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

　　《午集下》《石字部》　·砚

　　《唐韵》吾甸切《集韵》《韵会》《正韵》倪甸切音。《释名》砚，硏也，硏墨使和濡也。《说文》石滑也。《长笺》滑训利，利犹厉也，与硏摩同义。《文房四谱》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篆，曰帝鸿氏之砚。《周武王·砚铭》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污白。　又姓。《元文类》国子监司业砚弥坚。　又《字汇补》古典切，音蹇。濡石也。　《正字通》说文硏砚音义俱分，今俗合为一。[2]

　　砚，俗称砚台，是汉族书写、绘画研磨色料的工具。汉代时砚已流行，宋代则已普遍使用，明、清两代品种繁多，出现了被人们称为“四大名砚”的端砚、歙砚、洮砚和澄泥砚。古代汉族文人对砚十分重视，不仅终日相随，而且死后还用之殉葬。

　　砚与笔、墨、纸是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 砚用于研墨，盛放磨好的墨汁和掭笔。因为磨墨，所以有一块平坦的地方；因为盛墨汁，所以有一个凹陷。汉代刘熙写的《释名》中解释：“砚者研也，可研墨使之濡也”。

　　最常见的砚台的制作材料是石材，有来自广东端溪的端砚，来自安徽歙县的歙砚，来自甘肃南部的洮砚，来自河南洛阳的澄泥砚等等，这四种砚台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砚”，端砚又称作端溪石砚，位列四大名砚之首。另有“南端北易”之说，“易”指河北易水砚。 歙砚(王耀作品）此外唐开始使用铜雀台遗迹上的砖所做砖砚流行一时。

　　苏轼藏有唐代许敬宗砚，在黄州沙湖民家时得吕道人沉泥砚，苏轼说：“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馀事也。”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写信给黄庭坚：“或谓居士：‘吾当往端溪，可为公购砚。’居士曰：‘吾两手，其一解写字，而有三砚，何以多为？’”苏轼有诗纪念亡友石昌言：“非人磨墨墨磨人！”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砚台已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具，而成为了集雕刻，绘画于一身的精美工艺品，成为文人墨客收藏的对象。北宋末何蘧《春渚纪闻》记载宋徽宗召米芾写字，米芾看到皇帝桌上有名砚，一写完字，就抱上砚台跪请曰：“此砚经臣濡染，不可复以进御，取进止。”让皇帝把砚台赐给他，皇帝答应他，米芾舞蹈以谢，又恐皇上后悔，便急着把砚台抱回，连衣服都染黑了。徽宗叹气说：“颠名不虚得也。”

　　明末吕留良有嗜砚之癖，自言“予幼嗜砚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黄宗羲曾赠给他一方八角砚，这砚台是梅朗中从传教士手中得到的龙尾砚。康熙时林佶、余甸皆嗜砚，余甸题有〈中洞活眼砚铭〉：“莫精于中洞，粹然者其出水之芙蓉，莫良于眸子，然者晓星之当空。”。

　　明清时士子曾以燕子石制砚，所谓的燕子石其实是寒武纪时期的三叶虫化石，风韵别致，且易于发墨，深为书家所珍爱。王渔洋《池北偶谈》载：“邹平张尚书崇祯间游泰山，宿大汶口，偶行至汶水滨，水中得石，作多蝠（福）砚。”张延登死后，其砚落入浙抚张勄手中。孔尚任对多蝠砚咏赞不绝：“张家两中丞，得失如轮转；一砚供二贤，前后荷殊眷”。

　　台湾浊水溪所产之“螺溪石”，经琢磨而成的砚，称“螺溪砚”，由于色泽雅美，发墨佳良，而且严冬不冻，贮水不干，亦为稀世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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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砚　　砚之起源甚早，大概在殷商初期，笔墨砚始以粗见雏形。刚开始时以笔直接蘸石墨写字，后来因为不方便，无法写大字，人类便想到了可先在坚硬东西上研磨成汁，如石玉、砖、铜、铁等。殷商时青铜器已十分发达，且陶石随手可得，砚乃随着墨的使用而遂渐成形，古时以石砚最普遍，直到现在经历多代考验仍以石质为最佳。可以作砚的石头极多，我国地大物博，到处是名山大川，自然有多种石头。产石之处，必然有石工，所以产砚的地方遍布全国各地。

　　七十年代末，在陕西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套绘画工具，其中有石砚、研棒及砚盖，距今约7000年左右。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战国墨砚，是用鹅卵石打磨制成。不过，那时的墨为天然矿石，因而砚还需用研棒辅助，才能将墨磨至细。砚这种附带磨杵或研石的形制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发生改变，即取消磨杵或研石，而接近于现在的砚呢？目前所知，要直到两汉时期。汉代由于发明了人工制墨，墨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故不需再借助磨杵或研石研天然或半天然墨了。如此看来，磨杵或研石经过史前及夏商周共三千多年的漫长跋涉，才逐渐消隐，尽管今天已不为所用，但其为传播文化立下的功绩仍不可没。

　　我国传统有四大砚，即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著名的有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的歙砚、山东鲁砚、江西龙尾砚、山西澄泥砚。端砚产于广东端州（肇庆市）东郊端溪，唐代就极出名，李贺有诗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赞石工攀登高处凿取紫色岩石来制砚。端砚有“群砚之首“的称誉，石质细腻、坚实、幼嫩、滋润，扪之若婴儿之肤，。温润如玉，磨之无声，发墨光润。石上且有鸲鹆眼等自然纹理，歙砚产于徽州，徽州是府治，歙县是县治，同在一地。所以歙砚与徽墨乃是“文房四宝”中同产一地的姐妹。歙砚的特点，据《洞天清禄集》说：“细润如玉，发墨如饥油，并无声，久用不退锋。或有隐隐白纹成山水、星斗、云月异象。”端砚资源缺乏，名贵者已不多；歙县地处黄山之阳，取材广泛，近年仍有镂刻工极细之艺术大砚出产。洮河砚之石材产于甘肃临洮大河深水之底，取之极难。澄泥砚产于山西绛州，不是石砚，而是用绢袋沉到汾河里，一年后取出，袋里装满细泥沙，用来制砚。另有鲁砚，产于山东；盘谷砚，产于河南；罗纹砚，产于江西。一般说，凡石质细密，能保持湿润，磨墨无声，发墨光润的，都是较好的砚台。种类

　　砚，按材质来分，可有石类、陶瓦类、金属类、漆砂类等，而砚的主要材质是各种砚石。砚石一般以产地命名，我国出产有200多种砚石，其中最的当属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河砚、红丝砚（另一说法为澄泥砚）。

孙武，字长卿，其生平事迹最早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为陈国公子陈完后裔，孙书之孙，孙凭之子。作为春秋末兵家的代表，孙武被后人尊称为孙子、兵圣、兵学的鼻祖等。

出生于齐国贵族世家的孙武，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小就饱读兵书，对军事非常感兴趣。加上孙武所处的时代，战争频繁、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这让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争理论。

当时，南方的吴国联晋伐楚，国势强盛，大有崛起之势。孙武认定吴国是他实现抱负的地方，于是毅然离开齐国，经过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去。

孙武孙武一生中的重要事件都是在吴国发生

孙武一生中的重要事件都是在吴国发生的，死后亦埋葬在吴国，因此历史上一直把孙武称为“吴人”。

孙武在吴都（今苏州市）郊外结识了楚国名臣伍子胥。伍子胥因为家门的牵连，被迫流亡到吴国。两人结识之后，发现彼此意气相投，遂成为挚友。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吴国阖闾当政之后，礼贤下士，任用了一批贤臣，其中就有伍子胥。

阖闾体恤民情，注重农业生产，积蓄粮食，修路筑城，训练军队，一时间吴国民心振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阖闾立志要强盛吴国，灭楚称雄。这一切都被孙武看在眼里，因此他在隐居之地，一边灌园耕种，一边写作兵法，其旷世巨著《孙子兵法》即于此时写成。

《孙子兵法》

阖闾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治国政策，让孙武意识到他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君主，因而不久孙武便经由伍子胥，把其所著的《孙子兵法》十三篇献给吴王，吴王阖闾看后大为赞赏。

孙武所献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总共不到六千字，在字数上还不及现在一个本科生的学士论文，但是其中说提及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几乎成了军事理论上无法超越的经典。

《孙子兵法》是中国历史上一部经典的、影响深远的军事著作，在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武经七书》中被排列首位，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兵书，书中充满了很多睿智的战略思想。

据说滑铁卢失败后，拿破仑在百无聊赖的囚禁生涯中无意间看到传教士翻译的《孙子兵法》，痛心疾首地说：“如果我二十年前就能读到这本书，历史将被改写！”

《孙子与现代战争兵法》作者马克·麦克尼利，在书中写道：“《孙子兵法》是高层军校学生必读的一本书，已经融会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事学说之中。”

《孙子兵法》的作者

然而《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到底是不是吴国将军孙武，这个问题却一直困扰着历史学家。

古籍《商君书》《韩非子》都提到“孙吴之书”是指《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但没有说明其作者就是孙武。直到《史记》问世，司马迁才明确提出《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

由于司马迁写作严谨，后世对“《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的说法深信不疑。但是宋代学者陈振孙、叶适却对此提出质疑：《孙子》真是孙武撰著的吗？历史上是否真有孙武其人？清人姚际恒亦赞同其说，认为《孙子兵法》为伪书。然而《汉书·艺文志》载古兵法有《膑孙子》（孙膑）和《吴孙子》（孙武），将孙膑与孙武其人其著区别清楚，实无可疑。

明代宋濂的《诸子辨》、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作认为：太史公是严肃认真的史家，其记事立言，翔实可靠，本传中所叙孙武、孙膑事明明白白。

此外，史学界还存有一种意见，认为《孙子兵法》是由孙武与其门徒们共同撰著的。这与《论语》的创作方式如出一辙，即孙武讲学授徒，传授军事学术，由其门徒耳受笔录，世代相传，最后在春秋战国期间逐渐地形成了这部丰富的、有比较完整的体系的兵法著作。

总结

孙子与孔子出生在同一个时代，但是面对诸侯纷争，一个选择从内提高自身的修养，用思想教化民众；一个选择从外增强自身的实力，用谋略战胜敌手。因此后人说为人学孔子，处世学孙子。

孙子的处世智慧，主要表现在用谋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教人掌握未来的不可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教人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教人随时把握主动……

由于其深远的影响力，《孙子兵法》迄今已被译成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在日本甚至有一百多种研究《孙子兵法》的著作出版。

如今，《孙子兵法》中军事家孙子处理战争的智慧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军事、政治、外交等各个方面，甚至被很多企业家用于企业管理和商场竞争。

　　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而又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清代的学术思想可以说处于一个辉煌璀灿的重要时期。从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兴起，耶稣会士东来传教，到王、黄、顾等诸多杰出思想家和学者的涌现，拉开了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进程的序幕，其后的历史发展，可以称得上波澜壮阔、绚烂多彩。由于社会的变化和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发展，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理学逐渐衰颓，实学思潮应运而生，并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发展到高峰。一时间，经世致用成为学者的治学宗旨，崇实黜虚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随着后来清政权的稳固和封建经济、政治的发展，统治者对思想领域的控制逐步加强，对学术思想的参与也大大增多，清代学术相应进入了一个对既往成果进行全面清理、总结的时代，以考据为特征的乾嘉汉学风靡一时，与此相关的文字、音韵、训诂、辑佚、目录、版本等各门学科也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嘉、道以后，社会历史又发生了新的转折，今文经学兴起，乾嘉汉学走向衰落。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清代的学术思想进入了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新的发展阶段。可见，从明清之际迄鸦片战争，这二百多年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集大成时期，又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折和启蒙时期。清代众多学者、思想家提出的问题及其思想走向，至今依然是摆在学术文化界面前的重要课题。深入地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阐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演变，分析其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学术思想的特色，无疑是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鉴于学术界对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看法，因而，我们这里拟就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做一些简略论述。

　　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什么特点，一些前哲与时贤，曾做过概略论述，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思想囊括无遗地称之为考证学，并认为考证学派“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1。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考证。王国维也曾对之概括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2侯外庐则把鸦片战争之前的学术思想的主流统称之为“早期启蒙思潮”。近年来，随着文化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论述，也更加具体和深人。如有的学者概括说：“第一，富有总结性；第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共同创造祖国的灿烂文明；第三，中西文化互相激荡；第四，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3又有的著作总论明清两朝的文化特点说：“第一，‘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的地位；第二，早期启蒙思潮应运而起；第三，进入古典文化总结时期；第四，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汇’的初级阶段。”4戴逸在《清代思潮》一文中也概括清代学术思潮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变的时期”5。如此等等。

　　上述种种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概括，既有一致性，又有不同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给人以启迪。不过，我们也觉得上述有些看法未免只从学术思想的表现形式看问题，如把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总体上概括为“考证学”，便很难把握清代学术思想的本质特征；也有些论述未能突出清代学术思想独有的特点，譬如说“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其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何尝不是“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呢这并非是清代学术思想独具的特色。我们认为所谓特点，就是事物有别于其它事物的、自身独具的，能反映本质属性的特征。同时，要讨论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首先应解决从何处入手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不能脱离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也不能就思想论思想。因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且，“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研究学术思想都给予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既然要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那么，首先就应把握清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而史学界多数学者公认的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最主要的特点是：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它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处在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第二，清朝的统治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它既发扬了满族英勇骁健、锐意进取的民族风貌，又充分吸收了汉族文化，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也使自明末以来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重新回光返照，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又有新发展，此时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居主导的支配地位，但在社会经济中也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萌芽；第三，与清代建国的时间相同步，世界上的西欧各国已陆续由中世纪封建社会步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时期。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潮流下，清代封建统治者想要始终如一的闭关自守，以“天朝上国”自居已不可能。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必然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不得不由古代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和转变。这些都是清代社会历史不同于其它朝代的独有的特点。与清代这些社会历史特点相适应，并结合清代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和演变，我们认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早期启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前已述及，侯外庐先生早就提出了“早期启蒙思潮”，而且这也是侯氏整个中国思想史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一观点，在1949年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曾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但近年来也有些论者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包括17世纪的经世致用思潮“理论上没有摆脱儒家‘修齐治平’的框架，它的理想社会仍是‘三代之制’的模式，这只是封建制度在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化，而不是超越儒家的新的社会理想”。并说清代学术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从性理之学回到训诂考据，从宋学回到汉学”。因而“不同意把这一思潮说成是中国启蒙文化”6。这种论点还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和补充。但我们对这种观点则表示异议。持上述观点的人也肯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自明代中叶出现有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并肯定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出现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活动，主张“人各有私”，提倡“个性解放”的市民意识。但他们却认为明清之际涌现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是对明中叶以后产生的进步思潮的反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未免过于武断和偏颇。事实上，王、黄、顾等进步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学说，乃是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中，通过对明朝灭亡的总结与反思提出的更为深刻的思想。他们进一步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激烈的抨击，倡导民主，反对独治。批判封建专制几乎成为当时的思想潮流，这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得到反映。诸如，对封建社会后期居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从哲学高度作出的总结和批判，使得理学一蹶不振，走向终结；在政治思想方面，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乐”，极为尖锐地指出“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7唐甄更把帝王和盗贼并提，“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8。在社会经济方面，思想家们提出“均田说”和“工商皆本论”。与时代发展相联系，应该看到这些思想观点正是明中叶以来社会经济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思想观点的“反封建性质”，仅将其视为“是中国古代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尤其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些思想家和学者是对明中叶以来进步思想的反动和倒退。当然，就其思想表现形式说，的确仍是披着儒家经学的衣衫，他们的一些闪光的思想，往往是通过注疏经书的形式出现的，似乎是从“四书”回到“五经”或“十三经”。问题在于不能只看这种表现形式，而应看其思想内容。同时，也不能因为提出这些思想的学者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而且他们从总体上说仍然是传统的儒家，便据此认为他们的思想不具备新的进步性质。应该看到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不可能纯而又纯，在他们的思想中新旧思想杂陈反而是正常的。既不能因为他们有传统的旧的思想和形式，便否认他们思想中的新的因素；也不能因为他们有新的思想，便否认他们旧思想的存在。对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来说，特别要注意“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平心而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想和命题，与其以前的思想家相比，显然有新的色彩并达到新的高度。

　　再就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说，18世纪的学术思想的确发生了逆转，未能坚持和发展17世纪的进步的社会批判思潮，而出现了“汉学”的复兴，考据学在学术思想界占据了支配地位。但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17世纪进步思潮本身就不具备启蒙性质。应该看到，18世纪出现的汉学复兴，既是清盛世的产物，又有着学术思想由理学(宋学)演变到考据学(汉学)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是清廷强化思想专制的结果。汉学的复兴，考据学的盛行，对思想的活跃与发展有消极的影响，但却不能不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将罪责强加在17世纪进步思想家头上，并否认他们所具有的早期启蒙性质。而且，即使是18世纪在乾嘉考据学占据支配地位，思想领域相对比较沉寂的状况下，仍涌现了戴震、曹雪芹这样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著述和作品中的反理学思想及塑造的封建叛逆形象，仍然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早期启蒙思想成果。这也说明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甚至于直到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后，当时的思想家、革命家，依然把17世纪王、黄、顾等人的进步思想视为自己的思想先驱。梁启超曾肯定《明夷待访录》对他的启迪，认为“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9。谭嗣同也高度赞扬王夫之和黄宗羲；辛亥革命时期的宣传家们又一再赞扬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太炎从政治思想到学术思想，都深受顾炎武的影响。如果说17世纪的进步思潮不具备早期启蒙性质，便不可能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时，发生那么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同时，也应注意到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又处在世界历史向近代资本主义迈进时期，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历史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在学术思想方面也必然有所反映，17世纪兴起的早期启蒙思想，在18世纪并未完全中断，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又得到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正是历史的转变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反映。我们肯定清代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变时期，而这种转变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则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

　　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虽然有迂回和曲折，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人类的认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也是逐步由粗疏到缜密，经过不断地总结与反思得到发展和提高。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具备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高、最完备的形态。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比之前代都有进一步发展，为总结和整理传统的封建文化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物质基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积累，也为清代进行总结提供了可能。因此，总结和整理传统文化就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

　　清代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其中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共1万卷，分6编，32典，6109部，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之大成；乾隆时期调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编纂的丛书《四库全书》，收书3500多种，79000多卷，总量达99亿多字，分经、史、子、集四部，几乎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献典籍，成为“震古铄今”，迄今为止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丛书，从而使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得以流传和保存，其历史功绩实不可没。清代对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还表现在对古籍的训诂、注疏和考订方面。清代的学术思想从明清之际起，就呈现了由宋返汉，通经服古的趋势，到了康乾盛世，考据学风达到鼎盛阶段。考据学派对中国历史上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史、子、集等各类古籍，从文字、声韵、校勘入手，一一加以考订，将许多艰涩难解的古书，通过训诂注疏，达到通晓解读；又将一些章简错乱、讹误甚多的古书，通过校勘，进行纠错舛正；还使一些年久失传、真伪难辨的古籍，通过辑佚和辨伪，得以流传和辨明。正是通过清代学者对古代典籍所做的这些基础性整理，为后人的阅读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为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也为进一步总结和清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奠定了基础。

　　由于在康雍乾时期对中国古代的典籍大规模地进行训诂、注疏、校勘、辑佚、辨伪、考订，才在这些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以考证为特长的乾嘉考据学派，也使考据成为清代有别于其它朝代的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考据只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特色之一，却不能仅以它来概括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何况考据尚只是方法和形式，整理和总结反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代典籍则是内容和实质。所以，我们说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料进行总结和整理，构成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又一特色。

　　第三，中西思想文化进一步交融与冲突。

　　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思想文化，都是在继承发扬本民族、本国家的传统文化，又吸收世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单一的、自我繁殖的思想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优秀文化，显示出源远流长，气势恢宏，博大精深，不断地发展和更新的特点，就在于她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容纳百川，不断地吸收外来思想文化。自古以来，就曾吸收了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儒、佛、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而其中的佛教文化就是从印度传人的。从明末清初起，西欧各国陆续进入资本主义，并积极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其触角也进一步伸展到中国，与之伴随而来的是，大批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传教，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

　　利马窦等数百名西方传教士，从南到北，深人中国各地，从当时宫廷中的皇帝、王公和大臣，到不少的思想家和学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无不受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传教士为媒介，使当时的中国人了解到欧洲的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火炮、机械等科技文化知识，逐步树立了近代世界观念，不仅扩大了视野，而且也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化。同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仅是西学东渐，而且通过传教士的介绍和传播，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儒家的“四书”、“五经”等典籍，以及文学艺术、中医、园林建筑，也大量传人西方，给予了西方文化以巨大影响，甚至于西方学者也承认“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对欧洲的影响，不仅胜过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比多年来人们一般想像要大得多”10。例如法国传教士马约瑟曾将元代剧作《赵氏孤儿》译成法文，传入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看到译本后，便予高度肯定说：“《赵氏孤儿》是第一流的作品，其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超过了所有过去以至于今后关于那个广大疆域的表述。”11中西文化交流倘能照当时的势头继续发展，不仅能促进世界对中国的更多了解，也必将加快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既有互相交融的方面，又有彼此排斥和冲突的方面。特别是由于当时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愚昧和保守，至雍正年间，西方传教士陆续被逐出国门，乾隆皇帝虽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然而其在对外关系方面，却推行了顽固保守的闭关政策，拒绝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遂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了一百多年，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直至鸦片战争前，一直在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下蹒跚不前。

　　不过，历史的客观进程，决定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中西文化交融的潮流，也势不可阻。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入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文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在船坚炮利和鸦片烟毒的伴随下，进一步输人中国。一些先进的逐步觉醒的封建士大夫、学者和思想家，为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了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咸丰、同治年间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说，揭开了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内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矛盾和斗争，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始终没有间断。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待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抱什么态度的问题。就中国社会来说，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盲目肯定或者是持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对西方文化盲目排斥或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同样也是不可取的。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贯穿于有清一代。因此，我们说这也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

　　清代学术思想中提出和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只有批判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及吸收借鉴优秀的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文化，而学习和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从中汲取和借鉴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正是我们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