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末，是中国辨伪学的构建时期。首先应该明确，辨伪与辨伪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辨伪是指对有真伪问题的事和物（在此主要是指有真伪问题的典籍）进行考察鉴别。而辨伪学则是对辨伪的研究，包括对辨伪理论、辨伪方法、辨伪历史、辨伪成果等的研究，使其成为一门科学的、系统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辨伪学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初步形成时期。 辨伪理论的奠基人是梁启超。他于20年代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年）、《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年）等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建了新史学理论，也以求实求真的理性眼光，运用近代科学演绎、归纳等方法，构建了辨伪学理论。在这三部书中，他对伪书的种类、作伪的原因、辨伪的意义、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等等做了系统的阐述，进行了具有规律性的理论总结。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提出了辨伪书的12条标准，证真书的6条标准及辨伪事的7条标准。这些标准既有对前人如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关于辨伪方法的总结，也有他自己的创新。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中》一书中，他专设“辨伪书”一节，对“中国伪书何以如此其多”，“伪书种类和作伪动机到底有多少种”等问题逐一作了详细阐述。他把古今伪书依其性质分为10类，每类都附例证说明。对辨伪方法，他在总结清儒辨伪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从著录传授上”，“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从文体及文句上”，“从思想渊源上”，“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等6种方法来检查古书真伪。 他对比了“清儒”和“宋儒”的辨伪，认为“清儒不如宋儒之多而勇，然而解决问题，宋儒不如清儒之慎而密。宋儒多轻蔑古书，其辨伪动机，往往由主观的一时冲动。清儒多尊重古书，其辨伪程序，常用客观的细密检查”。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辨伪，他有自己独到之见：“《四库提要》为官书，间不免敷衍门面，且成书在乾隆中叶，许多问题或未发生或未解决。总之，《提要》所认为真的，未必便真，所指为伪的，不一定是伪，我敢断言。”其论精辟而有创见。

《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则是梁启超的辨伪专著。全书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为总论，下分5章，是从理论上对辨伪的意义，伪书的来历，辨伪的历史，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做了系统总结；第2 部分为分论，分别考辨了两汉以前的14部经书如《易》、《尚书》等的真伪问题。

之所以说这三部书构建了辨伪学的理论体系，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系统性。三书不仅系统概述了自古至今的辨伪历史，系统评述了自司马迁至刘知几、柳宗元、欧阳修、吴棫、朱熹、宋濂、胡应麟、姚际恒、阎若璩、胡渭、崔述、康有为等人的辨伪功绩，而且系统阐明和归纳了辨伪的意义、作伪的原因、辨伪的方法、伪书的种类和价值等等。其论述贯穿古今，阶段分明，脉络清晰。二是科学性。三书所论述都贯穿着时代特点，即在乾嘉考据的基础上注入了近代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包括某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辨伪理论和方法具有新的时代风貌和较严密的科学性。三是开创性。三书不仅在辨伪思想理论上有开创性，在辨伪方法上也有创新。梁启超的这些辨伪理论，至今还闪烁着光芒。如1996年在西安冒出的所谓“家传”简牍《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一些学者就是“按照梁启超‘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思想”来考辨其真伪的（吴九龙：《〈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考伪》，《光明日报》1996年12月17日）。 20世纪初辨伪方法的最大突破，就是王国维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是把近代的实证主义方法同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强调运用传世的“纸上材料”与出土的文物相互印证来考辨古书古史的真伪。这种方法突破了以往学者辨伪时或“以经证经”，或在注疏传笺上兜圈子的传统方法，第一次提出以地下出土的文物与传世典籍相印证来辨伪，从而推进了重视实物证据的科学历史观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二重证据法”出自王国维并非偶然。首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出土如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的发现，震动了中外学术界，极大开阔了学者的眼界，为王国维创造新的治学方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思维模式，诚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二是他深受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自己扎实的国学功底，自然不甘拘泥以往传统的考据方法。因此，可以说“二重证据法”也是时代的产物，正如他本人所说：“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

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金文考辨《尚书》、《诗经》、《左传》、《史记》和殷商历史，运用简牍考辨汉代历史和西北地理，利用敦煌遗书考辨唐史，利用金文、铭刻研究民族历史，均取得了很大成绩，也为以后的辨伪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二重证据法”的创立，是辨伪方法由传统走向科学的标志。

“二重证据法”至今仍被学者奉为圭臬，70年代大量出土，掀起了80年代辨伪热潮，更加显示了“二重证据法”的强大生命力。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辨伪浪潮，不仅出现“古史辨”派，而且产生了大量辨伪成果，从而推动了辨伪学的发展。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批精于国学，又受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影响的学者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他们以“疑古”、“求真”相标榜，主张“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根据的东西”（《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存》第2集）， 冲破了“经书即信史”的传统观念，对儒家经典，对古书古史都持有怀疑态度和重新认识考辨的决心。在他们的倡导下，历史上的疑辨运动又在近代复兴起来。其中最突出的，则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崛起。

胡适精通国学，深受清代辨伪大学崔述、姚际恒疑古辨伪精神影响。留美期间，又受赫胥黎“拿证据来”和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把存疑主义作为自己的一种哲学信仰，强调疑古和考信，并提出了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而早在1918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导言》中，就提出了应从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即从别书中取证辨伪）等5种取证方法辨伪。对每种辨伪方法， 他都予以充分说理。如从思想上取证辨伪，胡适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每个著书立说的人总有一个思想体系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的冲突。“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连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是真的”。

钱玄同更把矛头直指儒家经典和偶像人物，宣称“根本不相信孔子定‘六经’，”认为“经”不过是古代留下的“断烂朝报”而已（《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第242页）。他主张不仅要辨伪书，还要辨伪事，提出“不但历史，一切‘国故’，要研究它们，总要以辨伪为第一步”（《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古史辨》第1册）。

顾颉刚则在姚际恒、崔述、康有为的影响下，在胡适、钱玄同等人疑辨精神激励下，于1923年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著名论断：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时代越后，传说中的古史中心人物材料越多，形象越大。这样作成的古史，自然包含了大量虚假的成分，必须考辨其真伪。此说一出，惊世骇俗，反响极大。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周予同、罗根泽等著名学者都支持顾颉刚的这一论点，而反对者也不少，从而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并形成了一个“古史辨”派。

“古史辨”派把过去儒家的辨伪变成历史学家的辨伪，把只考辨伪书发展到还要考辨伪史，使中国辨伪学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但不能不说，“‘古史辨’派所辨者，基本上仍是史料问题；一接触到更加本质的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问题，他们就往往显出无能为力，甚至有意规避不谈。”（徐公持：《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近代化进程论略》，《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 期）顾颉刚等人也认为：“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应当看一切东西都成史料。”（《古史辨》第3 册“自序”）所以，《古史辨》与其说是辨伪史，不如说是辨伪书。顾颉刚也说过，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书是“古书辨”而不是“古史辨”（同前）。

“古史辨”派的崛起，致使怀疑、考辨古书古史真伪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并产生了大量辨伪成果，在相当程度上廓清了有关中国古书古史的荒谬传说，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预先在史料方面做了清扫尘障的工作。胡绳说：“中国远古历史的史料笼罩在重重烟雾里，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确是提供了考辨古史传说的一把有用的钥匙，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由不正视它、重视它。”（《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 这一时期，疑古辨伪已成为时尚。至30年代末，用新观点、新方法投入到古书古史论辨中的学者之众，疑古辨伪的名文卓论之多，都是空前绝后的。仅7册《古史辨》，就收入了从1926年至1941 年国内考辨古书古史的论文多达350篇，共325万字，令人叹为观止。可见当时学者参与古书古史考辨是多么积极踊跃。

在此期间，辨伪专著也不断问世，较著名的有黄云眉于30年代初撰写的《古今伪书考补证》（1932年版，1959年、1964年均再版，齐鲁书社1980年重排），对清人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以及顾实、姚名达等人对该书的考辨给予补正。30年代末，张心澄《伪书通考》一书问世。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辨伪论著。它以书名为纲，将诸儒辨伪该书之说列其下，引文均注明出处，编者案语则列于各说之末，考证内容相当丰富，也颇便查阅。初版时，全书收录考辨之书1059种，50年代修订再版，又增加45种，共1104种，是目前所见包罗最丰富，也是最完备的一部综合性辨伪工具书。

在辨伪论文方面，《古史辨》中收录的350 篇文章不少是有创见的高论，如第1册中收录顾颉刚《论辨伪工作书》、《论伪史例书》、 《论〈通考〉对于辨伪之功绩书》、《论伪史及〈辨伪丛刊〉》等；还有胡适《嘱点读〈伪书考〉书》，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等。其他有杨鸿烈《中国伪书的研究》（《史地新论》第25—42页，又见《晨报》1924年7月16、17、18日）， 高本汉（瑞典）《中国古书的真伪》（《左传真伪考及其他》）、《论考证中国古书真伪之方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卷3期，1931年4月）， 普暄《古书多伪之原因》（《女师学院期刊》4卷1—2期合刊，1937年6月），卫聚贤《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跋〉》（北大《国学月刊》1卷7期，1927年10月）、《金縢辨伪》（北大《国学月报》2卷2期，1929年12月）；献玖《〈竹书纪年〉真伪辨》（《史地丛刊》2卷2期，1923年4月）， 孙海波《〈国语〉真伪考》（《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12月），蒋善国《〈尚书〉的真伪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3卷3期，1936年7月），孙海波《〈国语〉真伪续考》（《文哲月刊》1卷10期，1937年1月）等等。

这一时期的学者，不仅对古书古史进行考辨，对近代一些史料也注意考辨其真伪。如罗尔纲于1934年秋在《大公报》上发表《读太平天国诗文钞》，对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诗文钞》一书中伪诗文进行了考辨，提出了对太平天国史料的辨伪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后柳亚子承认“世所传石达开诗什九是他的亡友高天梅（旭）在清末鼓吹革命时假造以供激发民气之用的”。胡怀琛也在上海《时事新报》承认自己为了反对清朝，鼓吹革命而捏造一个太平天国叫黄公俊的人写的诗文，证实了“太平天国赝品之多，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清末一些宣传革命的人伪托太平天国来鼓吹革命之用”（罗尔纲：《〈太平天国诗文钞〉订伪》，《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6 页）。这种作伪动机虽不坏，但如不弄清，则会造成史料史实的更大混乱。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因话录》，是唐代汉族文言笔记小说集，主要记载了134条唐玄宗至唐宣宗年间的逸闻趣事。现如今会捧着古籍仔细研读的人已经不多，但校勘此书的《因话录校笺》最近却引起了一场争端。因此了解《因话录》的网友会不会增多尚且不知，但“安徽师范大学副院长抄袭”却占据了不少新闻版面。经过了解，记者获悉，这位涉嫌抄袭的副院长昨天还放出话来说“如果抄袭出门就被撞死”。

　　打开《因话录校笺》在豆瓣读书的页面，可以发现译者一栏赫然写着：黎泽潮[抄]。在内容简介中还写着：本书系抄袭鲁明《因话录研究》（复旦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和史佳楠《赵璘因话录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相关著作而成。其中许多内容是大段抄录他人著作。如此描述在豆瓣恐怕也是独一份。对此，当事一方鲁明表示，是网友自发进行的修改：

　　鲁明：这种东西它不是就是一个网友能改的，得经过许多人同意这个简介内容，许多人点支持这个简介的内容，它才会显示出来。这是其他关注此事的网友集体的一个行为。

　　一本仅在文学领域内部有关注度的古代小说集，为何会引起网友集体修改简介的行为？最先一批发现此书有“恙”的网友小夏表示：

　　小夏：因为是古籍整理，在正文部分它其实是对古人作品文本的加工，大家对于他是否抄袭的判断可能不是那么明确，但是这本著作前面的整体前言中，所有的一些对于客观事实的描述包括主观的评价，所有的用词、用语都非常的一致。我们知道比如说描述同一个事物由不同的人说，你说天是蓝的，但是你用怎么样一个词语来形容他，可能不同人会用不同的语句，对吧。但是这个著作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就是一些主观性的语句都是完全一致的。

　　除了大段雷同，《因话录校笺》中的错别字也成了网友吐槽的重点：

　　小夏：非常离谱的那些错字错句，这个出现的状况只有他是根据鲁明的那个繁体字论文，然后通过一个文字的识别程序，只有在这个识别过程中，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如果你是正常自己写、自己行文的话，绝对不会出现那样的低级问题。

　　从豆瓣网友的不满，到新闻舆论的关注，一向小清新文艺范儿的豆瓣，也算是不多见的高调了一回。但面对媒体的询问，被指抄袭的安徽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黎泽潮也同样言辞激烈。根据《新京报》报道，黎院长不惜赌咒以证绝无抄袭，但今天记者却获悉，黎院长已经致电鲁明进行了道歉：

　　鲁明：他在电话里已经道歉了，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个公开的道歉。他应该会明确的表示看到、参考、利用了我论文的部分内容，这个应该他会表达出来。

　　看到、参考、利用，可是并没有承认抄袭。面对如此解释，记者尚未联系到据称也涉嫌被抄袭者，但仅鲁明本人态度而言，已经表示愿意原谅：

　　鲁明：因为抄袭这个定义就需要第三方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来认定，在这个认定结果出来之前，我同意他先不用抄袭这个词。他只要道歉的话，我也没有更多的要求了，我个人方面就不再追求了，因为我个人工作也很忙。

　　记者前后三次致电黎泽潮副院长，求证此事，得到的却只有婉拒。

　　黎泽潮：对不起，谢谢你关心。

　　但引用参考和抄袭之间，还是有着质的区别，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表示，是否剽窃还有待专业鉴定：

　　刘俊海：我个人觉得除了看有哪些内容是源于别人而没有作住，另外还要看这些内容究竟在他的作品当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如果你引用的都是别人原创性的观念，在数量上又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个人认为构成剽窃应当是有足够的依据。

　　记者发现，《因话录校笺》为“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科研项目，科研经费2万元，起始时间为2010年，黎泽潮本人承担“主持”任务。而网友表示，即使不算抄袭，该著作的质量也似乎并不合格：

　　小夏：因为他所有的文献都是从这一类非常没有学术含量的（来源）来的，我们想请教一下古委会能够接受这样的项目通过他们的立项审查和最后的成果检验吗？

在投资领域中，古玩字画已成为当前有艺术雅兴投资者的一种时尚。大凡初入此道者，都愿先从收画作为投资点，认为书画书画在国内外艺术市场炙手可热，行情旺、风险小、增值快、效益大，其收藏价值经久不衰，是投资回报率最为理想的收藏品，然而，随着投资者不断增多，字画价格愈来愈高，特别是名家作品的高价位，驱使某些贪财者不择手段地制造假字画。那么，在此介绍一些最常见的作伪方法，以达到能够辨别真伪的目的。

1、勾描着色填墨

作伪者用纸或尖铅笔双勾措下线条轮廓。如果是，即在空心中填墨；若是绘画，则按线条轮廓对照原作模仿着色。这种伪作乍看还有些相似，但仔细端详就会发现整幅作品气韵滞钝，笔锋呆板无神，墨色缺少浓淡，有的伪作虽然先描后临，但终因心虚笔怯，难免其神韵，只要细察即能看出破绽。

这种手法以伪造名人题款和名家书法为多。如南宁岳飞的《满江红》等草书，明人的条幅，以及清代和的书法作品等，都常见此类伪品。

2、改头换面

作伪者利用残破字画，采取挖、洗、添、改移等各种手段，将无款作品变成有款作品，将近代作品改成古代作品，将一般作品改成名家作品，曾使不少功力不深、见识不广的投资者上当受骗，甚至行里人也难免落入圈套。

书的作品几乎每件都有题款，而作者款的签名却根据他不同、不同境遇及心情等有所变化。款字是历来作伪者下功夫最大的地方。

迄今所能见到有题款的画作，应从北宋开始，这些画的题款位置不一，而字都很小。到了南宋，一些画院的画家有的写款，有的不写款，有的即使写款也仅简单地落个姓名款。元明清的院体画，多不题诗文，只写年月日、姓名、仅写一行款，很少有二行款。明代院体画的时代离我们这样近，而流传下来的画却很少。因为明院体画的款少，容易让人挖去，冒宋人作品，于是传世署名的明代院体画也不多。

洗款，是题款作伪的手法之一。所谓洗款，就是把原作者的款字洗去，不裁，不挖，不补。这种作假手段不十分多见，因为过去书法家讲究腕力，其书常透纸背，入木三分。也就是说下笔很重，笔画扎实，墨渗过纸背。既然如此，款字怎么可能洗去呢？岂不会把纸洗烂？这类作品当然无法被洗款。被洗款的作品所用不是一般的纸，而是用的藏经纸。

加伪款是作假的另一种形式。我们对书法作品进行时，首先要看款与字的风格是否相符。书法家写字都很熟练，写完主文，连下来将落款一笔写就，极其自然，而伪款就前书主文的风格不同。

还有一种作伪的手法值得注意。旧时有的书画家为了自己学习之用，照临别人的作品，到了末篇，连原作者的题款也如实临下，最后在落上自己的款。

挖款也是题款作伪的常见手法之一。

书画题款作伪的手法虽然多种多样，有的甚至十分隐蔽，但总会有漏洞可寻。我们如果掌握了作伪的规律，在实践中认真考辨，就可以予以识别了。

3模仿风格特征

一个书画家长年累月所形成的笔法习惯，无论其作品题材如何变化，总能看到他的笔法轨迹和风格特征。作伪者往往故意在伪作上夸大原作者的某些习惯性特点，哪怕是缺点，也尽其渲染，其用心是使人猛然一见，反而会产生开门见山的效应。

有很多名人字画，风格极其鲜明，特点非常突出，不少玩字画的老手，以不看题款便知何人作品来炫耀自己的眼力，作伪者抓住这些人的轻浮心理，专门模仿原作特征，以至达到以假乱真程度，使某些骄傲粗心的投资者上当受骗。

古籍辨伪工作包括两方面内容：

①关于古籍文献名称、作者著作年代真伪等的考辨；

②关于书籍内容(如事实、论说真伪等 )的考辨。前者和古籍版本学、目录学的关系较密切，后者则与校雠学及史学中的史料考辨工作相近。

论文中引用古籍文献标注方式如下：

1、刻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版本、页码。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下同。页码应注明a、b面。

2、点校本、整理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整理本”。

3、影印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影印）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影印本”。为便于读者查找，缩印的古籍，引用页码还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4、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次/丛书项（选项，丛书名用书名号）/版本或出版信息/页码。

5、地方志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其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

6、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7、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

　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

　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如何通过字体鉴定古籍年代

　唐刻本

　现存最早的唐代刻本，除了敦煌所出乾符四年(877)与中和二年(822)两种唐历和刻于咸通九年(868)卷本《金刚经》已流散异国以外，未见其他传本留存。所以说，唐代古书都是传说级别的东西。

　宋刻本

　前面说到，宋时刻书印书事业繁盛，两浙、四川与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了刻书的中心，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书坊等。但为何到今天宋版书寥若晨星呢因为即使排除战火、天灾的因素，一般纸的寿命也只不过千年而已。像唐代遗留下来仅存的那几本书，若不是纸张在湿度为零、几乎真空的敦煌戈壁滩的洞窟中存放，绝无保全的可能。

　每一册宋版书都是艺术品，弥足珍贵，因此现代按页卖，且每页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按页购宋版书了。他在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宋代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由工于刻书前要请书法大家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元刻本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体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渐有颜体字，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元代俗文化发达，故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许多简体字跟现代一致。

　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元本墨色稍淡，刀法也显软弱无力。早期用纸，白麻纸、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以后，则多用黄麻纸。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也不用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的也不严，元刻本中几乎没有讳字。

　明刻本

　明代刻书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一百余年间，刻书风格继承元代余韵，无论官刻私雕，概括起来讲，那就是“黑口、赵字、继元”。

　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时期，近百年间，由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一洗前期旧式版式、行款、字体，全面仿宋。这一时期所刻的书，除了司礼监刻一遵旧式少有变化外，其余无论官雕私刻，完全变为另外一种风格，即“白口、方字、仿宋”。颇有宋版遗风。

　嘉靖 六家文选 字体

　万历后期至崇祯(1628-1644)时期，刻书风气又一变，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竖重，更显死板，讳字也较以前为严。

　清刻本

古代名人对传统历史文化所起作用论文

　 一、文艺创作，泽被后世

　许多社会名流、文人骚客在嘉兴期间吟诵题赋、挥毫泼墨，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和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为嘉兴文化谱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他们与本土人士的切磋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嘉兴文风的兴盛，使得嘉兴的文学艺术创作充满了勃勃生机。南宋时期随父南渡海盐的干宝，河南新蔡人，其所著的《搜神记》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书中关于由拳陷为湖的传说，留下了远古嘉兴海盐一带海浸的宝贵信息[5]1814。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刘禹锡，河南洛阳人，早年寓居嘉兴，其诗“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钓钓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记述了其童年时代在嘉兴的生活。宋濂，浙江浦江人，明初一代文宗，早年曾隐居嘉兴濮院梅花泾上，所写的《濮川八景诗》描绘了当时濮院镇的八处风景名胜：福善翠冷、翔云高眺、荷塘晚风、西院缠霞、妆楼旭照、梅泾花舞、幽湖月满、化坛枫冷。宋濂的八景诗一出，不仅使得嘉兴濮院美景名声在外，还引发了众多名流唱和作诗，推动了镇上的诗词创作[6]2222。明末清初鄞县籍诗人张嘉昺，居海宁硖石时与周珽、郭滩等十九人结萍社，时相唱和，极一时之盛。清代的董潮本是江苏武进人，后移居海盐，工于诗作，为“嘉禾八子”之一。陈秀民、德诚、申蕙、朱之纯等人寓居嘉兴期间，皆有吟咏传世，他们的诗作被清朝沈季友、胡昌基收录于《檇李诗系》，成为了嘉兴诗词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在书法绘画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客籍名人汇聚嘉兴，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原籍河南开封的宋人王升善书法，宋徽宗时有“草圣”之称，南渡后寓居崇德羔羊；宋人释子温原籍华亭，迁居桐乡石人泾，善作水墨葡萄，世称“温葡萄”；清代吴震生原籍安徽歙县，善画山水，工篆书，移居海宁时与嘉兴文人查嗣塛、陈元龙诸耆老友好，相互吟咏唱酬。在这些客籍名流的影响下，历史上嘉兴书法绘画名家众多，代有才人各领风骚，而且各种艺术流派绵延至今。

　 二、收藏丰富，惠及当人

　一些客籍藏书家如鲍廷博、宋咸熙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收罗典籍、校刻古书，在保存与弘扬地方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鲍廷博祖籍安徽歙县，后定居桐乡县青镇杨树湾，喜购藏秘籍，购书近自嘉兴、吴兴，远至大江南北。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诏求天下遗书。鲍廷博博览群书，对古籍真伪、版本优劣及收藏钞刊之经历知之尤详；他刊刻了《销夏记》、《名医类案》等书刊行世，其校雠之精审，极受时人称道。宋咸熙家富藏图书，有书楼为“思茗斋”。他深感于“藏书家每得秘籍，不轻易示人，传之子孙未能尽守，或守而不借阅而被鼠伤虫蚀”，因此他所藏图书，广借给他人，供寒家子弟就读,他的`这一举措受到了很多藏书家的积极拥护[8]247。宋宁宗时任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使、家居于嘉兴城南金陀坊的岳珂，藏书甚富，著作等身，是南宋著名的藏书家兼出版家；清代的藏书家陆筠，本贯吴江，后居嘉兴，富藏书，校勘精审；原籍安徽休宁而迁居桐乡的汪森，与兄文桂、弟文柏合称“汪氏三子”，有裘抒楼以藏典籍，常与黄宗羲、朱彝尊诸大家游，并建碧巢书屋以迎同好。这些客籍藏书家的收藏与交游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嘉兴地区书籍的流通与文化的传承。

　 三、治病救人，传承医学

　嘉兴医药卫生事业历史悠久，中医中药源远流长，各朝各代不乏名医世医。其中客籍嘉兴的名医们妙手仁心，拯救了许多身患疾病的嘉兴百姓，被时人所称颂；他们还大力培养医学人才，积极撰写医学著作，为嘉兴的后世子孙留下了珍贵的医学财富。汴京人严子成宋咸淳年间随父来秀州卖药，定居嘉兴后继承家学，精研医道，以“药师”鸣于市，曾因治愈赵孟頫顽疾而获赠其所绘《杏林图》与孙思邈像。祖籍河南的戈朝荣医术精明，创“纯阳阴虚”之独特见解，开创了浙江平湖的戈氏儿科。

　 四、弘扬佛教，献身佛法

　嘉兴是江南佛教流传最早的地区之一，嘉兴历史上名僧众多，其中的客籍僧人对嘉兴地区佛教的弘扬与延继功不可没。在客籍僧人与本土佛教人士的努力下，嘉兴佛教事业不断发展，并在清代进入繁盛，达到了“崇饰塔庙，峥嵘烟雨，不啻洛阳伽蓝”的程度[5]1963。在众多客籍寺僧中，重建楞严寺、主持刻印《嘉兴藏》的紫柏大师真可最为著名。真可俗姓沈，江苏吴江人。明万历七年（1579），真可从嵩山少林寺至平湖，后至嘉兴，时楞严寺为工部尚书吴鹏侵占，围入吴氏野乐园。十三年（1585），真可依靠万历帝生母李太后及陆光祖等重建楞严寺，争回寺址，发起铸冶大铜佛，共融铜2万斤，楞严寺重新成为规模宏大的浙江名寺。针对当时大藏经为折叠式、卷帙重且多、不易流通的现状，真可发起改为方册线装本；开始创刻于浙江余杭径山寂照庵，以化成寺为贮板所，嘉兴楞严寺则为流通所。这部大藏经世称《嘉兴藏》，在我国版刻史和佛教史上具有很高的文化学术价值，嘉兴也因此在佛教历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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