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看看以下资料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公元1773 - 1783年（乾隆37年正月到47年7月——见《提要》“圣谕”和“告成进表”），清政府用十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图书，编定《四库全书》，同时编纂了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提要（卷四十）·经部·小学类·序》：“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并号称“体例严谨，不失古义。”其中录列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字词典共210部，包括训诂12部、字书36部、韵书33部，和所谓“存目”（《提要》：“经圣（乾隆皇帝）鉴（阅览）洞烛其妄者，则亦斥而存目（排斥而列在“另册”）”）129部。这个统计肯定不完全：因为古籍由于历代战争、天灾人祸而散失，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四库》编定之后又出版的，如很有影响的《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也是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幸存下来的〔见《说文通训定声·序》〕），不可能在内；可以作为它所谓的“字书”入列的明·梅膺祚纂《字汇》，收字33179个，是一部大型字典，即使《康熙字典》也常为引用，却不列入；“古代词海”《佩文韵府》又被列入“集部·类书”。

在这众多的字词典籍中，影响最深广久远的是《尔雅》（邢昺疏：“尔，〔迩〕，近也；雅，正也。〔尔雅〕，言可近而取正也〔靠近它、凭借它，就可以得到对事物的正确理解。〕”）。《尔雅》出现最早。《大戴礼·孔子三朝记》称：“孔子叫鲁哀公学《尔雅》。”那么早就有这么一本书，作者是谁？据《广雅》（增广《尔雅》而作，故称）的作者、三国魏初的张揖《进〈广雅〉表》称：“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现在世面上所流传的是三篇)。”则《尔雅》的作者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据说从孔子起直到西晋，其间有很多人为它作注补的工作。到东晋初，著作郎（大约就是文化部长）郭璞殚精竭虑，对《尔雅》作了深入的研究，著作了集《尔雅》研究之大成的《尔雅注》，《尔雅》才定型下来。《尔雅》定型于晋的其它原因就是从东汉许慎以后，学者不再为《尔雅》做增删的工作，而是自己另起炉灶自编新书了，如三国的张揖就编纂了《广雅》。到北宋初，礼部尚书翰林侍讲国子祭酒（太学校长）爵赐上柱国邢昺又为郭璞《尔雅注》疏解，作《尔雅疏》，使其更完备。因为历代“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提要》语），为历代所重，至唐宋就被列为《十三经》之一。现在我们所说的《尔雅》，就是郭璞注邢昺疏的《尔雅》。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10月第一版《十三经注疏》中就有这部《尔雅》。

《尔雅》之外，成就最重，影响极大，在字典词典的编撰思想、体例、体系等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籍就是《说文解字》，世称《说文》。它的作者是东汉中前期的许慎。许慎，字叔重；博通经籍，职任太尉祭酒，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见《辞海》）。“许之撰《说文解字》，用功伊始，盖恐失坠所闻也，自永元（汉和帝年号）庚子（公元100年）至建光辛酉（汉安帝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凡历二十二年，而其子冲（许慎之子许冲）献之”（见《段注说文·第十五卷》）。自《说文》出，“魏晋以来言小学者皆祖慎（都把许慎当祖师爷，学习他、效仿他）”（《提要》语）。《说文》“推究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主要是前四种）之义”，用“分部类从（按偏旁部首分类，同部首的为一类）”的思想，编排全书，构成体系，形成体例。自然引导出“部首检字法”，成为后世历代字词大典甚至大型图书系列的编排方法的先驱。《说文》的主要成就是：1，把自古以来的各种形体（篆、籀、隶、行、草）的文字，“以小篆为宗（以小篆字体为全书之线索、纲领）”（《提要》语，即《说文·叙》“叙（《提要》作“序”字）篆文，合以古籀”），贯通古文篆籀(大篆)，加以整理，对汉文字的形体首作规范。2，用六书的内在联系系统地分析字形、解释字义，创立了自我圆通的“以形释义”的理性体系（段玉裁注：“《说文》，形书也。”“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每部各建一首（部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这是许慎集汉代自“独尊儒术”以来“说字解经”的合理内核之大成而弘扬创造的结果。3，由于《说文》的构建体系是分部类从，同“形旁”（部首）的字都在一块儿，意思相关，所谓“凡□之属皆从□”（凡是与某义有关的一类字，都有某部首。如，依、伏、仁、停、像，它们的意义都与“人”有关，就都有“人”字旁）；形旁以外的部分就是“声旁”，同声旁的，读音相同或相近。这样，就开创了揭示“汉文字之三要素（形体、意义和读音）”的必然联系的先河。段玉裁注：“《尔雅》《方言》……皆不言字形原委。以字形为书，因形以考音与义，实始于许，功莫大焉。”

《说文》问世之后，据《提要》统计，有晋·吕忱、唐·李阳冰、五代十国·南唐·徐铉徐锴（世称大徐小徐）兄弟二人、南宋·李焘为之作增补正伪工作，据徐铉说，“阳冰之后，诸儒笺述”（徐铉等《上〈新修字义〉序》，以下简称“徐铉《序》”），人数当不会很少。其中过大者李阳冰，功高者徐锴。本来《说文》到李阳冰（大历年间——公元766 - 780年人）手里时，已流传六百多年，可想其间传抄刊刻之讹误必不在少；但他“刊正”而成的“《说文》新义”“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徐铉《序》），“曲相排斥，未协至公（很不公正）”（《提要》），反成为对《说文》的窜改，受到徐锴《说文系传》的系统反驳批评。由于证据充分、辨正清晰，再加上徐铉的考证，“使许书原貌渐明”（上海古籍出版社《说文·出版前言》）。二徐少孤，皆早慧，成人后都在南唐做官，大徐还做到吏部尚书，都有不少著作（见《宋史·徐铉传》所列）。《宋史》说小徐“因铉奉使入宋，忧惧而卒，年五十五。”《提要》说“宋兵下江南，卒于围城之中。事迹见《南唐书》本传。”《提要》的说法可靠点。大徐在南唐破后，随后主李煜降宋（其情节酷似刘禅主仆降魏），后奉旨校订《说文》，正字形，去伪讹，增释义，定字音（“并以孙愐〔《唐韵》著者〕音切为定”〔徐铉《序》〕），使《说文》终定典型，世称“大徐本”。大徐以后被诬坐罪死于贬所，年七十六。如果小徐（少小时即善小篆）缓死，成就会更大。“大徐本”“小徐本”的《说文》成为自宋至今历代字典（如宋代的《广韵》《集韵》《类篇》、元代的《韵会》、明代的《字汇》《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当代的《汉语大字典》）的必引本。

清代小学（段玉裁注：“谓之小学者，八岁入小学所教也〔启蒙之学、起始之学〕。”）大盛。大名鼎鼎、赫然于众目的《说文》成为学者们注意的焦点，所谓“有清中叶，魁杰巨儒朋起，钩研经训，竟崇许学，名为专家，更仆难数（派人轮流换班地清点也难以数得清）”（卫瑜章《段注〈说文解字〉勘误·自序》）。其中成就突出者，四大家。上海古籍出版社《说文·出版前言》说：“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重于形，桂馥《说文义证》偏于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重于声，惟段玉裁《说文注》形、音、义三者并重。”其实朱氏之《训》也很重视六书之义的内在联系，并能全面圆通汉字形音义三者之正理。这时候，《说文》的幽涵奥义，汉字的“三要素”关系就“大放光明”了。

因为《说文》是开山大作，又是汉字简古滥觞之时，难免粗略梗糙。所以“许慎注解，词简义奥”（徐铉《序》），“训诂简质，猝不易通；又音韵改移、古今异读，（故其）谐音诸字，亦每难明”（《提要》）。再加上“篆书湮替，为日已久；凡传写《说文》者皆非其人：故错乱遗脱，不可尽究。”又“《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徐铉《序》）所以，宋太宗下诏：收集天下《说文》遗本，“委徐铉等点检书写雕造，无令差错，致误后人。（雍熙三年〔公元986〕十一月□日牒）”实际上，徐铉等所作的远不止“点检书写雕造”（见上文）。大徐本问世之后，新的问题仍不断产生。许慎《说文解字·自叙》“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五千三百四十字”，许慎又采集网罗，成“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徐铉增的也很少。而社会发展，文字“递有增加”，且注音读音愈益重要（南宋曾慥《类说》引《古今词话》“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会试官亦闽人，遂中选。”“道”“德”二字都分不清的人居然中选，说明“宋初程试，用韵尚漫无章程”〔《提要》〕），于是历代政府和学者不断编修注音良好的“韵书”一类的、且规模更大的字词典，最后（公元1012年）终于出现了“大宋重修《广韵》（唐朝孙愐等增广《切韵》而著《唐韵》，后又有严宝文、裴务斋、陈道固三家作增广《切韵》的修订工作，并都称《广韵》，所以宋初的《广韵》称“重修《广韵》〔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广韵》〕”〔见《提要》〕）”和《集韵》（公元1038 - 1068年）。

因为中古以前，“三代秦汉所读之音，与今不同也。”“六朝以后之韵书出而古言（音）渐亡。”（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序》。）“古韵失传，魏晋以降，（才）创为律韵行世”（《康熙字典·凡例》）。所以，“先秦用韵现象不易在字典中得到反映，因而古韵部（指本《字表》里的古韵）主要根据《说文解字》谐声、中古音切和异文现象来推求。”（《汉语大字典·上古音字表说明》）可见那时的注音多么艰难。《广韵》收字二万六千余个，《集韵》（为纠正所谓的《广韵》“冗漫殊甚，亦多纰缪，或略而失当”而广采唐代韵书旧文另编的宋修本）收字53525个，又时居中古，而承上启下。《广韵》《集韵》使用的注音办法是反切法（此法之最先集成者，是隋朝的陆法言〔著第一部切音字典《切韵》〕），这个办法比它以前的谐音法、异文直音法都科学。它可以把字的声、韵、调都明确地注出来（不像谐音法朦胧不明、摸棱不准），可以比直音法的使用范围大得多（因为许多字没有同音字，有的同音字又生僻不能读出）。所以《广韵》《集韵》是“研究上古和近代语音·的”“重要的”“韵书”（见《辞海》）。《汉语大字典》中“中古音以《广韵》《集韵》的反切为主要依据”（见《凡例·十》），其《中古音字表》的根据主要也是这两本书（见《中古音字表说明》）。

反切注音法沿用了一千多年，也遇到一些问题，又由于西方文化的东渐，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这个办法需要改革。“世谓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字母 ……七音之传，肇始西域，以三十六字为母，……而后天下之音总于是焉。”（《康熙字典·御制序》）但是从唐末僧人守温仿照梵文创制三十字母、宋人继为三十六字母之后，绵延近千年，而徘徊不前。《康熙》自以为得“七音之准绳”，其实仍在反切上滚来滚去。直到清末，学者们才在前人的长期摸索中悟出拼音法，从此，注音法以加速度向前发展。1919年“五·四”之后，开始使用“国音字母拼音”，1957年，试行“汉语拼音”，很快得到普遍承认和应用。同时，汉文字的整理、定型工作也卓有成效地进行。可以说，到这时，汉文字、汉语言才似乎真正进入到“理想王国”。然而，本人窃以为现虽已有《现代汉语词典》、新修《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伟大成就，而“战斗仍未有穷期”。比如，汉语拼音的“隔音符号”在书写时究竟要不要那么烦；计算机中，隔音的输入法怎么解决；能不能解决汉语同音字太多的问题；在字词典中，怎样排列文字的始义、本义和逐次的引申义，怎样归属文字的形音义统属系列（《现代汉语词典》的“gōu勾1（句）①②/勾2（句）①②；gòu勾（句）①②”式的归属法引了很好的路”）并确实处处圆通；……确乎任正重、路好远……尽管语言的变化发展不是个短时期理论问题，理论归纳也要先有事实；但“任务”还是任务，“路”也正摆在眼前。

　则题名其上的则翻译：表转折，于是、便。整句的意思为作者在上面题上自己的名字。该句出自明朝文学家魏学洢创作的一篇说明文《核舟记》，此文细致地描写了一件微雕工艺品“核舟”的形象，其构思精巧，形象逼真，反映了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卓越成就，表达了作者对王叔远精湛技术的赞美，以及对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的高度赞扬。

《核舟记》原文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尝贻余核舟一，盖大苏泛赤壁云。

　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中轩敞者为舱，箬篷覆之。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启窗而观，雕栏相望焉。闭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石青糁之。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抚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隐卷底衣褶中。佛印绝类弥勒，袒胸露乳，矫首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卧右膝，诎右臂支船，而竖其左膝，左臂挂念珠倚之——珠可历历数也。

　舟尾横卧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

　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

　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嘻，技亦灵怪矣哉!

《核舟记》注释

　1、记：指文体。“记”这种体裁出现得很早，至唐宋而大盛。它可以记人和事，可以记山川名胜，可以记器物建筑，故又称“杂记”。在写法上大多以记述为主而兼有议论、抒情成分。此文选作课文时有所删减。

　2、奇巧人：技艺奇妙精巧的人。奇，奇特。

　3、王叔远：名毅，字叔远。明代民间微雕艺人。

　4、径寸之木：直径一寸的木头。径，直径。

　5、为：做，这里指雕刻。

　6、器皿：指器具。盘，碗一类的东西。

　7、以至：以及。

　8、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都能就着木头原来的样子模拟那些东西的形状，各有各的情态。罔：无，没有。罔不：无不，全都。因：就着。象：模仿。这里指雕刻。各：各自。具：具有。情态：神态。

　9、尝：曾经。

　10、贻余：赠我。

　11、盖大苏泛赤壁云：刻的是苏轼乘船游赤壁的故事。盖：表示推测的句首语气词。泛，泛舟，坐船游览。云：句尾语助词。

　12、约：大约。

　13、有(yǒu)奇(jī)：有余。奇：零数。

　14、高可二黍(shǔ)许：大约有二个黄米粒那样高。可，大约。黍：又叫黍子，去皮后叫黄米。一说，古代一百粒排列起来的长度是一尺，因此一个黍粒的长度是一分。许，上下，表约数。

　15、中轩敞(chǎng)者为舱：中间高起开敞的部分是船舱。轩：高起。敞：敞开。为：是。

《核舟记》译文

　明朝有个手艺奇妙精巧的人叫王叔远，他能够把直径一寸的木头，雕刻成宫殿、器具、人物，甚至飞鸟、走兽、树木、石头，没有哪一样是不能按照这木头原来的样子刻成各种事物的形状的，各有各的神情和姿态。他曾经赠我一只用桃核雕刻成的小船，刻的是苏东坡乘小船游览赤壁的图案。

　核舟从头到尾长约有八分多，约有两个米那么高。中部高起而宽敞的地方是船舱，上面覆盖着箬竹船篷。船舱旁边有小窗户，左边和右边各有四扇，总共八扇。打开窗子看，可以看见雕花的栏杆，左右对称。关上它，就见右边刻着“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句子，左边刻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都涂了石青色。

　船头上坐着三个人：中间戴着高高的帽子、长着浓密胡须的人是苏东坡，佛印在右边，鲁直在左边。苏东坡黄鲁直一同在看一轴字画手卷。东坡右手拿着画卷的右侧，左手搭在鲁直的肩背上。鲁直左手拿着手卷的末端，右手指着手卷，好像在说什么。

　东坡露出右脚，鲁直露出左脚，各自略微侧着身子，他们两膝互相靠近，都隐蔽在手卷下边的衣褶里。佛印极像弥勒佛，袒胸露乳抬头仰望，神情跟苏、黄不一样。他平放右膝，曲着右臂支撑在船板上，左腿曲膝竖起，左臂挂着念珠靠在左膝上，念珠都能一粒粒清楚地数出来。

　船尾横放着一个船桨。船桨的左右两旁各有一个撑船的人。在右边的人梳着椎形发髻，仰着脸，左手倚靠着一根横木，右手扳着右脚趾，好像在大声喊叫的样子。左边那个右手拿着一柄蒲葵扇，左手摸着炉子，炉子上放一把茶壶，那个人目光注视茶炉，脸色平静，好像在凝神倾听茶水的声音。

　船的顶部较平，作者的名字就题写在上面，文字是“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字迹细小得像蚊子的脚一样，一勾一画都十分清楚，字体的颜色是黑的。还刻着一枚篆书图章，文字是“初平山人”，字的颜色是红色。

　总计这一条船上，刻了五个人，八扇窗;刻了竹篷、船桨、炉子、茶壶、手卷、念珠各一件，对联、题名和篆文，刻的字总共三十四个。可是量量核舟的长度，甚至还不满一寸。这原是挑选狭长的桃核雕刻成的。

　魏子仔细地看了这只核舟后，十分惊奇道：啊，手艺实在是灵巧神奇啊!《庄子》、《列子》书中所记载的能工巧匠，被称赞像是鬼斧神工的很多，可是有谁能在不到一寸的材料上运刀轻松自如地进行雕刻，而又能刻得胡须眉毛都十分清楚的呢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拿我的话来告诉我，我也一定会怀疑他撒谎骗人。

　可现在这却是我亲眼见到的事实。从这件作品来看，在棘木刺的尖端，未必不能雕刻出母猴来。啊，手艺技巧也实在是太神奇了!

《核舟记》赏析

　此文所写的这件雕刻品，原材料是一个“长不盈寸”的桃核，却生动地再现了宋代文坛上的一个著名典故——“大苏泛赤壁”。它构思精巧，形象逼真，显示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卓越成就。

　作者经过细致的观察，准确地把握了这件雕刻品的各个细节，然后按一定的空间顺序来描写整个核舟，写了作者对核舟的喜爱，表达了作者对艺术家王叔远技艺高超的赞叹以及对中国古代民间艺术的赞美之情。

　全文语言生动平实、洗练，“核舟”的形象刻画得十分具体，其上的人物亦描绘得逼真而又生动，这些都无不体现了作者细腻的文笔。

《核舟记》创作背景

　中国古代的雕塑工艺发展到明代已经非常精湛，特别是微雕工艺更是如此。明代民间微雕艺人王叔远，雕刻了这艘核舟，并将之送给作者，作者惊叹其技艺高超，而作此文。

《核舟记》作者介绍

　魏学洢，字子敬，中国明朝末嘉善(今属浙江省嘉兴市)人，明朝末年的散文作家。是当地有名的秀才，也是一代明臣魏大中的长子，其一生短暂，未做过官，好学善文，著有《茅檐集》。被清代人张潮收入《虞初新志》的《核舟记》，是其代表作。

参考文献:

1、（清）张潮辑 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虞初新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统编教材语文八年级下册责编答疑 ．人民教育出版社

3、丛书主编 方可 本册主编 周崇典 阎义长．学习应考实用手册 初中语文：北京教育出版社

4、总主编 温儒敏．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八年级 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5、曲树程编 评注译析古文百篇 下[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通假又叫通借，前人也称为假借，是古人用字写词时本有其字而不用，却用一个音同音近的字来代替的现象。原本当用的字叫本字，临时用来替代本字的那个字叫通假字或通借字（简称借字）。例如：

① 庄公寤生，惊姜氏。（《郑伯克段于鄢》）

② 举错不可不察也。（《张释之传》）

③ 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系辞下》）

十分明显，例①的寤本应用牾，牾训逆，牾生即逆生；例②的错本应用措，放置的意思；例③的信与屈相对，本应用伸，意思才能通畅。然而这些文句的作者没有用本来该用的字，而用了意思毫不相干只是音同音近的字来代替。这就是古书中的所谓通假现象。这里的寤、错、信三字是通假（借字），牾、措、伸则分别为它们的本字。

通借虽然前人也谓之假借，也是“依声托事”而借音表义，但是它与六书之一的“假借”是不同的。六书中的假借是造字的一种法则，是不给某些词造专门书写符号而借用他词书写符事情来替代的法则，是“本无其字”的“依声托事”，没有所谓本字可言（后世再造本字者除外）；通借则是古人用字的一种变通现象，即放着本字不用而临时借用音同音近的他字来替代，是“本有其字”的“依声托事”。

为什么会产生本有其字而不用的通假现象呢？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汉字虽然是以象形、象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表意文字体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并不能实现形与义的完全统一，因而在造字之初便有了假借。这说明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本来就是允许和存在着借音表义的。用字的通假和造字的假借虽有不同，但在借音表义这一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在使用过程中能做到约定俗成、得到社会的公认就不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因此，某些通假现象在某个时代通行，当时的人们习以为常，并不以之为怪。在没有正字法、也没有能促进用字规范化的工具书的古代，人们用字不像后世那样严格。另外，汉字在隶变之后，字形的直观表义功能已不复存在，音同音近的字又多，形体也难记，人们在仓猝下笔之际不及熟计，也自然易写“别字”，正如郑玄所说的：“其始书也，仓卒无其字，或以声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至于有的典籍书已亡佚，后来只能根据某人的口授再笔录流传，笔录之时，也容易注重声而忽视字形。某些“别字”流传久了，也就渐渐相沿成了习惯，所以古书中的许多通假字与其本字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某通某）是相当固定的。

古书中大量使用通假字，是造成古书难读的原因之一。碰到通假字定要打破其字表的束缚，“以声求义”，找同它的本义，不能望文生义而“硬解”。清代学者王念孙说得好：“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之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解，则诘 为病矣。”前人将上面所举例①“庄公寤生”的“寤”即如其字面解为“寐寤”，“谓武姜寐时生庄公，至寤时始觉其生。”一觉醒来孩子已生下，又何“惊”之有？所以这样的解释是“以文害辞”，可见明通假对阅读古书的重要。

（二） 通假字与被通假字之间的关系

古书用字的通假现象是复杂的。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通假字与被通假字之间具有不同的关系。主要有：

1． 从声音上看，通假字与被通假字具有或同音、或双声、或迭韵的关系。例如：

① 信以结之，则民不倍。（《礼记·缁衣》）

②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孟子·公孙丑》）

③ 故九万里则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庄子·逍遥游》）

④ 没死以闻。（《战国策·赵策》）

⑤ 登是南邦。（《诗经·大雅·云汉》）

⑥ 从弟子十人所。（《史记·滑稽列传补》）

例① 的“倍”和例②的“畔”分别是“背”和“叛”的借字，倍与背、畔与判同音；例③的“培”和例④的“没”分别是“凭”和“冒”的借字，培与凭、没与冒是双声；例⑤的“登”和例⑥的“所”分别是“成”和“许”的借字，登与成、所与许迭韵。

2． 从字形上看，通假字或被通假字如果是形声字的话，则多具有相同的声符。由于汉字中形声字占的比例极大，通假以音同音近为前提，所以通假多见于形声字，而于形声字中又特以具有相同声符者居多。例如：财—材、涂—途、常—尝、倡—唱、底—砥、鄂—愕、匪—斐、静—净、僇—戳、说—脱、讼—颂、廪—懔、锡—赐、刑—形、政—征、悟—晤，等等。当然，声音相同相近的字并不限于声符相同的形声字，因而通假字与被通假字也并非都如此，比如：由—犹、时—伺、趣—促等，则是另外的情形，只是所占的比例交小罢了。

3． 从借代关系上看，通假字与被通假字有单借和互借之别。所谓单借，是指甲能借乙，乙却不能借甲。比如：屈伸的伸能借用诚信的信来替代，而诚信的信却不能借用伸字来替代；背弃的背能借用倍娄的倍来替代，而倍数的倍却不能借用背弃的背来替字和乙字可以互替代，即甲为本字时乙为借字，乙为本字时则为借字。例如：

① 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是贵乎？（《报任安书》）

② 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年，酒五斗。（《汉书·文帝纪》）

③ 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论积贮疏》）

④ 江河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乎。（《许行》）

例①“以”是借字，“已”为其本字；例②“已”为借字，“以”为其本字。“以”与“已”互为通假。例③“上”是借字，“尚”为其本字；例④“尚”为借字，“上”为其本字。“尚”与“上”互为通假。类似的例字还有：爱—哀、才—裁、故—固等。古书用字的通假现象以单借为多，互借较少。

4． 从对应字数上看，通假字与被通假字一般是一对一的关系，即一个字仅被另一个字借用，但也有不少的字可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借用，形成一对几的关系。例如“辨”字：

① 主齐盟者，谁能辨焉？（《左传·昭公元年》）

②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逍遥游》）

③ 望于山川，辨于众神。（《史记·五帝纪》）

④ 其于宗庙朝，辨辨言，唯谨尔。（《史记·孔子世家》）

例① 杜预注云：“辩，治也。”治办之意，即借为“办”；例②郭庆藩《集释》云：“辨，读为变”；例③今《尚书·舜典》“辩”作“徧”（遍）；例④《论语·乡党》“辩辨”作“便便”。是“辩”可被办、变、徧（遍）、便等几个字共同借用。此外，距通柜、讵、巨； 可通嫠、来、赉、僖；适、谪、敌、啻；能可通耐、乃、昵、而等，都属于这一类。

（三） 通假字的辨识

前面说过，通假是借音表义，以音同音近为前提，所以辨识通假字主要是以声音为线索。阅读中遇到某一个字不能用其本义或引申义去解释时，就应考虑到是否存在通假的问题。例如《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这一句中的“归”字当作何解释呢？若依《说文》，归的本义是指女子出嫁，这用在本句显然不通；若有归的引申义“归还”似乎可通，但孔子并未借给阳货豚，又何以言归还？联系上下文意，是阳货想通过送豚给孔子，好让孔子依礼回拜时见到孔子，句中归字归是赠送的意思。然而归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中都没有赠送这一义项，可见古有赠送食物的专字“馈”与“归”音近，意思又正好吻合，于是可以初步断定归是馈的错字。查同书《微子》，又有“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之语，归同样当借为馈（意思是说齐国像馈赠美味一样将女乐声送给鲁国）。再查别的古书，还有同类例证。这说明归借为馈，已沿用成习，并非偶然。这是同类例证。另外，古书中往往有不同的书同记一事而用字互异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弄清通假现象的好材料。“[阳货]归孔子豚”一句，郑玄注本即“归作馈”。这是异文例证。有了这些同类例证和例异文例证，归为馈的借字就可以确定无疑了。

在辨识通假字时要注意两点：（一）要有古音韵的常识。所谓音同音近是就古音而言的，不是指的今音。古今语音变化很大，古代音近的字，到现在不都还音同音近，有的可能变得完全不同近了；而原本读音不同不近的字，又有可能变得相同相近。所以当我们以声音为线索去辨认通假时，千万不可只据今音作准则。（二）在没有别的例证时，不可只据音同音近而轻言通假。判定某字借用为某，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有的学者过分强调“以声求义”，把根本不是通借武断为通借而将古书解错的例子不少，我们应引以为戒。对于古书中常见的通假字，古今注文中多有注明，《辞源》、《辞海》一类普通字书中也有释例，初学者应该通过阅读和勤查工具书去掌握一批常用的通假字。

　　1899年

　　古董商人携甲骨至京，王懿荣判定甲骨上所刻为古文字，重金收购，此为甲骨文发现之肇始。

　　王襄与孟定生也在天津开始收购甲骨文。

　　1900年

　　沙孟海生。

　　秋，王懿荣以身殉国(1845—)，山东福山人，著名金石学家。《清史稿·王懿荣传》：“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和、潘祖荫并称其学”。殷墟甲骨文是他第一个认识并作为珍贵文物购藏的。

　　1901年

　　王懿荣之子王翰甫为还旧债，出售家藏甲骨与古器物。刘鹗(字铁云)开始收买有字甲骨。

　　唐兰生。

　　商承祚生。

　　1902年

　　刘鹗先后购得有字甲骨约5000片，开始选拓墨本。罗振玉在刘鹗家中见其甲骨文拓本，叹为“汉以来若张(敬)、杜(林)、杨(雄)、许(慎)诸儒所不得见”之文字。

　　诸乐三生。

　　1903年

　　刘鹗《铁云藏龟》六册石印出版，共收甲骨拓片1058枚，为第一部甲骨著录。刘鹗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该书的出版扩大了甲骨文资料的流传范围，标志着甲骨文从学者书斋中的“古董时期”进入“金石时期”。

　　1904年

　　孙诒让著《契文举例》二卷第十章，为考释甲骨文第一部著作。

　　1906年

　　山之南生(—？)，山东黄县人，1924年从叔外祖丁佛言学甲骨文、钟鼎文，其甲骨文书法曾参加上海“中国语文展览”、上海救济委员会主办的“救济古物书展”等，获得好评。

　　冯文凤生。

　　游寿生。

　　1908年

　　罗振玉获悉甲骨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小屯殷墟。

　　孙诒让卒。

　　1909年

　　童雪鸿生。

　　1910年

　　罗振玉考订甲骨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玉简斋石印出版。

　　1911年

　　罗振玉、王国维赴日本京都。

　　胡厚宣生。

　　1912年

　　罗振玉撰《殷墟书契》。

　　1913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在日本出版。

　　1914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共考释并加以解说485字。

　　1916年

　　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默拓影印本出版。

　　1917年

　　罗振玉《殷文存》影印本出版。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这两篇著名论文，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1919年

　　罗振玉回国寓天津。

　　1920年

　　王襄编第一部甲骨文辞典《秿室殷契类纂》收可识字873个。

　　1921年

　　罗振玉撰并书《集殷墟文字楹帖》一卷由贻安堂影印出版。

　　1922年

　　秦士蔚生。

　　1923年

　　商承祚编《殷墟文字类编》收入可识字789个。

　　1927年

　　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将考释文字增至今571字。

　　罗振玉、章玉、高德馨、王季烈《集殷墟文字楹帖汇编》由东方学会石印出版。

　　1928年

　　丁辅之《商卜文字集联》(附诗)石印本出版。

　　至1928年，各类甲骨著录共收甲骨9919片。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开始大规模科学发掘。

　　1930年

　　丁佛言卒(1878—)，山东黄县人，其于古文字学精思博览，尤其精深甲骨和金文研究。甲骨文书法笔力沉厚，气息醇古。

　　1931年

　　5月，张守义《中国古代书契制度》发表于《金陵学报》第1卷第1期。

　　徐无闻生。

　　1932年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发表，其中对五期书风的界定，对后世甲骨文书法创作影响甚大。

　　冯文凤书《赠春渠先生甲骨文书法轴》，刊于《当代名人书林》、《民国时期书法》。冯文凤乃广东鹤山人，卒年不详，她以金文笔法写甲骨文书法，行笔沉着，线条丰存，结构工稳匀称。

　　1933年

　　郭沫若《卜辞通纂》在日本出版。

　　陈夕康《龟甲骨文字概论》由中华书局出版。

　　1934年`

　　孙海波《甲骨言语编》出版，已能辨识甲骨文五六百字。

　　1935年

　　戴异撰并书《集殷墟百联一卷》刻本问世。

　　1936年

　　安阳举行第十三次发掘，得甲骨17000余片。此为殷墟甲骨文第一次重大发现。

　　1937年

　　简经伦《甲骨集古诗联》(上编)，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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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丁辅之《观水游山集》墨缘堂石印本出版。

　　1939年

　　叶玉森卒(1878—)，江苏镇江人，著有《殷契钩沉》、《说契、研契技谈》、《殷墟书契前后编集释》、《铁云藏龟考释》等。其所写甲骨文，以毛笔作刀笔，颇得卜辞文字遗韵，曾撰联并书《天衣集》一卷。

　　1940年

　　罗振玉在旅顺卒(1866—)，浙江上虞人，“甲骨四堂”之一，有甲骨学著作多种问世，后世誉他是“开甲骨文识字之始”。考释之余，提笔挥写甲骨文，是近代以甲骨文入书的开创者，并以考释的几百甲骨文字编集楹联，其甲骨文书法秀润清丽。

　　1941年

　　易孺卒(1874—)，广东鹤山人，擅甲骨文书法篆刻，气息高古。

　　1946年

　　王雪民卒(1882—)，天津人，善以甲骨文入印。

　　1948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9片。

　　1949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27片。

　　丁辅之卒(1879—)，浙江杭州人，精于甲骨文书法，他在前人基础上，用常识之契文集自撰联语、诗作，留下大量甲骨文书法作品。

　　1950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安阳殷墟科学发掘。

　　董作宾与王怡合编《集契集》。

　　简经伦卒(1888—)，广东番禺人，早年曾任国民政府参事，后游历南洋欧美。其甲骨文书法篆刻恬淡超远，自然天成。著有《甲骨集古诗联》(上、下册)、《琴斋书画印全集》、《千石楼印识》、《琴斋印留》、《巳卯第一集》、《丁亥第二集》。

　　刘顺生。

　　1951年

　　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5片。

　　1952年

　　孙儆卒(1866—)，江苏南通人，教育家，其甲骨文书法多以集长联形式出现。

　　1953年

　　郭若愚《殷契拾掇二编》，其中收入甲骨文朱书、墨书3片。

　　1954年

　　9月，日本贝冢茂树《甲骨文与金文的书体》载于《书道全集》第1卷，对董氏书法断代做了更进一步分析，多有发明。

　　1956年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出版。

　　傅振伦《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字与书体》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第1期。

　　王襄卒(1876—)，天津人，古文字学家，是我国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鉴定和购藏者之一，其甲骨文书法厚重质朴，见于《甲骨文书法艺术大观》。

　　柳诒征卒(1880—)，江苏镇江人，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教授，上海市文管会委员。1925年因同事王伯沆之托为刘鹗遗孀分售甲骨，他自购200版，皆精品，其间又为叶玉森写《殷契钩沉序》，所作甲骨文书法别具特色。

　　1957年

　　苏莹辉《中国文字书写工具探源》(上、中、下)发表于台湾《大陆杂志》第15卷第3、7、8期。

　　懿荣《漫谈甲骨文字的书法》、朱家濂《中国字体演变简说》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第1期。

　　张秉权《殷墟文字丙编》，收录甲骨文朱书、墨书15片。

　　1958年

　　严一萍《中国书谱殷商编序》收录于台北艺文印书馆《中国书谱》。

　　1960年

　　《甲骨文墨场必读——集殷墟文字楹联汇编》在日本出版。

　　10月，《集契集》发表在《中国文字》第1期上。

　　杨仲子卒(1885—)，江苏南京人，精于钟鼎文字及甲骨文书法，善以甲骨文入印，徐悲鸿称其为近代以“贞卜文字入印之第一人”。

　　1961年

　　董作宾《殷墟文字中之人猿图》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中国文字》第2期。

　　董作宾《跋鼎堂赠绝句》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中国文字》第3期。

　　日本欧阳可亮《尧山甲骨美术第一集五十幅》由春秋学院甲骨学术研究室编印出版。

　　1962年

　　胡小石卒(1888—)，浙江绍兴人，他21岁始钻研甲骨文，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校教授，讲授甲骨文，成《甲骨文例》，为第一本研究甲骨文文法的著作。30年代有《临甲骨文》存世，其书涩笔顿挫、古朴瘦劲。

　　金梁卒(1878—)，浙江杭州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其甲骨文书法见于《民国时期书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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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1963年

　　董作宾卒(1895—)，河南南阳人，是研究甲骨学专家“四堂”之一。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是作了卜辞断代研究，即根据卜辞之“贞人‘等所属时代而把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并指出各个时期卜辞的风格特点。同时他还经常书写甲骨文对联、集诗等，笔致秀润端雅，深得卜文神韵。

　　1965年

　　9月，《甲骨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正编共录定甲骨文1723字(见于《说文》的有941字)，附录共收入2949字，全书共收入4672字。

　　童雪鸿卒(1909—)，安徽巢县人，其甲骨文书法载于《中国书法》1992年第1期。

　　1967年

　　董作宾所写卜辞集联收入《董作宾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

　　1969年

　　台湾严一萍合编六家(罗振玉、章玉、高德馨、王季烈、丁辅之、简经伦)为《集契汇编》。

　　1971年

　　潘天寿卒(1897—)，浙江宁海人，其甲骨文书法用笔老辣苍润，结体峻拔奇肆，章法遗失宕起伏。

　　1972年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发表于《考古学报》第1期。

　　1973年

　　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卜辞5335片，此为殷墟甲骨文第二次重大发现。

　　鲍鼎卒(1898—)，江苏镇江人，擅甲骨文书法。

　　1974年

　　台湾石叔明、林翰年编《甲骨文与诗》和《商卜文分韵》。

　　1977年

　　陕西岐山凤雏村建筑遗址出土西周甲骨卜辞17000余片。

　　1978年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十三集，共收录甲骨41956片，1978年至1982年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录甲骨文朱书、墨书9片。

　　台湾安国钧《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由台北维新书局出版。

　　日本欧阳可亮《集契集》出版，欧阳可亮在东京建立甲骨学院。

　　严一萍撰《甲骨学》由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该书第八章为《甲骨文字的艺术》。

　　11月，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在长春举行，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成立。

　　郭沫若卒(1892—)，四川乐山人，为“甲骨四堂”之一。以历史唯物史观研究甲骨文，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一系列在中国学术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其甲骨文书法甚少，尤为珍贵，今仅见《甲骨文字研究》中一小幅甲骨文临作及1934年为柳非杞书甲骨文书法条幅。

　　1979年

　　10月，《文物》开始公布岐山出土有字西周甲骨。冬，陕西扶风齐家村发现有字西周甲骨。

　　唐兰卒(1901—)，浙江嘉兴人，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建国后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副院长。有关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著作有《殷墟文字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中国文字学》等，其书临甲骨文多见于著录。

　　1980年

　　徐中舒主编、徐无闻主持编写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1年

　　5月，唐兰著《殷墟文字记》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该书着重甲骨文字的形体分析，对于一般的书法篆刻工作者有一定帮助。

　　李圃编《甲骨文选读》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法》第6期发表杨鲁安《甲骨文书体浅说》。;

　　陆维钊卒(1898—)，浙江平湖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其甲骨书法瘦硬劲健，载于《中国书法》1992年第3期。

　　1982年

　　李其复编《董彦堂先生甲骨文法书集》出版。

　　赵铨、钟少林、白荣金《甲骨文字契刻初探》发表于《考古》第1期。

　　1983年

　　孙杰《从甲骨文的书契谈其字体特色》发表于《书法研究》第3期。

　　安国钧《甲骨文字集联诗格言续编》、《甲骨文字书例》出版。

　　容庚卒(1894—)，广东东莞人，早年师从罗振玉、王国维，对殷周以来甲骨文、彝文字进行过大量的研究。青年时先攻小篆，后转向金文、甲骨文书法，其书端庄清隽。

　　1984年

　　3月3日，徐稷香《郭沫若手书甲骨文(为柳非杞手书)》发表于《人民日表》第8版。

　　《甲骨文字书道のすすめ》城南山人著，由日本株式会社日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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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河南建立安阳殷墟博物苑。

　　河南安阳举行殷墟笔会、甲骨文还乡书法展。

　　河南巩县建立“甲骨书法碑廊”。

　　刘亮《我国最早的微型刻字——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发表于《书法》第4期。

　　诸乐三卒(1902—)，浙法安吉人，解放初在浙江美术学院对甲骨文产生浓厚兴趣，除精读少数甲骨拓片、影印件之外，还大量抄写、集联，其甲骨文书法用笔厚重，古朴自然。

　　1985年

　　《书法》第2期发表唐复年《甲骨文简说》。

　　游寿《殷契选释》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欧阳可亮编辑出版《甲骨文书道作品集》。

　　日本贝冢茂树著、杨升南译《评甲骨文断代研究的字体演变观》发表于《殷都学刊》第4期。

　　陈恒安《殷契书法漫述》发表于《贵州省博物馆馆刊》创刊号。

　　安阳甲骨学会成立。

　　1986年

　　欧阳可亮《甲骨文还乡之愿》发表于《殷都学刊》第1期。

　　刘桓《从甲骨文到金文》发表于《文物天地》第2期。

　　《书法研究》第2期、4期分别发表王慎行《卜辞书法的结体与布局初探》、冼剑民《甲骨文的书法与美学思想》。

　　5月18日，童稼霖《古朴遒劲数甲骨》发表于《苏州报》。

　　6月，朱鸿元《青铜刀契刻甲骨文字的探讨》载于《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8月5日，陈振濂《空间美的确立——甲骨文艺术》发表于《光明日报》。

　　9月，何崝《甲骨文字帖》由巴蜀书社出版。

　　10月，日本内山知也编《甲骨文墨场必携》由东京木耳社出版。

　　刘兴隆《甲骨文集句简释》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7年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胡厚宣任会长。

　　美国魏乐唐《魏乐唐书甲骨文集联》出版。

　　1988年

　　台湾严一萍合编六家为《集契汇编》发表于《中国文字》新12期。

　　锡山秦氏古鉴阁藏本《殷墟文字集联》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孙叙常撰集《龟甲兽骨文字集联》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9年

　　4月，徐振韬在英国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举办甲骨文书法展，为在国外举行甲骨文书法展之发端。

　　6月，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第十六章为《甲骨文与甲骨书法》。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10月，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其中收录有刘江等对商周甲骨文及近现代甲骨文书法篆刻名家名作的品评文章)由大地出版社出版发行。

　　刘兴隆《甲骨文集联书法篆刻专集》出版。

　　1990年

　　徐谷甫、濮茅左编篡《商甲骨文选》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台湾甲骨文学会成立。

　　1991年

　　徐无闻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濮茅左编《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乃栋书《写意甲骨文》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黄孕褚《甲骨文与书法艺术》由香港文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杨仲子金石遗稿》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秋，安阳花园庄东地发掘有字甲骨579片，其中上有刻辞的完整卜甲达300多版。此为殷墟甲骨文第三次重大发现。

　　1992年

　　徐无闻、黄任重编《殷墟甲骨书法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仁生《从毕达哥拉斯的“美是和谐”谈及殷商甲骨文》发表于《书法赏评》第2期。

　　徐振韬《罗振玉和甲骨文书法》发表于《书法导报》第30期。

　　台湾董玉京撰《董玉京甲骨文草书集》出版。

　　9月，安阳段长山、魏峰合编《甲骨文书法艺术大观》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被誉为“我国第一部集近现代甲骨文书家作品之大成”的著作。

　　沙孟海卒(1900—)，浙江鄞县人，所临武丁时期甲骨文一帧见于《沙孟海书法集》。

　　商承祚卒(1901—)，广东番禺人，1921年到天津问学罗振玉，研读甲骨文，1923年编著《殷墟文字类编》，先后在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许多著名学府讲授甲骨文。青年时期受其师罗振玉影响学习甲骨文书法，其甲骨文书法古穆平实。

　　作者：shiyangde 2006-6-11 19:2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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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甲骨文百年历史1899-1999

　　1993年

　　袁德炯《八然斋习书答记之一》发表于台湾《甲骨文学会会刊》。

　　张俊之《甲骨文书法谈》发表于《书法艺术》第1期。

　　齐冲天《一项切实有益的工作——<殷墟甲骨书法选>读后》发表于《书法报》第15期。

　　8月，《中国书法》杂志社与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联合举办了在京著名古文字学家关于古文字与书法的座谈会。

　　锐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读<殷墟甲骨书法选>》发表于《博览群书》第9期。

　　翟万益《殷卜书法艺术的叛逆——周原甲骨文书法艺术探微》收录于中国书法家协会编《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出版。

　　安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安阳市书法家协会编《甲骨文书法艺术论文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

　　徐无闻卒(1931—)，四川成都人，西南师范大学教授。曾手抄甲骨文字约20万字，为书法研究生讲授甲骨文及其书法。主编《甲金篆隶大字典》、《殷墟甲骨书法选》，其甲骨文书法篆刻质卜典雅。

　　1994年

　　吴仁生《董作宾在甲骨文书法艺术上的造诣》发表于《中国文房四宝》第3期。

　　10月，安阳举行“’94中国安阳甲骨文发现95周年国际学术纪念会”，大会还在殷墟博物苑举办了甲骨文书法摹刻艺术作品国际大展。

　　台湾《印林》《甲骨文书艺入印。专集出版。

　　游寿卒(1906—)，广东霞浦人，胡小石弟子，黑龙江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殷契选释》，其甲骨文书法浑朴自然。

　　1995年

　　1月、3月和11月徐振韬分别在英国帝京大学、杜伦大学和美国柏克利大学举办个人甲骨文书法展，每次展出30余幅。

　　江苏省甲骨文学会成立，该会与台湾甲骨文学会、日本甲骨文谈话会建立了良好的合和关系，进行了多次学术文化交流。

　　苏金海《甲骨文治印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于《书法报》第25期。

　　金开诚、王岳川主编《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其中有张铁民对于商周甲骨文艺术的述评文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马洪《甲骨文入印：从文字结构到艺术结构的问题》发表于《书法艺术》第4期。

　　王天民《甲骨文心理场的现代观照》发表于《现代书法》第6期。

　　刘顺《我写甲骨文》发表于《书法报》第46期。

　　安阳殷墟甲骨文艺术研究会成立。

　　金学智《甲骨文集唐诗一百首》出版。

　　刘兴隆《甲骨文书法集联》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1996年

　　黎忻《天真烂漫自然天成》发表于《现代书法》第2期。

　　南京举办江苏省甲骨文学会首届书法展。

　　1997年

　　南京举办首届中日甲骨文书法展。

　　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掘成果鉴定会。

　　刘正成《桓台史家岳石甲骨出土刍议》发表于《中国书法》第5期。

　　李鸿伦书《甲骨文书法》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戴天仇著《甲骨文书艺》(百日通)出版。

　　《书法》第3期发表张俊之《罗振玉对甲骨文书法的贡献》。

　　7月，南京举办首届海峡两岸甲骨文书法联展。

　　陈爱民《从甲骨文到甲骨文印的审美转化》收录于《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

　　《书法艺术》4、5期，发表张俊之《谈甲骨文书法及篆刻的创作》。

　　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出土文物与书法”国际书法研讨会在台北举行。

　　毕涤辛《甲骨文断代分析及其书法风格简介》发表于台湾《甲骨文论文集》。

　　12月，《中日首届甲骨文书法展选集》出版。

　　刘顺卒(1950—)，河南安阳人，安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安阳甲骨文学会副会长，其甲骨文书法空灵简古。

　　秦士蔚卒(1922—)，江苏淮安人，数十年致力于甲骨文书法篆刻，其甲骨文书印浑朴奇崛，别开生面。

　　1999年

　　《中国书法》第1期，发表刘一曼《殷墟甲骨文三次重大发现》。

　　西泠印社举办“西泠印社第4届篆刻作品评展”、“西泠印社篆刻创作理论研讨会”。其作品投稿要求其中希望1方用甲骨文入印。短论内容之(3)为：“甲骨文入印的探讨及与篆刻有关的其他方面。”

　　4月，在山东烟台举行“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00周年”活动。

　　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由江苏省甲骨文学会与江苏省社科联、江苏省教育工会、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甲骨学商史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台湾甲骨文学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举办“甲骨文与商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海内外甲骨文书艺展”。

　　5月，由江苏省文化厅、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海内外甲骨文书法大展”。

　　刘一闻《甲骨文与书法篆刻》发表于5月13日《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