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王风·葛藟》

　先秦：佚名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绵绵葛藟，在河之涘。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

　绵绵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译文

　葛藤缠绕绵绵长，在那大河河湾旁。兄弟骨肉已离散，叫人爹爹心悲凉。叫人爹爹心悲凉，他也哪里会赏光。

　葛藤缠绕绵绵长，在那大河河岸旁。兄弟骨肉已离散，叫人妈妈心悲凉。叫人妈妈心悲凉，她也哪里会帮忙。

　葛藤缠绕绵绵长，在那大河河滩旁。兄弟骨肉已离散，叫人哥哥心悲凉。叫人哥哥心悲凉，他也只把聋哑装。

　赏析

　这是一首流浪者自诉寄人篱下之无尽屈辱的诗歌。诗分三章，每章六句。首章“绵绵”二句写眼前景物。诗人流落到黄河边上，见到河边葛藤茂盛，绵绵不断，不禁触景伤情，联系到自己远离兄弟、飘泊异乡的身世，感到人不如物。他流落他乡，六亲无靠，生活无着，不得不乞求于人，甚至覥颜“谓他人父”。处境之艰难，地位之卑下，可见一斑。但是即便如此，也未博得人家的一丝怜悯。“谓他人父，亦莫我顾”，直书其事，包含许多屈辱，许多痛楚，正如朱熹所叹：“则其穷也甚矣！”（《诗集传》）第二、第三章诗意略同首章，仅二、四、五、六句句尾更换一字，丰富了诗的内涵，反覆咏叹中稍有变化。

　全诗每章只更换了三个字。第一个字都是“河边”的意思，相当于没有变化。第二个字，谓他人“父”“母”“昆”，换的都是家庭成员的称呼，其实属于家庭内部情况，变化影响相同。第三个字，亦莫我“顾”“有”“闻”，就是“也不顾念、善待、关心我”，总之反反复复强调他所流落寄居的人家对他不好，他感到非常屈辱，没有温暖。短短几行小诗写尽了流离失所、寄人篱下的内心忧伤。

　此诗两句表达一层意思，六句有三层意思，两层转折。由绵绵不绝的葛藟对照兄弟的离散，是一折，由“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谓他人昆”而竟不获怜悯，又是一折。每一转折，均含无限酸楚。诗人直抒情事，语句简质，却很感人，表现了飘零的凄苦和世情的冷漠。

　扩展阅读：诗经价值之礼乐文化及其它价值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周代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周礼有价值的文献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均为燕飨乐章，它们或燕乐嘉宾，或臣工祝颂天子；而《寥萧》则为燕远国之君的乐歌。从中可知周朝对于四邻远国，已采取睦邻友好之礼仪政策，反映了周代礼乐应用的广泛。又如《小雅·彤弓》，记叙了天子赐有功诸侯以彤弓，说明周初以来，对于有功于国家的诸侯，周天子均要赐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颁发。相比之下，《小雅·鹿鸣》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诗是王者宴群臣嘉宾之作。“周公制礼，以《鹿鸣》列于升歌之诗。”朱熹更以为它是“燕飨通用之乐歌”诗中所写，不光宴享嘉宾，还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从而显示了“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

　除燕飨之礼外，《诗经》反映的礼乐文化内容还有：《召南·驺虞》描写春日田猎的“春蒐之礼”；《小雅·车攻》、《小雅·吉日》描写周宣王会同诸侯田猎；《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写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农等诸神；《周颂》中多篇写祀文王、祀天地，可从中了解祭礼；《小雅·鸳鸯》颂祝贵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会诸侯检阅六军，可分别从中了解婚礼、军礼等。

　扩展阅读：诗经历史评价

　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

　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荀子：“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司马迁：“《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董仲舒：“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何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

　朱熹：“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经》是里巷歌谣（民歌）说；二是诗说。特别是在谈及“郑风”时，他认为“郑风”十有八九都是诗。

　梁启超：“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胡适：“《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鲁迅：“（《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比奥（M·EdouardBiot）：“（《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

　费德林：“《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

《毛诗序》云：“《小星》，惠及下也。夫人无妬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韩诗说与毛异，《韩诗外传》卷一引“曾子仕于莒”以说诗，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引诗曰：“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容斋随笔》以为此诗是“咏使者远适，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用韩说也。《白帖》引“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入“奉使类”。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章俊卿以为‘小臣行役之作’，是也。”并驳毛传郑笺，以为诗中情景，于毛传不类者三，于郑笺不通者三。魏源《诗古微·召南答问·小星》总结各家，更加详说。郑笺孔疏附会毛传者非，不如申韩各家之说。

申韩各家中引诗《北山》：“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解释《小星》之“寔命不同”，更合诗义。但谓“抱衾与裯”一句，指行人所携之“襆被”，或役夫所携之“行帐”，则似是而实非。他们注意了句中“衾裯”两字，在“衾裯”两字上做文章，不知道“抱”即古“抛”字。钱大昕《声类》：“抱，古抛字。《史记·三代世表》：‘抱之山中，山者养之。’《集解》：‘抱音普茅反’。”（详见《声类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诗言“抱衾与裯”者，说征人役夫“肃肃宵征”，抛却室家之乐，夫妻之爱也。唐人李商隐诗云：“为有云屏无限娇，风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孤负香衾事早朝”。说李诗是从《齐风·鸡鸣》“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蜕化而来，可。说李诗从《小星》“抱衾与裯，寔命不犹”发展而来，亦可。因居者言之，则妻子怨早朝之孤负香衾；因行者言之，则自伤其“抛却衾裯”也。

第一章之前两句云：“嚖彼小星，三五在东。”姚际恒所谓：“山川原隰之间，仰头见星，东西历历可指，所谓戴星而行也。”

征人奔走，为赶行程，凌晨上道。忽见小星，三五在天，睡眼惺忪，初亦不知其星何名也。言在东者，东字与公、同趁韵，不必定指东方。第二章云：“嚖彼小星，维参与昴。”征人睡梦才醒，故初见晨星，不知何名。继而察以时日，然后知其为参星与柳星。第一章只言小星，三五在东，不言星名；第二章既说小星，又说乃参乃柳，这就是诗分章次的道理。诗虽写景，而情亦隐见其中。

诗之每章后三句主要言情者，第一章云：“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夙夜”旧释“早夜”，“日未出，夜未尽，曰早夜”。夙夜或早夜都不是两字平列，而是上字形容下字的偏正结构。征人天不明即行，可见其不暇启处，忙于王事。《北山》诗云：“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可见同为“王臣”，同为“职司”，工作并不相等，遭遇并不相同。第二章后三句云：“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改第一章的“夙夜在公”为“抱衾与裯”。又改“同”为“犹”。改“同”为“犹”者换字叶韵。改言“抱衾与裯”者，则由于上章之“夙夜在公”，凌晨上道，弃室家之好，“抛衾与裯”也。“夙夜在公”是“抛衾与裯”之因，“抛衾与裯”是“夙夜在公”之果。文心极细，章序分明。征人之“不已于行”，较之“息偃在床”者，是“寔命不犹”。写役夫之悲，真是词情并茂。 胡适《谈谈诗经》：“（小星）是写妓女生活的最早记载。我们试看《老残游记》，可见黄河流域的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再看原文，我们看她抱袅调以宵征，就可以知道她为何事了”

张西堂《诗经六论》，认为这诗的主角，是“一个劳动人民，不是士大夫阶级，咒骂当日统治阶级对于他的奴役”

国货崛起，国潮国风受到广泛追逐

国货崛起，国潮国风受到广泛追逐，新国潮风格已成为95后、00后消费者们的心头好。在新青年新消费的时尚模式中，国货品牌也正在强势崛起。国货崛起，国潮国风受到广泛追逐。

国货崛起，国潮国风受到广泛追逐1

国潮国风热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流行风尚，追根溯源是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正是中国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为国潮国风这一“软实力”的展示提供了强有力的“硬实力”支撑，加上时代青年的深度参与，国潮国风得以蓬勃兴起、蔚然成风。

曾几何时，愚人节、感恩节、万圣节、圣诞节等“洋节”一度广受年轻人追捧。近年来，年轻人对这种洋节不再趋之若鹜，这些节日实际上已悄然降温。相反，当下青年群体追逐国潮与国风的时尚正在悄然兴起。无论是古镇身着汉服的翩翩少年，还是热衷于非遗文创、国粹国货的青年，他们对于清新典雅的国潮国风充满迷恋与自信。这股热潮，不仅充分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光彩与魅力，也体现了青年们在文化上更加自信笃定的精神状态。

彰显原创、先锋与个性理念的创新表达

国潮国风中的“国”特指中国，主要聚焦于文化领域，以中国在历史发展中沉积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几千年来熔铸形成的民族精神为内核，包含着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审美趣味。“风”意为风格，是蕴含特定元素的艺术形式。“中国风”采用中国式的物象、符号、技法，以情、趣、新、意营造共情体验与共鸣，并借以音乐、绘画、服饰、建筑等形式进行叙事表达。“潮”是指一种流行趋势与时尚动向，是众人争相热爱某种事物所形成的一种风尚。当下的国潮是人们基于文化基因、时代记忆、民族精神等因素，对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融合形成的文化符号的追逐。

国潮国风中富有古典意蕴的文化符号，充分唤起了群体对文化记忆、文化身份的共鸣，遂逐渐演变成炙手可热的时尚，成为当下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文化景观。纵观当下广泛流行的汉服等流行时尚，故宫文创产品设计，以及河南卫视的洛神赋等节目，都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渲染得淋漓尽致。从国风音乐、动漫、游戏的迅速崛起，到国潮服饰、品牌、IP旋风式的席卷市场，这些极富中国本土元素的创造不再具有老气与过时的色彩，它们已成为彰显原创、先锋与个性理念的创新表达。

经过调查发现，国潮国风的受众群体以90后为主，00后与80后紧随其后。这表明，年轻一代是支持与推动这股风潮蔓延的主力军。他们不再盲目崇洋，而是乐于买国货、用国货，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基于情感体验的文化认同，充分唤醒了青年内心深处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豪情感。在消费市场日益年轻化的今天，青年一代对于国潮国货持有的积极态度将成为推动国潮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子。

与此同时，这种风潮也正在渐趋国际化，越来越多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锐设计师开始纷纷推出融入中国元素的原创设计，着力将国潮推向世界。国际时尚圈也将中国的刺绣、盘扣、龙凤、祥云等中国传统元素融入自己的设计之中，中国文化正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借鉴。

“软实力”展示背后的“硬实力”支撑

国潮国风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这股风潮得以席卷，受到广泛追逐热捧的背后还存在着必然的内生原因。

国潮国风热折射出的是国人民族文化自信的提升。国潮国风的兴起，实际上是当代年轻人的一次文化寻根之旅，是国民确立文化身份、寻求文化认同的情感所寄。早年韩潮、日潮、欧美潮席卷中国之时，正是年轻人渴望与国际接轨之际，他们追逐的不仅是国外的新鲜文化，更是对富裕生活水平的向往。如今的年轻一代成长在大国崛起的时代，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国自信，此时他们渴求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充分彰显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国潮国风的出现就成了一个绝佳载体。

国货品牌之所以能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除了其中包含的民族情结外，高质量国货产品也是人们愿意为其买单的保证。过去受技术、理念、创新能力的限制，“中国制造”常常被误贴以“平价代替”“打版抄袭”的标签，消费者对国货品牌自然缺乏信心。随着中国科技进步和制造业水平的提升，“中国制造”已经开始逐步实现向“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的转变，这为国潮国风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国潮国风热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流行风尚，追根溯源是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正是中国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为国潮国风这一“软实力”的展示提供了强有力的“硬实力”支撑，加上时代青年的深度参与，国潮国风得以蓬勃兴起、蔚然成风。

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究其本质而言，国潮国风热是对传统文化的重塑与传播。从历史逻辑上看，这股风潮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继承，其不仅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外在形式，而且又使传统文化融合了现代科技，使传统文化在当代充分展现了内在魅力；从现实逻辑上看，国潮国风的传播增强了文化的社会塑造功能，增强了中国对世界文化潮流的引领力，提高了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一现象为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

首先，我们要注重文化的时代性，通过丰富多彩的`时尚形式充分展现文化产品本身内蕴的精神内涵。文化如果停留于过去的形式，就容易成为过去式的陈列与摆设。要想使传统文化在当下焕发新机与活力，就必须对其赋予新时代的色彩与样式，“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其次，我们要注重文化的通俗性，让文化贴近人民、贴近生活。文化不仅需要阳春白雪，更要做到雅俗共赏。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必须走入民间、亲近大众；文化必须坚持人民在文化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不能与大众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致使曲高和寡、无人应和。

最后，我们要注重文化的国际性，在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推陈出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就有广泛包容性的特质，崇尚“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等理念。正是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交融中，中华文化得以广采博收、焕发活力。

总之，文化建设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提升中国文化活力，增强国人文化自信，可以借助国潮国风兴起的新风尚，将具有浓郁东方文化意蕴的国潮国风，融入文化内容的生产与推广中，进而在守护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续写中华民族文化的新辉煌。

国货崛起，国潮国风受到广泛追逐2

消费更趋于理性，关注数字化转型商品，喜爱新国潮风格，新青年正以新的消费理念引领网购新风尚。

在日前举办的“新青年时尚消费趋势发展”研讨会上，北师大课题组发布《2021新青年时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简称“报告”）。报告认为，新青年群体已成为时尚消费主力军，在多种时尚消费场景中展现更大“爆发力”及发展潜能，拼多多成为时尚消费者首选性价比平台，平台上的国内外时尚品牌备受新青年消费者青睐。

报告中关于新青年新消费主张的研究引发与会专家热议。专家认为，新青年追逐时尚元素，影响时尚态度，进而对时尚产品或者品牌进行赋能。而新国潮消费崛起，也正是新青年实现自我认同及国家认同的一种展现。

近七成新青年看重性价比

研究新青年群体的消费模式，包括对于时尚消费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人的鼻子一样，可以敏锐地感受一种外部环境的变化”。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李彪表示，消费行为、消费现象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直观、最显著的指示性作用。

《2021新青年时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总结新青年群体网购的主要特征。

调研数据显示，有21%的新青年每天都要进行线上购物，有62%的人群表示未来线上购买的意愿会增加，近七成新青年时尚消费者在购物时首要考虑性价比因素。

北师大课题组认为，新青年消费者在消费时更趋于理性，炫耀型消费行为减少。其中，在数码3C领域，高性能与性价比配置是更多新青年消费者追求的方向。报告以拼多多百亿补贴频道在2021年发起的“RTX系列笔记本新品首发”活动为例，活动当天提供最高达千元的官方补贴，相关优惠信息在玩家微信群、游戏和硬件社区形成裂变式传播，来自机械革命、神舟等多个品牌的RTX3070、RTX3060游戏笔记本吸引消费者的热情拼单。

拼多多新消费研究院研究员陈辰称，“在百亿补贴频道中，拼多多携手众多品牌商联合促销，对市场上关注度高、销量好、消费者反馈佳的品牌标品实行消费直补、大幅让利，让消费者们真切感受到实惠，这也是年轻消费者认可百补商品的主要原因。”

消费不将就，精打细算重品质；购物即社交，乐于跟好友分享攻略。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表示，“新青年”系列研究报告是北师大课题组针对特定群体的立体化研究，希望从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角度来提供一种观点和一种分析的角度。

国潮化数字化是趋势

随着IP、艺术家、不同行业或品牌等领域的跨界碰撞，传统产品不断被注入新鲜元素，带给新青年消费者在价值认同、怀旧等多方面的情感体验。在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丁汉青看来，新青年追逐时尚元素，影响时尚态度，进而对时尚产品或者品牌进行赋能。

2020年上半年，拼多多平台原创汉服销量增长30倍。图为拼多多敦煌壁画联名款原创汉服“七彩云”。吴名/摄

新国潮风格已成为95后、00后消费者们的心头好。在拼多多平台，新青年们有着自己的“国潮新主张”。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原创汉服在拼多多平台小众服饰类目中增长最为迅猛，同比增长30倍。在新电商平台的引领作用下，汉服发展成为一种圈层文化，逐渐在各线城市兼容普及，出现向常服发展的趋势。

而在新青年新消费的时尚模式中，国货品牌也正在强势崛起。拼多多数据显示，鸿星尔克、回力、元气森林及上海家化等国产品牌纷纷入围平台新青年消费者最喜爱的品牌行列。而在2021年拼多多11·11促销活动期间，平台也向新国货品牌倾斜流量及百亿补贴频道资源，未来将持续助力国货传统品牌焕新以及国货新潮品牌崛起。

与此同时，疫情催化了时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云看秀、线上直播逛展等成为新青年消费新方式。2020年3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全球7所顶级博物馆在拼多多开启线上直播，上线销售近千种博物馆特色精华周边。2021年度上海书展线下展会因疫情延期，但读者可通过云逛“多多读书月”年末阅读周来品鉴上海书展推荐的2021年度好书，遨游精神家园。“拼多多平台将持续打造数字化活动、上线跨界联名与多元化商品，满足新青年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陈辰说。

北京大学新媒体学院副院长刘德寰认为，新青年的时尚消费可以用7个“化”来概括，即生活化、个性化、国潮化、科技化、圈层化、共情化、数字化。“新国潮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年轻人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实现自我认同及国家认同一种展现。”

国货崛起，国潮国风受到广泛追逐3

这一年，国货迎来觉醒年代。

穿着山东菏泽曹县生产的汉服，当一回“唐宫**姐”。用着华为手机，周末与朋友逛逛故宫或者拍一个小视频，顺便买一杯喜茶刚出的新品“雪被子大莓莓”，再奖励自己买一个特别火的博物馆考古盲盒给个小惊喜……

在经历了老字号回春的10时代与高科技领域首先通过品质升级打开20局面后，种种数据都讲述着一个共同的故事——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大国科技等领域，全面自信的新国货30时代已经到来。

汽车、手机、化妆品、本土文创IP、硬核科技……国货与消费者之间正在重新链接。

新国货一起走进觉醒年代

“中国Z世代逐渐成长为消费行业的中坚力量，他们偏爱国货，对‘Made in China’更有热情。此外，他们对数字技术非常精通，同时抱有开放的态度，对探索本土品牌兴趣浓厚，特别是那些能够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商业模式（DTC）更能获得他们的青睐。” 美国消费品私募股权投资公司L Catterton消费者洞察部副总裁夏洛特·张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2021年“双11”电商促销，天猫平台的数据显示，安踏集团以465亿元的总成交额击败昔日龙头耐克，成为首个问鼎天猫“双11”品类榜单的中国品牌；本土美妆品牌毛戈平、欧诗漫、薇诺娜、美诺、相宜本草等首小时成交额超去年“双11”全天销售。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双11”成交额过亿元的品牌中，国货品牌近五成，同比增长17%。成交额同比增速Top10品牌中，八成是国货，有5个国货品牌的成交额同比增速超百倍。

“中国消费者变了，他们正偏向本土品牌而不是全球品牌。”2021年秋季电话会议上，面对中国区的收入下降，阿迪达斯CEO卡斯珀·罗斯特（Kasper Rorsted）表示。

11月10日，阿迪达斯公布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集团营收增长34%，达575亿欧元，与往年同期相比有所放缓。营业利润下降85%，至672亿欧元。大中华区是阿迪达斯全球业绩同比下滑最严重的主要市场。根据阿迪达斯发布的第三季度业绩，在货币中性的前提下，大中华地区的营收同比下降146%。

根据麦肯锡对中国15个城市的5000名消费者所做的一项调查，在2020年有85%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一定会购买本土品牌，但是在10年前即2011年，仅有15%的消费者表示会选择国产品牌。

国泰君安消费团队认为，国潮兴起不是仅靠单一产品推动，其背后是人口结构、收入水平、文化心态、消费理念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国货不只靠情怀，品质飞跃让国货更自信

如果要选择一个热词来形容民众对国货的喜爱程度，“野性消费”当仁不让。

无论是老牌运动品牌鸿星尔克对河南暴雨的“破产式捐款”，引发全国性抢购狂潮，销售业绩一度猛涨52倍；还是国货日化老品牌蜂花“哭穷”“十年涨两块”，网友冲进直播间“拯救”后一天卖出平时一个月的货，都成为本年度消费领域关注度最高的标志性事件。

一些评论认为，“中国制造”“中国情怀”“中国元素”成了消费者选购国货的硬指标，国货崛起与情绪消费引发了业界强烈讨论。

对此，波司登品牌创始人、波司登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高德康表示： “国货崛起，是时代的自强自信。中国消费者热爱国货，不仅仅是消费情怀。”

他认为，自从2018年开始聚焦国潮，本土品牌一直坚持品牌引领，与时代主流消费人群建立“强链接”；很多品牌秉持工艺创新，坚持数字化变革，打造数字化协同平台，实现品牌的全链路生产。

“不少合资品牌的展台门可罗雀，自主品牌的展台却人潮汹涌。”在刚刚闭幕的2021广州车展上，一位参展商在自己的朋友圈感叹。

要知道，很长时间以来，无论是北京车展，还是上海、广州车展，合资品牌车型都是场馆内的明星产品。

但是，从2021年上海车展开始，自主车企带着新产品、新技术、新品牌、新营销亮相，他们还有一个别致的称呼——“造车新势力”。与以往偏重展示产品、突出性价比优势不同，自主品牌在产品、技术、生态、服务等领域“多箭齐发”，成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

根据乘联会数据，2021年10月，自主品牌零售77万辆，同比增长4%，环比增长11%；自主品牌国内零售份额为456%，同比增长8个百分点。

中金公司研究部发布的《共赢国货崛起的新消费时代报告》显示，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国货崛起呈加速发展态势。崛起的动力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消费者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豪感也在不断提升；持续的消费升级趋势下，消费者生活方式发生改变，需要更多的消费品类与更好的产品服务；中国产品和品牌不断锐意开拓，在品质、设计、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能力已达到新高度；供应链、物流、大数据、AI、互联网、营销传播等新基础设施提供了强大支持。

海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荀玉根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国产品牌快速崛起的背后是产品质量提升、设计功能更贴合国内消费者需求。他表示，除了有年轻消费群体为国货崛起撑起广阔空间外，质量优势也推动国产品牌逆流而上。近年来，国产品牌逐渐向产业链上层伸展，打造品牌认同、构建质量优势，加速进阶高端市场。

将东方美变成世界美

“哎呀，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产品！”来自美国的时尚美妆博主凯拉和往常一样进行产品评测，面对来自中国的美妆品牌花西子，凯拉控制不住情绪不断惊呼。

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她把评测中国美妆新品的视频发出后，在 YouTube粉丝量刚过 2 万的她，播放量在短时间内飙升到了近 350 万，评论区中充满了女性粉丝的艳羡和询问产品如何购买的声音。

美妆分析师Vicky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事实上早在5年前，部分国民度较高的国货美妆品牌就走入了欧洲市场，虽然这些产品占据高性价比的优势，号称是外资品牌的“平价替代品”，但是，很多牌子因为海外市场知名度低、远距离出口带来的高物流成本等问题，最终败走麦城。

“目前，这一批新国货都有自己的研发团队，而且随着国内电商高速发展，中国供应链和物流等基础设施能力不断完善，这足以支持出海品牌走得更远、更扎实。他们借助海外消费者对东方彩妆的好奇与喜爱顺利走出国门，但如何将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美妆文化通过产品传递出去，成为‘完美日记、花西子’们出海过程中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Vicky表示。

同样，在手机领域，在中国本土市场，华为、小米、OPPO、vivo开始取代苹果；国货开始取代欧美、日韩品牌。而在海外市场，中国产品也不再是“低端与仿冒”的代名词，海外消费者在形容中国手机品牌时会使用像“奢华感”“经典”“高级”这一类的词汇，中国品牌成为高端与质量的象征。

根据《2021中国出海品牌认知与情感发展研究报告》，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质量的认知已经发生改变，展现出了更多的正面情感。

国际优势集群品牌联盟副秘书长吴为表示，中国品牌已经又开始新一轮出海，一个品牌做不到的事情，通过10个品牌、100个品牌就能做到，中国品牌要联合起来，给世界带来真正的价值，让全球的消费者都认同中国品牌。

“全球耐用消费品的主要制造基地就在中国，扫地机器人、新能源车、智能手机等都属于迭代速度非常快的品类，目前的全球产品格局还处于群雄割据阶段。中国产品和中国品牌将有非常大的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国潮的未来更值得期待。”东吴证券首席零售分析师吴劲草如是表示。

国风大典办了3年了，它是从2020年开始举办的。

1、国风大典是一场以弘扬非遗文化为主题，普及汉服魅力，将国风重新拉回大众视野的活动。

2、2022年国风大典即将于“十一”国庆节期间在江苏东方盐湖城开幕，数百名国风青年届时齐聚逍遥仙镇穿越千年梦回魏晋，沉浸式体验古人的生活百态——有热闹的市集茶馆，诗词中描绘的文人盛会，还能邂逅“陶渊明”“嵇康”等风流名士，更有国风歌曲、情境走秀、非遗技艺从早到晚不间断地轮番上演，溯源再现东方绮梦。

一、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因为汉代儒家学者把它奉为经典，于是叫做《诗经》。《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二、先秦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有的长达三、五百字，记录贵族事功、诉讼原委或赏赐情由等等，记叙的内容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散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四、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是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体裁。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五、南北朝民歌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六、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七、宋词

词，诗歌的一种。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始于唐，定型于五代，盛于宋。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风神，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

词最早起源于民间，后来，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做“填词”或“依声”。从此，词与音乐分离，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的格律诗。五、七言诗句匀称对偶，表现出整齐美；而词以长短句为主，呈现出参差美。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

　 宋词的派别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等。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八、元曲

继唐诗、宋词之后蔚为一文学之盛的元曲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元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政治专权，社会黑暗，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的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锋芒直指社会弊端，直斥“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社会，直指“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世风。元曲中描写爱情的作品也比历代诗词来得泼辣，大胆。这些均足以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力。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曲合称为元曲，是元代文学主体。不过，元杂剧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散曲，因此也有人以“元曲”单指杂剧，元曲也即“元代戏曲”。元曲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碑。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文化的繁荣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卓越的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他艺术之花一样，立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抒怀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元朝立国到灭南宋。这一时期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诗坛，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和犷放爽朗、质朴自然的情致。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关汉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马致远创作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状元”和“秋思之祖”。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这一时期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总之，元曲作为“一代之文学”，题材丰富多样，创作视野阔大宽广，反映生活鲜明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人，语言通俗易懂，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遗产。元曲四大家：一说法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一说法则是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

九、明清小说

在魏晋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小说的基础上，中国古典小说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小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起来。宋代前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话本已初具小说规模﹐在以后的流传过程中又不断加入新的创作﹐逐渐成熟。明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为小说脱离民间口头创作进入文人书面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

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收集白话短篇作品较多而且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明末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后，凌蒙初模仿“三言”创作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三言”、“二拍”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直接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占很大的分量，这类作品反映了市民阶层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批判了封建礼教的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和幸福生活的斗争。明代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

清代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给小说创作以深刻影响。清初至乾隆时期是清小说发展的全盛时期﹐数量和质量﹑内容和形式﹑风格和流派与前代相比都有较大发展。清代小说基本是文人的创作﹐虽有历史﹑传说等素材的借鉴﹐但作品多取材於现实生活﹐较充分地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意愿﹐在结构﹑叙述和描写人物各方面也多臻於成熟的境界。乾隆年间产生的《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分别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的创作推向顶峰。文言小说自唐传奇以後虽历代续有新作﹐但多叙事简单﹐文采不足﹐至《聊斋志异》则如异峰突起。作者蒲松龄用文言如白话﹐颇有传神之笔﹐小说主人公多为狐鬼﹐但形像可爱﹐富於人间情趣。它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成绩。

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以下内容来自）

《国风·郑风·清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这是一首民间政治讽刺诗，揭露郑国国君不爱惜民众，久役人民于河上，兵众不满，纷纷逃役。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写清邑士兵在黄河边上的彭地、消地、轴地驻防时的种种表现，采用反复咏叹的手法，以增强诗歌的气势，从而达到其讽刺的效果。

作品名称： 国风·郑风·清人

作品别名 ：郑风·清人

创作年代： 春秋时期

作品出处： 《诗经》

文学体裁： 杂言古诗

清人在彭2，驷介旁旁3。二矛重英4，河上乎翱翔5。

清人在消6，驷介镳镳7。二矛重乔8，河上乎逍遥9。

清人在轴10，驷介陶陶11。左旋右抽12，中军作好13。[1]

清人：指郑国大臣高克带领的清邑的士兵。清，郑国之邑，一说卫国邑名，在今河南省中牟县西。

彭：郑国地名，在黄河边上。

驷（sì）介：一车驾四匹披甲的马。介：甲。旁旁：同“彭彭”，马强壮有力貌。一说行走、奔跑貌。

二矛：酋矛、夷矛，插在车子两边。重（chóng）英：以朱羽为矛饰，二矛树车上，遥遥相对，重叠相见。重，重叠。英，矛上的缨饰。

翱（áo）翔：游戏之貌。

消：黄河边上的郑国地名。

镳（biāo）镳：英勇威武貌。

乔：借为“鷮（jiāo）”，长尾野鸡，此指矛上装饰的鷮羽毛。

逍遥：闲散无事，驾着战车游逛。

轴：黄河边上的郑国地名。

陶陶：和乐貌。一说马疾驰之貌。

左旋右抽：御者在车左，执辔御马；勇士在车右，执兵击刺。旋，转车。抽，拔刀。

中军：即“军中”。一说指古三军之中军主帅。作好：容好，与“翱翔”“逍遥”一样也是连绵词，指武艺高强。一说做好表面工作，指装样子，不是真要抗拒敌人。[2][3]

清邑军队驻在彭，驷马披甲真威风。两矛装饰重缨络，黄河边上似闲庭。

清邑军队驻在消，驷马披甲威又骄。两矛装饰野鸡毛，黄河边上自逍遥。

清邑军队驻在轴，驷马披甲任疾跑。左转身子右拔刀，军中好像准备好。[2][3]

《郑风·清人》是批评郑国军队游戏离散的诗歌，为《诗经·郑风》的第五首。在《郑风》二十一篇诗中，唯独这首《清人》是确切有本事可考的。

据《春秋·鲁闵公二年》记载：“冬，十有二月，狄入卫，郑弃其师。”《左传》云：“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鲁闵公二年（郑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60年），狄人侵入卫国。卫国在黄河以北，郑国在黄河以南，郑文公怕狄人渡过黄河侵入郑国，就派他所讨厌的大臣高克带领清邑的士兵到河上去防御狄人。时间久了，郑文公也不把高克的军队召回，而是任其在驻地无所事事，整天游逛。最后清邑之师滞留边境，军纪败坏，终于溃散而归，高克也逃到陈国避难去了。

春秋时期，大小诸侯国之间战争频仍，攻伐兼并不绝于史。广大人民对那些诸侯争霸的不义之战是深恶痛绝的。而对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奋起抗击外敌的正义战争，广大人民总是予以热情的歌颂。在防御外敌的时候，如果有人消极不抵抗甚至投降，那将受到千夫所指。因高克带领的清邑部队不积极备战御敌，故郑国诗人作此诗以讽刺之。又据《毛诗序》，诗作者为郑公子素。[2][3]

这是一首辛辣的讽刺诗。在此诗作者眼中，高克带领的部队，战马披甲，不可谓不雄壮；战车插矛，不可谓不威武。可是清邑的士兵却不是在为抵御敌人随时可能的入侵而认真备战，却在河上逍遥游逛，耍弄刀枪；身为将帅的高克也闲来无事，只是以练武来消磨时光而已。此诗讽刺的对象是高克，而最终深深斥责的是郑文公的昏庸。

至于为什么说讽刺的矛头最终是对准郑文公，古代有一位论者分析得很有道理：“人君擅一国之名宠，生杀予夺，唯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诛之可也。情状未明，黜而退之可也。爱惜其才，以礼驭之亦可也。乌可假以兵权，委诸竟上（边境），坐视其离散而莫之恤乎！《春秋》书曰：‘郑弃其师。’其责之深矣！”（朱熹《诗集传》引胡氏语）。总之，在抵御外敌之时，郑文公因讨厌高克反而派他带领清邑士兵去河边驻防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

全诗共三章，写清邑士兵在黄河边上的彭地、消地、轴地驻防时的种种表现。表面上是在称颂他们，说他们的披甲战马如何强壮，奔驰起来又如何威风；战车上装饰着漂亮的矛，是如何的壮盛；军中的武士也好，主帅也好，武艺又是如何高强。而实际上他们却是在河上闲散游逛。每章的最后一句如画龙点睛，用“翱翔”、“逍遥”、“作好”等词来揭出本相，其讽刺的手法是较为含蓄的。从诗的章法上说，三个章节的结构和用词变化都不甚大，只有第三章与前两章不同处较多。作者采用反复咏叹的手法，以增强诗歌的气势和表现力，从而达到其讽刺的效果。[3]

宋代朱熹《诗集传》：“郑公恶高克，使将清邑之兵，御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师散而归。郑人为之赋此诗，言其出师之久，无事不得归，但相与游戏如此，其势必至于溃散而后已尔。”

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变文浑古。”

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唯郑文公恶高克，而使之拥兵在外，此召乱之本也。幸而师散将逃，国得无恙；使其反戈相向，何以御之？”[1][2][3]

[1] 朱 熹．诗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4

[2] 王秀梅 译注．诗经（上）：国风．北京：中华书局．2015：161-162

[3] 姜亮夫 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57-159

这篇是早写好的，忘发了，补上

（以下内容来自）

《国风·邶风·简兮》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这大致上是一首赞美舞师的诗歌。全诗三章，每章六句。第一章写卫国宫廷举行大型舞蹈；第二章写舞师武舞时的雄壮勇猛；第三章写他文舞时的雍容优雅、风度翩翩；第四章是这位女性情感发展的高潮，倾诉了她对舞师的深切慕悦和刻骨相思。此诗描述了壮观的表演场面，塑造了领队舞师的形象，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性。

简兮简兮，方将万舞3。日之方中4，在前上处5。

硕人俣俣6，公庭万舞7。有力如虎，执辔如组8。

左手执龠9，右手秉翟10。赫如渥赭11，公言锡爵12。

山有榛13，隰有苓14。云谁之思？西方美人15。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1]

邶（bèi）：中国周代诸侯国名，地在今河南省汤阴县东南。

简：一说鼓声，一说形容舞师武勇之貌。朱熹注“简易不恭之意”。

方将：将要。万舞：舞名。

方中：正好中午。

在前上处：在前列的上头。

硕人：身材高大的人。俣（yǔ）俣：魁梧健美的样子。

公庭：公爵的庭堂。

辔（pèi）：马缰绳。组：丝织的宽带子。

龠（yuè）：古乐器。三孔笛。

秉：持。翟（dí）：野鸡的尾羽。

赫：红色。渥（wò）：厚。赭（zhě）：赤褐色，赭石。

锡：赐。爵：青铜制酒器，用以温酒和盛酒。

榛（zhēn）：落叶灌木。花黄褐色，果实叫榛子，果皮坚硬，果肉可食。

隰（xí）：低下的湿地。苓（líng）：一说甘草，一说苍耳，一说黄药，一说地黄。

西方：西周地区，卫国在西周的东面。美人：指舞师。[2][3]

鼓声擂得震天响，盛大万舞要开场，正是红日当空照，舞蹈领队站前方。

舞师健壮又英武，公庭上面演万舞。动作有力如猛虎，手握缰绳似丝足。

左手拿着龠管吹，右手野鸡翎毛挥。红光满面像赭涂，公侯连说快赐酒。

高高山上有榛树，低田苍耳绿油油。心里思念是谁人？四方舞师真英武。那英俊的男子啊，那是从西方来呀！[2][3]

《邶风·简兮》一诗，由于卒章词语隐约、意象朦胧，所以全诗旨趣要眇难测。旧说是讽刺卫君不能任贤授能、使贤者居于伶官的诗，如《毛诗序》、朱熹《诗集传》、方玉润《诗经原始》、吴闿生《诗义会通》等均持此说。而今人多以为《毛诗序》不足征，纷出新解。邓荃《诗经国风译注》认为是描写舞女辛酸的诗歌，翟相君《诗经新解》却考定诗中舞者为庄姜，此篇是讽谕卫庄公沉湎声色的作品。案据诗中所用“山有榛，隰有苓”这一隐语，可知有关男女情思，所以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今注》、袁梅《诗经译注》等认为是卫国宫廷女子（贵族妇女或一般侍女）赞美、爱慕舞师的诗歌。大概是一位女子在观看盛大的“万舞”表演时，领队舞师高大威武英俊的形象，引起了她的爱慕，于是就产生了这首赞美的诗篇。[2][3]

按照余冠英的观点，这是一首描述公庭万舞盛大场面的诗歌，是从一个女粉丝的角度来写领舞者的。一个年轻的女子坐在公庭的一个角落，她看到威武雄壮的万舞场面即将拉开帷幕。这时，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红日当头，那个让她心仪或颤栗的伟男子就在正前方最显眼的地方，他已经站好了位置，准备开始跳舞。先是武舞。只见他勇猛有力，动如猛虎，气势撼人，时而表演驾驭马车的情景，执辔自如，张弛有度，宛如真正的驾驭场面接下来是表演文舞。只见那个男子左手执笛，奏出悠扬美妙的清音；右手持漂亮的雉鸡翎，脸上涂抹着厚厚的红泥，他的表演得到了公侯的赞赏。

全诗四章，第一章写卫国宫廷举行大型舞蹈，交待了舞名、时间、地点和领舞者的位置，第二章写舞师武舞时的雄壮勇猛，突出他高大魁梧的身躯和威武健美的舞姿，第三章写他文舞时的雍容优雅、风度翩翩。舞师的多才多艺使得这位女子赞美有加，心生爱慕。第四章是这位女性情感发展的高潮，倾诉了她对舞师的深切慕悦和刻骨相思。

“山有榛”一句多解为喻男女各得其所。因此，这最后一章就成了女粉丝向偶像抛媚眼的精彩描述了。全诗的艺术魅力主要来自最后一章，这一章用朦胧的意象和晦涩的隐语将这位女性绵邈低徊的相思展示无遗。诗歌用“山有榛，隰有苓”托兴，根据《诗经》中其他七处“山有……”“隰有……”对举句式的理解，此处是以树隐喻男子，以草隐喻女子，托兴男女情思，引出下文“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西方美人”，旧说多附和曲解，诗意因此玄之又玄。在诗中，“西方美人”乃是指舞师，其例一同于屈原用美人代指楚王。后四句若断若连，回环复沓，意味深远。“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两句是“云谁之思？西方美人”两句的扩展延伸。[2][3]

宋代朱熹《诗集传》：“贤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轻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誉而实嘲也。”第二章“又自誉其才之无所不备，亦上章之意也。”

明代钟惺《评点诗经》：“看他西方美人，美人西方，只倒转两字，而意已远，词已悲矣。”

清代牛运震《诗志》：“细媚淡远之笔作结，神韵绝佳。”

清代陈继揆《读诗臆补》：“后一章两‘兮’字忽作变调，亦与首章首句神韵相应。”

近代吴闿生《诗义会通》：“末章词微意远，缥缈无端。”[1][2]

[1] 朱 熹．诗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7

[2] 姜亮夫 等．先秦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75-76

[3] 王秀梅 译注．诗经（上）：国风．北京：中华书局．2015：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