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经解》记载，当时从事考据的学者有157家，成书2720卷，足见其规模之大。乾嘉学派的兴起同清政府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有关。文字狱使学者望而生畏，不得不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丢去了清初顾炎武那种经世致用的积极精神。清统治者发现，这样的考据学不但对自己的统治无害，反倒可以起到笼络士林的作用。遂修正独尊宋学的政策，对考据学也予以扶植。乾隆、嘉庆年间开设四库全书馆，延聘专家学者数百人整理古籍。乾嘉学派以四库全书馆为大本营迅速地发展起来。

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是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故得名。

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

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是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清代文字狱盛行，研究前朝或当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梁启超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到了学派发展的全盛期时，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为考证而考证，饾饤繁琐。当时的杰出之士，亦以之为忧。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后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嘉庆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焦循还致书刘台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书陈寿祺，认为：“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并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吴派学者惠栋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多指责清代汉学家“离经叛道”，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

嘉庆朝以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对于思想学术等的高压统治则不得不放缓，之后的学者于是放弃了只致经典不问世事的姿态，乾嘉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虽然学派有一定的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是由于百余年间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因为此一时期的学术研究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又因此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而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认为是清朝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危险，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时至清代初期方专业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乾嘉时期学人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至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清代之前，旧有的学术研究长期致力于对于古代经典的阐述，处处讲求微言大义，而对于经典本身的真伪却不闻不问。至清代时期，古代的“疑古”学风达到一定的高度，学者在梳理旧有经典过程中，证实了很多被前辈学人奉为圭臬的经典为前人伪作，开一代学术疑古之风气。他们对古代经典的细心整理，为后来学者的学习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微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全套的需要说明解决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有物恶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中国清代的学术，称汉学、朴学、考据。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

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此风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惠栋、戴震、钱大昕而张大其说，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遂臻于极盛。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长于考据，这是清代汉学家朴实力学的传统。但清初汉学兴起之时，有浓厚的反理学内容及反民族压迫的思想，而考据只是借以通经致用的手段。顾炎武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进而主张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目的就在于“经世致用”。顾氏之后，此风渐趋蜕变。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更是远离社会现实，止于训诂考据。因此，乾嘉学派是清初之学的倒退。清初，为确立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在文化上也推行了极为酷烈的专制政策（见文字狱）。在文网罗织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惟有埋头考据，才有立锥之地。然而就其为学的特色及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言，乾嘉学派又是清初之学的发展。这一学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乾嘉汉学，则以专精而扬其帜。乾嘉学派诸学者，无论在经学、史学、音韵、文字、训诂，还是金石 、地理 、天文 、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当时最好的成就。其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精湛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道光以后，清王朝摇摇欲坠，加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封建士大夫再不能不问社会的现实问题。于是，学术风气久经酝酿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沉沦千余年的今文经学得以复兴。一时学者遂多舍弃文字训诂，而从事于“经邦济世”之学。同治、光绪之世，汉学于穷途末路之中，得俞樾、孙诒让诸人坚守壁垒，在古籍整理上同样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就。而章太炎重倡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学，以伸张其政治主张，是汉学的一个光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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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春秋左传正义

作者：[晋]杜预注

豆瓣评分：95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0年12月1版

内容简介：出版说明

“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十三种，历代尊为儒家经典，故称为“经”。其成书年代各不相同，上自上古，下讫秦汉。其内容极其广泛，包括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字、伦理、民俗、地理、科技、典章制度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十三经注疏》明代有监本和汲古阁本，因辗转翻刻，讹谬百出。清嘉庆中，著名学者阮元裒集宋本重刊，并广校唐石经等古本，撰校勘记附于诸经卷末，成为一代精校本，素为世重。我社现以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江西书局重校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阮元主持校勘重刻宋版《十三经注疏》本，采用四拼一形式影印出版。经文句读则采用近代著名国学大师蕲春黄季刚（侃）先生《白文十三经》断句。黄季刚先生治学严谨，深谙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于《十三经》章句之学用功尤深。平生曾数次校读清刊《十三经注疏》，又于一九一四年商务印书馆刊印之《白文十三经》上施加句读章句。黄氏句读，深究古训，审度辞气，探其义旨，反覆推究，允称精确。惜其《十三经注疏》校读原本已佚，幸《白文十三经》校读本尚存。一九八三年，本社曾据其原稿影印出版，今复据其经文句读，过录断句于《十三经注疏》中，以助阅读。原书句读，施用多种符识，为简便计，均改用圈号为断。又《仪礼》一书，黄氏据旧注分章析段，并加标题，颇与清刊本不同，亦标记今本之上。谨此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7月

陈鳣（1753～1817），字仲鱼，号简庄，又号河庄，别署新坡，浙江海宁人。清代学者、藏书家、校勘家。

嘉庆三年举人，在京师与钱大昕、王念孙等往来，强记博识，精研文字训诂，长于校勘辑佚，阮元称为浙中经学最深之士，藏书甚富，著有《续唐书》、《论语古义》、《简庄文钞》。

（ 概述取自《清代学者像传》 ）

基本介绍 本名 ：陈鳣 字号 ：字仲鱼

号简庄，又号河庄 所处时代 ：清代 民族族群 ：汉人 出生地 ：浙江海宁 出生时间 ：1753年 去世时间 ：1817年 藏书述略,精于经学,藏书佚事,藏书特色,相关史料, 藏书述略 精于经学 陈鳣，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卒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家住硖川紫微山麓。嘉庆元年（1796），以郡庠生举孝廉方正。嘉庆三年（1798）举人。 陈氏精于经学。在学术上，他与一代大师钱大昕、翁方纲、段玉裁等人多有交往，经常在一起质问疑难， 研讨学问。他对于经学、史学研究尤深。著名学者阮元在《定香亭笔谈》中说他“于经史百家靡不综览”，“浙西诸生中经学最深者也”。大藏书家吴骞的侄子吴衡照赞扬他：“博闻强记。手不释卷，尤深于许郑之学，同时推为汉学领袖。”（《海昌诗淑》）陈鳣还善长校勘、考证，于经学书籍的校勘、考订，成就尤著。他常与黄丕烈“互携宋钞元刻，往复易校，疏其异同，精审确凿，其功与考定石经无以异”(管庭芬《经籍跋文书后》)。著有《经籍跋文》、《简庄缀文》、《简庄文钞》、《简庄文钞续编》及《简庄诗钞》等。 藏书佚事 陈鳣嗜书既笃。为收藏图书、校勘图书，他整整奋斗了一生，计收书十余万卷，晚年建造了向山阁以储之。在收藏图书、校书治学方面，他与当时的藏书大家黄丕烈、吴骞等人结交甚密，经常往来，每得善本必互相传看，相互探讨书中问题、陈鳣与黄、吴之间有关收书的遗闻佚事，甚是感人。 吴县有位著名书商陶正祥。家有书室五柳居，过手珍奇异本甚多。嘉庆十一年(1806)，其子将其得到的一本《影宋本周易集解》拿给陈鳣看，并要高价出售。此书是毛扆汲古阁最珍贵藏本，《汲古阁秘本书目》有著录。陈鳣正准备从陶氏手上购买此书时，黄丕烈也得知了此书讯息，急忙派人到五柳居去购买，但陈鳣与陶氏商购在先，且不肯将书让于黄氏，为此，黄丕烈急得卧病数日。陈鳣为照顾朋友之谊，不得不让步。黄丕烈买到此书之后，病也就好了。他特意制作了一楠木箱子来盛放这部书，到年底祭书时，把此书置于首位。等到黄氏晚年贫困之时，陈鳣又以30金的高价向其议购此书，并最终将这部《影宋本周易集解》购归其向山阁收藏。 为了方便外出访购图书，陈鳣专门备有一条小船，并为小船起名叫“津逮舫”，还在船舱门上题有“津逮舫”三个字。他同黄丕烈、吴骞三人经常一起乘坐津逮舫外出访书和读书论学。黄丕烈第一次乘此船与陈鳣外出时，他带去的是其士礼居收藏的珍本《吴志》，准备与陈氏讨论此书。当他走上船去，迎面见到舱门上题有 “津逮舫”的船名时，高兴得禁不住笑起来，说道：“君好书，故所乘舟以是名之。今遇借此访书，则若豫知有是事也。”(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意思是说，你嗜好买书，所以把船叫这样一个名字，也就像你预先知道我今天要借此船访书而把船起了此名一样。说罢，二人相视会心地朗声大笑起来。其爱书之心真可谓心心相通。 陈鳣 陈氏还同吴骞在津逮舫上一起研讨过善本《钱塘遗事》等宝典。他曾记述道：“《钱塘遗事》，宋遗民刘一清撰，十卷，世无刻本。是书从文渊阁抄出，犹是足本。吴骞出旧钞本见示，曾经吴中吴伊仲手校者，颇为精详。遂借至津逮舫中勘正，并录明经(吴骞)跋语。时方秋半，爽气迎人，适偕明经游杭，连舟共泊，对酌论文连日。登山临水，闹市访旧，殊多乐事。一夕称步玩月，坐横河桥，共读《钱塘遗事》，娓娓忘倦。明经复诵岳翁《玉楮集》诗数首，不禁感慨系之。”(陈鳣《简庄文钞续编·钱塘遗事跋》)他们在津逮舫上勘正善本，探讨学问，赏山水，赋诗词，图书为之带来的是忘我的情致。 嘉庆十四年(1809)，陈鳣从吴中一书商那里买到了一部《淳祐临安志》6卷，此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及《宋史·艺文志》等宋元人书目均见著录，非常宝贵。此前，宋人所撰另两种临安志，即《咸淳临安志》91卷及《乾道临安志》3卷，均为陈鳣向山阁所收，其中《乾道志》是卢文弨转录自吴氏，卢氏书散后为陈氏向山阁收藏。直到嘉庆十四年，陈氏才又得到《淳祐志》6卷、真是喜从天降。吴骞拜经楼号称“临安志百卷人家”，其中《淳祐志》6卷就是抄录自陈氏向山阁的。黄丕烈士礼居所藏此书，也系录自陈氏这一藏本。 陈鳣获得《淳祐临安志》6卷秘籍，高兴异常，诗兴大发： 输钱吴市得书夸，道是西施入馆娃。 宋室江山存梗概，乡邦风物见繁华。 关心志乘亡全帙， 屈指收藏又一家。 况有会稽泰兴本，赏奇差足慰生涯! 吴骞从陈氏向山阁抄得此书，高兴得为书室命名“临安志百卷人家”。他读陈氏此诗，兴致更高，于是和诗一首，诗曰： 凤舞龙飞讵足夸，钱塘遗事失宫娃。 天教南渡支残局，人想东京续梦华。 朱鸟歌成空有泪，冬青种后已无家。 与君鼎足藏三志，天水犹悬碧海涯。 三家“鼎足藏三志”，陈、吴有诗， 黄氏岂能无于是黄丕烈也作诗附和： 甄别奇书却自夸。秦娥未许混吴娃。 阙疑向已无年号，征显今还识物华。 半壁河山留六卷，累朝兴废得三家。 东南进取忘前鉴，空使宗臣泣海涯。 陈鳣、吴骞和黄丕烈，为得一部秘典，吟之、歌之、舞之、蹈之，到了忘我的地步，感人至深。 藏书特色 陈氏向山阁藏书的特色，是多宋元刊本及罕见之本。仅从其《经籍跋文》记载来看，光是经部书中，向山阁就藏有宋元刊本及罕见秘本近20种，如：宋刻大字本《周易注疏》13卷，影钞宋嘉定本《李氏周易集解》10卷，宋咸淳吴革本《周礼注》12卷，宋婺州刻巾箱本《尚书孔传》12卷，宋淳熙刻本《礼记注》20卷，宋刻本《礼记注疏》70卷，宋刻小字本《周礼注》12卷，元刻元印大字本《毛诗注疏》20卷，元建安郑明德刻本《陈氏礼记集说》16卷，明繙宋本《仪礼郑注》17卷，明繙宋相台岳氏本《春秋经传集解》30卷，影宋钞单行疏本《榖梁传》12卷，影北宋蜀大字本抄本《论语音义》1卷。等等。另据其《简庄文钞续编》载，向山阁藏宋本、明初本及旧钞本等善本有几十种之多；《简庄缀文》卷三载其所藏宋、元刊本及影宋钞本、旧钞本有十多种，等等。由此可见，陈氏向山阁所藏精善，真可与黄丕五烈士礼居、百宋一廛及吴骞拜经楼、千元十驾媲美。 陈鳣的校勘成就集中于对经书的校仇，而其对经书校勘的成果则主要汇集于其《经籍跋文》一书之中。这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题跋之作。吴骞80岁时，也就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为陈氏此书写了序言。他说：“余与简庄孝廉少日皆酷嗜书籍，购置不遗余力。凡经、史、子、集，得善本辄互相传观，或手自校勘相质，盖数十年如一日。”又说：“简庄精敏果锐，强于记诵，而能专意于经学，又克广揽穷搜。今观所撰诸经跋文，钩沉索引，凡古本为后人窜乱芟并者，莫不审究其原来次第。而字之更改淆混者，一一校正，令人得见本来面目。”(吴骞《经籍跋文序》)因为陈氏精于经学，所以他写的有关经部典籍的题跋均颇有学术见解，且论述精赅。其跋文除对每部书辨讹审伪而外，兼记刊刻岁月、书之款式、得书经过、收藏印记，以及其可贵所在等等，莫不精审确凿，令人如见原书。难怪管庭芬给予了“其功与考定石经无以异”的高度评价。此外、他还有几十篇书跋收集于其《经籍跋文》和《简庄文钞续编》之中。陈氏的这些题跋之作，也是研究向山阁藏书的重要资料。 除向山阁之外，陈鳣藏书处还有六十四砚斋、士乡堂及孝廉居等。其藏书印中有两种别具一格：一是“得 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一是刻他自己的图像印于书上。此外，尚有“海宁陈鳣现”朱文长方印、 “仲鱼过目”朱文方印、“仲鱼手校”朱文长方印，以及“陈鳣考藏”、“鳣读”、“简庄艺文”，等等。　陈氏向山阁藏书在陈鳣死后不久就开始散佚了。《海昌备志》载：“仲鱼既殁，遗书散佚，相国(按：指阮元)为刊《续唐书》于粤东。”据吴骞之侄吴衡照《海昌诗淑》记述，陈鳣死后不几年，其后人不以书为贵，开始卖书，向山阁藏书被苕上一书商廉价买走。衡照尚见书上“题识宛然，图记犹昔，精钞精刻，以其族行”。见到陈鳣为之倾尽一生心血建立的向山阁藏书，于其身后只几年即散去，想起陈氏“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的印章，怎能不令人神伤对于向山阁藏书被苕上书商买去一事，管庭芬在《经籍跋文书后》，中也有相同说法：“鳣以嘉庆二十二年下世，手校手著，尽为苕贾所得。”可见，陈鳣死后四五年，向山阁藏书为苕上书商购走，是确实的。那么此后这批宝藏又流往哪里去了呢据《东湖丛记》记载：“吾乡陈仲鱼征君向山阁藏书，大半归马二槎上舍。”马二槎，名马瀛，子楚材，号二槎，也为浙江海宁人，家有吟香山馆、汉晋斋书室，系浙江有名藏书家。马氏身后，其收藏的包括向山阁原藏在内的大批珍善典籍尚有百箧，归其孙管理。其孙后流寓山东济南，书始零星散出，有些善本被汪鸣鸾(号柳门)购得。此时已是光绪年间了。 相关史料 摘自《清代学人列传》 陈鳣，字仲鱼，号简庄，浙江海宁人。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正。营别业于硖川之果园，在紫微山麓。购置宋雕元椠概近见罕见秘笈甚多。生平专心训诂之学。尝与钱竹汀、翁覃溪、段若膺诸先生游，研究经义，质疑问难以为乐。撰辑《论语古训》十卷、《六艺论》一卷。晚客吴门，闻黄荛圃百家一廛九经三传各藏异本，于是欣然定交，互携所储，往复易校，疏其异同，必使详确精审。暮年归隐紫微讲舍，手自抄撮，成《经籍践文》一卷；虽止寥寥十九篇，而其功不在岳倦翁考定经传沿革之下。 复长于史才，以宋李昉等建议，拟黜朱梁纪年，后唐既系赐姓，收之属籍，又有大勋劳于唐室，宜可继承唐之坠绪。石晋叛宗邦而附异族则削之。南唐为宪宗五代孙建王之玄孙，祀唐配天，不失旧物，尤当大书年号，以临万国。用戚光祖例，取南唐接后唐，而上溯天祐，至十九年中虚其统，成《续唐书》七十卷。凡为：本纪七，表四，志十，世家十三，后妃传二，宗室传二，诸臣传二十九，外国传一。其间十志，具存五代典章制度，足补薛、欧所缺。余尚有《简庄疏记》十八卷，《陈仲鱼文集》八卷，《河庄诗抄》一卷，对策一卷。

　皇权是至高无少的，好词必须全给他们用上。

　努尔哈赤（1616——1626）的年号为“天命”，意思是他的上位是“天命所归”，自己是在“替天行道”。《书·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且人之生也，贫富贵贱，夭寿贤愚，禀性赋分，各自有定，谓之天命，不可改也。”另外，《左传·宣公三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刘琨《劝进表》：“臣闻昏明迭用，否泰相济。天命未改，历数有归”韩愈《请迁玄宗庙议》：“太祖景皇帝始为唐公，肇基天命。”

　皇太极在称帝之前，年号为“天聪”（1627——1635）。白居易在《贺雨》诗中称：“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可见天聪是表示皇帝耳聪目明，虚心纳谏。

　皇太极称帝之后，改年号为“崇德”（1636——1643），意思是“崇上德化”，封拜赏赐有德有功的人。《书·武成》：“惇信明义，崇德报功。”杨炯《唐恒州刺史王公神道碑》：“考于周典，崇德报功；稽于《春秋》，策勋舍爵。”唐甄《潜书·善任》：“古者列爵惟五，所以崇德报功。”可见会加封有功之人，从而得到大臣们的全力辅佐。

　福临在沈阳和北京两登帝位，年号“顺治”（1644——1661），顺从而大治，指社会秩序井然而安定。《礼记·聘义》：“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贾谊《新书·数宁》：“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正符合当时一统天下、普天求治的需要。

　玄烨年号“康熙”（1662——1722），康为安宁，熙为兴盛，乃“万民康乐安宁、天下兴盛”之意。杨柔胜《玉环记·延赏庆寿》称：“民熙物阜岁时丰，三边烽火息，四海受恩隆。”与康熙时完成全国统一、国富民强的愿望相吻合。

　胤禛年号“雍正”（1723——1735），雍正二字在古代是宫中掌筵席的长官。《仪礼·特牲馈食礼》：“宗人视牲告充，雍正作豕。”可见雍正，乃官名也。雍正上台之前为雍亲王，故得此年号。

　弘历年号“乾隆”（1736——1795），干天坤地，天道昌隆，可见乾隆是希望盛世太平。

　颙琰年号“嘉庆”（1796——1820），吉祥喜庆之意。焦赣《易林·萃之夬》：“千欢万悦，举事为决，获受嘉庆，动作有得。”晏殊《诉衷情》词：“世间荣贵月中人，嘉庆在今辰。 ”吴承恩《元寿颂》：“蒙公殊遇，垂二十年，谒选来都，又出公之敦喻，值兹嘉庆，良有惬于中也。”嘉庆受乾隆太上皇禅让而继，以示吉祥。

　旻宁年号“道光”（1821——1850），大道光扬之意。《晋书·汝南王亮等传论》：“分茅锡瑞，道光恒典。”孟祺《贺平宋表》：“钦惟皇帝陛下，道光五叶。”冯梦龙《新灌园·骑劫代将》：“故此特宽二城，以示恩信，将使莒州、即墨之人，反仇其上，我泽如春，民应如草，道光宇宙，四海延颈。”

　奕詝年号“咸丰”（1851——1861），咸为普遍，丰为富贵，希望天下能够人寿年丰，安康吉祥。

　载淳最初年号为“祺祥”，幸福吉祥之意。曾巩《与北京韩侍中启》之一：“属高秋之在序，惟坐镇之多余，必有祺祥，来宁动履。”《宋史·乐志十三》：“群分非一，祺祥绍登。”

　后慈禧联手恭亲王奕欣发动政变，慈禧和慈安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改为“同治”（1862——1874）。表明上是说沿续旧有的治理方法，《通典·刑六》：“禹承舜禅，与尧同治，必不释二圣而远则凶顽，固可知矣。”暗含的意思是两宫同治，两宫与大臣同治之意。

　载湉年号“光绪”（1875——1908），光大未竟之功业，既暗含要继承同治帝早死之遗憾，又表示能重振清朝国威，重现盛世辉煌。

　溥仪年号“宣统”（1909——1911），宣为大，统为正统，可见宣统是为平息反清浪潮，以正自己的正统性。

　总而言之，这些年号的本意都是极好的。

　可惜年号虽好，但若失掉民心，最终也不可能做到千秋万代，江山永固。

一、古代文献学基础知识

1、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

2、 传统文献学又叫做校雠学，由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所开创。

3、 古典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

4、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5、 古典文献按照问世或流传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最早的传世文献是《易经》《诗经》《尚书》。

6、 刘向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著有〈别录〉一书。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7、 两汉古典文献学的集大成者是郑玄。

8、 魏晋玄学以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风尚。

9、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两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和汲冢竹书的发现。

10、单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词律》。

11、最早的诗文总集是《文选》

12、《百川学海》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流传较广，是中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

13、《古今说海》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

1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综合性丛书。

15、我国最早的书目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制》《四库全书总目》

16、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尔雅》；古代最常见的韵书是《广韵》，它代表了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古代规模最大的词典兼韵书是清人编撰的《佩文韵府》；

收汉字最多的现代字典是《汉语大字典》。

17、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历代著名的类书有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

18、十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

《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

19、我国最早的一书目录是《易·序卦传》

20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是《别录》。

21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讹、脱、衍、倒。

22旋风装又叫做龙鳞装 。

23．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左中郎将”是官职，“伯喈”是字；三国魏曹植的《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陈”是封地，“陈王”是封爵名，“思”谥号；南宋张炎的《山中白云词》，题“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今甘肃天水）是他的原籍，“玉田生”是号，“叔夏”是字。

24 正史中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私人修撰，其余均是官修。

25辨伪的核心内容是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

26纪传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27、我国著录甲骨文第一书是刘鹗的《铁云藏龟》

28、金文，又叫铭文、钟鼎文、彝器款识

29、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

30、汉代人将《左传》与《国语》看作《春秋》的内、外传，认为皆左丘明所作。

31、古书注音方式有直音，反切，注解术语读若、读如、如字。

32编年体史书代表作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

33纪传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

34东汉荀悦所编的《汉纪》全称《东观汉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国史，也是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35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汉书》。

36古书一般格式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周南关雎古训传第一”是小题，列于上；毛诗是大题，列于此行之下。

37汉代人将《左传》《国语》看做是《春秋》的内外传，作者都是左丘明。

38、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叫夺文、阙文。

39、蜀本是指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颜体。

40、杭本是指宋代浙江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柳体。

二、名词解释

1、十家九流：「九流」是指：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 「九流」之上再加上小说家 (代表人物是青史子)，就是「十家」了。由于小说家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有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大受世人重视，所以不入流，只能称做「家」。

2、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历代校勘学家根据本书的上下文义，相同的词语，相同相近的句式，校勘出本书错误的例子很多。

3、祖本：即初刻本，是最早成书刻印的版本，为后来衍生的同一著作各种不同版本的来源和依据。

4、善本：是指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

5、写本：又称手写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非经制版印刷而由手写成书的本子，狭义的写本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唐以前的本子。

6、九经正义：为了统一南北经学，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唐太宗命令孔颖达等人撰写《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义疏，书成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作为官府教材和考试取士的标准经说。后来又有贾公彦作《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成九经正义。

7、别集：是指汇集某一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如《陆放翁全集》《韩昌黎集》《文山先生集》《杜少陵集》等。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依据。

8、《十三经注疏》：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

9、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著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

10、三体石经：魏正始年间在石头上刊刻的经书。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照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完的有《左传》。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上都有很大价值。

11、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