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古籍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 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作“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当今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然，只有在做好其他工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写出好序跋，还得有更多的学问。

附录：这也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有些古籍本来有附录，有些虽无附录，但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可收集起来编成附录。如何收集、如何编都有讲究，不可等闲视之。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一共有以上十项。古籍整理工作说具体点是要做这十项工作，或者可以说，这十项工作构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部内容。 一些珍贵的古籍善本，若沾上各种污渍将大大影响该书的收藏价值。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污渍应采用不同的除污方法，现简介如下，不妨一试：

除霉斑。用棉花球蘸上氨水或明矾水，轻轻地在书页的霉斑上擦拭，至除净后再用吸水纸吸干；也可用水和高锰酸钾冲浓汁，用毛笔将浓汁涂在霉斑处，等五六分钟后再用草酸水涂之，并用毛笔轻轻擦拭，如此数次能去除霉斑，最后用棉花球蘸上清水擦净。

除墨渍字迹。在染有墨渍字迹的书页下边，先垫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湿污迹，然后在书页上边放一张吸水纸，并压上重物，等干后墨水迹就会消失。如果用高锰酸钾溶液时留有褐斑，可以再用草酸或柠檬酸溶液除去。若书页上仅有一些字迹也可用褪色灵涂之即可。

除脏手指印。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也可用棉花球蘸以温水冲兑的洗衣粉或洗洁精液轻轻擦拭，再用清水擦洗，最后将水分吸干。

除油迹。在油迹上放一张吸水纸，用熨斗轻轻地熨几遍，便可以把油分吸尽；也可用棉花球沾少许汽油或酒精轻轻擦除。

除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用棉花球蘸上醋液或酒精，在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上轻轻擦拭，至除净污迹为止。

对于书籍上其他的一般污迹，只要用肥皂细心地擦拭，再用干净湿布轻轻抹净，然后在书页衬上吸水纸吸干水分，就基本上可以获得整旧如新的效果。 保存古籍我们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人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吾有望矣。”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人，不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汉书》曰：“高祖立濞为吴王。已拜，上相之曰：‘汝面状有反相，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岂非汝耶？天下一家，慎无反。’”

　(《经》曰：“眉上骨斗高者，名为九反骨。其人恒有包藏之志。”又曰：“绕天中，从发际通两慕，其两眉下各发，其中正上复有直下鼻者，三公相也。若下贱有此色者，能杀君父。”

　《春秋左氏传》曰：

　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后谋反，以宫甲围成王，缢之。

　又曰：

　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人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后果反，攻王，楚王鼓而进，遂灭若敖氏。

　又曰：

　晋韩宣子如齐，见子雅。子雅召其子子旗，使见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杜预曰：“言子旗志器亢也。”)后十年，来奔。

　周灵王之弟儋季卒，其子括将见王而叹。单公子愆旗闻其叹也，入以告王曰：“不戚而愿大，视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杀必为害。”王曰：“童子何知？”及灵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周大夫杀佞夫。”

　齐崔杼帅师伐我，公患之。孟公绰曰：“崔子将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归，何患焉？其来也不寇，使人不严，异于他日。”齐师徒归，果弑庄公。

　晋、楚会诸侯而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鲁大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杜预曰：“设，君服也。”)此年子围篡位。

　卫孙文子来聘，君登亦登。叔孙穆子趋进曰：“诸侯之会，寡君未尝后卫君，今吾子不后寡君，未知所过。吾子其少安。”孙子无辞，亦无悛容。穆叔曰：“孙子必亡。为臣而君，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后十四年，林父逐君。

　初，郑伯享赵孟，七子赋诗，伯有赋〈鹑之贲贲〉。享卒，赵孟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

　魏时管辂相何晏、邓扬当诛。死，辂舅问之，曰：“邓扬行步，节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谓之鬼躁。何之视候，魂不守宅，面无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枯木，谓之鬼幽。鬼躁者，为风所收；鬼幽者，为火所烧。自然之符，不可蔽也。”

　宋孔熙光就姚生曰：“夫相人也，天欲其圆，地欲其方，眼欲光曜，鼻须柱梁。四渎欲明，五岳欲强。此数者，君无一焉。又君之眸子，服服如望，羊行委曲而失步，声嘶散而不扬。岂唯失其福禄，将乃罹其祸殃。”后皆谋反，被杀之矣。)

　由此观之，以相察士，其来尚矣。

　故曰：富贵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

　(《经》曰：“青主忧，白主哭泣，黑主病，赤主惊恐，黄主庆喜。凡此五色，并以四时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黄、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皆相，青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黄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黄与赤二色囚。若得其时，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时，色王、相若囚、死者，凶。”

　魏管辂往族兄家，见二客。客去，辂谓兄曰：“若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间，同有凶气，异变俱起，双魂无宅，流魄于海，骨归于家。”后果溺死。此略举色变之效。)

　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

　《经》曰：“言贵贱者，存乎骨胳；言修短者，存乎虚实。”

　(《经》曰：“夫人喘息者，命之所存也。喘息条条，状长而缓者，长命人也；喘息急促，出入不等者，人也。”又曰：“骨肉坚硬，寿而不乐；体肉软者，乐而不寿。”

　《左传》曰：

　鲁使襄仲如齐，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人主偷，必死。’”后果然。

　郑伯如晋拜成，授玉于东楹之东。晋大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杜预曰：“言郑伯不端谛也。”)六月卒。

　天王使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为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堕，弃其命矣。其不及乎？”五月，卒于瑕。

　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郑行人公孙翚如晋聘。程郑问焉，曰：“敢问降阶何由？”子羽不能对。归以语然明，然明曰：“是将死矣！不然将亡。贵而知惧，惧而思降，乃得其阶，下人而已，又何问焉？且夫既登而求降者，知人也，不在程郑。其有亡衅乎？不然，其有惑疾，将死而忧乎？”明年，程郑卒。

　天王使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朝有着，定会有表，衣有襘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着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从，无守气矣。”此冬，单子卒。

　公享昭子，晏饮乐，语相泣也。乐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此年，叔孙、宋公皆卒。

　邾隐公来朝，执玉高，其容仰；鲁公受其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气。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甍。

　哀七年，以邾子益归，卫侯会吴于郧。吴人藩卫侯之舍。子贡说太宰嚭而免之。卫侯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后卒死于楚。

　鲁公作楚宫，穆叔曰：“〈泰誓〉云：‘人之所欲，天必从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不复适楚，必死是宫。”六月辛巳，公甍于楚宫。

　晋侯使郄犨送孙林父于卫。卫侯飨之，苦成叔敖。卫大夫宁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飨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故《诗》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今夫子敖，取祸之道也。”十七年，郄氏亡。

　齐侯与卫侯会于商任，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怠礼失政，不立，是以乱也。”二十五年，齐弑光。二十六年，卫弑剽也。)

　言性灵者存乎容止。斯其大体。

　夫相人先视其面。面有五岳四渎(五岳者，额为衡山，颐为恒山，鼻为嵩山，左颧为泰山，右颧为华山。四渎者，鼻孔为济，口为河，目为淮，耳为江。五岳欲耸峻圆满，四渎欲深大，崖岸成就。五岳成者，富人也，不丰则贫；四渎成者，贵人也，不成则贱矣。)、五官六府(五官者，口一，鼻二，耳三，目四，人中五。六府者，两行上为二府，两辅角为四府，两颧衡上为六府。一官好，贵十年；一府好，富十年。五官六府皆好，富贵无已。左为文，右为武也。)、九州八极(九州者，额从左达右，无纵理，不败绝，状如覆肝者为善。八极者，登鼻而望，八方成形，不相倾者为良也。)、七门二仪(七门者，两门，两阙门，两命门，一庭中。二仪者，头圆法天，足方象地。天欲得高，地欲得厚。若头小足薄，贫贱人也；七门皆好，富贵人也。总而言之，额为天，颐为地，鼻为人，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天欲张，地欲方，人欲深广，日月欲光。天好者贵，地好者富，人好者寿，日月好者茂。上亭为天，主父母贵贱；中亭为人，主昆弟妻子、仁义年寿；下亭为地，主田宅奴婢、畜牧饮食也。)、

　若夫颧骨纔起，肤色润泽者，九品之侯也。

　(又曰：腰腹相称，臀髀纔厚及高视广走，此皆九品之侯也。夫色须厚重，腰须广长。故《经》曰：面如黄瓜，富贵荣华。白如截脂，黑色如漆，紫色如椹，腰广而长，腹如垂囊，行如鹅龟，此皆富贵人也。凡论夫公侯将相已下者，不论班品也。)

　辅骨小见，鼻准微端者，八品之侯也。

　(又曰：胸背微丰，手足悦泽，及身端步平者，此皆八品之侯也。夫鼻须洪直而长，胸脾须丰厚如龟形，手足色须赤白，此皆富贵人也。故《经》曰：手足如绵，富贵终年。手足厚好，立使在傍也。)

　辅角成棱，仓库皆平者，七品之侯也。

　(又曰：胸厚颈粗，臂胫佣均，及语调顾定者，此皆七品之侯也。夫颈须粗短，手臂须纤长，语须如簧及凤，此皆贵相也。故《经》曰：额角高耸，职位优重。虎颈圆粗，富贵有余。牛顾虎视，富贵无比。天仓满，得天禄；地仓满，丰酒肉也。)

　天中丰隆，印堂端正者，六品之侯也。

　(又曰：脑起身方，手厚腰圆，及声清音朗者，此皆六品之侯也。夫人额上连天，中下及司空，有骨若肉如环者，名曰天城。周匝无缺者大贵，有缺若门者为三公。夫声者须深实，大而不浊，小而能彰，远而不散，近而不亡，余音激澈，似若有篁，宛转流韵，能圆能长，此善者也。宫声重大沈壅，商声坚劲广博，角声圆长通彻，征声抑扬流利，羽声奄蔼低曳，此谓正声也。)

　伏犀明峻，辅角丰秾者，五品之侯也。

　(又曰：颈短背隆，乳阔腹垂，及鹅行虎步者，皆五品之侯也。夫人脑缝骨起，前后长大者，将军二千石，领兵相也。出发际，为伏犀，须耸峻利，公侯相也。不用宽平，有坎者，迍剥；有峰者，大佳。宽平者，犹为食禄。夫腹须端妍。故曰：马腹庞庞，玉帛丰穰也。)

　边地高深，福堂广厚者，四品之侯也。

　(又曰：头高而丰，长上短下，及半顾龙行者，此皆四品之侯也。边地，在额角近发际也；福堂，在眉尾近上也。夫头须高大。故《经》曰：牛头四方，富贵隆昌。高峙，富贵无比。象头高广，福禄长厚。犀头律崒，富贵郁郁。狮头蒙洪，福禄所钟。虎行将军，雁行大富也。)

　犀及司空，龙角纤直者，三品之侯也。

　(又曰：胸背极厚，头深且尖，及志雄体柔者，此皆三品之候也。司空从发际直下，次天庭是也。龙角在眉头上也。)

　头顶高深，龙犀成就者，二品之侯也。

　(又曰：头角奇起，支节合度，及貌桀性安者，此皆二品之侯也。夫容貌慷慨，举止汪翔，精爽清澄，神仪安定，言语审谛，不疾不徐，动息有恒，不轻不躁，喜怒不妄发，趋舍合物宜，声色不变其情，荣枯不易其操，此谓神有余者，主有贵位也。)

　四仓尽满，骨角俱明者，一品之侯也。

　(头颈皆好，支节俱成，及容质姿美，顾视澄澈者，此皆一品之侯也。)

　似龙者为文吏(似龙者甚贵。龙行者为三公也。)，

　似虎者为将军(虎行者为将军。驿马骨高，为将军也。)，

　似牛者为宰辅，

　似马者为武吏(似马亦甚贵也。)；

　似狗者有清官、为方伯(似猪似猴者，大富贵。似鼠者，惟富而已。凡称似者，谓动静并似之。若偏似一处，乃贫寒者也。)。

　天中主贵，气平满者宜官禄也。

　(天中，近发际，发，上入正角，至高广，参驾迁刺史牧守。如日月，在天中左右，侍天子也。出天中，圆大光重者，暴见天子，经年及井灶，有功受封，恒有黄气，如悬钟鼓，三公之相也。又发黄气如龙形，亦受封也。四时官气发天部，如镜光者，暴贵相也。)

　天庭主上公，大丞相之气(天庭直下，次天中，有黑子，主死。)。

　司空主天宫，亦三公之气(司空直下，次天中，色恶，主上书，大凶。)。

　中正主群寮之气，平品人物之司也(中正直下，次司空，色好者，迁官转职，若司空中正发赤色而历历者，在中正为县官，在天庭为郡官州县、兰台尚书，各视所部也。)。

　印堂主天下印绶，掌符印之官也(印堂在两眉间，微下眉头少许，次中正。发赤色，如连刀，上至天庭，下至鼻准，为县令；直阙庭，发色者，长吏也。如车轮与辅角相应者，大贵。印堂一名阙庭也。)。

　山根平美，及有奇骨伏起，为婚连帝室，公主婿也(山根直下，次印堂，亦主有势无势也。)。

　高广主方伯之坐(从天中横列至发际，凡七名，高广位在第三。高广忽发，如两人捉鼓者，将军相也。)。

　阳尺主州佐之官(横次高广，位在第四。阳尺亦主少出，方伯有气，忧远行也。)。

　武库主兵甲典库之吏(横次阳尺，位在第五。)。

　辅角主远州刺史之官(横次武库，位在第六。骨起色好，主黄门舍人之官也。)。

　边地主边州之任(横次辅角，位在第七。有黑子，落难为奴也。)。

　日角主公侯之坐(从天庭横列至发际，凡八名，日角位在第一。平满充直者，宜官职。)。

　房心主京辇之任(横次日角，位在第二。房心左为文，右为武。骨起宜做人师。见房心，上至天庭，为丞令。直见房心而光泽者，召为国师也。)。

　驿马主急疾之吏(横次，位在第七。驿马好色应印堂上，秋冬得官也。)。

　额角主卿寺之位(从司空横列至发际，凡八名，额角横次，位在第一。色红黄，大吉昌也。)。

　上卿主帝卿之位(横次额角，上卿跃跃，封卿大乐。)。

　虎眉主大将军(从中正横列至发际，凡九名，虎眉横次，位在第二。发青白色者，应行也。)。

　牛角主王之统师小将(横次虎眉，位在第三，亦主封侯食禄。成角者，更胜于肉也。)。

　玄角主将军之相(横次，位在第五。无角者，不可求官。凡欲知者得官在任久不，先视年上发色长短，发色长一分主一年，二分二年，以此消息，则可知也。有恶色间之者，主其年有事。白色遭丧，赤色弹夺，黑色病，青厄。天中有气横千者，无官也。然官色既久，忽有死厄色间之者，代人死也。若年上有好色，如连山出云雨，处处皆通，则无处不达。发际有黄气，为已得官；若黑气，未也。有黄气如衣带，发额上，迁官益禄也。)。

　夫人有六贱：

　头小身大，为一贱(又曰：额角陷缺，天中霪下，亦为一贱。《经》曰：额促而窄，至老穷厄。蛇颈薄曲，糟糠不足。蛇头平薄，财物寥落。貉头尖钝，穷厄无计也。)。

　目无光泽，为二贱(又曰：胸背俱薄，亦为二贱。《经》曰：陷胸薄及猴目，皆穷相也。)。

　举动不便，为三贱(又曰：音声雌散，亦为三贱。《经》曰：语声喷喷，面部枯燥，面毛戎戎，无风而尘，皆贫贱相也。夫声之恶者，尘浊飞散，细嗄聊乱，声上则若尽，往则不还，浅乱涩细，沉浊痿弊，舌短唇强，蹇吃无响，此恶相也。夫人不笑似笑，不嗔似嗔，不喜似喜，不畏似畏，不醉似醉，常如宿醒，不愁似愁，常如忧戚，容貌阙乏，如经痫病，神色凄怆，常如有失，举止慞惶，恒如趋急，言语涩缩，若有隐藏，体貌低摧，如遭，此并神不足也。神不足者，多牢狱厄。有官隐藏而失，有位贬逐而黜者也。)。

　鼻不成就，准向前低，为四贱(又曰：眇目斜视，亦为四贱。《经》曰：人中平满，耳无轮廓，皆贫贱相也。)。

　脚长腰短，为五贱(又曰：唇倾鼻曲，亦为五贱。《经》曰：蛇行雀趋，财物无储。鼻柱薄，主立诺。鼻头低垂，至老独炊。摇腰急步，必无所使。腰短者则被人夺职也。)。

　文策不成，唇细横长，为六贱(又曰：多言少信，亦为六贱。《经》曰：口薄，人不提携，僻侧，为人所毁。口如炊火，至老独坐。舌色白，下贱人也；舌短，贫贱人也。凡欲知人是贱者，贵处少而贱处多，多者广也，少者狭也。六贱备具，为仆隶之人也。)。

　此贵贱存乎骨胳者也。

　(论曰：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然则世人亦时有四乳者，此则驽马一毛似骥也。若日角月偃之奇、龙栖虎踞之美，地静镇于城堙，天辟运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盖，隐辚交映。井宅既兼，仓匮已实。斯乃卿相之明效也。若深目长颈，颓颜蹙额，蛇行鸷立，虾喙鸟啄，筋不束体，面无华色，手无春荑之柔，发有寒蓬之悴，是则穷乏征验也。

　昔姑布子卿谓子贡曰：“郑东门有一人，其长九尺六寸，河目而隆颡，其头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似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儡然若丧家之狗。”河目谓上下匡而长也。颡，额也。汉高祖隆准而龙颜。准，鼻也。颜，额颡也。两角为龙角，一角为犀角。言高祖似龙两眉，颡骨高而鼻上隆。魏陈留王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陈宣帝颈缜，貌若不惠。初贱时，杨忠见而奇之曰：“此人虎颈，必当大贵。”后皆果然。此贵贱之效也。)

　夫木主春，生长之行也(春主肝，肝主目，目主仁。生长敷荣者，施恕惠与之意也)；

　火主夏，丰盛之时也(夏主心，心主舌，舌主礼。丰盛殷阜者，富博宏通之义也)；

　金主秋，收藏之节也(秋主肺，肺主鼻，鼻主义。收藏聚敛者，吝啬悭鄙之情也)；

　水主冬，万物伏匿之日也(冬主肾，肾主耳，耳主智。伏匿隐蔽者，邪谄佞之怀也)；

　土主季夏，万物结实之月也(季夏主脾，脾主唇，唇主信。结实坚确者，贞信谨厚之礼也)。

　故曰：凡人美眉目、好指瓜者，庶几好施人也。

　(肝出为眼，又主筋，穷为爪，荣于眉，藏于魂。《经》曰：凡人眉直而头昂，意气雄强。缺损及薄，无信人也。如弓者，善人也。眼有光彩而媚好者，性识物理而明哲人也。眼光溢出睑外，不散不动，又不急不缓，而精不露者，智惠人也。睑蹇缩，精无光者，愚钝人也。眼光不出睑者，藏情人也，加以睑涩盗视者，必作偷也。若[修以矛易心]睮(因茂)[目交][目聂](而菜切)者，蛆嫉人也。急[目亟](侧夹切)者，不嫉妒则虚妄人也。盯(竹耕切)雎晊血者，恶性人也。[目蛮][目延](时间切)矘晃者，憨[口贺](呼个切)人也。[目占](丁念切)[目兼](馨念切)，[玉民][目秦](时巾切)者，人也。弥[絅以言易纟]蒙瞺者，诈人也。[水应]澄[手勾](乌巧切)[目效](胡巧切)者，掘强人也。羊日[日江](乌江切)瞳(敕江切)者，毒害人也。睢盱[目夹]烁者，回邪人也。精色杂而光彩浮浅者，心意不定，无信人也。精清光溢者，聪明人也。精沉光定者，大胆人也。上目眦下眦中深厚，气色秾厚者，有威武亦大胆人也。气色飘眇，浅薄人也。土地不洁者，无威、怯懦人也。精紫黑而光彩端定者，刚烈人也。精洁白而端定者，好隐遁人也。精多光而不溢散，清澈而视端审者，直性人也。精黄而光彩澄澈者，慕道术人也。点精近上者，志意下劣人也。怀嫉妒，蝼姑日心难得，夫指者欲纤秾如鹅，有皮相连者，性淳和人也。指头方怼者，见事迟人也。妍美者，嘱授人信之；恶者，人不遵承也。)

　毛发光泽，唇口如朱者，才能学艺人也。

　(心出为舌，又主血。血穷为毛发，荣于耳，藏于神。《经》曰：野狐鬓，难期信；羖[羊历]鬓，多狐疑。唇急齿露，难与为友；唇宽端正，出言有章；唇口不佳，出言不信。口边无媚，好扬人恶；口啄如鸟，不可与居，恶心人也。急缓如鸟，言语撮聚者，此人多口舌。缓急不同，少信人也。)

　鼻孔小缩，准头低曲者，悭吝人也。

　(肺出为鼻孔，又主皮肤，又为气息，藏于魄。好鼻者，有声誉。鼻柱薄而梁陷者，多病厄人也。鼻无媚，憨蠢人也。蜣蜋鼻，少意智人也。)

　耳孔小，齿瓣细者，邪谄佞人也。

　(肾出为骨，又主髓。髓穷为耳孔，骨穷为齿，藏于志。《经》曰：耳孔深广者，心虚而识玄。耳孔丑小者，无智而不信神理。耳边无媚，鄙拙人也。耳孔小而节骨曲戾者，无意智人也。老鼠耳者，杀之不死。又云：鼠耳之人，多作偷盗者也。)

　耳轮厚大，鼻准圆实，端净，颏颐深广厚大者，忠信谨厚人也。

　(脾出为肉，肉穷为孔，又主耳轮，准鼻梁、颏颐等，藏于意。《经》曰：夫头高大者，性自在而好凌人。头卑弊者，性随人而细碎。故曰：鹿头侧长，志气雄强；兔头蔑颉，意志下劣；獭头横阔，心意豁达。夫颈细而曲者，不自树立人也。若色斑驳或不洁净者，性随宜而不坚固。夫手纤长者，好施舍；短厚者，好取；舍则庶几，取则贪惜。故曰：手如鸡足，意智褊促。手如猪蹄，志意昏迷。手如猴掌，勤劬伎俩。夫背厚阔者，刚决人也；薄者，怯弱人也。夫腹端妍者，才华人也。故曰：牛腹婪贪，财物自淹。腹者，懒人也。夫腰端美者，则乐而能任人也。蜥蜴腰者，缓人也。夫臂髀厚广者，可倚任，安稳人也。夫蛇行者，含毒人也，不可与之共事。鸟行跄跄，性行不良，似鸟鹊行也。鹰行雄烈。豺狼行者，性粗觅利人也。牛行，性直也。马行，猛烈人也。)

　此性灵存乎容止者也。

　(范蠡曰：“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

　尉缭曰：“秦始皇，隆准长目，鸷膺豺声，少恩信，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不可与之久游。”

　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心，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

　晋叔向欲娶于巫臣氏，其母不欲，曰：“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皆是物也。汝何为哉？天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乃止。

　魏安厘王问子从曰：“马回梗梗亮直，大夫之节，吾欲为相，可乎？”答曰：“长目而豕视，则体方而心圆。每以其法相人，千万不失一。臣见回非不为伟其体干，然甚疑其目。”

　平原君相秦将白起，谓赵王曰：“武安君之为人也，小头而锐下，瞳子白黑分明，视瞻不转。小头而锐下者，断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见事明也；视瞻不转者，执志强也。可与持久，难与争锋。”

　王莽大口蹶颐，露目赤精，声大而身长七尺五寸，反膺仰视，瞰临左右。或言莽所谓鸱目虎啄，豺狼之声，故瞰食人，亦当为人所杀。后篡汉位，后兵败归，果被杀也。)

　夫命之与相，犹声之与响也。声动乎几，响穷乎应，必然之理矣。虽云：以言信行，失之宰予；以貌度性，失之子羽。然《传》称：“而戚，忧必及之；无庆而欢，乐必还之。”此心有先动而神有先知，则色有先见。故扁鹊见桓公，知其将亡；申叔见巫臣，知其窃妻。或跃马膳珍，或飞而食肉，或早隶晚侯，或初刑末王。铜岩无以饱生，玉馔终乎饿死。则彼度表扪骨，指色摘理，不可诬也。故列云尔。

当然远远不是。

《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四库全书》收录全文的图书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估计禁毁6766部，93556卷），禁毁数超出收入的总数，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偷偷焚毁的书籍，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实在是空前绝后一场文化大浩劫。

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