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少年在杨公井古籍书店淘得谈迁的《国榷》，打开一看全是手写版，字迹如蚁，时而不清，又无标点。不知道是谈迁手写还是别人代抄。用一年多的时间看完全书。

关于朱允文的生死，后人议论可谓多矣。现随园少年根据《国榷》的记载略作表述。

《国榷》是引用陈继儒的说法。

第一个问题：随园少年测算逃跑线路大约三千米。他首先是说，皇帝朱允文是从鬼门逃出来的，随从者是从水关御沟到达神乐观之西房。

鬼门，具体地点不明，可能是现在青溪路中部靠近中山东路的一个下水道口。随园少年沿着明故宫周边走过很多趟，北面不可能。只有可能是宫殿东面那条古青溪河道，现在还在流淌，从北流向南，穿越南航校园，抵达后标营，往东可以流进月牙湖，往西可以流经外五龙桥，继续往西可以流向大清河。而折向南的话沿着御道街到中部即澳丽嘉园附近，往西可以穿越尚书桥，流向杨吴城壕，往南可以抵达通济门及东水关。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明故宫往南的河流就叫御沟或御河。

这个鬼门应该是预设的逃生通道。朱元璋身经百战，应该懂得逃生之道。就像民国时期南京总统府有暗道通到中央饭店一样。那么这个鬼门很可能位于现在维景大酒店西边靠近中山东路的一个闸口，这个闸口从底部穿越中山东路，进入南航校园。当然当时这条河流是敞开着的。朱允文逃出来的时候完全有可能从这里经过。然后达到后标营，可以沿着御道街步行出正阳门，神乐观就在正阳门外山川坛的东面。现在宁芜铁路边仍然有一个地名叫着观门口。观门口就在随园少年居住的黄埔鑫园小区的东门外，距离正阳门（光华门约六七百米）

随园少年粗略计算从皇宫鬼门达到神乐观西房的距离约三千米。最慢的通行时间两个小时（一个时辰）足够了。

关键节点应该是：鬼门—水关—御沟—神乐观西房。这里水关是至宫殿东面的水关，不是秦淮河的东水关。

第二个问题是随从有二十二人。《国榷》列举了与朱允文一起剃发的有三人，即吴王教授杨应能。编修程济，称比丘。御史叶希贤，称道人。

往来交通七人：徐王府宾辅史仲彬。刑部司务冯㴶，称塞马先生、冯翁、马公、马二子。中书舍人郭节，称雪庵、雪和尚。宋和，称云门生、稽山主人、槎道人。编修赵天泰，称葛衣翁、天宵子。钦天监正王之臣，补锅出身，称老补锅。镇抚牛景先，称东湖樵、东湖主人。

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运、梁田玉、梁良玉、梁中节、王资、刘仲、郑洽、何渊等遥相呼应，相互支援。

这些人都是官修志不记载的。

第三个问题剃刀袈裟何来？谈迁认为是朱元璋预知朱棣必反，预先用竹箧装着髡发剃具及袈裟放置在隐蔽处，一旦政变发生就可以化妆出逃。这个细节与朱元璋早年做和尚的经历相符。也是有可能的。

第四个问题谈迁用金哀帝生不逢时和汉高祖预见吴王刘濞必反来类比朱允文和朱元璋。金哀宗是金宣宗第三子，生于1198年卒于1234年，即完颜守绪，是金国第九个皇帝，他具有很高的天赋，高瞻远瞩，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但是金国内部问题堆积如山，已经积重难返，独木难支，完颜守绪生不逢时，最后自缢身亡。而汉高祖预见刘濞有反骨，叛乱是必然的。所以谈迁认为朱元璋神机妙算，预先为自己最宝贝的孙子朱允文准备好了逃跑的化妆道具！

随园少年曰：正史仅仅记载说朱棣即将攻入皇宫，宫中火起，帝下落不明。又说拖出两具烧焦尸体云云。朱允文自焚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他的周围自始至终都不可能没有随从围绕。逃跑是一个本能反应。只不过如何选择逃跑的方式和路线罢了。谈迁的说法基本可信……

老子有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同时汉娜－阿伦特在其所著《精神生活－思维》中亦尝征引加图的话断言道：一个人的有为从来不多于他的无为。没错。前此不是曾有所谓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说法？而这不是老子所谓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又是什么？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然而当下工作和生活中的“道之华而愚之始”的前识者却总是醒得来早、起来得晚（并因此而总是尿床，亦因此而臭气熏天）本来那种一阵风似的东西早已过去或者说被与时俱进掉了，谁知事隔几年后的今天，朋友所在单位却重又逞起这股学习之风而且此风一时间大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此正如老子之所谓“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在此且不必问到底谁最该去学习（近六十年的常识提醒和告诉我们，那些倡此风者，往往即是那些束书不读、不学无术之辈；对此须加留意；否则，恐怕就上了它的当），就先来说说什么叫学习吧？

其实所谓学与习，在古典学意义上，本是两个词。据《说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凡教之属皆从教。其中以挨着这个“教”字的就是“学”：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朦也，臼声，胡觉切。既然学从教而且既然凡教之属皆从教，那么这个学自然也有效仿或仿效之意。那么什么叫做效仿或仿效？那大概就是跟在人家的屁股后头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正如庄子笔下的颜渊之于乃师孔子，吾恐其失之交臂矣。据《庄子－田子方》：

颜渊问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夫子曰：“回何谓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趋，亦趋也，夫子辩，亦辩也；夫子驰，亦驰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熏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终身与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女殆着乎吾所以着也。彼已尽矣，而女求之以为有，是求马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甚忘。虽然，女奚患焉！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这里的颜渊还算老实，至少说他还敢于承认自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尽管如此，但乃师孔子对他依然没有那么客气（至少不像《论语》中那样一团和气）：“恶！可不察欤？”不错的，正如孔子之所言：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以及察其所安，则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既已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么为什么自己不好好地想一想呢？然而接下来，孔子又何以要作如是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要知道，根据孟子，心之官则思：其中思则得之，不思（若用阿伦特的话说，也就是无思）则不得也。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我思故我在。对人而言，心或思无疑乃是最为重要的：哀莫大于心死；至于说道或者就算是人死、人本身生命的死亡、消失或不在，则尚在其次。在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领略作为师者的孔子是何等的诲人不倦（若按弟子子贡的说法：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同时，当公孙丑曰“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时，孟子的态度则是明确而又坚定的：姑舍是！）请看他的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人比我得死，货比货得扔。没错而且孟子的确曾说过这样的话并深为当下某些学者（学习的人）所依然看重：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其中的可以，显然并不等于必然或一定，它只具有现代哲学上的抽象而非现实的可能性而且恐怕其最多也只有在理论上才能说得通。这就像山东大学的颜炳罡教授曾公开撰文指出，经典从来都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是属于大众的一样；但不幸的是他在为此而强调有教无类之余，分明根本无视、不知或无知孔子教育思想的另一重要（如果不说是最重要的话）方面：因人设语、因材施教！因而不免顾此而失彼。其中有教无类最多不过只是大义而因材施教才是其中的微言之所在。要知道，大义易明而微言难知。同样道理而且没错，孟子的确尝作如是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其中的问题是，难道其后来不曾对身为世子的滕文公讲过这样一则对话？当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不要以为大家都是两腿支个肚子，谁怕谁呀！也不要七十个不服、八十个不愤、一百二十个不在乎，更不要不知天高地厚，一脸的不服气并因此而不知敬畏；在此，孟子已假颜渊之口说得十分明白：不错，人皆可以为尧舜，但问题却是，舜是谁呀，而我本人又是谁呀，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一个想真正有所作为的人，实在是应当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好好地思想一番。若用孔子的话说，也就是：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紧接于此，孟子还征曾引公明仪的话进一步说道：“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这显然是一个不必作出回答的反问（而非自问自答的设问）没错，一般来说，人们往往只是自欺欺人！至于说到文王，则恐怕其不仅不会而且也不可能欺我，孔子亦然，而且后者不仅不会欺我甚至也不会有隐。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圣人总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这就看弟子们自己的识见之力了。无论如何，视听言动以及《尚书－洪范》中都是以视为先：视思明，然而自知者明。话虽如此，然则孔子不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乎？至于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在此陈亢满以为自己问一得三并因此而从中收获颇丰但实则却再愚蠢不过了。如果事情真的像孔鲤说给他听的那样，那么我们又当如何解释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以及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最近本人从书店里花钱买来由中山大学陈少明教授主编即其组织自己的弟子编写的一本论文集《思史之间：《论语》的观念史释读》，匆忙翻看了一下，觉得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出于它是当代有关于《论语》的文字才舍得花掉自己的一点血汗金钱来买；也就是说，它能让本人慷慨解囊，实在是沾了《论语》的光。不说别的，单是这本书的题目本身即颇成问题。当须知，历史和诗歌不过是古典哲学思想的两件外衣；既如此，所谓“思史之间”之名，难道是想道出一个什么里表吗？因几年前陈先生曾建议并答应过帮助本人联系去他那里做访问学者因而有了这层知遇之恩，故在此我也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就算点到为止，也算嘴下留德。

颜渊的“好学”在孔门当中显然是暴得大名的（其次大概就是所谓的不迁怒、不贰过、无伐善、无施劳了，兹不赘述）但可别忘了学而不思则罔（文纺切，从亡）当然更不要忘了颜渊到底是怎么死的？

于是乎，也就牵涉到了“习”的问题。若按朱熹的意见，习：鸟数飞也。至于《论语》开篇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时习”也就是时复思绎。有道理。我倒是在想，这个习或鸟何以数飞？月明星稀，乌雀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良鸟择木而栖，翔而后集。因而数飞恐怕就在于前思后想、左思右想藉以作出最后的选择或抉择。在此，我再重申一遍个人性的一点一得之见。在本人看来，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而”与“之”尤其是“而”，显然都只是代词并且都代指“（天）道”。而在汤用彤先生看来，“圣不可学亦不可至”本是自汉代以来的传统。没错，学我者死，向我者生。而且即使在廖平先生看来依然：沙门无人敢学佛而秀才则皆自命为真孔。盖由直以村学究为孔。《庄子》曰大而无当。似此恒河沙数之孔子，所以酿灭国灭种之极劫运也！但天道却可以学而不可与言：道可道，非常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那么怎么学？曰：下学而上达。因而《论语》篇首之句大概就可以释为：学天道（同时而又）反复思虑天道，乐在其中矣！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涯）而且就算庄子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中的“而”亦此也。此外，汉娜－阿伦特对此（思维）也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当我们思维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时而我思，时而我在（瓦莱里）不在任何地方。而且在她看来，一切思维都是 推论的，思维能用类比的方式表述为“一条逐渐走向无限的线”，邓相当于我们通常为我们自己描述时间的连续性的方式。然而为了形成这样一条思维之线，我们就必须把得以呈现给我们的经验的并置转变为一种无声词语——我们得以思维的唯一媒介——的连续。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仅使最初经验去感性化而且也使它们非空间化。

在我看来，今天之所谓“学习型”这个、那个的，究其实，都不过只是一“学”而已矣！其所谓“学习”都不过只是有学而无习，或者说是学而不思。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去其学而取其思。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不错的：若心已死，则必然是不思、不想或无思抑或心不在焉。在孔子看来，这无疑乃是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最大的悲哀；至于说到人死，倒往往是没有什么的：人死如灯灭但思想却永存。有关于学而不思，颜渊之死的确要算是其中最经典的例证，其次大概就要算是所谓东施效颦、丑妇学乖以及所谓邯郸学步了。若学而不时习之或者说学而不习、不思、不想甚或长此以往而无思，则正如诗云：相鼠有齿，人而无止（思）；人而无止（思）；不死何俟！一部《大学》，开篇便讲：大学（大人或君子之学，相对于小人）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紧接着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以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试问：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那么其中同归之归以及一致之一又是什么？若一言以蔽之曰道——即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信乎！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号豫才。浙江绍兴人。七岁开始读书，十二岁从寿镜吾老先生就读于三味书屋。十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一场很大的变故，经济状况渐入困顿，接着父亲一病不起，使他饱尝了冷眼和侮蔑的滋味，“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898年离开故乡考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又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1902年初毕业后被选派赴日留学，先是学医，后为改变国民精神，弃医从文。1909年8月回国。辛亥革命后应蔡元培之邀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后又随部迁住到北平。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正式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至1926年，又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呐喊》和《彷徨》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其思想产生了飞跃，由此进化论思想为主导，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思想为主导。1930年3月“左联”成立时，被推荐为常委，成为中国***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将。后十年的杂文，更加深刻、犀利，有如匕首、投枪，充满了唯物辨证的精神。这些作品收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1926年4月14日至张元济的信说："闻东方图书馆购取孟苹蒋氏密韵楼之藏，神往无已。……其中倘有副本，而可以见让者，愿为北京图书馆求分一脔，则南北学者，胥渥嘉惠，宁非盛事。"

在争取图书馆办公和购书经费方面，更让梁启超费尽精力。1926年7月5日，梁启超致信李四光、袁同礼："颇闻日人之东方文化会眈眈于方家旧籍，吾馆似不能不乘此时急起直追……。"在至任志清等人信中又云:"馆中国宝甚多，仆尸馆长之名，而未举其实，万一有疏虞，责将谁卸？半年以来为兹事寝不安席。"1926年10月15日又致张东荪信云："此馆诚为美庚款所办，但款极有限，开办费仅一百万元，建筑及购书在内（现所划建筑费仅六十万元，实不成门面，余三十五万供购书费），无法敷分配，每月经常费仅三千耳。"甚至在不得已之中，将自己十余年来在永年保险公司所买保险单向北京通易信托公司押款，用以支撑经费周转，半年之间，共垫出九千七百五十元。

1927年梁启超因身体状况，辞去馆长职务。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康有为(1858～1927)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进士。初年从简凤仪受传统儒学。继从朱次琦学，朱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力除汉、宋门户之见,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始觉“日埋古纸堆中,汨其灵明,因弃之”,“静坐养心”。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旧学发生怀疑。1879年,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改良思潮。后游香港,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1882年,过上海,购读各种西书译本和报刊，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1885年，撰《康子内外篇》和《实理公法全书》，想往“平等公同”。1886年撰《教学通议》，主张“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尊周公、崇《周礼》，企图揉合古今中西之学，改良政治。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国势日蹙”,形势险恶,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返粤后，受今文经学家廖平启示，“明今学之正”。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著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主张“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运用今文经学讲求变革，将《公羊传》的“三统”说阐发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社会历史的演变程序，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谓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见经今古文学）。用以推翻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北京应会试。听到与日本议和，割让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的消息，震惊愤慨，于5月2日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会试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11月中旬（一说为八月），与帝党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创立强学会，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随后赴上海设强学会,创《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又赶赴北京，上书光绪帝，要求“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还向光绪帝提出不变法即将亡国的严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传康有为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话。康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经翁同□奏报推荐，康有为上书统筹全局,请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制度局以行新制。4月,于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根据翁同□、徐致靖、杨深秀等人建议,光绪帝于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康有为亦于6月16日被光绪帝召见，深得倚重。康又将所撰《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变政考》等进呈。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迭上奏折，起草诏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见戊戌变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支持下，联合一部分帝党官僚，虽然力排旧议，锐意维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时时准备扑灭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为名,将康通缉。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又离港赴日,旋抵加拿大，越大西洋赴英国，再返加拿大。1899年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成为保皇派首领。次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策动唐才常等人主持的自立军“勤王”,虽言定在海外筹办经费,却迟迟不寄。自立军因宗旨模糊,经费无着,旋即失败。康亦再无作为。1901～1903年间,他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仍以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生平著作甚丰,有人统计,达一百三十九种。台湾蒋贵麟辑成《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少从俞樾学经史，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1898年避往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2年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号召推翻满清政府。旋回国与蔡元培等共组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革命排满文章，被捕入狱。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主编《民报》。后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回国，宣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宋教仁被刺后，参与反袁斗争。1917年7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1922年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病逝于苏州。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 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这一行为在当时称得上用心良苦，但也因其逆潮流而为多受世人的指责。

郑观应(1842724—19225)，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介绍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轮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富强兵的书籍翻译过来，广泛传播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的关税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大力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接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当时几至不能维持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交涉签订了齐价合同。由于他的内外治理，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办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布局案和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布局外放之款收不回而出现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经营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结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离开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司款项，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偿还义务的法律，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过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慨道：“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力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经表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张大之。他认为“专制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领”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改革，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大小官员起舆论监督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淘汰冗员和年老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大力翻译西方书籍，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致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负责购地建厂，填筑码头。第二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经营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合同。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流及具体经营方略。十九年（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了解各分局利弊情形，调查怡和、太古在各地的经营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防备日本奸细、采取不准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报告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定将招商局部分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轮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反对向日本乞和。战争结束后，郑观应将轮船全部收回，并坚决反对《马关条约》。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元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轮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办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李鸿章死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离开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革职而去职赴粤，参与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活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工作，旋因“守制”去职。宣统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负责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轮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武昌起义爆发后，郑观应自川回沪。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辞职退休。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