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是银雀山，不是金雀山。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西南麓（市政府院内），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第一座汉墓竹简博物馆。2005年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银雀山和金雀山的地下有规模较大的汉代墓群，以西汉墓葬为主，兼有战国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墓葬群。1964年被发现，1972年至1986年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1972年4月在银雀山发掘古墓两座，定为银雀山一号、二号墓。墓址开凿在岩石上，为长方形竖穴，均为一椁一棺。椁内有隔板一侧放棺、一侧为边厢，边厢内放置随葬器物。考古人员在边厢里发现的竹简。经专家整理，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二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这批珍贵的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银雀山汉墓竹简，公元前140～前118年墓葬中出土的竹简。分别出土于山东省临沂县（1994年为临沂市）银雀山1号和2号汉墓中。临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北屏沂蒙山区，以东临沂水得名。古属鄅国，西汉时属东海郡。在临沂城南有两座隆起的小山岗，东西对峙，东岗名为金雀山，西岗名为银雀山。

刚刷到一条资讯，2021国庆期间，恭城举办为期十天的“孔子文化节”，即桂林恭城第五届孔子文化节活动。

这个恭城孔子文化节起于2017年，按现在的经济生活，这也是恭城打造的旅游文化项目之一，也是促进地方国庆旅游经济的一个重要活动，宣传了地方名气，也带动了地方经济。

文化节主要是围绕着恭城文庙，孔子的文化，基本上每年都在庙里按排了不少的活动，比较固定的有：一，恭城文庙祭孔典礼；二，入庙礼；三，成人礼；四，开笔礼；五，传统文化活动。

桂林恭城第五届孔子文化节活动安排

这些传统的文化活动，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于学于教方面，传承宣扬了千百年以来的一些优良传统文化，尊师重教的思想，对青少年成人，成材过程中都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当然，这些种种的活动仪式，现代味道比较重，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商业的操作，时代发展的必然，对此大家也释然。而浔州府O鑫森淼焱垚是挖掘广西地方史籍历史故事的，不讲这些现代意味的东西，就趁着这个文化节，顺着广西地方志的历史记载，挖挖恭城文庙的历史，看看广西古代文庙的祭祀方式，讲讲孔庙，文庙的发展过程。

一提到文庙，现在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孔庙，是专门供奉孔子的庙宇，文庙=孔庙，这种认知也很正常，毕竟文庙的确就是崇祀孔子开始的。但真正来说，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在古代历史中，孔庙可以说是文庙，但文庙未必就能完全指孔庙。

因为二者之间，是一个发展分化的过程。今天先说孔庙的各种规制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孔庙的发展之路是如何的，到下篇再说文庙与孔庙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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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他的历史地位，那就不用多说了，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就专门建成庙宇，主祀孔子，这是历史上立庙祀孔子的开始。

此后的二百余年间，后人对孔庙的祭祀，没有什么正式的仪式，可能，也许，或者就像现代人一样，逢年过节，起个案，烧个香，拜一拜，再隆重一点，就是曲阜孔氏家族自己搞的家祭了。

但随着历史前进，孔子的儒家学说的影响扩大与抬高，他的地位也就提高了。公元前195年11月，刘邦路过曲阜，他以太牢之仪（太牢，即牛、羊、猪）祭祀孔子，这是古代帝王第一次拜祭孔子，是国家级的祭祀，并封孔子九世孙世袭为奉祀君，从此，官方正式确定，肯定了孔子的地位，肯定了曲阜孔氏家族的地位。

此后，无论时代如何变革，朝代如何变换，各代帝王祭孔，尊孔，祭孔，封孔都成为惯例，也至使孔氏成为百家姓中，姓氏族系辈分脉络发展最为清晰的姓氏，没有之一。

武缘文庙

到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汉平帝“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这是孔子得到的第一个由帝王给的封号，以后各代，不同帝王就给他“谥”不同的封号，那要整理起来就是好几百字了。

到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时，要求在郡县学中祀孔子，这就开启了在学习教育为主的“学校”中祭礼孔子的开端了，通俗讲就是开始在类似现代学校的地方挂起孔子像，安上孔子牌位。

到魏正始七年（三国魏，公元246年），令太常释奠祀孔子于太学，这是国家级最高教育学府开始祀孔子的开端，把文教尊孔提升一个高度。

到北魏文成帝上台，（公元440年-465年），不说他有多大的政绩，是多好的一位明君，起码在他治理下，乱世中，他统治的地盘得到了几十年的安稳，世间太平，安居乐业，这背景下，他下诏再封孔子，把祭孔子的活动搞成一套礼仪，要有专门的司仪部门管理，从此规定下来，被后来各代所沿袭，后世改变的，是礼仪的行为方式，但祭孔要行礼却是流传了下来，“祭孔大典”作为固定的形制活动开始了。

就说今天这个恭城孔子文化活动的流程，实际上展现的也是这古老礼仪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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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期，同样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当皇帝的二十余年，实行了一系列的仁政，属地经济文繁荣，百姓休养生息，刘宋王朝成为南北朝时最强盛的国家。这样的条件下，他又升级了“祭孔大典”，仪式更为隆重，在大典上加入了“八佾之舞”、“轩悬之乐”。

至于这些舞、乐是如何，没听过没见过，就不好解说了，反正就是在祭祀时，要有一场大型的庙堂祭祀乐舞，再通俗讲，祭孔成为国家的一个定时举行的大活动，要有一台“晚会”，一场歌舞表演，这一类的文艺表演，是祭孔活动的固定内容之一。

到后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1年），小皇帝宇文阐封孔子为邹国公，这就是孔子开始被封爵的开始了，那后世孔子的封号，爵号都一发不可收拾，各种名堂，长长的了，级别也越来越高。

到隋文帝的时候，又赠封孔子为宣师尼父，并且开始要求国子监，（隋代开始的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每年四个仲月举行祭祀，即仲春(二月)﹑仲夏(五月)﹑仲秋(八月)﹑仲冬(十一月)的丁日（天干地支说法）各一次祭孔。

这就是史书所说的孔子丁祭开始，并被发扬光大（有的史籍讲祭孔丁祭从唐太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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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隋以前这些祭孔活动还是局部的，如在教育机构，曲阜的范围，那到了唐太宗的时候，就发展成为国家级的行为，全民全社会的祭祀活动了。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下诏，说停止用周公礼祭孔子，升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要求天下所有郡县都立庙，并在每年四时祭祀。

也就是说，在唐太宗之前，都是实行周公礼祀制的，但太宗时就下诏停止了，把孔子上升为圣，只实行祭孔子的礼仪就可以了，祭孔跳出周礼，自成一脉，并且要求各地郡县建城必须要立孔庙，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建筑，标配建筑，从此，孔庙也就在全国各地慢慢建起来了，并且以政令的形式，把立庙祭孔作为死规定定下来了，有城必定有孔庙。

在后世各代，每个朝代的历史变更，地方的天灾人祸中，文庙的新建，修缮，重建就成为各地必要的事项。在广西很多的地方志中都可以看到，文庙，孔庙相关的事情，在各地县志中，都是自立为一章的，或者几乎县县都保留有各种“修文庙”“建学宫”的碑文记载，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边远少数民族区域的府州县例外）。

恭城孔子大典旧图

到唐开元年二十七年，大唐极盛之世，唐玄宗自然乐于搞这种活动了，他又有了新创意，他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可以说是把孔子的地位推崇到了极致，孔子升为“王”了，那对他的祭礼自然也就跟着改变了，他改了什么呢？那就是制定了祭孔大典的服装——衮冕服。

这种礼服也就是现在全国各地文庙，孔庙举行复原古式祭孔大典时常见的那种服装样式。以前看影视剧也听说过“衮龙袍”这个词，这个也是衣服的特定制式之一，只不过衮冕服主要就是祭祀场合穿的，也叫祭祀服。而在此之前，祭孔大典的专用服装叫司寇服。至于司寇服什么样，浔州府O鑫森淼焱垚才疏学浅，也没有搞懂，感觉应该和三国故事中，诸葛亮的常见造型穿的那种衣服差不多。

到宋代以后，赵家皇帝就更注重祭孔的礼仪，以及对孔庙的格局了。宋太祖建隆三年时，下诏规定，孔庙门前要“立戟十六”，到大观四年时，宋徽宗则升级到“立戟二十四”。

戟是一种兵器，但在后来慢慢发展中，也就成为古代仪仗队常用的一种礼仪之器，平时影视剧中的帝王出行队伍中，都可以见到。常见的还有戈，都是配套使用的，无论是戟还是戈，都成为了一种地位的象征，数量越多越尊贵，好像二十四是最高级，帝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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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祭孔大典的礼服样式等级慢慢提高。“冕”，这个词应该都不陌生，无冕之王都应听说过，这个“冕”，也就是帝王头上戴的那个有“帘子”的帽，看着简单，但却是有着很多等级讲究的。那个“帘子”，习惯叫穗子，学名叫旒，吊的不同的串数代表着不同等级。一条穗子就叫一旒。

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年），加先圣，至圣冕服桓圭从上公，礼冕九旒服九章。衮冕：王之吉服，配九旒冕冠，玄衣纁裳，衣绘龙、山、华虫、火、宗彝五章纹，裳绣藻、粉米、黼、黻四章纹，共九章。

到宋徽宗崇宁四年时，就是王一级的待遇了，服装升级为“冕十二旒服九章”。

到金世宗时期，大定四年，这服装就到最顶级了，即大裘冕：王祀吴天上帝所用，配十二旒冕冠，大裘、玄衣纁裳。上衣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章纹，下裳绣藻、火、粉米、宗彝、黼、黻六章纹，共十二章。

总的说来，祭孔的礼服以最高规格，以帝王的祭天的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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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子的礼仪，仪式随着时代的更进，也是一年比一年高级，那孔子的形象也在改变，现在常见的孔子立像，双手叠在胸前，有点作辑样，这是比较亲民的造型，一般他手上是没有东西的。

但在庙堂里的孔子像就不一样了，一般是坐像，手上是拿着一块长长的板状的东西，那东西叫圭，常见的就是看古代剧那些大臣们上朝见皇帝时，手上拿的那块东西。

圭有身份的象征，是分等级的，分王与公、侯、伯、子、男六级，孔子最早的拿圭的造型，就是上面提到的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年），加先圣至对冕服桓圭从上公，孔子拿的是“桓圭”，相当于公爵一级。

到大观年时，宋徽宗除了在庙门外“立二十四戟”，还给了孔子天子之仪，王者之制，就是让孔子拿着镇圭！镇圭是什么，那是天子所执的礼器，圭板的最高级，长一尺有二，有四镇之山为雕饰，取安定四方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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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了这么多，孔庙的故事讲完了？那肯定没有，还有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发展没说。

都知道，现在很多孔庙，文庙的主殿，也就是孔子像所在的庙堂，叫大成殿，他的牌位叫大成先圣先师。大成之名怎么来的呢？读友们肯定都知一二，就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这大成者，唯孔子可受之赞誉。

但是最终是谁给定论的呢？汉帝，唐王，宋主都只知道追谥孔子为王为侯为公，封圣人先师，却没想到“集大成者”。那时的孔庙主殿叫什么呢？先圣殿？先师殿？这个不好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帝王的名义，给孔子下“大成”封号的，是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从此，天下文庙，孔庙就把祀孔子所在的主殿叫大成殿了，牌位就是大成至圣文宣王。

如果说在古装剧中，剧情背景是元代以前（1307年），有孔庙文庙的场景中，出现大成殿这说法，那肯定算是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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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时期，又给孔庙文庙定下什么规则呢？

一般讲到祭祀，现代人肯定想到祭案上的那一桌祭品，像一般家庭在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地域，祭祖祭神都有不同的祭法，祭品自然也不同，像前面提到的，刘邦开启了太牢之仪豕，牛，羊（太牢，即牛、羊、猪），以后各代也沿续与增进。

到明太祖朱重八上台的时候，在洪武四年，那就以下诏书的形式，规定了祭孔案桌上要摆什么东西，按什么顺序摆了。牛、羊、猪的太牢之仪放在正位，其他肉，青菜啊，农作，小点心之类用专门的祭器，按规定的位置摆好，平时每月朔，望还要降香，祭酒，叫行释菜礼。

当然，各地气候不同，出产的作物也不同，但摆上祭桌，那都是一个意思，总之各地都是执行差不多一致的一整套完整的祭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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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也说到，祭孔大典慢慢形成的一台专门的文艺表演，有歌有舞有乐，但每个时代都有不同，汉时舞用“八佾之舞”、“轩悬之乐”，宋太祖时用永安之乐（宋代嘉礼仪式上的雅乐），宋仁宗时用登歌（古代举行祭典、大朝会时，乐师登堂而歌）。

这不行，于是明太祖在洪武二十六年就出规定了，颁布了大成乐器，下令全国所有州县全部统一制造，相当于凡是祭孔大典上，乐器必须统一，用什么乐器，奏什么曲，唱什么歌，跳什么舞都一一规范。

到永乐年，在文治方面有所成就的朱棣，对祭孔也上心了，他规定，天下供奉的孔子，造型必须一致，雕的像，画的像必须都差不多，画像中孔子衣服的制式，那个立像左右手怎么放，坐像该如何坐，拿的什么圭板，甚至是面目表情都有所规定，所以，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古籍，古石刻上的孔子像，大体是差不远的，只是面部特征由于刻者，画者水平不一，造成有一点点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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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嘉靖年，张璁当上首辅之位，他就大推改革，政治上对对王公贵族，皇亲国戚，下对官家各部，严革贪赃枉法，军事上整顿军队团营；文化上对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反正首辅能管的范围，他全部整改。

流传上千年的祭孔尊孔活动他也提出要求了，不能封孔子太高，首先，要去掉“大成”的封号，因为这个封号太大了，要上天了；还有，以前孔子不是以王制，拿镇圭吗？孔子不够格，怎么能天子之仪呢，又不是官方人士，应该改拿木圭，按无阶无品的贤良来对待。

所以，天下孔子拿圭的像，不再是白色的“玉圭”，而是木圭，可以上别的颜色了。像上面图中的孔子坐像，那个圭就是蓝色的。因为规定它不是“白玉”的材质了。庙堂中的牌位也就是“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了。

同时，原来孔庙的主殿叫“大成殿”，废“大成”之号后，这主殿就改称为先师殿，同时，孔庙的建筑规格也要下降，不能有那么大的排场了，殿门即是庙门，不像现在看到很多孔庙，文庙一样，几重几进门，又有什么礼门，又有什么桥，什么泮池，偏殿，后殿之类。

等于说以后建孔庙，文庙只能留一进庙堂，进门就是，之前建好的，也就只能保持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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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清代，孔子的地位就再次反转，得到提高了。

都知道，清朝皇帝是关外来的，为了快速的溶入关内的生活，快速的得到天下人的认可，那尊孔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了。

顺治二年（1639年），福临下旨定文庙，（注意，是文庙），恢复孔子“大成”谥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位。并于二月八月上丁祭，安排专门的官员去行大祭，“大成殿”三个字，再次挂上正殿之上。

这就是孔庙最大的变化了，清代以前，孔庙就是文庙，虽说之前孔庙中也祀着其他先贤先儒，但这庙还是叫孔庙，堂内突出的是祭祀孔子，以孔子为首。

到顺治帝定文庙后，这孔庙就不单是祀孔子了，要加上前代的先儒先贤，叫配从祀。每到丁祭，除了孔子要摆案祭祀，其一百余位先贤先儒也要专门的案桌，专门的祭礼，活动内容多了，成为真正的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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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文庙，孔庙，一般都可以见到这四个大字，“万世师表”，可以说这是对老师这个职业的最高尊称，几千年来，仅此一人而已。

相信各代帝王都认可孔子的这个地位，但真正下定义的，还是清代的康熙。他开启了清代最为辉煌，被后人所乐道的康乾盛世，这也成为了孔子在封建时代最后的光辉岁月。

康熙御书“万世师表”，挂遍天下文庙；规定了，所有官兵人民，经过文庙时必须下马步行；规定了同城大小武官一律要按对应的文官职进文庙行香；还规定了专门的文庙乐章。

同时，恢复了文庙的建筑标准。只要有地，有钱，一进殿堂可以，二进殿堂也行，三进殿堂是标准，四进殿堂也可以有，总之，文庙不怕你建设大，就怕你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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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康乾盛世中的两皇帝也清闲着，对文庙的规制也动起手脚来，题词画匾是正常了，加封才是主要。

雍正追封孔子五代，同时把大成殿后面的启圣祠改为崇圣祠，也就是为祭祀孔子长辈的专祠，由于各地不一，有的说是祀孔子父母的，叔伯的，反正雍正规定是祀孔子前五代长辈的，等于是孔子的家祠，这就是各地理解和执行问题了。

都知道，雍正喜欢搞文字狱，正是他的这个爱好，为避孔圣人讳，下令把“丘”改“邱”，这就改变了“丘”这个姓氏的人的家族脉络了。

尊孔的活动自然少不了乾隆皇帝了，享受着太平盛世的他，研究起祭孔的活动来了，除了写匾题词，他还颁布了丁祭乐章，祭孔的专门乐典，还钦定了祭文的格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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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丁祭，乐一致，文一致，祭一致，各地都有专人去搞这些事情，各地的经济水平不一，不过查看了恭城，桂平，贵县（贵港），平南，藤县，等等各地方志，文庙春秋祭祀专用银刚好都是二十八两三银一分六厘多，香烛用银是一两五钱零一厘多。

很多府州县每年的文庙祭祀用银都这么一致，应该是当时实行的统一标准了，不像是巧合了。尊孔不分地域，典孔不分富贫，穷县富县统一金额，不存在失礼，也不存在奢礼。

那话又说回来，古代的祭孔活动经费是各地统一，那么像现在各地的这种孔子旅游文化节，不知道活动花销固定一致没有呢？这就是题外话了。

盛世过后，清朝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平静了没几年，西方列强揣着枪炮过来了，对于祭孔大典，后来的清朝皇帝也就不如前代那么重视了，嘉，道，咸，同，光五帝除了按惯例给孔庙加几块匾，也想不出新花样了。

再后来社会变革，动荡百余年，祭孔大典也就成为小典了，关注的层面不一样了。随着时代的各种大小事，原来遍布全国县级城市的文庙，孔庙，大多数都无影无踪了，能保存下来的，没多少个，保持得有规模的，那更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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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恭城文庙，武宣文庙也就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历史文庙建筑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祭孔这活动也没落了，这些残存下来的各地文庙，成为了周边人们上香许愿的地方。随着现代人的观念改变，旅游文化，传统文化才重新被审视，重新被发展，也才有了今天这种孔子文化节，祭孔典礼再现。

当然，这些活动和古代的祭孔活动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只保留了个名，保留了个义，内涵就有所不同了。

恭城文庙文化节就要开幕了，不知道你会不会趁着假期去体验一下呢？如果有，请上图，让浔州府O鑫森淼焱垚也开开眼，借借图，准备下一篇文章《文庙与孔庙的区别》，《地方志里的恭城文庙故事》，《恭城县的千年恭怀》。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