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始于周代。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

特点

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

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尚书

尚书学·最早在先秦时的《尚书》·《尚书》在先秦时的流传情况

既然“君举必书”，则夏、商、周三个王朝一千几百年中他们君主们的举动是很多很多的，被史臣“书”下来的也应该很多，汉代纬书说传至春秋时还有三千几百篇，被孔子删去几千篇，只留一百篇。这是妄说，但说原来书有几千篇是合情理的，但孔子删书则不是事实，因为他慨叹文献不足，传到他那个时候很难找到书篇，他尽量搜集，也不过几十篇，作为儒家经典传至汉代。同时期的墨子也努力搜集书篇，似比儒家搜集得还要多一点，但墨家的《书》篇课本没有传下来，所完整传下的只一篇《甘誓》，其余大都是《墨子》书中零散引用的一些文句。我曾综核先秦文献二十种引用《书》篇情况，得到关于《尚书》在先秦时流传情况的一些认识，现举要如下：

①先秦文献中引《书》达三百三十多次，所出篇名达五十多，其中传至汉代者二十六篇(内有十五篇在汉伏生今文中)，不见于汉代者三十二篇，余则以其它称法(如“书曰”“某书曰”“先王之教”或“某人曰”等)称引者百数千次(其中自有不知篇名之篇，也有在今所知篇名中者)。篇名传至汉代见于“《书序》百篇”中而不为先秦称引者六十余篇。另有传至汉代《逸周书》数十篇中可靠为西周者约七篇，七篇外尚有二十余篇为春秋战国时加工撰成而不见先秦称引。

②秦博士伏生从秦带至汉代的今文二十八篇，在先秦被称引次数最多，可知这是当时广泛传习之本。而且他在秦时掌握的《书》篇显然主要就是这二十几篇，成了当时共习之本，所以引用也就集中在二十几篇上。

③此今文二十八篇中，《康诰》被称引次数最多，达30余次，其次《太誓》20余次，《洪范》19次，《吕刑》16次，《尧典》14次，其余皆十次以下，少至一、二次。《康诰》、《洪范》、《吕刑》都是刑政法制专篇，统治之术所在，《太誓》是武王伐纣开国宝典，《尧典》为儒家专门编造以倡“二帝”圣道王功，自然都予重视而乐于称引。

④凡所称引，大都选用一些平易好懂的句子，如《康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太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洪范》“三人占，从二人”，和后代文句差不了多少，而《尚书》中大量典型的“佶屈聱牙”的句子，他们都避不引用。其实重要篇章在周初诸诰，由于它们用周初岐周方言，至春秋战国时已经不通用，已无法在一般宣传论辩中引用了。

⑤先秦诸子引用《书》篇，彼此纷歧也很大。例如儒家墨家都有《甘誓》，二者中心内容核心文句都相同，但全文文句有很大不同。即使墨子一家引用同一篇书，文句也有差异，如《非命上、中、下》三篇都引《太誓》，文句各有差异。与儒家《孟子》、《左传》所引《太誓》差别更大。这是彼此据竹简传抄以及传习中的变异造成的。

⑥当时引《书》，以《左传》次数最多，达80余次，引篇名共达十三篇。其次《墨子》达47次，二十二篇。其余以次递降。《左传》记政治人物言行，引《书》 自然最多，而诸子中独墨家与儒家竞相称引《书》篇 (儒书《礼记》引43次，《孟子》引38次，《荀子》《国语》各20余次，《论语》8次)。此外法家 《管子》6次，《韩非子》7次，道家只《庄子》2次。就看出当时的显学儒墨两家的重视《书》篇，儒家且与《诗》成为本学派两种主要课本，终于引起了法家的焚禁。

⑦各家引用书篇都为自己的学说服务，作为自己学说古已有之的凭据，如果文献不和自己学说一致或没有可利用文献时，就干脆自己编造古文献。当时儒墨两家就干得最出色，纷纷塑造自己心目中的先王尧、舜、禹等，故《韩非子·显学篇》揭露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儒家所塑造的尧、舜、禹，在他们所编造的 《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中，以及《论语》、《孟子》中来称誉。他们尽量运用了古史遗存，凡远古各种神话和传说资料，远古天文历象资料，社会部落联盟活动中的遗迹资料等等，借了尧、舜、禹、稷、契、皋陶、伯夷等许多古代不同时期和不同氏族传说中的祖先或神话人物，集中安排到一个朝廷里，成为同时存在的君臣和兄弟，又都是理想的圣人，做出很多美政，使人感到美好的黄金时代尧舜盛世早已存在于远古，大家一心向往就行。《禹贡》则是当时地学家的一篇名作，儒家把它加了头尾，作为大禹治水分州的作品，配合《皋陶谟》，遂成继尧舜后的一个圣王。我国上古史体系就由这几篇经典的威力确定下来。司马迁撰 《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就全抄《尧典》加上战国末编造的 《帝系姓》、《五帝德》二文构成; 第二篇《夏本纪》，则全抄《禹贡》《皋陶谟》两篇再加上《甘誓》及《世本》中的世系构成。儒家这三篇创作就构成为我国最早的古代史了。这几篇近于纪事体，与《尚书》全书之“记言”体裁不一致，到宋时已有人据此怀疑其真实性，递经明清及近人疑辨，最后由顾颉刚先生考定大都成于战国之世。按，最早也不过春秋之世据一些旧史料撰成，然后知此古史体系是儒家运用此三篇建立的。

在秦王朝“焚书坑儒”政策下，《书》与《诗》被作为主要焚禁的两部书被禁毁，不得流传，唯博士官所掌者获保存。

先秦典籍，狭义言之，先秦经典之书及诸子百家著作也，广义言之，有关先秦的一切历史文献也，了解先秦历史，不可不读先秦典籍，理解中国文化，更不可不读先秦典籍，国学，几乎可以说就是先秦典籍的研究之学。先秦典籍记录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基因，勾勒了中华文明滥觞的历史轨迹，故研读先秦典籍有举一反三之效。不知先秦之书，犹如欲究欧洲文化而不读古希腊名著，不明其源，焉谈其流？

先秦典籍，尤以经部之书影响最大，一部中国思想史，几乎就是一部经学史，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明确地提出了“宗经”;其他如诸子中的老庄，是了解西汉政治与魏晋玄学的必读之书，《韩非子》为中国集权政治的思想之大成；又是古代逻辑学比较系统的著作,诸子之学都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文学作品中,《诗经》和《楚辞》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不同的传统，被合称“风骚”；《国语》、《战国策》更为两汉作家和唐宋的古文运动倡导者的效仿对象；《山海经》又为最古的神话地理之书，《竹书纪年》为纠正古史错误的得力工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之， 先秦典籍为历代士人与学者必读之书，其中的成语典故广为熟悉，被后人所频繁引用，对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宗教等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华民族心理的构成，先秦典籍有着巨大的作用。

章学诚曰：“六经皆史”，此论大大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今天更不局限于此，而以地下考古与先秦文献相互印证，然无先秦文献，文物考古的研究也终是一头雾水，先秦典籍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经书也好,诸子也好,都不是神圣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昔人以经典对待，今以历史眼光审视，故可疑、可辨、可析，可评。或一孔之见，或一家之言，皆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尚书属于五经,也就是《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上文中的六经是算上《乐经》之后的(一般公认的说法是五经) 所以尚书绝对是先秦的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