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吴乘权、吴大职

类 型：文选

成书时间：1695年

必读理由

这部书由于所选文章短小精悍，大多脍炙人口，易于记诵，因此成书近三百年来，受到了读书人的偏爱，在一般群众中也流传甚广。

创作背景

《古文观止》的编者是清初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吴乘权、吴大职叔侄俩。乘权，字楚材。一生研习古文，好读经史。康熙十五年（1676年）就在福州辅助先生教伯父之子学习古文，后竟以授馆终其一生。除参与选编《古文观止》外，他还同周之炯、周之灿一起采用朱熹《通鉴纲目》体例，编过一个历史普及读本——《纲鉴易知录》。大职，字调侯，也是嗜“古学”而“才器过人”。他一生的主要经历，是在家乡同叔父一道教书。

二吴编撰《古文观止》费时有年。起初，他们只是为给童子讲授古文编了一些讲义。后来逐年讲授，对古文的见解越来越深，讲义越编越精，以致“好事者手录”而去，“乡先生”读后有“观止”之叹，劝他们“付之剞劂以公之于世”。这样，他们才“辑平日之所课业者若干首”为一书。书稿编好后，即寄往归化（今呼和浩特市）请吴兴祚审阅。兴祚，字伯成，号留村，为乘权伯父。他官至两广总督，时任汉军副都统。他“披阅数过”，以为此书于初学古文者大为有益，便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端午节为书做序，且“亟命付诸梨枣”。这样就有了《古文观止》最早的刻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古文观止》的许多译注本，都是用中华书局本为底本。中华书局本实有两种：一是1959年本。这是由原古籍刊行社转来的本子，此本“据映雪堂本断句，并校正了个别显著的错字”。二是1987年本，即安平秋点校本。此本虽以1959年本为底本，但用映雪堂原刻本复核过，用文富堂本、怀泾堂本、鸿文堂本参校过，还用相关史书、总集、别集所收古文校勘过，而且补录了二吴之《序》和乘权所撰《例言》。因而它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好的版本。

作品缩写

明清以来，出现过许多古文选本，若论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至今还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莫过于《古文观止》。它能长传不衰，与二吴编书的指导思想迥异于人大有关系。

前人编古文选本，有的是借点评以泄愤世嫉俗之忿，或提倡一种义理、张扬一种精神；有的是借选古文，标榜一种流派，推行一种文风。虽然两者都介绍古文的思想、艺术特色，但尚理、尚文，各有偏重，都难免有用意狭隘或独守门户之嫌。二吴不是这样，他俩“杂选古文，原为初学设也”，既要供先生“课弟子”用，也供“童子”“肄习”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编一本老师可用来讲授、学生可用来自学的古文教科书。既然如此，就要求：一、编者选篇合理，态度公允、客观，打破门户之见，真正选出古文中的名篇佳作，使学子能比较全面、正确地认识历代古文的精神特质和艺术风貌，二、编选体例合理，要适应教和学的需要，特别要便于自学。这两点，二吴都做到了。

先说选篇。《古文观止》共选自周到明61位作者的古文222篇（中有骈文4篇），其中西汉以前（包括西汉）文100篇，西汉以后文122篇。西汉以前文中，《左传》有34篇，《国语》有11篇，司马迁有15篇。西汉以后文中，唐宋文有94篇，明文有18篇。而唐宋文中，“八大家”占78篇。八家中，韩愈有24篇，柳宗元有11篇，欧阳修有13篇，苏轼有17篇。可见，《古文观止》所选古文，主要来自先秦文、西汉文和唐宋文。应该说，各期古文在选篇中所占份额，大体能反映出古文盛衰的历史状况。书中不但有大家的代表作，还收有虽非出自大家却在古文史上卓有影响的名篇，因而选篇中精品多，覆盖的作者面较广。又由于注意选入各家不同题材、体裁、风格的作品，因而能使初学者较为全面地了解诸大家古文的艺术特色。而选篇数量适中，更给读者含英咀华、收尝鼎一脔之效，提供了可能。

再说体例。本书体例亦“为初学设也”。全书篇目按时代先后分为12卷。每篇于重要文字加圈点以引人注目，又于语气停顿处加圆点断句以便句读，同时还做了评注。二吴认为评注兼有对初学者十分有用，说：“古文评注兼有方能豁然。若有注无评，或有评无注，譬若一人之身，知其有面目而不知其有血脉，知其有血脉而不知其有面目，可乎？是编字义、典故逐次注明，复另加评语，庶读之者明若观火。”（《例言》）注即注释，一是注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藏古籍辨版本

我国的古籍图书总体上是以雕版印刷形式为主，多种形式（活字、石印、影印）并存的局面。所谓雕版印刷就是把文字刻在木板上，然后用来印书的印刷工艺。先在木板上刻出阳文反字，再在板上涂墨，蒙上纸张刷印出书页。古人称用这种方法印出的书叫刻本或者刊本，现代人把它称为木刻本。木刻本又根据不同情况分成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几种不同的版本系列。周海鹰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原刻本，亦称祖本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第一版，是一部书的原貌和“灵魂”。作者、出版者往往十分重视原刻本，所以大都是精工细刻，同时对纸墨也很讲究，印出的书版面整洁、字迹清朗。一般来说，原刻本印刷的数量不大，所以古籍中的原刻本一直是藏家的首选。

判断一部古籍是否是原刻本，通常要从资料记载、出版者署名、书中的序言、跋语中的叙述去综合判断，有多个序言的古籍，要重视最后的序言是否被抽毁。此外，由于古籍雕版一经刻竣，便不会变动，所以还可用原刻本雕版的尺寸、字数去比对。周海鹰说，清康熙年间编纂出版的《康熙字典》，其中的武英殿内府原刻本是清初的著名善本，但《康熙字典》在清中期、清末，直至民国，翻刻、翻印已不知其许，原刻本与后印本价值差距甚远。从博物馆所藏康熙内府宫装本得知，原刻雕版板框19．5×14厘米，8行12字，小字按双行计。根据这个尺寸与实物一比对，是否原刻本便一目了然了。

翻刻本，也称重刻本或复刻本目前存世的古籍中绝大多数都属此类。翻刻本与原刻本相比，虽然基本相同，但往往因为政治、人为或技术的原因而有所变化，有时还产生一些差错。而且翻刻次数越多，错讹的地方也就越多。因此收藏价值相对于原刻本有一段距离。

翻刻本一般从牌记、序言中可以看出，但不排除少数不良书商为获得暴利，有挖补书牌、抽毁后序、后印改前印的做法。这就需要藏家从书品、纸张、不同时代的刻本特征去综合判断。周海鹰说，尽管如此，但有几种翻刻本倒是值得藏家关注。其一，原刻本已佚失不存，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或流失。那翻刻本也就成了存世的惟一，其珍贵程度不亚于原刻本。其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如历代的官书局，声名显赫的通志堂、汲古阁等等，这些机构往往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工匠，刻工精湛，校勘仔细，纸墨上乘，其刊本以其印刷工艺上精美而提升了自身的艺术价值。三是影刻本。由于古籍中的宋元善本，书写多出名手，并非匠人所为，故字均肥细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墨色清润，印刷皓朗。影刻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如此印出的书与宋元版原刻本不仅内容相同，细节也相符，连版心中刻工的名字，所作的记号均原样保留。此种影摹宋刻的称“复宋本”，影摹元刻的叫“复元本”。古时影刻宋元版古籍最多也最精的是明末毛子晋的“汲古阁”。这些影刻本的价值要大大高于一般的翻刻后印本。

写刻本，是指由擅长书法的人书写上版，有时也有作者自己书写上版的这类刻本数量很少，属木刻本中的精刻精印本，也是古籍收藏中的上乘佳品。由于此类刻本多出于名书家之手，常常一页书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甚为难得。比较著名的有宋代苏轼写刻的《陶诗》，明代夫容馆本《楚辞章句》，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另外，清代扬州诗局也出版了不少这类写刻本。

套色刻本，又称套印本这类刻本是在同一书页上，分次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这种套色印刷技术最早出现在元代，至明万历年间发展成熟。当时刊刻了不少朱墨套印、三色、五色的套印本。这些套印本的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价值的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其经典作品有《程氏墨苑》、《春秋左传》、《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

活字本，即用活字排印出来的书最早使用活字印书的是北宋庆历年间的平民毕升。当时他用的是泥活字。此后陆续出现多种材质的活字本古籍。元代首先用木活字印出《大德旌德县志》；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后创立铜活字，清代又出现了磁活字版的《周易说略》，咸丰七年上海出现最早的铅活字本《六合丛谈》，开近现代铅字印刷之先河。活字本在古籍中所占份额极小，有记载说，流传至今的古籍总共有数万种，但其中有书目可稽考的活字本仅220种，明以前的活字本基本无实物存世。

目前藏家所想收藏的基本围绕着清武英殿木活字“聚珍版”和清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

石印本是由一种特殊的药墨把文字写在纸上，待其微干将它移到石面上，再施油墨印书。这种方法在清末由欧洲传入，由于它省去了繁琐的雕版工艺，所以很快得到了广泛推广和运用，并逐步替代了雕版印刷术。

石印本存世量极多，早先收藏古籍的人对其不屑一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用此法影印的前代古籍佚失后，这类石印本也成了珍品。因此，收藏石印本，要关注那些用宋元善本、明清版画为底本的影印本，一般的石印写本无大的收藏投资价值。

周海鹰说，在古籍收藏时，我们只要认清古籍的版本情况，把握住“善本时间早于乾隆；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的原则，就一定能提高鉴赏能力，淘到更多有价值的古籍。

古籍辨伪

采访时，王令策向记者推荐了四本收藏古籍的入门书籍，一本是毛春翔先生撰写的《古书版本常谈》，一本是《古籍基础知识问答》，再者就是李致忠的《古书版本学概论》和陈国庆先生的《古籍版本浅说》。王令策说，收藏古籍除了要掌握古籍方面的知识外，还应该了解伪造古书的一些伎俩。历来各种藏品都有造假者，古籍也不例外。不法书商任意剜改书名、著者之名，伪造珍罕书者防不胜防。其手段之狡猾，竟使行家也常常陷入真假难辨的窘境。

根据历来古籍书版的作伪现象，王令策认为主要有一下一些方式：

杜撰书名、著者如果某一部书，前代公私书目都不曾记载过，在以后某一时期突然出现，这部书可能是伪书。如明代徐弘祖《徐霞客游记》，不法书商竟将其篡改为《游记名山》，骗人上当。

增删刻书牌记刻书牌记是考证此书的出版人、出版地点和年代的重要依据。版本异同，价差很大。故增删刻书牌记之事，在明清时期时有发生，如今虽未曾出现，但也要多个心眼。

割改序跋肆意割改序跋中的内容，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牟利。

版本杂拼利用一本经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本子，杂拼成一书。古籍《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不法书商硬把三种版式行款各不相同的书瞎拼一气，冒充明成化间刻本。

剜改目录、卷数目录是记录图书的书名、著作、出版、内容的纲目。不法书商常利用同种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产生差异的情况，篡改卷数，删割目录，伪加编造，以残本冒充全书。

染纸造蛀，以充古籍采用染纸和伪造虫蛀的办法作伪。染纸作旧，明代有之，而近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加坡的华人时中国的移民或二次移民，所谓二次移民就是先从中国移民到其它国家然后再移民第三国。

新加坡60年代独立的时候华人占90％，其它主要为马来人和印度人，由于华人生育率逐渐下降，根据2007年最新统计华人只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2％，由于担心主体民族的地位发生动摇，目前新加坡采取措施大力吸引中国留学生，留学生毕业后可以留居新加坡工作，三年后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加入新加坡国籍，政府制定的目标时力争报华人比例保持在78％以上。

吕叔湘(1904-1998)，江苏省丹阳市人，原名吕湘，字叔湘，中年以后以字行。先后入私塾、丹阳白云街高级小学、常州省立第五中学。 1922（18岁）至1926年在国立东南大学主修西洋文学，其间曾借读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多校任中学教员，主要教授英语。1927年与程玉振结婚。1935年7月考取江苏省久任教室公费留学并于1936年2月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后又任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40年）、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42）。抗战胜利后全家随金陵大学迁回南京（1946），1948底离开金陵大学到开明书店。1950年2月，吕叔湘应聘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78年至1985年任《中国语文》杂志主编，1980年至1985年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0年起为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1987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4月被聘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第三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5月拿出多年积蓄的6万元，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的基金。吕叔湘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70多年以来一直孜孜不倦地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涉及一般语言学、汉语研究、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写作和文风、词典编纂、古籍整理等广泛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