水、楼俱备，风景如画，名胜古迹众多。岳阳风光之美，集中在洞庭湖而钟于岳阳一楼。以岳阳楼、君山为中心而构成的巴陵胜景，闻名遐迩，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而享誉天下，不愧为“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的岳阳楼,武昌的黄鹤楼,南昌的膝王阁,合称"江南三大名楼”。岳阳楼矗立于洞庭湖东岸，岳阳市西门城墙上，西临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北望滚滚东去的万里长江，水光楼影 ，相映成趣，素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盛誉，是我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岳阳楼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其前身相传为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的“阅军楼”，西晋南北朝时称“巴陵城楼”，初唐时，称为“南楼”，中唐李白赋诗之后，始称“岳阳楼”。岳阳楼高215米,三层、飞檐、纯木结构。楼顶覆盖**琉璃瓦，造型奇伟，“岳阳楼”匾额为郭沫若手书。历史上的诗人如杜甫、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等均前来登临览胜，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使岳阳楼名扬天下。公元1045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请好友、文学家范仲淹作了《岳阳楼记》，从此，岳阳楼更加闻名遐迩。岳阳楼内陈设别具特色。各层内悬挂历代名家撰写的楹联。一、二楼各嵌有一副《岳阳楼记》雕屏，一楼雕屏是公元十九世纪的复品；二楼所嵌雕屏为公元十八世纪大书法家张照所书，字型方正、笔力雄浑、技法多变、独具匠心，为传世一级珍品。三楼所嵌雕屏是毛泽东书杜甫诗《登岳阳楼》，笔法雄健奔放、形神兼备。雕屏金光耀眼、熠熠生辉。1988年岳阳楼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岳阳楼久经沧桑，屡毁屡修。现在看到的岳阳楼，是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重修的。整个楼的建筑，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四柱、三层、飞檐、纯木。岳阳楼主楼高3层，高达15米，中间以4根大楠木撑起，再以12根柱作内围，周围绕以30根木柱，结为整体、整个建筑没有用一颗铁钉，没有用一道巨梁。 12个飞檐，檐牙高啄（似鸟嘴在高空啄食）。屋顶为**琉璃瓦，金碧辉煌。曲线流畅，陡而复翘，宛如古代武士的头盔，名叫盔顶。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古籍里载述，岳阳楼“纯木结构，盔式楼顶”这种古老的建筑，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独特风格和辉煌成就。

　　再说民间故事。缘于历史悠久、地位重要，岳阳楼修建（而且屡毁屡修）工艺精巧，而且历代人文荟萃，因此，岳阳和洞庭湖畔流传着许多关于岳阳楼的传说故事，具有多方面的社会价值。其中关于修建岳阳楼的就分别有鲁班，吕洞宾、张果老等名匠、仙人；关于讲述岳阳楼渊源的，则有《鲁肃阅兵台》、《岳阳楼三个字》等；关于岳阳楼雕屏的，又有《张照题屏》、《真假雕屏》；关于岳阳楼风情的，最出名的自然是《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此外还有《朗吟亭》如果把岳阳楼附近有关风物的传说故事也算进去的话，那么，就还有《梅溪桥》、《金鹊山》、《柳毅井》、《七十二仙螺造君山》、《二妃墓和君山》、《慈氏塔的故事》等等。可见岳阳楼及有关的传说故事何其多也、展现的风采又是怎样的丰美绮丽。

　　岳阳楼联

　　岳阳楼上有一幅对联：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气爽，岳州城东道岩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这副对联把岳阳楼的地理、历史都写出来了。

　　古往今来，岳阳楼不知吸引着多少游客！

　　据史书记载：建安二十年（公元二一五年），刘备、孙权争夺荆州，鲁肃率万人屯守巴丘，筑巴丘城。巴丘就是岳阳的最初称呼。而岳阳楼，传说是当年鲁肃在洞庭湖训练水兵时的阅兵台。唐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中书令张说驻守岳州，把这个楼大加修葺，并定名为“岳阳楼”。从此，词人骚客，登楼赋诗，时有绝唱。据说李白为岳阳楼写过联句：“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宋庆历四年（公元一零四四年），郡守滕子京又一次修葺了岳阳楼，并请范仲淹撰写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岳阳楼名联佳作甚多，这里再辑录几幅：

　　后乐先忧，范希文庶几知道；

　　昔闻今上，杜少陵可与言诗。

　　洞庭西下八百里；

　　淮海南来第一楼。

　　四面河山归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放不开眼底乾坤，何必登斯楼把酒；

　　吞得尽胸中云梦，方可对仙人吟诗。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有关苏轼经典古诗文，欢迎大家一起来借鉴一下！

1、尽见西山遮岱岭，迥分东野隔新罗。《登表海亭》

2、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记承天寺夜游》

3、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江城子》

4、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5、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

6、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游金山寺》

7、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8、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9、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晁错论》

10、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

11、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浣溪沙》

12、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江城子》

13、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后赤壁赋》

14、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

15、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陌上花》

16、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

17、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

18、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

19、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

20、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

21、请得一日假，来游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半月泉苏轼、曹辅、刘季孙、鲍朝懋、郑嘉会、苏固同游，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

22、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

23、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24、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

25、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26、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陌上花》

27、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

28、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西江月》

29、人生如梦，一尊（通“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30、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

31、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吉祥寺赏牡丹》

32、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晓景》

33、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34、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蝶恋花》

35、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庐山烟雨》

36、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

37、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

38、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

39、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有美堂暴雨》

40、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

41、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大文豪苏轼的刑法思想

苏轼被认为是千古一人的伟大文学家、艺术家，他写下的《前赤壁赋》《喜雨亭记》等不朽名篇，以其容纳山川宇宙、体察世态人情的广阔胸怀，感动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事实上，苏轼的成就不只限于文学，也不只停留于书法绘画，他还广泛涉猎中医中药、道教佛教、音乐舞蹈、天文博物，甚至是饮食烹饪，而在每一个领域，他都有所成。苏轼本人，也因此成为一个传奇。不太为人注意的是，苏轼在刑法之治方面亦有不少论述，他的这些论述，并非源自冥思、空想，而是与他多年从政、屡遭构陷的经历密切相关，因此其诸多观点体现出独特的法律智慧。

立法应简明

苏轼认为，立法应该简明，法令简明、执行严密才能防止胥吏弄法舞弊。宋初时制定《刑统》，沿用了《唐律》的内容，是一部较为宽简的法典。随着全国的统一，所辖土地面积越来越大，民众越来越多，政事也日益繁杂，于是法令逐渐趋向细密化。宋仁宗时，群臣“各务便文，事有未详，更复立法，积久不已，遂致滋章”（《宋名臣奏议》）。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动，宋朝创设了“编敕”这一法律形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地颁布编敕，至宋真宗时已达18万余道，之后每年增加数十道以至百道。至仁宗时，编敕数量已经十分可观。宋神宗开创敕令格式统类合编的体例后，法令的繁杂特征更为突出，王安石曾尖锐地批评说：“法令如毛，朝令夕改，非治国之道。”（《临川先生文集》）苏轼同样不赞同法令的繁苛，在《决壅蔽》一文中，他对比汉唐与宋朝的法治后指出：汉唐法治的问题，是由于立法不够明确，法律执行又不严密，造成官吏没有严密的法令来实现统治，于是胥吏小人能够借助法律疏漏作恶。宋朝的法制则详细完备，执行也十分严密，天下百姓都知道要遵守法令。然而，宋朝仍然有悖法作恶的现象，原因就在于官吏舞文弄法，比如权臣想要排挤某人，只要找出其违反法令的细微之处，便可以指控其悖法；而对于自己想要施与或袒护的人，却又能借某些法令为之辩白解脱，所以法令变成了小人作恶犯奸的工具。正因为部分不法官吏鬻法牟利、以权谋私，故王道治平之目标壅遏难行，天下百姓不诉而无冤的理想亦无法实现。

从法治走向人治

苏轼所论法令的繁简与善治的实现，内在地体现出一种辩证法。法令过于粗疏，不法官吏就容易利用其漏洞，舞弊作奸；而片面地追求法令繁密，同样无法防止个别官吏玩弄法律条文，违法作恶。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悖论，苏轼认为需要从治法走向治人，即“省事莫如任人”。苏轼由其从政经历发现，宋朝政事纷繁复杂，但权力大多集中于中央，尤其是在中书省与三司，于是有所诉求的很多，多方请托的更多，而贪贿之弊生于其间。中书省不善于用人，将繁杂事务集中于一身，很多时候来不及看完地方官员的奏报就匆忙地决定对他们进行处罚或奖励；三司官员出于一己之意编制出繁密的账目，以此苛求郡县必须照此办理，本应负责的转运使几乎被废之不用。因此他建议，不如将天下诸多事务分派给百官去处理，中书省只负责把握关键之处。郡县的钱谷财政都由转运使司掌管，而三司只需要核实清楚账目。这些弊端，仅仅通过严密法令是难以克服的，最根本的还是要知人善任，将过度集中的权力合理分配下去，慎重地选任有才干的官员，同时让守法、高效从高层的官吏做起，实现以上率下。

提倡施行仁政

古代法制以刑法为主，就刑法治理而言，苏轼反对片面地苛刑重法，提倡宽简刑罚、施行仁政，从拓展民生之道来实现善治。早年参加会试时，面对主考欧阳修的题目“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就阐述了他对刑赏的看法。他从儒家仁政的观念出发，认为奖赏过度，是超越了“仁”，而惩罚过度，就失去了“义”。超越了仁，仍然不失为君子，但失去了“义”，就变成了残忍无道之辈。刑罚需要使用刀锯，即是将刑罚之威系于刀锯之上，故必须将其适用于刑罚之威可及的地方，若滥施刑罚，则不仅无助于统治，还将损害刑法的威严。由此，苏轼主张审慎地适用刑罚，为了证明这一主张，他甚至列举了尧帝的“典故”：尧统治天下时，皋陶担任刑狱之官，将要处死某个犯罪之人，皋陶三次准备执行死刑，而尧帝三次“赦宥”了罪犯。尽管《左传》等古籍中并无此典故，但苏轼有意用之，正是意欲说明审慎用刑的重要性。

苏轼极为推崇汉代文景时“刑措不用”的善治，反对刑罚细密、苛刑治民。他比较了汉唐至宋的刑法，称汉高祖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至文景帝时刑措不用，依然能很好地治国安民；魏晋以来，刑法条文日益增多，断罪所用条文达26万多条，各种犯罪仍层出不穷，而普通百姓却几乎无所措其手足；唐代只用律令，宋朝初年对律令加以注疏，使之情理兼备，更符合当时实际，但之后各种《编敕》接连不断地颁布，刑法条文多如牛毛，以至于普通人都难以遍览，更难以依照法令作周详的考虑，法令的实施出现了大问题。他还引用《周易》中的说法，认为君主治理国家、管理财政应该用正确的方法，发布号令，需要具有正当性，禁止臣民们为非作歹，这才符合正义。君主凭一己之好，随意发布法令条文，造成刑法日益繁杂，百姓手足无措，自然与正义的法治要求相悖。

主张以刑弼教

刑法的条文繁简，刑罚与赏赐的比例，以及用刑的深刻或宽平，其实大多还是法治的形式，法治的根本目的还在于辅助实现良善之治，对此，苏轼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一方面，苏轼主张以刑弼教，反对不教而诛。他以尧舜、周文王等为例，劝诫君主要像忠厚的长者一般治理天下，真正地将治下的百姓作为自己的“子民”：若子民作了一点点违法犯罪的事，应该依照法令处罚他。但同时，又需怀着怜悯之心安慰他、劝诫他，目的是要让他抛弃以往的过错，激励他重新走上正道。

另一方面，苏轼提出不应片面依赖苛刑重法，而需要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在《刑政》一篇中，他以汉代以来的盐铁、酒茶禁榷为例，指出官府一味地与民争利，不给民众生存的空间，是盗贼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苏轼提出，百姓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而缺乏正当性的刑罚是百姓所痛恨的，为了给一小部分人聚敛财富，采取严酷的刑罚残害百姓，必然会动摇国之根本。百姓生计无着，还会影响到边疆的`安定，进而损害国家的安全，他引用西汉名将赵充国的话来佐证：湟中的谷米每斛才8钱。我购买300万斛，西羌人就不敢乱动了。解决了民生问题，百姓安居乐业，那不需要依靠苛酷的刑法，边境就能获得安宁。延伸之，君主应该广施仁政、宽简刑法，整个国家的百姓都能“衣食足”，贼盗等犯罪自然就减少，善治也才能实现。

法治思想的“底色”

由于延续了魏晋的“律学”，以及唐朝的律令法，宋朝的法制在整体上较为完备，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突出的就是法律制定与修改频繁、法网十分苛密。一国之治理，的确离不开相当数量的立法，但治之优劣并非一定与法之多寡成正比关系，过度地追求法律条文的数量，反而不利于治理。苏轼正是看到了宋朝立法繁密之弊，才提出法令务须简明，禁绝胥吏舞文弄法的空间，还应该辅之以选任合适的官吏，最终才有可能实现良法善治。

苏轼仁政、宽简的刑法思想，与他儒家思想背景密切相关。苏轼的学术思想十分驳杂，广涉儒释道各家，但儒家思想无疑是其法治思想的底色。儒家倡导“仁义”，主张以民为本，把治下的百姓作为自己的子民，宽厚地对待百姓。反映在刑法中，就是慎刑、轻刑，刑罚不是为了报复，而是要教化犯罪者，改造犯罪者，这正是苏轼刑法观的主线。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本质上也是儒家思想的反映。作为法家的王安石力主“权时变，立善法”，也就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变法改制，而儒家更推崇具有历史传统的礼治，固守“祖宗之法”，因而反对变法，这也是苏轼始终难以认同变法的内在缘由。

以现代法治的标准重新检视苏轼的法治观，自然能够发现其缺失，比如其对刑法预防作用认识的不足，对贤能之治的过分偏好，以及其民本而非民主的法治观。然而，即便是忽略苏轼作为个体认识的时代情境，其法治观仍有诸多积极的价值。不断严密、完备的立法是否就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减少犯罪是否只能依赖于严刑峻法，还是要适当地考虑消除犯罪的社会因素，苏轼提出的这些问题或许仍是当下法治建设中需要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