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要辑稿》是清嘉庆年间由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代官修《会要》之文。徐松（1781－1848），字星伯，清代著名地理学家。著有《西域水道记》12卷，《〈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清嘉庆中上编《全唐文》，徐松入馆任“提调兼总纂官”，借《全唐文》之名，从《大典》中辑出《宋会要》500卷，为保存宋代原始文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会要辑稿》全书366卷，分为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门。内容丰富、卷帙浩大，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但是，由于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向来难读。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刘琳表示，这部书也是中国最难整理的古籍之一。其抄稿之断裂、散乱、重复、错简比比而然，其文字之讹、脱、衍、倒满篇皆是。现在，经过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专家历经数十年点校整理，可供学界予以研究利用。

20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台湾地区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由川大古籍所负责校点，出了一部电子版的《宋会要辑稿》点校本。2009年，川大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合作协定，由川大古籍所以上述电子版为基础，进行增订改造，精校、精点、精加工，以期成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电子版《宋会要辑稿》约有校记近15万条，而校点本《宋会要辑稿》则达到33万余条，对原来的校记也作了很多增删改写。

基本介绍 书名 ：宋会要辑稿（全16册） ISBN ：9787532573011 定价 ：3200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开本 ：16开 点校本简介,原本,辑出整理,历史过程,区别,徐松,影印本, 点校本简介 《宋会要辑稿》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学人校点，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专家审稿，历时8年编纂、16册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宋会要辑稿》是宋代三大资料宝库之一 校点本《宋会要辑稿》，是《巴蜀全书》现有成果中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之一。它是宋代各类史料分类纂集，由清代学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会要”中辑录而成，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礼乐、教育、选举、科技以及其他历史文化信息。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说，《宋会要辑稿》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构成三大宋代资料宝库。《宋会要辑稿》内容丰富、卷帙浩大，但因错误繁多，使得宋史研究者对它又爱又恨。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王云海先生为首，国内主要宋史研究者就曾酝酿重新整理《宋会要辑稿》，甚至都印出了整理方案和样稿，但未能展开。 本世纪初，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对《宋会要辑稿》进行初步校点，形成了电子版的《宋会要辑稿》。后来在《巴蜀全书》工程推动下，形成了现在的1400余万字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 校点本树立了三大标杆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刘琳介绍，本次校点特别注重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纠正年月日错误。《宋会要辑稿》在辑录、转抄的过程中，年月日的错乱极其严重，专家们将纠正年月日的错误作为校勘的重点之一，全书共改正年月日的错误2800余条（处）。第二，鉴别非“会要”之文。专家们通过纪日表述方式、记事的体裁与风格、所记的时代与地域，以及其他抄录他书的痕迹进行辨别。第三，移正错简之处。专家们发现并移正的错简的地方有59处，少的地方有10余字，多的有3000余字，总字数达3万余字。第四，勘正错误的行款。《宋会要辑稿》中的行款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条不当，正文、注文互混，标题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认为，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与出版树立了三个标杆。第一，参与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编纂的专家们，严格校勘，一丝不苟，为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树立了标杆。第二，参与的专家们不仅从事文本校对，而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为宋史研究，尤其是宋代典章制度史研究树立了标杆。第三，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完成，为如何开展国家资助的重大项目、如何打造精品，树立了标杆。 原本 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之为《宋会要》。“会要”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唐代苏冕所撰《会要》与崔铉、杨绍复等所撰《续会要》草创了这一史书体裁，但它们皆非严格意义上的一代会要。直到五代、宋初的王溥在苏、崔两家会要的基础上，续修唐宣宗以后至唐末部分，撰成《新编唐会要》，于北宋建隆二年（961）进奏朝廷，自此，方确立完整一代的“会要体”。 宋代特设会要所，人员、印记、提举宰臣等方面与国史日历所大体相当。先后修纂有10余部会要，总计3000余卷，包括《庆历国朝会要》（宋绶、王洙等修纂）150卷、《元丰增修五朝会要》（王珪、李德刍等修纂）300卷、《政和重修会要》（王觌、曾肇、蔡攸等修纂）111卷、《乾道续四朝会要》（汪大猷等修纂）300卷、《乾道中兴会要》（陈骙等编类）200卷、《淳熙会要》（施师点、赵雄等分三次编修奏进）368卷、《嘉泰孝宗会要》（杨济、钟必万总修）200卷、《庆元光宗会要》（京镗等奏进）100卷、《今上皇帝（宁宗）会要》（陈自强、史弥远分三次奏进）325卷、《淳祐宁宗会要》（史嵩之等奏地是50卷、《嘉定国朝会要》（张从祖类辑）588卷。后李心传奉诏依历朝会要编成《国朝会要总类》（即《十三朝会要》）588卷。《宋史·度宗纪》载，曾奉安有《理宗会要》，今《宋会要辑稿》中未见。上述这些会要，除《国朝会要总类》曾刊行于蜀中外，其余均无刊本，仅有少量抄本流传于世。 德祐二年（1276）二月，宋恭帝奉表出降，元军入临安，董文炳受命收图书典籍，“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元史·董文炳传》），后经海道运往元大都。明洪武初年，“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明史·艺文一》）。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平，又将“文渊阁所贮书籍，自一部以至百部之多者，各取其一，置于燕都”（《明史·艺文一》）。由于宋代会要大都没有刻本，岁月浸久，时势动荡，史籍散佚，势所难免。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宋会要》已十失其一。宣德年间，文渊阁大火，藏书大半被焚，《宋会要》亦不曾幸免。杨士奇于正统六年（1441）所编的《文渊阁书目》中着录“《宋会要》一部，二百三册，阙”。可见，此时的《宋会要》已是一残本。弘治以后，《宋会要》的散佚情况益发严重。万历年间，张萱等编定《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其中已经不见《宋会要》的踪迹，可知此书于万历之前已彻底散失。另外，在明代的其他书目中，如叶盛所编私家《菉竹堂书目》，又或焦觉《国史经籍志》，虽皆有著录《宋会要》之文，却不过是据目抄入而已，并非实有其书。 辑出整理 明初编修的《永乐大典》将《宋会要》采入，使得后人还能一睹散入有关字韵事目中的《宋会要》。时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在签注《永乐大典》中的唐文的同时，将包括《宋会要》在内的一批资料一一标出，亦签作“全唐文”，命书吏录出。所以，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卷首第一行顶格及各页版心鱼尾之上，多有“全唐文”的字样。徐松日积月累，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从现存的《永乐大典》及《宋会要辑稿》（二百册）的各方面情况来看，当时《宋会要》是分门辑入的，或选一门，或摘数句，随韵列目，摘取编入，并附入二十多种南宋晚期至明初的书籍。加之《宋会要》辑稿本身的篇幅庞大，因此辑稿的整理，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徐松在此后的余生里，一直为《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不断努力，甚至一度期望得到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李兆洛的协助，然而最终未能如愿。徐松虽未能完成整理工作，但他对稿本的分类及所批按语，对于后人的整理，提供了帮助。 徐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去世，“同治初年，其书散出”（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宋太宗实录跋》），所辑《宋会要》稿本辗转流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为缪荃孙购得。缪氏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好，遂将稿本交予由张氏在广州创设的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对《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由缪荃孙、屠寄负责，但具体工作则以屠寄为主。屠寄在徐松整理的基础上，从稿本编排，到文字校订、年月调整，甚至誊录清稿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虽然他只整理出一部分，但却为后来嘉业堂的整理创出先例。在屠氏已成的清稿中，职官一类，直接为嘉业堂采用，成为清本《宋会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1年，辛亥革命广州起义之前，张之洞、屠寄已先后离开广雅书局，《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未能完成。不久，书局提调王秉恩将藏匿下来的《宋会要》稿本分两次卖与吴兴刘承干。于是，徐辑原稿及广雅书局清稿转归刘乐嘉业堂所有。刘我先后聘请刘富曾、费有容等进行整理。刘、费二人在徐松原稿的基础上，大体遵循广雅书局的整理体例，成初编291卷，续编75卷。刘富曾又参考各书，移改旧史实，增入新史料，录成清本，共得460卷。 1931年，北平图书馆从嘉业堂买去经剪裁的徐氏原稿，并将广雅书局所修清本借来，由该馆编纂，叶渭清对照研究。叶氏认为，徐氏原稿已被痛加删并，不复原来面目；但仍有不少篇幅是出于《永乐大典》而不见于徐氏抄本者，故而清本仍有可参证之处。 根据叶氏的研究，以陈垣为首的编印委员会认为，清本与原稿实有合印并行之必要，然因经费所限，遂于1935年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年，将原稿先行影印，名之曰《宋会要稿》，以线装200册行世。1957年中华书局以四合一版再度影印，名之曰《宋会要辑稿》，以精装8大册发行。1964年，台湾世界书局以《宋会要辑本》之名，以《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影印装成16册发行。1976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以四合一版影印装成8册本发行。 历史过程 《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辑稿》）分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类。其中礼、职官、选举、食货等类篇幅尤大。类下分门。各门篇首有简短的序言加以概括，然后按年、月、日顺序，摘取有关诏令、奏章等等。如此，不仅遐眉目清晰，而且处置政务的事例，以及典章制度的得失兴废，均分类归纳，使得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及不同意见，都得以较为完整地反映出来。《辑稿》较之原书，虽已大有残阙，但它保存了大量的元修《宋史》诸志及其他有关史籍所不载的宋代史料，如食货类“限田杂录”，“造水硙”，“修理堰、闸、渠、斗门、堤岩”，“各路产物买银价”，“量衡”，“诸郡进贡”，“船战船附”，“民产杂录”，“置市”诸门，皆为《辑稿》之独有。以《宋史》诸志与《辑稿》的卷数相比，前者合计不过162卷，而后者则为376卷。《宋史·职官志》仅12卷，《辑稿》职官粝为83卷；《宋史·食货志》仅14卷，《辑稿》食货类则有70卷。可见，《辑稿》所保存的宋代史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宋史》诸志。《辑稿》所载史事，一般均详于《宋志》，其记述具有较为原始而详细的特点，且往往能够校订《宋史》各志的纰谬与疏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辑稿》卷帙浩大、残缺零乱、问题繁多，因此，各种带有研究成果性质的检索工具书应势而出。1932年，汤中出版了《宋会要研究》一书。1939年，日本学者江田忠在汤中《宋会要研究》的基础上，编撰了《徐辑〈宋会要〉稿本目录》。1937年，小沼正则编制了《宋会要食货目录》。1958年，法国学者Etienne与Balazs将《辑稿》的食货、职官、刑法、方域四类，编成《宋会要目次》出版。1970年日本东洋文库宋代史研究会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制了《宋会要研究备要》。1980年，台湾大学王德毅《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出版。1982年，日本东洋文为宋代史研究会再度出版了《宋会要辑稿·食货索引》。1984年和1986年，王云海先后出版了《宋会要辑稿研究》和《宋会要辑稿考校》。1995年，陈智超《解开〈宋会要〉之谜》出版。这些著作和工具书的出版，对《宋会要辑稿》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但是，由于《辑稿》本身的缺憾，使得使用及检索时，产生诸多障碍。首先，《辑稿》的残阙问题相当突出。《辑稿》中大致完整的篇幅，一般皆起自太祖迄于宁宗，计十三朝。但就是在这其中，很多篇幅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有些篇幅甚至是整门缺失，例如职官类无枢密院门，兵类无禁军门。其次，《辑稿》中存在大量重出篇幅。《永乐大典》以字韵次第编排事目，所以会将《宋会要》同一篇文字编入不同的字韵事目中，故而形成重出复见的情况。第三，由于《辑稿》在整理过程中的编排失当，使得重出多门、前后倒置、时序相错等情况不时而见。第四，《辑稿》本身乃一尚待整理的未完成稿，故而并无目录，这一点也给检阅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不便。第五，《辑稿》自清代中期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后，长期处于草稿状态，虽有影印本行世，但因未作彻底整理，从中找寻相关史料较为繁难。 区别 通行的《宋会要辑稿》与宋会要原本已有很大不同。 第一 ，从内容上看，《辑稿》己较原本为少。一、自宋末至明初，历经变乱，原本恐已不全。前面说过，宋修会要，共有十次，应有十部，但现在《辑稿》中注明者只有七部。二、修《永乐大典》时，将整部会要分入各韵，难保没有遗漏。三、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宋会要》时，《大典》已经散失一千余册，并非全帙。四、书手从《大典》中抄录时，又有遗漏。有人用残存的《大典》与《辑稿》对照，已发现若干条佚文。五、在刘富曾整理徐松辑本过程中，辑本又有遗落。当时有人将刘富曾清本与徐松辑本对比，即发现少数条文清本有而辑本无。 第二 ，从形式上看，辑本己非原本的本来面目。原本《宋会要》，各本分类稍有不同，分门更有差异。辑本合为一本，门类全部打通。 第三 ，经过多次转抄，脱、衍、误、倒之处，触目皆是。 尽管《宋会要辑稿》有上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 徐松 徐松（1781年－1848年），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人。清代著名地理学家。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生于浙江绍兴，随父移居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县）。少年得志，自举人而进士，曾入直南书房，派入全唐文馆，又充文颖馆总纂，但嘉庆十五年（1805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受人劾奏，戍守伊犁，为期六年。徐松谪戍伊犁，可以说因祸得福，受到伊犁将军孙筠的重任，继续清初著名的西北史地学人祁韵士编写《伊犁总统事略》的工作，并且能够实地调查，“先生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偏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孜孜不倦，十年成书”。调查最终成就了他的《西域水道记》等边疆之书，以西域五大水系（流域）为纲，综合记载了沿途山脉、城堡、史迹、民族语言及风俗等等，详实可信，而成为他的代表之作。新疆归来，徐松除短暂的离京出外做官外，便几乎居京治学，在这群学者当中，他可以说在京时间最长，而且因亲历边疆实地考察，成就边疆著述，又积极召集志同道合者探讨边疆问题，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研治边疆学问的氛围，聚集同好，而奠定了他的“核心”地位。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赦还。官至礼部郎中。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 嘉庆十四年（1809年）入全唐文馆，主编《全唐文》；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辑稿》500卷，《河南志》，《中兴礼书》，又撰写《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后由翰林督学湖南。 影印本 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 一 宋时会要，除李心传所编国朝会要总要（当即十三朝会要之节本）曾刊版于蜀中。至官修原本，宋时从未刊行，惟 许可臣民自由传抄；故南渡后国史散佚，程俱申请就知桂州许中家抄政和会要。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中亦得著录会要有五种之多也。（李心传国朝会要总要即其中一种。）宋时秘阁所藏北宋纂修之传抄本，及南渡后纂修之正本，德祐之变。当尽为元兵劫入燕京。元修宋史时，即据为修史原料之一。吾人今日所见宋史之志，实脱胎于宋会要。虽两相比较，详略之殊，有如霄壤，然宋会要之轮廓，宋志固全得之矣。明修永乐大典时，文渊阁所藏之宋会要残本二百零三册。当即元人所见之本。文渊阁藏书，明宣德间毁于火者大半。故万历间张萱孙能传重编阁目时，已无其书。赵宋一代故实，至此遂扫地以尽。明以后人欲求宋会要之踪迹，不得不诉诸宋明人所著之类书，职此故耳。 二 明初纂永乐大典，将宋会要史事分隶于各韵，计有国朝会要，续会要，政和会要，乾道会要，中兴会要，光宗会要，宁宗会要等七种。亦有泛称宋会要而不冠以乾道中兴等字样者。知当时已十亡其三。故杨士奇所编文渊阁书目，仅载二百零三册，下注阙字。焦竑国史经籍志，虽列宋会要之名，然有目无书，不足深究。至箓竹堂书目所收，实即文渊阁书目之化身。叶水东时，决无得见是书之理，此可断言者也。 清嘉庆十四年，大兴徐星伯（松）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纂官。时永乐大典已佚去一千余册，然所存尚得十之八九。徐氏签注大典时，遇有宋会要，即另纸标以全唐文三字。盖徐氏力不能置写官，不得不借公济私，假托宋会要为纂修全唐文之资料，以授写官为之录副也。如是日积月累，据俞正燮宋会要辑本跋引徐氏之言，所得无虑五六百卷。卷帙之巨大，可以想见。徐氏未及排比整理而卒。卒后其稿流落北平琉璃厂书肆，为江阴缪荃孙所得。旋归广雅书局，时张之洞督两广，聘缪氏及武进屠寄任校勘，拟付剞劂，仅成职官一门而止。所有原稿，为书局提调华阳王秉恩所藏匿。民国四年，王氏藏书散出，吴兴刘翰怡先生以重金购归，以原稿部类不明，先后杂厕，乃延仪征刘富曾吴兴费有容重加厘订，而纠纷亦自此起矣。 刘富曾氏首将全部徐氏原稿痛加删并，成初编二百九十一卷，续编七十五卷。 帝系八卷 后妃四卷 礼九卷 乐八卷 与服六卷 仪制十三卷 崇儒六卷 运历二卷 瑞异三卷 职官七十九卷 选举三十四卷 食货六十卷 兵二十九卷 道释二卷 方域二十一卷 蕃夷七卷 以上初编。 帝系三卷 凶礼十六卷 吉礼十九卷 嘉礼十四卷 军礼一卷 宾礼三卷 崇儒一卷 食货十卷 刑法八卷 以上续编。 自此以后，原稿面目，不可复见。刘氏又参考宋志通考玉海等书，移改旧史实，增入新资料，录成清本，为四百六十卷计。 （一） 帝系十二卷（卷一至卷十二） （二） 后妃六卷（卷十三至卷十八） （三） 礼七十六卷（卷十九至卷九十四） （四） 乐八卷（卷九十五至卷一百二） （五） 与服七卷（卷一百三至卷一百九） （六） 仪制十八卷（卷一百十至卷一百二十七） （七） 崇儒九卷（卷一百二十八至卷一百三十六） （八）运历三卷（卷一百三十七至卷一百三十九） （九）瑞异四卷（卷一百四十至卷一百四十三） （十） 职官九十五卷（卷一百四十四至卷二百三十八） （十一） 选举四十卷（卷二百三十九至卷二百七十八） （十二） 道释二卷（卷二百七十九至卷二百八十） （十三） 食货九十八卷（卷二百八十一至卷三百七十八） （十四） 刑法二十卷（卷三百七十九至卷三百九十八） （十五） 兵二十九卷（卷三百九十九至卷四百二十七） （十六） 方域二十三卷（卷四百二十八至卷四百五十） （十七） 蕃夷十卷（卷四百五十一至卷四百六十） 如以刘氏新编之清本，与被裁减之原稿较，吾人宁取原稿而舍清本。盖原稿纵有误文误字，乃永乐大典编者或全唐文馆中写官之过，与他人无涉。且一字一句，尽是大典原文，吾人尚可据以推定原来之次序。至所谓清本，总类子目，离合无端，杂引他书，不注所本，有窃改兰台漆书之嫌，只能供读原稿者比勘之用，不足据为典要，是则有负刘氏一番苦心矣。 三 民国二十年，本馆因董授经先生介绍，斥巨资四千元，从刘翰怡先生处，购归徐氏原稿。复假得刘富曾氏改编本（即所称为清本者），以便互相比勘，俾明刘氏改编之旨趣，由本馆委托兰溪叶左文先生，从事研究，结果证明，改编本分类隶事，颇多失检。且发现有少数篇幅，确系大典原文，见于清本，而复检原稿，遍觅不得者。如立夏祀荧惑星一则，见清本乐六；赴任二则，见清本仪制十二；三官告一则，见清本仪制十一。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条，见清本兵十二；是必刘氏剪裁后无意中随手弃去，幸已录入清本，故左文先生得发其覆。由此知清本与原稿，实有合印并行之必要。然经费所限，不得不先印原稿，以偿百余年来史学界之宿愿。如有余力，当再谋印清本，以供得读原稿者之参考。 民国二十二年一月，本馆委员会以编印宋会要，事关流通故籍，因延请傅沅叔、陈援庵、章式之、余季豫、徐森玉、赵斐云、叶左文诸先生，为编印委员会，专司其事，并推定陈援庵先生为委员长。筹备数载，至去年秋季，始以原稿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印刷所代为影印。哈佛燕京社以此举关系宋史学之研究至钜，特补助美金二千五百元为印费，于是全书得溃于成。兹于书成之日，略述印书缘起如右，俾览者详焉。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识。

写南宋的书很少，因为那处于战乱年代。我知道几本。先介绍古文的吧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以看丛书集成初编本。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有中华书局徐规先生的点校本。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熊克：《中兴小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

留正：《中兴两朝圣政》，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佚名：《宋史全文》，有黑龙江出版社李之亮先生的点校本。

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有中华书局汝企和先生的点校本。现代文的：

陈振先生的 《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何忠礼、徐吉军先生的 《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不过此书被王曾瑜先生所不齿）

邓广铭：《岳飞传》，人民出版社

王曾瑜先生：《荒*无道宋高宗》，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曾瑜先生还有一系列小说（虽为小说，但都是按历史事实所写，史料无记载的方杜撰，但也都是根据史实作出的推断）河南大学出版社（计七本《靖康奇耻》、《河洛悲歌》、《大江风云》、《转战湖汉》、《扬威南北》、《关山怅望》、《忠贯日月》

虞云国先生：《细说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

汪圣铎先生：《两京梦华》，中华书局

我在现在在写一本名叫《剑缘》的穿越小说。讲的是女主人公和宋孝宗的爱情故事。找资料都找了两年，大概明年的三四月份能在晋江网上发表。欢迎来看看哦。

宋代所遗留的历史文献汗牛充栋，择其基本和常用者列以下数种。

1、《宋史》496 卷，元脱脱撰，是唯一系统全面记录有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含纪、志、表、传四种体裁。现有中华书局 1977 年新点校本。

2、《东都事略》130 卷，南宋王称撰，为纪传体北宋史，但只有纪、传而无表、志。

3、《续资治通鉴长编》520 卷，南宋李焘撰，为编年体北宋史。它继承《资治通鉴》体例，记载北宋九朝 168 年的史实，征引广博，考订详实，是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文献，被当时与后世所推崇。今有中华书局 1979-1995 年点校本。

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南宋李心传撰，为编年体南宋史，记载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朝 36 年间史实。中华书局 1988 年据广雅书局本出版校勘本。

5、《两朝纲目备要》，不署撰人，记载南宋光宗、宁宗两朝史事。

6、《宋季三朝政要》6 卷，不署撰人，记载南宋理宗、度宗、恭宗三朝史事。此书载宋末轶事较多，可补《宋史》之缺。

7、《三朝北里会编》250 卷，南宋徐梦莘撰，为纲目类编年体史书。记事始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海上之盟，终于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采石之战，共46年，是研究此时期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据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影印出版。

8、《宋会要辑稿》366 卷，清人徐松辑。它保存了丰富的宋代典章制度原始资料，多有《宋史》或其他宋代史书所未采录者。共分 17 类，800 多万字，有中华书局 1957 年影印本。

9、《文献通考》348 卷，元马端临撰，为典制体通史，记载自上古至宋宁宗嘉定末年的典章制度沿革，分二十四门。它收集的资料特别丰富，尤其详于宋代制度。

《乐府诗集》，乐府诗总集，南宋郭茂倩编，共100卷，是收罗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总集。乐府原意是掌管音乐的官署。汉魏、两晋的中央政府常常设有音乐机关，制定乐谱，采写歌辞，训练乐工。后来凡由乐府机关采写、配乐并演唱的歌辞就称乐府诗，也叫乐府。

 

乐府诗来源有二：一是从民间观风采集而来的歌谣；二是文人依曲谱创作的作品。《乐府诗集》收录了汉代到唐五代的历代乐府诗，以及汉以前的古歌谣。分为12类：（1）郊庙歌辞12卷；（2）燕射歌辞3卷；（3）鼓吹曲辞5卷；（4）横吹曲辞5卷；（5）相和歌辞18卷；（6）清商曲辞8卷；（7）舞曲歌辞5卷；（8）琴曲歌辞4卷；（9）杂曲歌辞18卷；（10）近代曲辞4卷；（11）杂歌谣辞7卷；（12）新乐府11卷。每一类又分若干小类。

 

《乐府诗集》所收集的诗歌，大多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因乐府旧题创作的诗歌。特别是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广泛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现实苦难和思想感情，如《陌上桑》、《东门行》、《战城南》、《孔雀东南飞》等，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其艺术成就、表现方法、语言形象等都成为中国诗歌艺术的楷模和渊源。

 

全书各类有总序，每一曲有题解，对各种曲调及歌辞的起源和发展，做了考订，“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四库全书总目》）。每一题以古辞居前，历代仿作依次列后，对研究乐府诗的源流和发展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现有宋《四部备要》本、《四部丛刊》影印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宋本出版的影印本。1979年中华书局重加校勘整理，标点重印，书后附有作者索引和篇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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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排版的印刷方法，书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大量不同版本的古籍和当代作品被印刷出版。许多学者自己校对书籍，纠正错误，然后分类收藏，于是诞生了许多著名的藏书家。藏书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宋人知识水平和学术研究的提高。

苏轼年轻时，正巧碰上这本书的革命时期，也为他日后“学一千字的文学时代经典史”带来了不少便利。他曾说：“我还能看见老茹老师。”话少的时候想问《史记》，《韩曙》，都问不出来。幸运的是，我理解。恐怕我已经没日没夜地看书了。"

在苏轼之前，老一辈的读书人读《史记》、《韩曙》这样的史书不容易，所以不厌其烦地去借，很快地去抄，然后夜以继日地读，生怕还不回来。然而苏轼一生读书，直到老，没有一个图书馆里全是于凉。他和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一样，可以坐下来读佛道，甚至一些常见的经典。

苏轼在《海国图记》年曾说：“你在这里抄一本韩曙，你再抄一本唐书，你就发财了。”自从被贬到海南儋州后，我什么书都没读过，只是在当地一个读书人家里抄了一本《汉书》，幻想着如果能再抄一本《唐书》，就像一个穷人一夜暴富。其实根据陆游的《旧学庵笔记》，苏轼渡海到儋州的行李里有好几箱笔墨。对他来说，他宁愿带着大量的笔和墨水，也不愿带着书去一个孤岛，在那里他可以随意阅读。一方面显示了他的自信和强烈的创作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追求时尚，而是跟风收藏书籍。

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很喜欢藏书，他们的私人藏书往往达到一万册。比如晏殊的儿子晏，以藏书丰富著称，妻子每次搬家都要为搬书发愁。另外，江陵还有一个小官吏叫田维。他家有一个古董馆，藏书57000多册。当黄庭坚参观他的房子时，他震惊地看到了他的藏书。他叹了口气说：“我在学校尝到了当书记的滋味，走遍了江南。名著的财富不如田地的财富丰富。”黄庭坚的叔叔李昌是唐皇室后裔。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和尚的家里收集书籍和学习。后被命名为“李氏山居”，藏书九千余册。

身处如此大环境的苏轼，并非没有藏书之心。据苏轼《丘迟笔记》记载，唐太宗花重金向晋人购买书帖，收集王羲之等人的书帖数千种。武则天在位时，他最宠爱的弟弟张易之从朝廷内部窃取了这些书籍和帖子，然后分散在宰相王涯和张手中。“甘露之变”后，王亚被禁军杀死，家中金银珠宝全部被抢。因为禁军不知道这些书帖的价值，所以活了下来。后来，苏轼于年在徐、徐家中结识了谢商、王衍等晋人书帖，并对他们十分喜爱。但是，想想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只是灾难的根源，除了作为书架房屋的装饰用来炫耀人之外，并没有其他用途。所以苏轼对这种行为失去了兴趣，看似是对往事的收藏，实则是一种惋惜和新奇。

后来苏轼在朋友的邀请下，记下了李畅将0755年至79000年的书籍全部捐作公益，并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作者受益匪浅，纸书画越来越简，书越来越多。”但是，学者每天都很简单。为什么不呢？秦汉以来，书写书籍的人越来越多，书写所用的纸、笔、字体也越来越简单简化。书籍可以

接着苏轼又问：“近几年城里人转而模仿百家争鸣之书，流传于世。读书的人多，容易造成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学术文献和文笔都比以前的人好。从此科举考试局限于书本，无根无据。这样如何？”这意味着今天的印刷业发达繁荣，书籍广为流通，找书看书方便多了。按理说，学者的知识应该是前辈的两倍。可是，那些钦差大臣却卷起书不看。相反，他们说得太多了。这是干什么用的？

苏轼用这两个问题揭示了人们藏书的几个弊端。首先，要欣赏当时的名气，藏书只是为了名气，不是为了学习。二是家里收藏的书从来不看，都放在书架上，就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第三，藏书被视为私有财产。不仅不是自己看，也不是向别人借，而是为了收藏而收藏。因此，苏轼对李畅的赠书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鼓励有志于学习的人上进，有所作为。

苏轼不随波逐流的藏书也体现了他的生活态度。

　　乐府诗集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由宋代郭茂倩所编。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

　　概述

　　“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南北朝也有乐府机关。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歌词的来源

　　有二：一部分是文人专门作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收集的。后来，人们将乐府机关采集的诗篇称为乐府，或称乐府诗、乐府歌词，于是乐府便由官府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乐府双璧为《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

　　作者简介

　　郭茂倩，字德粲（《宋诗纪事补遗》卷二四），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宋史》卷二九七《郭劝传》）。劝孙，源明子。神宗元丰七年（1084）时为河南府法曹参军（《苏魏公集》卷五九《郭君墓志铭》）。编有《乐府诗集》百卷传世，以解题考据精博，因此为学术界所重视。

　　诗词分类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所用的乐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差。但总的来说﹐它所收诗歌﹐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书籍。

　　贡献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後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撰的。《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被合称为“乐府双璧”。　它的编次是把每一种曲调的“古辞”(较早的无名氏之作)或较早出现的诗放在前面﹐後人的拟作列于後面﹐使读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诗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响。例如﹐“相和歌辞”《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书乐志》中﹐仅载了曹操的拟作﹐而在此书中却录有汉代古辞。曹操的拟作虽然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高于“古辞”﹐然而要说明这种曲调的来源及其本意﹐就远不如古辞明显﹐又如《陌上桑》这个曲调﹐据《古今乐录》本是汉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在《宋书乐志》中却只录了曹操﹑曹丕的拟作和晋乐所奏的一首改写屈原《九歌山鬼》的诗﹔至于《陌上桑》的古辞却列入了“大曲”一类。在《乐府诗集》中﹐则首先著录古辞﹐使读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过是依古辞的曲调而拟作的新辞。此书还把后人各种拟《陌上桑》而作的诗﹐都附在后面﹐如《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见﹐《陌上桑》对後来文人的种种影响。又如﹐把陆机的求仙诗《东武吟行》和鲍照的《代东武吟》编排在一起﹐可见同一曲调﹐可以谱写成内容完全不同的各种诗歌。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的介绍和说明。书中这些说明徵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未可信从。

　　缺点

　　《乐府诗集》也存在较多的缺点。现在列举几个：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大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关于此书的分类﹐近代学者也曾有过争论﹐如书中的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的界线﹐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清商”乃汉魏时的“清商三调”﹐郭茂倩把“吴声歌”﹑“西曲歌”称为“清商曲辞”﹐而把汉魏的“清商三调”归入“相和歌辞”是承袭了南宋郑樵《通志》之误。黄节不同意梁说﹐他认为汉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晋“清商三调”中包含有“相和歌”十一曲﹐至于隋唐以後﹐魏晋“清商曲”的曲调亦已不传﹐所以郑樵所列“清商”﹐只录晋以后的南方民歌(《〈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

　　最早版本

　　《乐府诗集》版本以北宋末南宋初浙江刻本为最早，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缺卷19-34、96-100，其中卷27-34以清抄本补，其余缺卷以元至正元年刻本补，另上海图书馆存残册一本，存卷84。元代则有至正元年集庆路儒学刊本，此本一直递修刷印到明代。明代则有明末毛晋汲古阁刊本，汲古阁本据元本雕造，毛晋身后其子毛扆又据宋本挖改，故汲古阁本早印本传世少而后印本则文字佳。清代则仅有坊间翻刻汲古阁本。　宋本有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汲古阁本则影印入《四部丛刊》。

　　2010版

　　书 名: 乐府诗集

　　（1-4）（傅增湘藏宋本）　作　者：郭茂倩编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2-1　ISBN: 9787020077762　开本： 16开　定价: 21000元

　　内容简介

　　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一百卷，分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典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十二个门类，辑录宋代之前音乐文学作品凡五千余首，诗学价值甚高。尤为可贵的是，近代曲辞四卷收录了隋唐时期新兴的燕乐曲辞，为考察词体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乐府诗集民歌是其精华所在。民歌内容十分丰富，反映社会生活面很广，汉代地主阶级同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在封建制度下劳动人民过着极其悲苦的生活。诗歌中体现出乐府民歌重要的社会认识有的是对统治者残酷统治的的抗议，社会各种弊端的接露，对自己悲惨命运的泣诉，同时劳动人民之间也因为共同的命运、感情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爱。于是他们用诗歌来反映生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乐府民歌强烈的社会认识价值和高度的思想性。　一，乐府民歌直接揭示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控诉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和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情绪，还有一些斗争的场面。这类作品分别有《鸡鸣》《相逢行》《平陵东》，还有《妇病行》《十五从军征》，反抗的就是《东门行》，《陌上桑》。　二，封建阶级对农民的压迫不仅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而且天现在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方面，汉武帝以来‘三纲五常’的精神枷锁严重的舒服劳动人民，妇女所受的压迫尤甚，乐府诗颇多反映妇女命运的篇章，《上山采蘼芜》就是典型。　三，表现健康纯美的爱情。男女情爱是诗歌中的常见体裁，这里驻澳优《江南》《上邪》《有所思》等。　还有一些反应东汉后期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忧惧漂泊之苦，及他们的消极情绪。这主要是《乌生》《枯鱼过河泣》《满歌行》《西门行》等。其中前两篇采取了寓言诗形式别具一格。　名作推荐　陌上桑作品信息　名称陌上桑　年代汉代　作者乐府诗集　体裁五言古诗　出处汉乐府作品原文　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　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 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字词音义　　难读字音　隅（yú） 敷（fū） 笼系（xì） 倭（wō） 堕（duò）　髻（jì） 缃（xiāng） 绮（qǐ） 襦（rú） 捋（lǚ）　髭（zī）须 著帩头（zhù qiào） 踟蹰（chí chú）姝（shū）　宁可（nìng） 千余骑（jì） 骊（lí） 鬑鬑（lián）趋（qū)　　词语解释　　〔陌上桑〕：在林间的小路上采桑。陌：林间的小路。桑：名词作动词，采桑。　〔东南隅〕：指东方偏南。隅，方位、角落。我国在北半球，夏至以后日渐偏南，所以说日出东南隅。　〔喜蚕桑〕：很会养蚕采桑。喜，有的本子作“善”。　〔青丝为笼系〕：用黑色的丝做篮子上的络绳。笼，篮子。系，络绳（缠绕篮子的绳子）。　〔笼钩〕：一种工具:。采桑用来钩桑枝，行时用来挑竹筐。　〔倭堕髻〕：即堕马髻，发髻偏在一边，呈坠落状。倭堕，叠韵字。　〔耳中明月珠〕：耳朵上戴着宝珠做的耳环。明月，宝珠名。　〔缃绮〕：浅**有花纹的丝织品。　〔襦〕：短袄。　〔下担捋髭须〕：放下担子，抚摩胡子（和下接诗句都是形容看得出神）。捋，抚摸。髭，嘴唇上方的胡须。须：下巴上长的胡子。　〔脱帽著帩头〕：把帽子脱下，只戴着纱巾。古代男子戴帽，先用头巾把发束好，然后戴帽。著，戴。帩头，古代男子束发的头巾。　〔坐〕：因为，由于。　〔使君〕：汉代对太守、刺史的通称。　〔五马〕：指（使君）所乘的五匹马拉的车。汉朝太守出行用五匹马拉车。　〔踟蹰〕：徘徊不前的样子。又作“踟躇”。　〔姝〕：美女。　〔谢〕：这里是“请问”的意思。　〔宁可〕：愿意。　（不）：通假字，通“否”。　〔一何〕：怎么这样。　〔东方〕：指夫婿当官的地方。　〔千余骑〕：泛指跟随夫婿的人。　〔居上头〕：在前列。意思是地位高，受人尊重。　〔何用〕：用什么（标记）。　〔骊驹〕：黑色的小马。这里指马。　〔黄金络马头〕：马头上戴着金**的笼头。络，这里指用网状物兜住。　〔鹿卢剑〕：剑把用丝绦缠绕起来，像鹿卢的样子。鹿卢，即辘轳，井上汲水的用具。　〔千万余〕：上千上万（钱）。　〔小吏〕：太守府的小官。有的本子作“小史”。　〔朝大夫〕：朝廷上的一种高等文官。汉代宫名，大夫。　〔侍中郎〕：出入宫禁的侍卫官。　〔专城居〕：作为一城的长官（如太守等）。专，独占。　〔白皙〕：指皮肤洁白。　〔鬑鬑颇有须〕：胡须稀疏而长，须发疏薄的样子。白面有须，是古时候美男子的标准。颇；稍微。　〔盈盈〕：仪态端庄美好。　（冉冉）：走路缓慢。　〔公府步〕：摆官派，踱方步。　〔殊〕：出色，与众不同，非同一般。　〔置辞〕：同“致辞”，即答语。　《 上邪 》《 江南 》《 敕勒歌》名言佳句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江南》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蒿里》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长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燕歌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饮马长城窟行》　心思不能言，场中车轮转 《悲歌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野田黄花行》

　　目录

　　阅读指南　国学与我们同在　编者的话　乐府诗集　卷一 郊庙歌辞　天地　日出入　天马　天马　天门　青阳　景星　华哗哗　卷二 鼓吹曲辞　朱鹭　战城南　巫山高　上陵　有所思　雉子班　上邪　临高台　上之回　战城南　战城南　战城南　将进酒　将进酒　君马黄　芳树　芳树　卷三 横吹典辞　木兰诗　折杨柳　紫骝马　梅花落　卷四 相和歌辞　公无渡河　江南　登高丘而望远海　东光　饮马长城窟行　薤露　陌上桑　长歌行　长歌行　薤露　薤露　蒿里　蒿里　短歌行　短歌行　短歌行　猛虎行　猛虎行　对酒行　燕歌行　燕歌行　燕歌行　古从军行　从军行　从军行　鞠歌行　吁嗟篇　北上行　豫章行苦相篇　豫章行　相逢行　相逢行　塘上行　上留田行　妇病行　野田黄雀行　野田黄雀行　门有万里客行　门有车马客行　门有车马客行　门有车马客行　蜀道难　蜀道难　白头吟　白头吟　白头吟　白头吟　梁甫吟　梁甫吟　东武吟　王昭君二首　王明君　艳歌何尝行　怨诗行　怨诗行　怨歌行　怨歌行　卷五 清商曲辞　太子夜歌　子夜四时歌　丁都护歌　春江花月夜　阳春歌　采莲曲　阳叛儿　玉树后庭花　大堤曲　拔蒲二首　七日夜女歌　卷六 舞曲歌辞　东海有勇妇　白贮辞三首　碣石篇　独漉篇　卷七 琴曲歌辞　渌水曲　秋思　飞龙引　山人劝酒　幽涧泉　雉朝飞操　卷八 杂曲歌辞　出自蓟北门行　出自蓟北门行　君子有所思行　空城雀　妾薄命　名都篇　美女篇　白马篇　发白马　千里思　伤歌行　长相思　仙人篇　春日行　春日行　朗月行　少年行　少年行　游侠篇　同声歌　侠客行　游子吟　秦女休行　壮士篇　秦女卷衣　丽人行　东飞伯劳歌　树中草　长相思　荆州歌　行路难　行路难三首　远别离　久别离　西洲曲　长干行二首　悲歌　结客少年场行　董娇饶　羽林郎　焦仲卿妻　于阗采花　夜坐吟　古别离　独不见　定情诗　卷九 近代曲辞　纪辽东　辽东行　渡辽水　昔昔盐　清平调三首　泪城曲　杨柳枝二首　忆江南三首　竹枝词　宫中调笑　卷十 杂歌谣辞　鸡鸣歌　戚夫人歌　秋风辞　李延年歌　中山孺子妾歌　匈奴歌　瓠子歌二首　司马将军歌　上云乐　敕勒歌　箜篌谣　卷十一 新乐府辞　老将行　洛阳女儿行　悲陈陶　悲青坂　哀江头　哀王孙　卖炭翁　桃源行　横江词六首　静夜思　兵车行　塞上曲　塞下曲五首　塞下曲二首　节妇吟　征妇怨　青青水中蒲二首　堤上行二首　更衣曲　上阳白发人　杜陵叟　农臣怨　田家行　织妇词　青楼曲二首　田家行　红线毯　古诗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　青青河畔草　青青陵上柏　西北有高楼　冉冉孤生竹　涉江采芙蓉　迢迢牵牛星　生年不满百　回车驾言迈　今日良宴会　庭中有奇树　凛凛岁云暮　驱车上东门　去者日以疏　明月皎夜光　东城高且长　孟冬寒气至　客从远方来　明月何皎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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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谁的雕板印刷的普及和图书编撰的繁荣是私人建造藏书楼指缝

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杭州刻书业研究

提 要：两宋时期，凭借吴越国、南宋两次建都以及商业繁华、手工业发达之便利，杭州成为全国4大刻书中心之一。笔者试就杭州刻书业兴盛的成因，南宋定都临安后官、私、坊3大刻书业中，尤其是“坊刻”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卓越贡献，以及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两宋 杭州 刻书业

作者仇家京，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古籍地方文献组副研究馆员（邮政编码 310006）。

宋代享国300余年，面对北方的威胁，军事上的失利，自靖康之祸，中原沦陷、继而高宗渡江、向金称臣，蒙受了耻辱，但在刻书印刷业方面却成绩卓著。元人吴澄云：“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授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这就是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誉之为“宋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960—1279年）”，而杭州刻书业则是处于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佼佼者。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即是此意。笔者试就两宋杭州刻书业的成因、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繁盛以及刻书特点进行阐述。

一、杭州雕版印刷素负盛名的成因

杭州自五代以来，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吴越王钱鏐在“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采取“与其闭门作天子，不如开门为节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土归宋的策略，换来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的太平局面。钱氏诸王恪守钱鏐遗愿，谨慎守土，发展经济，为杭州的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吴越钱鏐及其子孙信奉佛教，统治杭州期间，兴建佛寺佛塔，尤其是吴越王三世钱俶，先后在显德三年（956年）、乙丑（965年）、乙亥（975年）3次大规模主持刻印佛经，印数达20余万卷。其中藏于杭州雷峰塔塔砖之内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即刻于宋开宝八年（975年）。从这些存世的经卷实物来看，纸墨俱佳、刻印精良，已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宋承五代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已至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开辟了我国刻书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浙江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又盛产纸张，具备发展雕版印刷业的有利条件，而杭州在五代时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术颇负盛名。北宋国子监除了遍刻儒家经典以外，还大量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诗文总集。这些监本虽发行于汴梁（开封），但大都在杭州雕版。如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称：“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北宋时，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市易务”等公私刻书也很多。地方官刻书，有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通判林冀等衔名，经杭州详定官重详定的《白氏文集》72卷；张君房知钱塘时刻印《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等；翟昭应知仁和县时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版印卖。私人刊印者有临安陈氏万卷堂、钱塘颜氏、杭州沈氏等。坊肆刻书有杭州晏家与钱家。寺院刻书则有淳化、咸平间龙兴寺刊《华严经》，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刻《韩昌黎集》等。

宋代提倡文治，实施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统治者为宣传封建文化，大力提倡读书、刻书。如宋蒙学课本《神童诗》所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时成为社会价值取向，更使得图书需求量与流通量的激增。朝野的官僚、士子亦以读书、劝学为重，地方官刻书成为时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之处无不刻书。他们刊刻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乡贤名宦著述。公余之暇，会同属吏以校雕刻书为美绩。至于各地士大夫刊其师友著述，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是不胜枚举。两宋的学术活动空前发展，科学、文化、历史、哲学著述丰富，编撰成绩斐然，这又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官私刻书蔚成风气，这就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营造了巨大的出版业市场。而活字印刷的出现，则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宋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1042—1048年）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印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娄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现上述泥活字印刷品的实物，但是通过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950多年前，毕升所创制的泥活字印刷技术，从制字、排版、印刷、贮字等工序上已具备了后世铅字排版印刷术的基本原理。《梦溪笔谈》中泥活字印刷工艺，或为杭州籍科学家沈括亲见并记载，而毕升所遗活字及排印器具亦为沈括子侄所得，曾有学者推测毕升是杭州人，虽缺乏文献佐证，但也足见杭州与活字印刷术的渊源。

二、宋室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

绍兴八年（1138年），自高宗“车驾驻跸临安”起，终南宋之世，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九帝，达140年之久。自高宗迁都临安后，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财政收入增多，都城人口骤增，商市繁华，官府衙署的相继修建，杭州更是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所谓“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南宋时，手工艺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两浙又是全国的造纸中心，印刷物料尤其纸墨的质量与产量超越前代，为杭州刻书印刷业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北宋亡，汴梁的一部分雕版刻印业南迁杭州，杭州成了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南宋经济繁荣，文化进步迅速，著述人才辈出，科举制度的勃兴，更为杭州刻书业推波助澜，公私刻书两旺。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宁宗、理宗时，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南宋得“行在所”之便，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咸淳四年（1268年）的100年间，曾3次纂修、刊印府志，这就是被誉为方志之上驷的《临安三志》，折射出当时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与刻书业的兴盛。史载，嘉泰三年（1203年），来杭投考太学者37000人。来京应试的各路生员及京城的各类学生与官员士大夫自然都有大量的书籍需求，更是推动了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繁荣。

南宋官刻本，除了国子监、秘书省可以印刷书籍以外，其他官刻本有德寿殿、左廊司局、修内司、太医局、临安府、临安府府学、浙漕司等，刻印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之书。杭州寺院刻本，有南山慧因讲院、北关接待妙行院、西湖净慈寺、菩提教院、净戒院刻印的佛教经籍。坊刻本，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杭州书坊可考的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要求贾官人宅、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佑坊前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橘园亭文籍书房、杭州积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临安赵宅书籍铺、临安李氏书肆、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等20家，其中有的是从汴京迁来。

当时临安城中有御河，河有棚桥，有长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这一带书坊所刻之书，为宋以后的历代藏书家所珍视，称之为“书棚本”。在杭州诸多书坊中，尤值得称道的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起父子陈宅书籍铺。20世纪60年代，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全国公藏单位的189种存世宋版书中，浙江刻本75种，其中杭州刻本就达45种，且多为坊刻本。今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唐女郎鱼玄机诗集》一书，卷终镌“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为历代递藏者所宝，钤印累累，即为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

陈起（亦名陈彦才、陈道人），字宗之，号芸居，著名出版家、图书编撰家。据有关学者考订，陈起当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4朝。陈起有藏书楼名“芸居楼”，酷爱读书，有《芸居乙稿》行世。从时人“生来稽古心，文士独知音”“成卷好诗人借看”“每留名士饮”的说法，甚或被文士誉为“知音”，可见其在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方回、刘克庄、吴文英等许多著名作家都与他交游唱和。所刻书自有一般书商不能企及的学术与市场眼光，且校印精审，为世人所重。陈起一生刻印过大量图书。据统计，陈起编刻唐诗别集在50家之上，如初唐四杰《王勃集》《杨炯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女郎鱼玄机》《唐贯休诗集》等；编刻宋江湖诗人作品总集达111家之多，《四库全书》收有《江湖小集》《江湖后集》，前者收有62家作品，后者收有49家作品；陈起编印的其他图书，据《四库全书》《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书著录，还有汉刘熙《释名》、宋邓春《画继》、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宋赵与时《宾退录》等。陈解元为陈起的儿子，名续芸，既称解元，似应中过举，也是有学问的人。陈起死后，他继承父业，从现存的书棚本来看，他刻书的数量甚至超过乃父。如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所称：“宋季临安书肆若陈起父子编刊唐宋人诗集，有功于古籍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