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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谁的雕板印刷的普及和图书编撰的繁荣是私人建造藏书楼指缝

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杭州刻书业研究

提 要：两宋时期，凭借吴越国、南宋两次建都以及商业繁华、手工业发达之便利，杭州成为全国4大刻书中心之一。笔者试就杭州刻书业兴盛的成因，南宋定都临安后官、私、坊3大刻书业中，尤其是“坊刻”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卓越贡献，以及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两宋 杭州 刻书业

作者仇家京，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古籍地方文献组副研究馆员（邮政编码 310006）。

宋代享国300余年，面对北方的威胁，军事上的失利，自靖康之祸，中原沦陷、继而高宗渡江、向金称臣，蒙受了耻辱，但在刻书印刷业方面却成绩卓著。元人吴澄云：“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授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这就是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誉之为“宋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960—1279年）”，而杭州刻书业则是处于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佼佼者。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即是此意。笔者试就两宋杭州刻书业的成因、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繁盛以及刻书特点进行阐述。

一、杭州雕版印刷素负盛名的成因

杭州自五代以来，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吴越王钱鏐在“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采取“与其闭门作天子，不如开门为节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土归宋的策略，换来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的太平局面。钱氏诸王恪守钱鏐遗愿，谨慎守土，发展经济，为杭州的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吴越钱鏐及其子孙信奉佛教，统治杭州期间，兴建佛寺佛塔，尤其是吴越王三世钱俶，先后在显德三年（956年）、乙丑（965年）、乙亥（975年）3次大规模主持刻印佛经，印数达20余万卷。其中藏于杭州雷峰塔塔砖之内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即刻于宋开宝八年（975年）。从这些存世的经卷实物来看，纸墨俱佳、刻印精良，已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宋承五代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已至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开辟了我国刻书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浙江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又盛产纸张，具备发展雕版印刷业的有利条件，而杭州在五代时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术颇负盛名。北宋国子监除了遍刻儒家经典以外，还大量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诗文总集。这些监本虽发行于汴梁（开封），但大都在杭州雕版。如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称：“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北宋时，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市易务”等公私刻书也很多。地方官刻书，有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通判林冀等衔名，经杭州详定官重详定的《白氏文集》72卷；张君房知钱塘时刻印《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等；翟昭应知仁和县时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版印卖。私人刊印者有临安陈氏万卷堂、钱塘颜氏、杭州沈氏等。坊肆刻书有杭州晏家与钱家。寺院刻书则有淳化、咸平间龙兴寺刊《华严经》，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刻《韩昌黎集》等。

宋代提倡文治，实施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统治者为宣传封建文化，大力提倡读书、刻书。如宋蒙学课本《神童诗》所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时成为社会价值取向，更使得图书需求量与流通量的激增。朝野的官僚、士子亦以读书、劝学为重，地方官刻书成为时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之处无不刻书。他们刊刻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乡贤名宦著述。公余之暇，会同属吏以校雕刻书为美绩。至于各地士大夫刊其师友著述，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是不胜枚举。两宋的学术活动空前发展，科学、文化、历史、哲学著述丰富，编撰成绩斐然，这又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官私刻书蔚成风气，这就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营造了巨大的出版业市场。而活字印刷的出现，则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宋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1042—1048年）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印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娄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现上述泥活字印刷品的实物，但是通过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950多年前，毕升所创制的泥活字印刷技术，从制字、排版、印刷、贮字等工序上已具备了后世铅字排版印刷术的基本原理。《梦溪笔谈》中泥活字印刷工艺，或为杭州籍科学家沈括亲见并记载，而毕升所遗活字及排印器具亦为沈括子侄所得，曾有学者推测毕升是杭州人，虽缺乏文献佐证，但也足见杭州与活字印刷术的渊源。

二、宋室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

绍兴八年（1138年），自高宗“车驾驻跸临安”起，终南宋之世，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九帝，达140年之久。自高宗迁都临安后，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财政收入增多，都城人口骤增，商市繁华，官府衙署的相继修建，杭州更是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所谓“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南宋时，手工艺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两浙又是全国的造纸中心，印刷物料尤其纸墨的质量与产量超越前代，为杭州刻书印刷业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北宋亡，汴梁的一部分雕版刻印业南迁杭州，杭州成了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南宋经济繁荣，文化进步迅速，著述人才辈出，科举制度的勃兴，更为杭州刻书业推波助澜，公私刻书两旺。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宁宗、理宗时，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南宋得“行在所”之便，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咸淳四年（1268年）的100年间，曾3次纂修、刊印府志，这就是被誉为方志之上驷的《临安三志》，折射出当时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与刻书业的兴盛。史载，嘉泰三年（1203年），来杭投考太学者37000人。来京应试的各路生员及京城的各类学生与官员士大夫自然都有大量的书籍需求，更是推动了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繁荣。

南宋官刻本，除了国子监、秘书省可以印刷书籍以外，其他官刻本有德寿殿、左廊司局、修内司、太医局、临安府、临安府府学、浙漕司等，刻印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之书。杭州寺院刻本，有南山慧因讲院、北关接待妙行院、西湖净慈寺、菩提教院、净戒院刻印的佛教经籍。坊刻本，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杭州书坊可考的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要求贾官人宅、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佑坊前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橘园亭文籍书房、杭州积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临安赵宅书籍铺、临安李氏书肆、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等20家，其中有的是从汴京迁来。

当时临安城中有御河，河有棚桥，有长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这一带书坊所刻之书，为宋以后的历代藏书家所珍视，称之为“书棚本”。在杭州诸多书坊中，尤值得称道的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起父子陈宅书籍铺。20世纪60年代，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全国公藏单位的189种存世宋版书中，浙江刻本75种，其中杭州刻本就达45种，且多为坊刻本。今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唐女郎鱼玄机诗集》一书，卷终镌“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为历代递藏者所宝，钤印累累，即为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

陈起（亦名陈彦才、陈道人），字宗之，号芸居，著名出版家、图书编撰家。据有关学者考订，陈起当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4朝。陈起有藏书楼名“芸居楼”，酷爱读书，有《芸居乙稿》行世。从时人“生来稽古心，文士独知音”“成卷好诗人借看”“每留名士饮”的说法，甚或被文士誉为“知音”，可见其在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方回、刘克庄、吴文英等许多著名作家都与他交游唱和。所刻书自有一般书商不能企及的学术与市场眼光，且校印精审，为世人所重。陈起一生刻印过大量图书。据统计，陈起编刻唐诗别集在50家之上，如初唐四杰《王勃集》《杨炯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女郎鱼玄机》《唐贯休诗集》等；编刻宋江湖诗人作品总集达111家之多，《四库全书》收有《江湖小集》《江湖后集》，前者收有62家作品，后者收有49家作品；陈起编印的其他图书，据《四库全书》《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书著录，还有汉刘熙《释名》、宋邓春《画继》、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宋赵与时《宾退录》等。陈解元为陈起的儿子，名续芸，既称解元，似应中过举，也是有学问的人。陈起死后，他继承父业，从现存的书棚本来看，他刻书的数量甚至超过乃父。如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所称：“宋季临安书肆若陈起父子编刊唐宋人诗集，有功于古籍甚大。”

三、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

从两宋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形成与发展不难看出，杭州的刻书业在政府重视与地方官的提倡之下，刻书地点十分普及。加之刻书印书有利可图，即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纷纷设立书坊。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处于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两宋杭州刻本，既有时代共性，也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特点。

（一）从写本过渡到“化身于亿万”的刻本时代

在历代刻本中，人们对宋刻本倍为推崇。从诸如“百宋一廛”“皕宋楼”等藏书楼名可以看出，明清以来藏书家将收藏宋本视同拱璧，甚或有“佞宋”一说。撇开宋刻本经济价值日见昂贵诸因素不论，主要原因在于经籍是依据蜀石经刊刻外，其他的古籍大都直接根据唐人或唐以前的写本刻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书、古注的原貌。随着古写本的濒临绝迹，宋本记载的材料也最为可靠，它不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订正明以后因辗转刻印而产生的妄改或讹舛错脱的最重要的校本。两宋时期，杭州雕版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得古写本化身于亿万赖以流传至今而免遭泯灭，为古代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所举杭州睦亲坊陈起遍刻唐宋人别集、总集即是一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和江标辑《唐人五十家小集》，即是根据陈起刻本翻刻行世。

（二）官、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

宋朝政府重视古文献的整理，无论官刻本或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北宋时设有专门收藏、整理、编撰书籍的中央所属机构。如崇文院（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3部分），曾经整理过许多书籍。宋代官刻书在未刻之前必须精加校勘。据《事实类苑》载，凡一书校勘既毕，送复勘官，复勘既毕，送主判管阁官，复加点校，经过3道手续成定后，方可镂版。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刻，其质量自不待言，因以将所刻书作为民间范本，即便私家乃至许多有识之士主持的书坊也是如此。如上述南宋杭州书坊主陈起、陈续芸父子，本人就是文学家，能诗善文并且识书，陈起在编刻书籍的过程中，忠于原著，并非随意删改。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李群玉诗集》云：“明郎瑛《七修类稿》言陈道人刻诗，于缺字处多以意补，今观此集，缺而未补者正多。”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披沙集》云：“盖陈氏在临安刊书最多，而且精也。今观此本，刻印雅洁，全书完美无缺，信可宝也。”可见陈起编刻之书，实事求是且校勘精良，为世人所赞誉。

（三）纸墨俱佳，写刻精良

宋代文化发达，物力充足。官刻本、监刻本开本弘朗，纸白如玉，字大如钱，墨黑如漆；且装潢典雅，工艺之精美，素为后世称道。宋刻本率由善书之士亲写上版，字体大都继承唐代的欧、柳、褚、颜诸家风格，间架波磔，浓纤得中，端庄凝重，读之赏心悦目。明高濂《燕闲清赏笺》云：“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云：“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可见，大部分宋本的雕印十分精美，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其版式特征亦成为明、清雕版印刷的楷模，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杭州不但写刻精工，而数量也多，有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可证。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始不减杭州，而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从这一段话中可以得知，宋代京师（开封）、杭州、蜀与福建4大刻书中心，其他3处的刻书质量都不能与杭州刻本相比。就刻书的数量而言，入元后，在全国知名的书院中，尤以杭州西湖书院刻书最为有名，其原因就是西湖书院为宋时太学故址，原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版多达20余万，几乎是浙江版刻总汇。从这个侧面可看出南宋杭州雕版印刷业的空前盛况。

参考文献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浙½­古籍出版社，2006年。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先行：《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戴南海：《版本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89年。

目前为止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阿姆斯特丹逛红灯区博物馆。

虽然确实也开在红灯区，但它不是“位于红灯区的博物馆”，而是字面意义上的“有关红灯区的博物馆”。

荷兰人似乎很喜欢造奇奇怪怪的博物馆，比如给风车造一个风车博物馆，给奶酪造一个奶酪博物馆，给喜力啤酒造一个喜力啤酒博物馆，给大-麻造一个大-麻博物馆……变着花样收门票钱（不是）

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在市中心比较繁华的地方， 离那些著名的运河不远。

我和朋友是在十二月底去的，对于从从欧洲的南边过来的我们来说，荷兰太冷了。而离运河不远，晚上夜黑风高时从水面上吹来的风更是又湿又冷。

晚上八点，大多数景点都关门了，尤其各种位于温暖的室内的景点更是早已关门。吃撑了的我和朋友本着“好不容易出门一趟要多逛逛才值回机酒价格”的心态，觉得才八点就回去躺着怎么行，于是执着地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街道上逛着看街景。

我们经过红灯区的许多橱窗。

生活不易。无论过往的行人是直男、直女、男同、女同、双性恋、泛性恋、无性恋、酷儿、纸性恋、furry控、还是什么其他奇奇怪怪的性向，橱窗里没穿衣服的**姐们都敬业地抛来一视同仁的媚眼。

在我和朋友第无数次发出“太冷了要不我们合资去**姐的屋子里待一小时暖和一下吧就当一种田野调查了”之类的暴论之后，突然灵光一现：哎，那个红灯区博物馆，不是开到凌晨吗！

于是我们就去了。门票还挺贵，好像十多欧，没有学生折扣或者青年折扣。不过讲解器是免费的。

跟**姐们工作的地方一样，那是一套小小的灯光昏暗的房子。因为很小，游客要排队入场。

按照游览路线，第一个展区如同所有的博物馆一样，讲荷兰红灯区的历史与风俗、工作规范之类的。比如不允许拍摄橱窗女郎，似乎也不允许一直盯着她们看。一直看的话她们有权利把你赶走。

第二个展区是工作环境。十多平米的带卫浴的房间，跟学生公寓ensuite房型差不多（。）

凭记忆写的，懒得查资料了，以下的展区顺序可能不对，但大致内容就是这些：

第三个展区似乎讲到性工作者们的故事。有为了支付自己的高等教育学费的，有东欧国家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被拐卖过来的，还有许多。以悲伤的故事为主。

下一个展区讲红灯区客人们爱好的项目，展品有笼子、鞭子等bdsm用品。

然后是上楼，到博物馆的第二层。

二楼的区域又需要排队进去。

二楼展区外面排队的地方，有个特别的设计。

过道狭窄，排队的人不得不站在落地窗边上，落地窗跟橱窗女郎们展示自己身体用的是同款。据说是为了让人感受一下被凝视的感觉。

也就是说，你站在落地窗边看楼下熙熙攘攘的行人和排着长队来猎奇的人，楼下熙熙攘攘的行人和排着长队来猎奇的人也在楼下仰着头看你（。

（但说实话除了都站在窗边以外，心境上实在 差别很大，所以其实还是挺难共情到什么东西的。连我一个究极社恐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适）

下个展区讲了红灯区女郎们的盈利模式。她们的橱窗不是长租的，而是当天早上决定工作的话，打电话给中介预约一个橱窗。（挺卷的，晚了的话好位置就订没了）自负盈亏，即使一天一个客人都没接到，橱窗的钱也还是要花的。（所以说要热情地招揽生意）

再下个展区讲了针对性工作者的犯罪。比如八十年代（？）某个应召女郎被发现在自己家中遭人枪杀的悬案，还做了现场模型。以及其他一些事件。又是一些悲伤的故事。

然后好像就没了。

展览区结束，出来的地方有一面告解墙（？我忘了这个东西叫什么了，我随便起的名字）。

游客可以写卡片投入一个小箱子里，署名不署名均可，工作人员会定期把这些展示出来。

有很多人写了自己游览的感受。

作为一名非博物馆学专业的业余博物馆爱好者，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已经去过几十个了，有的是因为工作需要，有的是单纯的兴趣爱好，推荐几个去过的比较特别的博物馆吧。

1 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省博绝对是对于专业人士友好的博物馆之一。作为文物大省，山东省博收藏了许多新石器、商周的文物。中学历史书上的蛋壳黑陶、齐鲁两国的青铜器，看起来真的很震撼。如果带小朋友的话，顶层的东非动物大迁徙的那个展览一定要去看，各种毛绒绒的动物做得特别逼真。

2 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必看：曾侯乙编钟、睡虎地秦简、越王勾践剑、郧县人头盖骨。

曾侯乙的展览主要展出的是曾国的文物（PS：要想看楚国文物，推荐荆州博物馆），在观看的过程中可以购买曾侯乙编钟表演的门票，身临其境的感受编钟表演。

3 徐州市博物馆

徐州作为汉代楚国的国都，崖洞墓发掘了一座又一座，出土了好多精美的文物，比如金缕玉衣。这些文物有一部分在徐州市博物馆，有一部分在依墓葬建设起来的博物馆内。所以如果来徐州参观博物馆，除了市博之外，一定要联合汉墓博物馆一起参观。汉墓博物馆推荐狮子山楚王陵、龟山汉墓。当然，徐州市博物馆内部也有一座汉墓，现在正在进行发掘工作，希望可以早日对公众开放。

4 洛阳古墓博物馆

洛阳古墓博物馆又叫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虽然在洛阳郊区，但是绝对值得一去，最好是夏天！里面有各种朝代的墓葬几十座，可以近距离参观各种墓葬的墓室结构。旁边还有北魏帝王陵墓区，有原生态的景陵、复原的元姓贵族墓，参观一次，就可以学到好多东西。而且墓葬都在地下，夏天避暑绝佳景点。

5 汉阳陵博物馆

汉阳陵是刘启跟他的皇后王氏的同茔异穴的陵园，一座原址建立的博物馆，博物馆的陈列不仅仅是馆藏品，还可以参观丛葬坑，礼制建筑、刑徒墓地等。

6 中国陶瓷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在景德镇，是原来的景德镇市博的升级，2015年建好的，所以这个博物馆的设计感还是充满了现代的味道的。缺点就是距离景德镇市区太远了，要做好久的车，景德镇的交通还超级不方便！观看里面的馆藏品，你就会惊讶人类脑洞真的无穷尽。如果去景德镇旅游的话，这个博物馆还可以跟御窑厂遗址一起联合起来参观，御窑厂是明清时期为皇家烧制瓷器的，两个地方，一古一今，可以充分感受景德镇的文艺气息。

其实推荐的这几个博物馆，体验性都很强，很适合考古或者博物馆爱好者参观，也很适合带小朋友身临其境的感受历史的厚重与广阔，希望您可以在参观的过程中能有更深层次的见解！

　　藏书就是收藏、整理、保管图书。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国家藏书机构和图书管理员的国家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在各种收藏门类中，藏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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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善本观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作为藏书爱好者，可以综合参考以上各家意见，制定出自己的善本标准，因为古籍的存世量是一个恒量，不会增加只会减少，进入图书馆的古籍几乎不可能再参加市场流通，故可得之书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难得。苛求古人制定的善本标准当然是高标准，但得书之难也是让藏家难以忍耐的，故适当放宽善本标准，才是藏者适应形势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