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鉴定中国古籍以确定其刻印或抄写的年代、版本源流以及其价值的工作。它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国古籍历代流传，数量极大，门类繁多，同一种书经多次翻刻、传抄，版本繁杂，舛讹丛生，给后世利用和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因而古籍版本鉴别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工作。从事古籍版本鉴别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和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

　　刻本书的鉴定依据字体刀法是决定版刻时代的主要依据。汉字是方块字，不同时代写字用的笔和写法有所演变，刻工的操作方法与技术水平也随时代有所发展，在字体结构等方面形成时代特点与差异。除时代特征外，刻版印刷发展的地区还形成独有的地方风格。从事鉴定工作,必须熟悉各时期、不同地方的刀法特色,掌握常人不易觉察的字体同异要领，从而得出判定。

　　牌记为刻书标识。一般在书的卷尾，也有在序或目录之后的，文字有详有略，主要标明刻版年月及出版者。宋元以后多出现于坊刻本。元、明、清三代的私家、官府、书坊刻本使用较多,形成明显可资查考的依据。但有些影刻、翻刻本也把原书牌记摹刻下来，所以要参照其他特征加以辨析。

　　序跋古籍大都有序跋。其内容多为阐扬本书著述的优长，记述刻、抄的经过和年代等等。鉴定者可从序跋正文及署款判定该书版本年代及真伪、讹托，从而成为鉴定古籍的依据之一，但须留意一书多刻时照刻底本的序跋以及抽撤刻书时的序跋的情况。

　　刻工宋、金、元、明、清的刻本，常在书中镌有刻版者的姓名。有的一部书的刻工多达数十人。刻工历来受版本学家重视，从刻工姓名可了解版刻时代与地区，是最直接的依据。但明、清一些影宋刻本，也把原刻本刻工摹刻下来，容易造成误认；同一刻工刻的书也有年代的不同。因此还须结合其他旁证以作出准确判断。

　　避讳封建社会用字最讲避讳，有避帝王讳，有避家讳或尊者讳。元代不讲究避讳，宋代及清代康熙、雍正以后避讳较严格。后世版本学家常以避讳字作为判定古籍大致时代的依据。但应注意翻刻、影刻本保留原书避讳字的情形。

　　行款版式由于刻书时代不同，书的行款版式变异较为鲜明，虽有交错、例外，但有基本规律可循，例如宋版书的书口(版心)多为“白口”，而元版及明前期版本多用“黑口”。对行款版式的鉴定历来被视为重要依据之一(见雕版印刷文献、中国古籍形制)。

　　纸张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纸，纸质较匀净，有韧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纸，有些纸质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南宋初期福建印书所用竹纸，质地细润，纸色较白，但以后多用**竹纸，因而从宋、元到明代，黄纸成为福建印本的特征。明代以棉纸为贵，棉纸有厚薄之不同，纸质细润，白棉纸印书成为明代特色。明末出现了开化纸，纸质细白匀净，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宋以后，还有用公文纸(公牍纸)和其他册子、信札等旧纸的背面印书的，这些公文纸如载有年月也可借以推断印本的大致时代。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因为有的书刻印于宋代，后世仍可用其书版再印，而区别初印本和后印本，只能从纸张来判别了。

　　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印刷术发明以前，古籍都靠抄写流传。印刷术发明以后,甚至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后,抄写本仍在中国传世古籍中占很大比重。历代流传的抄本，数量可观，质量也参差不齐。抄本之外，藏书家的手写本及学者的稿本更是古籍中的珍品。因此对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十分重要。其鉴定方法，首先要从书写字体的一般时代特征入手，与鉴定刻本之刀法道理相同。有不少抄本标识较为明显，很多藏书家传抄的书都用印有专用格式的纸供抄写。如明代祁承家抄本在版心下镌有 “澹生堂抄本”字样；毛晋家抄书有一种黑格纸，版心下镌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字样；清初曹溶家抄本所用纸的版心镌字为“李曹氏倦圃藏书”，等等。这些标识是鉴定的重要依据。此外，个人书法的风格、书中的避讳字、作者的时代等等，都是抄本和稿本鉴定的依据。

　　有助于鉴定的其他旁证印章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章，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章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批校题跋古籍常经前人批校题跋。题跋中常包含目录学、版本学资料，对古籍鉴定有一定帮助。对待批校题跋应加分析，要以其本身质量、出自何人手笔，以及内容、字体来确定其可信程度，辨别其真伪。

　　文献资料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版刻的记载。一些书目、笔记中常有记述文献著述、流传情况。一些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有当地的刻书目录。有些著述，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有<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虽有王磬序，但并非元兴文署刻本。这些都是有益的旁证。

　　古籍版本的真伪前人有关于伪书之说，是指某一种书假托为古人著作,不属版本鉴别的范围(见中国古籍辨伪)。当古籍作为商品买卖后，一些人为了牟利,通过种种手段，或把原书时代提早，或以残本充作全本，以提高书的价值。明代就已出现冒称宋版的情况。在鉴别古籍版本时，应时时注意作伪现象。作伪常见的手法有两种：一是利用明清以来的影宋刻本或质量较好的刻本，去掉原书的序跋牌记，以充宋刻。如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史记》，是照宋本翻刻的。书中多处有王氏刻书牌记,多镌于某一卷之末。去掉牌记不易察觉,常被充作宋刻。再如清康熙刻本《通志堂经解》中《经典释文》及某些宋人解经之作，也被人冒充宋本，高价出售。二是在原书上加工作伪，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手法：①剜改原书版面，补刻另一书名。②剜改原书牌记，充作早期刻本。③剜改原书的目录和卷次，或去掉目录，以残本充全本。④假作牌记。⑤染纸。

北宋时期毕升发明了泥活字，标志着活字印刷术的诞生。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活字印刷的方法是先制成单字的阳文反文字模，再按照稿件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

唐朝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而且唐朝中后期已经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宋朝虽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是宋朝没有普遍使用活字印刷术。宋朝普遍使用的仍然是雕版印刷术。

活字印刷是比雕版印刷更科学的技术，比雕版印刷省时省工省料，单字排版可重复使用，占用的空间小，容易储存和保管。雕版的板片在制作中，一板一页，错一字即整板报废孝盆，速爷而活字只需要换一个字就可以了。

活字印刷术对后世的影响：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印本得以大量生产，书籍留存的机会增加，减少手写本因有限的收藏而遭受绝灭的可能性。由于印本的广泛传播及读者数量的增加，过去教会对学术的垄断遭到世俗人士的挑战。

宗教著作的优先地位也逐渐为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所取代产读者们对于历来存在的对古籍中的分歧和矛盾有所认识，因而削弱了对传统说法的信心，进而为新学问的发展建立了基础。印刷使版本统一，这和手抄本不可避免产生的讹误，有明显的差异。

印刷术本身不能保证文字无误，但是在印刷前的校对及印刷后的勘误表，使得后出的印本更趋完善。通过印刷工作者进行的先期编辑，使得书籍的形式日渐统一，而不是像从前手抄者的各随所好。使读者养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方法，并促进各种不同学科组织的结构方式得以形成。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北宋发明家毕升。

毕升初为杭州书肆刻工，专事手工印刷，在印刷实践中，毕升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发明活字印刷术，其法未及推行即卒。

活字印刷术规制：

首先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象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再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

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排字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拣出来一个个排进框内。

排满一框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的时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加一定的压力就行了。为了可以连续印刷，就用两块铁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两版交替使用。

印完以后，用火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可以从铁板上脱落下来，再按韵放回原来木格里，以备下次再用。毕升还试验过木活字印刷，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困难，木活字沾水后变形，以及和药剂粘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等原因，所以毕升没有采用。

国际公认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要想在联合国将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申请成功是必须要有确凿证据的，韩国在证据方面能准确拿出活字实物和印刷物文物两手确凿证据。第一个证据是世界公认最古老金属活字印刷制品《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你们中国能拿出比这更古老的证据吗？另外一手证据是对金属活字印刷的技术还原，完全可行，发明成功！当然，国际鉴定组织也对中国的泥活印刷进行了考核，首先根据古书《梦溪笔谈》对中国北宋发明家毕升所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的详细记载，进行了的技术还原，发现泥活字印刷跟本行不通，无法进行印刷，例如印刷时会出现泥字破碎、不牢固易脱落印刷字体模糊不清大片油墨污染等状况。

    所以，经过国际鉴定，中国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仅仅还停留在理论实验阶段，仅仅还是一个设想，并没有进行实施推广，更谈不上发明成功！再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泥活字印刷术确实从来没有采用过。

  一直空白，也就是说，从北宋一直到明清，印刷方面采用的完全是效率低下，费时费力的雕版印刷术，并没有采用泥活印刷术，从这一个侧面也能真实的反映出泥活字印刷术在技术上根本就不过关，也行不通，否则，实在难以解释为什么连中国人自己都不采用自己的发明呢？最终，韩国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唯一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申请成功以后，韩国将之编入小学教科书，以传后世。

    当然，中国的教科书也不必改，依然可以说活字印刷是中国发明的，但记住，真正造福人民的金属活字印刷确实和中国无关，这点请搞清楚。

按活字性质分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文物价值和使用价值可分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通行本等。根据加工不同可分为：过录本、校本、批本等。官刻本：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板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起，福建书坊续有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

国家图书馆是中国藏书最多的图书馆，这里古籍浩如烟海，许多孤本及绝版书往往可以在这里找到。前些年，国家图书馆中发现了一些古籍，这些古书不是用雕版印制的，而是用普通铅字排版方法印制的，只不过经过鉴定这些字用的不是铅字，而是用泥做成的单字模，经过排版组合而成。这一发现使专家们立即想起了宋朝学者沈括《梦溪笔谈》一书中记载宋朝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故事。于是专家们得出结论：这些活版印刷的古书证明了沈括记载的真实性。这样一来，中国早在千年前就发明了活版印刷术，不仅有了史料的记载，更有了实物的证明。

沈括在他的书中比较详实地记下了活版印刷的情况。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1世纪中叶），有一位叫作毕A的平民发明了活版印刷。这种方法比起雕版印刷来，既经济，又方便，更缩短了出书时间，它开创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在使用的铅字排版印刷的先河。毕A看到每印一部书都要刻成百上千的大版，常常要用好多年才能雕刻好，而书印完了，版也就没用了。他想到，如果把这些版分解开，使其成为许多块小版，每块版上只有一个字，要排什么句子，只要将这些字版组合在一起，不是既方便又省事吗！更何况印完书以后把版拆开，拆下来的字版下次还可以再用！于是他试制了许多木质活字。但是他发现用木头做的活字版，由于它们的木纹疏密不同，沾水后有伸缩性，排出版来高低不平，此外还容易沾上药物很不好清除，使用起来不够理想。

于是他又开始寻找别的材料，他找到了胶泥。毕A用胶泥刻字，泥质又细又软，很好刻。刻完了，用火一烧，字模就变硬了。这真是个好办法！毕A刻了许多单字，做成不少单字印模。他又准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放着松香、蜡、纸灰，铁板四周围着铁框，铁框里密密地摆满字印模，满一铁框就是一板，拿到火上加热，药熔化后，用平板把字压平。为了提高效率，他用两块铁板，一块板印刷，另一块板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交替使用，印得很快。每一个单字，毕A都刻了好几个印模，常用字就更多一些，以备一板里有重复字时用。至于没有事先刻好的生僻字，就临时写刻，马上烧好了用。这种方法印几本书当然显不出简便，但印得越多优越性就越显著，要是印成百上千册，那就是雕版无法比拟的简便了。

到了元代，农学家王祯也创制成功木活字，他还发明了转轮排字架，用简单的机械增加排字效率。他在《农书》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印刷方法和经验。王桢造的木活字共有3万多个，元成宗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他用这套木活字排印自己编纂的《大德旌德县志》一书，全书6万多字，不到一个月就印出了100部。到了明清时期，木活字就普遍流行起来。清朝乾隆年间，政府曾使人刻成大小枣木活字253500个，先后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2300多卷。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清朝还有一部书《古今图书集成》，是用铜活字印制的，当时金属活字已经流行于江苏无锡、苏州、南京一带。

中国的印刷术传入欧洲，成为推进欧洲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因为在这以前的欧洲，都是靠人手抄书的。这种情况极大地限制了知识的普及，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印刷术的传入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当时欧洲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后来，15世纪欧洲也出现了一位如同中国北宋时期毕A一样的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科斯特。

科斯特是荷兰北部哈拉姆城一个小旅店的老板。他是个很善于动脑的人，为人也仁慈，小孩子们都喜欢他。有一次，科斯特带着一群孩子去森林玩，为了讨孩子们喜欢，他在一些小块木头上面刻字，然后从口袋里找出一点纸来，给每个小孩印一张。回来时，他触发了灵感，产生了如同毕A发明活字版一样的想法。他想：为什么不可以用活字体呢？把一面字排好，印刷起来，然后再排一面，这样可以连续做下去。当时那些刻字工人想用他们刻出的雕版来超过那些抄写经典的僧侣们，但他们要费很多工夫才能刻出一面来，这太费时间了！而且用完以后就不能再用了，只好烧掉。这么慢的速度，而且每面都要重新刻，要是用能随意移动的字体多好！

沿着这个思路他继续想下去：如果能把每个字体用木头分开刻得平整又清楚，大大小小的成排成列，这是可以办到的。但还可以更简化一点儿，用硬一点的金属熔化后铸成模型。把字母刻在钢头上，然后打在较软的金属铸成的模型上，这样就可以制成一个活字了。每打一次就是一个模型，每一个钢头就可以打出许多活字模来。科斯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造出了许多活字，他用钢头刻字母，然后铸出活字，排成一段段文章，合并成一面。就这样他印出了一页页的书。

科斯特成功了，他印出了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的书。这个日期现在已经说不太准确了，有人说是1420年，也有人说是1428年，还有人说是1440年。不管怎样，活字印刷总算在欧洲出现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关于欧洲活字印刷的发明者，另外一种说法是德国的约翰·古腾堡。传说，欧洲在15世纪以前是没有扑克的。15世纪时，到中国旅行的欧洲人把中国的骨牌游戏带回了欧洲。当时骨牌在欧洲风靡一时，而制造骨牌也成为重要产业。欧洲制的骨牌，最初完全是用手工制做的，雕刻之后，涂上颜色。后来知道用印刷的方法，先把模样刻在薄金属板上，然后用有颜色的墨水印在纸片上。再以后便用木板代替金属板，工作效率更高了。据说古腾堡有一天晚饭后和他的妻子玩骨牌。他手中摸着骨牌，心中想：这牌我也会做！第二天他照骨牌的样子刻了块木片，再用墨水印出骨牌来。同时，他把妻子的名字也用同样的方法印出来，这使他妻子喜出望外。

有了这小小的成功，古腾堡进而刻印较复杂的东西。他又印了些圣像，挂在店门口，惹得行人纷纷争购，这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入。他更热心于印刷的研究，获得修道院的允许后，他刊印了《贫者的圣书》。

在实践中他逐渐体会到，在一块木板上刻上字，比起用独立的字模拼版来要困难得多。于是他开始用木头刻字模，然后创造出排列用的字框，活字印刷终于获得了成功，这时是1445年，古腾堡觉得喜出望外。

古腾堡最初印刷的只有《圣经》，都是拉丁文的，不适用于更广泛的地域，后来才开始翻印各国文字的《圣经》，《圣经》才进入一般民众的家庭。

从印刷术发明到现在，成百上千年过去了，发明者的许多事迹已经湮没无闻，发明权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使我们难以准确地考证事实的每一个细节，然而，印刷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是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的。尽管今天电脑排版和胶版印刷已经十分普及，我们却无法忘记我们的祖先为了这一切所作的艰苦努力。

知识点

王祯与《农书》

王祯，字伯善，元代农学家，东平人（今山东省东平县）。关于他生平的史料记载极缺乏，仅知他曾任旌德县（今安徽境内）和永丰县（今江西省境内）县尹，在任职期间，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组织修筑水利工程，劝课农桑。也注意考察农业生产技术，积累了许多农业生产知识。在旌德县尹任中，综合整理平日笔录，写作《农书》，在永丰县尹任内完成，时间约在元皇庆二年（1313）。

《农书》是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它上续《齐民要术》，总结前人的经验，补充了大量实地考察的结果。全书37集，136000字。基本内容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谱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农业史与主要农耕技术；第二部分叙述各种粮食、蔬菜、瓜果与林木作物的栽培与管理；第三部分绘制各种农具与农业机械图281幅，并加以说明。《农书》是第一部兼论南北，力图从全国范围内对农业作系统性介绍，并把南北农业技术以及农具的异同和功能进行分析比较的农业科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