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书呢？笔者在七、八年前就开始思考和探寻这个问题。在一年多前，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眉目。　　一、源头　昆明大学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于2004年5月合并后，改称为昆明学院。

昆明大学建于1984年3月3日。2003年2月，昆明大学合并了原昆明市轻工业学校、昆明市城乡建设学校、昆明市立信会计学校三所中专学校。这三所中专学校都是建国以后才创办的。因此，合并以后的昆明大学图书馆有古籍的可能性不大。笔者在昆明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几经查访，结论是：昆明大学图书馆没有古籍；昆明大学图书馆虽然有一部分线装书，但都是近二十多年来在普通书店购进的线装书，这些线装书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拍照制版后印刷的，因而不是古籍，更谈不上是善本。所以说，原昆明大学图书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像样的镇馆之宝。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于1981年4月。2001年1月5日，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了原昆明师范学校和原昆明幼儿师范学校。昆明幼儿师范学校始办于1978年，即建国以后才始办的，因而有古籍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昆明师范学校却始办于1905年，即始办于光绪三十一年。另外，笔者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查到：晚清时期全国各地的不少书院相继改建成师范学校；昆明地区在晚清时有三大书院。两年前，笔者亲眼目睹了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古籍上钤有五华书院的印章。因此，昆明师范学校有可能是在1905年，由五华书院改建而成的。所以说，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有古籍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几年前，笔者曾听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人说，他们图书馆大约有两千本古籍。

两年前，由于宣传工作上的原因，笔者与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一起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即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在闲谈中谈到了古籍的话题。一位北校区图书馆曾经保管过“古书”的工作人员说：北校区图书馆的“古书”都是民国以后的，并且都被虫吃成了筛眼、一包灰，一碰就碎，没有什么价值。当时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也在场，但他对古籍的话题没说一句话。回来后，笔者越想越不对劲，就对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说，想去看看北校区图书馆到底有没有古籍；那些“古书”真的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吗？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同意了，说等他与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联系好后，一起去看看。

二、初见端倪

时隔不久，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就与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联系好了。笔者就与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一道专程去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看那些“古书”。那天，我们受得了北校区图书馆负责人的热情接待。

当笔者看了四册一套的《温飞卿解集》后，眼睛一亮。它的字的结构匀称；字距和行距合适；墨色浓黑；字迹都清晰；版本是木雕本；纸质比较厚实；纸的老化和氧化程度自然；纸的暗帘较宽；版式大小和装帧形式都与康熙时期的相符；把它靠近鼻子闻一闻，闻到了古籍的那种特殊的香味；只有一个序，序的落款的年代是康熙，序的附近连撕去一页的痕迹都没有，仔细查看装订线，装订线是原装的，没有被拆开后抽去年代较晚的序的情况；从目录查到，这套书共有四册九卷，除其中的两册的前几页有一两个被虫蛀成的小洞外，四册都没有油污和水渍等，四册都基本保存完好；《温飞卿解集》的内容是诗集；这套书是齐全的、成套的。笔者凭收藏古籍十多年的经验，当时就认为《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并且应该是善本。

十多年前，云南省成立省文物收藏协会时，笔者成为了云南省省收藏协会的第一批会员。2010年11月，笔者参加了第二十五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在培训班学习期间，笔者有幸跟李致忠老先生、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徐忆农、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罗琳先生等全国知名的古籍专家学习古籍知识。应学员们的请求，李老先生讲授了古籍的鉴定。笔者从多年收藏的古籍中，挑选了十几册（种）请李老先生鉴定。李老先生的鉴定结果是:十几册（种）都是古籍，没有赝品；其中有三册（种）还是明代的古籍。

另外，笔者还在北校区图书馆看到了二十来个装满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书柜。其中古籍大约有两千册左右。在古籍中，除《温飞卿解集》和同治、光绪时期的几套古籍成套外，其余的古籍都不成套，不齐全。在这些古籍中没有发现活字本，也没有发现套印本。在其中的几本古籍上钤有五华书院的印章。

这二十来个书柜，每个书柜都有两扇用茶色玻璃做成的梭门（滑动门）。对这些书所采取的防虫蛀的措施，只是放了一些旱烟叶。并且这些旱烟叶是几年前购买的，已经闻不到旱烟味，也就几乎没有防虫蛀的效果。这些古籍中有一小部分被虫蛀成了筛眼，但字还是能够辨认出来的。有几册古籍的卷首和卷尾已成了碎片，但卷中可能还是可以修复的。其余大部分古籍都基本保存完好。此外，那些民国时期的图书也都基本保存完好。笔者看完这二十来柜书后，觉得：除《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以外，其它两千册左右的古籍都是清中晚期的；其余的都是民国时期的图书。这二十来柜的书的价值不小，其中《温飞卿解集》最为珍贵。

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说，这批书有一万本。但只有数字，没有书的花名册，更没有具体年代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说明。

从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回来后，笔者及时向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做了汇报。同时还向图书馆领导提出三个建议：

1．目前对那些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防虫蛀的措施不得力，可以先买一些樟脑精或樟脑丸之类的防虫物品防虫蛀。等向院领导汇报后，批到经费，再采取更为有力的防虫蛀等的保护古籍的措施。

2．由于云南大学图书馆有十几万册古籍，其中有一套还是宋元刻本，还有明代的一些孤本。他们馆的古籍专家鉴定古籍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而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与云南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比较熟悉。因此建议：由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出面，请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鉴定那些古籍。

3．目前对那些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管理比较混乱，应加强管理。

三、有了眉目

事隔不久，即在一年多前，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叫笔者与本馆的党委书记一道，陪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古籍专家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鉴定那一万册左右的书。这位古籍专家是古籍方面的硕士。

陪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到了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之后，笔者欣慰地看到了那二十来个书柜里，已放进了一些樟脑丸。尽管进屋后闻到的樟脑味还不够浓，但多少还是起了一些防虫蛀的作用。

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把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仔细地看了一遍。并且同时做了一些记录。然后回到云南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和上网考证。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并且是善本。

2．其余古籍是清代中晚期的刻本，且多半不成套，不齐全。

3．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中，有两千册左右是古籍，其余是民国时期的图书。

4．这一万册左右的书的价值不小，比较珍贵。

5．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中，《温飞卿解集》的价值最高，最为珍贵。

综上所述，《温飞卿解集》是笔者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昆明学院图书馆目前总建筑面积达40075平方米，现在藏有印刷型（纸质）图书135万册，电子图书123万册（种），现有阅览座位总计3300余个，每周开馆时间可达100余小时。现有在校学生1万5千人左右。如此规模的高校图书馆，如今总算有了比较像样的镇馆之宝。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好这一镇馆之宝！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8YNSKNO059）阶段成果之一。该课题的负责人是昆明学院图书馆的祁跃林研究馆员，本文作者是该课题组的成员之一。

（责任编辑 刘 新）

　　1928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中国***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杨守敬一生专治地学，历经师生三代而成的《水经注疏》，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足以作为清代三百年地理学研究中的终结性代表，但该书的出版刊行命运多舛，其中的风风雨雨，徒增当今关注民族文化和正统学术人士之感慨。但聊可欣慰的是，当今民族文化似有复兴之迹象，对杨守敬的关注和重新审视即为一例。

杨守敬（1839—1915年），字鹏云，号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曾七次公车不第，48岁时方绝意科名，专心著述，以名山事业为己任，孜孜求索，博学多通，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方志学家和书法家。42岁时曾应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召赴东京出任使馆文化随员。在日期间，搜集流失在日本的中国古籍凡5大车，10万卷册以上。同时在日本大力弘扬中国的书法艺术，其书法古茂恣肆，直逼汉魏，近代日本书坛崇尚北魏风骨，实多出于杨守敬的倡导，故在今日东瀛有尊杨为书道之宗一说。杨于1884年回国就任黄冈教谕。1889年受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聘出任两湖书院地理教席。杨守敬是清末同时代学人中惟一堪称大师级的湖北籍学者，其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是划分古近代该学科分界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尤以《历代地理沿革总图》和《水经注疏》为代表。著名学者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述清人地理学研究时说：“守敬实集清代三百年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其专心致志真可惊也。”与杨同一时代的国学大师罗振玉曾将杨守敬的”地理学”、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推尊为清代三“绝学”。

《水经注》是北魏著名学者郦道元毕一生之功而成的中国历史地理学鸿著，凡40卷，引诸史、地记、杂著数百种及亲身考察所得，详见水道千余条，叙其地理变迁沿革，旁及城郭、风俗、土产、人物等，是继《山海经》、《禹贡》之后中国地理学的经典名作。自郦道元以后，许多学人将《水经注》的考订注释引为毕生之学，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继明末大家顾炎武对《水经注》的研究卓有成就后，清代出现了沈炳巽、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孙星衍等专治《水经注》的五君子。

杨守敬绝意科名后，立下宏愿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水经注》，除大量收罗有关书籍资料（其观海堂藏书时与湖北名宿柯逢时的收藏并驾齐名，其藏书之富，一时雄视国内），同时也进行了艰难的长途实地考察，并在此前作了大量的学术准备，为《水经注》的终结性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著《禹贡本义》、《汉书地理志补校》，以溯其源；撰《三国郡县表补正》，以考其世；著《隋书地理志考证》，以究其委。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将《水经注疏要删》先行刊布发行，继之又于宣统元年（1909年）刊刻《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并由此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当时学者名士推崇他的研究是“旷世绝学，独有千古”。杨守敬与其得意弟子枝江人熊会贞一道，从逐一检出注语出处入手，注于书眉行间，用书八部，朱墨遍满，然后比勘前哲得失，订于一时，历30多年“无间寒暑”考订著述，洋洋百万言之《水经注疏》大功垂成。辛亥革命后，杨守敬到上海避难，依靠湖北名人柯逢时、张之洞幕府旧友梁鼎芬及沪上学人的资助，在“卖字为活”以及替他人鉴赏碑版古籍、题写跋记的同时，继续他的《水经注疏》杀青工作。同时他又竭力为筹划《水经注疏》的出版刊印而四处奔忙，甚至于不惜晚节委身于北洋政府。

他向黎元洪写信要求将其所编《历代地理沿革总图》“饬下各省学堂为地理教科书”；向财政总长梁士诒写信，婉转请求政府资助《水经注疏》的出版（后民元政府“赠以刻《水经注疏》贰佰元”）；向段祺瑞、赵尔巽、周树谟等政界要人写信求援，希望能够得到他们在刻版上的支持。同时向远在日本的罗振玉推介自己的未刊著作，商量《水经注疏》的雕版事宜，为了尽早成书，不惜将自己收藏多年的珍本图书给罗出版。另外还给湘中名儒长沙岳麓书院山长、晚清治理《水经注》的另一名家王先谦写信，要求在湖南永州代觅价廉工精的刻手。直至后来不惜背上被清朝遗老唾弃的骂名出任民元政府的参政，其目的就在于风烛残年将自己呕心沥血数十载的《水经注疏》雕版问世。杨守敬多次强调“此书不刊行，死不瞑目”，但直至1915年辞世前，这位“常以名山之业为念”的邻苏老人终未能看到自己倾注毕生心血的《水经注疏》的出版。

在杨守敬生命的最后时刻，《水经注疏》仍在纂辑、疏证、校理之中。杨在临终前将该书托付给弟子熊会贞，并嘱咐家人每年以租米20石为熊的衣食之资。熊会贞铭记恩师遗嘱，蛰居武昌杨氏菊湾府中，“无间寒暑，志在必成”。经过22年的不懈努力，“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易，略已初定”，以长沙王先谦合校本起草厘订为40卷，154万字。1930年日本学者森三鹿派遣松浦嘉三郎来到武昌，要求以重金买《水经注疏》的抄写副本，熊会贞以“大夫无域外之交”而坚拒之。后来杨氏后人暗中将稿本卖与他人，熊会贞获悉后悲愤交集，自缢而死，与稿俱逝。1936年，在熊会贞弥留之际，将《水经注疏》稿本的最后补订工作再次托付给枝江同乡、燕京大学研究生李子魁。

杨守敬、熊会贞师弟两代历50余年心血的《水经注疏》稿本引起海内外普遍关注，除日本所谓汉学界多次以各种方式觅取其稿而最终不得外，当时的国民政府有关机构也向杨氏后人多次索购不得。“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从学术和军事价值等方面出发，要求对杨氏原稿予以保护和强购。1938年6月10日，陈立夫任部长的教育部向湖北省政府发来密咨，要求湖北省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将杨守敬藏书及《水经注疏》原稿“迅即设法购买或强制代为迁移至安全地带，以免落入敌手”。湖北省政府派员赴杨府与杨的后人杨勉之多次洽谈后，杨后人主张自行解决保护问题，并拟运回宜都老家保存，而当时单独将《水经注疏》原稿寄存于汉口同济信托公司。

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经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等人商量，与杨氏后人杨勉之签订了刊印《水经注疏》稿的合约。决定由教育部会同中央研究院一次给付杨氏后人3000元，书稿交由中英庚款董事会管理，由商务印书馆设在香港的印刷所出版刊印。7月30日，湖北省会警察局第五分局专员与省教育厅董宗海等人护送杨氏后人从同济信托公司取出原稿后，送到汉口黄陂路75号傅斯年寓所，后由傅斯年坐飞机将原稿带到了香港。经多方动员，由湖北省政府将杨守敬的其他藏书10大箱，共计6093册，各类地图80幅，从杨的后人手中收购后于武汉沦陷前运至巴东交由省图书馆管理。杨守敬的其他大部分重要藏书已于1914年由当时的国务院收购，庋藏于故宫博物院，成为我国历史文献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守敬留存于湖北的藏书初期存放于巴东江北柚子树，为避免敌机轰炸，1939年8月，经重新整理编目后，由巴东转运至兴山县屈洞乡兴隆寺山洞里。时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谈锡恩，为保护杨守敬藏书和其他重要图籍、版片，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住洞守护，直至1941年3月转运恩施为止。抗战复员后，这些图书重又迁回武昌蛇山南麓的省图书馆。

傅斯年将《水经注疏》原稿带到香港后，由于当时国内正处于抗战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及时将有关款项拨付印务所作先期运作。1941年11月6日，日本天皇批准了对香港的作战计划，12月25日晚香港沦陷。其时，《水经注疏》的命运我们不得而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傅斯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西迁昆明，后又迁回四川，相信他一定无时不在关注《水经注疏》的下落和命运。后来将书稿带到台湾，肯定与傅斯年的关注和努力分不开。但一直到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傅斯年未能履行当年的合约，将《水经注疏》刊印出版。

受熊会贞重托负最后校订之责的燕京研究生李子魁并没有辜负先人的期望，无论是在战时的重庆，还是复员后在家乡湖北，一方面继续做好该书的补订校对工作，一方面也是积极筹划出版刊行，以慰先师在天之灵。在感叹于商务印书馆未能公开刊印之余，依靠自身单薄的力量，于1949年12月前，得时任省图书馆职员的杨守敬宜都同乡向宜甫及另一同乡姚海航私人赞助，用自己的教学薪金，刊印40卷《水经注疏》中之前3卷。在现存的该书第3卷尾用毛笔写的“本书刊印费由姚海航、向宜甫两君及余之教学薪金凑合而成，今后再无力继续出版了！”注语，使人不禁为之潸然动容，嗟噫不已！

1949年1月，傅斯年将当年从汉口带到香港后又辗转回到内地的《水经注疏》正稿，随同历史与语言研究所保存的其他图书文物迁移到了台湾。50年代初期终于在台湾，由台北中华书局将其影印出版。而在内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武汉收藏家徐行可手中购买到熊会贞生前写订，与傅的正稿同一书抄写的《水经注疏》副稿本。该稿本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史学界成立了以吴晗、范文澜、谭其骧等为主的“重新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任务是编绘一部《中国历代地图集》，以供毛泽东读史之用。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前中央图书馆藏《水经注疏》另一稿本。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负责人李一氓建议重新整理出版《杨守敬集》。1984年5月5日，由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谢承仁为首的整理小组正式成立，收录包括《水经注疏》在内的杨守敬一生40余部重要著作的《杨守敬集》于1988年4月起陆续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作为目前地摊上的古籍古董一般来说来的渠道是多样化的。有从老宅子。翻新拆迁淘来的。还有有的家庭在搬迁的时候处理的。多数的古籍善本惠氏从。废品站收购站二死回收回来的。当然也不排除1些。相应的收藏家收藏机构由于后人对于这些古迹上门不太了解，不太懂，所以低价转让的。祝您心想事成，开心每一天，每一生。

有云南省图书馆、昆明市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等。

1、云南省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是云南省“一级图书馆”，是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2008年入选首批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创建云南省图书馆，民国20年（1931年）改为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民国37年（1948年）昆华图书馆和志舟图书馆合并称为云南省立昆华图书馆，1953年定名为云南省图书馆。2004年云南省图书馆正式开开放。

据2018年11月该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云南省图书馆建筑面积326万平方米，有18个阅览室，设有14个机构部门，在编员工199人。

截至2017年6月底，图书馆馆藏普通文献339万册（件）、电子文献502万册，其中5956万册古籍文献、8万册地方民族文献，有130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昆明市图书馆

昆明图书馆始建于1926年，1958年重建，1987年在东华小区建成新馆，2006年昆明市政府共投资1千多万元对昆明图书馆进行装修改造，装修改造后的新馆占地面积10亩，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为国家地市一级馆。

昆明图书馆属综合性普及型市级公共图书馆，为广大读者提供借阅、参考咨询、公益讲座和展览服务，同时承担着昆明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市级支中心建设，统筹全市“农家书屋工程”。目前，昆明图书馆已完全实现了全免费服务。

2018年12月，被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布为全民阅读示范基地。

3、云南大学图书馆

云南大学图书馆始建于1923年，经过83年的建设，云南大学图书馆已经发展成为典藏丰富、功能齐全、布局合理、设施先进、能够体现现代综合性大学图书馆特色的高校图书馆。另外云大书苑于2014年在鲁史古镇建设中，将为云大添另一份彩。

2018年11月24日，在2018中国科幻大会上获得图书馆优秀组织奖。

4、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

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创建于1954年。1999年9月，因昆明理工大学与原云南工业大学合并，组建成新的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分设于呈贡、莲华，新迎三校区。

建馆多年来，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已发展成为多功能的现代化大型图书馆，是学校教学科研和服务育人的重要基地。它以其特有的教育和服务职能，在学校教学科研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5、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于1951年建馆。1991年新馆落成，为六层四合院玻璃钢封顶建筑，面积达8,659平方米，建筑宏伟，秀丽，采光好，布局合理，是读者学习研究的最佳场所，由楚图南先生题词，周恩来总理手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石碑。

分部图书馆面积为5856平方米。呈贡新校区在建新图书馆为39850平方米。

图书馆共设有32个阅览室。其中包括：文、理科参考阅览室、教师研究生阅览室、“两课”参考书阅览室、“伍谢瑞芝文库”阅览室、民族古籍和线装书阅览室、古旧书阅览室；

汉文版民族地方文献阅览室、外文书刊阅览室、亚基会赠书阅览室、内部参考阅览室、存本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学生自习室等。

——昆明市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云南大学图书馆

——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周作人在其《饭后随笔》中谈到叶德辉，说叶为皇帝选秀女，皮包不住胆，捷足先登，所辱秀女后来当了农会干部，叶自然不免一死。丘良任编《竹枝纪事诗》中长沙竹枝诗云：“施施两个丘中有”，典出《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讥笑叶德辉和王先谦是麻子，反映了当年在长沙抢米风潮中叶、王两人囤积居奇，为富不仁的事实。周劭《黄昏小品·雪夜闭门读禁书》提到叶德辉编有一本小书，每逢家宴，赠宾客人手一册，内容惊世骇俗，可惜周劭语焉不详；又说其书可能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V Gulik写作《中国古代房内考》大有补益，似乎是指叶德辉从日本永观年间(982~984)丹波康赖氏编《医心方》一书中辑录的中国古代房中经典四种：《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和《洞玄子》。这四种书后来成为《双梅影庵丛书》的一部分。以上所引，一鳞半爪，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不过，有一本书很难得，是对叶德辉最有发言权的人写的，这就是杨钧及其文集《草堂之灵》。杨钧(1881-1940)，湖南湘潭人，其兄杨度为中国近代政坛的风云人物，兄弟俩同受业于湖南硕学王湘绮。从书中可以看出，叶德辉与杨钧过从甚密。叶对人说杨“能自成门户，起衰之功，可比韩愈”，推崇如此。可杨钧并不领情，说叶性格“至乖僻，不近人情”，“骄慢”等。

谈到叶的书藏，杨钧称叶为湖南第一藏书家，版本之考究为湘冠，如叶曾藏有宋胶泥本《韦苏州集》（实为明活字本）、宋朱熹同榜题名录等。伴随着湘军中兴，晚清湖南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方重镇，桐城派自皖至湘，似乎也形成了一支文化上的中兴“湘军”。在这种人文传统里，叶德辉跻身湖南第一藏书家，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皕宋楼被日本人廉价收购，江南典籍为之一空，此为我国书坛的一页痛史。原清华大学教授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将叶德辉列于清代最后一辈藏书家，并寄希望曰：“吾人为文献计，甚望其能长守故都也。”这最后的希望也将成为浩叹。杨钧写道：“（叶）身死之后，以其宅为图书馆，后发还，然所损失，则无人理会。”

论学方面，杨钧对叶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叶母去世，杨诔曰：“佳儿诚博学，但与我门庭各异，只谈风月不谈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一本专言古籍版本的书，宋雕元刻，如数家珍。杨钧从小的方面补叶所未见，从大的方面抓住叶论措辞不严谨的毛病，几乎将其一生安身立命的学识完全推翻，并断言“专言版本者无功于学问”。对叶的《经学通诂》也说：“幸无人读，否则亦可贻误后生。”叶德辉的儿子似乎比皕宋楼的后代强，还算是肯堂肯构，然则人力终不敌气运。他对父辈之争总结道：“吾父著书，与白心（杨钧号）大异。吾父仅集前人之说，而不辩论是非。白心己见太深，砉然独断。”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同庄子和惠施的往复辩驳，没有了叶德辉，杨钧也许会感到寂寞吧。

说杨钧的《草堂之灵》难得，从一细微处可得到证明。比起那些隔靴搔痒的传闻，杨钧在书中准确记录了叶德辉的忌辰：旧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申刻。叶德辉之死本不足为道，可是不久遥远的北方传来大学者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消息，王国维自杀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谜语。一时议论纷纭。陈寅恪在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道：“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周作人取此说），不关满清之灭亡”。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曰：“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拈出了这一句式，谓“两非逼一是”。另有一说，即王自杀，因叶被杀。这不是空穴来风。杨钧当天也被农会抓去审问，他事后写道：“彼时之余不仅不能救叶，且不能自救，更不能如王国维之自杀。”这句话象一条无形的线将三个人的命运拴在了一起。这只是杨钧的一家之辞。还是一代史家陈寅恪破人我之执，得历史理性之“鱼”，在挽王国维的碑文里发出振聩欲聋的声音：“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这句话也成了陈寅恪自己一生的写照。

叶德辉、不论如何评说，此人至少总是个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刻书家。但多年来此人似已被遗忘。据说1957年古籍出版社重印过他的《书林清话》。大概和那阵“早春天气”有关。鲁迅早年钩稽古籍不止一次提到叶氏刻藏。《鲁迅全集》(1981年版)有四条简要注释。两条说他是湘潭人，两条说是长沙人，都不错。时下又有叶氏辑刻《双梅影闇丛书》面市。影印本、排印本合成一厚册、自右向左直行读过去又自左向右横行读回来，立足现代而发思古幽情，市场操作与文化意趣兼备，妙！由影印摹想原刻，谓之精审，不为过当。叶氏自号郋园。郋，许慎故里，可见其自视志向。这么一位人物，名声事业、几至不传，大概和他的死有关。 《双梅影闇丛书》。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李零、郭晓惠等译)，相当长篇幅引述《丛书》所收“房中书”五种（《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在简述叶氏搜求辑佚校勘经过后指出：“叶德辉的书证明，他是一个博学严谨的学者。这亦可从他对这五种书的处理方式得到证实。”顺便谈及他的死，说《丛书》的刊印，“他因此大大触怒了当时的旧派文人，使自己的学者声名扫地以尽。他是那样不幸；甚至惨遭匪徒杀害也未能引起任何同情”。“同情”与否，系于观点、立场，不可一概而论。“扫地以尽”，也许说得过于严重。“匪徒杀害”，则大大有悖于吾人之观念，难以认同，务必澄清。所以，译者于此恪守国情民意特特加注：“叶氏是1927年被长沙地区的革命群众作为‘反革命’而处决”。看来还是太简单。新时期小青年不明究竟，可能误生歧义；以为因这么一部《丛书》而成了被处决的“反革命”，太离谱了。

革命群众“和尚打伞”而处决“反革命”。不过如探囊取物耳。陈年旧事，宜粗不宜细，似可单说这个叶德辉，固然满肚子学问，但其一贯表现，的确够呛。按其生平，似乎是专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戊戌变法，他攻击梁启超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著书立说，批驳康有为。湘人唐才常在鄂起兵反清失败，他竟至编述《觉迷要录》，以为“康梁逆案之定谳”。辛亥，湖南独立，唐的儿子唐蟒任湖南都督府军政部长，怀疑唐之被害与叶德辉有关，将叶逮捕，旋获释。以后，他又拥戴袁世凯称帝，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井自任会长，请愿“劝进”。其实，这位帝制迷，晚清末季，已吃过“帝”的苦头。19l0年，他趁湖南水灾，积谷万石，引起灾民抢米风潮。此时的大清自身朝夕不保，为平民愤，将这位“进士”公“削藉”。功名、面子、统统丢光。次年，其“精神家园”大清皇朝于焉颓圮。一日无君、惶惶如丧家之犬，“终极关怀”便到了袁大头头上。此等花岗岩脑袋，在革命大潮迭起迭落的1927年碰个粉碎，时也，运也，命也。况乎此公又是自己“跳了出来”，正所谓“在劫难逃”，罪有应得。

说起叶德辉被“处决”直接原因，历史风霜，文士戾气，均富韵昧。是时也，“一切权力归农会”，叶德辉还是当他的长沙总商会会长。大概韬晦为计，“表现”尚可。不知逢何盛典，“农会”请这位大名士写副对联。也许鬼使神差，多半“气候”促成，骨鲠在喉久矣，今日一吐为快，叶进士大笔一挥，写下：“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彘六畜满堂。”横额是：“斌尖卡傀”（长沙方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此言闻于湖南文艺出版社朱正老师，朱老言华，评曰：“自己找死！”的当之至，也是一幅好“横批”。叶氏时年63岁；是日也，1927年4月11日。稍为推寻，这日子历史意味深长，足令后人感慨莫名：冥冥中果有定数耶？

后八年，《郋园全书》由其家人刊行。据闻，《全书》刻版及未刊遗稿存于长沙坡子街叶氏藏书楼“观古堂”。1938年“文夕”大火，玉石俱焚。大部藏书，则由日人购掠而去，流散彼邦，杨树达先生有《〈郋园全书〉序》，对叶氏为学，推崇备至。杨先生持学严正，不轻易许人。如对其最敬服的孙诒让、王国维，亦“时有献疑，未甘阿比”。又如对其自称“私淑王氏”之念孙、引之父子，“昔校《汉书》《淮南》，于高邮之说，多所纠摘”，的确有“吾爱吾师，更爱真理”气象。至于下段文字，更可见杨先生学术上堂堂正正，一是一、二是二之风范：“郭君鼎堂神识敏锐，创见独多，顾其善者高出青云，次者或下沦九地。此如剽悍之将，性喜陷阵，搴旗斩将，每见奇功，而覆车溃众，时时不免。盖建立统系，为业至艰，而语语求通，不为丘盖，瑕瑜杂见，固其所也。”评郭氏学，切当中肯，人所难道情见乎辞，善意美言，不应误会而大概终于有所“误会”。此为题外言。题内言：杨之序叶，也是情见乎辞，易误会为古之“谀墓”，今之“悼词”，死后个个“完人”，和前述叶之“反动”种种，似乎难以接轨搭界。这大概是因为叶氏去之尚不甚远，恶名昭昭，熟知其事尚有存者之故。读小说《曾国藩》或堂而皇之《曾国藩全集》就不同，很少人知道或知道也并不计较“曾文正公”民间别称“曾剃头”。至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瘦金体”的宋徽宗，人们只欣赏好词好画好书法，其为腐化堕落反动极的“亡国之君”，与尔汝伊吾何干？这倒并非完全是厚古而薄“近”，主要是他们的恶德罪行，今人并未身受其害，当然没有切肤之痛，所以顶多作为历史教洲注意而不念旧恶。但他们创造或传下来的、以文化形式呈现的“遗产”，却仍在“现实”中流动着，和今之人一块“活着”，并以其智慧和美的魅力，颠倒世代众生。这类遗产有“物质”的，大半是“精神”；即使是“物质”的，也已升华为“精神”的。具体到叶德辉(以及周作人一类人物)，综其平生，终归应入“懦林传”。叶氏观古堂藏书曾达二十余万卷，一时有“富甲海内”之誉可证。文人戾气。自我膨胀，“长沙里手湘潭票”，以为才足以“兼济天下”，实则不识大体，螳臂当车逆历史大潮而反动之，只宜以不自量力、可恨亦复可笑视之。大浪淘沙，尘埃落定。我们似乎能以从容平静心态，读杨树达作于1935年的《郋园全书序》。

杨《序》开篇把叶氏学术文章，置于晚清文“湘军”胜业大背景中，叙述真人真事，勾勒叶德辉，为之定位。学术大事，鄙陋如我。不识高低，只能照抄：“吾师湘潭叶园先生，早岁登朝，谢荣归里，杜门却扫，述作自怡，于时长沙耆宿有湘阴郭侍郎玉池先生、湘潭王孝廉湘绮先生、长沙王祭酒葵园先生，皆东南物望，坛坫盟主。先生于诸老倾挹有加；宗风各异。就中祭酒谷虚成德．见先生会试闱作，击节叹赏，忘其年辈，投谒先施。谓往者视学江南，续仪征阮氏经编。江皖耆彦．经求纷纶，湘士卑卑，怀惭抗手，今得吾子，湘学其有幸乎！暇阅祭酒刊撰《世说》，缘先生一言指谬，索还赠本；隳板重镌。他如理董班史，甄录精言，音辑骈词；多资攻错。尽言虚受，学林鱼水，识者两归美焉。”晚清文“湘军”中，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当然是领袖人物。比他们年轻二十几岁的叶德辉属颖出新秀。尚可补说几句的是：郭嵩焘、王先谦早年皆曾入曾国藩幕，文武“湘军”有难解之缘。郭成了著名的晚清外交家，属睁眼看世界人物。王先谦则是帝制迷。排康粱而拥袁氏，与叶德辉同一战壕。但他早去十年，如果也活到20年代，结局怕同样不妙。大概正因他“寿终正寝”早，所以“解脱”也早；80年代他的《汉书补注》和《庄子集解》即先后重印出版。出版说明称前书“为目前《汉书》之最佳注本”，是“学习研究西汉史的必备之书”：后书“为本世纪以来研究《庄子》者所必读”；历史在这里又显示出取其大端的宽容和理性一面。杨序“理董班史”数言；诚言之不虚，王先谦《汉书补注》“同时参订姓氏”名下，赫然写明“叶德辉字奂彬湖南湘潭人进士官吏部主事”。在历述叶氏经史艺文诸方成就后，杨先生作如下论定：“尝谓自来经术，莫盛有清，先生生丁末季；殿彼一朝，大可理初，愧其博洽，渊如西庄，逊其专谐。信学林之伟业，旷代之鸿儒。”持论当否，我未能知。且待治“湘版’书业史、湖湘文化史之大匠学人，勾稽梳理，再为评议。

《辽东诗坛》所载叶德辉死事《书屋》杂志曾先后发表过《叶德辉之死》、《是是非非叶德辉》等文章，使人深受启发，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现将我所发现的几则史料披露如下，或许能补前两文之不足。

《辽东诗坛》创刊于1924年10月，主编为日本人田冈正树（字淮海），月刊，线装，长三十二开，诗人如陈三立、郑孝胥、樊增祥、陈宝琛、陈衍、黄节等，学者如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书画家如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等，以及段祺瑞、吴佩孚、于右任、汪精卫、戴季陶等政要均有诗作揭载。1925年6月第六号开设《著述绍介》专栏，首篇评介的是叶德辉《说文读若字考》，作者为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1867～1949）。松崎鹤雄1910年往长沙拜叶德辉为师，1920年起任职于满铁大连图书馆。

叶德辉1927年4月在长沙被杀，松崎鹤雄当即撰写《叶德辉传略》，发表在《辽东诗坛》第二十三号（1927年5月）上，第二十四号还刊登了《叶郋园殁后之消息》。这两篇文章对研究叶德辉大有裨益，而世无知者——《辽东诗坛》传世颇稀，故转录于此（原文无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