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在江苏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的一位南朝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发掘了一组大型拼镶砖印壁画。全画由648块长方形青砖拼镶而成，分为左右两块，对称分布在主室南北两壁，每块各长244厘米，高88厘米。画 绘有八人，在人物身侧刻有各自的名字。南壁由外侧向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为向秀、刘灵（伶）、阮咸、荣启期，人物以同根双枝形的树木隔开，共有十株。其中，除春秋时期著名隐士荣启期之外的七人正是古代所谓的「 ”竹林七贤”。因此，此画后来被命名为「 ”竹林七贤及（与）荣启期”。此砖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也是制作最为精美的砖画之一，被誉为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南壁、北壁 一、竹林「 ”无竹”？ 画中的竹林七贤席地而坐，或酣畅饮酒，或弹琴吟诗，无不尽显文人风流。这也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等史实相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此砖画及后续其他墓葬出土的「 ”七贤与荣启期”题材的砖画中均未见竹子，画中所画或为柳树，或为阔叶树。就连唐代画家孙位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高逸图》中竟然也未见竹子。这一谜团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3 年，宋伯胤先生在发表的《竹林七贤砖画散考》中认为有无竹并不重要：「 ”竹林七贤而无竹林，我看是无关宏旨的。” 高逸图（局部） 汪珂欣博士曾对这组砖画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参考文献1）。她认为：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 ”竹”被解释为「 ”冬生草也”。而「 ”竹林”一词在古籍中最早可见于汉代。《汉书》卷五十七下有「 ”观众树之蓊薆兮，览竹林之榛榛”、「 ”举玉杯藩露，清明竹林之属”的记载。这一时期，「 ”竹林”的含义是由「 ”冬生草”所组成的树林。 「 ”竹林七贤”的说法较早可见于《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中：「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在《陶渊明集》中也提及「 ”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由此可见，西晋表述的「 ”竹林”仅为树林的一种，并无深层涵义。 竹林七贤 据学者考证，当时七贤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山阳县（今焦作市）的太行山南部，曾种植有大面积的经济竹林。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有「 ”渭川千亩竹”的记载。「 ”竹林”有可能为该地区的别称。至东晋随着士林的广泛关注与推崇，「 ”竹林者”才开始逐渐指代「 ”七贤”，如《文心雕龙》有言「 ”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 二、「 ”竹林”意象之演变 早年陈寅格先生曾提出「 ”先有七贤，再有竹林”的说法，认为「 ”竹林”这一表述源于西晋末年，是佛教在天竺清修的隐居地的别称，「 ”共作竹林之游”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但在对佛教译经的检索中，东汉到西晋时期，释迦牟尼讲经说法的地方多译为「 ”竹园”。而在南北朝时期「 ”竹林七贤”广为传播后，佛教译经中译为「 ”竹林”的比例大大增加，往后佛经翻译也基本以「 ”竹林”为主。依此即可判断，此处的竹林应与佛教无关。 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局部） 在「 ”竹林七贤”声名广播之后，「 ”竹林”与「 ”七贤”愈发互相联系，甚至可以互相指代。《避暑录话》曾道「 ”七贤竹林，今在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以此得名”。「 ”竹林七贤”这一称谓也就流传了下来。在明代仇英的《竹林七贤图》中，所绘制的即是贤人会于竹林饮酒作诗的场景。 《竹林七贤图》（明 仇英） 在此期间，「 ”竹”的意象也发生重大转变。到南北朝时，就出现了以谢朓为代表的《咏竹》诗。此后竹子渐渐脱离了早期舜妃和女子忧怨的意象，成为高傲正直的象征，代表着中国文人坚贞高洁的君子品格，成为「 ”花中四君子”之一。 兰竹图（清郑板桥·局部） 三、林下诸贤 很有意思的是，在《世说新语》中还有一处记载，提出了「 ”林下诸贤”的说法：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不难发现，这里的「 ”林下诸贤”和「 ”竹林七贤”所指代的对象完全相同：阮籍、嵇康、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也就是说，当时世人也称「 ”竹林七贤”为「 ”林下诸贤”。 在东晋僧肇的《答刘遗民书》中也提到「 ”林下”这一意象： 君既遂嘉遁之志，标越俗之美，独恬事外，欢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尝不远喻林下之雅咏，高致悠然，清散未期，厚自保爱。 刘遗民（白莲社图卷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僧肇将「 ”林下”与「 ”雅咏”相连，其内涵就不是仅仅是指树林之下，而其「 ”遂嘉遁之志，标越俗之美，独恬事外，欢足方寸”正与竹林七贤的气质相合，颇有《世说新语》所言之的「 ”林下风气”。在唐代释元康撰写的《肇论疏》中将之解释为「 ”喻林下雅咏高致悠然者，晋朝嵇康、阮籍、阮咸、山涛、王戎、向秀、刘灵等七人。在于山阳竹林俱隐。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今谓刘公如此也。”就明确将林下的寓意等同于竹林。「 ”林下”与「 ”竹林”相重合的寓意内涵，成为文人雅士常常使用的意象之一。如鲍照《园中秋散》诗中最后四句：「 ”临歌不知调，发兴谁与欢。傥结延上清，岂孤林下弹”，足见「 ”林下”具有与「 ”竹林”相同或相近的内在气质。 文史君说 关于「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何以无竹的争论，实质是在梳理「 ”竹林七贤”与「 ”竹林”的关系。无论是将竹林作为当时地名的别名还是称其为「 ”林下诸贤”，我们都可以发现，「 ”竹林七贤”的内在特质及内涵并不因此而改变，其重点并不在「 ”竹”，而是那「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人气质，是七贤赋予了「 ”竹”以新的灵魂，而非本末倒置矣。 参考文献： 1、汪珂欣：《何以「 ”无竹”与「 ”八贤”——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一见》，《中国美术》，2017年02期。 2、王汉：《林下与南朝竹林七贤砖画为何无竹》，《形象史学》，2017年02期。 3、鲁红平：《论「 ”竹林七贤”称号的动态生成过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作者：浩然文史·郑大嵩阳国学会）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除特别说明外都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书在古代中国有三种含义：作为文字的“书”（包括铭刻、书籍），作为档案的“书”（文书），以及作为典籍的“书”（古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秦、秦汉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为反思此前先秦、秦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契机，也使重新审视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成为可能。> >　作为典籍的“书”并非自古有之，约在之际突然出现，并成为十分显著的现象。官学是它的源头。所谓官学，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是商周时代贵族政治的产物。在官学系统下，并无自由学术（即私学），学术由官府掌控。官学大致包括以下方面：（一）古代大部分官文书，即所谓的“典册”，由祝、宗、卜、史系统的官员掌守。其中祝、宗掌祭祀神祖，有相应仪文祀典；卜掌占卜，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当时的学术主要集中于这一系统，特别是史官手中。（二）古代学术除集中于上述官守，主要集中于学校。当时贵族子弟所习课业有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书、数是读写、计算技能的训练，属于“小学”；礼、乐、射、御，是“大学”的核心内容。（三）古代养生、烹调等技术主要是由宰、膳夫系统的宫廷内官掌守。（四）古代成文法的前身可能是某些王命。司士（负责刑狱之事）、司寇（掌管刑徒役作）掌法律，但法律由史官典藏。（五）古代的各种簿籍和图册可能由分管各级行政事务的官员，特别是司徒系统的官员（掌管土地民人）来掌守。（六）古代的农艺知识可能与司徒系统的农官有关。（七）古代的工艺知识可能与司工（即司空）系统的农官有关。> >　上述七种官学，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天文、历算和各种占卜为中心的数术之学，以医药养生为中心的方技之学，还有工艺学和农艺学的知识，主要与今天所说的科学技术、宗教迷信有关；一类是以礼制法度和各种簿籍档案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知识。> >　在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春秋战国时代，官学下替就成为各种私学兴起的背景。比如，所传“六艺”之书包括筮占（《易》）、典谟训诰（《书》）、诗歌（《诗》）、礼仪（《礼》）、春秋（《春秋》），大体出于王官之学的第（一）、（二）类；墨家重视技巧，可能与第（七）类有关；阴阳家与数术有关，出自第（一）类的史卜系统；道家强调合天道、养性命，与第（三）类有关。实际上，春秋战国之时的诸子之学，从知识背景上讲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诗、书、礼、乐等贵族教育为背景或围绕这一背景而争论的儒、墨两家，一类是以数术、方技等实用技术为背景的阴阳、道两家以及从道家派生的法、名两家。如将视野向后延伸，会发现秦汉以降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可分儒家、道家文化两大系统：儒家文化不仅以保存、阐扬诗书礼乐为职任，还杂糅刑名法术，与上层政治紧密结合；道家文化是以数术方技之学为知识体系，阴阳家和道家为哲学，民间信仰为社会基础，结合三者而形成，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　在了解官学下替及诸子学兴起背景后，我们会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到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的过程，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外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就出土简帛古书的数量及覆盖面而言，数术类与方技类是其中最突出的类别。这对我们反思旧有知识体系大有帮助。> >　这里以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为例，略述其价值。一则，数术类、方技类简帛古书的出土，极大丰富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各种实用文化的认识，使我们直观感触中国文化的两条线索。二则，对哲学史的研究。在厘清诸子书的来源后，要跳出诸子看诸子：既要参考六艺之书以挹经注子，也要以数术、方技和兵书为解读线索。三则，对科技史的研究。数术涉及天文、历算、地学、物候学等，方技涉及医学、药剂学、养生术等，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源泉（也是中国古代迷信的渊薮）。比如，“四大发明”的指南针源于式占，是数术家的工具；火药源于炼丹，炼丹又是方技家所为。四则，对宗教史的研究。关注点在于数术、方技与早期巫术的关系，以及道教产生的背景。道教不仅以数术方技作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且把老、庄之学当作其哲学表述。它与阴阳家及道家都有一定关系，但与道家，特别是道家的养生思想关系更密切。比如，道教所说的“神仙”，其实就是一种养生境界，推其源仍出于方技之学。> >　对简帛古书体例、分类的研究，是认识其意义、价值的前提。体例是对古书创作、阅读方式的理解，分类是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建立的类型概念。> >　读古书当知古人著述之体例，对此余嘉锡的叙述最为精简。第一，古书的作者。用余嘉锡的话说，“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余嘉锡：《古书通例》（含《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按：凡援引余嘉锡论断，不特意标注者，均源自此书。。出土简帛古书证明了这一点：迄今尚未发现有题写撰人的。古书普遍书写撰人（即作者），开始于《隋书·经籍志》。第二，古书的年代。古书的作者既然难以确定，古书的年代自然也成问题。古书有“作者”（是创造发明者）、“述者”（继承保存者）、“撰著之人”（撰人是将古书选定、编定之人，著者是写书的人，他们比较接近今天所说的“作者”）之别，故古书（尤其是先秦、秦汉古书）的写作年代势必模糊不清。第三，古书的书名。古书有书名（大题）和篇名（小题）。书籍普遍书写大题可能是隋唐以来的习惯。余嘉锡说“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现已发现的简帛古书皆无大题，只有小题。官方藏书则有大题。今天所见简帛古书的书名，除一部分标明外，多是整理者依据古书命名原则（即多取首句二字以为书名）所后加。第四，古书的结构。古人著书，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所以多单篇别行。出土简帛书籍，很多是单篇，数术、方技类书尤其如此。与单篇别行相对应，是古书往往分合无定：即相同或相近的内容，可出现在不同典籍中，有时会形成分合无定的许多种书。第五，古书的真伪。古书真伪之辩，自古有之，至近现代而蔚为大观。真伪概念是相对“作者”而言，而“作者”实际又有不同含义，故真伪概念也势必大乱。余嘉锡说道，“不知古人著述之体例，而欲论古书之真伪”，往往会造成不少“冤假错案”。比如，《尉缭子》、《六韬》（或称《太公》）等古书多被视为伪书，但从银雀山汉简及八家廊汉简可知，这两部古书不仅不是伪书且成书年代较早。> >　李学勤主张参照《汉书·艺文志》对简帛古书进行分类。此处依循史书类入六艺的旧法，据李零研究将之归纳六类如下《汉书·艺文志》中《国语》、《战国策》、《太史公书》（《史记》）等史书归入“春秋”经下，是因为秦汉时代史学以经学附庸的面目出现，尚无独立地位；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图书分类目录），将书籍分为四部，史学著作作为独立一类出现，至《隋志》始称之为史部。将史书类独立的作法，未能反映史部的发展历程。，简帛所见古书亦附入类目之中。> >　（一）六艺类（相当《汉志》“六艺”、《隋志》“经部”）。“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本来是教授贵族子弟的六门课，这些课是讲道德修养和技能训练。的“六艺”也是六门课：“诗”、“书”、“礼”、“乐”、“易”、“春秋”。不论“六艺”内容为何，它们原先都非书名，也不涉及读什么书，仅是某类书的类名。后人多将之视为书名，如《诗经》、《春秋》等，实际上是这类书的选本。六艺类又可分为三小类：经典类，如《诗》、《书》、《礼》、《易》、《春秋》等。简帛所见“诗”类有阜阳汉简《诗经》，“礼”类有武威汉简《仪礼》，“易”类有马王堆帛书《周易》等。关于“六艺类”典籍，新近简帛中有新发现。2008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正式对外宣布，由校友捐赠，约2　100枚战国竹简入藏清华。这批简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属书籍类，内容大多与历史相关。这批简中有《尚书》，且是秦焚书前写本。《金》、《康诰》、《顾命》等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之佚篇。清华简中还有一种编年体的史书，体裁和部分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至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网：gmwcn/01gmrb/2008-12/01/content_864238htm。传记类，亦即上述各书的传、记、说、解、训、诂、章句等。小学类，如《仓颉》、《史籀》、《急就》等书。简帛所见有阜阳汉简《仓颉篇》、居延汉简《急就章》等。> >　（二）诸子类（相当《汉志》“诸子”、《隋志》“子部”）。诸子书是战国古书的主体。汉代人把诸子百家概括为“六家”或“九流十家”。“六家”是司马谈《六家要旨》中所说，包括“阴阳”、“儒”、“墨”、“法”、“名”、“道”，《汉志》增补“纵横”、“杂”、“农”、“小说”，则为“九流十家”。先秦是否有这么多“家”或“流”且不论，至少“儒”、“墨”、“道”三家还是有的。故诸子类又可分四小类：儒家，如《》、《荀子》等（李零认为《论语》、《礼记》等应出经入子），简帛所见有八角廊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墨家，今仅存《墨子》；道家，如《》、《》，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老子》、《经法》等；其他，多与道家有关。> >　（三）诗赋类（相当《汉志》“诗赋”、《隋志》“集部”）。战国秦汉的诗赋，《汉志》所收，除《楚辞》、《文选》所录，《史记》、《汉书》所引，很多都已亡佚。它的“诗”是歌诗，是可按乐谱歌唱的诗，所录以汉代乐府歌诗为主；它的“赋”是辞赋，分四类，前三类是以、陆贾、荀卿为首的赋，第四类是作者不详或专题总集性质的赋。诗赋类下面分诗、赋两类。简帛所见诗赋类材料不多，简帛所见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等。> >　（四）兵书类（相当《汉志》“兵书”、《隋志》“子部”兵类）。《汉志》分兵书为四类：“权谋”以战略为主，带有综合性、理论性；“形势”以战术为主，带有专题性、实用性；“阴阳”是数术在兵学上的应用，侧重天文地理；“技巧”是攻城、守城之术，外加武器、武术研究。前两类是谋略，后两类是技术，可以反映出古代兵书的大致范围。简帛所见兵书以银雀山汉简为最，有《孙子兵法》、《兵法》等。张家山汉简《盖庐》属兵阴阳家类著作。> >　（五）数术类（相当《汉志》“数术”、《隋志》“子部”天文、历书、五行类）。《汉书·数术略》分数术之书为六类：“天文”、“历谱”是天文历算之学，其中“天文”还包括吉凶占验（星气之占），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以及阜阳汉简《天历》、张家山汉简《算术书》等；“五行”是日者（专门从事时日占验的人）之术，包括式法和各种选择之术，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与历忌、择日有关）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本、孔家坡汉简《日书》等；“蓍龟”是卜筮之术，包括龟卜（用烧灼龟甲来占卜）、筮占（用摆蓍草来占卜）两类，是上述占卜之外最重要的占卜之术，王家台秦简《归藏》、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等；“杂占”是除星气之占、式占、龟卜、筮占之外的其他占法，主要是“占梦”、厌劾祠禳（驱鬼、除邪、禳福）等，简帛所见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马王堆帛书《避兵图》等；“形法”是相术，以相地形、相地宅（类似后世的风水家）为主，也包括相人畜、相器物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居延汉简《相宝剑刀》等。这六类可反映出古代数术的大致范围。> >　（六）方技类（相当《汉志》“方技”、《隋志》“子部”医方类）。《汉志》分方技之学为四类：“医经”是综合性的医书，偏重理论，其中脉学最为重要，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二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等；“经方”是专题性医术，偏于应用，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武威旱滩坡汉简医方等；“房中”是讲房中交接之术等内容，简帛所见有《十问》、《合阴阳》等；“神仙”是“房中”以外的其他养生之术，包括服食（特殊的饮食法）、行气（也叫“服气”、“调气”，类于今天所说的“气功”）、导引（配合有呼吸方法的体操）等，简帛所见有马王堆帛书《却谷食气》、《导引图》以及张家山汉简《引书》等。> >　上述六类，前三类偏重人文，后三类偏重技巧。前三类书一直备受学者看重，后三类书却很少有人关注，以至于有“有学无术”之局面出现。受旧有知识结构及知识背景影响，不仅前三类书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也使后三类书的意义未能充分发掘。充分关注并利用简帛古书进行研究，将成为“重写”秦汉、先秦学术史的关键。

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我国墓葬发现和出土还是比较多的，彼时也有一些基础建设，在建设过程中，经常会有墓葬出土。除此之外，在那个阶段盗墓还是比较猖獗的，而在江苏南京城郊，就有当地村民因为发现了盗洞， 村民们上报后，考古相关部门紧急介入，对盗洞周边进行了勘察 。

在勘察之后发现盗洞附近确实是一座古墓，而且在抢救挖掘之后，专家们也发现这座墓葬应该是魏晋时期的。 这一发现本身就让人非常兴奋，因为这一时期出土古墓数量并不是很多， 所以这时的文物和古墓，研究和参考价值都极高。

在我国很多古墓中，都会出土一些丹药，这和古代人“长生不老”的执念有很大的关联。结合传说、古籍可以看出，在古代很多皇帝、大臣等对丹药非常在意。 这也和当时的医疗条件有关联，毕竟彼时很多疾病都可以让人丧命。

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也让丹药在古墓中很常见。在这座魏晋墓葬中，同样出土了一些丹药，数量在900枚左右。专家们对丹药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发现在这些所谓的“仙丹”中有很多不适合服用的成分，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五石散，有严重的重金属成分超标问题， 长期服用这类型的丹药，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会加速死亡的速度。

虽然在服用这些丹药初期，会让人有一些兴奋和精神振奋的状态，但是丹药中的物质同时也会有强烈的副作用。这一发现也让专家们对墓主人的身份更加好奇， 通过对墓志铭和墓中文字记载等进行分析， 墓主人的身份也已经锁定，这座墓葬是东晋宰相王彬以及女儿王丹虎的墓葬。

墓葬中合葬的是一对父女，这样的合葬墓并不多见，专家们也对王丹虎葬于其中表示疑惑。在古代女子在出嫁之后都会被葬于夫家墓中，这在古代有非常严格的制度。而王丹虎之所以葬在家族墓中，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并未出嫁， 而这也让人非常疑惑。

通过古籍记载，以及专家们的推断，认为王丹虎之所以没有出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和自己父亲一样长期服用丹药。这和王彬的独断专行有很大关联，而且他本人对长生不老非常执着，所以不只是自己服用丹药，还要女儿一起服用，这也让直接影响了女儿的婚嫁问题 。 甚至晚年因为服用丹药，二人的身体都经受了很多的痛苦。

综上所述：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但是在彼时很多当权者和上位者都对长生不老有很深的执念。这也让一些悲剧上演，而王丹虎之所以和自己父亲合葬在一起，也是受到了父亲想要长生不老的影响。

匈奴墓出土的“汉金兽”是什么样子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陕西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我国第一座国家级的博物馆就被建在这儿。也正是得益于这里的悠久历史，很多珍贵的文物都是从陕西出土。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光是国宝级文物就多达十八件，其中一件名为“汉金兽”的国宝尤为出名，据说与《山海经》中的异兽蛊雕长得非常相似，不过外国专家却说这不可能是真的。

说起“汉金兽”的来历，还要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彼时的陕西省神木县高兔村还只是一个静谧的小村子，然而考古专家的一次意外发现打破了这种平静的生活。

当时考古专家们在村子里发现了座规模不小的古墓，这种稀奇事一下子让十里八乡的村民们都激起了兴趣，一开始专家们推测这是座汉墓，距今已经有近两千年历史了。而后专家却发现，这墓中的铭文与汉代文字相去甚远，倒像是北方匈奴民族的文字。

后来经过一系列的严密鉴定，专家给出结论，这座墓的确是匈奴人的墓。一说起匈奴这个名族，很多人第一印象都不大好，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古代华夏的世代仇敌。汉唐时期的匈奴就像瘟疫一样，时不时就要南下进犯，扰的国家不得安宁。

所以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大名鼎鼎的抗击匈奴的英雄，比如霍去病卫青等等。直到明朝时期皇帝将国都北迁，誓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才根除匈奴之患，而此时距汉朝匈奴之患开始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国宝“汉金兽”就是被发掘于陕西这座匈奴墓，所谓的“汉金兽”外观非常奇特，既像雕又像走兽，上端的浮雕是立耳环眼式的鹰嘴怪兽，而且怪兽的身上还雕刻着数十只小鸟。

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寓意，后来有位专家突然想起来，《山海经》里记载着一只神兽与之颇为相似，名叫“蛊雕”。这墓中的“汉金兽”极有可能就是古人依照神兽蛊雕打造的。不过这种观点令前来研究的美国专家连连质疑，他们都觉得这不可能，《山海经》是华夏民族创造的古籍，匈奴人怎么会信奉呢

不错，很多西方美国人不承认这是真的。其实据诸多文献记载，匈奴本是华夏的分支，与华夏族同根同源，据载商灭夏后，夏的分支履癸的一支逃到北方边境，吞并其他部族，成为霸主，是曰匈奴。所以说匈奴跟中原的华夏民族本是同根生，只不过千百年来双方战乱不断，这才让人觉得匈奴与华夏势不两立。

由此看来美国人的质疑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还是不够了解我们的古老历史。通过这件国宝我们也感受到了《山海经》在古代人心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古人对书中记载的神兽都心怀敬畏甚至敬仰，所以我们才能在匈奴人的墓中发现“汉金兽”这样的国宝，看来《山海经》的确非常神秘，难以捉摸。

古书籍大全经典读物如下：

1、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孝经》、《弟子规》、《四书集注》、《增广贤文》等。

儒家经典又称儒家典籍，是儒家学派的典范之作，被世人奉为“经”，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主要指十三经，同时也包括历代儒家学者的评注和解说。

2、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左传》、《战国策》、《公羊传》、《读通鉴论》等。

史书指古籍中专门记载历史的书，在四库分类之中就是史部。早期的史书都是以编年史的形式存在，晋朝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是编年体。

3、老庄之学：《道德经》、《庄子》、《有子》、《韩非子》、《墨子》、《孙子兵法》、《鬼谷子》、《明夷待访录》等。

老庄之学，又称玄学、新道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后，继黄老之学道家衍生出的一个新门派，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时期。

4、其他子部古籍：《论衡》、《幼学琼林》、《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

四库全书将中国历史上创立一种学说或建立一个学派的人物文集列入“子部”，包括哲学、宗教科技、医、农、兵、法以及类书、杂著等诸多方面。实际上，凡经、史、集无法容纳的皆入子部，十分庞杂。

5、先秦文选：《楚辞》、《汉赋》、《昭明文选》等。

《先秦散文选》是1997年10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罗根泽 ，戚法仁。

6、唐宋诗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文观止》、《乐府诗集》、《十八家诗抄》等。

中华诗词源自民间，其实是一种草根文学。

至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纸是麻纸。

中国甘肃省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的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早期的纸，是现已发现的最早的纸。此外，新疆罗布泊和西安灞桥等地都出土过西汉的古纸。但这些纸都比较粗糙，原料是麻或丝絮。

麻纸是中国古人的重要发明。由东汉蔡伦改进，成为中国古代图书典籍的用纸之一。麻纸是一种大部分以黄麻、布头、破履为主原料生产的强韧纸张。麻纸有多种，如白麻纸、黄麻纸、麻布纹纸、桑麻纸等，但主要分白、黄两种。

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但这都是蔡伦纸出现之后的麻纸。其实，麻纸的历史非常久远。在西汉时期，用于书写的最初的麻纸已经出现。

麻纸的特点是纤维长，纸浆粗（纸表有小疙瘩）纸质坚韧，虽历经千余年亦不易变脆、变色；外观有粗细厚薄之分，又有“白麻纸”、“黄麻纸”之别；其抄纸帘纹间距二三公分、三四公分、五六公分不等；

有的横帘纹和竖帘纹相交，间距竖约一指半；背面未捣烂的黄麻、草迹、布丝清晰可辨；可作为可靠的古籍鉴定依据之一。隋唐五代时的图书（碑帖装裱）多用麻纸，宋元时已不占主要地位，明清时麻纸的使用更为稀少。麻纸后人伪造极难。

麻纸的起源

《新唐书·艺文志一》：“ 大明宫 光顺门 外， 东都 明福 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 蜀郡 麻纸五千番。” 范文澜 蔡美彪 等《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五章第二节：“ 南朝 书家写字多用麻纸，麻纸别称布纸，就是用破旧麻布制造的纸。麻纸可供二 王 （ 王羲之 、 王献之 父子）写字，精美可以想见。”

西汉就有，东汉时蔡伦加以改进，使麻纸制造得到普及。由汉至唐，麻纸一直是产量最大的纸。自宋以后，由于造纸业的发展，麻纸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别的纸类所代替。

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出土了公元前49年的西汉麻纸；

1942年，居延查科尔帖也出土了西汉有字麻纸；

1957年，西安灞桥古墓中出土了公元前140--前87年的西汉麻纸----“灞桥纸”；

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发现两张公元前52年西汉麻纸残片，称为“居延纸”。

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中颜村汉代窖藏中，出土了三张西汉时的麻纸“扶风纸”。

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两汉麻纸----“马圈湾纸”，

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41）的放马滩“纸地图”。

1990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有多张字麻纸，并被确认为武帝至昭帝(前140-前74)时物。

只是这些麻纸在制造上还比较粗糙，后来的麻纸皆宜于书写或印刷，而且经久耐用，很受人们看重。

春秋末期的侯马盟书不属于简帛范围。马王堆简帛，是指1974年在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三号墓出土的一大批秦汉时期的楚地简帛文书。帛书共计十多万字，五十余种，另外还有一些竹简医书，为文献中的“书于竹帛”提供了实证，令世人对古代的书写方式和材质有了直观和深入的认知。简帛书籍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尚存、已湮没两千余年的古佚书，也有一部分为现存古籍的不同版本。因其为科学发掘出土，抄写年代下限确定，与整个墓葬的关系比较明确，出土时的样态、位置都保持得比较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