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籍中的错字
你说的那个《离骚》版本我不清楚,不知道具体是指哪些错字,不过古代人的错字其实是与文字和印刷的历史有关的。
古籍的错字有有很多原因:
第一,是前面朋友说的,古代与现代文字意义的变迁和增加,这其实不属于“错”的范围,而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产物。
第二,古籍在文字统一前是根据不同地域而有不同书写习惯的,直到秦始皇统一文字才有了后来文化的普及,当时楚地、秦地、乃至齐鲁燕赵,都有各自的书体,因此在不同国家传播时,认读中出现的错误认识和书写也会延续到后代。
第三,古籍在印刷术发明前,多是以传抄的方式。因此在抄写时就会出现“讹”“夺”“衍”“漏”的情况。
“讹”就是上面说的,错误认字,而后因错就错。
“夺”就是误认某字为其他的字,或者是串行、串篇、串简等情况,抄写时抄错。这也与古书的装订方式有关,一大捧竹简木牍,如果装订绳断脱,重新整理编排次序可是个大问题。
“衍”就是抄写时自己添加了字,而后整篇文章就这样因错就错传给后人。
“漏”是说抄写时脱漏了原文,丢字拉字。
第四,这些问题在传抄和整理成底稿时就已经出了不少问题,当刻于金石、木版上,如果刻工不注意,或者偷懒或者手艺差,或者时间紧,也会出现字的变化和脱漏,比如出现很多异体字、简化字、缺笔字等,如果不及时校对发现,一旦重新拓印成书,就将错误形成固定的模式变成正常的了。
第五,古代君主们经常颁布各种时代的避讳字,一旦遇到就需要以同意字代替原文,后代有时不知道,就误将已代替的当作最早的版本,这样又形成了新的错误。不过明清以后是以缺笔划来处理避讳字,这在认识和考订时就方便不少。
第六,古代名人们也经常会出现自造字,如果后人不察,就会误为错字。
可以从历史角度、文化角度、写写国内的和国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一、对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理解和设计思想
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设计,需要对被装帧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提炼。我国的古典书籍中的线装书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随意,但从总体上考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从色彩调赋、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而现代装帧设计,因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未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对古典书籍进行装帧设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味道呢 一味地追求古典, 将使整个设计缺乏现代的审美情趣; 一味地追求现代, 又将使古典文学书籍的装帧缺少古典文学的“气韵”, 也会偏离现代人对古典文学作品装帧美的需要。当今对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使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 与现代的美学要求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总体设计上, 既不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含蕴和意境,又能融合现代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要求。古今装帧审美学方式的统一,是当代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的需要。
书籍从人类文明产生至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人类从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记事,到现代印刷技术、书籍的装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一个国家对书籍装帧水平的高低,书籍品种的多少,出版发行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的一个标志。书籍装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它由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书籍加工到当今艺术创作。现在,书籍装帧已不再只是简单地一页页纸的装订,而是装帧设计者对书籍的二度艺术创作,是装帧艺术家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它是绘画、摄影、书法、金石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应用, 需要设计者具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对书籍的装帧设计,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还应赋予装帧设计的商业性。书籍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时,还应有吸引读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赏价值的同时,要能刺激读者阅读书。
二、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
如何写论文
写下自己的想法是完善它的好方法。你可能发现自己的想法在纸上会变成一团糟。
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越来越熟悉它的时候,就会很快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艺术,你就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
你也会遇到和其他作者一样的滞碍。这有很多原因,而且不一定能顺利解决。追求完美是一个原因。
记住:写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你发现所写的不是你开始想写的,写下粗稿,以后再修补。写粗稿可以理出自己的思想、渐渐进入状态。如果写不出全部内容,就写纲要,在容易写具体的内容时再补充。如果写不出来,就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即使你觉得是垃圾。当你写出足够的内容,再编辑它们,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有序的写出来(in order)。你可能要从正文写起,最后在你知道你写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再写简介。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一天只能写上一页。追求完美也可能导致对已经完美的文章无休止的修改润饰。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把写作当作和人说话就行了。
写信也是练习的好方法。大多的文章也会因为风格很想给朋友的信件而易读(can be improved)。写日记也是很好的锻炼。这两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处。
无休止的修改格式而不是内容也是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情况。
LaTex(附:CTex)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自己有很多自定义的宏定义。你也可以利用别人类似的代码,许多站点(包括MIT)都维护有扩展库。
清楚自己想说什么。这是写清楚要的最难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写出笨拙的东西,不断的修补,就表明不清楚自己想说什么。一旦真正想说了,就说吧。
从每一段到整个文章都应该把最引人入胜的东西放在前面。让读者容易看到你写的东西(Make it easy for the reader to find out what you've done)。注意处理摘要(carefully craft the abstract)。确定(be sure)说出了你的好思想是什么。确定你自己知道这个思想是什么,然后想想怎么用几句话写出来。大篇的摘要说明文章是写什么的,说明有一个想法但没有说到底是什么。
不要大肆夸耀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写的句子或者段落不好,但不知道怎么修补。这是因为你自己进入了死胡同。你必须回去重写。这会随着你的练习减少。
确信你的文章真的有思想(ideas)。要说清楚为什么,不仅仅是怎么样。
为人而写,不要为了机器而写。不仅仅需要正确,还需要易读。读者应该只做最明显简单的推理。
完成文章以后,删除第一段或者前面的几句话。你会发现这些话其实对主旨没有影响。
如果你在所有的工作做完以后才开始写,就会失去很多好处(benefit)。一旦开始研究工作,好的方法是养成写不正式文章的习惯,每隔几个月(every few months)记下最新的和你刚学的东西。从你的研究笔记开始比较好。用两天时间来写,如果太长的话就说明你太追求完美了。这不是要进行判断的东西,而是与朋友共享的。在封面上说明“草稿”(DRAFT-NOT FOR CITATION)。拷贝很多份,给那些感兴趣的人看,包括导师。这种做法对以后写正式的论文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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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要的形式降序组织评论(建议)对你和你所评论的人都有用:最上面内容相关,中间是风格和表述,最后是语法和文法。
三、论文的写作
(一)作好准备--收集资料
选题确定之后,论文有了中心思想,在写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要写好一篇论文,作者还必须占有丰富、准确、全面、典型、生动具体的材料。从中研究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并用具有说服力的题材(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材料必须是有根有据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它们或是通过自己亲身实践研究的出的,或是他人以前研究总结的可靠成果。因此,资料的收集对论文的写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收集资料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阅读有关的理论书籍。
参加教育教学研究,撰写论文,必须掌握必要的教育教学理论和科研方法。对于教育、教学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要理解掌握。
2、调查研究,收集有关的论据。
论文的中心思想确定后,作者明确了所要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就要着手拟订调查提纲。列出调查研究从何入手,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每个方面包括哪些项目和具体内容,需要哪些典型的材料和数据,取材的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应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等等。
3、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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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法篇: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在他出生前四年,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首次把书刻文字称作“书法”。 这标志着作为交流工具的“写字”,与作为美学欣赏与实用相统一的“书法”,正式拉开了距离,并使后者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书法艺术。这时汉隶已成为别具风格的主导字体,同时又始创了草书、行书和楷书,使篆、隶、草、行、楷五体基本齐备。
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 南朝�6�1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 “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 ‘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上述记载是可信的,特别是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 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6�1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从宋代开始,把 前人著名书迹摹刻拓印下来,以便流传,称之为“法帖”。这一则记载说明:在宋代诸葛亮的书法作品是作为有示范意义的“法帖”流行于世的。 诸葛亮在繁忙的政务和军事活动中,始终不忘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可是他仍然不忘临池挥毫。
遗憾的是,现在还无法看到其书法真迹,这只有寄希望于考古的发现了。
二、绘画篇:
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以晋、宋画家为中古,以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的画家为下古,隋和唐初的画家则称之为近代。近代画家作品的价格与下古画家作品价格相近,而以上古画家作品价格为最高。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 “为希代之珍”。张彦远(生于公元815年)出身于宰相世家,家藏法书名画非常丰富,他的《历代名画记》,向有“画史之祖”的称誉,他的记载和论述,在中国绘画史上一直是可信而难得的史论资料。从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 “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又记道: “永昌郡,古哀牢国……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阴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图谱也。”从以上两段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如南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诸葛亮不仅能画天地、日、月,而且能画各种建筑、车马、动物和人物。能掌握如此全面的绘画技巧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诸葛亮作画绝不是出于个人的闲情逸致,他的绘画艺术总是为他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的。
三、音乐篇: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
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6�1诸葛亮传》记载: “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 《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 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 《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 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 鬲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三国志》: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三国志》: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三国志》: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於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於当世。
《三国志》:“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
司马炎:善哉,如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三国志》: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
贾诩:诸葛亮善治国。
刘备: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水经注•江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普洱府志古迹》:“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攸乐,置铜镘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撤,固以名其山。”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著的。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从出土的塘库,水田模型与今比较,足以说明本地区自汉以来,在广泛开发利用水利资源,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就一直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的形式修筑堰渠、塘库,逐步将丘陵地带改变为良田。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
一、书法篇:
远涉帖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在他出生前四年,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首次把书刻文字称作“书法”。 这标志着作为交流工具的“写字”,与作为美学欣赏与实用相统一的“书法”,正式拉开了距离,并使后者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书法艺术。这时汉隶已成为别具风格的主导字体,同时又始创了草书、行书和楷书,使篆、隶、草、行、楷五体基本齐备。
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 “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 ‘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上述记载是可信的,特别是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 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从宋代开始,把 前人著名书迹摹刻拓印下来,以便流传,称之为“法帖”。这一则记载说明:在宋代诸葛亮的书法作品是作为有示范意义的“法帖”流行于世的。 诸葛亮在繁忙的政务和军事活动中,始终不忘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可是他仍然不忘临池挥毫。
遗憾的是,现在还无法看到其书法真迹,这只有寄希望于考古的发现了。
二、绘画篇:
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以晋、宋画家为中古,以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的画家为下古,隋和唐初的画家则称之为近代。近代画家作品的价格与下古画家作品价格相近,而以上古画家作品价格为最高。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 “为希代之珍”。张彦远(生于公元815年)出身于宰相世家,家藏法书名画非常丰富,他的《历代名画记》,向有“画史之祖”的称誉,他的记载和论述,在中国绘画史上一直是可信而难得的史论资料。从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 “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又记道: “永昌郡,古哀牢国……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阴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图谱也。”从以上两段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如南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诸葛亮不仅能画天地、日、月,而且能画各种建筑、车马、动物和人物。能掌握如此全面的绘画技巧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诸葛亮作画绝不是出于个人的闲情逸致,他的绘画艺术总是为他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的。
三、音乐篇: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
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 《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 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 《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 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 鬲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本文2023-08-07 13:25:5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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