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策重计，谋功为首的战略决策思想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珍策重计，谋功为首的战略决策思想,第1张

珍策重计，谋功为首的战略决策思想

1．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曹操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起兵陈留（今河南宁陵县西南），当时只有五千人马，与袁绍、袁术等人相比，力量十分弱小，但经过十多年的经营，终于战胜北方的所有对手。这与曹操自起事以来，一贯重视谋略思想，始终抓住战略的总目标，善于使用谋略有密切关系。曹操一向胸怀大志，开拓进取，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他说：“夫有志必成其事，盖烈士之所以循也。”（《举泰山太守吕虔茂才令》，第36页）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汉灵帝初平元年，曹操参加以袁绍为首的讨伐董卓的联军，当袁绍等不敢向前追进时，曹操独具见解地指出：“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三国志·武帝纪》）“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第134页）

讨董卓联军失败后，袁绍曾问曹操：“若事不辑（成功），则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袁绍：“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济也乎？”曹操则答：“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武帝纪》）这是曹操谋略决策思想的总原则，他的谋略思想的出发点是聚集天下人才的智力，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去吸引人才，团结人才，引导人才，充分发挥人的智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以道御之”，把天下的人才团结起来，加以正确的组织引导，发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就能依靠群众，开展积极正确的政治军事斗争，就能“无所不可”。在当时，这无疑是远见卓识。曹操在他的整个政治军事斗争实战中，十分重视谋略，重视人才，知人善任，这是他的领导思想的突出特点。他强调“平定天下，谋功为高”（第19页）。

曹操的谋略思想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他的总战略目标，即消除战乱，统一国家，发展经济，从而实现“王者贤而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人耄耋，皆得以寿终”（《对酒》，第4页）。

曹操是历史上敢作敢为，革新创造的政治家。他二十岁进入仕途，坚持严格执法，打击地方豪强势力，伸张正义，他任济南相时（国有十余县），许多官吏都与豪强相勾结，作恶多端，残害百姓。但他到任后，查处奏免八人，惩罚一批地方恶棍，境内秩序趋于良好。那时朝臣争权，贵戚横行，曹操既不愿违背法理，取悦放纵他们的爪牙，又不能处处与他们作对，为了避免连累家庭，于是称病告归故里，读书习武，以观政治风向。

2．欲攻先谋，知敌知情

曹操自登上军事政治舞台时起，就认识到了智谋和人才的重要性。在长期的征战中，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欲攻敌，必先谋”，曹操每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出重大决策时，总是全面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分析主客观形势，看条件是否成熟，然后决断。公元188年（汉灵帝中平五年）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联结豪强，谋废灵帝，约结曹操。曹操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毅然拒绝，并严正指出：“废立之事，天下之最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成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霍皆怀至忠之诚，据宰辅之势，因秉政之重，同众人之欲，故能计从事立。……今诸君徒见昔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三国志·武帝纪》）不久，王芬阴谋败露自杀。又过两年，即公元190年（汉献帝初平元年），袁绍等关东诸将又密谋废献帝，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联络曹操，曹操反对，他说：“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孰安之？诸君北上，我自西行。”（《三国志·武帝纪》）

以上两次重大的政治决策，曹操均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力量对比、人心向背经过周密分析，深思熟虑，总结历史经验，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果敢决断，其谋略决策水平远比袁绍等辈高强。曹操虽然没有留下关于决策的系统论述，但从他的有关政治军事的决策实践和他的《孙子兵法注》中仍可了解其大略。

曹操的谋略决策十分重视“知敌知情”，他强调“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也”（第124页）。他在决策时，详细周密地掌握相关必要的情报信息，广泛听取部下将领的意见，客观评估敌我双方以及相关方面的情况，作全面对比分析之后，然后决断。公元199年（建安四年）袁绍讨平公孙瓒以后，占有幽、冀、青、并四州，拥军十余万，骑兵万匹，南下进攻许昌。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从军事经济实力对比远不及袁绍。曹军诸将闻袁绍南下攻许昌，都感畏惧，曹操召集众将领谋士，商议对策。曹操从战略高度，对袁绍的为人、智慧、胆略及其经济、兵力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最后得出打败袁绍有把握这一结论。他说：“吾知袁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分划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曹操年表》，第201页）孔融反对曹操的意见，认为袁绍地广兵强，谋士较多，而且对袁绍很忠诚，兵多将猛，难以取胜。曹操谋士荀彧反驳说：“绍兵多而治法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颜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战擒也。”（《资治通鉴》六三卷，第252页）曹操在内部团结、人才谋略、法度、军队素质、人心背向等方面均占主要优势。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官渡（今河南中牟县北）一战，曹操击败袁绍，统一了中国北方。诸葛亮对此评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为天时，亦仰于人谋也。”（《诸葛亮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诸葛亮文集》，第31页）

3．总揽全局，审时度势，着眼长远

曹操的谋略决策思想始终把握长远战略目标，审时度势，机动灵活，“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三国志·武帝纪》）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献帝任曹操为大将军，袁绍为太尉，袁绍大为不满，拒不受命，曹操为了全局利益，让大将军一职于袁绍，自任司空。第二年曹操攻打张绣，张绣降而后叛，在与张绣作战时，曹操长子曹昂为绣军所杀。后二年，曹操与袁绍处于决战对峙局面，张绣听从谋士贾诩劝说，准备投向曹操，但有顾虑，他说：“与曹有仇，从之如何？”贾诩指出：“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资治通鉴》六三卷，第253页）张绣降曹后，操捐弃前嫌，执绣手欢晏，并娶绣女为儿媳，宽怀大度，不计恩怨。

刘备为吕布所逼，投奔曹操，操礼之甚厚，高度评价刘备“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资治通鉴》六三卷，第265页）。谋士程昱向曹操提出：“观刘备有雄才而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三国志·武帝纪》）曹操深知刘备将来是自己的政治对手。却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武帝纪》）曹操的战略是收揽天下人才，为己所用，决不能为杀一刘备而自绝天下人。

曹操打败袁绍，缴获了袁绍大量辎重装备和各类古籍图书文献与情报资料，其中发现有不少许昌宫内和军中将校暗中私通袁绍的书信，众人要求清除内奸，纯洁队伍，将材料呈送曹操，面对这些材料，他一概不看，命令将全部材料烧掉，并召开会议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资治通鉴》六三卷，第282页）对重大政治问题，曹操绝不感情用事，而是深思熟虑，顾全大局，服从整体战略目标。曹操这一着，影响深远，原来那些动摇的三心二意的人更坚定更忠心了。他认为最强大的对手袁绍都被消灭了，还去追究私通袁绍的人，只会动摇军心，不如正面教育，网开一面，既稳定了军心，又树立了自己的崇高形象，提高了威望。

对于袁绍的同党，他也采取宽大政策，“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第34页），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对经过教育仍心怀二心的人，曹操则坚决惩办。袁绍谋士沮授，袁绍兵败时来不及与绍渡河，为曹操俘获，经劝降任用，后密谋归袁，事败被杀。

曹操的谋略决策原则，始终坚持“富国强兵，用贤任能”（《陈损益表》，第14页）, “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置屯田令》，第30页）。注重发展经济安定社会，选人用才，加强军队建设，做到“安不忘亡，常设备也”（第104页）。他在总结袁绍失败的教训时指出：“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第33页）曹操主张充分发挥人才和人力的智慧，他主发展经济，使民富裕安定。发展军事力量而不穷兵黩武，主张重视经济文化建设。曹操注重了解客观实际发展的规律和大的趋势，善于预见未来，做到“当见未萌”，也同时还注意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发挥领导集团的整体效应作用。

《察往知来: 吕蒙涉猎典籍，增加才略》三国谋略智慧大全

孙权以前对吕蒙说：“你现在担任要职，执掌权力，不能不学习。”吕蒙推辞说军务太多，没有时间学习。孙权说：“我难道是要你研究儒家经典，去作博士吗我只是要你去浏览书籍，从中知道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你说军务多，但谁还会象我这样忙我经常读书，自以为得到很多好处。”于是，吕蒙才开始读书。等到鲁肃经过寻阳时，与吕蒙谈话，大吃一惊说：“你今天的才干谋略，已经不再是当年吴郡时的吕蒙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就应当刮目相看，大哥怎么发现得这么晚呢!”鲁肃就去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好友，然后分手。

博览群书，察往知来，增进才略，大有所益。皓首穷经，成为儒学博士，老死于章句之间此非孙权所要求。涉猎典籍，研治往事，培养真知灼见，掌握智谋韬略才是读书真谛，学习目的。孙权已尝甜头，故嘱吕蒙习此。

1 关于权谋的诗句

关于权谋的诗句 1关于权谋的诗句

箜篌引

卢溪郡南夜泊舟，夜闻两岸羌戎讴。

其时月黑猿啾啾，微雨沾衣令人愁。

有一迁客登高楼，不言不寐弹箜篌。

弹作蓟门桑叶秋，风沙飒飒青冢头，将军铁嗯汗血流，深入匈奴战未休。

黄旗一点兵马收，乱杀胡人积如丘。

疮病驱来配边州，仍披漠北羔羊裘。

颜色饥枯掩面羞，眼眶泪滴深两眸。

思还本乡食牦牛，欲语不得指咽喉。

或有强壮能噫呦，意说被他边将仇。

五世属藩汉主留，碧毛毡帐河曲游。

橐驼五万部落稠，敕赐飞凤金兜鍪。

为君百战如过筹，静扫阴山无鸟投。

家藏铁券特承优，黄金千斤不称求。

九族分离作楚囚，深溪寂寞弦苦幽。

草木悲感声飕飀，仆本东山为国忧。

明光殿前论九畴，簏读兵书尽冥搜。

为君掌上施权谋，洞晓山川无与俦。

紫宸诏发远怀柔，摇笔飞霜如夺钩。

鬼神不得知其由，怜爱苍生比蚍蜉。

朔河屯兵须渐抽，尽遣降来拜御沟。

便令海内休戈矛，何用班超定远侯。

使臣书之得已不？

西江月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2描写“立志报仇”的诗句有哪些

1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出自唐·贾岛《剑客》）

2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诗抄，具体不详）

3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出自《水浒传》第三十八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4侠肠烈胆矢精诚，只为报仇不为生。今日试听桥畔水，淙淙犹似剁袍声。（出自王葆谦《咏豫让》）

5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杨刀，清昼杀雠家。罗袖洒赤血，英气凌紫霞。直上西山去，关吏相邀遮。婿为燕国王，身被诏狱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颈未及断，摧眉伏泥沙。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何惭聂政姊，万古共惊嗟。（出自唐·李白《秦女休行》）

3形容谋略的词语

才智：

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聪明绝顶，大智若愚，聪明伶俐，博学笃行，博闻强识，明知灼见，运筹帷幄，巧捷万端，千伶百俐，别具慧眼，卓尔不群，大智若愚，绝圣弃智，大巧若拙，虚怀若谷，睿智、天纵奇才、聪颖、才华横溢

谋略：

多谋善断很有智谋，又善于判断。

多谋善虑谋：谋划，策划；虑：思考。富于智谋，又善于思考。

发短心长发短：指年老；心长：智谋深。头发稀少，心计很多。形容年老而智谋高。

满腹经纶比喻政治见识和主张。形容人极有才干和智谋。

匹夫之勇指不用智谋单凭个人的勇力。

心长发短心长：智谋深；发短：指年老。头发稀少，心计很多。形容年老而智谋高。

勇而无谋谋：计谋。虽然勇敢，但没有智谋。

智勇双全又有智谋，又很勇敢。

草船借箭运用智谋，凭借他人的人力或财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殚谋戮力竭尽智谋和精力。

计穷智短计：计谋；穷：尽；智：智谋；短：缺少。计策用完了，才智也不够用了。形容已经想不出什么办法了。

力屈计穷屈：穷尽。力量智谋都已用完。

妙算神机形容智谋无穷，善于洞察形势，计策得当。

谋臣如雨形容智谋之士极多。

挈瓶之智挈瓶：汲水用的容量小的瓶子。比喻浅薄的知识或智谋。亦作“智类挈瓶”、“挈瓶之知”。

孙庞斗智〖解释〗孙：孙膑；庞：庞涓。孙膑、庞涓各以智谋争斗。比喻昔日友人今为仇敌，各逞计谋生死搏斗。也比喻双方用计较量高下。

策无遗算策：计谋，策划；算：计划，筹谋。所出的谋略周密准确，没有遗漏失算之处

大展宏图展：把卷画打开，比喻实现；宏图：比喻宏伟远大的谋略与计划。大规模地实施宏伟远大的计划或抱负

宏才大略杰出的才能和谋略

出谋画策谋：谋略。画：筹划。制定计谋策略。常指为人出主意。

大谋不谋具有远大谋略的人，表面上好像看不出谋略。

伏龙凤雏伏龙：（卧龙）诸葛孔明。凤雏：庞士元。两人都是汉末三国时期著名的谋略家，军事家。后指隐而未现的有较高学问和能耐的人。

腹中兵甲兵甲：即甲兵，穿着盔甲的士兵。腹中装有士兵。比喻人有雄才谋略。

六出奇计原指陈平所出的六条妙计。后泛指出奇制胜的谋略。

文韬武略韬：指《六韬》，古代兵书，内容分文、武、龙、虎、豹、犬六韬；略：指《三略》，古代兵书，凡三卷。比喻用兵的谋略。

雄才大略非常杰出的才智和谋略。

持久之计持久：持之以久，即长久。长久的打算或谋略。

谋如涌泉谋略像奔涌的泉水一样多。

上兵伐谋上：上等，引申为最好的。兵：指战争，引申为用兵。伐：讨伐，攻打。伐谋：用计谋粉碎敌人的计策。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取胜。

神谟庙算指神奇的谋略和计划。

文经武略经世的文才和军事谋略。

雄材大略杰出的才能和伟大的谋略。

熊韬豹略比喻高妙的用兵谋略。

用智铺谋运用智力，设谋略。亦作“用计铺谋”。

4关于为人之要、处世之道、知理之策的诗句

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即：有势则从，无势则去。

有时间多读《天下无谋之谋秘卷八书》。将社会，人性揭露的太深刻了。

《天下无谋之秘卷八书（套装共8册）》在古代涉及权术谋略的古籍中，挑选出八本最具有指导性和谋略价值的，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系统的注释，引经据典，读来令人豁然开朗。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从这些书中，读者不仅能很好地重温历史，更能以史为鉴，指导自己在生活上、工作上、商场上、人际交往上更好地解决难题。

《罗织经（最奇特的典籍）》：唐朝酷吏来俊臣、万国俊所撰的《罗织经》，是一部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次必然的孽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其一，它是人类有始以来，第一部制造冤狱的经典。其二，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部由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其三，它是文明史上，第一部集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其四，它第一次揭示了奸臣何以比忠臣过得更好的奥秘——权谋厚黑。

《小人经"坏人哲学"》：《小人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评述小人“智慧”的专著。作者冯道可作者冯道可称得上是官场上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奇迹。由于作者特殊的经历和小人视角，此书便来得有些分量，用曾国蕃的话说：“一部《小人经》，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它使小人汗颜，君子惊悚……”《小人经》提供给人们的只是审视小人的一个独特的视角，至于如何定义小人、如何防范小人、并最终战胜小人，读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权谋术（处世绝学）》：权谋术是应用于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策略和手段，如果运用得好，权谋术就是智慧，甚至可以成为一门艺术，令人赏心悦目，击节赞赏。无论在政治、外交、军事，乃至最为普通的人际交往中，权谋术其实无处不在。权谋术在我国只是一种应用技术，而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系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作为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权谋术著作，这部书的参考价值是无可怀疑的。现代作者史半山对这部书加以注释，并附以相应历史典故、人物简介，并加以阐发，既充实了内容，又增强了可读性。

《守弱学（人生胜经）》：世上存在着强弱之分，有强者，但更多的是弱者。难道弱者便永远处于弱势，强者便可恒强吗？人的一生为何有时处于强势有时又处于弱势？强弱之势又是如何转化的？著名古籍整理专家马树全先生，便根据西晋名臣杜预有关强弱之“势”的散见论述，整理编著了这一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守弱学》。内容丰富，意义深刻，具有知识性、趣味性、情节性、生动性、可读性等特点。

《韬晦书（最具功效的学问）》：韬晦术是中国历代智谋人士的枕箱秘笈，是他们求生存、谋发迹的法宝。尽管人们对它心悦诚服，细加揣摩，并在政治争斗、官场角逐以及日常生活中不断运用，却没有人把它付诸笔端，写成一部专著，大有“君子远庖厨”的意味。这是因为封建历史中讲究的是“代圣人立言”，韬晦术因此有了“阴谋”的嫌疑。鉴此，杨慎生前把这部凝聚其心血的重要著作不收入自己文集的苦心，就不难理解了。

《止学（胜败荣辱书）》：千万不要小瞧一个“止”字，它关乎每一个人的胜败荣辱：对于大人物来说，一个“止”决定了其平凡与伟大；对于一个平凡人来说，它决定了他的成与败；对于赌徒来说，它决定了输与赢……“止”之奥妙，存乎一心。

《解厄鉴（趋利避害书）》：遭逢厄运，自陷困境是人生的常态，抱怨和逃避是毫无出路的。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重要的是解厄脱困，化不利为有利，化灾厄为吉祥。北宋宰相晏殊的这本书不仅立足于“解厄”，它更关注人们致厄的根源。晏殊在书中深刻而具体地剖析了人性的种种弱点，提出了解厄当治本的主张。这是晏殊的高明之处，亦是此书的特殊之处，可以说，这是一部古代历史上唯一的系统论述和解析“人性的弱点”的专著，可谓洞察深邃，入木三分。

《仕经（做官学）》：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战乱和改朝换代这样大的社会动荡外，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波谲云诡、变动迭出的就要数官场了。做官的人一方面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即所谓建功立业，拜将入相，另一方面更要尽量保全自身，以固荣宠，其中自有诸多的学问和策略。

论语

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史记

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道德经

春秋时期老子的哲学著作，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庄子

《庄子》一书主要反映了庄子的批判哲学、艺术、美学、审美观等。其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涉及哲学、人生、政治、社会、艺术、宇宙生成论等诸多方面。不仅是一本哲学名作，更是文学、审美学上的寓言杰作典范，对中国文学、审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深远影响。

孟子

孟子与孔子被后人合称孔孟。《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撰而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荀子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由荀子及其弟子所著，旨在总结先秦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反映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思想以及荀子的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

大学

《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中庸

《中庸》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经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提出的“五达道”、“三达德”、“慎独自修”、“至诚尽性”等内容，对为人处事，人性修养有重要影响。

资治通鉴

由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二人并称“史学两司马”。

山海经

《山海经》的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毛泽东对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军事才能有过很高的评价，如指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但他惟独对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一事大不以为然。在读《新唐书·李恪传》时，毛泽东批道：“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我以为，虽然毛泽东的读史批语中有许多真知灼见，但也未见得每一条都是确评。比如上述有关唐太宗立太子一事的批语，便属于一家之言，可以进一步讨论和反思。

　　贞观十七年（643年），生性顽劣而又跛足的太子李承乾因谋反罪被废为庶人。唐太宗只得在剩下的两位嫡子李泰和李治中确定新的皇太子。魏王（后来称濮王）李泰多艺能，唐太宗一度很欣赏其才干，李泰也曾想利用这一优势取李承乾而代之。事实证明，正是李泰的结党营私、不甘其位引发了李承乾的铤而走险。等到李承乾被废，唐太宗舍弃才能出众而野心勃勃的李泰，最终将性格相对懦弱仁孝的晋王李治立为太子，这便是后来的唐高宗。

　　众所周知，唐太宗自己是通过“玄武门之变”而登上帝位的，兄弟相残的悲剧给他留下了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令他倍感痛心的是，仿佛是冥冥之中的报应，政变具有传染性，往日的悲剧险些又在李承乾、李泰兄弟身上重演。所以当李承乾被废后，唐太宗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便把如何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重演放在突出的位置来考虑。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和九子李治均为长孙皇后所生，也就是正统观念所讲的三位嫡子。在为什么要立李治为太子的问题上，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又表示：“自今太子不道，藩王窥嗣者，两弃之。传之子孙，以为永制。”（《旧唐书》列传第二十六《太宗诸子·濮王泰》，岳麓出版社1997年版）李世民正是看中了李治的宽仁孝友，才决定将他立为太子。因为争当太子失败，李泰被徙居均州郧乡县。后唐太宗曾拿着李泰所上表对近臣说：“泰文辞美丽，岂非才士。我中心念泰，卿等共知。但社稷之计，断割恩宠，责其居外者，亦是两相全也。”

　　然而，局面并未就止尘埃落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唐太宗发现李治不仅性格相对懦弱，而且过于循规蹈矩，很难培养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帝王。皇帝们立储时的基本心态是“生子如狼，犹恐如羊”，况且李治生性缺乏狼性，这让唐太宗始终放不下心来。他开始犹豫了，并将目光投向第三子即吴王李恪。李恪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加之李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因此“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唐太宗非常喜爱他，确信此儿“英果类我”，有意将其立为太子以取代李治。过去毛泽东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唐太宗再换太子的计划之所以最终搁浅，主要是因为李治舅舅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然而，事实的真相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在立太子这样关键的问题上，凭唐太宗的性格，他会听取大臣们的意见，但绝对不会被大臣们所左右。如果大臣和他的所思所想差别很大，他断难降心相从。唐太宗的深层顾虑是，如果真的立李恪为太子，那么长孙皇后所生的三个儿子可能都不得善终。再者，过去那些拥立李治的大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等面对李恪又将何以自处？所以，唐太宗最终放弃废立之举，恐怕仍是担心兄弟相残的悲剧再度上演。

　　唐太宗在立李治为太子的过程中可谓煞费苦心。为了李治安全地坐稳皇位，唐太宗还为李治精心搭建了未来的辅政班子，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等代表不同的势力集团，三方互相牵制，免使一方坐大，其平衡术可谓老谋深算。更有趣的是，为使李勣将来对李治忠心耿耿，唐太宗还故意将李勣贬谪出宫，再嘱咐李治即位后将其招回。其帝王术于此也可见一斑。

　　以上是从唐太宗的心态所做出的一点分析。接下来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李治的素质和表现。李治的性格虽然比较懦弱，但秉性仁孝宽厚的他却适合做守成之主，延承平之世。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来看，性格大刀阔斧的皇帝如秦始皇、汉武帝等虽长于建树，但也往往流于折腾。汉武帝刘彻是一代雄主，但在其治下却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晚年不得不下罪己诏。底层社会的老百姓大多并不喜欢这样的皇帝，反倒是乐于生活在像“文景之治”那样的守成时代。

　　李治统治时期，国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动荡，这难道不是当时的老百姓之福？而且，李治也绝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缺乏政治才能和帝王谋略。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唐太宗在世时每视朝，常令太子李治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其善”。可见李治是具备做帝王的基本条件的。李治当政初期基本延续太宗路线，他礼敬大臣，勤于政事，坚持一日或两日上朝。全国经济繁荣，户口数量在永徽年间增至380万户。他规范了科举考试制度，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作为明经科的考试范本，还亲自策试举人，选拔人才。永徽至龙朔年间，大臣宗室赞翊教化，著书蔚为风气。如永徽七年（656年）《五代史志》（梁、陈、北周、北齐、隋）编成；龙朔三年（663年），太子李弘撰成《瑶山玉彩》500卷。彬彬文治，粲然可观。文治之外，李治在武功方面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他任用薛仁贵征伐高丽，派遣苏定方进讨贺鲁、百济，皆大获全胜，威震殊俗。这不仅促进了边疆的进一步稳定，而且延续并增强了大唐作为天朝上国的庄严气象。自古帝王与宰相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为防止宰相专权，李治在其统治时期增加了宰相人数，分割和削弱了宰相之权，如元徽、显庆年间，李治任命的宰相便有李勣、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韩瑷、来济、许敬宗、李义府、杜正伦等。这也反映了李治仁孝背后精明的一面。

　　李治最受人诟病的举措是立武则天为皇后，以至于后来女主擅权，还一度使大唐江山改变了颜色。其实，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废立皇后的帝王多得很，如西汉武帝刘彻、东汉光武帝刘秀、宋仁宗赵祯、明宪宗朱见深等，为何后人专责李治一人呢？再者，武则天也算是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帝，至少比她的两个儿子唐中宗和唐睿宗要强得多。她在许多方面发展了贞观之治，又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对武则天的评价并不低，曾说武则天“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这就给后人留了一个疑问，即李治一手造就了武则天这么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帝，为何毛泽东又称李治为“朽物”呢？还有，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李治自显庆年间之后便身体不适，“多苦风疾”，严重时以致“目不能视”。这点似乎可以证明，李治并非是无缘无故怠政荒政，并甘于大权旁落的。有个时期他还想废掉武则天，只是那时武则天已羽翼丰满，废掉已不太容易罢了。

　　所以，从唐太宗立太子时的心态来看，他是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比较的，很难说是“懵懂一时”;而从李治的素质和表现来看，他当皇帝三十多年中固然缺乏大的作为，但也并非一无是处，起码是延续了承平之世。武则天的上台，如果不囿于传统的观念，那么李治不但没有过错，反而与有荣焉。还有一点不能不谈一下，即通观中国历史上皇帝立储的情形，我们就会发现，在“家天下”的皇权专制制度下，皇太子的选择是在封闭的圈子中进行的，何人做皇太子决定于父皇之喜好，而父皇又常常陷入立长、立嫡、立功、立贤、立爱等诸多的矛盾困扰之中。这种将天下安危系于一人、将接班人选囿于血统的痼疾困扰了中国几千年。体制的重大缺陷，导致不论怎样英明的君主，差不多都会被接班人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甚至痛哭流涕。唐太宗如此，后来清朝的康熙大帝不也如此吗？皇帝对太子的期望值甚高，稍有不满便想废立，但事到临头又顾虑重重，最后大多只好委曲求全。因此，与其说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是“懵懂一时”，还不如说他摆脱不了体制的魔咒更为准确。唐太宗为立太子之事绞尽脑汁，但终究仍带有赌博的性质，机关算尽式的聪明也难免漏洞百出。“虑切于此而祸生于彼”，乃是帝王们考虑后事时的常态。从体制的角度来看，我们只能原谅唐太宗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看见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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