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文献学专业在文学院与古籍与传统文化学院都有?他们有什么区别??
1 方向略有不同
文学院成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目前本所拥有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两个博士点暨硕士点。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国内第二批博士点学科,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设有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古代文献学研究等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是国内第四批博士点学科,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现设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等研究方向。
古籍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是由原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的全国第一个古籍整理研究机构。该所以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元代)文献为主要发展方向。
2 优势不同
文学院从本科到博士都有,除了文献学还有很多其他方向,古籍研究所就那一个专业。
数十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良好的学术风气。在学术思想上,两个学科坚持文、史、哲沟通兼容的大文学史观念。在治学方法上,两个学科继承清代学者“义理、考证、辞章”三位一体的优良传统。在研究对象上,两个学科重视文学文本的探幽索隐和作家的心态发微,也重视探求各种文学史现象纵向的传承演变轨迹和横向的错综复杂联系,对各种文学史现象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在研究领域上,两个学科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综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等方面,成果丰硕,特色显著。
文献研究不只是个技术活,个人认为文学院体系更完善积淀更深厚,资源更丰富。
3 师资力量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你自己去网站对比一下就明白了。文学院文献学的导师貌似是郭英德教授,郭英德教授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致力于中国古代戏曲史和戏曲文献、元明清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明清文人传奇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合著)、《明清传奇综录》、《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等著作。基本也属于镇院之宝一级的人物了。其他知名教授还有很多,网站都有你仔细看吧。
个人意见,两院系明显侧重不同,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且你喜欢的吧。
朱氏属地]
沛郡,今安徽宿县西北。
[朱氏来历]
朱姓原作邾姓,《元和姓纂》记载,颛顼帝之后代曹挟于周武王时被封于“邾”,建立邾国,最初附庸于鲁,春秋时渐强,进为子爵之国,称“邾娄”,后又改为“邹”,建都于邾(今山东曲阜东南南陬村)。后来,邾国为楚宣王所灭,曹挟之后代就“去邑为氏”,姓了朱。此外,史书还记载,朱氏还有源于少数民族的一系,南北朝时期,有鲜卑族渴烛浑氏、可朱浑氏改为朱姓,《通志·氏族略》、《魏书·官氏志》对此有记载。
[朱氏名望]
朱氏名人辈出,历代均有不少。朱氏称帝王者有二十五人,曾建立了后梁、明等政权,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了。除了称帝王者外,朱姓还有很多著名的人物。例如,战国时魏国的朱亥,以勇猛过人著称,曾于危难中解救了赵国而立下大功。西汉人朱买臣少家贫,卖薪自给,发奋苦读,后官至丞相长史。朱士行,是三国时人,他是中国僧人讲经的始创者,也是第一个往西域求法的僧人。东晋名将朱序、唐朝宰相朱敬则、诗人朱庆余、宋代医学家朱肱、女诗人朱淑真、词人朱敦儒、元时数学家朱世杰、画家朱德润、医学家朱丹溪、明代戏曲作家朱有炖、历学家朱载堉、清代画家朱耷、文学家朱彝尊、训诂学家朱骏声等,都是朱氏中的名人。
在南宋,朱氏中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就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公元1130~1200年)。他阐发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大学》、《中庸》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二程(程颢、程颐)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自元以后的科举,均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朱熹还整理文献,注释古籍,对《尚书》多有新解,在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方面均有贡献,他还从教五十多年,有自成一套的教学理论传世。
此外,近现代朱姓名人还有朱执信、朱自清、朱德等。朱姓在当代百家姓中位列第十四位。
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公元前484年)
〇子思约生于此时
子思,名伋,鲁国人。孔子之孙。
文献《礼记·檀弓上》:“曾子曰:‘小功不为位也者(注:小功,五服之一,其服轻于大功而重于缌麻。位,指哭位,哭位是根据与死者的亲疏远近关系排列的),是委巷之礼也。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礼记·檀弓上》:“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礼记·檀弓下》:“子思之母丧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子之庙?’子思曰:‘吾过矣!过矣!’遂哭于他室。”
考辨子思生卒,《世家》未有明确说明,只说“年六十二”,而这“年六十二”也是大有疑问。子思的父亲孔鲤生于周景王十三年(公元前532年),共活了五十岁,若以二十岁成婚计算,从成婚到卒尚有三十年,子思生于这三十年的那一年,无法确定。又根据《孟子》、《汉书·艺文志》,子思曾为鲁穆公师。有人说“年六十二”是困于宋作《中庸》时的年龄,又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作《中庸》时六十二不可信,因《世家》下面还说“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这里的四十七、四十五、四十六都是指实际年龄,为什么偏偏对子思例外呢?明显说不通。所以合理的解释是六十二是八十二之误。但子思即使活了八十二岁,他也是在孔鲤晚年甚至卒年才出生的。因为既然为鲁穆公师,就不可能在鲁穆公一即位时就去世,而应该有一个过程,由此推算,子思出生时孔鲤已届暮年。
古人结婚较早,孔子十九岁成婚,二十岁即生孔鲤,而孔鲤为何这么晚才生子思呢?钱穆说:“《檀弓》‘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是子思有嫂也。子思既有嫂则知其有兄矣。伯鱼早卒,而子思有兄,则子思之生,不能甚前。”又,《檀弓》有“子思之母死于卫”,门人曰“庶氏之母死。”钱穆说:“谓庶氏之母者,谓子思非嫡出,故子思之母乃庶氏之母耳。”(《子思生卒考》,《系年》第173~175页)钱氏之意似说子思之母非孔鲤正妻,故出生较晚。按,子思生年已不可确考,大致在孔鲤暮年。古人晚年得子,也为常见。钱穆所举理由皆显勉强,不如付之阙如。
周贞定王二年、鲁哀公二十八年甲戌(公元前467年)
〇子思年十六,相传此时作《中庸》
《中庸》,子思作,后收入《礼记》,儒家经典之一。从第二章到第二十章上半部分(朱熹《四书集注》为准)主要为记言体,讨论中庸;第二十章以下则为议论体,提出作为世界本源的“诚”,认为“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可能原为子思的两部作品,后被编在一起。
文献《史记·孔子世家》:“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孔丛子·居卫第七》:“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也。下此以讫于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假令周公尧舜不更时异处,其书同矣。’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曰:‘昔鲁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苟非其人,道不传矣。”今君何似之甚也!’乐朔不悦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鲁虽以宋为旧,然世有仇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不待驾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考辨《史记》说“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未说明具体时间,《孔丛子》则说“年十六”。《孔丛子》虽有后人篡改的痕迹,但并非全伪,“记孔子、子思、子高的三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其说或有据,暂列于此。但《孔丛子》说“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则有误。子思“困于宋”时所作应为《中庸》,而“《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则是指《子思子》。据学者考证,《中庸》为《子思子》的首篇,而古书有举首篇代替全书之例,故用来作为全书的称谓,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古籍中常有以《中庸》代称《子思子》之例,如李翱《复性书》:“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晁说之《中庸传》:“是书本四十七篇。”郑樵《六经奥论》也说:“《中庸》四十七篇。”武内义雄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记《子思子》二十三篇,每篇分上下二篇,另加一篇序录,即成《中庸》四十七篇(《子思子考》,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第121~123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版)。所以《中庸》四十七篇和“《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均是《子思子》的代称。《子思子》应为子思弟子或后学所编,不可能是子思十六岁时所作,子思“困于宋”时所作应为《子思子》的首篇《中庸》。另据学者考证,今本《中庸》实包括两篇,其中第二章至第二十章“子曰”的部分即是原始的《中庸》,第一章以及第二十章以下议论体的部分应为子思的另一篇著作《诚明》,两篇分别是子思早期和晚期的作品(梁涛《郭店楚简与〈中庸〉公案》,《台大历史学报》2000年第二十五卷)。则子思十六岁时所作,应为今本《中庸》的上半部分。
周孝王五年、鲁悼公二十一年乙巳(公元前436年)
〇子思约四十八岁,居卫
子思约四十八岁时,居于卫国,与卫君多有问答。他说卫国的政治是“无非”,但他的“无非”并不是说卫国的政治已完美无缺,没有可批评的,而是指卫君闻过则怒,喜欢阿谀之言,结果使没有敢于提出批评。
文献《孟子·离娄下》:“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孔丛子·抗志》:“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县子使乎卫,闻丧而服。谓子思曰:‘子虽未臣,鲁,父母之国也,先君宗庙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岂爱乎,礼不得也。’县子曰:‘请问之。’答曰:‘臣而去国,君不扫其宗庙,则为之服。寄公寓乎是国,而为国服。吾既无列于鲁而祭在卫,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则旧君无服,明不二君之义也。’县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孔丛子·抗志》:“卫君问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无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则君亲之;中正弼非,则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贵贫贱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见亲,而取其所以见疏者乎?是故竞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谓无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过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顺而心不怿者,临其事必忧。君虽有命,臣未敢受也。’”《孔丛子·抗志》:“子思谓卫君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君曰:‘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以为是,而士庶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故使如此。如此则善安从生?《诗》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抑亦似卫之君臣乎!’”《说苑·立节》:“子思居于卫,缊袍无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谓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与人也,如弃之。’子思辞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无,何故不受?’子思曰:‘伋闻之,妄与不如弃物于沟壑,伋虽贫也,不忍以身为沟壑,是以不敢当也。’”
考辨子思居卫,史书多有记载。《孔丛子·抗志》说:“子思居卫,鲁穆公卒。”但鲁穆公元年,子思已六十八岁(详见“周威烈王6年公元前402年子思约卒于此时”条),鲁穆公共在位三十三年(《史记·鲁周公世家》),若子思得见穆公卒,则年龄已在百岁以上,故穆公当为悼公之误。《鲁周公世家》:“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据钱穆考订,鲁穆公元年为周威列王十一年,公元前415年(《鲁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系年》第155页)前推二十一年。
周威烈王十一年、鲁穆公元年丙寅(公元前415年)
〇鲁穆公礼事子思
子思晚年,居住于鲁国。鲁穆公经常派人问候,惟恐不能留住他。子思虽受到礼遇,却常常直言不讳,认为能经常批评君主错误的,才能算作忠臣。
文献郭店竹简《鲁穆公见子思》:“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乡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矣。恒称其君之恶,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孟子·公孙丑下》:“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孟子·万章下》:“(孟子)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餽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后无餽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食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孟子·万章下》:“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告子下》:“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者则亡,削何可得与?’”又见《盐铁论·相刺》,《说苑·杂言》。《韩非子·难三》:“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左米右间]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观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入见,问庞==氏子,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皆君之所未尝闻。’自是以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又见《论衡·非韩》。《礼记·檀弓下》:“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孔丛子·公仪》:“穆公问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孔丛子·抗志》:“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愿,将去鲁。鲁君曰:‘天下之王亦犹寡人也,去将安之?’子思答曰:‘盖闻君子犹鸟也,疑之则举。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窃为言之过也。’”
考辨鲁穆公元年,《六国年表》列于周威列王十九年即公元前407年,《鲁周公世家》则列于十七年,但据钱穆考证,《年表》、《世家》有误,实际应为周威列王十一年即公元前415年(《鲁穆公元乃周威列王十一年非十九年亦非十七年辨》,《系年》第155页)子思已六十八岁。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鲁穆公十四年己卯(公元前402年)
〇子思约卒于此时
子思(约公元前483~前402),战国初鲁人,姓孔,名伋。孔子嫡孙。相传受业于曾子。曾为鲁穆公师。其思想以“诚”为核心,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人通过修养达到“至诚”境界,便可与天地鬼神相通。提出“仁义礼智圣”“五行”(帛书《五行》),对以后“五常”的形成产生影响。又说“中庸”也是其主要思想。其学说经孟子发挥,形成思孟学派。后代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现存《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等四篇是他的著作。马王堆帛书及荆门郭店楚简《五行》是从地下重新发现的子思学派的作品。
文献“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礼家:“《中庸说》二篇。”《孔丛子·居卫》:“(子思)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孟子·离娄下》:“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按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韩非子·显学》:“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言:“《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
考辨《世家》说子思“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详上文)。子思生于公元前483年,故列于此。
8是卷号,4是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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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格式:
2007年8月20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决定,2008年起开始部分刊物开始执行新的规范“综合性期刊文献引证技术规范”。该技术规范概括了文献引证的“注释”体例和“著者—出版年”体例。不再使用“参考文献”的说法。目前这两类文献著录或引证规范在中国影响较大,后者主要在层次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得到了应用。
⑴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规则为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适用于“著者和编辑编录的文后参考文献,而不能作为图书馆员、文献目录编制者以及索引编辑者使用的文献著录规则”。
⑵ 顺序编码制的具体编排方式。参考文献按照其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一种文献被反复引用者,在正文中用同一序号标示。一般来说,引用一次的文献的页码(或页码范围)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列出。格式为著作的“出版年”或期刊的“年,卷(期)”等+“:页码(或页码范围)”。多次引用的文献,每处的页码或页码范围(有的刊物也将能指示引用文献位置的信息视为页码)分别列于每处参考文献的序号标注处,置于方括号后(仅 列数字,不加“p”或“页”等前后文字、字符;页码范围中间的连线为半字线)并作上标。作为正文出现的参考文献序号后需加页码或页码范围的,该页码或页码范围也要作上标。作者和编辑需要仔细核对顺序编码制下的参考文献序号,做到序号与其所指示的文献同文后参考文献列表一致。另外,参考文献页码或页码范围也要准确无误。
⑶参考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
专著M ; 报纸N ;期刊J ;专利文献P;汇编G ;古籍O;技术标准S ;
学位论文D ;科技报告R;参考工具K ;检索工具W;档案B ;录音带A ;
图表Q;唱片L;产品样本X;录相带V;会议录C;中译文T;
乐谱I; **片Y;手稿H;微缩胶卷U ; 幻灯片Z;微缩平片F;其他E。
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和最高学府是太学。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太学之名始于西周。夏、商、周,大学的称谓各有不同,五帝时期的大学名为成均,在夏为东序,在商为右学,周代的大学名为上庠,在洛邑王城西郊。
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王莽时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太学零落。
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戎马未歇,即先兴文教。东汉太学始创于建武五年十月(公元29年),汉光武帝起营太学,访雅儒,采求经典阙文,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洛阳,于是立五经博士。
建武二十七年,建造的太学讲堂"长十(丈)丈,宽三丈"。永建六年(130),汉顺帝诏修:赶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每年用工徒竟达11.2万人,营建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至汉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有3万余人。
魏文帝曹丕黄初中恢复了洛阳的太学,有博士十九人。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千余。时依汉制设五经策试之法,通过考试的可补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西晋武帝时太学生三千人(一说七千余人),依《晋令》规定,试经及格者可拜郎中。
唐代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校的差别,与学生资荫(即父祖官爵)身份有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
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代太学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
扩展资料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其后,经曹魏、西晋,洛阳太学至北朝末衰落,历时六、七百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葩:
1、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
出身于太学的官员中,有不少号称“循吏”、“廉吏”,而太学生的“嘘枯吹生”的贡献,主要还体现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
2、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
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洛阳“自宋以前随时建学”,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学家创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阳,这与太学数百年雄踞洛阳的实效绝分不开。洛阳太学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鉴价值也不容忽视。
3、管理方式对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汉太学的管理方式,无论是在对太学的管辖方面,还是在对学生、教学、卒业等管理方面,都有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
-太学
本文2023-08-07 14:56:55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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