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这种疾病从古至今都没有办法断绝，相对于科学医疗水平发达的今天，古时候的人在医疗防护上面的认识还不够完善，所以瘟疫一旦流行就会造成很大的后果。

和我们现代人知道瘟疫是由于病毒传染导致，古时候的人在各种设施都很简陋的情况下，并不能查清楚瘟疫的来源是哪里，全凭借一时间的经验，那么古时候的人是如何看待瘟疫以及治疗瘟疫的呢？

认为瘟疫和天气有关

《吕氏春秋》中曾记载：在冬天的时候也有暖冬这种气候，天气不冷也不热，但是空气中的湿度很大，特别容易引发瘟疫。这是最初的认识，因为冬天的时候，气温不低也不高，在湿度较高的情况下确实适合细菌的生存和繁殖。

《黄帝内经》中也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祖先们把瘟疫比作体内的毒气，会在人和人接触之间传播。而现在的科学也表明，细菌就是在空气中传播的，人和人之间的交谈中如果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细菌就会通过体液传播开来，通过进入人的呼吸道，散布在空气中，从而使人们生病。这种认识在几百年前是非常先进的了。

在遥远的三国时期，人们则是认为瘟疫的流行是鬼神作祟。从曹植留下的文笔中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为了防护疾病还经常给自家贴上符文，用来庇护自己，不染瘟疫。然而这是十分无用并且可笑的举动，相对于这种情况，曹植认为疾病是温度变化带来的结果。

古代人如何防止瘟疫？手段你想不到

根据《黄帝内经》中的记载：为了防止病毒侵入，你需要保持自身的免疫力，平日里需要保持心情愉悦，精神也要乐观向上，躲避毒气的来源。这样安歇毒气邪气自然就不会找上你，你也会保持健康长寿了。从现代我们了解的知识来看，预防瘟疫的方法确实是需要避开病原体，也就是所谓的隔离，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病毒的传播。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得到了瘟疫中的人穿过的衣服，需要用大锅烧开水蒸煮，这样才可以防止一家人不被感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李时珍所说的方法就是高温消毒，这也是很有效的方法。通过高温来杀死残存在衣服上的病菌，从而达到阻绝的效果。

另外李时珍还在《本草纲目》中记录了一味药材，据说可以治疗瘴疠，这个药材大部分人都不会猜到。这个药材其实就是人的天灵盖，也就是头盖骨。关于这个药材，李时珍也没有很详细的记录该怎么用，用多少，只是说可以用，但估计也没有人敢用。一直到现在，都没人敢尝试，所以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可以看出，关于瘟疫的防范，我们的古人其实还是比较有办法的。时间逐渐推进，反而到了清朝时期，对于瘟疫的科学认识反而没有那么好了。冯玉祥所写的《我的生活》一书中写过这么一个故事。

那时候他在军队当兵，突发瘟疫，病死人数极其之多。不但没有人想办法医治，反而想了个奇怪的主意：攻打瘟疫之神。于是一群人提着枪，跑到城里将队伍排成若干排，一排排的放枪，从早上打到晚上，希望以此来赶走瘟疫之神。结果打的满城都是火药的味道，那些病人还是该死的死，被传染的人数也没有减退，实在是好笑。毕竟瘟疫还是需要医学才能够拯救。

防止瘟疫 要养“正气”

虽说《黄帝内经》中的“正气”指的是自身的免疫力，但我觉得想要防备瘟疫，最主要的是需要我们自身的自律。想要拥有一个好的身体，就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每天作息规律，不沾染坏的东西，同时也要有一个健康的思想，做一个正直的人。

很多的病毒传播都是和人们本身的一些恶习有关，如果没有随意捕食野生动物，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大规模病毒传播。之前还看到新闻报道，很多年轻人熬夜猝死，或者是吃了一个月的外卖结果肾脏衰竭，或是喝了一个月的珍珠奶茶结果长了结石，这一件件事情听得人们心惊胆战，那既然这样为何还不从我做起。

“正气在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这句话是老祖先留给我们的千古遗训，传承多年自然有它的道理。

面对时下的疫情，全民采取了隔离的方法，即减少外出，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切断传染病的传播。我国古代中医把传染性疾病统称为“瘟疫”，认为瘟疫发生时隔离病人，可控制传染源，因而自古以来就有隔离瘟疫的方法。

如先秦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载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民众如果得了传染病，就需要被隔离到单独的房屋里进行治疗；《晋书》记载晋朝时若官员家里有传染病人时，官员本人虽然没有病，但百日内不允许进宫；《南朝齐会要·民政》记载，萧齐时太子长懋等曾设立了可以收隔病患的医疗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者；北宋医学著作《太平圣惠方》记载当瘟疫进入百姓家庭时，需要开窗通风，这样不会传染等。

清朝是我国天花流行最猖獗的时期。天花又名痘疹、痘疮，是最古老的疾病之一，传染性很强，病死率也很高，它同鼠疫、霍乱、伤寒一样曾严重威胁着古人的健康与生命。当时的紫禁城里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隔离，即通过避痘、查痘、在热河（承德）建造避暑山庄、设立围班制度等方法，来达到防治天花的效果。

避痘是清初帝王隔离天花的主要方法。据清代史料笔记《北游录》记载，1644年清入关后，由于京城天花流行，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凡是有天花病人的地方，周围八十步都要用绳子围起来，其他人不得入内。据史料《东华录》记载，顺治二年（1645）曾规定对天花患者进行隔离，要求在京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处各指定一村，作为京城里出痘者隔离的集中地，以防疫情蔓延。

顺治帝本人则采取停止大规模朝会或出宫暂停留宿的避痘方法。如《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某次寿辰时，由于京城天花流行，因而下令免去了朝贺礼；又如《北游录》记载，顺治十二年十一月，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即孝惠后出痘，顺治帝便急往南海子“避痘”，并下令宫中每天去送碳的人，无论男女，只要没出过痘的，都应该在五十丈外止步。

康熙帝刚出生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孙氏抱出紫禁城，进入北长街北口的福佑寺隔离。偏偏两岁那年，他仍然没有躲过天花的侵害，在多方的悉心照料下，所幸保住了性命。康熙帝搬回了紫禁城后，天花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他的周围。据清代官书《国朝宫史》记载，康熙十三年他曾下令，宫中太监及宫中行走等人，如果家中有患天花的病人，治好的在家待一个月，尚在治疗的须在家住百天，然后才能进宫。避痘法虽然简单，但效果良好。

为有效隔离天花，清代宫廷设立了查痘官员职位，即查痘章京。当时天花病人几乎每年都有，宫廷规定的查痘的对象从八旗军民扩及京城住民、出洋贸易者，以及来京外藩。查痘章京一旦发现症状，即进行隔离，要求患痘民众远离都城，或谕令未出痘外藩不能来京；对于隐瞒不报的，还将从严惩处。据清代史料《癸巳存稿》卷九记载，查痘章京专职负责八旗及京城居民的天花检查，凡是发现得天花的病人，一律要求迁移单独的场所；在皇城外对宗室王公、公主郡主之家采取隔离性保护措施，即上述住宅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天花病人进入；负责管理蒙古王公的进京事项，只有出过痘（得过天花且产生了抗体）的官员才能进京。

位于承德地区的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是清代皇家园林，但是其建造的初衷却是与隔离天花有关。康熙帝于十六年在热河巡查时，突然发现这里不仅是连接京城和蒙古高原的咽喉之地，而且有利于隔离天花病毒，自然气候条件还适合于避暑、休憩，因而下令建造一座行宫，这就是避暑山庄的由来。清代皇帝每年5月来到山庄，10月前后返回京城，在这里围猎、召见群臣、批阅奏章、接见未出过痘的蒙、回、维等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及开展其他政治活动，驻跸近半年之久。

康熙帝在热河除了建造避暑山庄，还采取了相应的围班制度，以利于未出痘的蒙古各旗首领参与其主持的政治活动。所谓“围班”，就是皇帝每年秋天在热河举行围猎时，边区蒙古及西北民族部落首领分批觐见皇帝，并参与皇帝主持的围猎、宴席等活动。

位于热河的西北部的木兰地区，面积近万平方公里，这里林深菁密，水草茂盛，是极好的狩猎之地。围班制度是年班制度的补充形式。根据清朝制度，蒙古各旗王公每年年末都要进京觐见皇帝，在京城停留40余天，称为年班。期间，他们向皇帝献上贡品，皇帝也会回赏礼物，设宴招待他们，举办各种欢庆活动，并了解各旗政务，以加强对蒙古各旗的管理。

清初京城天花流行之时，为避免天花传染，皇帝下令凡是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得年底来京朝勤，但可以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木兰围猎，皇帝也可借此机会接见他们，并给与各种赏赐及娱乐性招待。此时热河秋高气爽，地广人稀，可以较为有效地避免天花传染。

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条件，清代宫廷采取的上述隔离天花病毒的措施有着不完善的方面，但是对于防止瘟疫的蔓延、正常开展各项活动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认为，上述隔离法是我国传统中医防疫理念的应用方式之一，亦能体现我国古人的智慧。（周乾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长江日报》称，李兰娟院士的团队在武汉发布重大声明，证明阿比多尔、达芦那韦能有效抑制冠状病毒。这一消息振奋人心。但是想想现代科研水平如此之高，但在攻克疫病方面仍然存在不足，由此回想，古代科技医疗水平严重落后，那么古人是如何抗击疫病的呢？其实道教早有方法，而且其中一些方法今天都值得学习、借鉴。

瘟疫下的百姓

道教何时产生，尚存争议，但是大家知道汉末黄巾之乱和《三国演义》为那首脍炙人口的结尾诗“张燕张鲁霸南郑”。黄巾军张角创建太平道，以道教《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建五斗米教，亦用画符、驱邪、救人为手段。他们二人的共同的特点是利用汉末瘟疫的肆虐，以自己的宗教（被认为是道教的分支）为依托，治病救人，获得信徒，壮大实力，最后割据一方。在他们扩张势力的过程中反应的就是他们依托的组织——道教在古代瘟疫肆虐时期治病救人的方法。

现代医学证明古代瘟疫系由病原体携带，在同类或异类中传播，无法遏制而成瘟疫。古代，甚至现代瘟疫（现代称传染病）必须有病原体、传播途径、易感染人群三部分同时具备，才能成为瘟疫。而古代道教治理瘟疫恰恰从这三方面入手。

瘟疫下的百姓和医生

从源头入手，是最有效的方法，没了传染源自然能遏制疫病。那么对已经染病群体怎么办呢？《黄帝内经》已经提出“避其毒气”的办法，就是要避开已经受感染的人群，主动自我隔离。这包括隔离病人或者健康人远离病人。

西晋王隐的《蜀记》“张陵避病疟于丘社中，得咒鬼之术书，为是遂解使鬼法。”从这句话我们得出两点结论，首先汉末蜀中闹瘟疫，张陵（张道陵）去人烟稀少处躲避，这体现的就是远离染病者；第二，张陵得到了仙书解除了被认为是鬼怪肆虐才引起的瘟疫，文史君认为这反映的则是因为他（以张陵为代表的一群人）避开染病者使得疫病传播停止，疫情有所好转。

张角的动漫形象

东晋大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提出对麻风病的处置方法，即“病癞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将之送置山穴中”，虽然看似不人道，但那个医疗落后的时代，能不扩大传播就很不错了。葛洪发现隔离麻风病人能很好地防止病情扩大，所以才提出将病人隔离到深山的处置措施。

元明之际编写的《道法会元》记载，宋元之时，民间流行用道家法术隔疫防瘟。“凡邻家有时灾，恐不知忌煮息传染者，书篆符命镇断……向浇画地界……和瘟符烧於灶中及池井水缸等处。”这里面夹杂着仙符镇鬼（疫鬼），但科学部分是隔绝病人。对患病者的住宅实行隔离，标识地界，防止不知道的人误入其家，扩大传染面积，而病人也自觉待在家中，不四处乱窜传播疫病。

葛洪

有了病原体，受害群体尚能控制。可一旦有了传播途径，那疫情必将扩大。比如现代交通发达，武汉封城前就有大量武汉人员离开，所以武汉疫情瞬间全国化，甚至世界其他地区也有了病例。古代道教已经意识到了疫病传播问题，所以也采取了措施。

首先就是消毒。道教精通炼丹玄学、中医药理，对医学技术有一定的掌握，所以道教就提出了消毒法。虽然不是专业的消毒水，但也是用有科学依据的中药。比如用雄黄等带杀毒灭菌性质的药材制作杀毒剂，将它们焚烧，用其烟雾熏蒸住所。《肘后备急方》就有“太乙流金方……中庭烧，温病人亦烧熏之”、“虎头杀鬼方……每月初一、十五半夜院内烧一丸”，这就是给住所消毒，用散播杀毒烟雾。

道教医药

除了住所之外，对自身的防毒庇护也要妥善安排。葛洪《神仙传》记载了一道士的配饰，其配饰“中皆有药，入口即活，天下大疫，有得药如涂其门，则一家不病，病者立愈”，可见将药物做成配饰，靠其挥发药性，杀死病菌，防护自身，十分有效。

第三就是将药物涂抹在道教认为的人体的几个重要地区，如人中、耳门等处。《肘后备急方》“辟温（瘟）病粉身方……以涂粉于身，大良”；《备急千金要方》“辟温（瘟）气,雄黄散方……以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这些都被认为是可以防疫防瘟的。

第四注重周围环境卫生。病从口入，祖先早有教诲。特别是在疫情发生期，尤其要注重环境卫生，防止呼吸、饮食过程中染病。《备急千金要方》“岁旦屠苏酒方，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当家内外有井，皆悉着药，辟温（瘟）气也”。饮食上，道教有诸多忌食忌口的教导，如葛洪人认为“霍乱者，多起饮

食（而起）”，《备急千金要方》因此主张“六畜自死，皆是遭疫，有毒，不可轻啖”。

被认为可以防疫的雄黄酒

第五个人卫生。除了日常洗澡，疫病流行之时，普通洗浴已经不行，必须用就是中医药浴。《备急千金要方》“凡时行疫病，细到东引桃枝，煮汤浴之。”这就是要洗药浴防疫病。

这主要涉疫病发生前、发生时，对易感染人群的预防措施。

增强体质，加强自身免疫力是防病的关键。道家经典中关于加强自身体质的办法可谓举不胜数。《太平经》有“食无形之物，节少为善…… 令人病悉除去”。 葛洪的《抱朴子》中“养生之尽理者， 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如此可以不病”。中医针灸配合道教五行极具古人智慧，是世界医学界的瑰宝，针灸在增强人体抵抗力上亦有作为，《灵枢》“以法刺之， 预可”就是指用针灸疏通经脉、可以增加体质，预防疫病。

针灸的银针

当然有病得吃药，没病得吃预防药，这也是关键。《素问》中有“小金丹方……（服之）无疫干也”；《肘后备急方》“又方（这里略其药方构成）家人视病者， 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吃这个药就可以预防染上瘟疫。

道教援引中医药理，使得自身在治疗疫病方面有一定可行性。虽然道教也会画符驱邪、饮用符水的办法，但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就是封建迷信，有的时候这种画符驱邪是面对瘟疫肆虐、穷苦百姓惶恐不安时安稳人心的手段。皇上还在瘟疫肆虐时会登台祭天、请求国师念经祷告、自己下罪己诏呢！道教在古代防瘟防疫中的办法很多都是科学的，是值得被今天借鉴的，这样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春节，是我国最著名的传统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蕴含着深邃的文化内涵，有着许多特有的习俗。王安石的《元日》有这么一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这里的“入屠苏”指的就是每家都要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喝屠苏酒，而喝屠苏酒就是古代人避瘟的方法。唐代韩鄂著的《岁华纪丽》中还这样说过：“元旦每人饮一杯屠苏，一年中就不会得瘟疫。”

“屠苏”本来是一种阔叶草，在古代南方的民间有这么一个习俗，人们会在房屋上画屠苏草作为装饰，这种房屋就叫做“屠苏” 。而屠苏酒就是从这种房子中酿造出来的，故称为屠苏酒。人们在大年初一饮用屠苏酒寓意为屠绝鬼气，苏醒人魂，据说还可以一年不会生病。此外，还有着滋补保健、防病疗疾等的功效 。

屠苏酒的配方为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附子等中药，将这些放入酒中浸制，便成了屠苏酒。传说是由汉末名医华佗发明创造的的，具有祛风散寒、益气温阳、避除疫疬之邪的功效，在唐代名医孙思邈将此屠苏酒的做法大为传播。 还被无数典籍所传载，使得屠苏酒有着很高的人气。渐渐地，大年初一佳节饮屠苏酒便形成了民风民俗。

中国以传统文化著称，在餐桌上饮酒的时候，一般都是从最年长者开始。不过饮屠苏酒却正好与之相反，是从最年幼的饮起。大年初一，一家团团圆圆，家人们聚在一起饮用屠苏酒，先从最年幼的小孩子开始，根据年龄以此往后排，年纪最长的在最后，每个人饮用少许。

大家好，我们是红太阳健康科普，关于古代爆发瘟疫，人类是通过什么方法度过艰难的？这个问题很有趣，我先抛砖引玉，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给大家总结一下，古代医家对付瘟疫的各种方法：

1、古代医生提倡“养内避外”的瘟病预防原则，制定了种类多样的预防瘟疫传播及流行的方法，既有中药调理之法，又有饮食起居调节之法；既有外用之法，又有内服和内守之法；并发明了汤、酒、丸、散、丹、饼、粉等多种剂型。

2、虽然时间久远，但这些方法是古代医家临床实践积累的经验，对现代临床实践、新药开发或保健产品研发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如口服方法对于现代流行性疾病的防治、涂抹方法对于精油制品的研发、焚烧和悬佩方法对于香薰制品的研发、沐浴方法对于洗浴制品的研发，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更清楚，我们祖先的一些聪明智慧

1、香薰、焚烧方法，在《良朋汇集经验神方》记载：“凡遇天年大行瘟疫，四时不正，一切疠气者，多以苍术烧之，能辟瘟邪，至奇。”

2、涂抹方法：预防瘟疫主要涂抹于鼻孔内。如《外治寿世方》记载：“雄黄研细末，水调多敷鼻孔中，即与病人同床，亦不传染。”或用油调敷鼻孔，如《经验良方全集》记载：“辟疫方：用雄黄末，菜油调，涂鼻中。”除雄黄外，常用药物还有苍术、麻油、清油、米醋等

3、好心情很重要，《鼠疫约编》记载：“避疫圣法，若能静心调息，一志凝神，以运气法行之，无不灵验。”由此可见，调理情志宜静心安神，忌烦躁易怒

4、好好吃饭：在《潜斋简效方》记载：“薄滋味，远酒色，尤为先务。”《慈济医话》记载：“预防之法，室不宜过暖，宜少食厚味，多食萝卜、绿豆、梨、藕等物。”由此可见，调理饮食应以凉性食物为主，忌嗜酒及肥甘厚味。　

以上古人智慧结晶，目前在临床中都有借鉴，但说到古代对抗瘟疫的方法，不得不提的是，古文献中也有一些属于封建迷信的预防之法，比如桃符、咒语之类，这些方法需要鉴别和摒弃。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也举几个例子。

1、道符，一般是由一些奇特的图案或文字组成。古人认为符是由天神所授予，具有召劾鬼神的作用，并且可以消灾解难，招财求福。

2、咒语，是由特定的音符和特定的符号所组成，并且是一些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师也就是行咒者，通过咒语对鬼神进行祈求或者命令，并把这种思想表达出来，以求达到驱除鬼邪、消灾灭祸、强身健体等目的。

这是我知道的，希望大家继续留言，不同的思想会有更多的火花。

据统计，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我国一共发生了321次瘟疫。尽管如此多灾多难，但因为治疗及预防及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 、黑死病等重大瘟疫。

当然，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人在防治瘟疫也是一部成长史、曲折史、血泪史和有效史。

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我国古代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春秋时期，鲁国曾爆发大疫。当时人们几乎不了解疫病的原因。通常认为是瘟神作祟，或是阴阳不合所致。

从汉代开始，我国的疫病记载出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两汉疫病共有13次，流行年份约为20年。

魏晋南北朝时共有17次，流行年份约为40年。到了明朝时期，疫病出现暴增趋势，在276年间，疫病流行年份就有118年，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次疫病。

而到了清代更为恐怖，仅官方的记载的疫情就高达134次，平均两年一次，而且疫病中的死亡人数也在剧增。

史据悉，上疫病死亡人数最多的是金朝时期的汴京大疫。

当时的汴京大疫发生后，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汴京城共死了近百万人。

无独有偶，到了明代瘟疫成了人们的杀手锏。永乐年间的瘟疫，有十万人死于非命； 正统年间，有四万人死于疫病；景泰年间，有两万人死于灾难；正德年间，有九万人死于暴亡； 万历年间和崇祯年间，瘟疫更猛，死者竟到了不可统计的地步。清代时期，鼠疫、天花和霍乱横行，依然是死亡无数。

尽管如此，古人还是一点一滴地积累了疫情控制手段。主要手段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上名医名家发挥“定心丸”作用。

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就是以治疗“伤寒”病成名的，他的著作《伤寒论》有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书中的方药至今沿用。而神医华佗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等医学家都被称之为治疗瘟疫的专家。

总之，这些名医名师为抗防治瘟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他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第二， 官府组织医官全力救治。

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到了唐代以后，朝廷组织防治瘟疫就已成为制度，地方官员全力配合医护人员，救死扶伤。宋朝期间，瘟疫发病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免费发放中药，并开仓赈济。明清时期，根据疫情等级，由医官配置汤药或膏药，给患者按病下药。有时太医院也会参加，民间也会自发组成免费的医疗队。

第三，及时隔离控制疫情蔓延。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于是设立隔离病坊，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传播。

据悉，唐朝时已有麻风病的专门收治机构，收容机构叫“疠人坊”，将传染病人强制集中到某一处进行隔离。而到了宋代时的收容机构叫“安济坊”，明清时又设立“避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