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雄才大略，五十岁时却突然暴死，第二天其弟赵光义便于灵柩前即位，是为宋太宗。宋太宗是否弑兄夺位？前一天晚上“斧声烛影”的情况，古籍记载中也只是语气隐隐约约，文辞闪闪烁烁，给人留下遐想的天地，给历史留下千古之谜。

据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晚，天空清朗，星斗明灿，太祖在太清阁散步赏景，颇觉心旷神怡。忽然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急传宫人开端门，召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光义到后，兄弟两人在大内酌酒对饮，命宦官、宫嫔都退下。宫人们只能在稍远处伺候，只见大内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好像是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已敲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只见太祖手持柱斧戳雪击地，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说完就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当晚，光义也留宿宫内。次日早晨将五更时分，宫人在寂静无声中发现，太祖已经驾崩。

司马光《涑水纪闻》诸书记载：当晚四更时分，太祖晏驾。宫人马上报知宋皇后，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立即召四子秦王赵德芳进宫。而王继恩以为太祖一直打算传位给弟弟光义，竟不去宣德芳，而径赴开封府召光义入宫。继恩来到开封府门前，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玄德坐在门口，便上前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有事召见，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是者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继恩告以宫中之事，两人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听后大惊，犹豫不敢入宫，声称要与家人商议。一旁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一句话点醒光义，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

到达宫门，继恩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等待什么？直接进去！”三人遂俱入大内。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答：“晋王到了。”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等缓过神来只得怅然说道：“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官家是宋时宗室大臣对皇帝的昵称。）光义也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一种意见认为，宋太宗赵光义是弑兄夺位。以《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就是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当晚光义又留宿于宫中，以便在次日抢班夺位。是时，光义虽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太祖诸子也都已成年，都可名正言顺地即位，太祖之所以迟迟不宣布皇储人选，应仍在思想矛盾之中。同时，太祖与光义兄弟间也时有矛盾产生，如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是和平收买还是武力征伐，兄弟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太祖曾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试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更何况历史上皇位兄终弟及者毕竟属不太正常，太祖随时可能改变想法，就是说对赵光义来讲，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不小的变数。那么，如何抢班夺位？自然就成为光义当时最需苦苦思索的问题。而“斧声烛影”的当晚，应该说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据《烬余录》记载，“斧声烛影”为突发性事件，存在具体生动的偶发起因。后蜀花蕊夫人费氏在亡国后被召入后宫，成为太祖宠姬，而光义垂涎其美色已久。这晚，太宗趁太祖酒酣入睡之时，就乘机调戏花蕊夫人，太祖朦胧间发觉而怒斥之。太祖手持柱斧愤慨击地，并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就是怒斥道：“你做的好事！”太宗自知无法取得兄长的宽宥，也早有抢班夺位的预谋在胸，所以乘此机会下了毒手。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如果为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发现他当时精力非常充沛，频繁出巡各地，幸西京（洛阳），次巩县，拜安陵……而且于其时，史书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身体应该是健康的。故太祖暴卒，显然不是因为生病。有人推测太祖是饮酒过度而猝死，但太祖一向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其饮酒还是有节制的。如果说此次因酒致死，其时与光义共饮，太祖贪杯猝死而光义安然无恙，这也太蹊跷，或可说明光义在其中做有手脚。因为太宗的确精于此道，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酒里下药而毒死；后蜀降王孟昶也因此而暴卒；吴越国主钱俶是在生日那天，太宗遣使赐宴，当晚就暴死。所以很有可能是太祖发现了酒中有问题，才连声对光义大呼：“你做的好事！”

此外，太宗及其亲信是预知其政变登基之时日的。据《宋史·马韶传》，马韶私习星象天文之学，与光义亲信程德玄友善，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来见德玄，说：“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德玄连忙报告光义，光义下令把马韶看管起来，即位后才将他放出，很快授以司天监主簿之职，这说明程德玄也完全预知即将发生的政变。尤其可疑的是：程德玄是医官，《涑水记闻》卷一载：“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说：“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颇信任之，众多趋其门。”一个医官会受到太宗的如此宠遇，很可能是其用有关医术帮助赵光义取得了帝位。或者说“斧声烛影”当晚的酒毒由他配制，所以他急于知晓结果，到开封府门口彻夜长坐，实是在等候宫中的消息。而太监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皇后的旨令，不宣召赵德芳，径赴开封府找赵光义，也说明两人或早有约定。当赵光义犹豫不决时，王继恩更是直言不讳地提醒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都透露出太宗幕僚集团的事先默契。

最后，从宋皇后的言行中也可推见太宗继位出自强取。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令太监召儿子赵德芳进宫，而不宣赵光义，表明太祖至死都役有确定光义是皇位继承人，由于是猝死，也不会有传位的遗诏。所以皇后想召儿子进宫即位，是很正常的举动。哪知被光义抢先一步，以其在开封的势力而言，皇后母子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一见光义便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母子的性命堪忧，惊恐之余只能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实际上只能认输，以求一条生路。如果赵光义是正常继位，皇后没有必要如此反应。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赵匡胤的死与宋太宗赵光义无关。以《涑水纪闻》所载为据，光义是回到开封府，由太监王继恩报告消息，再步行入宫。就是说太祖暴死时，光义不在寝殿。而兄弟对饮时，太祖对光义所说：“好做”，意为“好好做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改成“好为之”。从医学角度看，太祖身材矮胖，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所摹南宋宫廷藏画《蹴鞠图》中的赵匡胤像就是如此，加上他嗜酒如命，去世的那天晚上，饮酒睡下后，鼻息如雷霆，这应该是脑溢血发病前的典型症状。也有人认为，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优郁症。所以《续湘山野录》所载“斧声烛影”之故事，实是不经之谈。

有人误解史书中所说的“柱斧”，以为“斧声烛影”就是赵光义在烛影下用利斧劈死太祖。这是不可置信的，柱斧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玉石为材料，“斧声烛影”中的柱斧显然只能是文具，大内寝宫中不可能放有利斧这样的杀人凶器，况且光义也无须做得如此露骨。

总之，在这一疑案中，太宗存在许多难解的疑点，有些细节也许永远将是历史之谜。太宗继位后，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很耐人寻味。如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宣布改元太平兴国元年。一般来说，子继父位，或弟承兄业，出于对前任皇帝的承认和尊重，当年是不改元的，更何况已近年底。太宗这么急于改元，急到还有几天都等不及的程度，后人估计是出于逆取皇位的心虚理亏而干出的傻事。还有太宗登基没几天就局促下令：全国禁止传习天文星象、阴阳卜相诸书，有私习者斩首；并通知各地官府，迅速将全国原本已知的天文相术之士全部送京甄别。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对各地送到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于甄别后，把其中六十余人留在司天监任职，其余近三百人以“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罪名，全部发配到沙门岛。太宗如此迫不及待地处置这些术士和严禁私习有关书籍，显然想禁止有关不利的舆论和流言的产生与传播，这是否为其心虚的表露呢？

太平兴国四年（978），太宗亲自率军灭了北汉，又乘胜北上攻辽。这次北征由于轻敌被辽兵打得大败，全线溃退，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箭而仓皇奔逃。军中一时不见主帅，大臣疑太宗或已蒙难，诸将遂谋立太祖之子德昭继位。未成事实，太宗很快返回军中，闻知经过，心中愤懑异常。归朝后，德昭请太宗论功行赏，主要是对剪除北汉的有功之臣。太宗不待侄儿言毕，就怒目斥责道：“战败回来论什么功？等你为帝时，再行赏也不晚。”德昭回宫后竟然拔剑自刎而亡。德昭为什么如此想不开，估计一定受到什么威逼，然而史载已将其中隐情抹去。只载，太宗闻讯，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有关的责任。两年后，其弟德芳也不明不白地病殁。太祖过世才四五年时间，他的两个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辞世。看来，当年宋皇后之担优，完全应验了。甚至在宋皇后去世时，太宗也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这种种迹象，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最让人深感蹊跷的是，事隔一百五十多年之后，宋太宗赵光义的后代，南宋高宗赵构的惟一幼子早夭，而宋高宗也就此丧失生育能力，就是说没有儿子继承皇位了，那怎么办呢？绍兴年间，官员中暗暗谈论着天下战乱，二帝北虏，实为冥报的传说，早有的“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说法也更为流传，有的官员甚至上言，希望高宗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立为皇储。这时隆祐太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在诸臣的请求下，高宗说：“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宋史·孝宗纪》）于是，宋高宗赵构终于找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琼，后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是否为上天感知，而强迫太宗的子孙赵构以实际行动作一些弥补呢？

三命通会

《三命通会》作者为明朝进士万民英。该书在传统命学的历史上拥有非常高的官方地位，而 足本《三命通会》共十二卷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将其着作《三命通会》《星学大成》收录，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4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编年体通史，是“正史”的代表作。

5诗经

第一部诗歌总集。

6论语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家对立）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和“中庸”。《论语》主要是记录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 《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7三国志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记载时间顺序第四位，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8说文解字

一部字典一个中华。

9全唐诗

《全唐诗》，900卷，共收录唐代诗人二千五百二十九人的诗作四万二千八百六三首。

10三字经

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其中《千字文》存在《古千字文》、《叙古千字文》、《续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

1、《汉武故事》

《汉武故事》，又名《汉武帝故事》，共一卷，是一篇杂史杂传类志怪小说，作者不详，成书年代不早于魏晋。

记载汉武帝从出生到死葬茂陵的传闻佚事，属于汉武帝传说系统中的一部传记小说。

其主要内容，是武帝为求长生不老而求仙问道，同时也写了当时一些历史人物的逸闻逸事，如“金屋藏娇”、“相如论赋”等。

其行文简雅拙质，不事雕琢，然能注意渲染气氛，人物对话亦有个性，对后代传奇小说产生一定影响。

2、《搜神记》

《搜神记》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故事的小说集，作者是东晋的史学家干宝。原本已散，今本系后人缀辑增益而成，20卷，共有大小故事454个。

主角有鬼，也有妖怪和神仙，杂糅佛道，所记多为神灵怪异之事，也有一部分属于民间传说。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简单，设想奇幻，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影响深远。 

其中《干将莫邪》、《李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董永》等，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歌颂了反抗者的斗争，常为后人称引。

其中的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它是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的著作，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四百一十多篇，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

3、《博物志》

《博物志》，中国古代神话志怪小说集。西晋张华（232~300）编撰，分类记载异境奇物 ﹑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内容多取材於古籍。

包罗很杂，有山川地理的知识，有历史人物的传说，也有奇异的草木鱼虫﹑飞禽走兽的描述，还有怪诞不经的神仙方技的故事 等等，其中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材料。如所记八月有人浮槎至天河见织女的传闻，是有关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原始资料。

4、《拾遗记》

《拾遗记》又名《拾遗录》﹑《王子年拾遗记》。古代中国神话志怪小说集。作者东晋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晋书》第95卷有传。今传本大约经过南朝梁宗室萧绮的整理。

《拾遗记》的主要内容是杂录和志怪。书中尤著重宣传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但其中某些幻想，如“贯月槎”﹑“沦波舟”等，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

文字绮丽，所叙之事类皆情节曲折，辞采可观。后人多引为故实。如第6卷记刘向校书于天禄阁，夜有老人燃藜授学；贾逵年5岁﹐隔篱闻邻人读书后遂能暗诵六经。这两则传说即很有名。

5、《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是古代文言纪实小说的第一部总集。为宋代人撰写的一部大书。全书500卷，目录10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纪实故事及道经﹑释藏等为主的杂著，属于类书。

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4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开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次年（978年）完成。因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纂，所以叫做《太平广记》。

佛山冯了性

       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曾名为“万应药酒”，由广东新会人冯炳阳于万历年间所创制，其子冯了性在佛山镇正埠渡头开设药铺，不断研究、改进药酒配方，并将药酒更名为“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佛山忠义乡志》即有关于冯了性药铺主营药酒的记载。19世纪以来，冯氏家族不断扩展经营，先后在广州、上海、浙江和香港等地开设店铺。

       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传统组方由27味中药构成，包括有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消肿止痛之效的丁公藤；益精滋肾、健脾祛湿等功效的黄精、补骨脂、云灵脂、菟丝子、山药、白术；辅以祛风散寒、利水祛湿、通络止痛的麻黄、桂枝、杏仁、羌活、白芷、苍术、泽泻、蚕砂、没药等；配以凉血、活血、行瘀的牡丹皮；驱风除痰的猪仔皂；理气止痛的香附、厚朴、木香、陈皮、小茴香、枳壳等。诸药配伍能驱风除湿，活血散瘀，理气止痛，主要用于风寒、手足麻木、腰腿酸痛、跌打损伤等。

       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传统组方及工艺以丁公藤为主药，占药材的绝大部分，针对其味辛、性温、有小毒的特点，将其与当归、川芎、补骨脂等中药材混合蒸煮，使药性和合，以降低毒性。药酒浸泡以白酒为主，以冷浸渍法为其核心工艺，浸渍过程中严格把握时间、温度等条件。因药酒浸泡的药材比例较大，为保证药物有效成分的充分析出，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传统工艺多采用定期人工抱罐摇动的方法，确保了药酒的药效。（做法准备材料：丁公藤240克，麻黄40克，桂枝、威灵仙、白芷、青蒿子各20克，小茴香、防己、羌活、独活、五加皮各15克，当归尾、川芎、建栀子各125克，白酒2375克。制作方法：将药物蒸透，与白酒共置入容器中，密封浸泡45天以上即成。浸泡期间，隔天振摇1次，或密封后置锅中隔水蒸2～3小时，再静置1周后可服用。用法每日2～3次，每次饮服15～20毫升。）

       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以其独特的传统组方和制作工艺在佛山世代相传，并始终坚持选料正、炮制精、价格廉宜的经营理念，广为城乡坊间群众称赞，建国后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收录，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传统组方及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近年来，由于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主要原料野生丁公藤已十分稀缺，严重影响到该项目的传承和发展；此外，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的相关古籍史料和文物等散失严重，亟待加以抢救、挖掘和保护。

烟台至宝三鞭酒（至宝三鞭丸）

       至宝三鞭丸从宫廷单传御方发展到大众中成药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以神奇的“补血生精，健脑补肾 ”功效被誉为国宝名药，也是首批入选的国家保密处方。它与同仁堂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漳州片仔癀并列为中国中成药出口的“四大名药”。现今，内销全国的同时，也远销港澳、东南亚、日本、韩国及欧美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铸就了畅销海内外半个世纪的传奇经典。

       至宝三鞭丸由6味动物药材、2味矿物药材、35种天然植物药材组方。中药材的来源主要是天然植物、动物和矿物质，至宝三鞭丸组方中除主药海狗鞭、梅花鹿鞭、广狗鞭这三鞭外，还有人参、鹿茸、肉桂、沉香、*羊藿、远志等近四十味生精填髓、壮阳补阴的药材。至宝三鞭丸属于少有的大处方，结构严谨，重点突出，“君臣佐使”，配伍得当。从中医药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个处方有五大特色：健脑安神处方中包含了唐代名方“定志丸”，定志丸可以使人“心定、志定、神安、窍利”。另外中医认为健脑与生精有关，该方中有二十余种药材是生精益髓的，从而增强大脑的功能。延年益寿方中所含的人参、枸杞子、海马等20味药材具有抗衰老作用，这些药材经过科学配伍，形成体系，服用以后，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大补气血方中运用了十全大补丸的配伍，十全大补丸是著名的气血双补处方。生精强肾的至宝三鞭丸中有20多种药材是补助人体阳气的，起到益精髓、强筋骨之作用。而海狗鞭、梅鹿鞭、广狗鞭的组合则是中华医学理论的结晶，被誉为中药方剂的“黄金组合”。滋补肝肾该方汲取了经典名方七宝美髯丹和六味地黄丸的精华。七宝美髯丹和六味地黄丸的侧重点在于滋补肝肾之阴，补阴药与前述补阳药有机配伍，恰到好处，可以收到阴阳双补之功效。

       中国传统养生十分讲究“养元固本”，不仅补益有度，而且能调节阴阳平衡。中医学认为“肾主骨，骨生髓，髓通脑，为先天之本。”这其中提到的肾，并非西医解剖学中的肾，可以理解为生命之源、元气之根。它对人体的生长发育、保持健康和延缓衰老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上海市内分泌研究所、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日本竹内医院、永谷医院等单位先后对至宝三鞭丸的药理、临床疗效开展了一系列科学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至宝三鞭丸具有以下显著功效：治疗脑功能衰退，增强脑功能及改善视力、听力、记忆力、握力和手颤等。其原理是该药能够抑制脑组织衰退因子MAO-B（老化相关酶）活性，提高机体SOD活性加速脑内超氧自由基的清除，从而有利于脑功能的恢复。促进和调整神经内分泌功能，调节神经递质多巴胺、性激素等多种激素的分泌平衡。改善机体整体功能，抗疲劳，抗衰老。至宝三鞭丸含有人体必须的多种氨基酸，这对神经活动尤其是神经递质活动有良好的调节作用；能够调节机体的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机能，对虚弱者有抗疲劳作用；并对消化道血液供应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能增进食量和体力。因而，对于全身性虚损症状如乏力、腰酸、记忆力减退、失眠、食欲减退等均有明显改善作用。

       对于至宝三鞭丸的这几大功效，香港人称之为“健脑力、强腰力、壮脚力”，而对中医中药感到神秘莫测，却又从至宝三鞭丸中受益匪浅的老外，则把至宝三鞭丸叫做“神奇的中国小药盒”。

       我国已经有上千年药酒制备的历史，方法由简到繁， 多种多样， 各有所长。最初的制备方法是将中药直接放入酒中浸泡，如唐代孙思邈就说：“凡渍药酒，药皆切细，生绢袋盛之，纳酒中，密封头，春夏四五日，秋冬七八日，皆以味足为度，去渣，服酒。”李时珍则另有方法，他在《本草纲目》中指出：“或以药煮汁和饭，或以药袋安置酒中，药入坛密封，置大锅中，水煮一日，埋土中七日，出火毒乃饮。”综合历代医家制作药酒的方法，按生产方法的不同，主要 有 浸渍法、渗漉法、酿造法等方法。

       浸渍法系指用定量的溶剂，在一定温度下，将药材浸泡一定的时间，以浸提药材成分的一种方法。它是一种静态浸出方法。

冷浸渍法

　该法是在室温下进行的操作，故又称常温浸渍法。其操作是：取药材饮片，置有盖容器中；加入定量的溶剂，密闭，在室温下浸渍3～5日或至规定时间，经常振摇或搅拌，滤过，压榨药渣，将压榨液与滤液合并，静置24小时后，滤过，即得浸渍液。此法可直接制得药酒和酊剂。若将浸渍液浓缩，可进一步制备流浸膏、浸膏、片剂、颗粒剂等。

热浸渍法

　该法是将药材饮片置特制的罐中，加定量的溶剂（如白酒或稀醇），水浴或蒸气加热，使在4O℃～6O℃进行浸渍，以缩短浸渍时间，余同冷浸渍法操作。制备药酒时常用此法。由于浸渍温度高于室温，故浸出液冷却后有沉淀析出，应分离除去。

重浸渍法

　即多次浸渍法，此法可减少药渣吸附浸出液所引起的药物成分的损失量。其操作是：将全部浸提溶剂分为几份，先用其第一份浸渍后，药渣再用第二份溶剂浸渍，如此重复2～3次，最后将各份浸渍液合并处理，即得。多次浸渍法能大大地降低浸出成分的损失量，一般浸渍2～3次即可，浸渍次数过多并无实际意义。

常用设备

　工业生产中常用不锈钢罐、搪瓷罐、陶瓷罐等。压榨药渣用螺旋压榨机、水压机等。

应用特点

　简单易行；适用于粘性药材、无组织结构的药材；新鲜及易于膨胀的药材；价低廉的芳香性药材。不适用于贵重药材、毒性药材及高浓度的制剂。因为溶剂的用量大，且呈静止状态，溶剂的利用率较低，有效成分浸出不完全。即使采用重浸渍法，加强搅拌，或促进溶剂循环，只能提高浸出效果，也不能直接制得高浓度的制剂。浸渍法所需时间较长，不宜用水做溶剂，通常用不同浓度的乙醇或白酒，故浸渍过程中应密闭，防止溶剂的挥发损失。

浸渍法是家庭药酒制作时最常用的方法

       具体又有冷浸法和热浸法的不同。对那些有效成分容易浸出的单味药，或味数不多的药物，或有较强挥发性成分的药物，多采用冷浸法。如果药酒的处方配伍众多，酒量有限，用冷浸法有效成分不易浸出，就应当选用热浸法。对酒精度数较低的酒，如黄酒、果酒，不容易将药物中某些有效成分溶解出来，也常常利用加温的方法使药物的有效成份能尽可能多的析出。

1、冷浸法： 将药物适当切制加工，若泡用的酒量不多，可将切片或粉碎的药物用干净纱布、绢布袋包装，扎紧袋口，放入酒器中；大剂量制作则不用袋盛，直接将药物置于容器内，然后加入适量的白酒或黄酒，密封浸泡。浸泡时间根据处方需要和酒量多少而定，一般经1个月左右，最短不少于7天。密封后的酒器应放置在阴冷避光处，适当搅动或晃动，使酒与药物能充分接触。开始每天搅动或摇晃1次，7天后可改为每1周搅动或摇晃1次。待药物有效成分浸出后，取上清酒液，药渣压榨后弃去，酒液静置过滤澄清，贮存在酒瓶中，慢慢饮用。有些药酒需浸泡较长时间，如龟蛇酒、三蛇酒、虎骨酒等均需浸渍3个月至半年，才可饮服。另有一种冷浸方法，不需压榨去渣，而在浸泡到一定时间，即开始取上清酒液服用，服去一半药酒液时，再加入适量原料酒，如此往复，直至药味清淡为止。余下药渣，可研为细末，用第二料药酒送服。如参茸酒就可用此法泡制。

2、热浸法： 将药物轧粗末，或切薄片，放进酒器内，加入适量的酒，密封瓶口，然后隔水蒸煮至沸，取出候冷，放置于荫凉处，继续浸泡至规定时间，滤取上清酒液，药渣则压榨后取液过滤，两液合并，经澄清后，装瓶慢慢饮用。另有一种方法也属于热浸法，即将药物放陶器（如砂锅）中，加入适量酒，用厚纸将酒器口封固，浸泡数小时后，上文火慢煮至沸，取下候凉，静置2~3日，滤取上清酒液，药渣压榨取汁，过滤澄清，两液合并，装瓶备用。

3、酿造法： 本法是用米、曲和药物，通过直接发酵的方法酿取成酒。古代常用此法，而近代民间还有应用。其方法为：根据处方取用适量的米（糯米或黄粘米）、酒曲和药材。先将药材捡洗干净，打成粗粉状；米淘洗干净、曲粉碎。以水浸米，令膨胀，然后蒸煮成干粥状，待冷却至摄氏30度左右，加入药粉和酒曲，搅拌均匀，置陶器内发酵。发酵时应保持适当的温度，如温度升得太高，可适当搅拌以降温。经过7~14天，发酵完成，经压榨、澄清，滤取酒液。将滤取的酒液装瓶，再隔水加热至75~80摄氏度，以杀灭酵母菌及其它杂菌，保证药酒质量并便于贮存。另一种方法是先煎煮中药，取药汁与米搅拌同蒸煮，然后加入酒曲发酵成酒。用酿造法制作出的药酒，酒精度较低，适于不会饮酒者。

       药酒的关键在于其药物的特性，严格来说，它仍是药，仍然要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选择服用。目前，市面上售的比较多的药酒通常分为4大类，人们可根据自己的体质虚实、症候特点，在中医师、中药师的指导下合理选用，按规定的用法、用量饮服。

1．滋补类药酒： 用于气血双亏、脾气虚弱、肝肾阴虚、神经衰弱者，主要由黄芪、人参、鹿茸、当归等制成。著名的药方有至宝三鞭酒、五味子酒、八珍酒、十全大补酒、人参酒、枸杞酒等。选用滋补药酒时要考虑体质，形体消瘦的人，多偏于阴虚血亏，容易生火、伤津，宜选用滋阴补血的药酒。形体肥胖的人，多偏于阳衰气虚，容易生痰、怕冷，宜选用补心安神的药酒。

2．抗风湿类药酒： 用于风湿病患者，著名的药方有至宝三鞭酒、风湿药酒、追风药酒、风湿性骨病酒、五加皮酒等。症状较轻者可选用药性温和的木瓜酒、养血愈风酒等；如果已经风湿多年，可选用药性较猛的蟒蛇酒、三蛇酒、五蛇酒等。

3．壮阳类药酒： 用于肾阳虚、勃起功能障碍者，主要由枸杞、三鞭等制成。著名的方剂有至宝三鞭酒、多鞭壮阳酒、*羊藿酒、青松龄酒、羊羔补酒、龟龄集酒、参茸酒、海狗肾酒等。

4．活血化淤类药酒： 用于风寒、中风后遗症者，药方有国公酒等；用于骨肌损伤者，方剂有跌打损伤酒等；有月经病的患者，可以用调经酒、当归酒等。

书在古代中国有三种含义：作为文字的书,作为档案的书,以及作为典籍的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秦、秦汉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为反思此前先秦、秦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契机,也使重新审视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作为典籍的书并非自古有之,约在春秋战国之际突然出现,并成为十分显著的现象。官学是它的源头。所谓官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商周时代贵族政治的产物。在官学系统下,并无自由学术,学术由官府掌控。官学大致包括以下方面：古代大部分官文书,即所谓的典册,由祝、宗、卜、史系统的官员掌守。其中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仪文祀典；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当时的学术主要集中于这一系统,特别是史官手中。古代学术除集中于上述官守,主要集中于学校。当时贵族子弟所习课业有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书、数是读写、计算技能的训练,属于小学；礼、乐、射、御,是大学的核心内容。古代养生、烹调等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掌守。古代成文法的前身可能是某些王命。司士、司寇掌法律,但法律由史官典藏。古代的各种簿籍和图册可能由分管各级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司徒系统的官员来掌守。古代的农艺知识可能与司徒系统的农官有关。古代的工艺知识可能与司工系统的农官有关。

上述七种官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宗教迷信有关；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官学下替就成为各种私学兴起的背景。比如,儒家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典谟训诰、诗歌、礼仪、春秋,大体出于王官之学的第、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出自第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与第类有关。实际上,春秋战国之时的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如将视野向后延伸,会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可分儒家、道家文化两大系统：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道家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在了解官学下替及诸子学兴起背景后,我们会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的过程,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外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就出土简帛古书的数量及覆盖面而言,数术类与方技类是其中最突出的类别。这对我们反思旧有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这里以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为例,略述其价值。一则,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各种实用文化的认识,使我们直观感触中国文化的两条线索。二则,对哲学史的研究。在厘清诸子书的来源后,要跳出诸子看诸子：既要参考六艺之书以挹经注子,也要以数术、方技和兵书为解读线索。三则,对科技史的研究。数术涉及天文、历算、地学、物候学等,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养生术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比如,四大发明的指南针源于式占,是数术家的工具；火药源于炼丹,炼丹又是方技家所为。四则,对宗教史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数术、方技与早期巫术的关系,以及道教产生的背景。道教不仅以数术方技作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把老、庄之学当作其哲学表述。它与阴阳家及道家都有一定关系,但与道家,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关系更密切。比如,道教所说的神仙,其实就是一种养生境界,推其源仍出于方技之学。

对简帛古书体例、分类的研究,是认识其意义、价值的前提。体例是对古书创作、阅读方式的理解,分类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建立的类型概念。

读古书当知古人著述之体例,对此余嘉锡的叙述最为精简。第一,古书的作者。用余嘉锡的话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按：凡援引余嘉锡论断,不特意标注者,均源自此书。。出土简帛古书证明了这一点：迄今尚未发现有题写撰人的。古书普遍书写撰人,开始于隋书经籍志。第二,古书的年代。古书的作者既然难以确定,古书的年代自然也成问题。古书有作者、述者、撰著之人之别,故古书的写作年代势必模糊不清。第三,古书的书名。古书有书名和篇名。书籍普遍书写大题可能是隋唐以来的习惯。余嘉锡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现已发现的简帛古书皆无大题,只有小题。官方藏书则有大题。今天所见简帛古书的书名,除一部分标明外,多是整理者依据古书命名原则所后加。第四,古书的结构。古人著书,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所以多单篇别行。出土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数术、方技类书尤其如此。与单篇别行相对应,是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出现在不同典籍中,有时会形成分合无定的许多种书。第五,古书的真伪。古书真伪之辩,自古有之,至近现代而蔚为大观。真伪概念是相对作者而言,而作者实际又有不同含义,故真伪概念也势必大乱。余嘉锡说道,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往往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比如,尉缭子、六韬等古书多被视为伪书,但从银雀山汉简及八家廊汉简可知,这两部古书不仅不是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

李学勤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对简帛古书进行分类。此处依循史书类入六艺的旧法,据李零研究将之归纳六类如下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归入春秋经下,是因为秦汉时代史学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尚无独立地位；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将书籍分为四部,史学著作作为独立一类出现,至隋志始称之为史部。将史书类独立的作法,未能反映史部的发展历程。,简帛所见古书亦附入类目之中。

六艺类。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来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课,这些课是讲道德修养和技能训练。孔子的六艺也是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论六艺内容为何,它们原先都非书名,也不涉及读什么书,仅是某类书的类名。后人多将之视为书名,如诗经、春秋等,实际上是这类书的选本。六艺类又可分为三小类：经典类,如诗、书、礼、易、春秋等。简帛所见诗类有阜阳汉简诗经,礼类有武威汉简仪礼,易类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关于六艺类典籍,新近简帛中有新发现。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由校友捐赠,约2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书籍类,内容大多与历史相关。这批简中有尚书,且是秦焚书前写本。金_、康诰、顾命等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之佚篇。清华简中还有一种编年体的史书,体裁和部分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网：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传记类,亦即上述各书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等。小学类,如仓颉、史籀、急就等书。简帛所见有阜阳汉简仓颉篇、居延汉简急就章等。

诸子类。诸子书是战国古书的主体。汉代人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或九流十家。

六家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所说,包括阴阳、儒、墨、法、名、道,汉志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则为九流十家。先秦是否有这么多家或流且不论,至少儒、墨、道三家还是有的。故诸子类又可分四小类：儒家,如孟子、荀子等,简帛所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墨家,今仅存墨子；道家,如老子、庄子,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经法等；其他,多与道家有关。

诗赋类。战国秦汉的诗赋,汉志所收,除楚辞、文选所录,史记、汉书所引,很多都已亡佚。它的诗是歌诗,是可按乐谱歌唱的诗,所录以汉代乐府歌诗为主；它的赋是辞赋,分四类,前三类是以屈原、陆贾、荀卿为首的赋,第四类是作者不详或专题总集性质的赋。诗赋类下面分诗、赋两类。简帛所见诗赋类材料不多,简帛所见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等。

兵书类。汉志分兵书为四类：权谋以战略为主,带有综合性、理论性；形势以战术为主,带有专题性、实用性；阴阳是数术在兵学上的应用,侧重天文地理；技巧是攻城、守城之术,外加武器、武术研究。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可以反映出古代兵书的大致范围。简帛所见兵书以银雀山汉简为最,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张家山汉简盖庐属兵阴阳家类著作。

数术类。汉书数术略分数术之书为六类：天文、历谱是天文历算之学,其中天文还包括吉凶占验,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以及阜阳汉简天历、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等；五行是日者之术,包括式法和各种选择之术,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蓍龟是卜筮之术,包括龟卜、筮占两类,是上述占卜之外最重要的占卜之术,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等；杂占是除星气之占、式占、龟卜、筮占之外的其他占法,主要是占梦、厌劾祠禳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等；形法是相术,以相地形、相地宅为主,也包括相人畜、相器物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等。这六类可反映出古代数术的大致范围。

方技类。汉志分方技之学为四类：医经是综合性的医书,偏重理论,其中脉学最为重要,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二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等；经方是专题性医术,偏于应用,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医方等；房中是讲房中交接之术等内容,简帛所见有十问、合阴阳等；神仙是房中以外的其他养生之术,包括服食、行气、导引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以及张家山汉简引书等。

上述六类,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技巧。前三类书一直备受学者看重,后三类书却很少有人关注,以至于有有学无术之局面出现。受旧有知识结构及知识背景影响,不仅前三类书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使后三类书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充分关注并利用简帛古书进行研究,将成为重写秦汉、先秦学术史的关键。

可以从历史角度、文化角度、写写国内的和国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一、对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理解和设计思想

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设计,需要对被装帧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提炼。我国的古典书籍中的线装书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随意,但从总体上考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从色彩调赋、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而现代装帧设计,因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未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对古典书籍进行装帧设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味道呢 一味地追求古典, 将使整个设计缺乏现代的审美情趣; 一味地追求现代, 又将使古典文学书籍的装帧缺少古典文学的“气韵”, 也会偏离现代人对古典文学作品装帧美的需要。当今对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使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 与现代的美学要求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总体设计上, 既不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含蕴和意境,又能融合现代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要求。古今装帧审美学方式的统一,是当代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的需要。

书籍从人类文明产生至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人类从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记事,到现代印刷技术、书籍的装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一个国家对书籍装帧水平的高低,书籍品种的多少,出版发行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的一个标志。书籍装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它由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书籍加工到当今艺术创作。现在,书籍装帧已不再只是简单地一页页纸的装订,而是装帧设计者对书籍的二度艺术创作,是装帧艺术家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它是绘画、摄影、书法、金石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应用, 需要设计者具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对书籍的装帧设计,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还应赋予装帧设计的商业性。书籍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时,还应有吸引读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赏价值的同时,要能刺激读者阅读书。

二、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