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散文诗,社会主义风光好,作者,浩然?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文汇报,散文诗,社会主义风光好,作者,浩然?,第1张

黑暗十年,是很多作家学者们不愿回首的一段时光。可这段黑暗的历史却成就了浩然,在那十年里,浩然虽然也曾遭受过迫害,但相比之下,他还是很幸运的。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里的作家指的就是浩然,他写的书,也是那十年里唯一能看的书。上世纪七十年代,浩然得以继续写作并发表作品,也是在那期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这部作品后来也成为他争议不断的作品。

浩然的《金光大道》不仅能在全国发行,还被搬上了银幕。歹徒很青睐浩然的作品,对于浩然她也多次邀请其担任重要职务,为她所用。

可浩然却没有接受:“只希望组织上多给我一些创作时间,我只有用笔才能更好地为人民做贡献。我水平低,千万不要让我做组织领导工作。”

浩然并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出身农门,只上过三年小学。但在那十年里,浩然却过得风光无限,不仅能安然无恙地发表作品,还成了歹徒身边的红人,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歹徒的接见。

《艳阳天》被视为浩然最好的作品,这部作品出版后,浩然收到了来自全国范围内读者的来信,也被拍成了**。《艳阳天》还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发行。

那十年里,文艺发展停歇,但浩然的书却大卖特卖,浩然还因此成为了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因为《金光大道》与《艳阳天》等作品,浩然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变为一个名声大噪的作家,还因此做了文化部副部长。

浩然与歹徒的关系很密切,不仅能经常出现在歹徒的家中,还被歹徒委派到西沙群岛、大寨视察。浩然也非常争气,回来后就写出了《西沙儿女》与《大地的翅膀》,颇受歹徒欣赏。

伟人去世时,浩然还作为唯一一位文化界人士参加治丧委员会,其当年在政治与文化界内的地位高低可想而知。

浩然无疑是一个奇迹,首先是他只念过三年小学但却能在中国文坛上拥有重要地位,另外即是在那个风起云涌,人人自危的年代,他能够活得那么自由风光。但浩然或许想不到,他很快就被推下了神坛,还不得不因当年的风光而

《尚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舜帝告诫大禹说,人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微难明的,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恳切的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便是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传统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古文《尚书·大禹谟》中有所记载,《荀子·解蔽篇》中也有类似的引注,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傲。’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据传,这十六个字源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当尧把帝位传给舜以及舜把帝位传给禹的时候,所托付的是天下与百姓的重任,是华夏文明的火种;而谆谆嘱咐代代相传的便是以“心”为主题的这十六个汉字。可见其中寓意深刻,意义非凡。

一人心惟危

“人心惟危”可以有多种理解与解释,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来体会其内涵。首先,“危”之古字形(小彖),上面是人,中间是山崖,下面是腿骨节形状,寓意临高而危,包含有危险的意思。李□先生曾有这样的分析:“人之病疼各别,或在声色,或在货利,或在名高,一切胜心、妒心、悭心、吝心、人我心、是非心,种种受病,不一而足。”(《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页)如是可以反映出人心之凶险。

其次,“危”宇包含着“危机”的意思,作为对危机的理解,其中有危险,同时具有机会。禅门有言:“生死事大,异常迅速。”人之生命有限,若是不能在有生之年体会与觉悟生命的意义,那么确实是一种莫大的危机;但若是能够视透这种危机,一旦明了了生死,那么自是危中的机会了。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在其诗中表达愿望:让我死了再死,来体会这生的意义。美国心理学家埃利希·弗洛姆也曾有同样的感叹:让我生了再生,来参悟这生死不解之谜。类似的表白很能使人联想到一种绝地逢生的意境,也算是一种对“人心之危”的理解吧。

再者,汉字的“危”亦包含着一种”危惧”,如“人人自危”之说。《诗经·小□》有:“战战兢兢,如临探渊,如履薄冰”;老子在其《道德经·十五章》形容古之善为道者时称其为:“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实际上,危惧中包含着一种警戒,如乾卦之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朱熹注曰:(乾之九三)“重刚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而,君子占之,能忧惧如是,则虽处危地而无咎也。

二道心惟微

“道心”乃天地自然之心,可译为英文的the heart of nature。《易经·复卦·彖》中有言,“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观复之卦象,朱熹曾感叹: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朱熹评论说:“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对此,邵子有诗为证:“冬至于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包羲。”(朱熹注《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程颐亦有类似的评论:“一阳复于下,乃天地自然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周易折中·卷九·彖上传》)

道心之微妙,也可从《道德经》中得以引证:“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中有信。”(《道德经 ·二十一章》)道之玄妙,也衬托出道心之微妙。于是,这里就有了“以心观心”的妙用,以达到心性融合惟精惟一的境地。

《大学》作为后代儒学入门经典,开宗明义儒家思想的三种基本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实际上,“明明德”也即阐发微妙灵明的本心;得道之心本与万物融为一体,彼此不分你我,这也就是“亲民”的内涵;道心本来自善,而不自有其善,也便是“止至善”。

对于“道心惟微”的体验,李□先生还曾有这样一番精妙的描述与发挥:“胸次悠然,一味养虚,以心观心,务使一念不生。久之,自虚室生白,天趣流盎,彻首彻尾,涣然莹然,性如朗月,心若澄水,身体轻松,浑是虚灵。秦镜朗月,不足以喻其明;江汉秋阳,不足以拟其皓。行且微尘六合,瞬息千古.区区语言文字,曾何足云。即有时不得不言,或见之语言文字,则流于既溢,发于自然;不烦苦思,不费安排,言言天机,字字性灵,融透爽快,人已咸惬矣。”(《二曲集》中华书局 1993年版:第145页)以心观心,心性统一,犹如无极而太极,阴阳乾坤之变化,也便是这“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意境与内涵了。

三“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十六字心传”,实际是儒学之精髓所在,《中庸》之核心与纲领。子程子有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此乃对十六宇心传之“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精辟注解,由此演变出《中庸》之孔门儒学传授心法。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诚然,率性必为率天地自然之性,也即“惟精惟一’’的写照。陆九渊注解这“十六字心传”的时候,也强调了心性的统一,而不是偏执于二心之区分:“心一也,自人而言,则曰惟危;自道而言,则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圣,非危乎?无声无臭,无形无体,非微乎?”(《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396页)王阳明回答其学生关于“惟精惟一”的提问的时候,曾回答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3页)

于是,《中庸》有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便为“允执厥中”,便是要把握这独一无二之真心,体悟这天人合一的境界。诚如《中庸》之描述:“喜怒衰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易经·复卦》之一阳,亦有惟精惟一之意象。李光地对此曾有案语:“天地之心”,在人则为道心也。道心甚微,故曰“《复》,小而辨于物。”惟精以察之,惟一以守之,则道心流行,而微者著矣。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是其精也。“知之未尝复行”,是其一也。“惟精惟一者,所以执中而已矣。”《复卦》六爻之中,三则“频复”而“厉”者,所谓人心危而难安也。四之“中行”而“独”者。所谓道心微而难著也。然皆能自求其心者也。李光地断言:“尧舜相传之心学,皆于《复》卦见之。”(《周易折中·卷九·彖上传》)

当代的心理学就人本身的心理现象区分出意识和潜意识,以及自我(Ego)与自性(Self)。意识以及意识性的自我,正如这十六字心传中所描述的人心之惟危;而潜意识包含着集体无意识的内睿,涉及到本性自然的“原型”,接近于道心之惟微。

“恕”之惟精惟一

《论语·里仁》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惟。”子出。门人问:“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 ·卫灵公》中亦有类似的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若是一个“恕”字可以贯穿整个儒学之教义,可见其意义之非凡。恕字中包含着“如同一心”的意蕴,在此可从这个“恕”字领略孔子儒学之心的传统。

王弼曾经这样来解释儒道之忠恕:“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尽理之极电。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推身统物,穷类适尽,一言而可终身行者,其惟恕也。”(王弼《周易注》)看汉字“恕”的构成,乃包含了“如心”之寓意;如同一心,如同本心。正所谓“惟精惟一”、“天人合一”。孔子所表达的“恕”,实乃十六字心传”的精义。

孔子所强调的恕字内涵体现了尧舜禹十六字心传的传承。以“十六字心传”为背景,我们便能理解孔子为什么强调“吾道一以贯之”,“恕”之一言可以终身而行之。因为其中包含着文化的精髓,传递着文明的精神。恕之如同一心,同时也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规范与准则以及身心与心性的统一与和谐。

《说文解字》中把“恕”注为仁,孟子也曾明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而仁字包含着为亲情,为亲人,为爱人。《韩非子·解老》中注为“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孔子答子贡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正是表达仁之爱人的内涵。因而,汉语中的恕人便为仁爱之心;恕直为宽仁正直。

《中庸章句》中指出:“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其中,朱熹对于“忠恕”的注解颇具有心理分析的意味:“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之事也。……张子所谓‘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是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恕也曾被发挥为忖度,古书常把以心度物,或以己度人谓之恕;《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有“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的论断。但忠恕之恕为将心比心,以诚心而待人,如同《诗经·小雅》中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孟子曾经断言:“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告子上》)、进而发挥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尽心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大学》之精义,“格”、“致”、“诚”、 “修”,要在一心;《中庸》之关键在于戒慎恐惧,在于“率性”、“尽性”,皆需用心。于是,仍是一个“心”,传递着儒家的精神,维系着儒学的根基。

  摘 要:浩然作为十七年文学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创作了很多的文学作品,其中他个人最喜欢《金光大道》。但由于《金光大道》创作年代的特殊性,它的“真实性”一直颇有争议。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金光大道》更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等,而不能仅仅以政治标准来判定它的价值和地位。

 关键词:真实性;审美标准;政治标准

 浩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他以《喜鹊登枝》步入文坛,以《艳阳天》扬名。在期间,他凭借着《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和《百花川》成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一个作家。在新时期他又凭借《苍生》再一次蜚声文坛。在二十世纪末,他以“我是一个奇迹”再招文坛热议。浩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家,他的是是非非,毁誉参半,都证明了他的确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且独特的作家

 《金光大道》作为浩然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主要是讲述了上个世纪农村合作化运动过程的人和事。浩然在创作这部小说时酝酿了很长的时间,而且雄心勃勃:“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写一部‘史’,想给农村立一部‘传’;想通过它告诉后人,几千年来如同散沙一般个体单干的中国农民,是怎样在短短的几年间就‘组织起来’,变成集体劳动者的;我要如实记述这场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要歌颂这个奇迹的创造者!”①但是由于这部小说创作年代的特殊性,它所受到的争议也是颇多的,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文学的真实性”上。有人说《金光大道》中都是一些概念化的描写,有很多的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特有的东西,不然《金光大道》也不可能在那个年代一枝独秀,成为经典。更有人表示浩然受到了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金光大道》是对时代的赞美。很多人用历史的观点来质疑《金光大道》的真实性,他们认为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存在很多的假象,比如像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这些都是不真实的虚假的内容,那理所当然《金光大道》也自然是虚假的。但是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性要跟文学作品本身说话。

 首先我个人认为《金光大道》是真实的,浩然描写的确实是那个时代真实的现象。我们现在说那些是错误的虚假的,可是这些错误和不真实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并不是虚假的。在1994年京华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金光大道》时,浩然踌躇满志的说:“严格地说,只有我一个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下中国农业社会改造的过程,这就是四部《金光大道》。我敢断言,世界上在没有第二个我了。后人一定有人写这段历史,但是他们不是亲身经历,写法、角度、观点都不会是那个时期的‘局内人’。他们的作品跟《金光大道》一定反差极大,甚至完全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这部书绝非个人,而属于整个文学事业。因此我想出版。”②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和政策的得失并不能作为我们评价《金光大道》的标准,人们有时习惯于用现代的价值观念来评判过去,《金光大道》并不是让人们研究合作化运动的政治资料,它也只是浩然笔下的小说,仅此而已。

 浩然作为一个为“为农民,写农民”的作家,他对农民农村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他执拗的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书写农村,甚至外界对他的小说真实性有诸多质疑,对他的“不忏悔”口诛笔伐,但是他个人仍然坚持他的作品是真实的。那么什么是文学的真实性?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学思潮也都有不同的认知。不致来说,文学的真实性,我们更强调的是“本质真实”,但严格的说来,就像没有完全客观的真实,完全本质的真实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创作者的主观性,任何作品都会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此外,“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绝对不同于客观记录,除了事实本身的展示,它必须是渗透了作家深刻思想的,包含了作家对生命、对人性、对生活事实的深沉思考——这一思考就凝结着对本质真实的深沉认识。所以,评价一部作品的真实性,不能只看它与外在现实表象是否完全一致,更应该看作家对深沉生活的渗透力、思考力和洞察力,看他透过生活表层揭示生活本质的能力——只有作者的这一思想渗透力是强大而深刻的,,揭示出了生活背后隐藏的、为一般人所忽略或难以理解的深层潜流的时候,它才具有真正的思想震撼力,才具备高度的真实性。”③对照上面对文学真实性的理解,《金光大道》在表面上看是跟当时的社会情况十分一致的,虽然《金光大道》中没有透着当时的情景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然他的思考深度不够,但是显然浩然的作品很明显也是有自己的思想情感的,那就是以情动人。他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的追求,足以使他的文本产生独特的魅力。浩然在没有写作之前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对农村未来有着美好的希望。人们都说“小说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金光大道》其实表达是浩然心目中的“乌托邦”,文学的本质就是表达个人的情感,也许《金光大道》没能以绝对的艺术感取胜,也没有无法企及的思想渗透力,但是我们应该尊重作者真诚的努力的表达的情感而写的作品。

 我认为《金光大道》真实性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同时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期间,《金光大道》作为一部经典小说颇有影响,但是在新时期,对《金光大道》的否定是居多的。在八十年代初期对于浩然及其作品的评价已经基本定型。洪子诚、张钟等人主编的《当代文学概观》中写道:“在中,浩然在创作上明显的接受了‘四人帮’鼓吹的创作理论。他的《金光大道》既有三突出的模印,又有从‘路线出发’的烙痕……如今浩然正总结教训,重上征途。”④很明显,这一时期评价《金光大道》的主要标准是政治标准。

 人们对于文学史的评价问题似乎一直都在走一个波浪式的道路,这部作品现在是经典,可过了几十年之后人们又对它有了很多的批评和否定,再过几十年人们又为这部作品平反,觉着经典还是经典。而在今天,我们应该从审美意识的角度来评价《金光大道》,我们也必须承认浩然及其《金光大道》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2008年2月28日,时期唯一的作家浩然在北京病逝,他的辞世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结束,面对起起落落,他一直未改农民本色。

 注 释:

 ①浩然:《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泥土巢写作散论》〔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②浩然:《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M〕,华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③何仲明:《真实的尺度——重评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J〕文学评论,2003(4)

 ④张钟、洪子诚等主编:《当代文学概观》〔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

周浩然 (1929-2009)出生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一个有名的儒医世家。他6岁即在祖父、父亲的指导下学习书法,7岁开始为街邻撰写对联,11岁时就因常为乡人书写神龛和店铺招牌而被称为“神童”。1942年,13岁的周浩然到重庆川东师范上学。校长聂荣藻先生十分重视书法,不遗余力地倡导之,常说:“好书法是为人师表的一部分。”这话对年轻的周浩然影响非常大,使他一生与书法结缘。他参加工作后,教学之余勤练书法不辍。其书学唐代颜真卿、柳公权,宋代苏轼、黄庭坚等大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逐步形成笔力遒劲雄强,结字宽博挺拔、沉厚峭拔的独特风格。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周浩然的书法就声名鹊起。“文革”时,有人勒令他书写三米见方的巨幅。他从容不迫,用长竹竿绑成巨毫,一挥而就,字字刚劲有力,气魄宏大,见者无不称赞。不久,有关部门安排全国10位著名书法家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挥毫题词,他也是受邀请者之一。1979年,我国文化部门选择明清以来有代表性的100位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去日本展览,现代书家有沈尹默、楚图南、赵朴初、舒同、林散之、马公愚等,周浩然亦位列其中。1980年起,周浩然先后参加了中日、中韩、大陆与台湾等书法交流展100多次。他曾在日本东京、神户举办过个人书法展,还应邀去德国讲授中国书法艺术,举办个人书法展。郑州黄河碑林、开封翰林碑林、洛阳团城牡丹碑廊、重庆缙云山、合川钓鱼城、新四军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这些外省名山大川景点、纪念馆都留有他的墨宝,计160多处。他的家乡江津临江城楼有清代名士钟云舫撰的长达1612字的“天下第一长联”,经他手书而相得益彰。其字形神兼备,大气磅礴,浑然天成,令人叹为观止。《当代中国书法作品集》收有周浩然书法作品达10余种。他还撰写发表书法论文多篇,出版《书法学习与欣赏》等专著多部。他生前是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在国内外书坛享有盛誉。成都杜甫草堂的“大雅堂”、青羊宫的“黄老遗风”等匾额,武侯祠“喜神坊”的石碑以及“天仁大酒店”、“航空大厦”等许多招牌,虽未落款,但一眼就能认出是他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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