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吠陀经》成书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十进位制起源于中国]；十进位制，正如同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最重要贡献

郭书春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史》 数学卷 16页 “现在世界各地通行的记数法是十进位制记数法，它最早是由中国人创立的”， 科学出版社 2010年

“十进位制”是“十进制”的一种，但“十进制”并不一定都是“十进位制”。

不论数值多大，“十进位制”必须只用不多于10个字符来表达任何数值，并且只以在一组数尾加n个代表零值的字符，来表达此数和10n的乘积，例如 123 乘 1000 = 123000。

[编辑]不是“十进位制”的“十进制”

古埃及的10，20，另有与1至9不同的符号表示，是十进制，但“进”的不是“位”，而是进号，进到另一个符号，所以古埃及的数字系统，虽是十进制，但不是十进位制。

古希腊用α表示1，β表示2，ε表示5，F表示6，θ表示9；古希腊的10，不是α的进位，而另用ι表示，20为κ，100为ρ……[5]，一百二十五不是“αβε”，而是ρκε，也不是十进位制。

中国的零、一、二、三、十、百、千、万的书写数字系统是十进制，但用的符号多于10个，8000不是符号“八”的三级位置移动“八零零零”而是八之外再加另一个符号千：“八千”，和古埃及、古希腊的十进制相似，同样是进号的十进制，不是真正的十进位制。

[编辑]真正的“十进位制”

真正的十进位制只有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筹算、宋代发明的算盘、苏州码子和595年出现的印度-阿拉伯数字系统1、2、3、4、5、6、7、8、9、0。

十进位制起源于中国，至少在公元前1400年的中国商代就已经出现。李约瑟指出：“在商代甲骨文，十进位制已经明显可见，也比同时代的巴比伦和埃及的数字系统更为先进。巴比伦和埃及的数字系统，虽然也有进位，唯独商代的中国人，能用不多于9个算筹数字，代表任意数字，不论多大，这是一项巨大的进步”[6]。

中国周代金文的纪数法，继承商代的十进制， 又有明显的进步，十进数量级符号有十、百、千、万、亿，如西周金文“伐鬼方……俘万三千八十一人”，“武王遂征四方，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出现了位值记数，例如 “俘牛三百五十五“，其中三百五十五写成“三全XX”，前面的“全”是金文的“百”，后面两个XX是五十五，省去了“十”，出现了位置概念，但尚未形成完整的位值制。金文商鞅量铭还出现分数。[7]

春秋战国时代（前770年-前256年），出现严格的十进位制筹算记数，以空代表0。也发明了用于十进位制乘法、除法的九九表

以算筹为代表的十进位制在公元6世纪由中国全盘传入高丽和日本。

印度最早的十进位制可能出现于公元200至公元300年间。印度公元400年左右的古籍 Pulisa-siddhanta，其中的1582237800 由右方至左书用文字表示数字，写为 kha(0)kha(0)asta(8)mui(7)rama(3)asi(2)netra(2)asta(8)sara(5)ratripah(1)[10]。

考古学上最早的0出现在7世纪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接壤的柬埔寨，比印度本土早250年

“支那”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要把佛经译为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chini就翻译成“支那”。同为印欧语系的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后来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来自这个语源。《大唐西域记》就有一段记载：“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有人指出：Ci^na之名在《摩诃婆罗多》、《摩奴法典》、《罗摩耶那》等印度古籍就出现了。但还不能确证这就是指中国。《释迦方志》引用了后汉献帝建安十年，入竺之秦州刺史成光子的话：“成光子云：‘中天竺国东至振旦国五万八千里。’”那么振旦最迟在东汉以前就已经广为印度人熟悉了。

　　“支那”和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等皆起源于梵语Ci^na—stha^ na之说，也已为学界公认。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对我国的称呼，除了有缯绢之义转化来的Serice(塞里斯)外，还有与支那同源的Sin, Thin，或 Sinai, Thinai。春秋时秦穆公归并了许多西北部游牧民族，并把翟(狄)人部落赶到漠北，秦始皇时代，又迫使匈奴西迁。他们就逐步渗入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同时也使西方人知道了秦，并以为那就是中国了。这种说法还有争议，但从《史记》中说秦国“禁不得祠”来看，如果“不得祠”就是佛陀寺，那么秦与印度早就有交往了，佛经中的支那就是秦，从而转化为中国之意的脉络就很清楚了。

　　日本僧侣空海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赴唐学习佛经，因此可以推断他书中的“支那”，是从汉译经典里学来的。以后一些佛教界人士为显示博学、虔诚也开始用起了“支那”一词称呼中国。但明治维新时，山鹿素行等人觉得国名之争，可以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认为与中国相对的就是夷人，所以特意写了一本《中朝实录》来争这个“中朝”之名。接着福泽谕吉等人提出了脱亚入欧的主张。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后，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在震惊之余大为陶醉。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色彩。1913年又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呼称中国。对此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1919年留日学生在国内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除了以毒攻毒地继续使用“倭人”一词以外，还因为英语中的Japan源于漆器，而且日本想脱亚入欧，就用它的音译，称之为：“假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