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朝鲜）自从中国周朝成立以来，就一直使用汉字，直到近代，朝鲜出了一个国王创立了一套文字，结束了朝鲜没有自己文字的历史，联合国为了表彰这个国王，特的将联合国扫盲奖用他的名字命名。但是韩文远无汉字表意深远，现在许多韩国语言学家正在呼吁韩国政府允许汉字与韩文共同在韩国使用。目前，多家韩国报纸的报头都新添了它们的汉文名字

朝鲜半岛历史悠久，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却是一个只有本民族语言却无民族文字的国家。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朝鲜，后来又采用汉字的音和意来记录朝鲜语，即“吏读文”。但由于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能够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多是贵族阶层，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而且结合汉字创制的“吏读文”有些也不适合朝鲜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因而有时很难准确地标记朝鲜语言。因此当时人们非常希望能有一种既适合朝鲜语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又容易学会的文字。从统治阶级来看，为了便于老百姓贯彻自己的统治政策，也有必要发明一种易于人民掌握的表音文字。就这样在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的积极倡导下，由郑麟趾、申叔舟、崔恒、成三问等一批优秀学者，在多年研究朝鲜语的音韵和一些外国文字的基础上，于1444年创制了由28个字母组成的朝鲜文字。这期间朝鲜学者曾几十次前来中国明朝进行关于音律学的研究。1446年朝鲜正式公布了创制的朝鲜文字，称为“训民正音”，意思是教百姓以正确字音。新文字发明后，世宗国王提倡在公文和个人书信中使用“训民正音”，并责令用“训民正音”创作《龙飞御天歌》。他还将“训民正音”作为录用官吏的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并在钱币上刻印了“训民正音”。“训民正音”的创制为朝鲜语书面语的发展以及朝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训民正音”是世界上少有的知道是谁、具体在什么时间创造的文字之一，因此被韩国指定为国宝第70号，1997年10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训民正音”是一种表音文字，由17个子音和11个母音组成。17个子音字按口型和舌位发音器官的样子创造，按发音不同分为牙音、舌音、唇音、齿音等，这同现代语音学分类基本一致。又根据声音的清浊，把子音分成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11个母音中有3个基本母音，它们是按照古人认为的宇宙“天、地、人”的生成次序创造的，其他母音则根据这3个基本母音创造。这28个字母经过56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3个子音和1个母音被淘汰了，目前在朝鲜和韩国只使用24个子音和母音。用24个子音和母音，可以组成7万个朝鲜字，而这些字又可以组成7亿多个词汇，如此浩如烟海的文字是用之不尽的。

朝韩文字改革中的“汉字”

传统的朝鲜语词汇包括固有词和外来词两大类。固有词是指朝鲜语里原来就有的本国词；外来词则是指源于其他语言的词，这其中有近70％源于中国的汉字词，这些词汇在朝鲜文中是可以用汉字书写的。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半岛实行殖民统治后，曾大肆封杀朝鲜语文，到20世纪40年代更是变本加厉，他们大搞所谓“创氏改名”，这个时期出生的朝鲜人不准使用朝鲜语，姓氏也必须改用日本姓氏。

19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光复后，分裂为半岛北方和南方，即今天的朝鲜和韩国。为了规范文字的使用，朝韩双方在建立政权后分别对文字的使用进行了改革。

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如何对待汉字。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朝鲜半岛使用汉字的历史非常悠久，因此，即使在“训民正音”发明以后，汉字仍在使用。朝鲜王朝宫廷文书的书写、历史典籍的记录等都有汉字夹在其中(类似于今天的日文)。对此，朝鲜采取了全面废止汉字的改革措施，即所有文字书写全部使用朝鲜字母，不再夹杂汉字。在词汇上，朝鲜也严格限制汉字词的使用，尽可能多地用朝鲜固有词汇创造新词。

而韩国则没有那样彻底。

尽管韩国在1948年颁布了《韩文专用法案》，禁止公开使用汉字，但汉字的使用却一直没有完全停止，无论是学校的语文教育还是国民的文字书写，夹杂使用汉字是长期存在的。韩国教科书中使用汉字的政策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如1968年的总统令曾要求删除中小学课本中的汉字，但1972年汉字又被定为初中的必修课编入正规课程。1973年中学教科书规定重新使用汉字，1995年又将其改为选修课程。1999年2月，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签署总统令，批准在政府公文和道路牌中使用汉字。这个总统令的颁布，打破了韩国政府50多年来对使用汉字的禁令。现在韩国教育部颁布的教育用“新订通用汉字”为1800个，供日常生活用的“常用汉字”为1300个。

其实，废除汉字还是使用汉字，应该从是否有利于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来看。废除汉字的弊端是使朝鲜人无法对古代历史典籍原著进行学习，因为朝鲜的绝大多数历史典籍都是用汉字书写的。此外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不便之处，因为朝鲜词汇中有很多同形同音异意字，光看这些字型有时很难正确理解它所要表示的意思，容易产生误解，而在废除汉字以前，这些文字却可以用汉字加以表示。废除汉字当然也有好处，那就是便于朝鲜文字的普及，有利于文化传播。

古代朝鲜的文字实际上有三种：1、纯汉字：完全使用中国的文法规则。2、吏读文字：用汉字拼写朝鲜语言，但是保留汉字的意义与基本文法。3、纯朝鲜字：就是朝鲜世宗创造的拼音字，古代朝鲜的“谚文”。

朝鲜“谚文”是15世纪发明的。因为汉字不足以充分表现韩语的发音和朝鲜民众的思想感情，普通朝鲜平民根本不识汉字，只有朝鲜贵族、官员会使用汉字，称为“吏读文字”，而普通朝鲜平民只能以口头方式进行文化交流，他们的生活知识和年积月累的农业耕种经验和农耕方法无法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朝鲜世宗大王（1418-1450年）在位时，组织起当时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许多朝鲜“集贤殿”的优秀学者，还特意派遣一位朝鲜知名学者，前后十几次到中国来学习、研究汉字精髓，历时达三十年之久，才最终在1443年发明创造了朝鲜文字。并于1446年发布《训民正音》公告,序言中写道：“中国文字是基于中国历史应运而生的，因此无法清楚的表达朝鲜韩语特有的语境，无法充分表现庶民的想法和感情。考虑到我国子民的实际情况，我创立了这28个字母（注：经过字母的演化与合并，现代朝韩社会只使用24个字母，比26个英文字母还少2个，是欧美学者比较公认的简化拼音），这些文字简单易学，希望能提高每位朝鲜国民的生活质量”。从这篇序言中可以看出世宗大王对朝鲜文化的独立、国民的繁荣所持的执着和献身精神。 韩语的音节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辅音、元音、尾音，这是世宗大王和集贤殿的学士们创造韩文字的基础。尾音不是单独创建的，而是根据辅音的重复而创，因此韩语是充分有效地结合元音和辅音而成的，应该说是不错的拼音文字。

虽然1443年意味着朝鲜韩文的正式诞生，但是并不意味朝鲜拼音文字的真正使用，由于中国汉字在朝鲜的强大文化影响力，朝鲜拼音文字一直作为“韩语拼音”而存在，被朝鲜妇女和没受过良好教育的朝鲜人使用，被称为二流文字的“谚文”，而朝鲜的贵族、官员还是继续使用汉字“吏读文字”。

19世纪末，由于中国清朝的衰落,汉字也因而在朝鲜走下神坛，被降格为朝鲜“谚文”的二流文字。朝鲜半岛在1945年被苏联、美国分割成为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世宗450年前创造的拼音文字在朝鲜被称为“朝鲜文”，在韩国被称为“韩文”，其实都是一样的。区别是：韩国的“韩文”至今还允许少量夹用汉字；而“朝鲜文”在1948年和1954年两次‘废除’汉字，不允许夹用汉字，现在的朝鲜文已经是纯朝鲜文了，而且中国东北吉林省的朝鲜族自治区的学校也使用纯朝鲜文。

2005年2月9日，为解决韩文难以清楚地表明汉字含义的历史难题, 发展韩国的传统文化，促进与东亚汉字文化圈国家的积极交流和推动韩国观光事业的大力发展，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中国汉字和汉字标记，将目前完全使用韩国文字的公务文件改为韩、汉两种文字并用，并提出了《推动汉字并用方案》。

除韩国、朝鲜使用汉字外，过去使用过或现在仍然在使用汉字的国家有越南、日本。

越南在公元第一世纪传入汉字。13世纪创造了越南形声字，叫做“字喃”。“字喃”一直与汉字平行使用。19世纪起采用拉丁化新文字。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用新文字扫除文盲。随着扫盲工作的开展，新文字在越南普及了。

日本在公元第三世纪传入汉字。不久，日本把汉字当成记音的字母来记录日本语言。后来又把记音字母的汉字笔画简化，创造出“假名”。到了第七世纪，就出现了汉字夹用“假名”的日文。现在汉字在日文中，只是当作“定型字”来使用，如果有写不出的汉字，也可以直接写假名。一般的日本人使用的日文，是以假名为主，夹用一部分汉字。汉字曾被限制在1850个，叫做“当用汉字”，另有92个汉字，作为“人名特用字”。1981年3月，日本国语审议会向文部省申报了所拟订的《常用汉字表》，共有1945字，代替了《当用汉字表》，并于1981年10月公布施行。

朝鲜赴清朝使团的文化交流活动

刘为

一、在稳定的宗藩关系中，文化思想交流活动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最早与中原王朝建立直接的册封—朝贡关系的朝鲜半岛古代国家是百济，1东晋义熙十二年(416)，东晋安帝遣使册封百济腆支王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2可见百济与古代中国中央政权的册封—朝贡关系的建立是在公元5世纪初，甚至更早。

公元6世纪中叶后，朝鲜半岛古代国家新罗积极向外扩张，逐渐强盛，开始直接与中原王朝通贡，时当南北朝时期，新罗真兴王得到北齐武成帝的册封，又通贡于南朝的陈。

新罗之积极主动通贡中国，主要是想得到中央政权政治、军事上的支持，使其在与高句丽、百济争夺朝鲜半岛霸权活动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学习汉文化的需要。有证据表明，早在6世纪初，新罗人已将汉字作为官方正式文字使用，3到唐代前期(7世纪中叶)，新罗国王决定：“改其章服，以从中华制”，奉唐之正朔，使用“永徽”年号，并全面推行仿唐制的封建制度，对包括儒、释、道在内的汉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和普及，4从而主动进入了古代东方礼义世界，中朝稳定的宗藩关系由此开始，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长达12个世纪。

中朝宗藩关系是古代东方封建礼法社会的产物，这是一种以封建礼法制度为纽带、以册封朝贡关系为表现形式的宗藩关系。在这种宗藩关系中，朝贡的意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原始的物物交换不同，也与奴隶制国家君主们无止境的掠夺欲望不同，也与资本主义崇尚的自由贸易不同，封建帝王们更多关注的是朝贡所带来的政治层面上的意义，宗主国更看重的是藩属国称臣纳贡的礼仪程式而不是贡品多寡，而藩属国不仅在政治、军事、外交甚至经济交流上依附宗主国。更重要的是，由于自新罗到高丽、朝鲜，古代朝鲜半岛国家都自觉地接受、认同以儒家纲常学说为基础的封建礼法制度，也认同古代中国在一统概念下的“天朝礼治体系”，更将儒家学说作为立国之本。因此在中朝宗藩关系中，文化思想的充分交流是建立稳定宗藩关系的前提，而稳定的宗藩关系又为文化思想交流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入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保障。对于藩属国来说，向中原王朝正统、先进的文化思想学习成为一种必然的需求。这种学习和交流是通过许多方式进行的，其中，定期或不定期派往中央王朝的使团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文化交流活动是朝鲜使团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皇帝权力绝对集中的封建礼法制度中，“人臣无外交”是使者最高行为准则，使者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对方转呈文书和物品，他们没有擅自处理问题、决定事务的权力。但是，朝鲜使者们通常有观察清朝政、搜集情报的任务，初期主要是为了尊华攘夷，后来是北学自强。

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特别是清代，清朝廷和李氏朝鲜均奉行顽固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朝贡贸易成为两国间最主要的经贸渠道，朝贡使团也成为最重要的文化思想交流途径。

朝鲜向清廷派出朝贡使团始于清崇德二年(1637)。是年初，清太宗亲率大军攻入朝鲜，迫使朝鲜仁宗国王签订城下之盟“丁丑约条”，其中规定：“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5。此诏敕规定一年五度固定使行，即万寿、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但实际上中宫千只皇太子千秋之进贺使并未派行，三大节使(万寿、冬至、元旦)加上年贡使，固定使行每年应为四行。顺治初，清帝令朝鲜将贺冬至、元旦、万寿三节及进岁币四行合为一行，一般称为“冬至使”或“正朝使”，每年一度成为定制，直至1894年，从无间断。

除“冬至使”外，规模较大的固定使行还有“皇历赍咨宫使行”，其使命是领取清廷颁发的下一年度“皇历”。除固定使行之外，又有“别使”，是朝鲜方面为完成一项或几项使命而临时派出的使团，其种类很多，主要有谢恩使、进贺使、陈奏奏请使、陈慰进香使、问安使等。清入关前，一岁之中，朝鲜赴清廷使团甚至多至10余次，清入关后，每年平均也有两次以上。

如此频繁派出的使团，构成朝鲜与清朝进行文化思想交流的通畅大道。朝鲜赴清使团规模通常很大，总人数少则200至300人，有时达到400至500人之多，大部分是从役、家丁、商人等，他们多数都有形式不同的文化交流使命，较简单的是购买书籍等文化用品、打探清廷政令名人消息等，而高层次的文化思想交流活动主要是由朝鲜使团中一些地位特殊的成员完成的。

朝鲜赴清使团中地位最为尊贵的官员是“正使”，即朝鲜国王的私人代表，清廷根据正使的品秩高低来决定整个使团的接待规格。“大君”领衔的朝鲜使团是最高规格，“大君”即王子或王弟，其次是“驸马”等王室宗亲“有君号者”，再次是“阁老”即议政府大臣(三公)，最后是各曹判书(六卿)。正使最重要的工作是代表朝鲜国王出席各种礼仪活动，觐见皇帝、呈递国书、领受赏赐等等。副使的地位仅次于正使，并随正使参加所有的正式活动，实际在使团中并无具体的职责。朝鲜派往清廷的正副使中不乏有识之士、饱学之士，很多人留下了纪行笔记。

书状官，或称掌令，其品秩虽低，但统管整个使团的日常事务；回汉城后，书状官还有向国王提交总结报告和“别单”(译官们购得的各种文件和文书)的任务。

译官是朝鲜使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数大致在10至20人之间，分为汉、清、蒙学三种，以汉学为主。在朝鲜使臣大都墨守成规、迂腐呆板的情况下，译官们的活动尤显突出，加之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多次来华，精通语言，熟悉掌故，有良好的人缘，使得他们成为各种使行任务的主要执行者，甚至屡建奇功。仅举一例：

金指南，字秀明，康熙朝多次以译官身份来华。康熙四十九年(1710)，随郑载仑(冬至正使)入朝时，在沈阳：“偶与沈帅松柱语数日，盛陈我国家恪谨侯度。柱后入相，面奏皇帝，自是帝多蠲省于本国。”7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帝令裁减朝鲜岁贡额，虽不能确知其是否因松柱之“面奏”，但译官们有时能发挥比使者们更大的作用却是无疑的。

每行朝鲜使团例备医官随行，如使者有君号或为宗室亲贵，则还加派御医随行。他们的任务除应付使团成员的临时生病医治的需要外，还有一种使命则是采办医书和朝鲜宫廷所用药材：“使之持去乡材，与唐材较准同异，有可破疑者，给价贸来”。7

随行的医官担负特别的任务。如雍正六年(1728)，应清廷之要求，朝鲜极择“例率医官之外针医”，随谢恩使团前赴北京，为皇子及十二王之子治病。8朝鲜史籍中还有朝鲜使团医官成功地为清阁老松柱等治病的事例。

由于学习修改历法的需要，顺康时，朝鲜不定期派出观象监官员参加使团，前往清朝，向清朝学习天文历算，购置有关书籍。乾隆朝中，朝鲜国王令观象监官员“三年一次入送”清朝。9

朝鲜使团中还有一种称为“伴倘”或“子弟军官”的，大都是三使臣的亲属子弟，或随行观光，或侍奉左右，洪大容、朴趾源等著名朝鲜文士都是以这个名义随访中国的。他们在两国文化思想交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朴趾源说“东方慕华即其天性也”，10洪大容觉得自己“言语尚不免夷风为可愧”。11朴洪二人都是朝鲜实学大师，乾隆年间随使团访华，怀着极大的兴趣游历中国、走访士人，回国后著书立说，对朝鲜权贵和腐儒的“性理学说”的僵化和卑陋进行猛烈的抨击，倡导“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学习清朝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生产技术，掀起“北学”思潮，对朝鲜士野影响甚大。

三、朝鲜使团的文化思想交流活动

起初由于朝鲜对满族的政治偏见，朝鲜使者将出使清朝视为“饮冰之役”，除例行的政治活动外，较少进行文化交流活动，随着清人统治地位的稳固，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朝鲜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更多的士人参加到朝鲜使团中，加强了使团在文化思想交流方面的活动能力，实学派的兴盛、北学思想的繁荣都是朝鲜使团文化交流活动的巨大成果。

(一)书籍文物器具的采买

购置汉文典籍书章是朝鲜使团的例行任务之一，早在新罗时期，朝鲜人就有将大批汉文典籍运回本国的习惯，至明代均是如此。清初，由于士人的缺席，采买书籍文物主要由商人、译官们来进行。“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值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也。”12朝鲜人买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不论经史子集、小说异书都要收购；二是“不惜重值”。

清初清廷对书籍的出口有所限制，“凡外国贸易，不许收买史书”。13但仍无法遏制朝鲜人对书籍的渴求。康熙年间，朝鲜使团人员因私购《一统志》，被山海关清方官员查获，清帝甚至派出查使前往汉城，追究国王及使团官员的责任。这种情形至乾隆朝初仍有发生，但此后清廷显然放宽了这方面的禁制。而在此阶段，朝鲜官方对使团人员购置书籍是持鼓励态度的，特别是对以下两类图书：天文历法和清廷文书。

天文历法类：

仁祖朝，观象监提调金堉购得汤若望所著“数术诸书而归”；

孝宗朝，日官金尚范购得《时宪法》(《时宪历》)；

肃宗朝，观象监官员许远购得《天文大城》、《天元历经》等册；

英祖朝，观象监官员李世澄购得《交食算稿》二册、《月历》一册、《万年历》四册。

这类书籍有的是“彼中禁物”，朝鲜王廷除照数报销购书款外，还将购书人及参与购书的译官们“一体论赏”，进行“加资”。

清廷文书的购置在康熙朝曾盛极一时，其种类包括：各部题本、各部密题本，甚至有“批下原旨”，还有各种塘报、京报、时报、边报及清朝官员的奏章誉本等。而此类“文书虚实有难的知”。清朝通事们将此作为一条财路：伪造大量文书转卖给朝鲜使团，而朝鲜使团的译官们也不问真伪一概收买，回国要赏。

承担官方采购书籍任务的，除译官和观象监官员外，还有使团里的医官和画官，给医官的指令是：“买取院中(指王廷御医院)所无医书之最紧者以来。”14

部分中国医学典籍流入朝鲜后，被翻刻刊印得到广泛传播。如《外科精要》、《瀛奎律髓》、《永类铃方》、《十药神书》、《妇人良方补遗大全》、《救急方》、《脉诀理玄秘要》、《医学》等。15

官方采买之外，更多的是使团人员的个人采买行为，并且他们并不仅仅在北京琉璃厂采买书籍和文化用品，而是沿途搜刮换贸，大抵自沈阳至北京途中，朝鲜人一般都有自己的采办代理人。

曾三次使华的朝鲜朗善君李俣，其父于顺治朝初年使华时就开辟了丰润县王氏一家作为据点，每次李俣使华多要作客王家，王氏每“觅纳书册及斑砚”，李俣则“酬以黍皮、技三、剑竹、银刀等物”，亦有街坊邻里闻讯来卖书帖者，则“或购或还给”。16

到了北京，朝鲜商人也用不着满街搜买，自有书商、古玩商找上门来，甚至“开其所居，为之陈列，以供清赏”，称为“借排”。而有资格得到清商“预入物货”的，当然也是老主顾了。与朴趾源同行的赵主薄就是这种最受北京商人欢迎的一位，因为他：“燕行二十余次，以北京为家，最娴汉语，且卖买之际未甚高下，故最多主顾。”再看朴氏所见其借排物品：“户前列二余盆花草，俱未识名。白琉璃瓮高二尺许，沉香假山高二尺许，石雄黄笔山高尺途。复有青刚石笔山，有枣根天成魁罡，以鸟木为跗座，价银为花银三十两云。奇书数十种，《知不足斋丛书》、《格致镜源》，皆值太重。”17

此当乾隆四十五年(1780)，时朝鲜正宗四年，正宗国王臣事清朝最为诚谨，与“十全天子”乾隆帝一唱一和，相互吹捧，甚至“进而把两国的关系，变成一个大家长和一个小家长的私相授受的游戏了”。18在这种情形下，朝鲜使团的购买书籍文物的活动也达到了最高峰，但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除了白银大量流失、难以为继外，更让朝鲜王廷不能容忍的是异端邪说的大量传入：“近来燕购册子，皆非吾儒文字，率多不经书籍。左道之炽盛、邪说之流行，职由于此。”19由于此类书籍“乖世道而害正学”，朝鲜王廷将此纳入禁条：“凡燕书籍之涉于左道，不经异端妖议正之说，及杂术方书，一切严禁。”20此后朝鲜政府曾掀起数次“教狱”，迫害大批天主教徒，并一再申令“邪书邪具”的禁令，但天主教仍在朝鲜部分士人中开始流行，这也可以看作是朝鲜使团文化思想交流活动的成果之一。

朝鲜使团在将大量汉文典籍带回朝鲜的同时，也将部分朝鲜优秀文化成果带到了中国，并得到流传和应用。例如朝鲜著名的医书《东医宝鉴》。21朴趾源于乾隆四十五年入燕京时，在书肆竟发现了此书：“我国书籍之入梓于中国者，甚罕。独《东医宝鉴》二十五卷盛行，版本精妙。”22其所见是乾隆三十一年刻印本，售价为“五两纹银”，虽然朴氏因“余家无善本”，而“甚欲买取”，可惜囊中羞涩，只得“赍怅而归”。

(二)朝鲜文士访华及其与中原文士之交往

在中朝文化交流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朝鲜使团中的文士，他们通常不是使团主要成员，是以朝鲜使臣的子弟亲属名义作为“伴当”随行来华。与商译辈相似，他们也对中国文章典籍乃至笔墨文物有极大兴趣，但让他们更加怦然心动的却是清朝所有先进的科技文化和先进思想。

清朝初年，使团的官员们甚至是抱着敌对清朝的心态上路的，与清政府官员接洽时“率以亢简为致、恭谦为辱”，此时文士们还没有加入至燕行队伍中来。这一阶段传世的燕行录主要是使团三使臣(正副使书状官)所著：

两次任正使来华的郑太和著有《饮冰录》两种；

三次任正使来华的朗善君李俣则著录了三种《燕京录》；

两次任正使来华的南九万著有两种《燕行杂录》。

其他还有沈之源(正使)的《燕行日乘》，姜鲵年(副使)的《燕京录》，南龙翼(副使)的《燕行录》，朴世堂(书状官)的《使燕录》，闵鼎重(正使)的《老峰燕行记》，申■(副使)的《燕行录》，韩泰东(书状官)的《燕行日录》，金锡胄(正使)的《梼椒录》，任相元(副使)的《燕行诗集》，洪受畴(副使)的《燕行录》，尹弘离(书状官)的《沈行录》，李颐命(正使)的《燕行杂识》，闵镇远(副使)的《燕行录》。

这些纪行除《梼椒录》有二卷外，其余均只有一卷，文字简略，只是使团行程的一般性记录，且字里行间反映了他们作为使者出使清朝的复杂而又痛苦的心情，他们并不愿臣事清朝。

17世纪末(康熙中叶)，实学思潮开始在朝鲜流传，至18世纪前半期，朝鲜著名实学思想家李瀷的“经世致用说”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他们终于在实学思想里找到了调整与清人关系的依据，这就是舍虚务实、经世致用。其后发展为以朴趾源为代表的“北学派”，主张“利用厚生”，向中国乃至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富国强兵。在朴趾源眼里，清廷仍是夷狄，但他同时批判空谈“大义名分”的两班士大夫。在这种背景下，朝鲜有识之士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赴燕使团中，在乾隆朝中后期达到最高潮。

加入到使团中的士人们，其目的就是为了与清朝士人交流，因此“使行到彼时，军官书记诸人中，或有稍解文字者，则必以寻访彼人为高，致笔谈，或唱和，甚至于求得诗稿弁首之文。及其出来之后，必因使行、历行，往复书札，彼以香茶，此以楮管，语言不择于忌讳，赠遗贻同于馈问，互相效尤，转辗成习”。23此段文字正是朝鲜士人与清朝文士频繁密切交往的真实情形。”

最早随使团来华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朝鲜士人是金昌业。金昌业(1658—1721)，号老稼斋，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初)，随朝冬至使团来到北京，其兄金昌集是该使团的正使，他二人是清初以斥和抗清而著称的金尚宪的曾孙。金昌业在北京逗留46天，期间考察清朝各种制度、方、物，并与清朝文士有较多的交往。回国后，其述著六卷《老稼斋燕行录》对清朝的富庶与繁荣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引起朝鲜士人极大震动，因而得到广泛流传。

真正与清朝文士进行了思想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则是朝鲜著名士人洪大容。洪大容(1731—1783)，号湛轩，字德保。乾隆三十一年(朝鲜英宗四十二年，1766年初)，洪大容作为其叔父、使团收状官洪檍的子弟军官，随朝鲜冬至使团入京，洪大容赴燕：“所大愿则欲得一佳秀才会心人，与之剧谈。”24他在北京终于得偿所愿：结识了自杭州来京会试的文士严诚、潘庭筠、陆飞三人，尤与严诚交谊深厚。洪回国后，他们仍始终书信往来。后严诚染病去世的消息传到朝鲜，洪为之设位焚香以吊，并将吊辞转寄严氏族人，甚至多次写信教导严诚之子。洪去世后，其友朴趾源将其亡讯转托友人传知于江南。江南士人时称“洪严之交”为生死断金之交。

洪严等人由于言语不通，只能进行笔谈，而“会必竟日而罢，其谈也，各操纸笔疾书，彼此殆无停手，一日之间不啻万言”。他们的谈话内容则题材广泛，涉及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社会人情风俗等各个方面，是两国实学思想的一次大交流，并因洪大容的六卷本《湛轩燕记》的广泛流传，对朝鲜北学派实学思想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正是受洪大容等人卓有成效的文化交流的鼓舞，朴趾源这位实学派大师带着强烈的探求心欣然踏上了清朝的土地。

朴趾源(l737—1805)，字仲美，号燕岩。其堂兄朴明源是朝鲜英祖驸马，正宗朝数次出使清朝。乾隆四十五年(朝鲜正宗四年，1780)，朴明源任进贺兼谢恩正使出使清朝，朴趾源作为“伴倘”随行，先到达北京，又奉皇旨赴热河为乾隆帝贺七十大寿。期间，他仔细考察了清朝的城墙、烧窑、制砖、车辆、道路等形制，提出自己的结论和建议。他在热河大学、北京朝鲜馆逗留期间，结识了清朝名士严嘉铨、鹄汀等人，常作竟夜笔谈。

朴趾源来华正当清乾隆朝鼎盛时期，虽然朴趾源说“东方慕华即其天性”，却仍将清人看作是“寄居中国”的夷狄，但清朝的富庶繁荣给了朝鲜使者们巨大的心理冲击，我们可以在其字里行间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对重要城邑、驿站都有生动的描述，使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清楚地了解当时朝鲜人行走在清朝土地上时那种复杂的心态。以下是他对北京的一些描写：“朝阳门，其制度一如山海关，但目不暇视，缁尘涨天，车载水桶，处处洒道。”“琉璃厂：共有二十七万间。自正阳横亘至宣武门有五巷，而皆琉璃厂，海内外货宝之所居积也。”“紫禁城，高二丈，石址砖筑，覆以黄瓦，涂以朱红，壁面如绳削，光润如倭漆。”25

回国后，朴趾源完成了其巨著《热河日记》，内容不但有纪行、笔谈录，还有大量评述、散文、小说。他在书中以自己亲身考察的实践，阐述其“利用厚生”的实学思想，对当时朝鲜士人产生巨大影响。

与洪大容、朴趾源一道推动北学派大潮的还有朝鲜的一帮新锐士人，朴齐家、柳得恭、李德懋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得到朝鲜正宗国王的特殊提拔，担任过正宗国王特设的奎章阁检书官，也都曾随团访问过清朝。

朴齐家(1750—1815)，字在先，号楚亭，又号贞蕤，他在清乾隆末至嘉庆初曾4次来华：

乾隆四十三年(朝鲜正宗二年，1778)，蔡济恭谢恩使团；

乾隆五十五年(朝鲜正宗十四年，1790)，黄仁点圣节兼谢恩使团；

乾隆五十六年(朝鲜正宗十五年，1791)，赵尚镇谢恩使团；

嘉庆六年(朝鲜纯宗元年，1801)，赵尚镇谢恩使团。

李德懋(1741—1793)，字懋官，号炯庵，又号雅亭，他在1778年与朴齐家一起访问了燕京。

柳得恭(1749一)，字惠甫，号冷斋，曾3次来华：

乾隆四十三年(朝鲜正宗二年，1778)，李溵沈阳问安使团；

乾隆五十五年(朝鲜正宗十四年，1790)，黄仁点圣节兼谢恩使团；

嘉庆六年(朝鲜纯宗元年，1801)，赵尚镇谢恩使团。

此三位朝鲜青年才俊均于1778年首次来到中国，正当乾隆盛世，清朝强大的国力给他们极大的震憾，燕京盛京繁荣的文化也让他们倾心，而清朝士人也对这些东国学子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研读学问，赠答诗文，以至建立深厚的友谊。

柳得恭与朴齐家最后一次相携来华时，他们交游名录包括：“沈阳书院诸生十三人；燕中缙绅、举人、考廉、布衣共四十一人；琉球国使臣四人。”26这其中包括著名诗人纪昀、李鼎元等人。纪昀时任礼部尚书一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交往乃至结下深厚的友谊，互赠诗集、书籍，唱和诗赋。

名单里还有著名画家罗聘、沈刚、陈森等人。更让柳、朴受益匪浅的是与学问家陈箓、钱东垣(钱大昕之侄)、黄丕烈等人的交往。

在与清朝硕儒名家的密切交往中，这些异国学子大开眼界，更在思想学问上产生了飞跃。归国后，他们均有著述，述其行程，载录事务，但更重要的是鼓吹北学，较为客观地为当时的朝鲜人展示了清朝繁荣的盛世景况。

李德懋写下了《入燕记》，柳得恭则著有《滦阳录》和《燕台再游录》，但影响最为广泛的是朴齐家的《北学议》。朴齐家在这部名著里公开向陈腐的“华夷论”宣战，正是4次访华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典章建立了坚定的信心，给了他这份勇气。

嘉庆朝中，来华访问的朝鲜著名士人有金正喜、赵寅永等人，他们与清朝士人的交流偏重于金石考古学问。金正喜，字秋史，号阮堂。清嘉庆十五年(朝鲜纯宗十年，1810)初，随其父金鲁敬(冬至使副使)来华，时年仅25岁。就学于著名学者翁方纲、阮元等人，深受他们的学识、学风的影响，并带回大批考古学著作，开创了朝鲜金石考古学，被后世誉为“阮堂大师”。

(三)清廷对朝鲜国王和使者的赏赐

清廷在文化思想交流活动中有时也采取主动的态势，利用朝鲜使团向朝鲜输出汉文化，主要通过向朝鲜国王和使者赏赐大量汉文典籍、匾额和文化用品来实现。

朝鲜使团在京进行朝贡或其它谢恩、陈奏等使命时，清廷不但要对朝鲜国王(有时还有王妃、世子等其他王室成员)进行赏赐，也赏赐使团成员银两和各种物品。在崇德至康熙年间，这种赏赐也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正官均有定额，从人被分为有赏者和无赏者，后来扩大到整个使团。赏赐物品种也从最初的几种发展到数十种。到乾隆年间，清帝对藩属国朝贡者的赏赐达到极其繁琐的程度，特别是乾隆末年，对朝贡使者的加赏常达十余次之多。在原银两、鞍马、锦缎等惯常赏赐品之外，又增加了许多品种：

御书类：御制千叟燕诗、御书福字等。锦缎裘皮类：漳绒、八丝缎、五丝缎锦、闪缎、章绒蟒缎、大卷缎、倭缎、回子缎、回子绸、回子布、洋花缎、云缎、貂皮。金银玉器类：元宝、金鞘小刀。用品类：大荷包、小荷包、酒盅、寿杖、鼻烟壶、火镰、各种笔墨纸砚。器具类：玻璃器、瓷器、漆器、象牙器。御用品：茶叶、鼻烟、各种水果、食物。

康熙五十六年(1717)，朝鲜国王因眼疾令其使者求购空青(御用药物)，康熙帝为之特遣敕使赍空青往赐，属于“特赐”之例。雍正、乾隆帝与朝鲜国王开始了进贡与回赐的拉锯战，这榭情况一直持续到嘉庆、道光朝。这一阶段的赏赐品种类极其繁多，试将其做一分类：

印诰：玉钮金印、诰命；御书：御笔福字、寿字、匾额等；书籍：御制诗、《仿宋板五经》等；笔墨纸砚：宋澄泥仿唐石渠砚、端砚、梅花玉版笺、仿澄心堂纸、宣纸、花笺、福字花笺、花绢、徽墨、湖笔等；裘皮：黑狐皮裘、黑貂皮、貂皮等；锦缎布匹：大蟒缎、小蟒缎、织金缎、八丝缎、红羽缎、石青缎、龙缎、采缎、大缎、妆缎、锦缎、倭缎、闪缎、素缎、帽缎、彭缎、青缎、漳绒、宁绸、宫绸、春绸；江绸、线绸、纺丝、纱等；金银玉器珠宝：金元宝、银元宝、金钱、银钱、金铃、银铃、玉如意、玉香炉、玉笔洗、珊瑚珠等；装饰器具：玉器、瓷器、玻璃器、洋瓷法琅器、雕漆器等；马具军品：一等鞍马、二等鞍马、弓箭撒袋、玲珑案辔等；日用品：荷包、十锦扇等。

可以看出，赏赐品一般以锦缎布匹为主，辅以笔墨纸砚和其它器具物品。加赐御书字、匾额及汉文典籍，是清帝给朝鲜、琉球、安南等国的殊荣，具有浓厚的文化思想交流意味。

这一阶段加赐朝鲜国王的御书匾额计有：乾隆八年(1743)“式表东藩”，乾隆四十三年(1778)“东藩绳美”，嘉庆十年(1805)“礼都绥藩”，道光九年(1829)“缵服扬休”。

清廷通过朝鲜使团赐予了朝鲜大量的汉文典籍，以雍正、乾隆朝最多。

雍正所赐有：《周易折衷》、《朱子全书》、《康熙字典》、《性理精义》、《诗经传说汇篡》、《韵与阐微》等。而乾隆则屡有大手笔：除经常赐予御书“福”字笺、御制诗章、御制匾额外，《四库全书》、《仿宋版五经》、《明史》等都曾作为特赐礼品送给朝鲜。

清朝皇帝们的赏赐品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朝鲜使团的行囊，也可以看作是朝鲜使团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东亚文明的核心，中华文明一直深刻影响着周围诸国，其中最显著的一个载体就是汉字，因此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及东南亚部分地区被称为“汉字文化圈”。

大约汉朝之后，汉字先后传入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此后成为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或贵族语言，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然而，在上世纪40—70年代的二战之后，朝鲜、韩国、越南建国之后，为何就立即废止汉字？

1948年，朝鲜建国，随即用朝鲜语固有词替换汉字词的运动逐步开始。当时，朝鲜最高***认为，“没有使用汉字的必要。但是，中国、日本、南朝鲜使用汉字，所以有学习汉字的必要。”

随着废止汉字运动开始，朝鲜的法律完全不得使用汉字，连人、地名的汉字表记法（如“平壤”）也被视为外语，大中小学校全面废除汉字教育。

不过，与韩国、越南不同的是，上世纪60年代之后，朝鲜政策有所转变，在1968年被废止的汉文教育又被编入了高中的课程。

1948年，韩国建国，随即出台了《谚文专属用途法》，被视为废止汉文的法律依据：“大韩民国的公文必需使用谚文书写。然而，在过渡期间，可以在谚文后方以括号形式插入汉字”。

所谓谚文，就是韩文、或朝鲜文，是朝鲜王朝的世宗大王于1433年组织学者创立，当时被称为“训民正音”，意为“教老百姓以正确的字音，1446年正式颁布使用。不过，谚文不太成熟，表达不够清晰，且与上国中国交流不便，所以一直使用有限，朝鲜半岛主要还是使用汉文。

《谚文专属用途法》比较笼统，并没有涉及废除步骤、违反处罚等详细规定，所以学者认为只是一项宣示性质的法律。

李承晚倾向于汉文教育，在他的时代，曾在韩国小学实行汉字教育。但后继者朴正熙（见上图）却反对汉文教育，于1970年发表废止汉字宣言，韩国小学完全废除汉字教育。不过，由于社会激烈反对废止汉字，1972年朴正熙收回废止汉字宣言，但由于汉文教育几乎不需要考试，加之日常生活中用不到，以及韩国禁止在小学阶段进行汉字教育，惩处私下教育汉文的老师，最终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汉字在韩国实质上几乎已被彻底废止。

上世纪90年代之后，韩国主张汉字恢复的呼声逐渐高涨，但至今没有什么太大进展。

1945年，越南建国，随即立即废除汉字，使用拉丁字母作为国语。

与韩国、朝鲜情况不同，越南废止汉字有一定的历史原因。1917年之前，越南国内主要有三种语言，即汉语、喃字、国语字。

1，二十世纪初之前，越南社会各阶层一直都使用汉文，一些重要的越南史籍，都是用汉文编写的。

2，喃字是越南主体民族京族的文字，是假借汉字和仿效汉字结构原理和方法，依据京语的读音，创造了这种文字，公元六世纪开始盛行，一直使用到20世纪之初。

3，国语字始于1651年，是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罗德创立的，使用的是拉丁字母，起初“国语字”只用于宗教场合。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之后，法国强迫越南使用国语字，扬言“当这种与进步不相容的汉字还作为唯一的交流思想的工具的时候，只有发展法国-安南学校，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这是促使转化的最有效的方法”，1917年法国悍然下令要求越南废止一切汉文和喃字教育，至此汉字与喃字在越南退出历史舞台。

由于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导致越南好几代人发生严重的文化脱节，汉字被自然而然的废止了。

朝鲜、韩国、越南三国，为何在建国之初，就立即宣布汉字废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1，近代社会以来，中国陷入百年屈辱，以至汉字文化圈里的国家开始质疑汉字文明，这就犹如鸦片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的质疑一样。鸦片战争之后，日本掀起“废止汉字”运动，最终采用明治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的“限制汉字论”，将常用汉字限制在2000-3000之内，逐步过渡汉字废止。

2，二战之后，民族主义兴起，提高了自民族自我认同与独立意识。由于对中国古代的册封体制非常不满，摆脱传统中朝、中韩、中越关系，于是汉字首先被排斥废止。

3，如果三国继续使用汉字，那么必然将如历史一样，中国对其产生巨大影响力。为了降低中国对三国影响，美苏不约而同的希望这三国“脱汉”或“去中国化”，首先就从文字开始。二战之后，美国就曾要求日本彻底使用罗马文字，背后阴谋不难想象，朝韩越三国废止汉字与之如出一辙。

4，与汉语相比，谚文和国语字的确更容易学习，更容易为普通民众掌握。三国建立之初，想让全国百姓学习汉字会是一件苦非常艰难的事情，于是这三国才会选择相对简易的谚文或国语字。

然而，废止汉字容易，并迅速让民众忘记了汉文，但却带来了非常的后果。

汉语千锤百炼，历经数千年演化进步，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的文字体系，但无论谚文或国语字都相对年轻，也不够成熟，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不便，难以有效地弥补和替代汉字的地位与价值。比如，用拼音字母表达“攻击”与“公鸡”，就会存在严重表意不清晰的问题，谚文或国语字就存在诸多类似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朝韩越三国很多历史古籍都是汉文书写，但废止汉字之后，这些古书成了“天书”，没多少人能读懂，割裂了历史与现在，导致这三国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历史文化危机。

正因如此，韩国、越南不少学者呼吁恢复汉文教育，但废止容易，重建却何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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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收藏的汉籍如四库系列丛书、敦煌系列丛书、地方志系列等，以及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还收藏了大量从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购买的汉文古籍珍本，如《礼记义疏》和被视为日本国宝级的《玉篇》。其汉籍目录有1991出版的《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和1996出版的索引。

韩语是韩国的官方语言,在朝鲜称为朝鲜语现在使用人数约7000万名,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中国的东北三省,美国,日本,前苏联的中亚各国及远东地区等韩语的词汇分为固有词,汉字词和外来语借词现代韩语是以首尔方言为官话的标准语言,平壤使用的朝鲜语占整个韩语人群中的多数,韩语可以说是朝鲜语的一个方言形式韩国语和朝鲜语是同一种语言，但由于长达半个多世纪南北交流的中断，特别是普通百姓之间的交流极少，加上两国发展程度相差较大，现代韩国语中新词,特别是西式外来词在朝鲜语中是没有或写法不同，除了新词,标准韩语和朝鲜语就是官方语言和地方语言的差异仅仅是语音上的微弱区别,不存在互相听不懂的现象,韩语朝鲜语都使用音位文字朝鲜文书写。

韩语的标记方法分为汉字和韩文,汉字是表意文字,而韩文是音素文字,古代韩民族长期没有本民族的书写文字,所以历史上借用汉字记录韩语,用音读的方法使用汉字表述韩语,但因为韩语同汉语语系上的天然差异,加上汉字量的庞大,汉字不能完整的记录和表达韩语,普通人更没有学习文化的机会直到朝鲜王朝世宗大王创制民族文字韩文韩文的发明并没有排斥汉字，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文也不可能取代汉字的地位。在创制韩文的过程中，朝鲜学者先后13次前往辽东，向谪居在那里的明代翰林学士黄瓒请教音韵和发音的表记。尽管如此，韩文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的阻力，当时的崔万里等学者提出："放弃汉字使用谚文，违背了恭敬中国的思想，等于承认自己不开化。"有关韩文的公告《训民正音》在韩文发明后的第三年才得以正式颁布。在古代韩国古籍文献基本都是使用汉字记录的,韩文创制以来长期遭到抵制,直到19世纪初才被民族主义者倡议下才真正属于民族文字,当时也使用韩汉混用的文字,在韩国叫国汉文后来汉字逐渐退出韩国主流文字,目前韩国的主要书写文字就是韩文,汉字仅仅是辅助文字韩语中汉字词并非全部是中原汉字词,韩语中的汉字词包括三部分,第一就是中原汉字词,在汉字引入半岛以后,主要是单词的借用,后来中国的影响扩大,引入了大量古汉字词一般认为时间在公元4-6世纪左右虽然近代以来韩文逐渐取代了汉字，但是朝鲜语中的汉字词却无法被取代。朝鲜语中的汉字词大部分来自古汉语，像车站称为"驿"，书称为"册"，酒杯称为"盏"。而且由于韩文发音比较少，几个汉字只有一个韩文相对应，只用韩文经常不能将一些同音词汇的意义区分出来，完全使用韩文容易产生混淆，有些词汇不标明汉字就不知道确切的称呼。所以在韩文创制之后的几百年里，朝鲜半岛的语言书写形式还是以汉字为主，后来汉字、韩文混合使用，汉字词使用汉字，其余使用韩文。这种混合型文字形态渐渐成为朝鲜半岛通用的文字形式的主流。第二是日源汉字词,近代东亚日本开化最早,日本人组合新造了不少新汉字词,这些新生的汉字词同时传到中国和朝鲜半岛, 另外韩国人在长期使用汉字过程中也自己音注或组合了一些汉字词,这些汉字词在中国日本都没有使用由于汉字文化的长期影响,现代韩语中仍然有近50%的汉字词语汉字虽然退出韩语主要书写舞台,但汉字仍然是韩国的辅助文字,作为古代东亚通用文字的汉字仍然将影响韩语另外现代韩语也出现西式外来语增多的趋势这也符合韩语标音语言的特点

　　继韩剧《渊盖苏文》将唐太宗李世民射成“独眼龙”后，韩国历史小说《蚩尤天皇》再次戏说中国历史，最近该书内容被披露后引起议论纷纷——书里不但将中华民族始祖之一的蚩尤追溯为祖先，更在描述争夺中原的“涿鹿之战”时，称蚩尤征服轩辕黄帝，让对方在剑下屈膝投降，不禁令国内读者大跌眼镜。

　　小说

　　蚩尤大败黄帝

　　近日，许多读者在各大论坛上披露称，韩国历史小说《蚩尤天皇》认蚩尤为祖先，还大肆描写蚩尤在“涿鹿（今河北涿鹿）之战”时大败黄帝，令人匪夷所思。 根据读者提供的网址，记者昨日进入韩国一家图书网站上看到，该书被列为《大韩民族通史》系列，分为“天地创造”、“炎帝神农氏”、“黄帝公孙轩辕氏”、“蚩尤大帝”、“涿鹿大捷”等十余章。

　　从网上披露的该书插图，记者看到蚩尤已被封为韩民族上古时第14代天皇与军神，其率领的骑兵装备空前先进，不仅有头盔、铠甲、弯刀、弓箭、马镫，还有马拉战车以及军犬队、上古“空军”鹫鹰队。与黄帝逐鹿中原时，蚩尤先是攻克空桑城（今山东曲阜一带），接着更在大战中击败轩辕黄帝。只见一张插图里，一身铠甲的蚩尤得意洋洋剑指黄帝，逼迫其举军旗投降。

　　作者: 吉祥 发布日期: 2007-11-15

　　蚩尤是农部落的名称

　　蚩尤见之正史，载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因其有与黄帝争战失败的经历而闻名。

　　历代史家为作之作注。裴骃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又转达引《汉书音义》臣瓒引《孔子三朝记》云：“蚩尤，庶人之贪者”。列举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之后，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对“天子”“与庶人”两说提出质疑。先引太史公原文“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析其意，蚩尤非为天子，又引《管子·地数篇》所言“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说明蚩尤并非庶人。进而提出“蚩尤盖诸侯号也”之说。

　　然则，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引《龙鱼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优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引述这一夹杂神话的民俗传说，显然对“诸侯”“天子”“庶人”诸说都有否定之义。因为，仅是一幅遗像便足以使“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其威风远非一般诸侯可比，亦非庶人可及。然而，又有天遣玄女助黄帝而非助蚩尤之说，可见蚩尤亦与“天子”无缘。

　　诸学者之所以把“天子”“庶人”“诸侯”等概念硬往蚩尤身上套，明显是局限于周秦封建社会结构模式的认识框架，因而不能正确诠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蚩尤身份及这一概念的社会历史的内涵。

　　蚩尤所处的时代，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正值“神农氏世衰”之时。

　　神农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民明农耕生产工具耒、耜的一个氏族。《易·系辞》记：“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许多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族硌先后转向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如《白虎通义》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这是对狩猎肉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追忆。又如《淮南子·修务训》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草木之实，食螺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又是对采储果实及螺蚌之肉为主食的族群转向农耕生产历史的记忆。

　　耒耜的发明是中国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大飞跃，它奠定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基础，导致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神农氏之世”的出现。神农氏功绩伟烈，被尊为“农皇”，又称“地皇”。《尚书大传·卷第四》说：“神农为农皇也。……神农以地纪，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指其功德之实质在发挥地力，亦称“地皇”。

　　在中华远古传说中，“皇”的意思有两层：一是有重大发明功大德美泽被天下者，“皇，君也，美也，大也”[1]，如燧人氏发明个钻木燧取火而被尊为“燧皇”[2]；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用于捕兽捞鱼，并制定婚姻嫁娶之礼，使人类本身的繁衍进入健康有序的轨道，因而被尊为“羲皇”[3]。二是指不存在公共权力的早期原始社会，“道德元泊有似皇天，故称曰皇”[4]，“烦一夫扰一妇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妇故为皇”[5]。其情景如《庄子·盗跖》所述：“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

　　到了神农氏晚期，由于农耕业逐渐成为主要生产方式，游荡觅食的原始群也渐次定居，逐步形成氏族社会，并发展为部落组织，出现拥有超出本部落影响力的部落联盟首领，这就是“帝”。《说文解字》释：“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谛”是指“审谛”，即举措详谨周密，合乎客观规律。《白虎通义》说，“德合天者称帝”[6]。“王天下之号”是指超越部落范围的号召力。“帝”的称号出现标志着原始社会从早期游群和氏族社会阶段向晚期部落社会阶段的转变。此时，神农氏也开始被称为“炎帝”。

　　“炎帝”之“炎”，其义有二：一是火光，焚烧。《说文解字》释：“炎，火光上也”。《玉篇》释：“炎，热也，焚也”。这与原始农业离不开“火耕”有关。所谓“火耕”，是指先砍倒烧光荒地上的杂草灌木，然后耕种点播的一种垦殖手段。二是指南方之神。《汉书·卷七十四》：“南方之神炎帝”，这是从黄河流域的地理视角而言，发祥于湖北厉山，崩葬于湖南茶陵的神农氏当属南方无疑。

　　从被尊为“农皇”的“神农氏之世”，到被称为“炎帝”的“神农氏世衰”之时，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时代。

　　蚩尤活跃于历史舞台之时，即“神农氏世衰”的“炎帝”之时。当时部落林立，各部落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武力互相争斗，不再服从由于发明耒耜的功绩而自然形成的部落联盟首领炎帝神农氏的约束。“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蚩尤最为暴”[7]。此所言“诸侯”，并非周秦社会制度下分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之贵族，而是指原始社会末期的各部落酋长。蚩尤是其中之一。

　　“蚩”是贬词。《说文解字》释为“虫也”。作冠词用，若今之詈辞“小爬虫”之类。《六书正伪》曰：“凡无知者，皆为蚩名之”。“尤”为部落名。尤又作由，意为农。杨慎《丹铅录》云：“由与农通”。《韩诗外传》云：“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吕氏春秋·勿躬》例举“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甯[]，请置以为大由’”。注：“大由，大农也”。《管子·省官》说：“相高下，视肥[]，观地力，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诏期即《礼记·月令》所谓“王命布农事”之日期。由田即农田，亦农官之谓也。《钱谱》神农币文“农”作“由”。“尤”是依传闻所记部落名称，与“由”为同音异字。故“尤”部落即“由”部落，亦即农部落。贬之即谓“蚩尤”。中国古代对氏族及部落的名称与其酋长名称和氏族部落民名称常常不加区别地称呼，所以，“蚩尤”既为部落名，亦为该部浇酋长与部落民之共名。

　　作者: 吉祥 发布日期: 2007-11-15

　　二、蚩尤与炎帝、黄帝的关系

　　蚩尤与炎帝有族裔的关系。《路史·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

　　炎帝与蚩尤均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同属农耕部浇联盟。炎帝部落为神农氏族之直系后裔，仰成于其先祖神农氏发明耒耜功绩之余烈，得以居逐耕部落联盟之首，而称“炎帝”。炎帝与神农氏既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故《史记·封禅书》例举封禅大典时，将神农氏与炎帝分列先后。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神农氏与炎帝的记叙非常贴近，但未予指明其间的关系。《帝王世纪》说：“神农氏作，是为炎帝”，已经注意到二者的亲缘关系。《汉书2古今人表》及《易·系辞》疏将为帝与神农氏合称呼为“炎帝神农氏”。

　　《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纪》云，“炎帝”之号，凡传八世：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嫠、帝哀、帝榆罔。至帝榆罔之世，始见蚩尤部浇崭露头角。

　　蚩尤部落是由神农氏族发展而来的一群农耕部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其实力雄厚的原因，一是益于其居地产盐；二是在煮盐的生产过程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

　　《梦溪笔谈2卷三》记：“解州盐泽，方面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氵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宋代解州治在今山西运城市解州镇。盐泽今名解池，素有“国宝”之誉，有硫酸钠、氯化钠、硫酸镁等盐，含钙、碘、钾、硼、锂、铯、锶等稀有元素。《太平寰宇记·卷四六》客观存在邑县条下记：“蚩尤天在县南一十八里”。故安邑县即今县，亦受辖于运城市。这里曾经是蚩尤部落的居地。得盐泽之富，蚩尤部落才有实力与黄帝抗争。如《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管子·地数篇》说：“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二十”。葛庐之山及雍狐之山具体所指无考。其地处当不会离今运城市太远。或者就在其地。“金”泛指金属，不限于黄金。

　　与今山西运城市相邻的今河南三门峡市，也是农部落的聚居中心。数千年之后，这里仍有神农氏后裔。《史记·本周纪》载，周武王伐纣成功，“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裴骃《史记集解》注释：“《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首县弘农，治在今河南灵宝县。陕县今属三门峡市。《地理志》载弘农郡“有铁官，在[]池”[]池即今渑池县，亦属三门峡市。灵宝县有金矿，至今仍有重大开采价值。其它如银、铜、铁、锌、铝等矿藏资源储量也很丰富，该地区具有金属冶炼的必备条件。相传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处，即在灵宝县境内[8]，其相对历史年代在轩辕与蚩尤之战后。这一地区不仅矿藏丰富，而且土地肥饶，盛产五谷林果及紫胡、天麻、黄苓、丹参等中草药，宜于农耕部落居住。

　　由史籍所载观之，蚩尤部落因得盐池之利，金属冶炼之法，成为以炎帝为首的农耕部落联盟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部落。蚩尤与炎帝同为神农氏后裔，显赫者称炎帝，失败者称蚩尤。

　　关于蚩尤与黄帝之战，载籍所见，有三种说法：一说是黄帝胜炎帝之后，再胜蚩尤而巩固帝位，黄帝与蚩尤之战似为黄炎之战争的余波；另一说是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诉于黄帝，二帝联手杀蚩尤于中冀；三说是蚩尤作兵攻黄帝，兵败被杀。

　　第一种说法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依附杀蚩尤”。太史公言黄帝名轩辕，国号有熊轩辕本意为车，应是指发明制作车的技术而得名的氏族及其首领的名称，如发明制作农耕工具技术称神农氏，发明制作捕捞工具技术而称伏羲氏，发明钻燧取火技术称燧人氏然。有熊国号。当时的“国”，实为部落。熊、罴、貔、貅、[]、虎为六种兽名，应是有熊部落中六个氏族的名称，或谓图腾。阪泉，水名，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县，与阪泉相距不远。

　　第二种说法见于《逸周书·尝麦解》：“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广平之地曰阿。争战发生在涿鹿山下的开阔地带，隅指角落，“九”意指多，并不限于具体数目八加一。“九隅无遗”是说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部落不留遗地。地冀指中原冀州。《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郭璞注：“自东河至西河”。当时把黄河入海处称为东河，河套向南流处称西河。《周礼·职方》记：“正北曰并州”，今山西太原、河北正定保定皆属之；“东北曰幽州”，今北京市属之。上古冀州位于幽、并之南，地在今山西南部及河北西南部。传说蚩尤被杀之处，在今山西运城解州。

　　第三种说法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