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这首出自张元济之手的诗，用以与一同奋斗在商务出版社的同仁告别。短短四句，却道尽他终生的信念——以书籍提学识，以教育启民智。这绝非冠冕堂皇的空话，他几乎用尽自己的一生去为之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元济曾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搜集万册古书，却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被一颗炮弹将一切毁于一旦。顷刻之间，大火肆虐在商务印书馆中，浓烟密布，纸灰飘舞，万册千年古籍化做没膝高的灰烬……或许在动荡的年代，战争本就就该是频繁之事，可后来日寇的一番话，却足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日本人的处心积虑，又到底是为了什么？

1867年，张元济于书香世家出生，从小他便受到学识的熏陶，展现出过人的学习天赋，他一心想要考取功名，望以光宗耀祖。寒窗苦读十几载，十八岁考中秀才，二十三岁高中举人，二十六岁竟又成了进士。后来，他便入了翰林院任职，又任刑部主事。

如此年轻便考的这番功名，在当时已经算是天才。一时之间张元济可谓风光无限，他的仕途一片光明，众人皆觉他将有一番大作为。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聪慧与通透，张元济轻易便看清，那时的清朝其实已是强弩之末，若再继续腐败发展，终将走向灭亡。

因此，在光绪皇帝单独召见时，张元济毫无保留发表自己对维新变法这一改革的意见。后上奏变法足四十条阐述自己观点，且请求圣旨，望能大力发展实业。谁料就在次日，慈禧太后便发动政变，维新变法刚满百日便荒唐地落下帷幕。

或许将希望寄托在毫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又或是寄托在袁世凯和西方列强上本就是个错误，但这一运动终究是前卫的，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想的发展。虽有意义，可当时与之相关联的大臣们却遭了殃，张元济更是直接被革除职位，慈禧还表示“永不再用”，至此，张元济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在张元济穷途末路之时，李鸿章不忍他的才华被埋没，为他引荐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一职，主要负责翻译国外优秀作品。在他的管理之下，严复翻译的《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得以顺利出版，这一经济学经典著作得以问世。

无疑，张元济的能力担得上这一份“香饽饽”，只要安稳地做下去，既能够保一家衣食无忧，又能圆他心中育人强国的理念。但时过三年，张元济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选择加盟商务印书馆。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只不过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与南洋公学译书院相比可谓云泥之别，他的这一举动也引起了众人的猜测，后来人们才从他的告别诗中得知，他早已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张元济迫切地想要培养更多的西式人才，望以此普及教育，强国壮国，而南洋公学院几乎已经定型了的规模是一定难以满足他的目标的。

为了祖国的强盛，有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战在前线，有人走上仕途为官为民，还有人奋笔疾书将民族之魂刻成一字一句……而张元济则是选择了出版。他呕心沥血搜集整理校对了大量流落民间的古书，参与了商务印书馆里所有的出书计划，聘请了一大批有教育之志的人才，组织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著作，还编写了从小学至大学的全套教科书……

在张元济的努力之下，1926年，商务印书馆从当初的小厂变成了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遍及全国，成为了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

张元济在编书出书之余，花费最多心力的便是搜集古书。当时政局动荡，许多宝贵的藏书颠沛流离，不知去向。他担心自己错过藏书，便在自家门前竖起“收买旧书”的招牌。他对古书的搜集、编辑排版、影印等都事必躬亲，为找到合适出版的版本，不仅会找公私藏书家借印以求达到完美，还专门在报上刊登了收购古籍的广告，向广大群众以高价购买古籍善本。

曾有一次，张元济得知极其珍贵的宋版书“皕宋楼”藏书即将被日本人收购，他毫无犹豫，立即动身前往藏书家后人陆氏处，想方设法要留住这珍贵的国宝，哪怕需要当时商务印书馆五分之一的资产，他都慷慨予之，但这依旧与陆氏要价的“十万”差上两万。

眼看藏书就要落入日本人之手，张元济心急如焚，劝说管书大臣荣庆拨款收购，但后者却不予理睬。万般无奈，张元济只得四处借钱筹款，可最终藏书依旧被日本人买走了，每当想起这件事，张元济都愧疚万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悔之无及，每每追思，为之心痛。”

张元济劳心劳力，将精力心血全部放在书籍之上，虽经商如此成功，却过着拮据节俭的生活，大量钱财都用以搜集古书。从他最开始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每年不领工资，只拿红利，并且要求自己的红利分成比别人低。不仅如此，他也从不大摆筵席、不铺张浪费、不贪图便宜，甚至连别人帮他洗相片写电报的的钱也要分毫不差的还清，最终，他的工资全部作为了教育基金给了有需要的人。

就在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收书、校勘、注释之中，涵芬楼（东方图书馆主楼）所藏古籍善本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也被称为了亚洲第一图书馆。后来，张元济在涵芬楼的基础上建成了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他毫不吝啬，始终不曾忘记自己的初心，期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古文献，能够领略学识的魅力。

可谁又料到，花费了他几十年心血的古书，竟在日寇的炮火之下毁于一旦。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一颗炸弹落在油墨仓库里，转瞬间，熊熊大火如同血盆大口吞噬了商务印书馆。尖叫声、痛哭声、慌乱的脚步声……声声不绝于耳，溶化的铅字在地面蔓延流淌。紧接着，日本侵略者还在东方图书馆又点燃一把大火，那些花费了张元济二十年心血搜集而成的古书，随着大火化成灰烬，浓烟四起，纸灰四处飘散。

大火熄灭之时，商务印书馆失去了80%的资产，而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更是全部毁于一旦，烧出的纸灰甚至埋到了膝盖。这46万册藏书中，包含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这些仅存不多的中华文明的瑰宝，就此消失在人世间不复存在。见此，张元济痛哭流涕，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后来张元济还对他的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

其实张元济也是气昏了头，如果散存在全国各地，指不定全给列强买走了！但结果却是如此，确实令人悲痛万分。

后来日本侵略者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而这也证明，这场无可挽回的民族灾难，其实是侵略者的早有预谋。他们不仅想侵略中华民族的土地，还想剥夺中华人民的思想，让人民永远活在愚昧之下，永远沉睡。

可他们却没料到，中华民族强大的韧性，在这个民族里，有着像张元济愿意为了普及教育燃烧自己一生的英雄。在商务印书馆遭遇大火之后，接下来的几十年，张元济都奔波致力于复兴工作。

张元济和家人

眼见日本侵略者越来越嚣张，八年抗战拉开帷幕。张元济坚守底线，绝不为日本人服务。即便生活艰辛，甚至到了需要卖字维生的地步，他也不曾犹豫动摇。1941年，张元济和叶景葵倾家荡产，居然又办起了一座图书馆，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座图书馆里的藏书竟达22万册，这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是如此地难以想象！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去世，享年93岁。他留下一句诗歌：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张元济将此生的全部都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人民，奉献给了书籍，他的一生都在为国之崛起而努力。即便日本侵略者用炮弹、火焰吞噬了几十万册藏书，但他们却永远都无法扼杀一名爱国者忠贞的热忱！

朱闲泉诗

仁和朱闲泉司训人凤 ，青湖先生之子也。工诗善画，久困场屋，遂改习度支，游粤东为名幕者垂二十年，著有《祖砚堂诗词稿》。

余最爱诵其《金陵怀古》二首云：

“要典重刊马凤阳，小朝廷上剧披猖。

下流地岂唐灵武，伪种人非夏少康。

一网尽成罗汉狱，两年空似俳优场。

可怜南部烟花录，断送留都土一方。”

“谁言淮北不须忧，警报时闻急上游。

蟋蟀相公空富贵，虾蟆天子太风流。

金牌曲谱桃花恨，铁瓮戈沉燕子愁。

留得繁华旧明月，照他歌舞十三楼。”

沉雄顿挫，音节苍凉。

其他佳句，五言如《霁雪》云：“日冷难争色，山明不受烟。”《湖上寓楼》云：“波光沉小艇，塔影压春愁。”《冲泉逭暑湖上白云庵》云：“楼开三面水，风乱一池荷。”七言如《将抵邗上舟中遣怀》云：“吟情似水初分派，归梦如云欲渡江。”《半闲堂》云：“江上生逢汪立信，尊前死别廖莹中。”《临安怀古》云：“塞外已忘援父母，梦中始信索山河。”《寄家信》云：“客路大都多寂寞，旅人强半说平安。”《夕阳》云：“尽多寒色翻鸦背，大有闲心送马蹄。”《送何兰士太守出守宁夏》云：“酒泉太守真名士，水部郎官旧谏臣。”《出都别友》云：“人从漂泊遗鸿爪，天入清寒健马蹄。”《落叶》云：“平野尽消无赖绿，夕阳都作可怜红。”《白楼送别》云：“半幅帆开风五两，一枝笔走路三千。”《南城寓斋》云：“树因驱暑生风叶，蝉已知秋怕雨声。”《塘栖夜泊》云：“雁将来候芦先白，霜到浓时月有烟。”《集湖上第一楼》云：“湖云贴水欲成雨，风叶当窗先借秋。”警炼超拔，皆卓然可传之句也。

〔试注〕

1、朱闲泉：原名壬，字谓卿，号闲泉，钱塘（今杭州）廪生。青湖徵君彭子。主吴中平江讲席。山水法黄公望，兼善花卉翎毛。阮元督学两浙时，以画试士首录之。有《祖砚堂集》。

2、司训：明清时府、州、县皆置训导。司训，当指这类学官。

《清史稿·职官志三》：“儒学：府教授、训导，州学正、训导，县教谕、训导，俱各一人。”

3、青湖先生：朱彭 （1731-1803 ）清浙江钱塘人，字亦篯，一字青湖。岁贡生。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不就。家素贫，著书不辍。熟悉杭州掌故，并以诗名于江浙间。有《南宋古迹考》、《吴山遗事诗》、《西湖遗事诗》、《抱山堂诗集》等。

4、场屋：这里指科举考试的地方，又称科场。引申指科举考试。

《资治通鉴·唐武宗会昌六年》:“景庄老於场屋，每被黜，母辄挞景让 。”胡三省注:“ 唐人谓贡院为场屋，至今犹然。”

5、度支：古代官署名。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故名。①原意是量入为出。旧指管理财政收支的官。②指财政。

③又指经商，典出本章。

6、名幕：著名的幕僚或幕友。

幕僚：到清朝才有师爷的称谓。非官非吏，无品无位，只是受聘于幕主官员的佐治人。

7、马凤阳：南明首辅马士英。

8、披猖：①亦作“ 披昌 ”。猖獗，猖狂。

②溃散；失意；狼狈。

9、下流地岂唐灵武：天宝十五载（756）安禄山攻陷潼关，玄宗逃往四川。李亨至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即帝位（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10、伪种人非夏少康：夏朝姒少康的父亲姒相被寒浞所杀。相被迫自杀时，少康还没有出生。母亲后缗氏逃到娘家有仍氏部落（今山东省济南市东南）。第二年，生下了少康。

11、罗汉狱：地狱？

12、俳优：古代以科诨为特色，包容音乐、戏剧、歌舞等成分的表演艺人；只有男性，无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常常与侏儒、狎徒相提并论，甚至被看作“亵狎”；有的献艺于王者前，有的服务于军队，更多的是游走于民间。（因俳优社会地位原因，古籍中仅记载了他们在宫廷的活动。）

13、南部烟花录：书名。又名《大业拾遗记》、《拾遗记》、《隋遗录》。唐颜师古撰。一卷。写炀帝将幸江都，命麻叔谋开河，河成赴江都时途中纵恣，复造迷楼以纵情声色，终有宇文化及之兵变。唐会昌年间，僧人志彻得于瓦棺寺阁中。今本有不合史实之处，疑为后人伪作，非师古原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其叙述颇陵乱，多失实，而文笔明丽，情致亦时有绰约可观览者。”清褚人获《隋唐演义》颇有采掇其事者。

14、留都：南京。

15、蟋蟀相公：南明奸相马士英的绰号。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马士英为人极似贾秋壑，其声色货利，无一不同，羽书仓皇，犹以斗蟋蟀为戏，一时目为蟋蟀相公。”贾秋壑：即贾似道，南宋末年的奸臣，专权误国，荒*无道。

16、虾蟆天子：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福王）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生活上荒*无度。在清军步步紧逼的危急关头，仍不忘大修宫殿，征歌梨园。他把政事委托给大学士马士英，口称“天下事有老马在”，自己百事不理，吃喝玩乐。他让大学士王铎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悬挂在皇宫的内廷里。大有“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味道。1644年旧历除夕，朱由崧不乐，大臣们还以为他是忧虑前方的形势不利或是思念先帝，一个个叩头请罪。不料朱由崧说出的话却使他们大吃一惊，他说“无暇虑此”。原来这位天子忧虑的是“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这真是荒唐得可笑可悲。直至清兵已临长江边，朱由崧还忙于广选美女。为了配制房中药，他命令南京城里的乞丐们集合起来捕捉癞蛤蟆，灯笼上大书“奉旨捕蟾”，所以就落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蛤蟆天子”。

17、金牌曲谱桃花恨：《桃花扇》。

18、铁瓮戈沉燕子愁：

铁瓮：镇江古城名，三国时孙权所筑。《镇江府志》：“子城，吴大帝所筑，内外甃（zhòu 用砖砌）以甓（pì 砖），号铁瓮城。《图经》言：古号铁瓮城者，以其坚固如金城也。”

燕子：明·阮大铖《燕子笺》传奇。

19、旧明月：旧时大明的月亮。

20、十三楼：宋代杭州名胜。宋·苏轼《南歌子‧游赏》词： “山与歌眉歛，波同醉眼流。 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亦称“ 十三间楼 ”。泛指供游乐的名楼。

21、冲泉：？

梁敦书（1725-1786），字冲泉，号铁幢，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乾隆朝大学士梁诗正之子，梁同书弟。

22、逭暑：huàn。犹避暑。

《新唐书·张说传》：“后逭暑三阳宫 ，汔秋未还。” 清·王韬《游晃日乘序》：“时方盛夏，谋逭暑所。” 柳亚子《浙游杂诗》：“逭暑莲邦昔未曾，乘风破浪我何能。”

23、邗：hán。水名，即邗沟，又名邗江、邗溟沟 。春秋时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在江淮间开凿的一条古运河名。

24、汪立信：（1201年—1275年），字诚甫，号紫源，六安人，南宋后期大臣。少时随叔祖迁居六安，龙穴山上有汪立信读书处旧址。

…受诏当日，汪立信抛妻别子赶至建康，守兵悉溃，率所部转至高邮，闻贾似道兵败芜湖，江淮守臣望风降遁，知大势已无法挽回，乃慷慨悲歌，大恸曰：“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竟扼吭而卒。…

…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窭甚。会岁大侵，吴渊守镇江，命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黄应炎主之。应炎一见立信，与语，心知其非常人，言于渊，渊大奇之，礼以上客，凡共张服御视应炎为有加，应炎甚怏怏。渊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时不同耳。君之识度志业，皆非其伦也，盍少下之。”是年，试江东转运司，明年登第，后其践历略如渊而卒死于难，人谓渊能知人云。…

25、廖莹中：（？-1275）号药洲，邵武（今属福建）人。南宋刻书家、藏书家。

登科后，为贾似道幕下客，官为太府丞、知州，皆不赴。贾似道专权误国，他亦遭国人唾骂。醉心于刻书、藏书之业。咸淳间（1265～1274），雇工翻刻淳化阁帖、绎帖，皆逼真。又与贾似道选十三朝国史、会要、诸子杂说等，例为百卷，名《悦生堂随抄》。所刻之书，用油墨和杂泥并用金香麝调和后，纸宝墨光，赏心悦目，世为善本。家有“悦生堂”为藏书之所，又建“世彩堂”、“在勤堂”专以刻书。与赵淇、韩醇、陈起、岳珂、廖莹中、余仁仲、汪纲并称宋代著名的七大刻书家之一。建“世彩堂”专以刻书。每开刻之前，要用数种版本相比较、核对，足见其藏书之丰。后贾似道因事得罪，他相从不愿离开。一日与贾似道一起痛饮，悲歌雨注。五更归舍，服毒自杀。

26、塞外已忘援父母，梦中始信索山河：？

27、何兰士：何道生（1766-1806），字立之，号兰士，山西灵石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历工部主事、员外郎、郎中，迁御史。出知江西九江府，以病告归。居官廉敏，政声大著。又起为甘肃宁夏府知府，卒于任，年41岁。道生与法式善、张问陶、杨芳灿等倡和，诸人皆敛手避之。文酒宴集之作，尤多传诵。其诗疏爽雄健，出入昌黎、剑南之间，为王昶、张问陶所称。著有《双藤书屋诗集》十二卷，《清史列传》行于世。

28、酒泉太守、水部郎官：〔按〕未搜到全诗，难以确定用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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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平时的工作中，社交中，生活中随时提醒自己按照鸽姆智慧写的步骤去做。我们真正的目的绝对不是向你推销书籍。而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助到类似像你这样的千千万万的在创业、做生意或职场等等面临很多困难的人。

Q：你们这个资料从哪里来的呢

A：这些智慧书非常适合创业。这些是创业的基础智慧。大脑吸取了这些智慧，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很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从非常多本智慧书里面进行归纳总结抽象出来的。我们把古文全部给删了。全部翻译成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基本上就像公式化一样，平时照着这个步骤去做就OK了。反正一本书卖100多，绝对有它特别的，独一无二的价值。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买到时候千万不能做摆设，一定要去认真去看来认真去吸取，而平时的话呢，要多提醒自己照这样子去做。大部分人很少有智慧的。是因为现在我们普通大学啊，不教智慧，只授知识。大家教的就是两种方式，一个是专业知识，一个是基础知识。所以真正的智慧是在我们古人高人的大脑中，在我们这个璀璨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我们花了十年的总结出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智慧。

其实你们这个书就相当于把某一类的智慧从这方面的很多古书中总结出来了。我们全部是从大概5000本，进行归纳总结抽象，大概有500本左右。这5000就基本上包括所有的古老智慧。也就是一本书囊括了相当十本古文智慧的这个内容精华。废话几乎全给删了。应该是人类智慧的文化遗产的精华。应该可以这么说的，这真的不是什么吹牛的。真正厉害的是我们古代的那些高人，比如说像老子，孔子，孟子鬼谷子，我们只是一个总结者。可以这么说，人类诞生以来以来不可能有这么详细的智慧目录。

Q：能给我透露一些这本书的巨大价值吗？以后我有钱就买它

A：真正的智慧应该藏在这个智慧书中。试验的成本非常之高。而且代价也无比之大。自己去博览群书的话，花的时间成本非常之高，而且不可能一下子就总结出精华。我们古人为了总结出自己的智慧付出了无数的代价。其实从古到今，有一些东西，比如人性，为人处世，经商，从政的基本道理是一直没变的。社会的本质一直就是如此，不过是换了个外表罢了。智慧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只有知识 会随时间空间而变化。要相信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话。这样代价最少 收获最大 累积财富的速度最快。现在有很多人创业失败率特别高，我认为有一点就是他们没有把功课做好。因为大部分人大脑中没有吸收到智慧，很多只是站在自我认知角度看问题。

我现在发现一些什么培训啥的，真的学不到多少干货。培训只是给你一个方向和思路，真正要想变现落地还是需要自己的真功夫。外面培训的很少有系统的研究智慧，这肯能是根本原因。很多培训的基本上是已培训经验，知识为主。那些大部分是知识，经验而已。创业要想成功 不光是小成功 还是大成功 智慧是必须的。这是千古不变的规律。

因为你试图找到智慧，以改变自己。这是你目前最大的不同，很多人还不明白智慧的重要性。刚才推荐你的，对解决创业面临的各种问题会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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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的成功一定是有它的智慧的，李嘉诚看上去小学毕业，实际上他看的智慧书比很多名牌大学生看的书还要多的多

Q：读五经有什么价值呢

A：但凡大成功的人掌握的都是道。小成功的人掌握的是术。普通的人道和书都没掌握术。五经 是改变自身品质的指南书

Q：读这个对创业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A：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就是战争中取胜。每一场战争蕴藏着人类各种智慧的融合

Q：你们这个经世奇谋和经商秘籍有什么区别呢

A：内容不一样，你可以看详情目录，你要用拼多多打开 然后一直往下拖，不要在微信中打开 因为微信只能看到部分内容 有一大半看不到，往下拉，一直拉到后面

Q：商战三十六计与商道三十六计是不是同一本书？

A：商战36，与商道36是不同的两本书。请认真看宝贝详情页面。

商场如战场。里面的智慧你要是学会几个 那整个人的能力的维度要提高好几个等级，其实我们的智慧书都是精华，只不过这本包括的智慧多一些。只是在每一集里面保留了 古文 名言警句，每一集最后总结里面。从5000本智慧书籍中归纳、总结、抽象成约480本智慧，花了十年时间，动用程序算法加上没日没夜整理。市场上大部分普通书籍里面的文章或者听书 蕴含有小部分智慧，但没总结好，这样的听书废话太多

Q：这是几本书？一本多少页？正文170多

A：由十几本智慧书籍经过归纳、抽象、总结，精华成一本。

现在下单正好有优惠，今日活动期间，我建议上面推荐的智慧都会对你有很大帮助的。这些智慧如果你认真阅读并领会，很多困难包括每天销售业绩以及招人用人、管理团队，职场等等痛点将迎刃而解。

你购买到这些书之后，希望你认真去看，把智慧吸收到你大脑，然而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随时记住并运用它的话，他可以帮你解决很多人生中的问题这一点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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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推荐的这些书可能比较适合你。你可以去宝贝详情里面认真看一下目录跟内容。然后挑选出适合你自己当前需要的。

Q：请问您这是一本书还是几本书？

A：一本，其实这本智慧价值远远超过智慧定价。我们是花了十年时间对超过5千多本古文化智慧进行归纳总结抽象而成大致500本智慧书籍。删除了古文，删除了废话等等。我们总共500本，你刚才看到的是其中一本。你发的第一本是智慧目录，第二本是战争智慧目录。鸽姆智慧 全打印出来大概300多本；战争智慧 全打印出来大概200多本。

Q：您看我这智慧能否运用您书里的智慧？

A：最基本是创业和做生意的基础。相当于那个数学算数的基础是乘法口诀。里面都是通熟易懂的语言，而且公式化的实用，所以很多人都会想打游戏一般去看。第一遍可以快一点，第二遍可以慢一点，适当针对自己做一些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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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龙栋主编《鸽姆智库》系列智慧丛书九卷：战争卷、处世卷、兵法卷、商道卷、韬略卷、君道卷、医道卷、史鉴卷、史略卷，部分智慧书籍统计如下：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数千年的演变与沉淀，让古代思想文化一步步深邃，而历史长河出现的典籍中，我认为最能代表古代思想文化精髓的典籍莫过于《红楼梦》。

一、写家族兴衰——传统文化之三纲五常

红楼梦从第二回就借着冷子兴的口讲述了四大家族的背景。四大家族之间互相结下姻亲，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在朝为官的，有为皇家经商的，有在天子脚下做官的，也有外派的。可谓是林林总总，但又互相牵连。一家荣则四家具荣，一家损则四家具损。这便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家族文化精髓的展现。

家族内部与家族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休戚与共。比如贾家到了贾宝玉一代，靠的是在宫中做贵妃的元春。而薛家虽然贵为皇商，但一代不如一代，只能依靠中表之亲的贾家，将薛宝钗嫁给贾宝玉做维系。

二、写诗词歌赋——传统文化之文学艺术

《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展现，无论是第五回中金陵十二钗的判词，还是大观园里众**结诗社做下的诗词，亦或是贾宝玉奉命所做的文章，都是传统文学艺术的展现。曹雪芹站在不同的人物立场上所写的诗词也同样千差万别，比如林黛玉因为父母双亡，所做的诗词都已抒写愁绪居多；而探春生性爽朗，下笔自然也是意气风发。

三、写佛道文化——传统文化之宗教思想

宗教在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在《红楼梦》中同样有一定分量。有一心沉迷修道的贾敬，有时常去庙里打醮的贾母，还有代发修行的妙玉，也有最后遁入空门万念俱灰的惜春与黛玉。这都说明宗教渗透在古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中。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粹，它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值得后人反复品鉴。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明清时期晋商、徽商皆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地方商帮，时至今日晋商、徽商之影响仍然不小，晋商大院已成为一种文化，徽商已成为徽学的重要内容，而晋商、徽商之经营之道、管理制度、兴衰历史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晋商、徽商之相异处

晋商、徽商在起因、兴衰时间上略有不同。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徽商则是明弘治5年（1492年），明王朝因“开中法”法行弊随，改“开中”为“折色”，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徽商以地缘近两淮盐场集散地——扬州，在两淮大显身手，而兴起于商界。晋商衰败于清末，随清王朝之灭亡而衰败。徽商之衰落则是从清王朝道光12年（1832年）实行盐法改革，将“纲盐制”改为“票盐制”，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后，从此走上了衰落之路。当然，晋商、徽商之衰败还有别的因素，但上述原因是为始发之因，由此而一蹶不振。这样计之，晋商大约从明初到清末活跃商界500余年，徽商从明中叶到清道光年间活跃商界近300年。

晋商在道光初年，适应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立了山西票号，曾一度执金融界牛耳，并首创我国在海外开办银行之先河。徽商却在道光后未将资本投向新的渠道———金融界，留下了遗憾！

在文化理念上，晋商突出尊奉乡人关公，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公庙宇。有些地方的晋商甚至是先建关帝庙，后建会馆。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把关公文化作为他们的伦理取向，以致关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徽商突出尊奉乡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朱僖主张“道者，古今共有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朱子语类》13《类行》）；“去仁欲，存天理”等，朱僖所制定的“家典”、“族规”，为徽商所遵循。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礼”，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僖。如苏州的徽州会馆“殿东启别院士，奉紫阳朱文公”，汉口新安会馆、景德镇新安会馆、吴江盛泽镇徽宁会馆等都“奉朱子入祠”，他们把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因而，理学观念在徽商中影响极大。徽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把业儒看得高于服贾，尤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清代仅歙县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计大学士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状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整个徽州就更可观了。晋商也有重视儒学的一面，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影响下，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晋商的影响下，山西民风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以“学而优则商”来替代“学而优则仕”。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进步。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最下者方令读书”。（《明清晋商资料选编》）清末举人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学商贾，谓读书而多穷困，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退想斋日记》）清代科举中共有状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后列第三，有状元9人，而山西有清一代科举中却无一状元。不过，山西另有5位武状元。这恐怕与山西历来多战场，业商人中也有不少习武之人，加之商品贩运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镖行、镖师，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发祥于山西太谷县，大有关系。

徽州商人一般是聚族经商。如汪道昆的曾祖父汪玄仪业盐，“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爱贾，凡出入必公决然后行”。（《太函集》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