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记是记录校勘内容与成果的文字，古人又名异文、考异或辨证、辨误。其撰写目的，一则说明校改的依据和理由，增加校本的可信性；二则备列异同，供读者分析选择。撰写校勘记，是校勘工作中的重要一步。校勘的成果能否很好地反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校勘记的撰写水平。

校勘的目的和体裁不同，出校的数量与校勘记的撰写方法亦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应遵循以下原则：①凡改动底本上的任何一个字，包括误字、脱文、衍文、倒文等，均一律出校记；②虽不改动原文，但若校出的异文有参考价值，如其义两通，或多歧可存异者，亦应出校记说明。③凡作者引书或引事有误，虽不可改动原文，但要出校记说明其误。④凡作者避本朝名讳或家讳者，一律不改，但对影响文义理解者应出校记说明。⑤各本之间的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俗写字，一般不出校。⑥根据校书的目的和读者群的不同，一般普及性著作的出校应精少简明，研究性著作的出校应广博深透。

校勘记的撰写，并非是简单地分条过录的工作。首先必须做到出校精要。这就需要对校勘所得进行分析归纳，对异文疑误有所删汰，从而确定哪些异文疑误必须注出，对异文的质量和疑误的价值进行恰当的估量，存精去芜，得要而出，以免罗列无遗，烦琐无用。异文都是有版本出处的，或出他本，或出他书。习惯上估量异文的质量，大多看版本是否为古本善本，是否为名家校本。其次必须对校记的行文进行加工。校记在行文上，宜用精练准确，简明扼要。所以，在撰写校记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提校之文不宜过长。一般只提记需要校勘的字词或文句。如《中医古籍整理点校本编辑体例、抄写规格和标点注意事项》云：校勘、训诂提示的字句，均不加引号。校勘记只提示与校勘有关的字数，不必提示文句。提示字句之下或后空一格，写注文或校记。提示语句过长者，中间可用删节号》。 ②据校者应标记其名称，版本或书名较长者宜采用简称，篇卷名称过长者宜用卷次或篇次称引。如《甲乙甲乙经》卷之一五脏大小六府应候第五，可记作：《甲乙》卷一第五。③行文时要注意文字精练，用词准确。多采用浅近的文言撰写，用语力求规范，尽量使用校勘术语。

完整的校记，在内容上应包括校、证、断三个部分。所谓校，是指运用多种校勘方法通过比勘得到的异文或疑误；所谓证，是指校者对异文、疑误进行的分析论证；所谓断，是指校者对是非正误的判断。如《针灸甲乙经校注》卷二第一：雷公问曰：禁脉之言，凡刺之理，经脉为始，愿闻其道。注云：禁脉，原作禁脉，《灵枢》同。正抄本及《太素》均作禁服。《类经》卷七第一注：'脉，当作服。即本经禁服篇。'《灵枢发微》：'按禁脉当作禁服。本经第四十八禁服篇云：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其所行，知其度量，内刺五脏，外刺六府。则此篇数语，乃出于禁服篇也。'按据以上诸者，当以作禁服为是。禁服，亦古医书也。《灵枢》引非一处，故据改。此段校文，包括了校、证、断三个部分。但在实际撰写的过程中，校记的内容可因校书的目的和读者对象的不同而异，不必三者悉具。一般说来，面向普通读者的校记宜简要，考证宜少；面向研究者的校记宜详明，考证宜多。

古籍校勘完毕，一般需要撰写一篇点校说明，向读者介绍该书的基本概况、校勘的依据和出校的原则及对校文的处理情况等内容，便于读者阅读与利用。点校说明的位置，可置于书前，亦可放于书后。放于书前者，一般称点校说明，或名凡例、叙言、前言；置于书后者，一般称校后记，或名跋。从其篇幅长短而言，书于前者宜短，书于后者可长。若书中校注兼备者，则多称校注说明或校注后记。

点校说明的撰写，应做到条理清楚，简明扼要。一篇完整的点校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①作者生平简介；②著作年代、流传情况、学术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③版本源流系统；④底本和校本的选择及各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⑤校勘本书引用的资料及汲取前人的校勘成果；⑥校勘体例和原则，包括对错误性异文、非错误性异文、难以判定是非的异文的处理方式；⑦其他方面，如版本简称或引书简称等。上述各项内容，根据所校古籍的具体情况不同，可详可略。

校后记的内容，亦应包括作者生平、成书年代、流传情况、版本源流、学术评价、社会影响等情况。其篇幅长短不一，短者可数百字至几千字，长者可达数万字。如《诸病源候论校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注》、《针灸甲乙校注》等书，不仅前有校注说明，而且后有校注后记。其校注后记的篇幅均较校注说明长。其中张灿玾教授为《针灸甲乙经校注》撰写的校注后记长达5万余字。内容包括：①《甲乙经》作者生平及成书年代，②《甲乙经》的名称及卷数，③《甲乙经》版本源流及现存本一般情况，④《甲乙经》主要内容及体例结构，⑤对林亿等新校正基本情况的解析，⑥《甲乙经》的主要贡献及对后世的影响，⑦历代整理研究《甲乙经》概况，⑧本次整理的几点说明，⑨本次中医古籍整理缘起与工作概况等，内容翔实，学术价值很高。

西汉刘向、刘歆校理群籍，奠定了校勘学，完成了《别录》一书，做出了大贡献。刘氏父子的成果确定了校勘的规范、明确了古籍整理的程序和校勘的位置，即：①兼备众本，②审理篇目，③校勘文字，④确立书名，⑤厘定部居，⑥录成专书。此后。校勘之业盛久不衰。

东汉郑玄博通五经、并遍注群经，网罗众家，删繁裁芜，刊改漏失．佼后之学者略知所

U。西晋劲励，依刘向成例校订典籍，也作出f成绩c 清代校勘学达于鼎盛，名家辈出。《书目答问》附录清代学问家，列校勘名家者就有三十一人。有：何焯、惠栋、卢见曾、全祖望、沈炳程、沈廷芳、谢塘、姚范、卢文弨、钱大昭、钱东垣、彭元瑞、李文藻、周永年、戴震、王念孙、张敦仁、丁杰、赵怀玉、鲍廷博、黄五烈、孙星衍、秦思复、阮元、顾广圻、袁廷梼、吴鼒、陈路、钱泰吉、曾剑、汪适原。

这些校勘大家，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求实的学风，凡经他们校勘的书籍可称善本，最负盛名者当数卢文弨、顾广圻、戴震、惠栋、王念孙、段玉裁、阮元、孙星衍等人：如卢文弨刊刻的《抱经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滓馆丛书》、阮元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倍受世人推崇。

清代校勘大家，各有家法。清末叶德辉《藏书十约》第七《校勘》，曾提出校勘之法有二：曰死校，曰活校。他说：“今试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尧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斯二者，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传，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议》，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其后隋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胪载异本；岳珂刻《九经》、《三传》，抉择众长，一死校，一活校也。明乎此，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

还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明代《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的编纂，都是校勘典籍的巨大成果的重要体现。

清人的校勘成果写成专书的名著如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但清人校勘成果主要的流传形式不是写成专著，而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写成校勘记，随刻本流传，也称校记、考异或考证．如清殿本《十三经》、《廿四史》、《九通》就都附有考证。二是把校勘所得写在研治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中。著名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80卷，王引之的《经义述闻》32卷，钱大昭的《二十二史考异》100卷，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俞椒的《群经平议》、《诸子评议》各35卷等。

近人对校勘享有建树的应首推陈垣。1931年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问世，初步建立了校勘学的理论体系。《释例》全面总结了校勘一种古籍的理论、方法、原则和通例，初步建立了校勘学体系。它不仅贯通的继承了古代校勘学尤其是清代校勘学的传统，而且突破了以经典古籍为主的传统，把校勘学运用于中古白话古籍，并广泛涉及民族语言，使校勘学更具有普遍的概括性。

校勘学·校勘源流及校勘的基本方法·校勘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前人有云：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极言校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从表面上看，拿几本书一对，既轻松，又机械，但这仅仅是表象而已。正如段玉裁和陈垣等人指出的，用诸本对校，确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只要有耐心，能细心就可以了。但这只是校勘的第一步工作，而重要的工作则是判定是非，决定弃取，这则要看一个人的功力和学术水平。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说：

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这就是说，学问不到，很难改得正确，前人十分强调“通儒”校勘，原因就在这里。清代学者段玉裁在《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中说：

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颣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者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 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

段玉裁的意思很清楚，校错的后果更严重，现举一例为证。《韩诗外传》元刊本卷五有载：

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之自。《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谓白矣。谓文王亦可谓大儒已矣。

这段话出自《荀子·儒效篇》，荀文作“举错而定，一朝而伯”，无“诗曰”以下云云。唐杨倞注《荀子》，谓“伯读为霸”，故清代学者赵怀玉(味辛)根据杨注，将《韩诗外传》的“一朝之自”改成“一朝而伯”，并删去“可谓白矣谓”五字。顾千里在给赵味辛的信中谈了对这校改的看法：

今以广圻考之，则 “自”当为 “白”之讹，即《荀子》“伯”亦“白”之误，杨所读非也。何以言之有二书之本文可证也：《荀·儒效篇》又云： “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王霸篇》云：“仁人之所务白也”句屡见。又云：“故曰一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君道篇》云：“欲白贵名。” 《致士篇》云： “而贵名白天下愿。”《天论篇》：“则功名不白。”《外传》卷一同。《荣辱篇》：“身死而名弥白。”《尧问篇》末云：“是其所以名声不白。”然则 “白”也者，固荀卿习用之语，惟此处传写误为“伯”耳。杨他注或云“显白”，或云“明白”，或云“彰明”，其义皆是。而此据误字，望文生义则非。幸《外传》未误，尚可证之。乃元刊既以形近讹为“自”，后来刻本又辄改为“间”，遂无由知其当为“白”矣。下文“可谓白矣”云云，若依此说，而作申说上文之 “白”解，则不须复删而已，无不可通矣。

(《与赵味辛论〈韩诗外传〉误字书》，见 《思适斋集》卷六)

据《白虎通·爵》引《春秋元命苞》：“伯之为言白也，明白于德也。”故《荀子》作“伯”犹不算大错，但杨倞“伯读为霸”，赋伯以霸意，则完全错了。因不明“一朝而白”之意，将其改为“一朝之间”，从而掩盖了“白”、“自”，乃至于“伯”之间的讹误演变过程，难怪段玉裁有书 “坏于校者尤多”的感叹。

然而，校书毕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很多学者都不免涉足此事，为了避免前人指出的弊病，有几点是务必要注意的：

①凡校一书，一定要将其版本、前人校勘成果调查清楚，以便统观全局。

②校勘强调重证据，如果有确凿证据才改，没有证据即存疑，就不会出现较大纰漏。

③不要借“理校”一说，主观臆测，妄改原文，否则是很危险的。

校勘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成果多体现于点校的古籍中，而专门论述校勘学的著述较少。除上文多有引证的陈垣《校勘学释例》外，还有蒋元卿《校雠学史》、倪其心《校勘学大纲》，以及王云海、裴汝诚《校勘述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