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很难统计，参考一下吧，三藏即经、律、论，十二部即佛说经分为十二类，亦称十二分教，即长行、重颂、孤起、譬喻、因缘、无问自说、本生、本事、未曾有、方广、论议、授记。

大藏经

大藏经之原典，原本有梵语、巴利语二种，梵语原典今已残缺不全，巴利语藏经及译自梵语之汉译、西藏译、自西藏译本转译之蒙古语译、满洲语译、西夏语译等大藏经，大体上仍完整地留存至今。现今流传之佛典，从语文上可分为：巴利文、梵文、藏文、汉文、日文、蒙古文、满文、西夏文、西洋文等数种；前二种为原始型佛典，后面数种则由前二种转译者。

(一)巴利文：巴利文三藏又称南传大藏经，为南方佛教所依据之圣典。其成立年代被推定为西元前二至一世纪。另据锡兰岛史（巴Di^pavam!sa ）记载，西元第一世纪末，锡兰王婆他伽

马尼王（巴Vat!t!aga^man!i ）于无畏山（巴Abhayagiri ）精舍邀集五百圣者，书写口传的巴利三藏，此即今日巴利文大藏经之原型。后经多次变迁，至西元五世纪，佛音（巴Buddhaghosa ，又称佛陀瞿沙）前往锡兰，将当时用土语所传之佛典全部改为印度本土之巴利文，并彻底整理有关之注释书，巴利文三藏至此乃见完璧。其后，佛音曾至缅甸等地传道，巴利文三藏亦随之传布于缅甸、泰国、越南、高棉等地，故知巴利文三藏系以锡兰为重心，渐次流布缅甸等处。今

日巴利文系三藏有锡兰字、缅甸字、暹罗字，及柬埔寨字等之各种版本。十九世纪末期，泰王秋罗隆高五世（Chula Longkorn V）曾发起汇辑、校勘流传南方佛典，并以暹罗字官本刊行全部藏经，裨益学界至钜。此外，西洋佛教学者自十九世纪开始巴利文佛典之研究，故巴利文三藏之出版与传译情形颇有与日俱进之势。（参阅‘南传大藏经’3748）

(二)梵文：印度贵族本有一种流行之雅语，然佛陀在世时，由于主张四姓平等，故不采用雅语。佛陀入灭后百年顷，文法学家波尔尼将雅语详为厘订，便于通行，佛教徒亦采用之，以记录佛典，此即梵文佛典。梵文佛典与巴利佛典，孰先孰后，已不可考，惟其流布区域有泾渭之别。据传，于迦腻色迦王时，曾勘定三藏，凡无传本者皆书写之，已有传本者则校勘之，梵文佛典乃称完备。然现存之梵文佛典大多仅余片断，内容亦笼统而杂乱，不若巴利文三藏之完整分明。就教理而言，巴利三藏可说全属小乘教义，梵文佛典则大部分属大乘教义，其中多数早已有汉译本，然亦有不少尚未汉译之珍贵文献。近代在尼泊尔、西藏、中亚等地均有梵文佛典之发现，而以尼泊尔发现者为数最多。一八二二年，英人荷吉森（BH Hodgson）于尼泊尔搜集梵文圣典，共得三八○部新旧写本。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间，英人莱特（D Wright）继续搜集，共得三百二十余部。

梵文佛典之所以多存于尼泊尔，据学者研究，佛陀入灭后三世纪初，中印度佛教遭到空前之教难，印度佛教徒多逃入尼泊尔。又于十三世纪，回教徒侵入印度，印度佛教徒再避入尼泊尔。其地气候苦寒，极适于梵箧之保存。除尼泊尔外，于阗、敦煌、高昌、龟兹等处，均发掘大量梵文佛典，对学界之贡献及影响极大。现存之梵文三藏原典虽仅吉光片羽，寥寥可数，然在西元一世纪顷即流入西藏、中国，早已翻成部帙浩瀚的藏文及汉文三藏，而于全部佛教经籍中，占着重要位置。

(三)汉文：佛教各系之传译经典中，以汉译大藏经翻传最早，部帙亦最庞大，起自后汉，迄于元代，系由梵语、巴利语、胡语等译出。最早期之经典翻译，以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至洛阳之安世高为代表，主要翻译小乘经典。桓帝末年之时，大月氏国之支娄迦谶亦至洛阳，主要翻译大乘经典。经典翻译之初，仅是各自书写传持，至苻秦道安（314？～385），始将译经加以搜集分类，编成目录，此即‘综理众经目录’一卷，内分：撰出经律论录、异出经录、古异经录、失译经录、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疑经录、注经及杂经志录等八部分，共收经典六三九部八八六卷，为我国第一部之佛典目录。其后，僧佑、宝唱等亦撰各经录以增补之。当时并书写全部译出之经安置宫室、诸大寺。迄隋唐，译经事业更盛，而有单译、重译、别生、疑惑、伪妄等之分，我国撰述之抄集、传记及著述等亦相继入藏。总计历代所编藏经目录，多达六、七十部，现存者有二十余部，其中以僧佑之出三藏记集、法经等之众经目录、费长房之历代三宝纪、道宣之大唐内典录、智升之开元释教录、庆吉祥之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等为最着。又于上举各种经录之中，开元释教录以收录完备、记述正确、分类合宜，而受到各时代学者之重视，其分类法亦为开宝藏以降大多数之藏经所沿用。

齐梁以后，抄集诸经要旨之风亦盛，计有梁朝宝唱等之经律异相五十卷、梁朝简文帝令学士撰之法宝集二百卷、后魏昙显等之众经要集二十卷、梁朝虞孝敬等之内典博要三十卷、梁朝贤明之真言要集十卷、梁朝僧旻等之众经要抄八十八卷、义林八十卷、梁朝净霭之三宝集十一卷、作者不详之法苑经一八九卷、唐代道世之诸经要集二十卷、法苑珠林百卷、唐代玄则等之禅林钞记三十卷、明代陈实之大藏一览集十卷等。

隋唐以后，就藏经中之梵语及难解字句附以音义之风亦行，有唐代玄应之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唐代慧琳之一切经音义百卷、辽·希麟之一切经音义十卷、后晋可洪之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三十卷、宋代处观之绍兴重雕大藏音三卷等。此外，解题大藏经亦不少，如唐代玄逸之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三十卷、宋代惟白之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十三卷、宋代王古撰、元代管主八续之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十卷、明代寂晓之大明释教汇目义门四十一卷、标目四卷、明代智旭之阅藏知津四十四卷、日本净土宗僧随天之缘山三大藏目录三卷等均是。

汉文大藏经，在隋唐之世即有纂集，然其时未有印刷术，凡有编集，皆赖书写，直至宋代，始有刊本。而汉文大藏经之刊印，以宋太祖于蜀之成都雕刻（木版印刷）全部大藏经为嚆矢，此即官版蜀版开宝藏。此后，藏

经印刻之事业陆续兴起。宋朝计有：辽版之契丹藏、金版之金藏、福州版之万寿藏、毗卢藏、湖州版（浙版）之圆觉藏、资福藏、碛砂藏等。元代根据宋本印行藏经，有普宁藏与弘法藏两种，然元末天下大乱，藏经烧失殆尽。明太祖洪武年间，集硕德于蒋山，点校藏经，刊刻南藏，然校勘不精，时有脱误。南藏之外，另有北藏、楞严寺版、报恩寺版等。清世宗雍正

十三年至高宗乾隆三年（1735～1738），以北藏为底本，复加新籍，刊刻龙藏。此外尚有频伽藏、百衲藏，及民国四十五年（1956）开始编行的中华大藏经、民国七十二年陆续出刊的佛光大藏经等。

高丽藏亦属汉文系统，始刻于宋真宗时代（高丽显宗二年，1011），以宋代开宝藏为底本，加入贞元录所收各本，此即高丽大藏初雕本。另于高丽宣宗时又开雕续藏本。高宗二十三年（1236）开雕高丽大藏再雕本，即今所传之丽本藏经。文宗十三年（1059）

，仿契丹本而刊刻高丽契丹藏仿刻本，然今已全部佚矢。（参阅‘中文大藏经’1001）

(四)日本：日本刻印之佛典本属汉文系统，然因日本藏经刊印事业极盛，且至近世，大藏经之编辑愈趋完整，形成后来居上而一枝独秀之局面。日本印行大藏经，始于德川初期之天海藏，系参照宋本与元本翻刻成者。其次有德川后期之黄檗藏，为明代楞严寺版之翻刻。明治时代，有弘教书院刊行之缩刷藏经，系依照丽、宋、元、明四藏校对，并加入若干的日本撰述。明治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1902～1905），藏经书院刊行卍字正藏，系以黄檗本与丽本为底本，另参照明本而成者。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1912），日本藏经院搜罗卍字藏中未收之佚本，集成卍字续藏。明治四十四年至大正十一年，东京佛书刊行会陆续印行一套以日本撰述为主之佛教全书，即大日本佛教全书。大正八年至十年，由中野达慧主编，日本大藏经编纂会刊行，称为日本大藏经。大正十三年，高楠顺次郎等人发起刊行大正新修大藏经，至昭和七年（1932）完成，内容集古来汉文藏经之大成，共收经律论万余卷，网罗印度、中国、日本、朝鲜一切佛教名著，为举世佛学界最完整之一部大藏经。校勘方面，除丽、宋、元、明四藏外，并对照日本圣语藏本、宫本、敦煌写本及各种古佚本、流通本而成。昭和十三年，影印、校订弘教本，而有昭和再订缩刷藏之刊行。此外，另有南传大藏经与国译一切经之编译，两者均以日文刊行，前者系南传系统之巴

利三藏与藏外佛教典籍之整编，后者则为各种藏经中唯一包含解题、注解之藏经。

佛教典籍是指记录佛教的一些典籍的事情。佛教典籍分为“经”、“律”、“论”三藏，佛经大全是弘善佛教网为佛友所提供的佛经经典，是目前网路上最齐全的佛经典籍，包含佛经原文、佛经译文、佛经注音、佛经故事、佛经视频、大藏经等相关佛教经典。

基本介绍 中文名 ：佛教典籍 要点 ：“经”、“律”、“论 出处 ：杂阿含经 出处1 ：大念处经 阿含部类,般若部类,法华部类,华严部类,大集部类,经集部类,密教部类,中观部类,瑜伽部类,净土部类,禅宗部类,事汇部类,其他, 阿含部类 ● 杂阿含经 ● 大念处经 般若部类 ●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法华部类 ● 妙法莲华经 华严部类 ● 大方广佛华严经 大集部类 ● 地藏菩萨本愿经 经集部类 ● 维摩诘经 ●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 佛说四十二章经 密教部类 ● 楞严经 ● 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 中观部类 ● 中论 ● 十二门论 ● 百论 瑜伽部类 ● 瑜伽师地论 净土部类 ● 阿弥陀经 ● 无量寿经 ● 观无量寿经 禅宗部类 ● 六祖坛经 事汇部类 ● 杂宝藏经 ●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 其他 ● 大佛顶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 ● 发起菩萨殊胜志乐经 ● 佛说高王观世音真经 ● 莲花生大士应化因缘经 ● 密教根本十四大戒

　　从大体上说，《阿含经》的教训，都还保持住接近原始状态的面貌，但因初期的佛经，多靠口头传诵，直到佛灭之后数百年间，才有记录成文的经典出现。故在师师相传的过程中，误传及失传的可能是不容怀疑；有的竟把佛灭之后的事也记录在《阿含经》中，经文开头仍旧按上“闻如是”的形式，这当不是阿难尊者的口气。

　　比如《杂阿含经》卷二五第六四○经所预记的四恶王的事迹，乃出于阿育王之前的希腊军人入侵印度的前后，是在佛灭数十至数百年之间，而非经说的一千岁。这分明不是佛说，而是后人附加。至于《杂阿含经》中的〈阿育王传〉，早经考证，不是原本《杂阿含经》中所有，而是后人插进去的。

　　像如此的经文，当然不是佛说，我们自是欣然承认。但从大体上说，《阿含经》——尤其《杂阿含经》是最可信的佛典，至于一定要把它认为是百分之百的佛口亲说，相信是没有那样的必要。因为，《阿含经》中，有许多是由弟子们所说的，以及佛世社会僧团生活的记载。为什么一定要认为佛的口说才是佛法呢？所以，我认为日本学者的认“真”精神是可佩的；他们以历史进化论的方法研究的成果，也是可敬的。至于某人以为不是佛口亲说就不是佛法而是“伪经”，都是他的故意歪曲。

　　再说到大乘的经典，无疑的。

佛教方面 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弘化佛法，传律授戒。鉴真僧众在日十余年的活动达到了这个目的。由于天皇的重视，鉴真被授于“大僧都”的职务，成为“传戒律之始祖”。“从此以来，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师相传，遍于寰宇。”鉴真所建唐招提寺成为日本的大总寺。日本的佛经多由百济僧侣口传而来，错漏较多。鉴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纠正日本佛经中的错漏。由于鉴真对天台宗也有相当研究，所以鉴真对天台宗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很大作用。鉴真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便利了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流传今日，尚有余辉。　医学方面　鉴真熟识医方明，当年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时，唯有鉴真所进药方有效验。据日本《本草医谈》记载，鉴真只需用鼻子闻，就可以辨别药草种类和真假，他又大力传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的知识，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因此，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按照日本汉方野崎药局主席野崎康弘的说法，以下36种药草都是鉴真带往日本推动使用的：　麻黄、细辛、芍药、附子、远志、黄芪、甘草、苦参、当归、柴胡、川芎、玄参、地黄、紫苏、丹参、黄芩、桔梗、 旋覆花、苍术、知母、半夏、芜花、栀子、五味子、黄柏、杏仁、厚朴、和厚朴、肉桂、杜仲、唐木瓜、大枣、蜀椒、 花椒、吴茱萸　十七、十八世纪时，日本药店的药袋上，还印着鉴真的图像，可见影响之深。　书法方面 鉴真及其弟子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第六次东渡之时，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一幅（丧乱帖）、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50卷。这对日本书道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鉴真本人也是书法名家，其“请经书贴”被誉为日本国宝。　建筑方面　鉴真的东渡弟子及随行人员中，有不少是精通建筑技术的。在鉴真的设计及领导下，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寺内的大堂建筑，坐北朝南，阔七间，进深四间，三层斗拱式形制，是座单檐歇山顶式的佛堂。日本《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中评论说：“金堂乃为今日遗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建筑物”。由于鉴真僧众采用了唐代最先进的建筑方法，因而这座建筑异常牢固精美，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风雨，特别是经历1597 年日本地震的考验，在周围其他建筑尽被毁坏的情况下，独金堂完好无损，至今屹立在唐招提寺内。金堂成为研究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有价值的珍贵实物之一。　雕塑方面　鉴真及其弟子在雕塑艺术上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鉴真随船带有佛像，在日本又用“干漆法”（又称夹纻法）塑造了许多佛像，著名的是唐招提寺金堂内的卢舍那大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像等。这种夹纻法我国早在东晋时已经出现，到唐朝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武则天时用夹纻法塑造的大佛高达九百尺。鉴真及弟子将这种雕塑艺术在日本推广并发扬光大。鉴真晚年，弟子忍基等用于漆夹纻法制作了一尊高八十点零四厘米的坐像，表示对这位中国高僧的纪念。鉴真结跏趺坐，双目紧闭，神志安详，栩栩如生。它不仅再现了鉴真的真实形象，而且着意刻画了精神气质，温和中流露出刚毅，安详中凝聚着严肃，微笑中体现出沉思。这尊塑像一直供奉在唐招提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