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图书馆阅览室借阅图书的时候，遇到带有红色标签的书籍，请勿动，那是馆藏留底图书，概不外借的。所谓镇馆之宝，一般都是古籍文献，都有着重要的价值，需要好好保存的，所以不能供普通读者借阅，仅供相关的研究人员查看。报刊杂志是供个人短期阅读，借阅出馆由于其时间限制，会影响他人的阅读旧书下架，一些时代久远，已经缺乏阅读价值的书会从书架上下架，为书架节省空间，旧书进入密集书库保存，所以不外借。

图书馆有一些书比较特殊，比如工具书，图谱，百科全书，辞海这样的书，只购买几本，价格高，体积大，读者借出来也不方便携带。有的可能只买了一本，你借出去了，别人都看不了了，所以一般不外借，供读者在馆内查阅。同样也包括光盘，磁带，胶片，微缩影像等非纸质载体的资料，也都是不外借的

今日，网易全自由沙盘战略手游《 率土之滨 》联合国家图书馆，正式开启三国典籍文化传承计划。2019年正值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国家图书馆启动“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周年系列活动之三国典籍文化特展，选出率土玩家文言作品进入展览。双方更合作定制《八阵图》特色新赛季地图以及全新玩法体系。

国图馆藏《八阵图》化身游戏地图，率土迄今最变幻莫测的赛季玩法

八阵图，是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推演兵法时创设的一种阵法，兼融天文地理，灵活多变，可因时制宜施展。如今，国家图书馆将馆藏《八阵图》及相关研究成果授权《率土之滨》使用，双方共同研发推出全新《八阵图》地图，再现当年诸葛亮困陆逊十万大军的八阵图阵法。《八阵图》地图的天气变化无常，玩家会在短时间内经历四季，并据此做出战略应对。覆盖全图的迷雾之下，是随机变换的地理和地形，闷头乱撞容易陷入死路；两军对垒时，由于看不清敌方战略部署，探子和线人传来的情报至关重要。八阵图的变幻莫测让玩家的决策更加审慎，谋略与武力的碰撞将会更加激烈。

国图授权定制玩法，三国古籍可玩可读活起来

除了《八阵图》，《率土之滨》手游与国家图书馆选出多部三国经典文集进行数字化演绎。包括曹植的《箜篌引》、曹植的《洛神赋》、曹丕的《燕歌行》、蔡文姬的《悲愤诗》、《三国疆域图》等在内数十部三国典籍被植入游戏，定制全新玩法系统，给予玩家更多策略选择。玩家甚至还可以在游戏中阅读典籍全文，沉浸式体验三国历史的魅力。

执笔挥洒戎马情 率土玩家文言作品入选三国典籍文化特展

作为国家图书馆110周年系列活动的开幕部分，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三国文化典籍特展已于今天开幕。特展将展出包括《后汉书》、《魏文帝集》、《乐府诗集》数十部珍贵的馆藏典籍。另外，特展还选取多部《率土之滨》手游玩家创作的古文史籍、文言檄文、诗词歌赋等文书进行展出。檄文诗词的风格或大气激昂，或义愤填膺，游戏史记故事气势蓬勃，充分展现当代玩家对三国文化的自我诠释。

《率土之滨》与国家图书馆的典籍文化传承计划，让三国经典文字走出古籍，利用数字化载体以全新的面貌重现于世。广大游戏玩家和游戏文化爱好者，既能近距离感受古籍文字的魅力，更能体验金戈铁马与建安风骨的并存三国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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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以称的上是庞然巨帙，每本《永乐大典》相当于现在普通书籍的两倍大小。要拿走一两本《永乐大典》而不被人发现，已经不是一件易事。如果要转移大量《永乐大典》，似乎更加困难。

那么，这些“偷书官”又是用什么方法将《永乐大典》偷出去的呢？据清人缪荃孙记载：翰林院的一些官员偷书伎俩极为巧妙。他们一般选择在冬天进行偷窃。

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 在身上，打成包袱形状如两本《永乐大典》大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一些官员也开始实施他们偷书的计划。他们的办法是将两本《大典》包入包袱里，却把原本包在包袱里的棉袍穿在身上。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晚上带包袱而去，也就不起疑心了。

据记载，光绪年间一位翰林侍读文廷式，一人就盗走100多本《永乐大典》。文廷式死后，这些书又被其后人出售，卖给洋人或者古董商。就这样，《永乐大典》就被大量流失出去。而且几经展转，无从寻觅这些被盗出的《永乐大典》的下落了。

目前，《永乐大典》散落在日本、英国、美国等几个国家。是什么原因将这些《永乐大典》远离祖国，流散到异域远邦呢？《永乐大典》的灾难源于国人说熟知的那段民族屈辱史。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文明古都烧杀掠抢。

翰林院座落在东交民巷，靠近使馆区，已经被沦为战场。那些价值连城、有些甚至从未在皇宫之外面世的古版书籍正在被大火一点一点的吞没，一些没有被焚烧的古籍被随意的抛在院子里，池塘中。侵略者对《永乐大典》肆意抢掠，甚至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在这场灾难过后，《永乐大典》几乎丧失殆尽，仅存的数百册也散落世界各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翻开这历经几百年沧桑的《永乐大典》，专家们发现，这里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纸张看，这些《永乐大典》用的是嘉靖时期的皮纸，也叫白棉纸。而且，书后都注明了重录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姓名。所以，可以推断的是，这些《永乐大典》全都是明朝嘉靖时期的抄本。这就是说，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都不是永乐年间编篆的。那么《永乐大典》除了永乐年间的这个版本之外，到底还有几个版本呢？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地库里，收藏有161册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从明成祖朱棣编写《永乐大典》至今，已经有600余年。在漫长的岁月中，《永乐大典》经历各种不幸遭遇，丢失了一万多册。目前全书仅有不足百分之四，400册左右的《永乐大典》流散在世界各地。然而，专家们发现，目前全世界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每本书的书后都注明了当时的重录官员，而这些官员全都是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官员。

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所有能见到的所有《永乐大典》都不是永乐年间编篆的。那么， 《永乐大典》除了永乐年间的这个版本之外，到底还有几个版本呢？据史书记载，《永乐大典》修成之后,明朝各代帝王中查阅过《永乐大典》的却寥寥可数。

明世宗嘉靖皇帝却是一个例外。继位于1521年的嘉靖皇帝在明朝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角色,在位45年,崇信道教,朝政昏庸。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却似乎对《永乐大典》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与其他皇帝不同,嘉靖皇帝的案头常常放置了几册《永乐大典》以便随时翻阅。

一直以来，嘉靖皇帝很想将《永乐大典》重录一部，多次同大学士徐阶谈过。但这个想法都因为工程过于浩大，重录难度太高，而被搁置下来。嘉靖皇帝当然也应该非常清楚，要重录这样一部大型书籍，其难度可想而知。那么，又是什么事情让嘉靖皇帝下定决心，克服各种困难，开始重录《永乐大典》呢？

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皇宫发生大火，火势连绵。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受到威胁，情况非常危急。大火消息传来，让嘉靖皇帝感到最为担心的就是《永乐大典》的安全。他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令左右登上文楼督促抢救《永乐大典》。幸亏抢运及时，《永乐大典》才能逃过这次浩劫。嘉靖皇帝因此心有余悸，决心将《永乐大典》重新抄录一部，“两处收藏，以备不虞”。

大火之后的第五年秋天，工程浩大的重录工作正式开始。对于这样一部史无前例的大类书，重录官员选择了按照原本进行“对本抄写”这个最为简单也最为正确的方法。工作进行了整整六年，直到嘉靖皇帝去世，重录工作还在进行。新皇帝明穆宗继位之后，重录工作才得以完成。

据史书记载，重录的《永乐大典》的在内容、格式、装帧方面与原本如出一辙，令人叹为观止。此后，《永乐大典》便有了两个版本。现在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这就是说，国图收藏的所有《永乐大典》全都是明朝嘉靖时期的副本。

不仅如此，历史上被八国联军毁掠的是明嘉靖后期重抄的副本，流失海外和国内陆续搜集的残本也均为嘉靖重录副本或其抄本。而《永乐大典》的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这就是说，《永乐大典》正本失踪了！

11095册《永乐大典》正本已经彻底消失了几个世纪！《永乐大典》正本究竟何去何从？它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如果存在，它到底在哪？如果已经不存在于世界上，它又是什么时候，被谁，用什么方式毁灭的？对于正本的下落，为什么历代史书中不见任何准确记载？

围绕着《永乐大典》正本的是一个又一个讳莫如深的谜团，甚至有学者将之称为“中国书籍史上的最大疑案”。关于正本的第一种说法，毁于清乾清宫大火说。清朝末年的一位学者缪荃孙提出了这种看法。乾清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康熙八年重修。然而，我们目前所见的乾清宫并不是建成于这个年代，而是在1797年嘉庆二年之后重建的。重建的原因，正是因为嘉庆二年发生的一次大火，将整个乾清宫几乎彻底毁灭。

那么，《永乐大典》正本是否象缪荃孙所说，在当时藏于乾清宫，而且不幸毁于这场大火呢？张忱石对这种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乾隆九年至四十年间，清 曾对宫中藏书清理过，所有善本典籍全部集中在一起，编成了《天禄琳琅书目》。《永乐大典》是书籍中的庞然大物，又有一万多册，假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容易发现的，怎么可能不编入《天禄琳琅书目》？

无独有偶，史书中关于乾隆时期曾经大规模查访《永乐大典》的记载似乎也质疑了《永乐大典》正本毁于乾清宫大火的真实性。乾隆年间编辑《四库全书》时，因为要从《永乐大典》裒辑佚书，曾经在宫里宫外都查找过《永乐大典》。当时有人怀疑在康熙年间修书时，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翻阅此书，有可能取走查阅未能交回。于是乾隆下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两家查访。特别讲明《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取，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并不追究，但一本也没有找到。

假如当时正本存放在乾清宫，何必舍近求远，去江苏、浙江寻查副本呢？这样看来，既然正本毁于乾清宫大火的说法站不住脚，那么正本的失踪会不会早在清朝以前呢？

关于正本失踪的第二种说法是毁于明亡之际说，说穿了，就是被李自成焚毁了。崇祯十七年的3月, 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队攻占北京，达到了辉煌的顶峰，可是这种辉煌只维持了短短40天，吴三桂、多尔衮的满汉联军便击败了这支由农民组成的军队。

4月29日，李自成即位称帝之后便匆匆撤离北京。他将怒火发泄在京城这些几百年的宫殿和城楼上，下令放火焚烧。在这样一个人人自危的乱世，已经没有人会去顾及一部书的存在和命运。 《永乐大典》正本是否在此时无声无息的全部化为灰烬了呢？然而，在张忱石看来，这种说法也没有真凭实据

太多了贴不上了．

北京这座城市历史悠久，也在民国时期留下了许多充满文艺价值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人少拥挤，充满文艺气息，非常适合拍照。这些是什么地方？让我们来看看！

1、中法大学旧址

中法大学旧址位于东城区东皇城根北大街20号。它由一座灰色的西式三层建筑、一个两层的礼堂和一组中式建筑组成。开放以来，很多人来这里拍照打卡。教学楼里，深绿色的大门依次打开，一股浓浓的民国学院气息扑面而来。穿着藏青色的学生装，我转身回头，风吹过我的头发。太美了！从教室窗户望出去，薄纱窗帘飘动，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有种法式的浪漫；青石砖，古楼檐历经沧桑，有着中国式的从容。

地址：东城区东皇城根北街20号

2、辅仁大学旧址

辅仁大学旧址，位于定福街路以北，是一所民国时期的大学，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原为陶北乐府，以府为校舍。

这是中国的宫殿式建筑，大气古朴。正门是汉白玉拱门，门上雕刻着岩石和松树的图案。屋顶是三个井然有序的歇山式屋顶，覆盖着绿色琉璃瓦，下面有中国传统木桶拱门形状的石拱门，四角有角楼。

下午穿件蓝色半袖大衣，黑色过膝裙，扎个辫子，就可以拍一张民国照了。游客虽然进不去，但是可以在门口拍照~

地址：西城区定福街1号

3、国图古籍馆

在北海公园的太液池西岸，隐藏着一座不为人知的古建筑。它的形状像紫禁城的太和殿，绿色的琉璃屋顶和绿色的圆柱，周围是白色的大理石须弥山栏杆，以及从圆明园迁移的中国手表和石狮。这座建筑是金文大楼，现在是国家古籍图书馆。

这里的建筑值得一看。大门为三开间琉璃顶门座红漆大门，高大雄伟。门前有一对石狮子，相得益彰。暖阳下，身着旗袍漫步金文大厦，通过光影勾勒出镜头下真实而温暖的画面~

地址：西城区金文街7号(北海公园南门西侧)

4、1901 cafe

这家咖啡店由四世库教堂的附属建筑改造而成，至今仍保留着100多年前的模样。这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三层建筑，内部古色古香。整栋楼有三层，每层都有很大的空间。一楼是点餐，二楼和三楼是用餐。当你上楼时，地板像时光机的按钮一样吱吱作响，把顾客的思绪带回到过去。

人们在这里喝咖啡，吃西餐，在窗前小憩欣赏风景，偶尔来一次“时光旅行”，遐想一百多年来这里发生的故事和它的过去，这是一种时光倒转。

地址：西城区西安门街101号

5、北京坊

北京方希西起美食街，东至珠宝街，北至西河街，南至廊坊。整体上延续了民国建筑特色，仿佛穿越回了民国时代。劝业场大楼矗立在北京广场的中心。它米色的外观和民国建筑风格让它格外显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劝业场是北京最时尚的地方。超级**在这里！

地址：西城区廊坊头21号院

国家图书馆将国家藏书变成奇货可居的垄断资源，将图书借阅演变成“租书”“抵押”，限制或剥夺低收入者、低职位者、低职称者、低学历者、无职业者和外地人的阅览权或外借权，无疑是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践踏和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误导

3月底，我去北京国家图书馆借阅中国平民教育史上重要人物陈筑山的著作《国族精神》。

承蒙图书馆咨询组热心指点，在典藏阅览室找到了这本1940年代出版的小册子。

除了办理“读者卡”收费20元，典藏阅览室还规定：每阅览一次收费5元。

我翻阅之后，觉得不如把它复印下来。

男管理员说：“可以，每页5元。”

我吃一惊：“每页5元？为什么这么贵？”

“这是典藏书，为了保护，不能用复印机，只能用扫描仪扫描了再打印。”

此书150页，需750元。我付不起这么高昂的费用，只好回到座位上做点摘录。

当晚与一工程师聊及复印与扫描的区别，他笑道：“扫描仪的功能和结构从来就不是为复印设计的。复印机比扫描仪的工作温度和照度略高，但复印一页只需一二秒钟，而扫描需一百秒；书籍在扫描中受到的光、热辐射总量实际上多于复印，对书籍的折压磨损也超过复印。而且，扫描之后得逐页打印，打印一张图形文件约需90秒钟，你要的这本书复印几分钟可以完成，扫描、打印却要四五个小时。如果不做电子文本，绝对不应用扫描仪代替复印机。”

回到广州后，看到《中国时报》主笔林博文先生介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向公众（不管是否美国公民）开放宋子文手稿的情况，那些陈旧、脆弱的珍贵手稿公众可以免费阅览，自由复印，但不提供扫描。这似乎验证了专业人士的观点。

两个月后，我第二次到国家图书馆，想继续看完这本书。这次是个年轻的女管理员，她检查我的读者卡说：“你的卡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过期了吗？”“你还要存100元保证金才可阅览。”我说：“保证什么？”她不回答。我又问：“上次来怎么不需要保证金呢？”她立即不耐烦：“这是馆里的规定，别问我。”我下楼去图书馆大门口的办证处缴纳“保证金”100元。回到阅览室，我把索书单交给她，她说：“要填上书号才找得着，你这个B824不是书号。”我说：“上次我填的就是这个书号，属于民国书目里的书。”她说：“那你找民国书目去，搞清楚了再来。”我说：“你这里没有书目吗？”她说：“没有。”我于是去楼下的咨询室。咨询员说：“民国书目并不提供书号。你把书名交给她，怎么找，那是他们的事。”我回到典藏室，把咨询室的意见告诉她，她现出愠怒之色，说：“没有书号叫我们找？！”我连忙说：“书目上的确没有书号，只有序号，要不我去把那个数字抄来？”她不回答，我又下楼，到咨询室，把民国书目上惟一的数字2952抄上，气喘吁吁地回到典藏室。她接过单子，不胜厌烦，一动不动。我忍不住叹息说：“在你们这里看书真难啊，就像探监一样——哪有你这么刁难的人。”

她顿时把我的索书单扔下，说：“你骂人，你是对我人格侮辱，你要赔礼道歉！”说着跑出阅览室。过了几分钟，把一位女士喊来了。这女士似乎是小组长，瞪着我说：“你要赔礼道歉！”我说：“我没有说错，不需要道歉。为了看本书，我已经楼上楼下跑了三四趟，折腾一个多小时了，我说错了吗？”三个人就这样僵持着，这时，坐在阅览室看书的一位长者（阅览室里仅有的两位读者之一）手拿着一本书站起来说话：“这位同志说刁难是言重了点，我来代他道个歉，也说说我的看法。为了看这么一本书，你们收了多少次钱？读者卡交了钱，又要交保证金，阅览还得交钱。这里是国家图书馆，书是国家的书，你们却随意收费，好像是你们私家的藏书，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有这个理吗？……”存包费（不准带书刊或包进馆）每次每包05元，阅览卡20元，中文图书保证金100元，外文图书保证金1000元，典藏书阅览费每册5元，复制（扫描）每页5元……

两人不答话，走出阅览室。过了好一阵，小组长一个人回来，默默地坐下，替管理员值班——由她来对付我。整个阅览室就我一个索书者。我把索书单交给她，然后坐下等待。过了约半小时，小组长大声吆喝我的名字（其实我就坐在她旁边），我以为书到了，谁知她说：“没这本书”，说着在索书单的“未取出原因”栏里勾上“原缺”（意思是图书馆未曾收藏）二字，将索书单朝我一扔。

我上楼找典藏部主任。主任说：“我派个最熟悉业务的人去找。”要我坐下等。20多分钟后，他说，“可以了，你到阅览室去，已经找着了。”说着陪我下楼进了阅览室。管理员却说：“书还没到呢。”主任掉头走了。我坐下继续等。

我就这样坐着，等了半个多小时，没有任何动静，问管理员，依然是“书还没到”。

我再上楼去找典藏部主任，门已紧闭。

我只好去找馆长。豪华的办公楼里，绝大多数房门紧闭，敲门无声息。辗转奔波，总算找着一位和善的前任副馆长，她允诺把情况转告给主管业务的副馆长，并给典藏阅览室电话，让我回阅览室，“书确实已经取到了”。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看不了几页阅览室就要关门，而我却得付5元钱“阅览费”；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书取到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没有再进典藏阅览室。

图书馆的要义并不是收藏，而是以文献公益于社会。即使是晚清和民国，其图书馆也自觉奉行“任人借阅，不取分文”的“公益性”原则。国际社会更是将享有图书馆服务列为基本人权之一，联合国1949年就发布过世所认同的《公共图书馆宣言》：“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思想、文化和信息是个人行使民主权利和获得平等发展机会的基础”；“公共图书馆是知识之门，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免费提供服务”；“必须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真正享受到图书馆的各项服务，包括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利用其正常服务和资料的人，如语言上处于少数的人、残疾人或住院病人及在押犯人等提供特殊的服务和资料。”

当年马克思在穷困中能完成内容浩瀚的《资本论》，就是得助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完善的服务。可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国家图书馆却将国家藏书变成奇货可居的垄断资源，将图书借阅演变成“租书”“抵押”，从读者身上搜刮钱财，限制或剥夺低收入者、低职位者、低职称者、低学历者、无职业者和外地人的阅览权或外借权。目前该馆规定，办理中文图书第一外借库（藏书较全的中文书库）借书证的条件是：在京中级及其以上技术职称者，在京处级及其以上行政职务者，在京就读研究生及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外加手续费20元、押金100元；办理外文图书借书证的条件是：在京中级及其以上技术职称者，在京处级及其以上行政职务，在京就读博士生及博士以上学历者，外加手续费20元，押金1000元。办证只是入门的初步条件，馆内各室还有不同的“规定”或收费。阻碍进步、蔑视民权，国家图书馆对公共图书馆理念的践踏及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误导，不能不让人感到愤慨。

参考资料：

http://wwwccmvpcom/viewthreadphptid=7&extra=page%3D1

永乐大典，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誊写副本一部，从此《永乐大典》才具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全书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永乐大典》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典籍，除了著名的经史子集，还有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医卜等各类著作，包罗万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比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书年代早了300多年。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诗文、戏曲、僧、道、医药、工艺等方方面面，其中，《永乐大典》还收录了许多后世已经残缺或佚失的珍贵书籍，如《薛仁贵征辽事略》、宋本《水经注》等，其所征引的材料，都是完整地抄录原文，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保存其原貌，人们称《永乐大典》为“辑佚明初以前珍本秘籍的宝库”。

《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非常科学，有点类似于今天字典的拼音检字法，只是当时依据的是明朝的《洪武正韵》。其体例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也就是说，每个韵目下有很多单字，每个单字下分列与之相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文词曲等各方面的内容。

在书的前面，用不同的字体演绎一个“门”字，端庄的楷书、狂放的草书、秀美的隶书，尽显汉字的魅力。这册书引用古书66种，插图46幅，它记载了中国古代不同等级的门，如白虎门、玄武门等，以及门的结构、类别、式样和奇闻逸事，丰富多彩。

《永乐大典》于永乐六年编修完成，被收藏于南京的文渊阁。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也将《永乐大典》带到了京城，收藏在皇宫内的文渊阁。

《永乐大典》不仅篇幅巨大，收集广泛，而且缮写工整，书中的文字全部用毛笔以楷书写成，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抄成双行，每行28个字；《永乐大典》中还有许多精致的插图，山川地形都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态逼真，书为硬裱书面，由粗黄布包着，典雅庄重，被中外专家学者誉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编辑本段成书经过

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借“靖难”之名，赶走建文帝，夺取政权，年号“永乐”。为了炫耀文治，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用以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以便于查考。

解缙等奉谕，组织一百四十七人，按照《洪武正韵》的韵目，将各种资料抄入书中。次年十一月，全书编纂完成，赐名《文献大成》。史书中说，朱棣"览所进书，尚多未备"，于是再命重修。解缙领命，重组编撰力量，开馆文渊阁。参加者计正总裁三人，副总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四十七人，催纂五人，编写三百三十二人，看样五十七人，誊写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续送教授十人，办事官吏二十人，共二千一百八十人。而先后"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

永乐五年（1407），全书大体定稿，姚广孝领衔进呈，朱棣阅后表示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并聘请抄书者誊抄全书。至1408年冬，《永乐大典》全书抄写完毕。

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长期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楼。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编辑本段流失经过

现在《永乐大典》存世仅百之三四，经过情况如下：

学术界一般认为，大批书毁于明清之际的战火，也有人提出可能作为嘉靖皇帝殉葬品埋入永陵，有些学者称之为未解之谜。

比较可靠的情况是：

一、嘉靖副本先是存放在故宫东南的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到清朝雍正年间，又移贮到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

二、因为官吏的窃取，英法联军的盗购，八国联军的焚掠。这些书屡遭厄运，最后散佚甚巨。

三、康熙年间，在皇史宬发现了嘉靖副本，已佚不少。乾隆三十七年修篡《四库全书》时，曾清查嘉靖抄本，发现已缺失2422卷，1000余册。

四、嘉庆、道光年间修《全唐文》和《大清统一志》时，被翰林院官员又偷盗出100余册。

五、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此后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吏偷盗《大典》后，“密迩各使馆”，以10两银子1册售与洋人。

六、光绪元年（1875年）清理《大典》时，仅存5000余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仅20年就只剩下800余册。

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东交民巷成为战场，藏书四散。侵略者对《大典》肆意抢掠，甚至用它们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幸存的或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或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翻检拾走。

八、宣统元年（1908年）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64册了。

到1959年为止，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七百三十卷，今天国内所幸存者有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730卷，加上后来从世界各地征集的65卷，共计795卷。

编辑本段正本之谜

几百年来，人们为寻找这部珍籍，动用了不少人力财力，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书籍史上最不可解的，也是最大的谜团。11095册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码放约有40多立方米的这么大一部书，怎么会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呢？

1版本

《永乐大典》有两个版本。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目前全世界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每本书的书后都注明了当时的重录官员，而这些官员全都是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官员，即目前所能见到的都是明嘉靖副本。

2 嘉靖与《永乐大典》的关系

<明世宗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上(按：嘉靖)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

《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3 正本最后出现的时间

《永乐大典》正本最后的出现时间正是在嘉靖的丧葬期间，

在《明实录》中有关嘉靖丧葬和《永乐大典》重录两件事的大量记载中：

“嘉靖45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庚子)，嘉靖帝崩，年60，在位45年。”

“三月十七日(壬申)，嘉靖帝入葬永陵。”

“四月十五日(戊戌)，隆庆帝赏赐重录《永乐大典》成者。”

表明嘉靖皇帝是在死后三个月才下葬，此时已经到了隆庆元年三月。而新皇帝表彰抄写人员的日期是在隆庆元年四月，但这是表彰日期，抄录完成日期应该更早。这样看来,嘉靖皇帝下葬和副本重录完成在时间上基本一致。

而从此时起，《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处就音信渺然。

4 “两处收藏”是什么意思？

当年徐阶向嘉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

“两处收藏”是否暗示着什么呢？ 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这难道真的是某种巧合吗？中国古代皇朝修典既成，在大肆张扬进呈褒奖的同时，必然会记载该书典藏于何处，并在官修书目中着录，以彪炳皇恩浩荡。这已是历代皇帝修典的定式。《永乐大典》的重录却没有这样做，成为仅有的特例。这是为什么？

《明实录》，记载《永乐大典》的部分,是《明实录》中少有的长篇大论，可偏偏没有提及《永乐大典》正、副二本分藏在什么地方。

5永陵

历时12年建成的永陵是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一座，建于明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建永陵时，嘉靖还大规模地修葺了前7陵。嘉靖皇帝修建如此大规模的永陵，是否在环境上对珍藏《大典》正本作了充分的考虑呢？

按照《永乐大典》总体积达40立方米这样巨大的物体来说，运用遥感技术结合磁力探测等物理勘探方式可以勘查出其空间位置，但要确定是不是图书典籍，目前还难以做到，因为纸制品目前还未发现其形成了一种专门信号。如果将其装入金属或木质器物中加以外保护，则也可勘测。目前从记载来看，《永乐大典》收录的书籍中采用了朱砂等矿物质作书写原料，由于朱砂具有放射性，就可以勘测出来，问题是《大典》究竟采用了多少朱砂？

如果勘测准确的话，则可以采用密闭式法，使用个人供氧方法，在不透风的情况下进入地宫，采用扫描方式，将《大典》数字化后，仍将《大典》放在永陵地宫内保存，保持原状不变。

当然，《永乐大典》正本是否做了嘉靖皇帝的陪葬物，在打开永陵地宫之前，只能是一个合理的推想。

编辑本段收藏故事

一、田中庆太郎（1881—1951年，书肆文求堂主人）在20世纪20年代回忆说：“这《永乐大典》是义和团事变后才从皇宫流出于外的。猜想，在事变中，住附近的人看到书阁罹火将烧失，很可能把其书册带到自家而藏起来。经过几年，这些书册慢慢面世。辛亥革命以后，罗叔言（罗振玉）来京都，通过董绶经（董康）输入10册左右。届时每个图书馆作为样板各种购买1册。当时其价格是每册150日元左右。我也每到北京时，时常购买，到1923年前后，一共买到大约20册。其中5、6册，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也买莫利孙所藏的，可能总共有20几册。近来，不多见，但是价格大大提高，目前每册大约5、6000日元。这书也流出外国，比如英美法各国。我国所藏最多的是东洋文训，其他图书馆藏有的至多只1、2册而已。”

二、日本东洋文库很早就开始收藏《永乐大典》。1920年以前从田中太郎手中购买了10册。1920年莫利孙逝世，变卖所藏《永乐大典》，1922年东洋文库购买了7册。陆续购买，东洋文库目前共收藏34册63卷。

三、1940年左右，东洋文库曾想购买吴兴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49册，二战后，苏联归还至北京图书馆。

四、近年来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国图于1983年也陆续征集到1册。散落民间的可能性还有。

编辑本段前景

上世纪6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的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几度影印出版《大典》，几乎囊括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世界各地的全部卷页。

今年4月中国国图“《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召开。任继愈馆长呼吁，国图首先将馆藏的161册依照原书的版式规格、纸张装帧仿真出版，希望世界各地藏书机构、收藏家群策群力，共襄盛举，拿出《永乐大典》原书，提供拍照、再版之用，使这一文化遗产重现于世，垂之永久。

春秋讲义

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开禧中，溪为资善堂说书，累转太子詹事。时景献太子命类《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通鉴》，各为说以进。此即其《春秋》说也。书中如以齐襄迫纪侯去国为讬复雠以欺诸侯，以秦与楚灭庸为由巴、蜀通道，以屡书“公如晋至河乃复”为晋人启季氏出君之渐，以定公戊辰即位为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时当韩侂胄北伐败衄，和议再成，故于内修外攘、交邻经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类，并阙而不释。考宋代于丧服之制，避忌颇深。如“何居”“居字”语出《檀弓》，《礼部韵略》即不载，其他可知。溪之不释此类，盖当时讲幄之体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长子桷锓本金陵学舍，沈光序之。宝庆丙戌，牛大年复刻于泰州。其《序》称是书期于启沃君德，天下学士不可得而闻。盖非经生训诂家言，故流传未广。陈氏《书录解题》不著于录，殆以是欤？《宋史·艺文志》作十卷。王瓒《温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今外间绝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采，尚散见《经》文各条之下。今谨为裒辑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所阙，则取黄震《日抄》所引补之。仍从《宋史》厘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释《经》文，多从《左氏》，故其间从《公》、《谷》者并附案语于下方焉。

数字化现状

《永乐大典》电子版现已由日本凯希株式会社出品，北京创新力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国大陆总代理，在计算机上能进行全文检索，以便文史工作者的阅读和研究。

编辑本段修复问题

2003年7月，首都几家报纸大都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历时九个月，国宝《永乐大典》修复完毕的好消息。《永乐大典》的修复工作，就是由10位古籍修复专家来完成的。国家图

书馆前任善本特藏修复组组长、副馆员杜伟生先生是位资深的古籍、旧字画修复专家，他既是《永乐大典》修复者，又是这项修复工程的领导者之一，本来面目全非的古旧书籍、字画，经他修复后，便神奇般地恢复了它本来的神采，变成了人见人爱的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