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前196），汉初军事家。淮阴（今属江苏）人。年少时父母双亡，家道贫寒，却刻苦读书，熟演兵法，怀安邦定国之抱负。苦于生计无着，于不得已时，在熟人家里吃口闲饭，有时也到淮水边上钓鱼换钱，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一次，一群恶少当众羞辱韩信。有一个屠夫对韩信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刀配剑，其时你胆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话，你敢用剑你的配剑来刺我吗？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韩信自知形只影单，硬拼肯定吃亏。于是，当着许多围观人的面，从那个屠夫的裤裆下钻了过去。史书上称“跨下之辱”。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韩信配剑从军，投身项梁的西楚军。项梁战死后，继随项羽，但未受项羽重用，只是充当一名执戟卫士。他多次向项羽献策，均不被采纳。于是他愤然逃出楚营，投奔汉王刘邦。刘邦初始也没把他当将才使用，只任命他为治粟都尉。韩信见刘邦不肯重用，决意离汉营而去。丞相萧何素知韩信之才，闻讯即刻骑马月夜苦追，将他劝回，由此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后来，刘邦在萧何的屡次劝说下，亲自与韩信讨论军国大事，确信韩信为稀世之才，遂举行仪式，拜为大将。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五月，韩信派人修复刘邦进入汉中时烧毁的栈道，迷惑雍王章邯，自己却率军悄悄沿南郑故道东出陈仓，大败章邯军，一举拿下了关中地区，使刘邦得以还定三秦。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二月，韩信引兵出函谷关，将兵锋逼至洛阳，韩王郑昌、殷王司马邛等项羽所属的封国，先后归降。然后便与齐赵联合共谋击楚，四月，大军就已进至楚都彭城。攻势之凌厉，令人赞叹。未想刘邦进入彭城后就把防务丢在一边，遍搜宝货美人。正在与齐军鏖战的项羽听说彭城失守，急率三万精骑星夜赶回，一战将刘邦击败。韩信闻讯即刻赶来收集溃败的部队，和刘邦在洛阳地区会师，又成功地进行了阻击战，在京县、索亭之间把楚军打得大败，使项羽西进的兵锋顿挫。战线最后在荥阳稳定了下来。

刘邦兵败彭城，齐、赵、魏等重又倒戈向楚。八月，刘邦封韩信为左丞相，领兵攻魏。魏王豹陈重兵于黄河东岸的蒲坂，韩信针对魏军部署，将大量船只集中在蒲坂对面的临晋，佯作正面渡河之势，暗用木框架绑扎瓦罐做成临时渡河器才，从上游夏阳渡河奇袭安邑，突然出现在魏军背后，大破魏军，俘获魏王豹。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年九月，韩信又引兵东向阏与，活捉代相夏说，收复了代郡。这时，刘邦却命韩信急调其力主至荥阳加强该地守备，故韩信只带了万余部队东下井陉攻赵。赵王歇和赵军统帅成安君陈余集中二十万兵力于太行山区的井陉口，占据有利地形，准备与韩信决战。韩信先以两千轻骑，乘夜迂回到赵军大营的侧后方埋伏。天明后亲率主力前出到河边背水列阵，诱使赵军出营攻击。汉军背河而战，无路可退，人人拼死作战。预先伏下的两千轻骑乘机攻入赵军空营，遍插汉军红旗，赵军见状，军心大乱。韩信挥军趁势反击，大破二十万赵军，斩杀赵军统帅陈余，生擒赵王歇。接着，韩信用“上兵伐谋”办法降服了燕。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一月，韩信又用重兵急袭的办法攻破了齐都临淄。楚将龙且急领二十万人马来援，与败退的齐军会师于高密，然后与汉军隔淮水对峙。韩信秘密派人用一万多个沙袋，乘暗夜在上游把淮水堵住。天明后派部分军队渡过淮水，在侧后攻击楚军，继而佯装溃败。龙且误以为汉军胆怯，率主力渡淮水追击。韩信命部属掘开上游堤坝，将楚军冲成两段，汉军运用半渡而击的办法，把已渡水的楚军全歼，龙且被杀。未渡水的齐楚联军不战自溃。韩信趁势挥军追歼逃敌，俘虏齐王田广，全部平定了齐地。

韩信攻占齐地后，项羽恐慌万分，连忙派人去游说韩信，以三分天下为条件，希望韩信反汉联楚，被韩信所拒绝。韩信的谋士蒯通劝他：“将军难道没有听说过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的道理吗？……将军如今既有震主的威名，又挟难赏的大功，归楚，楚不信；归汉，汉王震恐。若不自立为王，何处是你的归宿呢？”韩信听了连连摆手道：“请不要再说了，汉王待我十分厚恩，把他的车给我乘，把他的衣给我穿，把他的饭给我吃。古人说过：乘人家的车，要替人分担忧患；穿人家的衣，也应替人分担忧患；吃人家的饭，就应该为人家卖命。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于是，谢绝了蒯通的建议。可是齐地初定，需立王掌政以安民心。所以韩信已遣使修书请求刘邦立他为假齐王（代理齐王）。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困在荥阳，自顾不暇，看罢来书后勃然大怒，本不想应允。后来，听取了张良和陈平的意见后，又说：“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是真王，当假王干什么！”于是，立韩信为齐王，并征调他的部队攻楚。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楚汉两军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展开决战。刘邦以韩信为主将，统一指挥各路大军。项羽指挥十万楚军，从正面向汉军阵地猛攻。韩信采用典型的侧翼攻击战法，令汉军中军稍稍后退，避开楚军锐气，而将两翼展开，实行侧击，然后再令中军推进，一下子完成了合围。入夜，韩信令汉军四面唱起楚歌，终使楚军丧失斗志，被汉军一举聚歼于亥下。项羽眼见大势已去，慷慨自刎于乌江边。历时五年的楚汉战争以汉王刘邦夺得天下而告终。

韩信以项羽帐下执戟卫士的低微身份，几年内登坛拜将，屡建奇勋，终至成为左右楚汉战争的一方诸候。蒯通以“略不世出”来赞誉这位叱咤风云的军事人物。其用兵之道，为后世兵家所推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曾著有《韩信兵法》三章，可惜已经失传。韩信的军事才能令刘邦极度不安，故在项羽败亡后，即夺其兵权，徙为楚王，继又黜为淮阴侯，软禁于刘邦身边。一天，刘邦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答“陛下不过能带十万之军。”刘邦又问：“那末你呢？”韩信怔了一下，突然狂傲的大笑：“我是多多益善啊！” 韩信的绝世军功和才华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吕后和萧何诱韩信至长乐宫的钟室，以谋反罪名杀之。一代名将，死非其所，实堪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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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宠惠

法学家王宠惠在伦敦时，有一次参加外交界的宴席。席间有位英国贵妇人问王宠惠："听说贵国的男女都是凭媒妁之言，双方没经过恋爱就结成夫妻，那多不对劲啊! 像我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恋爱，彼此有深刻的了解后才结婚，这样多么美满！"王宠惠笑着回答："这好比两壶水，我们的一壶是冷水，放在炉子上逐渐热起来，到后来沸腾了，所以中国夫妻间的感情，起初很冷淡，而后慢慢就好起来，因此很少有离婚后事件。而你们就像一壶沸腾的水．结婚后就逐渐冷却下来。听说英国的离婚案件比较多，莫非就是这个原因吗

杨小楼

杨小楼(1877-1937年)在北京第一舞台演京剧《青石山》时，扮关平。演周仓的老搭档有事告假，临时由一位别的花脸代替。这位花脸喝了点酒，到上场时，昏头昏脑地登了台，竟忘记带不可少的道具--胡子。扬小楼一看要坏事，心想演员出错，观众喝倒彩可就糟了。灵机一动，临时加了一句台词："咳! 面前站的何人。"饰演周仓的花脸纳闷了，不知怎么回事。"俺是周仓--"这时，学员得做一个动作：理胡子。这一理，把这个演员给吓清醒了，可是心中一转， 中说道"--的儿子!"扬小楼接过去说："咳，要你无用，赶紧下去，唤你爹爹前来!""领法旨!"那演员赶紧下去戴好了胡子， 又上台来了。

胡 适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1891--1962年)是属兔子的，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有"PTT"三个字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郭沫若

1945年，我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在重庆展出漫画《猫国春秋》，当时在渝的许多文化名人如郭沫若(1892一1978年)、宋云彬、王琦都应邀前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席间，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古怪， 自称为兄"版画家王琦抢过话头代为解释说："他妹妹名冰，所以他名叫冰兄。"郭沫若听后，哈哈大笑，说："噢，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一句话引得满堂宾客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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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与眼光爱因斯坦的故事-机遇与眼光爱因斯坦的故事-励志故事 天道酬勤 自学成才-机遇与眼光爱因斯坦的故事

爱因斯坦极其幸运：他出生于合适的时代，当物理学界面临着重重危机时，他的创造力正处于巅峰。换句话说，他有机会改写物理学的进程，这也许是自从牛顿时代以来独一无二的机遇。这种机遇少之又少。这个机会当然也对同时代的科学家们开放。可是他们都错失其重点，因为他们死守着旧观念。爱因斯坦没有错失重点是因为他对于时空有更自由的眼光。孤持、距离、自由眼光是互相联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创造活动中一个必要因素。

一、更自由的眼光使他抓住了时代的机遇

26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观念，从而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的新物理之门。

1905年通常称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在那一年，爱因斯坦引发了人类关于物理世界的基本概念(时间、空间、能量、光和物质)的三大革命。一个26岁、默默无闻的专利局职员如何能引起如此深远的观念变革，因而打开了通往现代科技时代之门？当然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也许可以分析他成为这一历史性人物的一些必要因素。

首先，爱因斯坦极其幸运：他出生于合适的时代，当物理学界面临着重重危机时，他的创造力正处于巅峰。换句话说，他有机会改写物理学的进程，这也许是自从牛顿时代以来独一无二的机遇。这种机遇少之又少。ET贝尔(Bell)的《数学精英》引用了拉格朗日(JLLagrange,1736-1813)的话：

虽然牛顿确实是杰出的天才，但是我们必需承认他也是最幸运的人：人类只有一次机会去建立世界的体系。

这里，拉格朗日引用的是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第三卷即最后一卷前言中的话：

现在我要演示世界体系的框架。

拉格朗日显然非常嫉妒牛顿的机遇。可是爱因斯坦对牛顿的公开评价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

幸运的牛顿，幸福的科学童年……他既融合实验者、理论家、机械师为一体，又是阐释的艺术家。他屹立在我们面前，坚强、自信、独一无二。

爱因斯坦有机会修正200多年前牛顿所创建的体系。可是这个机会当然也对同时代的科学家们开放。的确，自从1881年麦克尔逊-莫雷(Michelson-Morley)首次实验以及1887年第二次实验以来，运动系统中的电动力学一直是许多人在钻研的热门课题。令人惊奇的是，当爱因斯坦仍在苏黎世念书时，他已经对这个题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899年他曾写信给他后来的太太米列娃：

我还了赫姆霍兹的书，现正在非常仔细地重读赫兹的电力传播工作，因为我以前没能明白赫姆霍兹关于电动力学中最小作用量原理的论述。我越来越相信今天所了解的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与实际并不相符，而且可能有更简单的理解方式。

他追寻此更简单的理解方式，六年以后引导出了狭义相对论。

当时许多科学家对这个科目也极感兴趣。庞加莱(LHPoincaré,1854-1912)是当时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也正在钻研同一个问题。事实上，相对性(relativity)这一名词的发明者并不是爱因斯坦，而是庞加莱。庞加莱在1905年的前一年的演讲《新世纪的物理学》中有这样一段：

根据相对性原则，物理现象的规律应该是同样的，无论是对于固定不动的观察者，或是对于作匀速运动的观察者。这样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辨别我们是否正处于这样一个运动状态。

这一段不仅介绍了相对性这个概念，而且显示出了异常的哲学洞察力。然而，庞加莱没有完全理解这段话在物理上的意义：同一演讲的后几段证明他没有抓住同时性的相对性(relativity of simultaneity)这个关键性、革命性的思想。

爱因斯坦也不是首位写下伟大的转换公式的人：

之前，洛伦兹(HALorentz,1853-1928)曾写出这个公式，所以当时这个公式以洛伦兹命名，现在仍然是这样。可是洛伦兹也没能抓住同时性的相对性这个革命性思想。1915年他写道：

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死守一个观念：只有变量t才能作为真正的时间，而我的当地时间t'仅能作为辅助的数学量。

这就是说，洛伦兹有数学，但没有物理学；庞加莱有哲学，但也没有物理学。正是26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观念，坚持同时性是相对的，才能从而打开了通向微观世界的新物理之门。

几乎今天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同意是爱因斯坦创建了狭义相对论。这对庞加莱和洛伦兹是否公平？要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引用怀特海(ANWhitehead)的话：

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非常接近真理和真正懂得它的意义是两回事。每一个重要的理论都被它的发现者之前的人说过。

洛伦兹和庞加莱都没有抓住那个时代的机遇。他们致力于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运动系统中的电动力学。可是他们都错失其重点，因为他们死守着旧观念，正如洛伦兹自己后来所说的一样。爱因斯坦没有错失重点是因为他对于时空有更自由的眼光。

要有自由的眼光(free perception)，必须能够同时近观和远看同一课题。远距离眼光(distant perception)这一常用词就显示了保持一定距离在任何研究工作中的必要性。可是只有远距离眼光还不够，必须与近距离的探索相结合。正是这种能自由调节、评价与比较远近观察的结果的能力形成了自由的眼光。按照这一比喻，我们可以说洛伦兹失败了是因为他只有近距离眼光，而庞加莱失败了是因为他只有远距离眼光。

中国伟大的美学家朱光潜(1897-1986)强调过“心理距离”在艺术和文学创作上的重要性。我认为他的观念与上述的远距离眼光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学术领域而已。在最权威的爱因斯坦的科学传记Subtle Is the Lord中，作者选择这样一个词来描写爱因斯坦的性格：孤持(apartness)，并且在第三章开始时引述道：

与其他人保持距离；单独地、孤立地、独自地。(《牛津英文词典》)

的确，孤持、距离、自由眼光是互相联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创造活动中一个必要因素。

1905年爱因斯坦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是他于3月间写的论文“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这篇文章首次提出了光是带分立能量hv的量子。常数h由普朗克于1900年在其大胆的关于黑体辐射的理论研究中提出。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普朗克变得胆怯，开始退缩。1905年爱因斯坦不仅没有退缩，还勇敢地提出关于光量子的“启发性观点”。这一大胆的观点当时完全没有受到人们的赞赏，从以下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八年后，当普朗克、能斯特(WHNernst)、鲁本斯(Heinrich Rubens)、瓦尔堡(OHWarburg)提名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时，推荐书上说：

总之，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物理学的重要问题是爱因斯坦没有做过巨大贡献的。当然他有时在创新思维中会错过目标，例如，他对光-量子的假设。可是我们不应该过分批评他，因为即使在最准确的科学里，要提出真正新的观点而不冒任何风险是不可能的。

这封推荐书写于1913年，其中被嘲笑的光-量子假设(hypothesis of light-quanta)指的就是上述爱因斯坦于1905年大胆提出的想法。可是爱因斯坦不理这些嘲笑，继续把他的想法向前推进，于19 16至1917年确定了光量子的动量，进而发展为1924年对康普顿效应(Compton effect)的划时代的认识。

光量子这一革命性之观点产生的历史可以总结为：

1905年，爱因斯坦关于E=hv的论文

1916年，爱因斯坦关于P=E/c的论文

1924年，康普顿效应

在那些年里，在1924年康普顿效应确立之前，爱因斯坦完全孤立，因为他对光量子的深邃眼光不被物理学界所接受。

二、广义相对论是他的一次纯粹的创造

关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没有抓住什么机遇：他创造了这个机遇。这是一次纯粹的创造。

在1905年至1924年之间，爱因斯坦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广义相对论。作为科学革命，广义相对论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设想宏伟、美妙、广邃，催生了令人敬畏的宇宙学，而且它是一个人独自孕育并完成的，这一切让我想起《旧约》里的创世篇(不知爱因斯坦本人是否曾想起这个比较)。

当然，我们很自然也会想起其他的科学革命，例如牛顿的巨著、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不同之处：牛顿的工作确实是宏伟、美妙、广邃的。对。可是在他之前有伽利略(Galileo)、开普勒(Kepler)，还有更早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成果。他也不是当时唯一在寻求万有引力定律的人。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也都是影响深远的革命。可是它们是当时许多人研究的热门课题，都不是由一个人所创建的。

关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没有抓住什么机遇：他创造了这个机遇。他独自一人通过深邃的眼光，宏伟的设想，经过七八年孤独的奋斗，建立起一个难以想象的美妙体系。这是一次纯粹的创造。

三、他的新眼光改写了基础物理的发展进程

爱因斯坦逝世50年来，他的追求已经渗透了理论物理基础研究的灵魂，这是他的勇敢、独立、倔强和深邃眼光的永久证明。

广义相对论代表引力场的几何化。自然而然它使爱因斯坦接着提出电磁场的几何化。从而又产生了将所有自然力几何化的想法，即统一场论。此发展成为他后半生的研究重点。例如，1949年至1950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中心他最后的研讨会上，他尝试着把电磁场Fμν合并成不对称的度量gμν。他这个尝试和他先前在同一方向所做出的努力一样，都没能成功。

由于没有成功，也由于自20世纪20年代初，爱因斯坦将其注意力几乎全部放在这项研究上而忽略了像固体物理和核子物理这些新发展的领域，他经常遭受批评，甚至被嘲笑。他对于统一场论的投入被描述为着魔(obsession)。这种批评的一个例子是拉比(IIRabi,1898-1988)于1979年在普林斯顿举行的爱因斯坦百年纪念上所讲的话：

当你想起爱因斯坦于1903或1902年至1917年的工作时，那是极其多彩的，非常有创造力、非常接近物理，有非常惊人的洞察力；然而，在他不得不学习数学，特别是各种形式的微分几何的时期以后，他就改变了。

他改变了他的想法。他的那种对物理学的伟大创意也随之改变了。

拉比是否正确呢？爱因斯坦有没有改变呢？

答案是：爱因斯坦的确改变了。改变的证据可以在他1933年的斯宾塞演讲《关于理论物理的方法》中找到：

……理论物理的公理基础不可能够从经验中提取，而是必须自由地创造出来……经验可能提示适当的数学观念，可是它们绝对不能从经验中演绎而出……

但是创造源泉属于数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单纯的思考可以抓住现实，正如古人梦想的一样。

虽然你可以同意或反对这些非常简要的论点，但是你必须同意它们强有力地描述了爱因斯坦在1933年关于如何做基础理论物理的想法，而且此想法相对于他早年的想法有极大的变化。

爱因斯坦自己对这一变化非常清楚。在他70岁出版的《自述》里，我们看到：

……我作为一个学生并不懂得获取物理学基本原理的深奥知识的方法是与最复杂的数学方法紧密相连的。在许多年独立的科学工作以后，我才渐渐明白了这一点。

很明显，在这一段里，“独立的科学工作”指的是他于1908年至1915年期间创建广义相对论的长期奋斗。长期奋斗改变了他。是否朝更好的方向改变了呢？拉比说：不是，他的新眼光变成徒劳无益的走火入魔。我们说：他的新眼光改写了基础物理日后的发展进程。

爱因斯坦逝世50年来，他的追求已经渗透了理论物理基础研究的灵魂，这是他的勇敢、独立、倔强和深邃眼光的永久证明。

(本文是杨振宁先生2005年7月24日在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所作的大会报告，演讲稿为英文，中文稿系翁帆女士翻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全文刊于《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第4期<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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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为迈克尔·乔丹式的人物，是所有美国人的梦想。迈克尔·乔丹来自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后来进入北卡罗莱纳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的篮球天赋开始显现。加盟芝加哥公牛队后，乔丹率队6次获得NBA总冠军，5次赢得最有价值球员（MVP）的称号。两度宣布退役，又两度宣布复出，最终于2003年从华盛顿奇才队退役。据估计，截止2002年，飞人乔丹的财产总数为4亿200万美元。乔丹是美国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

《五杂俎》不仅在考辨方面有一定的价值，所记明代史事，足供参考者尤多，如叙皇帝、太子、藩王婚礼的浪费，税使的扰民，宦官的骄横等等。下面是的我为你们整理的 文章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五杂俎》

明代考据辩证兼琐闻 故事 综合性笔记，十六卷，谢肇制撰。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湖州、东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曾上疏指责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搜括民财，受到神宗嘉奖。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咏，雄迈苍凉，写实抒情，为当时闽派诗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并与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杂俎》本书是作者的 随笔 札记，包括 读书心得 和事理的分析，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涉及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全书十六卷，分为“天、地、人、物、事”五门。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记述天文、气候、节气和四时的人事活动。地部记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胜，包括当时的海外地区，是研究历代地理的重要资料。人部记述人的形体、心性、境遇，包括技艺、医药、术数、书画、宗教等各种活动。物部记述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鸟兽虫鱼花卉草木、饮食服饰、文玩乐器等都有论述。事部记述贫富、 收藏 、文字、职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会活动。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会状况，作者过记事，分析是非正误有评述，有论断，对读者很有启发。如据《西京杂记》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驳送周密《癸辛杂识》所提出的“‘上巳’当为‘上己’，因为上旬无巳日”之说。又谓“蜻蜓点水”非爱水，而是产卵，以备一说。

如记京都乞丐：

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桔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岁者，不则冻死矣。其饥寒至极者，至窖干粪土而处其中，或吞砒一铢。然至春月，粪砒毒发必死。许一年冻死毒死者不下数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杂俎》同样有明人笔记以多为胜，忽略专精的通病，书中谈历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笔记，又不注明出处;记录笑话，亦皆采旧文，甚为无聊，记鸟兽虫鱼，又多涉神怪。

《五杂俎》最早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如韦馆刻本。

今有：《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五杂俎》台北：伟文出版社1977年版。

《丹铅杂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

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几部笔记。杨慎撰。杨慎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杨升庵集》。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笔记以杨慎撰述的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谭苑醍醐》八卷，《艺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铅》为名的《丹铅杂录》十卷和《丹铅续录》八卷。

《丹铅杂录》和《丹铅续录》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其内容非常广泛，举凡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并非柳氏独创，而是来自郦道元《水经注》中“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杨慎崇经黜史，重视音韵训诂;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杨慎重视史书的文采，强调修史要秉笔直书，反对官修史书，提倡个人独立修史;评价历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杨慎读书广泛，对过去不为人注意的子部书籍进行了探索、讨论，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谭苑醍醐》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杨慎虽然渊博，但其笔记中考证疏误，记忆错误处也不少。陈耀文曾撰《正杨》四卷，纠正杨慎之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内《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两部分，亦专门驳杨慎的引证和论辩。

今有：《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俗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6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上海书店1886年版。

《艺林伐山》商务印书馆1937初版;《艺林伐山》中华书局1985版;《艺林伐山》上海书店，丛书集成本，1986年版。

《枣林杂俎》

本书是一部明代史料笔记，作者谈迁。谈迁(1593—1657)为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马桥人。明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维生。自幼刻苦好学，于经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其着力，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传。

《枣林杂俎全》分为智、仁、圣、义、中、和六集十八门，其中“土司”一门有目无文，实有十七门。书中逸典、先正、流闻等门对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户帖式的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明代科举、民俗、物产、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观等也有详细的描述。本书对于了解明代历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也杂有神怪灵异等荒诞传闻。

今有：《枣林杂俎》罗仲辉胡明校点，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006年版;《枣林杂俎》齐鲁书社1997年版;《枣林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板桥杂记》

明末清初一部记载南京秦淮河一带歌妓生活的笔记，三卷，类似唐代孙棨的《北里志》。余怀撰。余怀(1616～1696)清初文学家。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熟读经史，学识渊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为国子监生，受到国子监司业的吴伟业的赏识。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岁的余怀被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邀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并掌管文书。清军占领南京，余怀化妆成道士流亡他乡，开始长期颠沛流离生活。从顺治年间直到康熙初年，他经常奔走于南京、苏州、嘉兴一带，以游览为名，联络志同道合者，进行抗清复明的活动。从康熙八年(1669)起，余怀隐居吴门，以卖文为生，民族气节始终不移。同时，精力集中于学术著作方面。他晚年自号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黄石人，侨居南京，因此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晚年退隐吴门，漫游支硎、灵岩之间，征歌选曲，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板桥杂记》亦作于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笔记《板桥杂记》外，还著有诗文《甲申集》七卷，《余子说史》十卷，《东山谈苑》八卷，记明末党争之事的《汗青余语》多卷，《四莲花斋杂录》八卷，《砚林》一卷，《茶史补》一卷《妇人鞋袜考》一卷《宫闺小名录》一卷等。

《板桥杂记》三卷，署三山人撰。全书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选了一些优秀的小品文。记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其中上卷为雅游，描写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园，秦淮河灯船，妓院和江南贡院;中卷为丽品，记金陵诸名妓情况，以旧院为主，珠市附之;下卷为轶事，杂记旧院诸狎客之奇闻逸事。卷首有余怀自识：“此即一代之兴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非徒挟邪之是述，艳治之实传。”《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文章凄缛，足以导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类。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

今有：《板桥杂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板桥杂记》刘如溪点评，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日知录》

清代著名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十二卷，顾炎武撰。顾炎武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顾林亭集》。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学问渊博，见识通达，《日知录》是他积累三十多年的笔记，与经史、诗文、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杂事，无所不谈;许多条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证详明。《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书前有其学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潘耒强调《日知录》的经世意义，认为此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录》中，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 措施 ，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还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界“座主门生”与朋党之祸的关系。指出唐代的进士，以主考为“主座”，自称“门生”。以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并指出明代主考与进士，公然称“座师”与“门生”，朋党之祸，也不减于唐宋。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 方法 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辈学者对这部笔记多推崇备至李慈铭称赞《日知录》这部笔记，“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除黄汝成外，为这部书作校补、笺注的还有很多，如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日知录校正》，俞樾《日知录小笺》，黄侃《日知录校记》等。道光年间黄汝成采各家之说为该书作注，为《日知录集释》。

《日知录》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现在通行的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日知录》是以黄汝成的“集释”本为底本。其中《刊误》和《续刊误》各二卷亦为黄汝成著。后附的《日知录之余》四卷，乃后人辑顾炎武著作遗佚而成。

今有：《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版;《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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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 占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 指也夫。

这句话表示的是修改杨慎著作瑕疵之余，对杨慎的崇拜和景仰之情。

意思是： 我对于杨慎，在道德文章学问方面，我仰慕至极，仅仅是作为杨公的执鞭坠镫之人，在研析杨慎著作的间隙，偶尔稍稍给杨慎作品修改讹误，这简直是不自量力，犹如自瓮罐子里面窥探苍天，以瓢测量大海般见识短浅，失去恰当和方正大气；改日当立于杨慎门墙作为信徒，也许杨慎能够引起注意、认可我的见解啊（为我弯曲一个小拇指啊）

胡氏在《丹铅新录自序》中说：“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 占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 指也夫。”(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续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胡应麟丹铅新录引

杨子用修拮据坟典，摘抉隐微，白首丹铅，厥功伟矣！今所撰诸书盛行海内，大而穹宇，细入肖翘，耳目八埏，靡不该综，即惠施、黄缭之辨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学士咸有异同，若以得失瑕瑜，仅足相补，何以故哉？余尝窃窥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汩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敚陈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杨子，则又非也。杨子早岁戍滇，罕携载籍，紬诸腹笥，千虑而一，势则宜然。以余读杨子遗文，即前修往哲只字中窾，咸极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杨子之言间多芜翳，当由传录偶乏荩臣。”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占亻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夫。庚寅人日识。

明代求实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成就及影响

内容提要

在明代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倡实学 。在求实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一改空谈义理、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 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并取得不小的成就 。明代考据之风是对宋学内部考证求实风气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直接或间接的启迪和 影响了清初和乾嘉的考据学，在唐宋以来考据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明代 求实思潮 考据学 影响

谈及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的学风，人们往往笼统地称其为“空疏”、“浅薄浮泛” ，并将这种空疏学风的形成，归罪于王阳明“心学”的倡导。实际上，导致明代空疏学 风形成的原因很多，简单的归咎于王学的倡导，有失公允。

一

明代中叶空疏学风的形成，确实与王阳明“心学”派的“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 不观”(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 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的治学风气有关，但这决不是唯一的关系 。追本探源，明代的空疏学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代统治者奉行的文化政策和科举制 度造成的。

明初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同时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明太祖多次诏示 ：“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注 ：陈鼎：《东林列传》卷2“高攀龙传”，[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版。)。永乐年间，胡 广、金幼孜等39人奉诏纂修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七部“大 全”，以作为士子必读之书和科举考试之依据。而这七部“大全”几乎全是抄录元人的 著作，并无学术价值可言。此举开了明代抄袭和剽窃风气之先。对此，顾炎武指出：“ 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 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 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 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 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8“四书五经大全”，[长沙] 岳麓书社1994年版。)。明代八股取士，内容空洞，形式僵化，更是将士子们导向了不 学无术的歧路。明代著名学者杨慎指出：“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 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 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制，谓之策套。”(注：《升庵集》52 “举业之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209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顾炎 武也曾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过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 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豪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 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童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 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炯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 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成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昔人所须十年而成 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而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 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 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6“拟题”。)由 此可见，明代空疏学风的形成，其最主要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导向所至。

在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望风披靡。在理学内部，一些有识之 士在对程朱理学反思和对王阳明“心学”批判的过程中，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 倡实学。著名思想家王廷相就曾指出：“大抵近世学者，无精思体验之自得，一切务以 诡随为事。其视先儒之言，皆万世不刊之定论，不惟遵守之笃，且随声附和，改换面目 ，以为见道，致使编籍繁衍，浸*于异端之学而不自知，反而证之于六经仲尼之道，日 相背驰，岂不大可哀也”(注：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7“答许廷纶”，见《王廷 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针对“心学”的误人、误国，他指出：“近世好 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 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 ，则黯然而不知。以是学也，用是人也，以当天下国家之任，卒遇非常变故之来，气无 素养，事无素练，心动色变，举措仓皇，其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注：王廷相 ：《雅述》下篇，见《王廷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他认为：“士惟笃行 可以振化矣，士惟实学可以经世矣。”(注：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2“送泾野吕 先生尚宝考绩序”。)杨慎也尖锐地指出：“今之学者，谓六经皆圣人之迹，不必学， ……是无椟而欲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注：杨慎：《升庵集》75“珠椟鱼筌”。) 为了矫正这种空疏的学风，他主张以实济虚。他指出：“儒教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 禅教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针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陈白沙( 献章)主张治学必须广读书，多闻见，由博而反约。胡应麟也认为：“凡著述贵博而尤 贵精，浅闻眇见，曷免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 ”(注：胡应麟：《诗薮》外编《三唐上》，见《少室山房全稿》明万历汪氏刊本。)焦 竤也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是孔子所自言，岂非圣学，孔子之博学于文，正以为约礼之地。盖礼至约，非博无以通之。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注：焦竤：《澹园集》卷48“古城答问”，[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同时他批评说：“近世以谈玄课虚，争自为言。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绌也；我之所简斥，经所与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缪。此如法不禀宪令，术不本轩、岐，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注：焦竤：《澹园续集》卷1“邓潜谷先生经绎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在这种求实思潮的影响下，明中叶以来，一些学者一改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长期以来，心学家们一直将文字音韵视作与心性之学毫不相干的支离事业，致使文字音韵学久废。正如杨慎指出的：“今日此学(指字学)影废响绝，谈性命者，不过剿程朱之魄(糟粕)；工文辞者，止于拾史汉之聱牙。示以形声孳乳，质以《苍》(《苍颉》)、《雅》(《尔雅》)、《林》(《京林》)、《统》(《字统》)，反不若秦时刀笔之吏、汉时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宫墙哉!”(注：杨慎：《升庵集》卷2“六书索隐序”。)因此他认为：“古之名儒大贤，降而骚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注：杨慎：《升庵集》卷2“六书索隐序”。)要想真正读懂古书，必须研究小学，小学不通，读书终究是白读。焦竤也指出：“今人不通字学，而欲读古书，难也哉!”(注：焦竤：《焦氏笔乘》卷2“徐广注误”，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然而自宋以后，学者多以己意注释古书，甚而篡改古书，致使许多古书失其本意。正如杨慎所说：“宋儒之失，在废汉儒而自用己见耳”(注：焦竤编：《升庵外集》卷26，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为了真正读懂古书，一些学者的注意力开始放在古字古音以及古注所涉及的史地、名物制度、鱼虫草木等的考证及伪书的考辨上。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

二

明初一些学者虽有一些考据性的著作，但大多因袭旧说。如宋濂有考据性著作《诸子 辨》(一名《龙门子》)，写成于元顺宗至正年间，其中多袭用唐宋学者之旧说，算不得 开山之作。首开明代考据学之端的是杨慎。其后有梅鷟、陈耀文、胡应麟、焦竤、陈第、方以智等一批考据学家。他们对经子史集、小学、民间传说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证，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这些考据学家中，有专事考证经书的，如梅鷟；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订古字古音上的，如陈第；但更多的学者是广涉各个领域，其在考据学方面取得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系统地开启了伪《古文尚书》的考证，为伪《书》的定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早在 宋代，一些学者如吴棫、朱熹等对东晋以来流传的《古文尚书》就提出了怀疑。元朝学者吴澄在其《书纂言》中断定：“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但均未展开深入地考证。吴澄的观点直接启发了梅鷟追索伪《书》二十五篇之“所本”。梅鷟考据学的代表作是《尚书谱》和《尚书考异》。其中《尚书考异》在总结前人对伪《书》考辨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二十五篇文字所本、文章体例、句法特点、文字风格、史实等各个方面对伪《书》及孔安国《书序》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梅鷟的考辨是伪《书》考辨史上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

2首次系统地总结了辨伪方法和辨伪学理论。考辨古书、古说、古史的真伪是考据学 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著名学者胡应麟在他的辨伪学代表作《四部正讹》中，较为 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辨伪成就，并将前人运用的辨伪方法归结为：“核之《七略》以观 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 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着以观其人。”(注：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卷32《四部正讹》下。)这八种方法言简意赅，对后世的辨伪工作具 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胡氏在《四部正讹》中还将伪书产生的原因、古人作伪之动机及伪 书的种类归纳为20余种，基本概括了伪书的种类和作伪之动机、原因。可以说《四部正 讹》是我国辨伪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的问世，标志着辨伪学的成立。正如梁启超所指 出的：“全书发明了许多原理、原则，首尾完备，条理整齐，真是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 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种学问。”(注：梁启超：《古书真 伪及其年代》卷1《总论》第三章“辨伪学的发达”，见《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扩大了传统的考据范围。传统的考据一般限于考辨古书内容的真伪、校勘文字、考 证草木鸟兽和典章制度等。明代的学者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考据的范 围，呈现出“炫奇好博”的特点。首开明代考据风气之先的杨慎在《丹铅录》等一系列 考据著作中，“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 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注：陈文烛：《杨升庵太史慎年谱》 ，收入焦竤《国朝献征录》，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焦竤所编 《升庵外集》100卷，将杨慎著作分为天文、地理、宫室、人物、器用、饮食、经说、 史说、子说、杂说、文艺、文事、人事、诗品、词品、字说、动物、植物等类，由此可 见杨慎之博学，也足以证明其治学范围的广泛。杨慎在致力于经传考据的同时，还致力 于文字音义的考证。他认为：“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 不得不尔也。”(注：焦竤编：《升庵外集》卷63“阿堵”。)为此他著有《说文先训》、《六书索隐》、《转注古音略》、《古音略例》等一系列考订文字音义的著作。或纠正前人解字之误，或厘定古字读音，或考订方言俚语。受此影响，稍后焦竤著有《俗书刊误》等书，专门订正各种俗字书写之误，厘定字音，考订字 义。陈第著有《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主要考证《诗经》 、屈原、宋玉等诗赋的韵字。晚明方以智著有《通雅》一书，纠正《说文》之误，厘定 字音，考订通假字、联绵字和方言俚语等，并提出“以音求义”的主张。被梁启超誉为 “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二“清初学 海波澜余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自杨慎始，学者们还十分注重地理的考据。 杨慎著有《春秋地名考》一卷，另有关地理考据方面的文章还散见于《升庵外集》卷三 至卷七中。其中有考古今地名之变迁、命名、读音的，有考长江、黄河等水道之源等。 杨慎强调考证地理必须身历其境。他说：“故知山川经络，苟非目睹身历，而欲据文字 定之，鲜有不失者矣。”(注：焦竤编：《升庵外集》卷5“石熊峰滹沱河” 。)这种注重实践知识的精神直接影响了后来徐霞客、方以智、顾炎武对地理学的研究 。此外杨慎还开启了考证民间传说之风，此后王世贞、胡应麟、方以智等在其文集中都 有考证民间传说的内容。其中胡应麟著有《庄岳》，考证诸如西王母、八仙、钟馗等传 说中的人物，考证《西厢记》、《倩女离魂》、《琵琶记》等戏曲本事之来源。在“炫 奇好博”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学者考据成癖，甚至到了走火如魔的地步。如周婴在《卮 林》中考解鸟语之人、考妇女双性、男子双名等。

4勇于厘正当代前贤考据之缺失。杨慎虽以博学见称，受到一大批学者的景仰，但由 于他“炫奇好博”，其“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 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19子部杂家类三“丹 铅余录”，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因此缺失颇多。针对杨慎的缺失，首先起而纠正 的是陈耀文。他作有《正杨》四卷，专门驳正杨慎在考据中的种种缺失，共驳正杨书中 讹误150条。万历间胡应麟又著有《丹铅新录》八卷、《艺林学山》八卷，两书皆为辨 证杨慎之误而作。胡氏在《丹铅新录自序》中说：“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 占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 指也夫。”(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续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可见 其对杨慎的崇拜。然而胡应麟本着“爱而知其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余尝窃窥 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 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 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陈言，盾矛故帙。”(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5“ 丹铅新录引”。)针对杨书中存在的问题，胡氏一一予以订正。尤其是驳正了杨慎对朱 熹的一些偏颇的批评，并弥补了陈耀文在《正杨》中所引资料不足的缺憾。其后周婴在 《卮林》中也设有《明杨》、《注王》、《广陈》、《通焦》、《谂胡》等篇，以驳正 杨慎、王世贞、陈耀文、焦红、胡应麟等当代学者的在考证问题上的种种缺 失。

三

明代中期以后，学者们致力于考据，一方面是出于对宋明以来空疏学风的反动，另一 方面也是继承了宋代学者的怀疑精神和求实的学风。提及宋学，人们往往以“空言义理 ”加以概括，实际上宋人治学也有其求实的一面，宋代的考据学应该说十分发达。北宋 欧阳修曾作《易童子问》，考辨《系辞》非圣人所作，认为“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 。在其它著作中，他还考辨了《诗序》的作者、《周礼》的真伪、《尚书》部分内容的 真伪等。司马光作《疑孟》，考证《孟子》中所谓“瞽叟杀舜”之类均为闾父里媪之说 。又作《通鉴考异》三十卷，考证史料的异同、真伪，说明对史料的取舍原因。南宋初 ，吴棫作《书稗传》，对伪《古文尚书》首先进行发难和考辨。郑樵作《诗辨妄》考证《诗序》作者、专攻《毛诗》之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多有考辨史实谬误的精道之论。尤其是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公开反对脱离儒经的语言文字而去穿凿附会义理，十分重视训诂考证。他说：“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指采宋人之说)”(注：朱熹：《论孟精义序》，见《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他在注释儒家经典时就十分注重字音字义的诠释。他还先后作《诗序辨说》、《孝经刊误》等，对《毛诗》、《诗序》、《孝经》作者及内容进行考证。在他的《文集》、《语录》中，还有不少考辨《古文尚书》、《尚书序》、孔安国传的内容。明代杨慎等考据学家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宋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考据的传统方法，才开启了有明一代考据之风的。

明代学者在考据学领域所作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还直接影响了清初以来的学风和考据 学的发展。清初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学者在治学上无不 以“博学”、“求实”为宗旨。他们以宋学为根底，兼采汉学博证、务实的学风。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明中叶以来以杨慎为代表的考据派的影响。如顾炎武作《日知录》，“论 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注：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顾炎武与清学的黎明运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在撰写 《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地理考据著作时更是重视杨慎、徐霞客倡导的“目 睹身历”的求实精神。王夫之治学力求做到“言必证实，义必近理”(注：《四库全书 总目》卷6经部6易类6“周易稗疏”。)，在其《书经稗疏》、《诗经稗疏》、《周易稗 疏》一类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名物、典制等的考证内容。黄宗羲在治学中强调：“读书 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 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他所作的《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等，均为考据性的著作。

在考据的内容、方法上，受明儒的启迪或直接承继其衣钵的也大有人在。如明儒十分 重视古代音韵、古字的音义的研究，并取得颇多成绩。顾炎武则继续其工作，作有《音 学五书》，其中的《诗本音》主要是根据陈第《毛诗古音考》的诗无叶韵说，并参其考 证方法，注明《诗经》韵字的古音原读。其后江永著《古韵标准》，其弟子戴震著《声 类表》、《声韵考》，进一步发展了古代音韵学的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2在 评论陈第《毛诗古音考》时说：“言古韵者自吴棫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益以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 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可见陈第对清朝音韵学研究的影响 。乾嘉以后古代音韵更是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方以智的《通雅》考证名 物典制、文字声韵，集明代考据学之大成，更是影响了清初一代学人。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