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底，一位年近六旬、风度翩翩的儒雅老者手捧鲜花，出现在上海市郊的万国公墓的小径上。来者是著名作家郑振铎，他来祭扫的墓碑上，刻着“张君劢夫人王世瑛”字样，碑上的照片里是一个神情温婉、斯文俊秀的中年女子。

王世瑛是他的初恋，此刻的张君励寓居海外，秋风中，她的孤墓前显得十分冷清，而郑振铎徘徊墓前，像从前那样怅望着王世瑛的照片，感伤不已，曾经心心相印的两人，由于年轻时的羞怯、不自信和误会，最终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垂老仍难释怀。

郑振铎和夫人高君箴郎才女貌，被称为“神仙眷侣”，而王世瑛的丈夫张君劢也是著名政治家、曾在四十年代叱咤风云，但两段美满婚姻的背后，却也掩藏着一段凄楚的初恋往事。

几次阴差阳错、几回欲言又止，曾渴望生死相依的二人在不断的纠结和牵扯中始终无法抵达爱情的彼岸，都另外建立了家庭，而二十年后的重逢，终于让他们看清楚了当年的心事和误会，也增添了相爱未果的惆怅不舍。

纵然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

王世瑛的好友、女作家庐隐曾将这段没有结果的恋爱故事写入了小说《海滨故人》，后来，另一位好友程俊英又在小说中进行了续写，基本还原了二人的感情心路。

1945年，王世瑛难产身亡后，郑振铎更是思量不已，住在上海期间，他常到王世瑛墓前凭吊，迁往北京后，只要来上海开会或出差，他就抽空到王世瑛墓前献上一把鲜花，寄寓心头难泯的思念。

有情人未成眷属，自是人间憾事。而细察二人的情缘始末，其实他们同样内敛、含蓄、不自信的个性，才导致未能终身相守。郑振铎后来得到高君箴倾心，王世瑛获张君劢追求，都是对方更加主动，才分别成就了两段良缘。

深挚的爱情往往基于个人魅力的互相吸引与回应，美满的婚姻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多方面因素来促成，好的婚姻，一定意义上也确实是门当户对、性格互补、价值匹配，而不仅仅是内心难舍的情愫。

因此，从二人好友的小说中可以看出，郑振择与王世瑛的恋爱没有结果，虽是憾事，却也是一种必然。

王世瑛与郑振铎都是福建人，王世瑛1899年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城内东街妙巷的一户望族，祖父王仁堪为清末状元，高祖父王庆云曾任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王家人才济济，高官、专家众多，王世瑛的父亲在民国时担任过福建省教育厅长，后来成为教育部主事。

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县，因祖父跟着当盐务官的表亲到温州当幕友，举家迁往温州。1898年，他在温州盐公堂衙署出生，祖父对身为长孙的郑振铎期以厚望，而还没等他长大成人，祖父、父亲先后去世，郑家在当地无依无靠、坐吃山空，只能靠祖母、寡母帮人做针线活、缝补衣裳为生。

为了早点谋生养家，郑振铎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课余他最爱买书，对文学创作和翻译十分喜好，也在这一年，王世瑛考入著名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成为女高师的学生会主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王世瑛不但热心组织活动，还积极创作白话文作品，与她的三位同学闺蜜程俊英、黄英（作家庐隐）、陈定秀成为好友，除了来自苏州的陈定秀外，其他三位女生都是福建人，她们在时代风云中豪情逸兴壮思飞，以春秋战国时的“四公子”自诩，中国第一代现代女作家大多来自女高师学生，“四公子”便是其中的出色代表。

后来，在庐隐的小说《海滨故人》，曾诗意地描述过“四公子”的友情。

而王世瑛的同班同学苏雪林则特地为“四公子”写了首诗，称她们“闽水湘烟聚一堂，怪底文章尽清妙。”

1919年11月28日下午，北京宣武门大街的福建会馆召开同乡会，郑振铎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怒斥了日本人在福州开枪逞凶的恶行。

王世瑛听着他满腔热血的发言，深感此人才华非凡，而且郑振铎一表人才，身材高大、高鼻梁、宽额头，风度出众，令她心生好感。

郑振铎也对她一见钟情，这位女高师的学生会主席相貌娟秀、气质不凡，一双眼睛里闪着冷静而睿智的光芒，让郑振铎一下子被吸引了。

认识第二天，他就来到女高师的红楼，托门房叫王世瑛到会客室见面，借着学生活动的名义，与王世瑛频繁接触，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志趣，都喜欢文学创作和读书，在通信中，感情不断升温。

陷入初恋的郑振铎一发不可自拔，只要几天不见王世瑛，他就定不下心来。

1920年1月，郑振铎与茅盾、许地山等人牵头发起成立了共12人的“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王世瑛和程俊英都加入其中。

就在这一年的年底，郑振铎通过了铁路管理传习所的毕业考试，即将毕业分配到沪杭甬铁路上海南站当练习生，他希望能与王世瑛明确关系，便冒着寒风来到女高师，在红楼的会客室里向王世瑛试探地说明了自己的心意。

此时的王世瑛才21岁，出身世家的她心性单纯，还没有与异性正式交往过，因此不敢自己随便作主，见郑振铎态度诚恳、真挚，她心里感动，仍犹豫着回答郑振铎说：“此事必须和我的双亲商量，才能决定。”

当王世瑛的母亲打听到郑振铎家中贫寒、靠寡母在温州做针线活度日时，大不以为然。她认为两家门不当、户不对，王家是状元门第、代代做官、家有恒产，王世瑛的父亲也是教育部的高官，而郑家只是小户人家，郑振铎还没有正式的大学文凭，只能在铁路上当小职员，所以，王母直接了当地告诉女儿：“郑绝不是我理想的门当户对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来往了。”

见父母态度鲜明，王世瑛也不敢违拗，因此没有及时回答郑振铎的求爱，内心感到非常痛苦，而郑振铎见她迟迟未做回复，更是大失所望，常借酒浇愁。

对此，庐隐认为王世瑛应该更勇敢一点，鼓励她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婚姻自主！”

而王世瑛毕竟不是性格叛逆、感情奔放的庐隐，她不敢违背父母之意，甚至她也想过，如果郑振铎能更坚定自信一点，再次亲口跟她告白、给她一个关于未来的许诺，她也可以跟郑振铎私奔。

郑振铎读不懂她内心复杂的情思，他满心期待着王世瑛能够主动给他一个正式回复，一直拖了三个月也没去上海报到工作，直到1921年3月，再也拖不下去了，才匆匆与她辞行，前往上海。

一个月后，郑振铎辞去了铁路局的工作，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同时，他还着手成立了“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旬刊》。

1921年4月23日，《文学旬刊》在上海正式成立，王世瑛在上面发表了不少文章，如小说《心境》、《不全则无》等，虽然分居京沪两地，但她与郑振铎通信密切、并没有按母亲所说断了往来。

只是，二人在通信中只谈文学创作，却只字不提这段感情纠葛。

郑振铎在王世瑛的面前并不自信，他家中一贫如洗，一介寒儒、卖文为生，连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实在鼓不起勇气紧追不舍，但他又放不下这段真情，只得写信托庐隐旁敲侧击地打听王世瑛的心意。

暑假里，王世瑛收信后，将自己对郑振铎的爱意和家庭压力都告诉了庐隐，她对此也深感苦闷，却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而且，她不能确定郑振铎对她是不是真爱，如果是真爱，为什么他并没有热烈地追求自己，而一直表现得不温不火

爱情毕竟是两个人的私事，旁人无法为他们的内心做决定，郑振铎不敢明言的原因，是他当时在恋人面前自卑感很深，她的优秀让他迷恋，也让他觉得高不可攀。何况，他也只是个阅世不深的毛头小伙，没有王世瑛的鼓励，他怎敢再往前进一步如果开口后被正式拒绝，以后他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1921年5月，经茅盾介绍，郑振铎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事业渐有起色后，他又鼓起勇气想追求王世瑛。

恰好当时有一个机会放在他面前，1922年3月3日，苏联盲诗人、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在北京女高师进行演讲，而郑振铎是他的陪员，郑振铎打算见到王世瑛的时候，再吐露自己的心声。

然而，匆匆见面之时，郑振铎十分恍惚，望着面前一年未见的王世瑛，他除了寒暄之外，竟一个字也没多说，而王世瑛更是满腹疑问，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冷淡，二人都在心中自问：对方如今是否已经有了所爱之人呢

会面后，郑振铎很不甘心，写了封短信寄去，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郑振铎又托人带话给她，想要得到个结果，可王世瑛仍然置之不理，她并不是不爱郑振铎，可是她觉得，如果要她不管不顾地舍弃家庭、跟着郑振铎私奔，那郑振铎也要有同样不管不顾的勇气，敢于当面向她亲口承诺，年轻的她觉得，真爱，需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证明。

就这样，双方都盼望着对方能够大胆主动地走出第一步、给出勇气和召唤，由自己来完成那剩下的九十九步，可结果是谁都没有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两个人都太含蓄内敛了，长期隔空打着哑谜，一种心事、两副愁肠，结果，在王世瑛的等待和冷处理中，一段真挚的深情被时间和距离化成了烟云。

1922年夏天，王世瑛从女高师毕业后，不愁衣食的她前往日本旅行考察，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旬刊》上发表了《东京行》系列小诗，并在著名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长篇游记，但远在异国，与郑振铎的书信联系已不如从前密切。

回到上海后，郑振铎借酒浇愁，常酩酊大醉，为了让他生活充实、早点走出感情的困境，这年年底，他的好友谢逸六硬拉着他去在印书馆出资的神州女校里兼职教书，也好多一份收入，养活他刚搬到上海安家的祖母和母亲。

而郑振铎就在这里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高君箴。

高君箴是神州女校的才女，精通诗词与英文翻译，与郑振铎言谈投机。

1922年12月8日，她在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翻译作品《怪戒指》，十分高兴，表示以后还要再投稿。

高君箴是商务印书馆负责人高梦旦的女儿，高梦旦平生爱才如命，他见郑振铎一表人才、文采斐然，又是他的福建长乐老乡，早就对郑振铎十分赏识，听说女儿结识了郑振铎，便积极鼓励二人接近。

高梦旦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另一位福建老乡郑心南向郑振铎传话说，只怕自己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他人议论，以郑振铎的人品才华，如能成为自己的东床快婿，那是高家的幸事。

为了促成这段姻缘，高梦旦特地找来女儿谈话，对郑振铎嘉许不已，嘱咐她多向郑振铎求教，一起谈书、谈文学，此后，他见两人的交往仍然不温不火，1923年4月，这个月老又热心地促成女儿与郑振铎一起去杭州 旅游 、建立感情。

时间过去两年多，郑振铎心里认为，他与王世瑛的初恋早就失败了，而高梦旦对他的赏识让他感激不尽，高君箴的落落大方，也让他很是欣赏。

高梦旦见女儿和郑振铎都认可了这段关系，便趁热打铁，1923年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里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婚礼之后，郑振铎给王世瑛写了一封信，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也只得狠心斩断内心仍有的一丝惦念，与王世瑛做个了结，可这封信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用了足足一个晚上，最终只剩下一句话，说他已经结婚了。

收信后，刚回国不久的王世瑛如坠深渊，她不能置信地去询问二人共同的好友程俊英，得知情况属实，她瘫坐在沙发上，悲伤万分。

她能爱上的人当然是个品貌出色、才华不凡的年轻人，对异性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有世家传承的王家看不上郑振铎，讲究新学的高家却对他视若珍宝。一面是王世瑛长期没有音讯的冷处理，一面是高家父女热情接纳和青眼有加，郑振铎的选择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程俊英也如此劝解她，道：“父母之命与自由恋爱不能两全，这是必然的结果。既是您的双亲不允，振铎亦只得如此。”王世瑛毕竟是大家闺秀，她默默点头，强自克制住内心的失落，认可了这个结果。

其实，才貌出众、家世不凡的王世瑛身边一直追求者不断，郑振铎做不到勇敢主动地表白，却有其他人可以做到。

1923年底，王世瑛在北京与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在北京文艺界迎接泰戈尔访华的筹备会上，因庐隐的介绍相识。

张家是江苏宝山（今属上海）的大族，张君劢19岁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后来归国成为晚清末代翰林，又获德国柏林大学政治学博士，这一年，他与丁文江在报纸上笔战，已是很有影响的 社会 名人。

张君劢对王世瑛一见钟情，他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沈氏结婚一个月就分居了，一直独身，见到王世瑛后，他才知道什么是爱情，为了有资格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与沈氏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1924年3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活动期间，张君劢邀请王世瑛一起陪同诗翁，并向她热诚求婚，王世瑛对是否接受张君劢为终身伴侣，仍然一时不能决断。

她征求父母意见，这次王家十分赞同，认为张君劢无论是家势还是才干，都是“理想佳婿”。王世瑛又觉得自己的出现导致了张君劢的离婚，不禁心存愧疚，再次向闺蜜们征求意见，她甚至给远在美国留学的同乡好友冰心也写信询问，冰心虽然不认识张君劢，却读过他许多文章，对其才华见识很佩服，因此回信极力赞成二人婚事。

在亲友们的鼓励下，王世瑛答应了张君劢的追求。1925年，二人在福州举行了婚礼，当时张君劢39岁、王世瑛26岁，婚后，王世瑛放弃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她为张君劢生了五个孩子，像丈夫期待的那样，一心相夫教子、成为丈夫学术上的得力助手。

1929年，张君劢曾因政见不同在上海遭歹徒绑架，王世瑛冷静与匪徒周旋，托人找到青帮头目杜月笙等人居中调解，才救出了丈夫。张君劢对此感激不尽，后来刊行的作品中，处处可见他对妻子的欣赏与敬佩，他后来的成就，离不开王世瑛的奉献，而张君劢的 社会 影响力与日俱增，也让王世瑛感到自己没有嫁错人。

与郑振铎分开后，她同样得到了自己的良缘。

郑振铎的婚姻同样受人称道，被人称为“神仙眷侣”。

高君箴与郑振铎婚后，二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童话集《天鹅》，郑振铎撰写《中国文学者生卒考》和《文学大纲》、《插图中国文学史》等书，高君箴甘居幕后，为他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

她虽然年轻却坚定，与丈夫志同道合，一同面对人生风雨。

1927年，白色恐怖时期，郑振铎因发表怒斥蒋介石罪行的公开信遭到搜捕，高梦旦催促他离妻别子、前往法国避难，旅欧期间，郑振铎在日记中写下对妻子的思念，后来结集为《欧行日记》一书出版。

抗战期间，郑振铎化名蛰居于上海，到沦落敌手的各大江南藏书楼里冒死收购各种稀世孤本和秘稿古籍，避免“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奇耻大辱，一家老小的生活，就由高君箴独自承担，她却毫无怨言。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次重逢，可能郑振铎与王世瑛曾经的感情就这样被时间彻底掩盖了，毕竟，他们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走了两段不同的人生。

抗战期间，郑振铎听说王世瑛在上海杜美路娘家养病，多年音讯断绝，如今近在咫尺，怎能不想念人到中年，乱世之中亦不知何时就会成为生命的终点，他终于按捺不住，找到程俊英，带着哀求的声音说道：“我很想念世瑛，你能陪我去她家叙叙旧吗”

再次重逢已经过了二十多年，昔日的青涩少年，已是名闻天下的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昔日的如花少女，也变成了儿女成群的端庄主妇。

王世瑛起身招待老友，倒完茶后端出一盘新鲜龙眼道：“尝尝家乡的香片和龙眼吧，借表多年的乡思！”

郑振铎喝了一口茶又尝了一颗龙眼后，忽然感伤到差点落泪，红着眼睛感叹道：“香片、龙眼味道年年都一样，可是人却变了！”王世瑛端着茶碗的手不禁颤抖起来，那无疾而终的初恋，在两个中年人的心底，已是别一样滋味，伤心多于甜蜜，遗憾多于喜悦。

和当年一样，郑振铎用极其忧郁的眼神看着王世瑛，而王世瑛却避开了，将目光投向了手中的茶碗。

不久，王世瑛被丈夫接往重庆，二人又失去了联系。

1945年3月，46岁的王世瑛难产身亡，张君劢此时正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大会，闻讯后伤心欲绝，为失去这样一位“非徒夫妇，实谊兼朋友”的贤内助而痛苦万分。

郑振铎直到6月8日才得知噩耗，当晚彻夜未眠，在日记中写道：“闻世瑛君逝世讯，愕甚！前尘往事，不堪思量……”

抗战胜利后，王世瑛的棺木被运回上海安葬，受打击的张君劢再未续弦，退出了政坛，此后飘零海外、专心儒学，直到82岁时在旧金山疗养院去世。

郑振铎则常常去给王世瑛扫墓，在墓前一待就半天，直到1949年他举家离开上海前，还特地到王世瑛墓前告别，在墓前呜呜地哭道：“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不然，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即使对亡妻之情，也不过如此了。

他们的爱情往事，由好友庐隐、程俊英的两部小说记录了下来，在小说里，王世瑛叫作云青。前尘往事，不堪思量……情深缘浅，让二人内心的牵挂始终不渝，却永远无法走近。

其实这也是一种必然，从王世瑛后来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她只是外表是新女性，因为世家出身，内心仍然具有礼教 社会 里的传统女性特点，温和敦厚、推己让人，性格并不激进，在意他人看法，当然不会为了爱情而叛逆家庭。郑振铎也远不具备张君劢的大胆果敢，不能放手一搏，只能在无尽的等候和拘谨的试探中错过机会。二人都是稳重自矜之人，因个性、爱好的相似而走近，也因这种相似而不能大胆流露真情，根本无法抓紧这段缘份。

这是一曲初恋的悲歌，其中，却也可以印证出人性与人生的某些必然逻辑。

最早连续记载中国灾害的是古籍《春秋》

　　《春秋》是中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儒家经典之一。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

　　春秋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如史籍所载《夏殷春秋》、《百国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而《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礼记·坊记》也言及《鲁春秋》，似乎《春秋》又是鲁国史籍的专名。今传本《春秋》相传是孔子删削《鲁春秋》而成。孟子说过：“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汉代董仲舒、司马迁、桓宽等也认为孔子作《春秋》。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惑经篇》中举出12条理由来，对孔子作《春秋》说表示怀疑，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陆佃《陶山集·卷十二答崔子方书》都有此疑问。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

人参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 主治一切气血津液不足之虚证。但也不能当保健品服，这是药物，副作用很大的。

人参升阳有升阳散火汤，古籍记载的补阴是高明的医生用于热的假象的吧？（我还在学习，观点不对敬请纠正）

生晒参通常指生晒白参。为五加科多年草本植物人参的根。主产于吉林，辽宁，黑龙江等。

也就是说是东北的，但是现在东北的野生人生越来越少了，人们去朝鲜挖的人参就称高丽参。

其实西洋参并不是人参，西洋参功效是益肺阴，清虚火，生津止渴。

古籍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籍是用来记录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古籍上面记载了很多古代的文学知识，对于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非常注重对古籍的保护以及传承和发展，也开始重视对古籍的修复。古籍虽然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古籍文化必须要传承下去，也一定要加强公众和古籍之间的关系。要想让古籍很好的传承下去，就一定要注重中小学的教育，虽然近几年国画书法等也相继的进入了中小学的课本课堂里，但是也一定要让古籍进入中小学的课堂里。一定要让下一代知道古籍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文化载体。

要知道古籍是一个非常能体现我们华夏文明的载体，一定要加强青少年的古籍基础教育，多培养青少年们对古籍的兴趣，最好是通过去学习等方法来让青少年了解古籍的历史以及发展。古籍中记载有很多知识，比如我们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一些看法，对世界的看法等等。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中国人，那么古籍就是非常好的渠道之一。不光是中国人，可以通过古籍了解中国，对于一些外国人来说也是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古籍不能够仅仅只在学者之间了解起来，而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到古籍的重要性。古籍从很多方面能够串起中华5千年的文明，这就是古籍本身的魅力，以及我们之所以坚持要传承古籍的原因。我们不光要保护古籍，而且一定要让古籍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