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古文的三本经典古书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学习古文的三本经典古书,第1张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甲骨文编》、《金文编》上去了。实际上,对古文字的理解,常比默记更为重要。为了弥补记诵的不足,可以尽量利用工具书。如《经籍纂古》、《说文通训定声》、《新编上古音韵表》、《广韵声系》、《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等书,与学习研究都有裨益。新出的高明同志《古文字类编》、徐仲舒先生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分栏列举不同时代字体,尤有助于学者通习文字的流变。

唐兰先生说过:“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我这些年讲课,屡次介绍这句名言。我体会,唐先生的意思是强调文献知识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研究古文字,必须充分运用文献学的成果。以我所知,著名的古文字学者,无不在文献方面有高深造诣。以杨树达先生为例,先生研治小学多年,但直到抗日战争时避难湘西,才着手考释金文。他所著《积微居金文说》,真是妙义纷呈,创获独多。推其本源,其功力和方法都是从文献研究中得来。又如不久前逝世的陈直先生,所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三辅黄图校证》等多种,均以秦汉文物与古籍互相印证。即使是一砖一瓦,他信手拈来,都能用以说明一定的历史问题。没有对文献的精湛研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前几年,我们整理注释云梦秦简,特立一条凡例:“注释尽可能引用时代接近的古籍及其注释。”就是为便于对比研究。如一味追求高古,援弓《诗》、《书》古训,反与秦简不合。

读古书,首先要读常见书,不可偏好孤本秘籍。最普通的如《史记》,司马迁写作时将《诗》,《书》、《左传》、《国语》等熔于一炉,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本材料,三家注虽不理想,内容却很丰富,足资参考。有人以《史记》为常见,不值得细读,甚至治学多年,还没通读过《史记》,这是不足为训的。

古文字学又不能同考古学分开。在解放以前,绝大多数的古文字学材料得自偶然发现或者盗掘,学者研究甲骨、金文,不能不多靠拓本,侧重于文字的辨析,接触器物本身的机会较少,对出土情况更很难了解。现在的科学发掘材料,有明确的出土记录,其学术价值大为提高,所以学古文字的人不可不具备一定的考古知识。

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相辅相成,把文字考释与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常能解决单凭前者不能解答的疑难问题。研究青铜器,不仅注意铭文,还应观察其形制、纹饰、功能和冶铸技术。研究甲骨,也应该兼顾甲骨品种,修治方式及钻凿的形态。这些年新发现的重要古文字材料,象殷虚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青铜器、周原甲骨和青铜器、淅川下寺青铜器(我认为出令尹子庚鼎的墓不属于令尹子庚)、侯马等地载书、随县曾侯墓青铜器及竹简、云梦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等,都必须与遗址,墓葬结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所以,希望自学古文字学的同志多读有关的考古报告,如有机会参观博物馆或发掘现场,千万不要错过。

检索古文宇学论著及有关的考古材料,也应依靠工具书,即各种书目、索引。关于历代金石论著,可查容嫒的《金石书录目》,其补编刊于《考古通讯》1955年第三期。这部书近年又经增订,可望再版。解放以来的书籍论文,可使用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专科的目录,甲骨方面,有胡厚宣先生五十年代出版的《甲骨学五十年论著目》。《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所载萧楠《甲骨学论著目录》,可视为胡先生目录的续编。金文方面,容庚先生《宋代古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六期),《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及张维持《评中国青铜器外文著述》(《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三期),对掌握著录情况都非常有用。

翻阅书目,不要被前人著述的繁多吓倒。自学读书,应当精于选择。我年纪小的时候,总幻想读尽天下之书,实际上生也有涯,一个人一生能从头到尾看完的书,不会有多少种。如果不加别择,拚命读了好多书,不能消化,也没有多大用处。小说《谐铎》所讽刺的“两脚书橱”,足为鉴戒。我建议把要读的书分为两类,一为精读,一为泛览。精读的书,必须是对本人确属必要的好书,不管卷帙多寡,一定要读通读懂。这样的书,一年能读一两种,已经获益不浅。泛览的书,不妨扩大范围,目的在开拓眼界,但为珍惜精力,也不能太多。我学甲骨时,曾力求把有关论著全部读过,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功夫。有一种讲甲骨的线装书,册数很多,我从图书馆借来,用好些天时间通读,没有收获,本应到此为止。我又设法借到同一作者一种未刊稿,篇幅更长,苦读了不少天,仍归失望。自学者精力有限,这样的书,如不是为了写学术史,似可从缓阅读。

最后还想谈一下写作。我觉得练笔是很重要的,学到一定程度,能产生一些见解,就应该试写论文。过于矜慎,长期不肯开笔,容易陷于眼高手低的弊病。不过,论文应该有新见解,没有创见,那就不必写,至少不要发表。创见常与传统的成见相对立,要打破成见,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说:科学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是“正统”的,即指研究工作要不断创新。李卓吾论治学为文,应有胆、有识、有才,所谓胆,便是克服困难,破除成见的勇气。在古文字学研究中,想建立新说,有时也得经过多年的论难,没有决心和勇气,便不易于坚持下去。但是,有胆还必须有识,所谓识,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艰苦的功夫、真正的见识,虽然有李卓吾所说的“二十分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我个人对古文字学所知甚浅,学力非常有限,拉杂谈来,不知有没有足供青年朋友参考之处。至于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以后还有机会介绍。谨祝大家在自学上取得新的成绩。

一、诸葛亮的“观其大略”读书法

诸葛亮隐居荆州隆中之时,与颖州石广元、徐庶、汝南孟公威是好友,并一起拜师游学。其他三人

读书学习“务于精熟”。诸葛亮读书却与诸生不同,他他没有钻进书堆,死记硬背,而是泛读大

概,撷取精华。

二、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

晋代文学家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曾写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陶渊明读书时注意抓住重点,去繁就简和独立思考。

三、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

苏轼在他的《又答王庠书》里,介绍了他首创并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他说:“书富如入海,百货

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意为书籍

丰富地如同在海洋中遨游。人的精力,不能够全部收取看尽。只要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书就行。

四、郑板桥的“精当”读书法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求精求当”读书法中的“求精”,是读书要有选择,选好书,读精品;“求

当”就是恰到好处,要适合自己的水平和工作需要。

五、钱钟书的笔记读书法

钱钟书先生渊博、古文功底之深厚、著述中引用之广博。常人所不知的是,钱钟书的博学,不仅与

他的天才有关,更与他的勤奋有关。据钱钟书夫人杨绛回忆,钱钟书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

书馆读书时养成的,历时十余年的时间。

扩展资料:

阅读方法是理解读物内容,从中接受信息所采用的手段或途径。有不同类别和层次。

1 综合类,有朗读法、默读法、精读法、略读法、速读法等;

2 分项类,有解词、释句法,文章结构分析法,文章中心思想归纳法等;

3 与思维方法结合,有分析、综合、比较、概括、归纳和演绎阅读法等;

4  阅读笔记方法,有划重点、写标题,编写读书提纲,写读后感及读书心得等方法;

5 按文体阅读,有散文阅读法、小说阅读法、诗歌阅读法、剧本阅读法、科技文阅读法等。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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