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今指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和授权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关，分为综合大学，专科大学或学院，它选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者进行教育和培训，并以考试考核的方式检验其所学知识和技能，另有，古指儒家基本经典之一《大学》，也指聚集在特定地点传播和吸收高深领域知识的一群人的团体。

1、大学以诗书礼乐为学习内容,而小学则以文字训诂为教授内容,故小学成为文字学的别称，有几点可说。

2、入小学的年龄大体在8岁，而一些特殊人物至13岁才入小学，甚至一些天性比较晚成的人，也就是智力开发比较晚的，15岁才进小学。

3、入大学的年龄大体在15岁，而一些特殊的人物至20岁才进大学。

4、小学学习的内容，如朱熹《大学章句序》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此有译文，可参见后文《朱熹〈大学章句〉译介》。

5、大学学习的内容不一样了，从学“见小节而履小义”至于“见大节而践大义”了。如朱熹所说：“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6、小学是“见小节而履小义”。大学就是教育成人“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就是“大节”、“大义”，而且不仅要“见”，还要“践”。《大学》就是这样的经典。

《大学》的内涵及应用

1、《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两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该文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等均有深刻启迪意义。

2、国父孙中山作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中第六讲题提到；“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

1、《私家藏书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增刊；

2、《明清藏书家印鉴平议》，《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6期；

3、《阮元的学术地位与成就》，《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4、《阮元与编刻书籍》，《图书馆学刊》1991年第3期；

5、《阮元与诂经精舍》，《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

6、《敦煌学书林新结硕果》，《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

7、《从日本辑刻的〈古逸丛书〉及其文献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

8、《发掘与开拓》，《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

9、《张元济与中日文化交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0、《中国古籍索引的回顾与前瞻》，《辞书研究》1994年第2期；

11、《古籍分类中增设“方志部”的探讨》，《中国地方志》1994年第4期；

12、《古籍丛书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价值》，《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13、《阮元与学海堂》，《文史》第41辑（1996年4月）；

14、《试述古汉语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

15、《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

16、《〈古逸丛书〉与中日汉籍交流》，《中国书目季刊》（台湾）第30卷第3期（1996年12月）；

17、《关于古籍索引工作的若干思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18、《〈四库全书〉绢面颜色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19、《中国古籍丛书的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

20、《古籍丛书所蕴涵的中日典籍交流》，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

21、《阮元与〈十三经注疏〉》，《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

22、《浅谈清代档案的价值》，《历史教学》1997年第8期；

23、《〈皇清经解〉辑刻始末暨得失评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5期；

24、《阮元创设诂经精舍考略》，《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冬之卷；

25、《略论〈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文教资料》1997年第6期；

26、《论〈经籍籑诂〉的编纂及其功过得失》，《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

27、《从古籍丛书看中日典籍交流》，《文献》1998年第1期；

28、《二十世纪古籍索引编制概述》，《文献》1998年第2期；

29、《〈四库全书〉及其存目书收录外国人著作种数考辨》，《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30、《〈宛委别藏〉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2期；

31、《中日典籍交流史研究的新进展》，《日本学刊》1998年第6期；

32、《日本的汉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书目季刊》（台湾）第32卷第3期（1998年12月）；

33、《试论阮元在训诂学上的贡献》，《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

34、《由训诂以考文化——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二》，《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35、《由训诂以明义理——阮元训诂学成就研究之三》，载《’98语言论丛》，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36、《试论阮元在金石文字学领域的成就》，载《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2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37、《清代杭州灵隐书藏及经藏考略》，《东南文化》1999年第3期；

38、《关于图书馆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思考》，载《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论文选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39、《杭州诂经精舍教学效应》，《杭州研究》2000年第2期；

40、《对〈四库全书〉厥功至伟的清代华籍韩人金简》，《故宫文物月刊》（台湾）2001年第5期；

41、《阮元与〈皇清经解〉》，《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2期；

42、《关于〈支那学入门书略解〉》（日文），《日本国立福井大学教育地域科学部纪要》（2001年12月）；

43、《长泽规矩也在编纂、刊刻汉文丛书方面的贡献》，《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4、《长泽规矩也与和刻本丛书》，载《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45、《〈经籍籑诂〉与汉语辞书编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

46、《清代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之互动关系》，《文献》2003年第4期；

47、《〈经籍籑诂〉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的地位》，载《汉语史学报》（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48、《类书与汉语词汇史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

49、《国外和台港地区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述》，《中国索引》2004年第1期；

50、《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扬州史志》2004年第3期；

51、《章学诚与索引学》，《书目季刊》（台湾）第38卷第3期（2004年12月）；

52、《评王章涛〈阮元年谱〉》，《书品》2004年第6期；

53、《〈经籍籑诂〉对现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编纂的助益与启示》，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3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4、《清代江南地区学术研究兴盛与私家藏书发达之关系初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4期；

55、《试论日本所编的中国古籍索引》，《文献》2005年第2期；

56、《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7、《台港地区所编古籍索引综述》，《辞书研究》2005年第3期；

58、《长泽规矩也〈支那学人门书略解〉之得失》，《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9期；

59、《阮元与朝鲜学人交往考略》，载《中国江南与韩国文化交流》，学苑出版社，2005年；

60、《欧美的中国古籍索引编制概观》，《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1期；

61、《中日学术交流与古汉语文字学研究》，《东北亚学刊》2005年第4期；

62、《孙诒让学术思想与玉海楼藏书特色之关系》，《文献》2006年第2期；

63、《中日学术交流与汉语训诂学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

64、《俞樾与中日韩文化交流》，《韩国釜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2月）

65、《20世纪上半叶“四库学”研究综述》，《汉学研究通讯》（台湾）第25卷第2期（2006年6月）；

66、《日本的汉语史研究之历史与现状——兼论中日学术交流对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东华汉学》(台湾)第4期（2006年9月）；

67、《阮元在中朝关系史上的若干事迹考述》，《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68、《经世致用与宏博会通——钱穆治学精神之精髓》，《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69、《日藏汉籍珍本的调查与研究》，《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6年第4期；

70、《诂经精舍对19世纪浙江学术发展之重要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71、《阮元与朝鲜学者金正喜之交往》，《扬州史志》2006年第2期；

72、《日本的中文书店与汉学研究》，载《天一阁文丛》（第4辑），宁波出版社，2006年；

73、《俞樾对中日文化交流之贡献》，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5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74、《从〈揅经室集〉看阮元的治学方法——以训诂学为中心》，载《汉语史学报》（第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75、《关于古文献学的十大思考》，载《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

九州

（古籍所载的地域分划、中国的代称）

九州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夏、商、周时代的地域区划，后成为中国的代称。古代中国人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区域，即所谓的“九州”。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禹贡》是战国后期学者所作。

组 成

冀 徐 兖 青 扬 荆 梁 雍 豫

最早出处

《尚书·夏书·禹贡》

九州词语来源

大禹

“九州”最早见于《禹贡》，相传古代大禹治水时，把天下分为九州，于是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又有 一说，为黄帝始创“九州”之说）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方圆”是指范围。因此，“九州方圆”，即“中国这块地方”。 即九州方圆,地大物博,气势磅礴的一种景象。

《尚书》中的《夏书·禹贡》记载，大禹的时候，天下分为九州，分别为豫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冀州、兖州。

《尔雅·释地》中的记载，没有青、梁，而有幽、营。

《周礼·变官·职方氏》中的记载，没有梁、徐，而有幽、并。

估计并州是从冀州里分出的，幽州是从青州里分出的，指渤海的西北岸及辽东一带；后来的益州是梁州的发展，指今中国西南地区；凉州是从雍州里分出的，指今中国西北地区。

九州九州探究

九州之称，由来已久。“九州”原是虚指，后来才逐渐具体化。从字面上看，“州”字金文中写作“A”，正像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之形，《说文解字》第十一下曰：“水中可居曰州。”可知其本意当与《诗经·王风·关雎》中“在河之洲”中的“洲”字略同，与行政区划无关。古时降水丰沛，人们往往居于傍水的高丘之上。因而“州”又成为居住区域的名称，遂有“夏州”、“戎州”、“平州”、“阳州”、“外州”、“瓜州”、“舒州”、“作州兵”之说，犹如“商丘”、“雍丘”、“作丘甲”之类。“九”字之意有二：一是确指，如“八年之中，九合诸侯”之“九”；一是虚指，表示很多，如“九山”、“九川”、“九泽”、“九薮”、“九原”等之“九”。既然“州”是很小的地理存在，“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九”就不可能是确指，而应是虚指。所以从本意上讲，“九州”决非指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而当是众多有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的总称；由人之故，又引申为“全国”的代称，犹“天下”、“四海”之谓。 [1]

到后来，“九州”终于具体化为九个大型的行政区划。因在现有可靠资料中，具体的“九州”只见于战国，而未见于春秋，所以其时间可能在战国初期。

《周礼·夏官·职方氏》曰：

九州地图

“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逸周书·职方解》与《周礼》全同，考虑到《周礼》较有系统，很可能是《逸周书》抄袭的《周礼》。）

《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曰：“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

《尚书·禹贡》：“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为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尔雅·释地》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九州。”

书名

九州名称

禹贡

冀

兖

青 徐 扬 荆 豫 梁 雍

尔雅释地

冀

兖

徐 扬 荆 豫 雍 幽 营

周礼职方

冀

并

兖 青 扬 荆 豫 雍 幽

吕览

冀

兖

青 徐 扬 荆 豫 雍 幽

《淮南子·地形训》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兖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申土。”

《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河图》曰：“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昂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

《初学记》卷八·州郡部·总叙·州郡·第一引《河图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昆仑之墟，下洞含右；赤县之州，是为中则。东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正北曰玄州一曰宫州，又曰齐州，东北曰咸州一作薄州，正东曰阳州。”

上述材料虽然联系密切，但区别也很明显，尤其是前四条与后三条之间差异更大。如各条中均有弇州（或作兖州，弇、兖字通。《初学记》形讹作拾州），但前四条定位在济、河间，后三条则定位在“正西”；冀州、阳州（形讹作扬州、杨州，阳古作阳）也是如此。所以上述材料应当基本分为两派：前四条为一派，可暂称为《周礼》派；后三条为一派，可暂称为《河图》派。

《周礼》派各家虽然也略有差异，但“九州”所包括的地域基本符合周朝的统治范围，并且各州分布亦与汉晋分布大致相同，易于理解，并无多少疑点，疑点最多的是《河图》派。《河图》派既曰“正西弇州”，而弇州就在山东西部（或曰济、河之间），古来如此，至今仍然，那“九州”范围岂不只限山东地区了吗？并且《河图》派有八个州均按以东南西北确定的八个方位分布着，正中则是冀州。

也有人撰文，论证了自黄帝始的先夏氏族和夏氏族可能都起于山东，夏代中晚期乃渐西迁至于河南的观点。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则《河图》派的诸种疑点都能迎刃而解。如果禹治水等活动的范围就在除胶东以外的山东地区，那根据茫茫禹迹所画的九州（虚指）自然就只能限于山东。后来（战国初期）九州具体化，如果明白真相的话（已有很多人不明真相了，如《左传·昭公元年》），学者仍会将它限于山东，在山东境内寻找要确定为州名的地名。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弇州，即今兖州。今市西30里有山名嵫山，大概因有奄国在附近，所以嵫山又名崦嵫山、奄山，为神话中日之所入。其上有神称弇兹，《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海渚中有神，……名曰弇兹。”西海即古之大野泽，在嵫山之西。弇州之名盖源于此；台州（或讹作括州、柱州），《列子·黄帝》曰：“华胥氏之国在兖州之西，台州之北。”地难考实。或谓源于古台县，《山东通志》卷三十三·疆域志·古迹一·济南府·历城县条云：“台县古城，在县东八十里，春秋齐邑，汉置县，属济南郡。高帝六年，封东郡尉戴野为台侯。”在今济南市东北30里，但台、台二字古异，疑非；玄州，《庄子·在宥》曰：“尧……流共工于幽都。”《尚书·尧典》曰：“流共工于幽州。”玄、幽意同，或即幽州，地难考实。或作济州，泰沂山系之北古有济水流过（今为黄河河道），依此而名济州，亦通。薄州（一作咸州），山东东北部古有薄姑氏，《史记·周本纪》曰：“迁其（奄）君于薄姑”，在博兴县东北15里，薄州之名盖源于此。[1]

阳州，为神话中日之所出，山东东部古有阳国，《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历代州城形势一云：“沂水县南有阳都城，古阳国。或曰，阳国本在今益都县东南，齐逼迁之于此。”齐迁之事见《春秋·闵公二年》。益都今有河名阳水，莱州古有阳邱山（《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八·莱州府云：“阳邱山在掖县东南三十里，亦名马鞍山。”（今名大泽山），都可能与阳国有关。阳州之名盖源于此；神州，《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地难考实，惟《姓苑》云：“琅邪有神氏”，不知是否有关；昂州（或作次州），地难考实；戎州，山东西南部古有徐戎，《左传·隐公二年》云：“公会戎于潜。”即是。戎州之名盖源于此。 [1]

冀州，位居正中。文献中言之较多，如《楚辞·离骚》曰：“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曰：“冀，九州中，谓今四海之内。”但均未指出具体所在。

现在所知最早与冀州结下关系的恐怕就是黄帝和蚩尤了。《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使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遂杀蚩尤。”《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赤）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其它有关黄帝战蚩尤的材料还有，《初学记》卷九引《归藏·启筮》：“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盐铁论·结和》：“黄帝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

赤帝即炎帝，又号大庭氏，在今曲阜市附近。空桑即穷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穷桑，少皞之号也。……穷桑地在鲁北。”穷桑很可能就是宁阳县与曲阜、泗水两县交界处的小山脉。黄帝所居，即轩辕之丘，《山海经·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在（此）[其北]，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一曰]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一曰]在轩辕国北。”既曰“不敢西射”，则轩辕丘当在穷山西，“一曰”者并不可靠。穷山即穷桑，地在“鲁北”，可见轩辕之丘当在曲阜西北。《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曰：“封黄帝之后于铸。”铸后为蛇丘县治，在今泰安市西南夏张镇南故县村，正在曲阜西北。既封其后于此，可能此即古轩辕之丘所在，至少不会太远。涿鹿即蜀禄、烛龙、九淖，为古蜀族。《左传·宣公十八年》曰：“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在今泰安市西。可见这里远古确有蜀族。又《山海经·大荒北经》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是谓烛龙。”章尾山即钟山，又名舂山、东山。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该山很可能即今蒙山山脉的主峰龟蒙顶。若果如此，则古蜀族当原在平邑县东北一带。

冀，金文作“B”正象双角鬼脸人形。中国古有崇鬼风俗，冀州当即鬼州之意。梁《述异记》卷上曰：“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首？]，四目六手。……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正是鬼的形象。蚩尤被杀于冀州，看来应是被杀于他的老巢。赤帝、黄帝、穷桑、涿鹿既然都在汶泗上源，由此分析，蚩尤、冀州也应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述异记》又曰：“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山东地区蚩尤遗迹很多，并且也有蚩尤戏，据马德怀先生说：“早年山东泗水县民间保存了此项传统。”也可为证。

再具体说来，笔者曾据《穆天子传》推证洋水很可能就是流穿今新泰市境内的今柴汶河，为汶河的支流之一。关于柴汶河，学界有一定争议。依《水经·汶水注》，古柴汶河原名淄水，因流经柴县故城（今新泰市柴城村）北而“世谓之柴汶河”，但其源头并非今东周河，而是今羊流河。《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曰：“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成在今宁阳县东北90里，足证古柴汶河确名淄水，郦说当有所据。至于今东周河，《水经·洙水注》则以之为古洙水之源，西南流入泗水。但是今东周河与泗水之间隔有关山，不可能相通，也就是说今东周河不可能是古洙水的上源，而只能向西流注淄水（古柴汶河）。郦道元必是失察。至于《山东通志》言洙水之源在关山，且言小汶河（即今东周河）约在元明时汇夺淄水，那汇夺之前小汶河又流向哪里呢？总不至于自淤成渊吧？所以小汶河当自古就是淄水的一条支流，其名可能曾是洋水。《归藏·启筮》曰：“蚩尤……出自羊水，”如果羊水就是洋水，蚩尤又在汶泗上源范围之内，则羊水只能是以今东周河为源的今柴汶河，蚩尤只能在今新泰市境内。这是很有可能的。若果如此，冀州之地也就在今新泰市境内。

换个角度说，《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县条应劭注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广弘明集·对傅奕废佛僧事》引古本《纪年》曰：“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由此可知，尧都平阳应无问题。那平阳又在哪里呢？查阅文献，古名平阳者共有四处：一在山西，《左传·昭公廿八年》：“赵朝为平阳大夫，”《水经·汾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晋烈公元年，韩武子都平阳。”今临汾市治；一在河南，《左传·哀公十六年》曰：“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今滑县东南；两在山东，《春秋·宣公八年》曰：“城平阳。”今新泰市治；《左传·哀公廿七年》：“越子使后庸来聘，……盟于平阳。”杜注：“西平阳。”《水经·泗水注》引古本《纪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齐田肸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今邹城市治。

尧在河南并无证据，所以滑县之平阳为尧都的可能性很小，基本可以排除。尧在山东的证据则较多，因而新泰、邹城两处之平阳有一处为尧都是有可能的。进一步说，顾祖禹评论泰安州的形势曰：“州北阻泰山，南临汶水，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山东形胜，莫若泰山；泰山之形胜，萃于泰安。由此纵横四出，扫定三齐，岂非建瓴之势哉！”而这种“介齐鲁之间，为中枢之地”的形势在泰安州中尤其体现在新泰县（现设市）。据考古学研究，山东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乃是鲁中南山地及其周围一带，新泰正处于该范围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尧虽然可能起于今菏泽地区，但设都于新泰一带，居中以驭四方却是极有可能的。就此而言，僻处西南的邹城是无法相比的，也就是说，如果尧在山东的话，其都平阳最大的可能是在新泰。尧在山西证据也较多，临汾之平阳为尧都虽不能完全肯定，但也无法完全否定。但既然尧在山东比在山西的可能性更大，证据也更多，那尧都平阳之在新泰也就比在临汾更具可能。综而言之，新泰的平阳最有可能是尧都。《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陶唐即尧的氏族，其在冀州既明，而都邑平阳最可能在新泰，也就是说古冀州最有可能是在今新泰市境内。

明白了这一点，《河图》派九州的分布十分均匀、冀州被称为“正中”的原因就好理解了。《河图》派九州说也就并非无稽之谈了。后来，据《孟子·万章上》说：“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曰：“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可知，舜、禹皆可能都于尧都平阳，皆可能都于今新泰市境内。今市西有禹村镇，历史悠久，为这种可能又提供了一条佐证。为什么要这样呢？当然是与新泰的地理形势（正中）有关了。。为什么会如此呢？恐怕是与禹可能都此有关！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疆域的扩大、对古史的遗忘，人们已经很难读懂实际保存了历史真相的《河图》派九州说了。于是便依据当时中国的版图来误读和改写它们，从而产生了《周礼》派九州说。甚至我们还可根据《周礼》派各家所保存的原貌的多少（如正东、正北、正西、正南、东南、东北等以方向定位置的词语）来大体判断其产生时间的早晚，即可能《周礼》最早、《吕氏春秋》其次、《禹贡》再次、《尔雅》最后。后来，邹衍又提出大小九州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这恐怕就是邹衍既见两种“九州”说而又不能解其乖异，遂折中而言的结果。

在尧舜禹时代，黄河流域究竟是处于部落联盟形式之下，还是处于酋邦形式之下，最早较全面地介绍塞维斯的酋邦理论并尝试采用此理论研究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著作是张光直的《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此观点的代表是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也有相关论述。学术界尚存在争议，但此时黄河流域尚未步入国家，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此不多述。此时的黄河流域与大同江流域在东亚前国际体系中分别处于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是我们要加以考察的问题[2] 。

分析《禹贡》的行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冀州所占据的主导地位。首先，冀州被列为九州之首。其次，在提到其他八州时，都要贯以描述其地理方位的说法，如“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淮、海惟扬州”等等，而冀州前面却没有任何说明。第三，其他八州都提到“厥贡”，而冀州没有。按金景芳的说法：“原来尧舜禹的部落联盟仅处在冀州一隅。以治水为契机，尧舜禹这个部落联盟的势力已延伸到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八州，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还不能把八州存在的部落联盟、部落、氏族等等以血缘为纽带的大小共同体并入自己的部落联盟。”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序”第4页。《禹贡》将九州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来描述，就是当时已存在东亚前国际体系的证据。《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说苑·修文》说禹：“南抚交趾、大发，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岛夷，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讲的并不是国家的疆域，而是这一前国际体系的空间范围。其东方达到鸟夷的所在地，就是《禹贡》中的“岛夷”居住的大同江流域，显然，朝鲜半岛北部是包括在东亚前国际体系之内的。

《禹贡》将此前国际体系分为九州叙述，意味着组成这一前国际体系的具体单位不论是部落联盟、部落、氏族，还是聚落或聚落间组成的各种层次的联盟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们之间首先是分别构成9个大的区域性次体系，而后才由这9个次体系联结为东亚前国际体系。

……

“东夷”分布在包括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构成一个环渤海居住的大族群。环渤海考古学文化上的共性，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鸟夷与炎黄系部族的关系，除了《禹贡》记载的贡道之外，在史书中就找不到任何记载了，但东夷与炎黄系部族的关系，史书中却有迹可寻。

《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载黄帝以后联盟的最高首领依次是：

黄帝——颛顼——帝喾——挚——尧——舜——禹

颛顼氏，据张博泉先生考证，其居住地在今辽宁省西部地区，《箕子与朝鲜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第2～5页。而这里也是商人先世的发源地。商人先世起源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的七老图山一带。参见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关于殷人的起源地问题》，《史学集刊》1981年复刊号；干志耿等：《商先起源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从商人的始祖起源传说与东夷人属于同一类型来看，杨军：《〈诗经〉婚恋诗与先秦婚恋风俗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第151～153页。这里在夏初还属于东夷文化的范围，此地区的居民显然属于东夷人的分支。挚，《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少昊挚以鸟为图腾，其后裔郯子又是东夷小国之君，显然挚也属于东夷民族集团。舜，据《孟子·离娄》：“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周处《风土记》也称：“舜，东夷之人，生姚虚”，说明舜也是东夷人。禹生前先后选定皋陶与伯益作为自己的继承者，而皋陶与伯益也都出自东夷人的部落高光晶认为，皋陶与伯益都属于少暤氏集团，即出自东夷。参见高光晶：《中国国家起源及形成》，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第52页……对比《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可以发现，在尧舜禹所属的联盟体中，每隔一代即出现一位东夷人担任最高首领。由此推测，尧舜禹所属的联盟体内部可以分成两个系统，炎黄系与东夷系，二者是平等联盟的关系，联盟的最高首领由两系轮流担任。由此看来，似乎冀州作为次体系，内部可以分为两个单位：炎黄系与东夷系。

作为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自古以来一直受到中国文化的辐射，就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如果脱离中国文化去讲日本自己的文化，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伟大发明，汉字。日本至今不愿彻底废除汉字，不仅如此，日本还嘲笑韩国人摒弃了如此方便优美的汉字。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虽然韩国的影视剧很出名，但是我们从未听说过韩国有什么著名的大文豪，也没有出过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反而迄今为止亚洲5位诺贝尔文学家得主中，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归根结底还是和韩国废除汉字有关。韩国为什么没有著名作家？废除汉字的后遗症，日本至今嘲笑不已。

日本有川端康成，有村上春树，有东野圭吾，韩国这方面显然没有拿得出手的人物。这其实和韩国当初废除汉字有着直接关系。韩国自己发明的语言，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简单而残缺的语言，它远远没有汉字那样兼具实用性和美感，韩语是无法解释复杂语境的，又怎么能指望它写出严谨优美的文学作品？

韩国出不来优秀的著名作家，这也只是废除汉字的后遗症中的一个而已，或许使用自己发明的文字能让韩国人有自豪感，但是韩国人除非特意去学习汉字，不然都看不懂自己国家的古籍与文物上的汉字，在公众场合大喊一声某人的名字，会出现多个人以为叫的是自己。除此之外，很多地名也会因为同音而让人混淆。

另一方面，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并不能完全脱离汉字，韩国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韩文名字，还要加上中文名字，不然不好区分。韩国的法律文书也全部由汉字书写，这种种都表明了韩国当年不应该发起废除汉字的运动，废除汉字不仅让韩国出不了伟大的作家，也招致其他不便，也难怪日本人从不肯抛弃汉字，日本的学生都有学习汉字的课程，对于韩国废除汉字的行为，日本也是至今对其嘲笑不已。

唐初编撰的《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都只有纪传，而无志。为了与之配合，便统一编写《五代史志》，原是单独成书，后来编人《隋书》。

《隋书》的天文、律历二志记载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时期著名天文学家、历法学家的成就和流派，并作了比较和评论。祖冲之对圆周率的研究，张子信和刘焯关于“日行盈缩”的探讨，以及汉魏以来历代度量衡变迁的情况，志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隋书》地理志以隋炀帝大业五年(609)的地理状况为准，记载全国郡县户口、山川形势、建置沿革，以及各地区的风俗、物产，并提供了当时国内外交通状况的重要资料。对于隋以前的地理状况，只在附注中作了说明。食货志和刑法志同样以记录隋事为详，如有关土地、户籍、赋役制度和货币状况，其他各个朝代则比隋代简略。

刑法志历举五代律书的编撰，只有隋代的立法毁法情况写得比较具体。乐志三卷，隋事居半，其中记载郑译从龟兹人苏祗婆所得七调，成为唐代燕乐的本源；介绍隋炀帝所定九部乐的源流、歌曲、乐器等，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经籍志以隋东都观文殿藏书目录为依据，将所有书籍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著录当时古籍保存和散佚情况，并概括地叙述各种学术源流，使汉、隋之际的古籍状况得以考见。此外，隋帝优待臣僚，赏赐田地、奴婢，不愿减功臣之地以给百姓；隋朝国库的粮绢储备可支用数十年，而赋役征调仍很重，力役、徭役频繁，刑法严酷，劳动人民被迫不断进行反抗斗争等，这类重要资料，在《隋书》纪传和食货、刑法志中，都有不少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