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泛使用石板套色印刷这方面德国人没有法国人有魄力是因为历史和发展上存在一些差异。石板套色印刷是一种传统的印刷技术，使用多个石板或金属版来逐层印刷不同的颜色。这种技术在过去广泛应用于书籍出版、艺术印刷和海报制作等领域，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质感和效果。法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石板套色印刷技术的重要发源地和发展中心。许多著名的印刷艺术家和画家，如亨利·德·图卢兹-劳特雷克和亨利·马蒂斯，都在法国推动了石板套色印刷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他们通过对印刷工艺的探索和实验，将艺术与印刷技术相结合，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相比之下，德国在石板套色印刷技术方面没有像法国那样显示出同样的魄力和领导地位。这与艺术家和印刷师对于技术的探索和创新程度有关，也受到当时德国艺术、文化和历史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建馆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在几代人的识见、努力下，形成丰厚的藏书积累。其中，主要集中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收集而来的插图版线装古籍、民国珂罗版画册、木版年画、宣传画、碑帖拓片、西洋名画印刷品、民国时期美术出版物、美术期刊等，在收藏的品种、品相及数量上，远远好于和多于同类院校图书馆，作为我馆的特色馆藏，具有十分珍贵的资料价值和收藏价值，是我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国务委员李铁映来我馆视察时，听完介绍后曾对这批藏书称赞不已。我馆约有线装图书5000多种2万多册，从版本时间范围上，除收藏有若干明代版本的佛经外，清代版本图书约占二分之一，民国早期线装图书约为二分之一，其中，成书于清初顺治年间的绣像小说《一片情》残本，为我馆所藏较早版本图书，亦为海内孤本。从分类而言，我馆线装古籍藏书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古籍丛书及诗文集，如《扬州丛刻》、《知不足斋丛书》、《津逮秘书》、《西清砚谱》、《美术丛书》、《古本戏曲丛刊》等；二是美术相关文字类图书，如历代书画史、书画著录、书画题跋、金石学著作等，并注意收藏不同版本，例如《吴越所见书画记》就有4种之多；三是插图本线装古籍，既包括画谱、图谱、印谱、笺谱等艺术类图书，也包括插图版的古本小说戏曲，此类图书是我馆当年的收藏重点之一，也是特藏资料中的亮点，其中一些书籍至今没有再版，因而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如《镜影楼钩影》（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徐乃昌编印，金石学著作）、《镜影箫声初集》（光绪13年版）、《毓秀堂画传》（光绪9年版）、《醉苏斋画诀》（清晚期著名画家戴熙从子戴以恒著，光绪17年版）、《诗画舫》（光绪14年版）等，同时，注意收藏不同插图版本，如《芥子园画谱》、《西厢记》等都有4、5种不同版本，其中于右任题签，民国12年北京鉴古斋据明王氏香雪居本影印的《绘图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版刻十分精美，除木版单色插图本外，还有早期套色印刷的古籍，如清末出版的《明朝生动画图》；四是民国珂罗版画册，在现代胶印技术普及之前，基于照相复制技术的珂罗版印刷工艺，因其效果逼真，形神兼备，能够忠实反映作品原貌，从而广泛应用于绘画、相片、拓片、壁画、版画、书法、古籍等的复制，曾被启功称之为“下真迹一等”，我馆所藏民国初年的珂罗版画册不但具有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在当年的教学中也曾起到了重要作用，此类图书约有百余册，以当时著名画家画册为多，如《中国名人画史》（1921年版）、《当代名人画海》（1931年版，内收陈宝琛至郑昶民国间书画名人作品）、《智超画存》、《白社画册》（潘天寿、张书旂等5人于1931年在上海组织白社画派，同年编印《白社画册》第一集，由上海金城工艺社发行，本馆藏第二集）、《王师子画册》（1925年版，齐白石为之题一小序曰：“甲子之秋汪君蔼士携王君师子书画册与观，余叹甘守寂寞之道，乐而不疲，居海上者胜于京华也。齐璜白石山翁”）、《樊浩霖山水》（1931年版）、《十二洞天梅花册》（吴昌硕早期作品）、《陶锥庵山水册》等。以版本价值而言，我馆所藏线装古籍有相当品相上乘的珍善本图书，如上所述，除多收藏不同刻本，或至今不曾再版的古籍外，从收藏来源上，上世纪50年代，许寿裳（鲁迅友）、周作人、汪荣宝、朱启钤等先生，都曾将毕生辛勤搜集的部分图书捐赠我馆保存，其中不少属于难得的珍本，比如在1952年著名藏书家张怀博士的赠书中，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共145种1300册，书内大多钤有“张百龄藏书”的朱文印章。这些著名藏书家的款识题跋，尤其提升了图书的文化价值。除上述线装图书外，我馆还收藏大型古籍丛书、类书，如《缩本四部丛刊》、《丛书集成》、《清代御制诗文集》、《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共计10000多册。木版年画作为重要的民间艺术形式之一，自清乾嘉至解放前曾盛极一时，流传广泛，解放后逐渐为胶印技术的新年画取代。我馆自50年代始，收藏木版年画3000多张。以所藏年画产地而言，以杨柳青年画为最多，其次为桃花坞、潍坊杨家埠年画，有少量朱仙镇、武强、绵竹、北京、福建、浙江、南京等地年画，所收年画产地较全，风格多样，且绝大多数为清中晚期刻版所印，版本较为珍贵；以所藏木版年画的内容而言，各个产地的代表性内容几乎都有所体现，如杨柳青的文武门神、娃娃戏、仕女图、庄稼忙、戏文图等，桃花坞的百子图、苏州万年桥、阊门图、一团和气等，杨家埠的男十忙、女十忙，北京的神码等；以所藏木版年画的形式而言，种类较全，有门神、神像、中堂、月光、斗方等，在印刷工艺上，近二分之一的年画为彩色套印、人工点彩，其中不乏精印精品，即使线刻单色，因多为原版初印，线条都清晰流畅，1994年前后，我馆曾携馆藏木版年画精品赴意大利、英国做专题展览。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我馆还藏有一批德格印经院印制的木版单色线刻藏传佛教神像，线条娴熟圆润、艺术精湛，高度程式化，印刷十分精美，为上世纪50年代我院教授文金扬所赠。大的时代背景下，宣传画（招贴画）也是我馆5、60年代收藏的一个重点。作为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美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宣传画在50至70年代的宣传建国方略、参与政治运动等方面，始终走在造型艺术的前列，同时，一大批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参与，则从整体上提升了宣传画的艺术水平。其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画风绝无仅有。我馆所藏宣传画13000多张，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包括领袖像、战争）、经济（工业、农业）、科技（如医药卫生）、文化（如样板戏等）、民俗、社会等各个方面，所收品种堪称齐全，且不乏当时代的精品。在宣传画成为当今收藏热点的形势下，我馆搜罗广泛、品种宏富的宣传画收藏彰显出当时收藏者对时代美术的敏感性和责任感。同时，50至80年代广泛流传的重要美术形式还有连环画，与宣传画一样，由于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参与，连环画不但是具有重要时代特征的收藏品，也是艺术价值较高的艺术品，我馆所藏连环画约8000多册，其中多有著名连环画家的经典作品。自1951年始直至1987年，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一职的是著名东方美术史学家常任侠先生，常先生在东方艺术、美术考古、宗教美术方面都颇有造诣，曾出版《汉代绘画选集》《汉画艺术研究》等，并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的“画像石画像砖”一书，因为在画像石及碑帖书法方面的研究与具眼，常先生在任期间，曾收藏大批精美的画像石原拓及书法碑帖，计约5400页，此批书法及画像石拓片多为原拓，相当部分为初拓，拓片清晰完整，有些拓片比发表过的更完整，或者尚未公开发表过。我馆藏有西文单页画6000多张，在前任馆长常任侠先生1989年所作的《冰庐失宝记》（收入端木蕻良、方成选编《说画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1版）中，对其中的部分收藏有如下记载： “自1952年起，我兼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长，为馆收集不少珍贵书物、古艺术品。其中重要的是孙佩苍在欧洲德、法等国为过去北平研究院收集的一批名画家的油画，解放后归科学院。某日我去看郭老（郭沫若——笔者注），恰逢在仓库中取出，这在中国保存的名画家的原作还是稀有的，我签呈郭老划归中央美术学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经郭老批准，即由图书馆以车运来。这成为后来美院展览馆的基本藏品，其中也经过本院美术家的修整，并把这些原来的宝贵画框，也修理一新。其后孙佩苍家中所藏一大批西洋名画原大的印制品，也收归本院。这些美术品印数甚少，其第一二张，例归该国美术馆保藏。孙氏在前数张中选购，仅下真迹一等，也甚不易得。徐悲鸿先生常盛赞孙氏的辛勤和精鉴，在他身后由本院保藏这些珍品，也出于故院长的教导。” 在当时教学资料稀缺的情况下，这批珍贵画片曾在我院教学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馆所藏民国时期美术出版物、美术期刊，在重大美术课题研究、研究生论文写作等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其它院校甚至国外美术史学者都曾来我馆查阅该批资料，据统计，我馆藏有民国时期美术出版物1500多种（不含线装书），堪称丰富。其中，200多种图书在国家民国时期出版物书目中未被收入，应为我馆独有。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特藏文献资料，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几代工作人员高瞻远瞩，抓住机遇，辛勤搜集而来，这批珍贵馆藏，不仅彰现了我馆深厚的文化积淀，在我院教学科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作为图书馆的优秀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下去。

本发明涉及一种定位套色浮雕微结构印刷方法，具体地说是一种浮雕型光学微结构层和油墨色定位嵌套的一体化联机印刷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把微结构区域作为印刷的一个专色，在指定位置印刷成型油墨，该油墨区在未完全干燥固化状态下，通过下一印刷版辊上的浮雕微结构母版辊定位贴合、铸压，使油墨嵌入母版上的浮雕微结构凹槽，在承印材料和微结构图像包覆区对油墨进行干燥的铰链固化成型，母版辊上的浮雕形微结构完全镜像复制到承印物的油墨表面，该复制成型区作为一个套色印刷在指定的位置，能和前后印刷色连线，形成±0．15mm的套位精度。本发明能实现与普通印刷进行定位套色和母版上的图案与油墨印刷的精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