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自己的语言和起源时代久远，独具特性且发展完善的传统文字即彝文。彝丈首先表现于拥有载体形制多种多样、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文献。

流传和遗存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岩书、布书、皮书、纸书、瓦书、木犊、竹简、骨刻、木刻、金石铭刻、印肇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根据纸质和极少部分所署的抄写年代，彝文文献多形成于明、清时代。但不等于说彝文文献都首撰成书于明、清。除续修的谱牒，部分金石铭刻，以及汉文古籍译作等彝丈文献夕卜，绝大部分彝文书籍，特别是彝族毕摩（祭师）传统用于各种祭祀的典籍，是按世代流传下来的内容与格式，从原非纸张为书写原料的典籍上，转而传抄成纸书，即绝大部分彝文文献成书年代远不止于明、清时代。现存彝文文献，根据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或署有年代可考而较方者，有云南红河州境3000多年前原始岩画组合画面中的彝文岩书、西汉时代的云南昭通彝文铜印（堂琅印）、蜀汉时期的贵州“妥阿哲纪功碑”、南宋开庆己午年（公元1259年1的“拦龙河碑纪”等。

在彝族历史上，彝文文献从它产生第口部的那时起，与其紧密伴随的即是天灾人祸的无情摧残，其中尤烈者为历来的焚烧，但它毕竟是植根于民族顽强的自我意识之中，终究“野火烧不尽”，在“文革”结束以后，终于得到了人们的公正认识。幸存的彝文产献，除石刻在贵州境内尚存260多块、云南境尚存700多块外，纸书等类型文献，国内有关部门及国外英、法、美、德等国收藏的数量，据粗略统计，总计约有一万二干余册，据各地初步普查，尚有约五千多册仍存于彝族民间。彝文文献以其丰富的内容，涉及了彝族古代社会的各方面，客观地反映了彝族社会发展的历史。由于彝族社会发展史上末曾出现巫史的真正分离，彝文文献多由彝族巫职毕摩世代抄流传下来，且多用于巫事。因此，彝文文献尚处于以原始宗教为主要表征的多学科融汇于一体，大多没有形成各具鲜明学科特点的专门著作。综观滇、川、黔、桂四省区现存彝文文献，据其包罗的内容，可归类分为原始宗教类（此类又可分为祭祖、祭奠、祭神、消灾除祸、驱魔送鬼、诅咒盟誓、招魂、祈福、占卜、祭祀神坐图谱等经书）；历史、谱碟、神话、哲学、伦理、天文律历、地理、文学、医药、农牧生产、军事、契约、帐簿、通告、译著、文字等十五大类。

彝文文献书写格式为左起直行，多无标点。其文章风格，诚如杨成志先生在《云南罗罗的巫师及其经书》一文中指出：“罗罗经的语句，多系五言，意义简朴，音韵自然。且段落分明，毫无错乱。虽其中有长短句，要之，朗诵起来，也极合着节奏，纯是一种方诗词的上品！……至其字画的方劲和秀丽，更可做中国文字学家的参考品。拥有诚如上述文献的彝文，属音节表意方块文字，在明、清以来的汉文史志中常被称为“銮字”、“题书”、“罗罗文”、“贝玛文”、“白马文”、“毕摩文”等。彝文在彝族历史上曾有过统一或约定俗成的通用时期，但随着彝语方言、土语的产生及其与日俱增的差异，作为记录彝语符号的彝丈，亦形成了各具方言、地区特色的多流派，有如战国时代的汉字六国丈。不同的彝语六大方言相互通话有困难，掌握不同流派的彝文，相互阅读文献亦不易。不同方言、地区间彝文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使用的单字多少不一。常用字与异写字区别不一；同意近音的彝文写法不一；形同音异义不一等。但这些差异毕竟不是不同文字性质上的差异，所以都具有共同的特性。彝文字体书写规律与汉字相同，但无谓偏旁和部首，唯将书写的首先着笔的第一笔或第一部分笔划称为主笔。彝丈造字是于不同主笔的不同部位分另咖以不同笔画而形成若干独具形、音、义的单字，彝文主笔最常见的有二十六种；彝丈有独体与合体两种，合体字较少，独体字则占百分九十以上，因而笔体较简，二至五划的字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八划以上的字极少；彝文字体富于变化，但有一定的造字规律，首先，彝丈亦如汉字“六书”，有少量的象形、指事、会意及大量的通假字。“通假”不是造字法，是音节表意文字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为适应语言的需要出现的用字法。彝丈通假现象普遍，不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而且往往“本有其字”却不辩字义地“依声托事”。彝文的通假借用，改变了它的表意性，所以严格他说，彝文是表意为主而兼有表音的文字。

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在西南各地的普遍发现和彝文古籍充分证明了彝族世代居住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彝族也是西南这块土地上最古老的居住民族。 彝族曾经发达于巴蜀，扩张及中原，曾又缩居西南，或内部迁徙；但始终以西南这块“土著地”为依托，以此为舞台中心，演绎了他们艰难曲折，生生不息的文明史。所以，彝族是以西南土著居民为主体形成的民族，在“滇”地与金沙江流域彝族为中心反复、曲折迁徙流动。

远古时期，在西南地区的金沙江中上游南北两岸、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城和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三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彝族先民居住。在彝文古籍中记载了彝族最先的原始民族是哎氏民族。《西南彝志》卷三有哎哺九十代的记载，具体叙述了19个哎氏族，2个哲米氏族共212代的父子联名世系。哎哺氏族的后裔希慕遮，汉文记作孟哲，其31代才是笃慕。此外，凉山彝族还传说彝族上古有12个王朝，其中11个王朝是母系王朝。

由于彝族各部的迁徙对流以及交融，作为民族共同体称谓夷便出现了，以后的汉文文献均以此作为对西南地区彝族的称谓。见于历史文献记载，远在黄帝部落的玄嚣、昌意二部南迁进入岷江、雅砻江流域时，就与彝族部落蜀山氏相接触。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洱海等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

在巴蜀地区，彝族建立古蜀国后被秦所灭。公元前12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芒国”（今洱海地区）和“昆明国”（今金沙江畔）,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9—8世纪彝族先民建立古卢、罗部落国家，公元前2—1世纪末，彝族先民建立了古滇国并创造了灿烂的滇池青铜文化。彝族先民还建立了古莽国、古棘候国、邛都等国家。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20年“西南夷”时代。在此期间，西南彝族地区分布着众多部族、国家，它们各霸一方又相互迁徙交融，处于群雄割据混战时期。在西南众多国家中，中部以古滇国最强（抚仙湖及滇池周围地区），东以夜郎国最强（贵州西北部），北以邛都最强（凉山地区），西以哀牢国最强（哀牢山及怒江一带）。 汉建元六年，汉朝派遣唐蒙出使南越，发现夜郎有水路可通南越番禺（今广东），于是武帝乃派人携带大量物品买通了夜郎。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土著诸部的反抗，“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遂停止对当地的扩张活动。此后，张骞西域归来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汉朝又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受阻于嶲、昆明人。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贪婪的欲望，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扩张活动。元狩三年，汉朝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彝族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汉元鼎六年，汉军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汉军的到来遭到了当地部族的强烈反抗，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南中地区还有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汉朝曾以诛南彝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国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汉军虽然杀死众多嶲、昆明人，但他们仍然不投降，直至几年后，才把那里的部落征服，滇王降。至此，汉朝除云南西南部彝族建立的哀牢国外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

东汉王朝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地区发展。哀牢国贵族欲收复故地，率兵攻益州郡西部，“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吞并西南夷的第三阶段。

西南地区诸国，跟西域各国一样，大部分都是分散弱小的国家和部族，无力抗拒汉人的到来，但如僰人等，具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当他们辛苦开垦出的肥沃土地和财产不断被侵夺，又不甘心退入山林河谷，便起来反抗。汉安帝元初五年，益州郡等各民族“众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廓（汪宁生：《云南考古》，第56页）”。至王莽时，以僰族为首的各部族反抗王莽的民族压迫政策最为激烈，王莽派兵镇压，几年都平复不下去。僰人因为发展水平高，被称作“夷中最仁，有人道”。

汉王朝为了方便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扶持了以原“滇王”（益州）为中心的政权，并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原各国国王和大臣大多数都被分封与原对应的官职。事实上，汉朝虽然武力征服了西南夷地区，从政治上达到了以“滇王”为中心的统一政权，但始终没能改变西南地区的混乱局面。

两汉以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南中地区出现了不少被称为大姓和夷帅的昆明族、叟族的奴隶主贵族，他们都是称霸一方掌握着统治权力的大族豪强。对于这些地方土著大姓，中央王朝也不能不为之屈服。汉朝后期，由于错误的估计了西南的形势设立益州郡，想派遣汉朝官员来西南地区任职，触犯了当地贵族的利益。“诸夷反叛，执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汉朝期间西南各部落贵族等之间相互发生争夺战争，以“夷帅”孟获为中心的各家族共同取代了“滇王”的地位。 三国时期，公元225年（蜀汉建兴三年）3月，诸葛亮大军开始行动。首先沿水路自成都快速到达僰道（今四川宜宾），而后以僰道为前进基地，兵分三路南征彝区,彝族以孟获为主要军事力量进行抵抗，孟获为西南各部落联盟的领袖，并与蜀国结为盟友。

西晋时代魏国灭了蜀国之后宁州的建立。西晋王朝当时接管了蜀国统治的南中地区，将南中七郡中的云南、兴古、建宁、永昌单独划出，于公元270年正式设立，治所仍在味县。

公元339年，爨氏（彝族）兴起赶走了晋朝势力，使用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统治南中地区。爨氏政权在战争中统一了云南大部和贵州西部等地区。然而爨人，作为云南历史发展的一座伟大桥梁，在四百多年时间里，用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融滇文化、夜郎文化以及巴蜀文化于一体，又自成体系的光辉灿烂的爨文化，从而填补了云南文化发展史上长达四百余年的空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历史作用。

后期，爨氏内部政权分裂为东爨、西爨两国政权，西爨瓦解，东爨开始衰弱。 隋末唐初彝族先民地区有乌、白分化，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 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白蛮众多部落，649～902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乌蛮”领导建立的奴隶制的边疆民族政权。一般认为，乌蛮主要是今彝族（包括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等）的先民。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邓赕、施浪及越析;或称“八诏”，则加石和、石桥二诏（《新唐书》作时傍、矣川罗识）。其中蒙舍诏国力最强，蒙舍诏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南），至唐玄宗时，“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唐朝封其为“云南王”。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迁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凭借自己强大国力统一六诏后开始向外扩张。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向今云南各地发展势力，与南诏发生矛盾冲突。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750年,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遂与吐蕃结为盟国,752年，吐蕃封之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征调全国各地兵十多万征讨（史称“天宝战争”），但为南诏所败。其后安史之乱起，吐蕃东进，唐朝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及东南亚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以二十万兵力攻袭剑南西川。后吐蕃改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扰。787年,唐朝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789年，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兵力，引起南诏不满。794年,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并与唐联军大败吐蕃，异牟寻接受唐的“南诏王”的封号, 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掠夺人口以充奴隶,南诏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829年,南诏出兵二十万攻陷成都,掠子女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十分衰弱，南诏既无西北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略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7年,南诏王隆舜只知畋猎饮酒,不理国事,为其臣杨登所杀。902年，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利用民怨沸腾之机，杀死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另建政权，南诏亡。自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传十三主，南诏国建立标志着西南地区政权统一的开始。

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奴隶主集团和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凉山彝区原来的部落军事首领“兹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奴隶主统治的秩序，由几十个“兹莫”统治。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贵族郑买嗣灭蒙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杨干贞灭郑氏,拥立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天兴国存在仅十个月。 杨干贞即废赵氏自立，又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在乌蛮三十七部的反抗势力的扶持下驱逐杨干贞，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段氏之所以取得胜利，还在于他的减税粮、宽徭役的政策和更易制度、损除苛令的改革，得到人民广泛支持（大理国历史取自汉族史书记载，所以大多名称都引用汉族称呼）。

段思平为南诏“乌蛮”贵族，由于家族衰败在南诏晚期已成为没落贵族，后融入“白蛮”，成为“白蛮”大姓，段思平传12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杀廉义自立。 4 个月之后，清平官高智廉命其子善阐（昆明）侯高升泰率领滇东乌蛮军队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位给正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高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高升泰去世后，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 ，史家称之为后理国。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掌实权。

大理政区与南诏相当 ， 东至普安路之横山（ 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相当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已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畜牧业颇为发达 ，每年有数千匹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冶铁业水平甚高，对外贸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大理 300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

大理国同一时期，贵州西部一带的彝族先民建立自杞国，《土俗记》言：“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獠至羁縻州洞境上。……自杞国广大，可敌广西一路，雄兵十余万，大国也。”

公元1235年，元世祖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分兵三路进攻大理国。忽必烈亲率中路军，于十月过大渡河，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凉山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元军抵金沙江，用皮筏渡江，到达今天的云南丽江，既历史上有名的“元跨革囊”。忽必烈采纳姚枢等人的建议，改变了过去蒙古军的屠城恶习，下了止杀之令，并派使者到羊苴咩城劝降。大理相国高太祥主张坚决抵抗，杀了使者。忽必烈于12月进军龙首关，直逼羊苴咩城，大理王段兴智、高太祥背城出战，惨遭大败。12月12日，羊苴咩城被攻破，高太祥被杀，段智兴出逃，大理国灭亡。

至此，存续300余年的段氏大理国宣告灭亡。此后，云南以一个行政省的形式被纳入元朝版图。它也是大理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自唐以来，大理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时代的结束，云南的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 蒙古军队在征服云南各部之后，即着手向南宋进攻，自杞国首当其冲。

蒙古贵族为加强各地彝族兹莫即奴隶主争取工作，在彝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而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续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在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等地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明朝西南彝族奢香，彝名舍兹，生于四川古蔺，14岁嫁给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为妻，协助丈夫处理政务。其夫死时其子尚幼，她便代行夫职——摄贵州宣慰使。当时云南一带尚处于战乱动荡之中，还未完全划归明朝。奢香袭职摄政后，审时度势，以国家统一为重，坚持不卷入使西南分裂割据的旋涡，积极让明军在水西境内安营扎寨，主动贡马、献粮、通道，支持明军经贵州进伐云南。再是凭借水西与西南彝族各部的宗族姻亲关系，亲自出访乌撒（今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等地，向诸土酋宣以大义，晓以利害，进行劝说开导，从而使割据分裂势力失去支持。奢香死后，朱元璋发布诏书：称“奢香胜过十万雄兵”，诰封其为“顺德夫人”。

早在洪武年间，四川南部地区的彝族首领阿奇降明，受任为永宁宣抚司，世守其土。天启时传至奢崇明与子奢寅雄长诸部。奢氏父子日益强大，奢崇明（四川彝族）早有“复国”之心。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明廷因辽事紧急，征兵进援。奢祟明疏请提兵三万赴援，得安家银四万两，乘机招纳武士，打造军器，扩充兵力。奢崇明派遣部下何若海据永宁，与水西等彝人联络。遣刘训入成都，何天锡赴重庆，密谋起事，但在西南地区大战中战败。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做了最后的努力，自号大梁王，安邦彦号四裔大长老，二人合兵全力进攻永宁，但遭到朱燮元所率明朝川黔诸军的包围，全军覆没，奢崇明、安邦彦战死。 清初，清军吴三桂进军西南，击败贵州彝族水西土司及乌撒土知府安氏，设黔西、大定、平远、威宁四府，改置流官。雍正初，东川府、乌蒙府、镇雄府改属云南，设流官。镇雄后降为州，与乌蒙同属昭通府。清军乘乌蒙彝族部落内部互攻，进兵乌蒙，但遭到彝族激烈抵抗。自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至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间，清军在乌蒙、东川、镇雄等地，严厉镇压，屠杀甚众。彝族一些奴隶主被迫渡金沙江逃往四川凉山地区。彝族在凉山周围地区的建昌、马湖、越嶲、峨眉分置重兵防守。一七二八年，清兵镇压彝民后，将建昌卫改为西昌县，越嶲设厅，并隶于宁远府。原马湖府撤销，所属屏山县改隶于叙州府。乾隆时，又在叙州府设雷波厅与马边厅。嘉庆时，在峨眉县彝族居地设峨边厅，隶嘉定府。

清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书雍正皇帝，提出实行改土归流。清朝称其为“改土归流”实则原建昌卫地区仍设长官司、宣抚司，任命彝族土司土目。彝族各部首领仍各据一方，四川和云南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原来的奴隶制度。

在云贵川等设置府县流官的改土归流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得到发展，彝族土司统治彝民的政治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占有的土地需报粮入册。原来的庄奴、院奴向地方官交纳丁银，成为清朝的百姓。土司的子孙多为土目。乾隆以后，汉族商人、地主逐渐进入改土归流地区，向土目、头人购买田地。如兴义府典买全庄的汉族地主共一三一户，一三二庄，招收汉佃一二二八户。彝族农民纷纷控告土目，不认主佃之名，并对汉族地主纷起反抗。嘉庆初，白莲教起义期间，西南各地的汉族地主不断逃入彝族地区。云南永北厅属北胜土司所管土地，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典卖与汉人者，或十分之七八，或十分之三四。彝族农民无地可耕，生计艰难。彝族人民七、八千人，曾以“驱逐汉人”作号召，渡江进攻大姚一带地方，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民国时期（1912—1949），云南成了彝族相对独立政权的一个省份。其间，彝族龙云、卢汉的统治长达22年之久，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龙云统治时期，云南地方政权相对独立于国民党中央政府。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并历任了18年之久。由于云龙在任主席期间不断扩大彝族势力的影响，他的政权也成为了滇、川、黔三省彝族上层人物会聚的中心。在云龙的下属也形成了以龙云、卢汉、安恩溥、陇体要、禄国潘等六人为中心的庞大彝族势力，维护了龙云集团长达22年的统治,龙云被称为“云南王”。在这22年中，云南的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治、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各民族间的联系得到加强，祖国西南边疆得到巩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一个引人注目的省区。同时，以龙云为首的彝族六大家族以及地方实力派自行组建指挥了一支武装部队，简称“滇军”。这支部队既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柱，也是敢于与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从这个角度看，民国时期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在云南近代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从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云南彝族历史上有几件事是值得纪念的：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地方军与中央军编成统一的番号共同抗日。整编后的滇军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军长为卢汉，辖3师6旅12团，4万多人，他们就是抗战历史上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的战将。六十军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指挥，被日军称之为“南蛮兵”，日本报纸承认，这是“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最猛烈的冲锋，实为罕见。”第六十军出征更后不久，龙云着手组建第二支出征部队，番号为“第五十八军”，孙渡任军长，下辖三个师，于1938年7月24日开赴抗日前线。紧接着，国民政府将第六十军中的183师和第五十八军中的12师，扩编为“新三军”，张冲任军长。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滇军出师三个军，出兵共二十多万（60%为彝族），伤亡10万余人。二，红军长征过云南，蒋介石命令龙云调集滇军进行堵截消灭，而龙云主张自由与独立，对红军不堵截、不追剿，但在表面上为了应付蒋介石，又不得不采取假堵截、假追剿的方法。并且，通过红军地下党的联络，龙云以特殊的方式奉送给红军云南军用地图以及土特产宣威火腿、普洱茶、云南白药、三七等贵重药材。从始至终，自己的正规部队从未与红军正面接触，至使红军尽快地走出了云南。为此，蒋介石耿耿于怀，派杀手前往昆明暗杀龙云，龙云虽然脱险，却负上了一只眼睛的代价。三，在龙云、卢汉统领云南期间（1912—1949），正是外国传教士在云南最活跃的时期，上海——重庆——贵州——云南（昭通、大理）——缅甸（八莫），这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条传教路线，而以龙云为首的彝族领袖对外国传教士采取方放宽政策，世界著名的“石门坎”当时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就在龙云的老家昭通和贵州的交界，彝族集团的六大家族之一陇体要还曾在“石门坎”的教会学校就读。与此同时，龙云还与外国传教士联手，在云南的教育、经济、交通建设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滇缅公路”的开通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21日卢汉（彝族）率第一方面军调越南受降，蒋介石乘机欲解决云南问题；9月30日，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趁滇军主力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昆明兵力空虚之际，部署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发动兵变，10月2日将昆明城内滇军缴械，发动“驱龙事件”，3日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空衔），4日晨龙云被困于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旋即接受命令下山，5日正式交卸，6日被挟持到重庆，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15日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形同软禁，从此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权，在重庆则与民主党派加强了联系。12月初，龙云秘密策动到重庆开会的滇军将领，要他们抗拒调滇军到东北作战，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在***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彝族人民踊跃参加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彝族人民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50年代的抗美援朝和70年代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争中，许多彝族儿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1956年开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部分彝区实行民主改革，彝族奴隶上层贵族不甘心失败打响了反对民主改革的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还击，经过2年又10个月的激战以俘虏、瓦解、毙伤叛乱武装60145人，缴枪70658支(挺)的胜利平定了这次叛乱。

解放以来，中国***根据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彝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相应的自治地区政府。到1990年止，在 四川南部、云南、贵州西部、广西西北边界地区内的彝族聚居地方，成立了彝族自治州2个、自治县8个或包括彝族在内的自治州1个、自治县11个。

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阿普笃慕是各地彝族同胞普遍认同共同尊奉的彝族人文祖先。

关于彝族的起源，有“北来说”、“土著说”、“南来说”等等，但人类学界、民族学界和考古学界的观点是基本统一的，认为彝族是以西南土著民族昆明族为主体，在与其他部族相互交往、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而来的。

昆明族是生活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与氐羌民族同为游牧民族，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夏处高山、冬入深谷”，昆明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更换牧场；而氐羌民族则“依随水草”、“毋常处”，不分季节，哪里水草丰美就到哪里去。

据罗平、宣威、峨山、禄劝、武定、双柏等彝文古籍《指路经》所载，阿普笃慕及部族最早繁衍生息活动在滇池为中心的周围地域。

彝学界一致认为阿普笃慕生活于距今2800多年前的蜀洪水泛滥时代。

《西南彝志》、《洪水泛滥》、《祭祖经》等彝文古籍都对阿普笃慕历经洪水泛滥有记述。

据彝族南部方言区彝族古籍记载，彝族父系社会从细德依始，历三十六世至阿普笃慕，遭遇滔天洪水，因阿普笃慕善良诚实而幸免于难。

洪水后，阿普笃慕娶三妻生六子，即慕雅切、慕雅考、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

后来，阿普笃慕的六个儿子发展成古代彝族武、乍、糯、恒、布、默六大部落，原居住地逐步向滇、川、黔、桂、渝五省市区分迁，开辟各自新的领地，史称“六祖分支”。

阿普笃慕与他的六儿子被尊奉为各地彝族的祖先。

武、乍二部从原居住地分移出来后，主要向云南各地迁徙，成为今天居住在云南各地彝族的祖先。

糯部从慕雅热传七代至额阿糯时，从原居住地迁至今昭通与曲靖接壤地带，后辗转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州境内，成为凉山彝族“曲涅部”。

恒部(慕雅卧)后来分为二支，一支迁徙并定居于今昭通，发展成为“乌蒙部”；一支经贵州西北部的毕节地区迁至四川南部的永宁(今叙永)、古蔺一带，发展成为“扯勒部”。

一支从云南昭通渡过金沙江后沿美姑河北上到达凉山腹地，发展成为“古侯部”。

布、默二部向东北、东路发展到今贵州普安、威宁，其后裔发展成为乌撒土司。

成为今居住在贵州大部分地区彝族的祖先。

滇中地区的彝族主体为武(慕雅切)部之后裔，主要居住谷窝(今昆明)、龙朵嘿(即滇池)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慕雅切后裔实阿武的第十世孙皮武古，娶妻耿叩娄益，生下八个儿子，分住四方，征服周围各部落并建立了滇国。

滇国强盛时期，其辖地东至云南沾益、陆良、华宁、蒙自，西到今保山县，北至今云南剑川、姚安、禄劝，南抵红河北岸，即汉武帝时设置的益州郡范围内的各彝族部落。

公元前339～329年，楚威王派大将军庄乔带兵从湖南沿清水江进入贵州境内，并从贵州西部进入云南滇池地区。

后因秦国控制了黔中地区，阻断庄乔归楚之路，庄乔及其所率士兵只得变服易俗，融入当地彝族之中。

这就是古代史上首次彝、汉民族的大融合。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派巴蜀兵击灭滇王同姓部落劳浸、靡莫，迫使滇王归附，建益州郡。

但摄于地方政权的传统势力，仍授滇王王印，由其仍旧统辖当地彝族各部落。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的一员，据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彝族人口有830多万，居住在北起大渡河流域，南到云南国境线，东自乌江，西抵澜沧江的西南地区，约50余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土地上。

彝族支系繁多，自称有诺苏、纳苏、聂苏、罗武、倮倮、撒尼、尼泼、阿哲、勒苏等30多种，他称有黑彝、白彝、红彝、彝家、甘彝、罗武、花腰、撒尼、撒梅、阿西、阿哲、山苏、车苏等40多种称谓，全国共有21个彝族自治地方。

摘  要：为能找到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彝族文化的亲缘关系，本文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观点用古彝文对刻划陶文进行比较，解读出大地湾彩绘陶文、陶器图案与彝文化具有同源性，提出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并认为这些刻划陶文或许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有力地证实了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

关键词：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刻划陶文；解读；关系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这遭到西方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文明社会标准的“文字”条件不足，他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距今仅有3600多年的历史，与5000年文明史还相差1400年，这与文明构成要素“文字”的时间长度是不对称的。由于考古发现大地湾、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陕西临潼、青海乐都、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威宁中水等遗址的刻划陶文，引起了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关注，众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去破译这些神秘的刻划陶文，想找到这些刻划陶文就是文字的答案，但最终也未找到打开这道神秘之门的钥匙，只是肯定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初创文字的观点。本文从大地湾刻划陶文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陶文，大地湾遗址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提出这些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的结论，且认为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古籍文献记载中伏羲“造书契”的再现，从而得到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源异流文化，这对探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大地湾刻划陶文或许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

根据大地湾博物馆陈列资料及马振栋老师的介绍，结合张津梁主编的《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宋进喜著的《大地湾文化概说》，周宜兴著的《中华文明8000年》和周子博 周宜兴合著的《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等著作，笔者认为，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是重叠的，这与周宜兴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2017年6月，贵州省彝学研究代表团在甘肃天水参加“中华伏羲、女娲龙根文化精英论坛暨新中国第一部易学教材编撰工作会议”时考察了大地湾遗址，王子国、王继超两位彝学泰斗现场用古彝文解读了大地湾博物馆36个刻划陶文，直接破解了被学术界称为天书的刻划陶文是文字的事实。2019年6月22日，笔者在大地湾博物馆看到彩绘陶片实物上的陶文，其结构、形态与古彝文没有差别，馆内陈列的彩陶图案与考察组随行人员身着服饰图案元素基本相同，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大地湾彩陶图案符号与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文化元素符号具有相同性、相似性。笔者认为把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彩绘陶器、炭化种子、兽骨骨骼等与彝族文化、伏羲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或许能得出这些刻划陶文是不是最早的文字，彩绘陶器是不是中国最早的彩陶，炭化种子是不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兽骨骨骼是不是原始畜牧业兴起等问题的答案。

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东治陈（春秋、战国时因秦人在陈地建有粮仓，后世称陈醋地为陈仓，今陕西宝鸡），最后袭“陈”于河南淮阳。[0]《尚书·序》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说明了伏羲所“造书契”一直引领着先民们进入文明时代。根据伏羲文化研究相关文献表明，一是伏羲大概生活在7000—8000年左右，这与大地湾考古一期测定时限7800—7300年基本相符；二是伏羲生活地域与大地湾考古发现地域相同。这说明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地域上位于同一区域，时间上处于同一时期，两者在空间上、时间上具有双双的重叠性。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伏羲“造书契”就在大地湾呢？不然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究竟在什么地方？所造的“书契”又是什么样子？显然，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彩绘陶文极有可能就是当年伏羲“造书契”的再现，只是研究者们把这些彩绘陶文看作是初始文字，用甲骨文去无法解读后认定为初始文字，更没有把这些彩绘陶文与伏羲“造书契”联系起来思考，也忽略从民族学的视野去寻求答案，导致研究者们尚不知道如何破译这些有字的“天书”。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西南地区彝族一直使用的古彝文字，不但解读了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同样能解读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刻划陶文，这说明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马名驹认为：“原始语言文字，如出土的陶器图案符号、岩画符号等，是先民们最早的原始文字，伏羲造书契，就是指伏羲时代的原始文字；美术图案及饰品文化，在伏羲时代出土的彩陶器物上发现了大量的美术图案，鱼纹、三角平行纹、半圆纹、鱼鸟花纹、蛙纹、连续旋纹等图案，示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1]笔者认为，伏羲“造书契”绝不是说伏羲创造了文字，而是伏羲把已经使用了很久的文字进行了一次收集、整理、提升的过程，他对文字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大地湾考古发现刻划陶文已经是成熟的刻划文字，在伏羲“造书契”之前，刻划文字至少历经了3000—4000年的发展历程。关于文字产生万年以上的发展源头信息，可以从彝族文献当中找到一些答案，本文在此不作赘述。如果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上、时间上的重叠性成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地湾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刻划陶文就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

二、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刻划陶文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看到有研究者把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完整地、系统地比较解读，除彝文化研究者用古彝文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外，也未看到其它现有文字对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比较。早在80年代，彝学专家们就用古彝文对这些刻划陶文进行过解读，如中国社科院冯时先生用古彝文破译了山东丁公村出土的陶符，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先生考证了从湖南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饰符，认为这个古彝文距今已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加上其初创时期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于是他大胆立论：“古彝文是世界文字始祖”，这一结论比大地湾刻划陶文要早2000年左右。王子尧(已故）在《古夷人史迹遗物与三星堆始源文化理论研究》一文中说：“在彝族世居的云南呈贡金宝山彝区距今12000年—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为“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社会的遗物。”[2]也就是说，金宝山出土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刻划彝文不但记录历法，还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据悉，这三个陶符经考古专家测定有10000—12000年的历史，比具有9000多年的贾湖遗址还早3000年，比大地湾彩绘陶文早4000年。

我国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古文字之辩证发展》中说：“这些刻划符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杆或族徽之类”。在谈到西安半坡刻划符号时说：“彩陶上的这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秘书史》第一章说：“最早的文字产生于约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中提出：“半坡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3]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4]但是，这些刻划陶文还是无法用“甲骨文”解读。

笔者撰写了几篇拙文《试析彝文字产生的源头》《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特别是《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一文，引起各界不同的反响，得到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王彬先生的重视，并通过微信将文章转发给《天水晚报》总编辑王若冰先生，认为此文对中国文字源流进行比较研究，很有新意，对大地湾文化研究也很有价值，推荐该文在《天水晚报》用四个整版进行全文登载。

为能直观、简洁地向读者展示古彝文解读各地刻划陶文，笔者将古彝文解读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进行展示，旨在说明古彝文的发展至少与最久远的刻划文字是同源文字，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也证明了中国古老方块字即彝汉文字是同宗同源的文化体系，只是这个源头还在更久远的年代。

（一）古彝文释读大地湾刻划陶文

上述图1—1至1—8是古彝文解读大地湾刻划陶文，2—1至2—5释读西安半坡刻划陶文，3—1至3—6释读马家窑陶文，4—1至4—5释读马厂刻划陶文。通过比较解读，在大地湾、西安半坡刻划陶文比较中，两地至少有13个刻划陶文是相同的，这说明了两地刻划陶文之间具有同源性、传承性，是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再往后比较研究中发现，西半坡刻划陶文中有3个传承发展到马家“”刻划陶文中，在马家窑与马厂刻划陶文中，至少有10个刻划陶文相同。

特别是刻划陶文“”，在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四地都出现，这表明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存在传承发展的轨迹。为什么这些刻划陶文会在不同的地点出现呢？这说明了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迁移发展而发展，从而使同源文化在不同空间和时间里出现，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具有同根性、同源性。

为进一步证实刻划文字、古彝文之间的关系，笔者从考古遗址、遗址距今年代、遗址刻划陶文比较等三个方面研究发现，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如锁链一样环环相扣，形成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的文字发展传承轨迹，从而得出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刻划陶文是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延续发展结论。此外，这些刻划陶文还与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刻划陶文有着紧密的传承发展痕迹。让人难于理解的是，一直在西南彝区使用的古彝文却破解了被学界称为难解的“天书”，解答了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

图5—1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比较

三、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轨迹

笔者研究发现，大地湾一期刻划陶文“”在西安半坡、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刻划陶文中都出现“、、、”，在彝文中“”读作“SƐ33 、tɑ21”，有两个义项，即树（从偏旁）；一（单）。该符号根据各地考古发现测定时间为，大地湾“7800—7300年”，西安半坡“7000—6000年”，浙江良诸“5800—44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4000—3400年”，江西清江吴城“3800年”；五地刻划陶文时间相差依次为“800年、2000年、3800年、4000年”，这说明刻划陶文“”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出现，说明了人类迁移发展把文化基因带到不同区域传承，故五地方的刻划陶文才形成延续发展的轨迹。

图6—1刻划陶文外延发展轨迹

大地湾“”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出现“、、、、”，相互之间时间相差“800年、1800年、2000年、3400年、3800年”，且这五个地方出现的刻划陶文，在彝文里写作“”，读作“SƐ33”，意为“木、神（五行木）”，图7—2是大地湾二期彩绘陶文与彝文比较解读的。

图7—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

图7—2 大地湾二期彩陶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

图8—2中“”陶文，是大地湾彩绘陶器、彩陶残片上不同方向的相同陶文，该陶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同时出现“、、、”；在古彝文中，这个彝文字读作“ʣɿ33 、dƲ21、 dƲ21”，其意为“畜，钱财；（产）生、孔、癸（天干数）；翅膀等”。根据考古发现，四地相互间时间跨度为“1000年、1200年、3000年”。

图8—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外延轨迹

图8—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

再如西安半坡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作字例，该陶文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江西清江吴城都有，其形态为“、、、、、”，同样，在甲骨文、古彝文中也有这个文字，甲骨文中释为“又”；在古彝文中与“”相近的有四个，可读作“zu21、tʂo13、 go21、gu21”，其意为“由（来）；转；回、归；处所等。这说明了“甲骨文”、“古彝文”与上述六地刻划陶文是同一文化体系，一脉相承，他们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同一性。

图9—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

图10—2是大地湾考古出土彩绘陶器上的刻划陶文，特别是大地湾刻划陶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等地方都出现“、、、、、、、”，从未间断，该字符在考古遗址刻划陶文中的发现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这个刻划陶文“”在甲骨文和古彝文中同样存在，在甲骨文中“”释为“甲、十”，在彝文中“”可读作“sэ21、kƐ55 、kЩ21 ”，其意为“鱼鳞壳；贵；交配、生育魂等。”

图10—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

图10—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

四、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

为更多地挖掘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彩绘陶文信息，笔者从36个大地湾刻划陶文列表中，选取部分字符进行分析推测，探索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的更多文化信息。曾有人问我，能否解读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或是词语之意，其产生的意义重大深远，但因获得的刻划陶文样本都是单个的彩陶残片和一些不算完善的考古信息，很难从单个的刻划陶文中解答出完整的句义，更何况尚未找到完整的彩陶上刻有连贯的刻划陶文，这肯定是难上加难。就从解读甲骨文来看，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从发现的15万片甲骨上整理出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经过100多年的解读，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也只解读出1500个左右单字，所以才有了“认出一个字，奖励10万元？”的破解文明密码的“攻坚战”，试想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下面是笔者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结合考古资料，尝试从刻划陶文中解读出更多的文化内涵。

（一）对大地湾彩绘陶文“”的分析推测

一是从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分析“”的文化内涵。上图1-1是大地湾彩绘陶文总表，表中第31个陶文来源于下图6—1陶片样本F709：p15，这个彩绘陶文，在彝文中有三个字形与之相近，即、、，彝语依次读作mƲ21、bⅰ13 、bu33，其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根据伏羲文化研究表明，伏羲氏是一位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的创世英雄。伏羲时代虽然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但人们还普遍存在对母性的崇拜。根据彝文献记载，彝族同样也从漫长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父为阳，母为阴，故彩陶残片上的陶文“”与古彝文“”对应，其义可选择“母、阴、大”之义。

图11—1  大地湾出土彩陶刻划陶文

如果将“”与图1—1中第12个符号“”结合起来，就能得到一个完成的意思。古彝文中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相近的有三个字符。一是“”与大地湾“”相近，在古彝文中“”读作za13 ，意为“下、降 ”；二是“”在古彝文中读作ndo13，意为“居住”；三是“”在古彝文中读作 ʈɿ55，义为解，放。笔者认为，大地湾遗址中的“”选取“下、降”之意最为恰当。因为在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文献中，常常出现“”与“”在一起结合出现“”，在彝语翻译中直译为“母降”，意译为“阴降”。另在古籍文献中也常看到“”，意为“阴阳升降”或“阳升阴降”。

二是从大地湾考古发现动物骨骼分析彩绘陶文“”的文化内涵。正如所述“”在彝文中有相近字三个“”“”“”，分别读作mƲ21 、bⅰ13 、pi33，释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之义。再结合大地湾一期发掘出土的灰坑、房址、墓葬中发现的猪、狗、鹿、羊和其他动物骨骼分析，三个形近的古彝文中“”读作bⅰ13 ,意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这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猪、狗、鹿、羊的骨骼来分析是吻合的。

通过分析推测，大地湾彩绘陶文“”得到两个结论，一个是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义为“母、阴、大”之义，另一个根据大地湾考古动物骨骼考古分析推测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至于选择那个结果更为恰当，这需要更多学者结合大地湾8000年前的地理环境及生活轨迹进行判断探索，选择出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文字内涵。

图11—2 大地湾博物馆家畜训养

（二）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的文化内涵

图1—1中第4个陶文，是第一期A类彩绘符号H3114“”，如下图12—1为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片，根据大地湾遗址中植物木炭的出土分析，表明当时大地湾以针叶和阔叶混交林为主，其植物树种以冷杉、榆树、榛木、白蜡树、铁木、槲栎（青冈）、花楸、槭木（枫）等，分别属于落叶乔木和常绿灌木，其中亚热带树种有槲栎和铁木两种。结合这些遗址中的植物木炭分析，“”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们常用的植物树种，而在古彝文中，“”、“”“”与“”在结构上相似或相近，在古彝文中“”，读作Po33 ，纬（线）之意；读作Po33，义为钻、捅；“”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结合大地湾遗址植物木炭考古分析，“”彩绘陶文所表达的意思应是下图12-2植物树种中的第一种冷杉，笔者认为他就是古彝文中“”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

图12—1 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

图12—2大地湾考古植物木炭

当然，以大地湾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刻划陶文能用古彝文释读外，大地湾、马家窑等地发现的彩陶图案在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雕刻、绘画中常常出现，如火镰纹、如意纹、图腾纹、螺旋纹、几何纹、动物纹、八卦纹、植物纹、犬齿纹等，这种高密度的文化信息重合，说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刻划陶文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也更加有力的证明了古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关系。

结  语：通过多角度分析探索，惊人地发现越古老的文化越往上追溯，其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同一性特征更为明显，在核心价值观上更是一脉相承。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彩绘陶文，明确得出大地湾彩绘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进一步阐释了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用彝文化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无疑是一把打开文明源头的金钥匙，是破解文明要素“文字”难关的突破口，这对探寻中华文明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宋进喜著《大地湾文化概说》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第1版。

②张津梁主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2019年6月印。

③王子国编著《彝文字释》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④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

⑤丁诗建 王继超 李玉平编《明清彝文书法汇辑》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8年11月第1版。

⑥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办公室 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年9月。

⑦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彝文字集》贵州民族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年6月第1版。

⑧周宜兴著《中华文明8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

⑨周子博 周宜兴著《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第1版。

附:

1、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与天水为邻”。郑椎《通志》也有：“伏羲，生于成纪，作都于陈”的记载。《绎史》卷三亦云：“伏牺生成纪，徙治陈仓”。《帝王世纪》云：“庖牺氏（伏羲）称太昊，都陈”。

[1] 张津梁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第60页《关于伏羲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思考》。

[2] 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第95页。

[3]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

[4] 《文物》1973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