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有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等版本之分。其中原刻本是藏家的首选。翻刻本比较多，收藏价值略逊原刻本一筹。但有几种翻刻本值得藏家关注：第一是原刻本已没有了，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第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第三是影刻本，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这样印出的书能够完整地保留原刻本的形状；第四是写刻本，即由擅长书法的人或作者自己书写上版印出的书，如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等。还有就是套色刻本，即在同一书页上，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 在古籍收藏中，还有一个说法，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

磨方复原的方法是对古籍、石刻、铜器、陶器等文物中磨掉了的文字或图案进行精细恢复的技术。以下是具体解释：

该方法通常使用电视显微镜、数字成像和计算机处理等高科技手段，以还原文物原貌为目的。

一、文物的数字化

磨方复原的第一步通常是将文物进行数字化扫描，转化为数字图像文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保留更多与磨掉的文物颜色、线条、印记等有关的细节。

二、精密分析

随后需要采用电视显微镜等装备对数字图像进行精密分析，即分析出被磨去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几何形状、颜色、固有纹理或断裂特征等，并调整的亮度、饱和度、对比度等参数以更好地辨认图像特征和纹理。

三、手工绘制与数学模型重建

在数字图像分析的基础上，复原者通常会利用软件绘画、图形设计及其他专业工具等手段对缺失部分进行补全，同时还会参考历史数据和单一断片之外的系统性结构来重建数学模型，实现磨方重构。

四、计算机辅助

磨方复原的最后一步通常涉及到计算机辅助技术。计算机可以运用反推法、假设空间法等方法来填充数字化“膜痕”，从而还原出完整的图案和文字。

五、保护文物

在进行磨方复原前，必须要先考虑到文物的保护问题。为避免二次伤害，应该选择一些低温、无毒和无腐蚀性能的稳定剂来加固文物表面，并使用尽量小的力度和最优化的处理方法处理损坏的文物。

六、专业人员

磨方复原是一项高技术性的工作，需要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同时，应确保专业人员具备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和精密实验室等必要的工作条件与设备。

七、人为添加

在进行磨方复原的过程中，需要警惕人为添加的情况。因为这样会对文物真实性产生极大的影响，严重损害其价值。所以在进行任何操作之前，都需要先进行客观精密的鉴定，避免偏差的出现。

总的来说，磨方复原虽有利于发掘文物的历史价值，但也应注意文物的完整性、真实性，加强优化保护，避免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保障文物及其价值的持久保存。因此，磨方复原必须在专业的环境和工具下进行，并需要经过严格的鉴定及检验，以确保文物重建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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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悬棺究竟是如何被送上悬崖的呢？争议颇多且被教科书删掉的张衡地动仪真的是“造假”吗？在“四大发明”以外，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技？神秘的“木牛流马”究竟长什么样？

1月10日，《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在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召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张柏春，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冯立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戴吾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烈等业内专家共同就“古代机械文明”展开了探讨。

《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以“再现中国古代机械文明”为主题。

李约瑟曾列举26种中国古代的杰出发明

一直以来，提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人们往往会想起“四大发明”，但在“四大发明”之外，却往往知之不详。在“四大发明”以外，中国究竟有没有科技？答案当然是有。那么，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范围内究竟是什么发展水平？

著名科技史家陆敬严在力作《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在秦汉时期开始进入先进行列，而且在这一阶段出现的重要科技成果特别多，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比如秦陵铜车马、指南车、记里鼓车、三脚耧、独轮车、被中香炉、风扇车、龙骨水车、平织机、地动仪、水利天文仪器——浑象等。陆敬严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位于先进行列的时间应从秦陵铜车马算起。

20世纪80年代秦陵出土的铜车马，形态逼真、造型优美、结构复杂而完善，展现出秦代很高的科技水平和制造技术。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再先进呢？陆敬严说，中国科学技术退出先进行列的时间约为明代中后期，也就是15-16世纪。这一时期的西方，正处于改变世界面貌的产业革命前夜，科学技术的进步十分明显。明代中晚期到清初，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总体上已经超过中国，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中国科学技术先进的局面已经结束。

陆敬严在书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和发展机械的国家之一。历史上，中国机械技术曾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在农业、冶金、纺织、车船、军事、天文、钻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其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论中，以英文字母编号，列举了26种中国古代的杰出发明，并指出这些杰出发明在欧洲使用的时间晚于中国几个世纪到十几个世纪。这26种发明中，12种属于机械范畴，另有10种或多或少与机械有一定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机械是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机械技术的辉煌，其种类、数量和丰富的内涵，对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都非常巨大。

英国学者李约瑟。

在研讨会现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温泽远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一书的出版初衷和编辑经过。他表示，实际上这些中国古代的杰出成就，中国人了解的并不多，甚至非常不了解。《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中华古代机械技术文明的整体样貌，而且通过复原不同时期的机械制作成果，可以让更多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脉络，揭示其发展的轨迹和兴衰的历程，进而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张柏春同样肯定了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和非凡价值，他表示，中国古代机械复原工作的人力、物力花费很大，见效又较慢，以往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人极少，在这片学术园地上有大批的空白，也很少有专著论及复原研究工作。但陆敬严一直没有放弃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目标，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兵器》《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中国机械史》等著作。

张柏春说，《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作为一部技术史专著，将古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进行机械的技术史研究和复原，不仅传承了刘仙洲先生的机械史研究方法，还发展了王振铎等先生开创的古代科技复原研究。“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陆敬严教授实地踏勘西南古栈道，结合实际复原木牛流马；在江西贵溪仿古吊装悬棺，破解千古之谜；对古籍文献细致推敲，复原制作成多种军事机械他制作的近百种约150具大小模型展现了我国先人的智慧和巧思，再现中华古代技术文明。”

古时悬棺究竟是如何被送上悬崖的呢？

起源于武夷山及周边地区的悬棺，被认为是千古之谜，古时悬棺究竟是如何被送上悬崖的呢？陆敬严在《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一书中指出，根据古籍记载和实地调研，确定了悬棺并非依靠神或自然的力量，而是古代的一项起重工程问题，并归纳了升置悬棺的四种方法：吊升法、栈升法、堆土法和涨水法。其中吊升法使用最多，栈升法使用必须要有一定的栈道基础，堆土法的使用有限，涨水法的使用则更少。但无论何种方法，都要将起重和运输结合起来。那么，升置悬棺所使用的设备是什么呢？陆敬严在书中写到，升置悬棺所用的设备应是当时已有的起重机械，如杠杆、滑轮、辘轳、绞车、棍棒和绳索等。

四川和云南的交界之处有很多悬棺，悬棺葬的年代十分古老，从如今发现的悬棺葬遗存来看，最早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元明时期。

悬棺，也是王一方最为感兴趣的内容。他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生死哲学，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在研讨会现场，王一方从悬棺谈起，认为悬棺的“悬”既是悬挂的“悬”，又是悬案的“悬”，书中的相关研究，破除了其中的神秘色彩，也解决了中国殡葬文化中的一个谜。座谈会现场，《科普时报》总编辑尹传红也举悬棺、记里鼓车和被中香炉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发明为例，来说明古代机械复原的趣味性、学术价值和科普意义。

出现于西汉的被中香炉，无论怎样翻滚灰盂始终不会倾翻，原理与今天的陀螺仪相同。

不过，陆敬严在书中还提到，不同地区的悬棺吊装具体方法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必须要强调的是，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所用的机械都不能超越当时的年代，必须符合当地的客观条件，因地制宜地予以选择。他曾经专门写成《中国悬棺研究》，根据所处环境，列出了实际中升置悬棺的方法。

从教科书中“消失”的张衡地动仪，真的是“造假”吗？

近年来，对张衡地动仪的议论颇多。在2010年以前的人教版教材中，曾经介绍了张衡和他的地动仪。课文称：“科学家张衡制造了一种仪器，能测定地震方向，叫做地动仪。这是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地震仪器。”但在2016年的部编本教材和2017年的统编本教材中，都不再介绍张衡及地动仪。

旧版人教版教材中曾经介绍了张衡和他的地动仪。

从历史教科书中“消失”的张衡地动仪，真的是“造假”吗？陆敬严在书中指出，从古籍记载可知，张衡地动仪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接收地震信号系统，其组成是都柱和八个轨道；二是报知地震系统，其组成是内部机关、龙头、铜丸及蟾蜍。遗憾的是地动仪的核心部件——机关难知其详。

许多现代学者对张衡的地动仪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世纪，日本学者已有论述。之后影响比较大的设想，还包括有王振铎复原地动仪的设想、席文提出的地动仪设想、中国地震局等单位复原地动仪的设想。陆敬严表示，这些关于地动仪工作原理的设想，都利用了物体的惯性，从科学的角度看，都是合理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后两种设想更加灵敏。因为《后汉书》提供了张衡创制地动仪的珍贵史料，比其他国家早约1700年，李约瑟称张衡的发明是“地动仪的鼻祖”，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陆敬严同时强调，地震学是新兴的独立学科，了解中国古代在地震学上的巨大成就，能使现代研究者受到启发，但不应过分夸大地动仪的灵敏性。对张衡地动仪的误差做分析后发现，其都柱只能按照八个轨道倾倒，两个相邻轨道之间有45°夹角。当两个相邻轨道之间的方向发生地震时，地动仪难以做出正确报告，当方向与每个轨道相差225°时，误差最大。且张衡地动仪只能报知地面的震动，无法甄别这一震动是由地震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此外，地震必须达到一定的强度和有一定的距离时，地动仪才能做出报告，也无法将地震的强度数字化。

“不用人力能自己走动”的“木牛流马”究竟长什么样？

戴吾三现场回忆起两次参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陆敬严复原的战争模型时的情景，他认为，展示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延续并不限于“四大发明”，更应从民生角度，对古代的生产生活工具加以关注，正是这些工具支撑了我们千年富足的生活。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不应局限于享乐生活文化和市井生活文化，而在机械的灵巧、技术的智慧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戴吾三提到，当时有一个采访的标题中提到“木牛流马入梦来”。这其中化用的“木牛流马”，其实也是陆敬严及其学生众多复原作品中的一件。

传说中解决了诸葛亮运粮难题“不用人力能自己走动”的“木牛流马”究竟长什么样？陆敬严在《诸葛亮集》中发现了对“木牛流马法”的详细记载。根据其中“一脚四足”的形容，推断出它很可能是一种牛首做装饰的用于货运的人力推行独轮车，一个轮子用于行进，四根柱子用于停车时支撑，而且具备当时很先进的刹车系统。

按木牛推想图复原的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陆敬严专门从上海赶往四川，爬上峭壁测量古栈道留下的楔孔，经过计算发现，按照力臂力矩关系，古栈道可以承受的通行重量基本在150公斤至200公斤，这既是当时制造水平下可以造出的一辆较大型独轮车的载重，也基本是当时一个士兵一年口粮的分量，完全符合古书中“一木牛载一岁粮”的记载。在对当地老人的访问中，他还得到了“五尺道”的信息，同样与独轮车的尺寸相符，最终得以复原出木牛流马的模型。欲要知晓更多《专家探讨中国古代机械：木牛流马长什么样？ 》的更多资讯，请持续关注深空的科技资讯栏目，深空小编将持续为您更新更多的科技资讯。王者之心2点击试玩

词目 三坟五典

发音 sān fén wǔ diǎn

释义 相传为我国最早的古籍。

出处 《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三坟五典几人知 继承中华文明，要从源头抓起

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人类发明使用文字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10000年前，这与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样的符号属于文字的标准有关，当然也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有关，而且也与古文字信息载体的耐久性有关。事实上，人类文明是一种存在的过程，而记录这种过程的信息及其载体，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般来说，人类文明的信息记录，包括主观记录和客观记录两大部分。所谓主观记录，是指人类用符号记录自己的生存信息，用实物保留自己的生存信息。所谓客观记录，就是人类无意间留下的生存信息，例如遗弃的石器、用火的痕迹、吃剩的兽骨，以及由于人类的生存而对自然环境及其生物的物种结构所造成的可以察觉的变化。

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4200年前至1000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不过，我们今天通常只能够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铜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看到这些文明信息的符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先民不曾在其它载体上留下过文明信息符号，因为许多不耐久的载体可能已经消失了。例如，远古神话传说就是一种人类早期记录信息的载体，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传说中就记有伏羲时代创造的复杂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们分别被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也就是说，在公元前530年，楚国的左史倚相就以能够读懂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遗憾的是《左传》没有说明这些上古名著的内容和形式。

据说是孔子撰写的《尚书序》则称：“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坟”、五帝时代的书称为“典”、伏羲时代的书称为“索”、帝禹时代的书称为“丘”？《尚书序》的回答是“坟”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显然，这是从上述用字的含义上来解释的，并没有涉及这些远古典籍所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材质。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笔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书序》的说法，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说去探讨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了。然而，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参阅笔者所著《符号之谜》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山海经》的考证，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山海图》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这项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图》），笔者开始意识到“坟”、 “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

众所周知，“坟”的正体字由土和贲构成，异体字由土和文构成。根据《辞海》，它有多种含义：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顺貌，土松而起貌，书籍的一种。因此，《尚书序》将《三坟》的坟字解释为大，颇为勉强。在笔者看来，《三坟》里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种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土也包括石头，因此《三坟》之书，也可能采用石板载体。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头上作画写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画（中国文字的发明，就曾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在洞穴上和岩石上作画，在卵石上写字（这种有字的石头，被称为会说话的石头），而古希腊人所说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十戒》，也是刻写在石板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汉字的坟，也可以解释为有文字的泥版。

“典”字的含义有：常规，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质物（典当），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书，我们今天知道其内容的只有尧典和舜典）。那么，这种被称为“典”的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呢？这就要从典字的象形来追溯了。在汉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黄、翼和异的原形正体字，都有一种共同的符号，即一横下面加两个支撑状的点，这种符号的象形含义乃是一个陈列架或陈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于陈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上。

因此，“典”的原义是指一种陈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书，它的作用相当于公告牌、公约板、神谕碑、法规文书和行为规范告示。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化来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约大型化、公开化、庄严化，其材质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也可能是皮革、丝帛（附着在硬质材料上）。典这种文书的发明者，应当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进一步演化就是册，史载殷先人“有典有册”，册就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典的不断小型化、轻便化、折叠化、卷曲化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义有：大绳，绞，法，独，尽，搜求，牵引，愿欲，须要，涕流貌。但是，索作为一种文书或信息载体，应当是指结绳纪事符号体系，或许还包括以丝帛或其它编织物为载体的文书（在丝帛上写字绘画，或者编织出能够传递信息的图案符号）。事实上，中国人最先发明了养蚕和丝帛，因此也就有条件用丝帛作为信息载体；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制造出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以及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因此中国人才能率先发明风筝。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顺理成章了。所谓《八索》就是丝帛文书，它源于结绳纪事和结绳占卜（卦的字形含义原指测时，结绳符号的功能之一也是计时）；这就是《尚书序》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来。

“丘”字的含义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区域（四邑为丘）。从字形来说，丘指有平缓坡度的地形地貌。问题是，兵字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实，兵字实际上是斤和陈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这种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状）陈列在桌几上，相传这是由蚩尤最先发明的，所谓“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为神器来供奉。

那么，《九丘》这部书，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用丘字来形容或指称呢？《尚书序》取其“聚”的含义，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这是因为，丘还有山川的意思、区域的意思、庞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义综合起来，很像是一种模拟的实物地图，即在不同模拟区域上有着象征该地理方位的物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社稷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方位的物产。更深一层地说，“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还表示中央的统治权力遍布天下东西南北中的所有区域。

有鉴于此，《尚书序》所谓“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实际上正是《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五藏山经》的另一种版本。根据笔者对《山海经》二十余年的研究，认识到《山海经》一书系由帝禹时代《五藏山经》、夏代《海外四经》、商代《大荒四经》、周代《海内五经》合辑而成，时在春秋末年，编辑改写者为公元前516年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学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经》具有地理实测和国土资源考察基础，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寻，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国景观，实乃中华文明与文化第一历史宝典，亦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因此，《九丘》是一部实物地图地理书，它平铺在一处圣洁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点象今天的模型沙盘，也可能是一幅巨画，画有五区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1999年9月9日，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时多年，终于创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奇的动物都是由人装扮的）、人文活动场景95处等等内容全部绘出。为此，笔者曾欣然作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大禹若有灵，当惊图复出矣！

综上所述，可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典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必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是为此文。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王赞扬左史倚说：

是良史也。于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什么是三坟五典，后世争论不休。东汉贾逵说，三坟即三王之书。马融说：三坟就是三气；阴阳始生天、地，人三气。张衡说：三坟就是三礼。礼为“大防”，坟也是“大防”。大防，就是今天说的根本原则、主要界限。马融的学生郑玄据《周礼》上说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认为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但三皇是谁又众说纷纭。郑玄说是伏牺、女娲、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燧人、神农，有人说是伏牺、祝融、神农，有人说是天皇，地皇，人皇。但天皇地皇人皇又是谁，也说不清楚。

也有人说:三坟指的是三皇，即伏羲氏、神农氏、黄帝的著作；典指的是五帝：少昊氏、颛顼氏、帝喾、尧、舜，记载五帝事迹的书，叫作五典。三坟五典是中国最古老的书，早已经失传了。坟的本义是指高大的土堆，不是说死人的坟头是坟。人死了埋在一个地方，要弄一个标记，防止以后再来扫墓找不到了，就在地上堆一个土堆，叫作坟头，但这并不是坟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