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篇的最后，荀子还批评了子张、子夏、子游氏之贱儒。其中子张一派在韩非的“儒分为八”中占有一席。子夏传学于西河，也是十分出名的。而荀子则往往“仲尼子弓”并称，他所推重的“子弓”，被认为就是《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的子弘。

各有千秋。《古文观止》中蕴含着古人丰富的关于家风方面的智慧，有对子孙后代修身立德的要求，有体现儒家尊礼的孝慈观念，以及在宗法血缘纽带和传统官本位思想共同影响下，家风文化中对后辈传授如何为官的原则与经验。古人通过对家风文化的称颂，颂扬先人的德行功业，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其中以《马援戒兄子严敦书》《三槐堂铭》《泷冈阡表》《敬姜论劳逸》等为典型，从不同角度为众人展示了古人的家风文化，真实再现了古人对家庭、家族的重视。《荀子》是先秦古籍中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是研究上古汉语的重要语料，全书多为长篇专题性论文，语言风格质朴缜密，说理性强。《荀子》中的成语内涵丰富、风格典雅，其语言风格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很强的表现力，积淀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有很强的语言研究价值。关于成语的定义，学术界一直有着很大的分歧，众说不一。综合各界对于成语的各种认识，我们认为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中对成语的解释是比较恰当的，他们认为，成语是一种相沿习用、含义丰富、具有书面语色彩的固定短语。这一看似简短的定义，却点出了成语相沿习用、含义丰富、书面语色彩、固定短语等4个重要特征。我们以此标准统计出《荀子》中的成语73个（见附录），并分析总结《荀子》成语的语言风格。来源：西部学刊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期称《诗》，又称《诗三百》或《三百篇》，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音乐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

“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

“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赋”就是铺陈（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启发（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经》思想和艺术价值最高的是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伐檀》、《硕鼠》、《氓》就是“风”的代表作。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体史书，是关于上古时代的政事史料汇编。《尚书》按朝代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按文体分为诰、训、谟、誓、命、典六种。主要记载了上古帝王有关政事和治国的言论，也保存了古代经济、地理及社会性质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儒家经典之一，乃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之选集，相当于《仪礼》的“易传”，据说为西汉戴圣所编纂。戴圣，字次君，礼学博士，生平不详，曾任九江太守。《礼记》共49篇。是战国以后及西汉时期社会的变动，包括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它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

《周易》，又称《易经》，简称《易》。易经分两部分，一为“经”为伏羲氏和周文王，只有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

二是“传”，原意是为易经做注释的，称为“十翼”，为孔子及其后学的合作结果，《周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古代汉族人民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27年（前468），《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当时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以及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春秋公羊传》乃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毋生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春秋公羊传》重在阐发《春秋》经中之微言大义，而略于叙事，可谓训释之传。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而完成。此书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共130篇，有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计526500字。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共有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孔子集语》是关于孔子言行事事迹的文字汇编，传世有两种：一是宋朝薛据辑的两卷本，二是清朝孙星衍辑的十七卷本。薛氏辑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孙氏辑本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後者不但从文字数量上超出前者六七倍，而且从编辑品质上也大大超过前者。

《朱子语类》即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宋代景定四年（1263年）黎靖德以类编排，于咸淳六年（1270年）刊为《朱子语类大全》140卷，即今通行本《朱子语类》。此书编排次第，首论理气、性理、鬼神等世界本原问题，以太极、理为天地之始；

次释心性情意、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及人物性命之原；

再论知行、力行、读书、为学之方等认识方法。又分论《四书》、《五经》，以明此理，以孔孟周程张朱为传此理者，排释老、明道统。《朱子语类》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内容丰富，析理精密。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儒家类著作，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后序》实际上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内容以孔安国语气所写，一般称之为《孔安国序》，后半部分内容为安国以后人所写，故称之为《后孔安国序》，其中收有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关于《家语》的《奏言》。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儒家典籍。该书是记录荀子思想的主要著作，全书一共32篇。一般认为其中最后5篇，即《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不是他本人的著作，而是他和弟子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文字，但其观点与荀子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几篇，如《议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荀子》一书内容十分丰富，博大精深，是先秦学术思想成果总结性的著作，展示了他在哲学、逻辑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荀子》一书又是先秦诸子散文创作的佼佼者。

《盐铁论》是西汉的桓宽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的重要史书，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盐铁论》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由于《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盐铁论》因有桑弘羊的对话，可补此不足。《盐铁论》的议论从实际出发,针砭时弊,颇中要害；

语言简洁流畅，浑朴质实。另外《盐铁论》采用对话体的写法，并且各篇之间互相联系，在古代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家范》为历代推崇为家教的范本，全书共十九篇，系统地阐述了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书中引用了许多儒家经典中的治家、修身格言，对我们颇有启发还收集了大量历代治家有方的实例和典范，为后人树立楷模。司马光自己说，《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他说；

欲治国者，必先齐其家。就研究立身处世和处理复杂的身边矛盾而言，《家范》确实比《资治通鉴》更重要，更实用。现代人需要从古训中汲取智慧，做一个世事练达之人。

《楚辞》是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和骚体类文章的总集。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

乐府诗集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中国古代乐府歌辞的汉族诗歌总集，由北宋郭茂倩所编。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乐府诗集汉族民歌精华所在。内容十分丰富，反映社会生活面很广，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乐府原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汪士鋐、汪绎、俞梅、徐树本、车鼎晋、潘从律、查嗣瑮等10人奉敕编校，“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共计900卷，目录12卷。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诗》，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始编，次年十月，全书即编成奏上。

《全宋词》是中国近百年来最重要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宋词和唐诗均为中国古典诗的艺术高峰。清代所编《全唐诗》是家喻户晓籍，现又新编出《全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全书共四册，荟萃宋代三百年间的词作。

《文选》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族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共60卷，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类别。《文选》所选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梁初（以“不录存者”的原则没有收入当时尚健在的作家），作品则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原则，没有收入经、史、子书。

《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分五十篇，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三字经》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所谓“熟读《三字经》，可知千古事”。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为世人所公认，被历代中国人奉为经典并不断流传。它的核心思想包括了“仁，义，诚，敬，孝。”古人曰：“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礼。”

《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采用四言体斧正，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便读来顺口，易学好记。《百家姓》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它所辑录的几个姓氏，体现了中国人对宗脉与血缘的强烈认同感。姓氏文化，或谱牒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是世界上“寻根意识”最重的族群。《百家姓》在历史的衍化中，为人们寻找宗脉源流，建立血亲意义上的归属感，帮助人们认识传统的血亲情结，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它是中国人认识自我与家族来龙去脉不可缺少的文化文献基础蓝本。

《弟子规》,清代康熙时山西绛州人李毓秀所作。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也结合他自已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有仁修订，改名《弟子规》。全书以三字韵语的文字形式，对儿童言语行动提出要求，教以应该怎样待人处世，通常的核心思想是孝弟仁爱。《弟子规》浅显易懂，押韵顺口，内容又符合封建伦理，是以极有影响，清代后期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弟子规》所能提供的精神资源值得重视。传统不可割弃，《弟子规》对于赓续本土文化命脉，涵容古老文明，对于今日青少年人格的养成养正，都是有意味的基础读物。

《朱子家训》本为朱柏庐教育子女所用，他在家训中要子女安分守已，勤劳节俭、敦睦人伦、慎冬追远，将古代圣贤理想用平白的话语说给子女们听。这可以看作是儒学齐家思想在一个具体家庭中的实践。所谓训，就是训诫、准则。这些准则，从整体上看，体现了儒学的观念形态，立身正大，从容静气。中国旧学的齐家之说，此为最通俗的读本。由训诫而提出的立身之法，为士林所重。本书由于它的深刻、精警，而又明白如话，发人深思，故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的一些话语，迄今已成为汉语中的常用成语，为百姓所乐道。当然其中封建性的糟粕如对女性的某种偏见、迷信报应、自得守旧等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我们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千字文，即由一千个汉字组成的韵文（在隋唐之前，不押韵、不对仗的文字，被称为“笔”，而非“文”）。南朝时期，梁武帝（502 —549 年）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1000个不重复汉字，请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编纂成文，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千字文》。全文为四字句，对仗工整，条理清晰，文采斐然，令人称绝。《千字文》语句平白如话，易诵易记，是中国影响巨大的儿童启蒙读物。

《增广贤文》为我国古代儿童启蒙书目。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作者不详，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儒生周希陶曾进行过重订，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增广》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冷冰冰地陈列在读者面前。《增广》绝大多数句子都来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人杂记，其思想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儒释道各家经典，从广义上来说，它是雅俗共赏的“经”的普及本。不需讲解就能读懂，通过读《增广》同样能领会到经文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智慧。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为古代医家托轩辕黄帝名之作，为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创作，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是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它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等。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在李时珍出版《本草纲目》之前，该书一直是被看作是最权威的医书。

《伤寒论》为东汉张仲景所著汉医经典著作，是一部阐述外感病治疗规律的专著，全书10卷。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名为《金匮要略方论》。

《金匮要略》是我国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杂病诊治的专书，原名《金匮要略方论》。“金匮”是存放古代帝王圣训和实录的地方，意指本书内容之珍贵。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25篇，载疾病60余种，收方剂262首。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疾病及急救卒死、饮食禁忌等内容。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难经》是在《素问》《灵枢》基础上提出八十一个问题进行重点讨论，然后归纳成书。

《温病条辨》，清代吴瑭（1758—1836）著，字鞠通，淮阴（今属江苏）人。为温病通论著作。该书在清代众多温病学家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完全独立于伤寒的温病学说体系，创立了三焦辨证纲领，为温病创新理论之一。在温邪易耗伤阴液思想的指导下，吴鞠通倡养阴保液之法，并拟订了层次分明的温病治法方药体系，故《温病条辨》被称为清代温病学说标志性著作。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全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该书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5年的历史风云，以描写战争为主，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和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司马炎一统三国，建立晋朝的故事。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斗争与矛盾的转化，并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三国英雄人物。全书可大致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分。在广阔的背景上，上演了一幕幕气势磅礴的战争场面。编者罗贯中将兵法三十六计融于字里行间，既有情节，也有兵法韬略。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聚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水浒传》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水浒传》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

《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此书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种版本系统。新版通行本前80回据脂本汇校，后40回据程本汇校，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后40回作者尚有争议，但是对于矮化甚至腰斩后40回的极端倾向也应保持警惕。《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脉络，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刻画了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一般被认为是明代人吴承恩。该书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后遇见了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三人，一路降妖伏魔，保护唐僧西行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五圣成真的故事。《西游记》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封神演义》又名《封神榜》，全书共一百回，该书主要以姜子牙辅佐周室（周文王、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昆仑山元始天尊为代表的阐教、东海蓬莱岛通天教主为代表截教诸仙斗智斗勇、破阵斩将封神的故事。包含了大量民间传说和神话。有姜子牙、哪吒、杨戬等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最后以姜子牙封诸神和周武王封诸侯结尾。《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历来众说纷纭。学术界对《封神演义》的作者有较大争议。以陆西星说与许仲琳说为多。但因许仲琳本人生平史料极少，难以考究。但一般刊印《封神演义》还是署名为明人许仲琳。而书中宗旨又与陆西星的身份相符合。所以陆西星的可能性更大。

《东周列国志》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作者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这部小说由古白话写成。《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末年（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复杂。《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

人物生平，后世评论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曾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位于今山东兰陵县）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主要成就

思想观点“明于天人相分”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天道自然的思想，天行有常”的思想，“天人相分”的思想，“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人之性恶”——一自然资质为性的性恶论，“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化性起伪”的性恶论的意义与目的，所积而致的成圣之道，明分使群”与古今、礼法之争，“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虚壹而静”的认识论

书籍：荀子，劝学第一，修身第二，不苟第三，荣辱第四，非相第五，非十二子第六，仲尼第七，儒效第八，王制第九，富国第十，王霸第十一，君道第十二，臣道第十三，致士第十四，议兵第十五，强国第十六，天论第十七，正论第十八，礼论第十九，乐论第二十，解蔽第二十一，正名第二十二，性恶第二十三，君子第二十四，成相第二十五，赋第二十六，大略第二十七，，宥坐第二十八，子道第二十九，法行第三十，哀公第三十一，尧问第三十二

清朝考据学家梁玉绳继承“尊孟贬荀”的文化语境中，情绪上并不承认荀子“可并吾孟子”，但王先谦《荀子集解序》云谢墉《荀子笺释序》在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恶之词，通训诂之谊，定论昭然学者，始知崇尚。”谢墉披览《荀子》全书，深有感触地说：“愚窃尝读其全书，而知荀子之学之醇正，文之博达，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诸家所可同类共观也。”谢墉以孔、孟、荀来简述先秦儒学史，或者以孟、荀两脉来架构孔子之后先秦儒学的发展。

清朝历史学家谢墉《荀子笺释序》曰：荀子生孟子之后，最为战国老师。太史公作传，诸子排名，独以孟子、荀卿相提并论。余若谈天、雕龙、炙毂及慎子、公孙子、尸子、墨子之属，仅咐见于孟、荀之下。盖自周末历秦、汉以来，孟、荀并称久矣。《小戴》所传《三年问》全出《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聘义》“子贡问贵玉贱珉”亦与《德行篇》大同，《大戴》所传《礼三本篇》亦出《礼论篇》。《劝学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附之，‘哀公问五义’出《哀公篇》之首。则知荀子所著，载在二《戴记》者尚多，而《荀子》原书或反而残缺散失。观于《议兵篇》对李斯之问，其言仁义与孔孟同符，而责孪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苏氏讥之，至以为“其父杀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则陈相之从许行，亦陈良之咎与？此所谓“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战国时，不为游说之习，鄙苏、张之纵横，故《国策》仅载谏春申君事，大旨劝其择贤而立长，春申君若早见，就没有了李园的棘门之祸，而为‘疠人怜王’之词，则荀子有先知之聪慧，固然异于春申君的策士朱英（朱英劝告春申君不听而逃离）。故荀子不见用于春申君，而终以兰陵令，则荀子其人品之高，岂在孟子下？

谢墉说荀子“对浊世之政治痛心疾首，而有《性恶》一篇，且质问孟子《性善》之说，而反之亦然。宋儒乃交口攻击荀子也。尝言性者论之，孟子言性善，盖勉人以为善，而为此言，荀子言性恶，盖疾人之为恶，而为此言。以孔子相近之说为准绳，则孟子、荀子皆为偏执之论。”据谢墉自序：《荀子》此书自古以来，，没有注释的善本，唐朝大理评事杨之《注》，已为最古，而亦颇有错误。我一向知道，同年抱经学士卢文的勘核极为精博，因此从卢文那里借来观阅，校对卢文学士之瑕疵，仔细搜寻，不敢揣测我是不是愚昧无知，中间附有我自己的管窥之见，皆纠正杨氏版本之误，卢文也肯定了我的意见，我援引的校对，悉数出于卢文，我们俩参互考证，往复交流，最终遂得以成事。以我谢墉的孤陋寡闻，诚不足发挥儒术，且不欲夺人之美，而卢文致书写序，列举其大要，略微留缀数语于书简的上端，并附著书中所未及者二条于左。” 谢墉《刊卢文校定逸周书序》也给对方考证：“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辩之也。”

钱大昕为谢墉《荀子笺释跋》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盖自仲尼既殁，儒家以孟、荀为最醇，太史公叙列诸子，独以孟、荀标目，韩退之于荀氏虽有“大醇小疵”之讥，然其云“吐辞为经”，“优入圣域”，则与孟氏并称，无异词也。宋儒所訾议者，惟《性恶》一篇。谢墉则一反理学家尊孟抑荀的做法，认为孟子与荀子关于人性论的讨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差异则缘于各自论证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