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有：

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其次是明朝的《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编纂，历时9年成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近230万页，约8亿字。整套书收录了从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 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其中也包括了《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周易》、《周礼》、《礼记》、《诗经》、《孝经》、《尚书》、《春秋》、《尔雅注疏》、《说文解字》、《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国语》、《水经注》、《战国策》、《本草纲目》、《茶经》等其他经典著作，还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为后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较完善的文献资料。

但是编纂《四库全书》时，清朝为维护统治，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有违碍字句的古籍。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并且大量篡改古籍。《四库全书》存书3475部，79070卷;存目销毁（仅仅存了个书名而被销毁的书）：6766部，93556卷;不曾存目即被销毁得几乎没有踪迹的书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即使存下来的书其中大多数内容也是被抽毁，删改了的，书的原貌和真实内容已是面目全非了。由此可见，乾隆修《四库全书》销毁的书比保存的书要多得多。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巨大的灾难！

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凋零”。编纂《四库全书》对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一次变相的浩劫。

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称《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编。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以老满文书写，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糟旧，字迹漫漶不清。

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谟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抄录七份：《无圈点字档》（草本）、《加圈点字档》（草本），《无圈点字档》（内阁本）、《加圈点字档》（内阁本），《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加圈点字档》（崇谟阁本），还有《加圈点字档》（上书房本）。《无圈点老档》原本40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对保护满洲文字起了巨大作用。

乾隆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满文本、汉文本）等。

《御制五体清文鉴》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

乾隆重视京师文化，体现在：一是编绘《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共160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做了载述。

1、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

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

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认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批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

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都被乾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最后判决：徐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乾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令其幕友陆琰批文将此案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乾隆对如此处理震怒异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斩监候，不久瘐死狱中。陆琰完全是办理上级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曾为徐的诗文作序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职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

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

7、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

8、江西省德兴县祝庭诤为教儿孙识字并学点历史知识，手写成一本《续三字经》，经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该书“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这样几句：“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被乾隆认为是影射清朝，“明系隐寓诋清”，结果已故的祝庭诤被开棺戮尸，其子及16岁以上的孙辈均被斩立决。

9、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中有“悖逆”句，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乾隆认为怀念明朝，咒骂本朝强迫剃发，“卜太平”一句被认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这样，戴移孝、戴昆虽死去数十年，仍被开棺戮尸，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立决，其子侄多人亦被斩监候。

10、清初浙江仁和县人卓长龄亦因诗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等句。被人告发，乾隆判为逆诗，乾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虽已死多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孙卓天柱等被斩立决。

11、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大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灾民无以为生，而贪官污吏只顾自己享乐，置灾民于不顾。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气愤，乃将《四书》凑集成文，题为《吊时语》，抨击贪官。乾隆认为这是“侮圣非法，实乃莠民”，朱被杀，凡看过《吊时语》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

背弃即位之初的诺言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狱。乾隆可能是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他即位初年，颇表现了某些开明。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讳。乾隆说：“避讳虽历代相沿，而实文字末节，无关大义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如遇“弘�”二字，“上一字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禾字，书为木字，即有避讳之意矣”。

乾隆还曾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监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的弊病：“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时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陈言，对清王朝康、雍两代的文字狱造成的祸害条分缕析，切中时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响，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文字狱较少见，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孙嘉淦伪奏稿以后，他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只不许臣民“据实直陈”他的“错误之处”，而且对臣民的诗文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随意附加“影射讥讽”等罪名，杀人无数。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见。

一般认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网稍宽，对下面官员或因邀功或因畏罚而送上来的文字狱案，乾隆有时批示：“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文字反过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侥幸逃过此难的。

但纵观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狱上，应说以乾隆为最甚。

按《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还有史料说：罪人家的十五岁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之前，俱应先予阉割，十分残忍。上述许多以“悖逆”罪判决的文字狱，大都是按此处理。御史汤先甲曾上奏折，建议：凡收藏野史之类的案件，不宜视为大逆而过分诛求，结果被乾隆严加申斥，将原奏折掷还。自后无人敢再提。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有积极表现的，就奖励升官；对于不积极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翻箱倒柜，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官员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勿纵，而何谓“悖逆”，何谓“禁书”，又没有个标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乱加解释，挟嫌诬告，或因敲诈不遂而告发。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

大清建国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干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中华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中华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中华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中华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中华，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至于那些奴才走狗们说什么根据《高宗实录》(这又是一部可以唬人的著作)，这个《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校(够他校一辈子的)，纪晓岚亲自三校。这除了给出版界、学术界增添些笑料还能说明什么呢？

）《四库全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20卷，清朝永瑢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目录不收存目书，只收四库全书所收录的

3461种书籍，据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著录书名、卷数，以及撰著者的时代、姓名等，并删减提要原

文，略述作书大意，文字简明（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作为一般读者来说，查检《简目》即可。

（3）《书目答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清]张之洞撰，初刊于清光绪二年(1878）。此书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共列举古

籍2200种左右。其中《四库》书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

八。全书按经、史、子、集、丛(丛书目)五部、三十余类编排。每部书先列书名，次注著者，再注

各种版本、卷数异同，并且对一些书籍加简单的按语，指导人们读哪些书，选择什么版本。它所标

明的版本都是经过斟酌的，以不缺少误、习见常用的为主。

（4）《贩书偶记》（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近人孙殿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贩书偶记）。《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

编》是孙氏在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几十年中所见古籍的详细记录，绝大部分是清代的著作、同时兼收

少许明代人的著作，以及辛亥革命至抗战前(止于1935年)的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是一部清代以来

的著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补编。其著录项目，一般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姓

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贩书偶记》初刻于1936年，著者在初版刊印以后，又积得资料六千余

条，并由他的助手雷梦水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于1980年以《贩书偶记续编》名义出版。这

次重印，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贩书偶记》、1980年第一版《贩书偶记续编》全二为

一，以《〈贩书偶记〉附续编》的形式分为上下册出版。书后附有《〈账书偶记〉书名著者名四角

号码综合索引》。

（5）《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本书共13册，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未收的古籍提

要10070篇．尤重道藏、佛经的史传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之著作、明人著作、一部分禁毁书，以及现

存海内外的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戏曲和《四库全书》编纂以后的书籍等等。它收了经部书2384部，

史部书4443部，子部书2115部，集部书1128部。

（6）《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本书采用按年编排的方式收录

了建国以来(1949年10月至1991年12月)我国(港、台除外)历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内容除文、

史、哲等之外．还收藏书画艺术，以及医书、农书、科技等方面的古籍，还酌收—部分已译成汉文

的少数民族古籍。所收古籍大致包括辛亥革命以前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后对古籍整理加工的著作，

以及有关古籍的工具书。本书之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目索引，这样，既可以了解古籍整理各

个阶段的概况，又可通过索引查阅到每种古籍出版的年月。

1）《中国丛书综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年再版。全书收录全国

41所主要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增至47所）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包括子目汇集古籍38891

种。全书共3册。

第一册“总目”，按汇编与类编进行编排。汇编分为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5类；类

编分为经、史、子、集4类。每一丛书，著录丛书名、编辑者、版本、并详细列出该丛书所含子

目。书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与“丛书书名索引”。

第二册是“子目”，是子目分类索引，将该书中所收的全部古籍按经、史、子、集四部（下

再分若干类）分类编排，注明每一书的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所属丛书等。可按类查出某部

古籍及收在哪些丛书中。

第三册是“索引”，是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按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与第二册配合使

用（中国丛书综录书影）。

（2）《中国丛书练录补正》

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江苏广陵古箱刻印社1984年出版。本书对《综录》中各丛书的版

本、异名、子目作了很多补充和订正工作，增录了1958年以后重印、复印、影印，以及校点排印的

新版丛书。书后所附的“丛书异名索引”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丛书综录补正）。

（3）《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

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1982年印行。本书重在增补《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或未收丛书，共977

种，其中包括一些西学丛书与台湾编印的丛书。全书分丛书目录与子目索引两部分。书前附“丛书

概述”，书后附“丛书书名索引”与“子目书名索引”。

（4）《中国丛书广录》

全书16开236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是新出版的查古籍丛书的工具书。凡《中

国丛书综录》已收录者，不再收录，只收录书名、版本或子目多寡不同者。该书不仅收目前实存的

丛书，也收历史曾经存在、今为“存目”的丛书；既收原刻本、影印本，也收铅印等整理本；既收

大陆地区出版的丛书，也收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丛书。该书上册是总目，包括丛书分类简目、丛书分

类详目、丛书书名索引、丛书编纂者、校注者刊刻者索引；下册是索引，包括子目分类索引、子目

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该书与《中国丛书综录》相补充，反映了我国历代的丛书出版情况（图

片中国丛书广录书影）。

（5）《中国丛书综录续编》

本书是在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目录学家施廷镛的遗著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书中删

除了与他书重复者，并又补充了许多丛书，包括不少港、台、日本等地的资料，现共计收录1100余

种。书后附《丛书备考》、《丛书书名索引》、《丛书著者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丛

书子目著者索引》、《丛书子目分类索引》。它的出版弥补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和阳

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所收丛书的不足，并订正了上述两书著录中的一些错误，是一本研究中国

历史、文化和古籍的工具书。

（6）《丛书总目续编》

庄荣芳编，台北德浩书局1974年印行。是《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的续编，收录台湾

出版的丛书683种。可用来查考台湾1974年前丛书的出版情况和收藏情况。

此外，我国近代出版的三套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初编》

虽巳收录在《中国丛书综录》里了，但它们都各自编有目录，可供查检。

（7）《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商务印书馆编，1935年出版，中华书局1983年重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自1935年

起编辑出版，汇集宋、元、明、清100部有价值的丛书，收书约4100种，原拟分订4000册，每册一

号，计划分四批出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出书，巳出版的3467册，未出版的533册。1982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之后，中华书局决定将巳出版的重印。本目录便是根据1935

年版重编的，共收书4l07钟，按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

术、文学、史地等10类编排。每种书均注明书名、编著考，所届丛书、卷数、册数。凡已出版各

书，书名前均冠以书号，并按书号顺序排列；未出版各书，书名后均注明“未出”字样。

3、古籍善本书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经部、丛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6年版。中国大型古籍目录。该书

目编辑委员会编。该书目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

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

藏书57500种，13万部。凡是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流传较少的古籍，年代下

限大致断到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

在收录之列。编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类法排列，并增设丛书部，故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

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丛书部和史部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录项目有书

名（含卷数）、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书均有编号，书末附藏书单位代号及检索表，并另

编书名、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索引。收录中国782家收藏单位所藏善本书57500种约13万部。中

国现代最大的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

（2）《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上、中、下册）

天津图书馆编，齐鲁书社2003年04月第1版，2041页（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3）《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全7册）

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共收录了善本书目6024种，对所选书目的著者、

版本、刻书年代、行款及刻书者，均依据相关馆藏资料，做了详细的介绍。编制了四角号索引。同

时考虑到多途径检索方便，还编制了书名四角号码的笔画字头检索和汉语拼音字头检索。凡收入该

书的书目，均标明了藏书单位，这些古籍善本书，分藏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

文物保护委员会、高等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中等学校、文化馆、寺庙等800余家。一书在

手，中国古籍善本分布情况尽收眼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4）《中国善本书提要》（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王重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所录善本书达4200余种，包括北京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著录版本特征内容齐备。以往

书录，多只录书名、卷数、册数、撰著校辑者人名、刻本堂名、年代等，本书则尽量录齐各项特

征，除上述各项外，更详记其版框尺寸、行款字数、残存卷数、版藏处所、原书款识序跋、刻字铺

号、刻工姓名等，凡有助于鉴定古籍刊刻年代之特征者，都尽量录入，以帮助读者对版刻情况进行

判断和对源流加以考订。此外，本书对《四库提要》、《明史艺文志》等书录，颇多纠谬补阙之

功，因此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善本书录。本书基本上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略加变

更。书后附有索引4种：“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到书铺号

索引”（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2）。

（5）《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本书是著名目录版本学专家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续编。计有史部提要770余篇 ，

涉及纪传、编年 纪事本末、杂史、传记、政书、地理、金石、目录等九类；子部提要近 10篇。编

辑体例与“正编”基本一致。类目、书名、版本、册数、撰者、序跋等清晰明白，具有很高的资料

价值，其中所收地方志提要最多。全书目录为：《补编》前言、编例、补编提要目录、中国善本书

提要补编、后记、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刻书铺号索引、正补编联合索引

字头笔书检字表（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6）《古籍版本题记索引》

罗伟国、胡平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本书著录有关古籍版本的书目、题跋、读书志、书影

等102种。全书包括《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两部分，均用四角号码法排列。《书名索引》著录

书名、编著者、版本和出处等4项。这里所谓的“出处”就是版本题记的出处。这部分索引提供给

读者的就是什么古籍有什么人的题记，有多少题记。为了节省篇幅，引用书目都编制了代号，查阅

时可查检《采用书目及其代号表》。书名代号是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卷数是中文数字，页码是阿

拉伯数字，特殊者另外注明。《著者索引》著录编著者姓名及其著作两项。从中我们可以查检到某

人著有哪些版本题记。本书对古籍的版本题记，收罗宏富，编排科学，为我们查检善本右籍提供了

重要的资料线索。

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

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为清人姚觐元撰，邓实补遗。姚氏收禁毁书

目4种，即《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其中《抽毁书目》部分

在每书之下均说明抽毁原因．其余三种都仅记书名和人名。邓氏补遗三种，每书之下均说明禁毁之

故。姚氏四种，加上邓氏的补遗，收录清代禁毁书3100种151000余部。《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

起辑。孙氏在北京开设通学斋书店，专售古旧书籍：他嫌姚氏所撰的几种禁书目录著录简赂，于是

在收书过程中遇见禁书，便洋记卷数、著者、刊刻年代，然后按书名笔画顺序排列编成此书。孙氏

还将一部分不见于禁书目录而似在禁毁范围的古书，作为外编附于书后。商务印书馆将姚氏和孙氏

的禁书目录(包括邓实的补遗)合印在一起，并另编书名索引附后，检索方便。

（2）《中国禁书大观》

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本书由《中国禁书简史》、《中国禁

书解题》、《中国历代禁书目录》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叙述了中国禁书的历史，对220种禁书作

了举例性的介绍，开列了一个从秦代到清末的全部禁书目录。本书能使读者对我国古代禁书总貌获

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对一些具体的禁书具有若干理解，特别是前两部分具有较好的知识性和可读

性。第三部分《中国历代禁书目录》把历代禁书分为秦及汉初、晋至隋唐、宋元明、清代四个阶段

排列，各书目均以书名笔画顺序排列。查检时可与第一部分《中国禁书简史》参照。

（3）《伪书通考》(上、下)

近人张心澄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三版修订本。本书1939年初版时，辨书1059部，修订本

增至1105部。张氏把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鳞《四部正讹》及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三部书

拼合起来，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以书名为纲，再征引其他各书中有关的辨伪材料

汇编而成。张氏本人的意见，加括号注以“澄按”字。每书题下所注的“伪”、“疑伪”、“非

伪”“误认撰人”等，是编者对某部书真伪的结论。书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伪书通考书名及

著者索引”供查检。书前有“总论”一篇，论述了辨伪的意义、伪书的产生、作伪的原因、伪书的

发现、辨伪的规律、辨伪的方法和条件等，值得一读。

（4）《续伪书通考》

郑良树编撰，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出版。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据著者在“凡例”中说：散

见学报、学术期刊之辨伪沦文，新刊古籍书前书后涉及辫伪之序跋等，已入古史辨而为新、旧版伪

书通考所未搜集者．皆尽可能悉为编入；各专书内涉及辨伪之章节，或著录其书名、作者及主要之

结论，或略为裁剪编入。本书内容比较丰富，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重要的辨伪资料

（5）《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本书是根据梁启超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全书分“总论”与

“分类”两卷。“总论”共5章，论述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辨伪学

的发达、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伪书的分别评价等；“分论”共6章，依次讨论十三经的真

伪。书后附录“子书五种”，讨论《本草》、《素间》、《灵枢》、《甲乙经》、《阴符经》五部

书的真伪。

5、古籍地方志目录

（1）《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本目录著录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

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所藏的地方志8200余种，收录范围包

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本书所收方

志的年代截止于1949年。本书的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藏书单位和备注。书后

附有“书名索引”供查俭。本书是中国目前最完备的地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2）《中国地方志综录》

朱士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增订本。本书初版于1935年，解放后重行修订，共著录我国

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7413种．用表格的方式依行政区划排列。后附书名和人名索引供查

检。

（3）《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

来新夏主编，黄山书社1988年出版发行。本书是一部全国性地方志资料的综合汇编与著述。其

中“新志简介”部分著录了新编纂的地方志119种。

（4）《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朱士嘉编，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本书是编者4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编的，共著录

中国方志2939种。

（5）《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

崔建英编，书目文献出版社l 986年出版。本书著录日本所藏方志140种，其中除两部是明代方

志的抄本外，其余全部是清乾隆以前刻本，大多是第一代方志和不同内容体系的始修忘，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

（6）《中国古方志考》

张国淦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所录方志，起自秦汉，止于元代，存佚皆录，是一部古

代地方志综录。每书的考证，除辑录旧著的分析论断外，编者的论述则附于按语之中。全书共考各

代方志2271种，元以前的方志可以说是收录殆尽了。

（7）《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增订本)》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辑，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发行。本书著录台湾各学术文化

机关及党政机构图书馆(室〕或档案室所藏地方志568部。

（8）《（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

（清）谢启昆修。艺文略在该志第205～214卷，它收录了后汉至清嘉庆间广西地方文献259

种，分上下两编，上编录广西人著述，下编录外省人有关广西著述，可供查找广西古代地方文献之用。

（9）《广西近代经籍志》

近人蒙启鹏编纂。民国十六年（1928）出版，收嘉庆以来广西地方文献478部，分经史子集四

部编排，可续《广西通志·艺文略》供检索广西近代人著述（清·嘉庆至民国十七年）之用。

（10）《广西省著述目录》

广西统计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印，收录广西籍或纯广西人团体论著、译述、纂辑、笺

注，按杜威十进分类法分十大类编排，书末附作品分类、作品时代、作品分县比较表，可作检索民

国二十三年以前广西地方著述之用。

（11）《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

广西通志馆、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合编。全套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图书资料部分：收录了广

西十个收藏地方文献最多的大型图书馆（室）的地方文献；二是地方志部分：收录现存解放前广西

地方志245种；三是报纸杂志部分：收录区内外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1911—1949年广西各地出版的

报纸296种，区内外38个大型图书馆所藏1898—1949年出版的广西地方期刊和广西籍人士在外地编

辑出版的期刊832种。该目录是一部综合性的解放前广西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是著录广西地方文献

较完全的书目工具，可作了解广西地方文献收藏全貌和馆际互借的主要工具。

（12）《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

该馆编辑，1986年出版。本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广西地方志总目录”；二是“馆藏地方志目

录”（略）：三是“馆藏广西地方文献目录”，部分介绍广西通志馆所藏解放前地方文献541种，

期刊51种，族谱复印本12种，按广西行政区划编排，可了解广西大部分地方文史文献。

（13）《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广西地方志总目录部分》

广西通志馆编，收录区内外146个大、中、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县（市）修志办所

藏解放前广西地方志230种，按地方行政区域编排。

（14）《广西地方志提要》

广西通志馆编，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1949以前广西历代纂修的通志、府、

州、厅、县志、乡土志、寺庙志250种，书末附《广西方志佚书目录》．与别的广西方志书目相

比，本书有篇目和内容，作者简介, 可供读者了解每部志书概貌；有附录佚志274种，据此研究者

可窥见历史上广西各地志书编纂全貌：所收录方志虽多，但未录馆藏情况，检索时需与《广西地方

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地方志部分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