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检寻图书的钥匙。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面对书籍的海洋，从何下手？这就要借助于古籍目录。

　　二、研究学问的向导。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学之所以被视为学中第一紧要，就因为它是引导治学的门径。目录学家著录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后来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使后人明确自己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向哪一方面继续探索，以免走弯路。

　　三、指示读书的门径。读书必须利用目录。我国古代目录学家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在编写目录的同时写序和提要。这些序和提要为我们今天阅读古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告诉我们每部书的大致内容、性质、特点、优劣得失，使我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哪些只需稍稍涉猎，哪些书中的精华值得吸取，哪些书中的糟粕应当扬弃。当然，古人衡量书籍优劣的标准不能和我们同日而语，但古人在彼时彼地的见解，对我们无疑是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四、考证学术源流。古籍目录通过小序、提要以及分类，表现一家一派之学，师承授受关系，使学术源流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有助于读者由委溯源。通过目录还可以了解古代各种学术兴衰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

　　五、鉴别书籍的真伪。历代的目录都是根据当时的藏书情况著录的。这就提供了鉴别书籍真伪的依据。

　　六、考证书籍的存亡。某些书籍大约在什么时代佚失，历代目录提供了考证的线索。　　粗知一些目录学方面的常识，了解一些常见古籍目录的特点及用法，对于深入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同馆善本部编1959·北京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同馆编1987·北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同馆编1999·北京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1-4同馆编1967·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书目』同所编1967·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普通本线装书目』同所编1970·台北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解题』同馆编1984·长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古籍善本书目』同所图书馆编1993·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同馆编1983·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同馆古籍整理研究所编1991·北京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饶宗颐编著1970·香港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微☆目录索引』同馆编1984·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上下同院编1983·台北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王重民辑录·袁同礼重校1972·台北

『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同馆编1969·台北

『大仓文化财团汉籍善本目录』同财团编1964·东京

『台湾公藏普通本线装书目书名索引』国立中央图书馆编1982·台北

『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人名索引』国立中央图书馆编1972·台北

『台湾公藏宋元本书目』昌彼得编1955·台北

『国立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萧璋编1934,1972·台北

『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第一卷目录门同馆普通古籍组编1990·北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86·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91·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94·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96·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89·上海

『东方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1945·京都

『大东急记念文库贵重书解题』第一卷总说·汉籍长泽规矩也编1956·东京

『补订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古书分类目录』长泽规矩也编1975·东京

『庆应义塾图书馆藏和汉书善本解题』同馆编1958·东京

『阳明文库藏书解题国书善本·贵重汉籍』东京

『蓬左文库典籍丛录-骏河御让本』杉浦丰治著1975·名古屋

『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汉籍古刊古钞目录』同大学图书馆编1986·大阪

『日光山「天海藏」主要古书解题』长泽规矩也编1966·日光

『大仓文化财团汉籍善本目录』同财团编1964·东京

『汉籍丛书所在目录』东洋学文献センタ　连络协议会编1965·东京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合册订正缩印版同所编1981·东京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同所编1963·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缩刷版同所编1981·京都

刘向编的《别录》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他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编辑《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分类法。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 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

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

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属姚名达，他提倡主题目录，精撰解题，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按分类，后者按主题。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批评现代目录学效西方之法，而把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优点丢失，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中国目录学。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在目录体例中，篇目、小序、叙录等都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才能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杜定友等受国际影响，具有目录学的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注重目录学的检索思想。中国现代早期目录学主要是对国外目录学的学习及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