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时间

《黄帝内经》共十八卷，《素问》、《灵枢》各有九卷、八十一篇。内容包括摄生、阴阳、脏象、经络和论治之道。其成书年代一向有争议，大约是西汉以后的作品。成书时间一般有三种流传说法：

一、《黄帝内经》是“三坟之书”其中之一，有人认为是黄帝所写，但黄帝年代各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留下资料说明当时的医学背景，可信度非常低

二、认为它是春秋战国时候的著作，北宋程颢、司马光都持这种立场。

因一百六十二篇文章里，从文字、语言、用词、以及所涉及到的社会背景等角度，都不乏春秋战国的背景。因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之久，确实可能包含多种观点、不同习惯的内容。

程、司马二人不觉阴阳五行为儒生伪造，由于利益冲突，故隐没之，此称春秋笔法。

三、认为《黄帝内经》非一时一人之作，成书时间约在西汉。

《黄帝内经》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作者班固是根据《七略》删其要而成；而《七略》是刘向、刘歆父子，作为图书分类目类来主持的，分工校正方技类，而由李柱国来分工、校正医书，时间是西汉成帝河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26年，而被认为《黄帝内经》最晚也要在公元前26年成书。

最早是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史记中记载不少当代医学，如公乘阳庆、仓公、扁鹊等，但唯独没有记载更为重要的《黄帝内经》，所以被认为不可能早于写《史记》的时代，司马迁是在公元前99年入狱时撰写了史记，从上述推论《黄帝内经》大约是在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26年。

自先秦之际天六地四，说卦传曰:参天两地而倚数，西汉之时，儒生杂用五行，故有五藏六府之谬说，此等谬说一律出自孔子家语。

1973年，在马王堆3号墓所出土的简帛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脉法》、《导引图》等14件医书，而墓主是西汉初年封于长沙的轪侯利仓之子，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

这些文献较为简略粗糙，例如只有十一经脉，而黄帝内经是十二经脉，从理论的简繁、完善程度上认为，十一经脉要早于十二经脉，也就是完备的《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要晚于公元前168年。

由是观之黄帝内经必成于西汉末年至文风稍似六朝之时，故《素问》、《灵枢》当是伪作

扩展资料:

简介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

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 ）。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

《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

二、内容

《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

《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

《灵枢》是《素问》不可分割的姊妹篇，内容与之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

三、成就

黄帝内经整理先人积累的丰富的医疗经验，升华为理性认识，形成系统的医学理论，并且进一步驾御医疗实践，建立了中医学临床规范，成为中国传统科学中探讨生命规律及其医学应用的系统学问。

2010年中国向“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评审委员会”提案据认公元1339年木板印刷，由胡氏古林书堂印刷出版，为当今世界上保存最早、最完好的版本。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评审委员会通过将这部文献列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它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打好了结构框架，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所以中医亦称为“岐黄之术”。《黄帝内经》提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已经是预防医学的理想。

黄帝内经影响了其后的中医经典。如，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等。

参考资料：

一、成书年代及真伪

　　《大戴礼记》由戴德（公元前一世纪）而得名，戴德是后仓（公元前70年在世）的四位弟子之一、后仓在公元前一世纪创立了立于学官的《仪礼》传授学派（参见《礼记》）。可是，看上去《大戴礼记》与戴德的关系似乎只不过是为它找到了一个令人起敬的出处。和某些传统记载相矛盾的是，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证据能够表明西汉的礼学家与它的编纂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大戴礼记》是《礼记》的一个更早的校订本。再者，《大戴礼记》也未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因此，二世纪以前它是否已单独成书这的确令人怀疑。

二、内容及资料来源

　　《大戴礼记》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汉书·艺文志》（第1709页）所著录的时代较早的杂集《记》131篇。然而，《大戴礼记》中有些篇章的撰写可能在《礼记》已经编纂成书之后，例如，《大戴礼记》第46篇篇首有一《礼记》第30篇的摘要；第41篇录自《礼记》第27篇；第52篇也包含《礼记》第24篇的部分文字。《大戴礼记》的多数篇章都是种种汉代以前和前汉文献中一些段落的仿制拼贴，比如，第71篇（《诰志》）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见于《逸周书》第58篇；《荀子》为《大戴礼记》第42、64、65、66篇提供了材料，此上诸篇也包含来自《淮南子》的零散段落；《大戴礼记》第46、48篇主要依据了贾谊（公元前201椙—169年）的作品；《淮南子》卷三和卷四的部分内容也为《大戴礼记》的第58、81篇所借用。最后，还应指出重要的一点，《大戴礼记》第77篇，以及在较轻程度上第63篇都有赖于《周礼》。既然在《仪礼》和（周礼》的观点相左时，《礼记》总是赞同《仪礼》有甚于《周礼》，因此，我们对这些篇章是否和《礼记》源于同样材料就极为怀疑。

　　第49—58篇或者在篇题中出现孔子门徒曾子的姓名；或者在篇中记述他的教导和对话，因此，有人坚持认为，这些篇章源于现已失传的《汉书·艺文志》（第1724页）“儒家”类下所著录的《曾子》18篇。在清代辑录的《曾子》佚文中也包括这些篇。但是，这些材料实际上不太可能是在《曾子》亡佚之前被借引的。《大戴礼记》中许多与曾子有关的篇章可以证明是采自其他文献资料。其余的可能是汉代伪造的，目的在于利用曾子的名声来取得显赫声望和正统地位，以便有利于他们所拥护的教义。

三、文献源流

　　《隋书·经籍志》（第921页）记载，《大戴礼记》13卷。此条记载重见于唐代的书目和宋朝的官方书目（见《旧唐书·经籍志》，1973页；《新唐书·艺文志》，第1430页；《宋史·艺文志》，第5048页），而且和现存版本的卷数相符。《崇文总目）提及一个10卷本，它一定是由于脱漏而有亡佚，然而，现存版本不足以说明这一特例。

　　刘熙大约在200年为《大戴礼记》作过注。据《隋书·经籍志》921页的注解可知，刘熙注已经失传，现存的注据说是仕于魏和北周的卢辩（519—557年在世）所作。由于此注未著录于隋唐的书目．由此推知，直至宋朝，它的正统性才被正式承认。

　　长期以来，人们假定此经最严重的毁损是在汉末和隋之间的某个时代。据郑玄（127—200）《六艺论》记载，《大戴礼记》原有85篇，而现在的版本不超过39篇。据推测《隋书》著录的文本就已是如此。通行本卷1的第1篇被认定为第39篇；第2卷始于第46篇，而不是始于第43篇；第7卷始于第62篇，而非第61篇，全书结束于第81篇。可能总共有46篇较早编定的文本已经亡佚。

　　《隋书·经籍志》编撰之前，此经的某些部分就很可能已经失传，但是，《大戴礼记》是否就像现在版本的篇数显示的那样已遗失46篇，却让人怀疑。在隋朝，人们相信，《大戴礼记》85篇是《礼记》46篇的一个时代更早的本子。人们进一步假设，二者共有的46篇已从《大戴礼记》脱落（见前文《礼记》中所翻译的《隋书》引文）。然而，在汉代书目中并没有任何可以证实二者之间有这种关系的证据。不仅如此，现存的《大戴礼记》有几篇的部分内容相重，却依然保留而未删除，因此，《大戴礼记》的篇数可能受到了关于它与《礼记》有上述并无根据的联系的影响，由此才力图确定郑玄所说戴德传授的《记》八十五篇就是《大戴礼记》。

四、版本

　　《四部丛刊》重印了一个明代刻本，此明印本有卢辩注和年代定为1175年的韩元吉序（1118）。《汉魏丛书》和《雅雨堂丛书》也收入此文本的版本。这3个版本都不如活字版武英殿本（1774—1777年），殿本是《丛书集成》所印校勘本的主要底本。

　　孔广森（1752—1786）在其题为《大戴礼记补注》的注释本中有一份分析文本内容的表。它有用地总结了《大戴礼记》每一篇文字中[与其他]文本相似之处以及其资料来源。此本收入《畿辅丛书》和《丛书集成》。孔注的另一版本附王树柟（1857—1937）的校注，以《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为题出版，它也收入《丛书集成》。

　　孙诒让（1848—1908）在文本中选择了一些文句，加以校注，编成了《大戴礼记斠补》。它在孙诒让去世后于1914年出版。

五、研究状况

　　（一）关于它的现代汉语译文，参看高明的《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 （二）《大戴礼记逐字索引》，刘殿爵和陈方正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寓言故事有,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

《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大禹、伯益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巴蜀，东及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刘秀（歆）在整理《山海经》时，认为是“出于唐虞之际”，为伯益所著。司马迁和班固都承袭此说。南宋朱熹则认为是战国屈原之后人为解释《天问》而作。当代学者认为，《山海经》的成书情况较为复杂，决非一人一时所作。大都认为，《山经》，即《五藏山经》成书最早，保存了许多远古的传闻资料，产生的年代当不晚于战国中后期。《海经》和《大荒经》产生的年代要晚一些，但最晚也不会晚于西汉初期。由于《山海经》内容及成书情况非常复杂，要确定其具体的作者及作年是非常困难的。

简单的说法，四书指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种著作；五经指的是＜易＞、＜书＞、＜诗＞、＜礼＞、＜春秋＞这五部典籍。

虽然这些经书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是作为经典来遵奉的，但其实也有时代的不同，我们今天把儒家学派的经书统称为十三经是源于南宋时代，而在之前又分几个时期，不同的时期对经书有不一样的说法， 这是要加以注意的。

其中，礼经在汉朝是指仪礼，主要讲士大夫阶层的礼仪，在汉朝时叫＜士礼＞，晋朝时始称＜仪礼＞，同时还有两部讲礼的：＜周礼＞和＜礼记＞。至东汉时，学者郑玄为这三部礼书作注，合称三礼，唐以后都列入经书。

另外我们最容易错误的是春秋一书，＜春秋＞本是鲁国史书，我们称春秋一般是指它的注解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东汉以后左传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通常情况下我们说春秋就是指左传。

四书在先秦前就存在的，当时尚无四书之说，其中＜论语＞孔子死后汇编的孔子言行录，＜＜孟子＞是记述旧中国时代孟轲的政治思想的书，而＜大学＞与＜中庸＞本来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讲作学问和修身之道的，到南宋时，学者朱熹把它们分别独立出来加以注解，并且和＜论语＞、＜孟子＞合编为一套丛书，作为学习儒家经典的初级入门教材，叫做＜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也叫四子书，此外还有个别称叫“学庸论孟”。

另外，我要给大家讲的是这四书五经内容涉及面广，包括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教育、伦理、道德、天文地理、艺术科技等各个方面。

儒学最初的课程有四门功课，是儒生的必修课，它们是诗、书、礼、乐，时称为四术，约相当于今天的文学课、古代史课、政治课及音乐课。后来增设了易和春秋，相当于当时的哲学课和近代史课，这已经是孔子晚年的时期了，后人称之为“六艺”，也叫六经。其中因为古代没发明乐谱而致使乐经在战争中失传，到汉朝时只剩下了其他五经，汉文帝时开始设立各经学博士至武帝时代完成系统学府，五经之说至此流传至今。

而所谓国学中儒学的十三经一说，则是在唐朝的科举发明以后，前面提到的礼分三礼，春秋分三传，分开计算则是九经，唐太学里作为标准的经文由前九经再加＜孝经＞、＜论语＞、＜尔雅＞，最后到宋朝时崇文抑武又把孟子列入经书，共十三种，以后再没增加，但十三经名字的由来更晚，大致在明朝汇刻＜十三经注疏＞和＜十三经古注＞才正式有了现在通用的十三经之说。

最后提提尔雅，该书实际上是汉朝人在战国时代学者们积累的训诂资料的基础上编定的一部按意义分类解释的古典字典，因为对读古经（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人一直在读古书）很有帮助，所以被尊为经书。

古代有个对子：三星日月光，四诗风雅颂。其中风指国风，诗经的一种，雅是大雅小雅的统称，颂也诗书中的一种载体。关于此节，将在以后论及对联的艺术一节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