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在四川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藏银之谜便是发生在张献忠身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张献忠到底有没有藏银？张献忠真的在四川留下了宝藏吗？宝藏在何处呢？

崇祯九年，张献忠率军转战鄂皖等地，但连遭失利，退走湖广一带山区。为保存实力，十一年接受明廷招抚。次年，再度起兵，威名大震。明廷派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围剿，但被张献忠突围成功。随后，张献忠率军由湖广进入四川。入川后，足迹几乎踏遍全蜀。十四年二月，率军出川入楚，进入极盛时期。十七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自称大西王，年号大顺。但大西政权并不稳固，很快便遭到当地明朝官吏和地主、士绅武装的攻击，再加上由陕南入川的清军的攻打，顺治三年（1646），清军攻占四川，张献忠战死，起事失败。

据明朝史书记载，张献忠有“放火”的嗜好。他曾一把大火烧掉了朱元璋的祖坟和成都。除这一“爱好”之外，他喜欢“抢劫”——专抢巨室豪富、达官贵人。如《甲申朝小记》中记述张献忠仅在武昌楚王的府邸中，就获取了“辇载不尽”的财宝。另外，他还从重庆瑞王朱常浩、太平王朱至渌、襄阳王、成都蜀王等藩王处以及地方府库中获得巨额财富。

据说在大西国成立之初，张献忠把他在战争中获得的奇珍异宝，特别是明成都皇室成员宝库中的金银财宝，在皇城举办斗宝大会，24间房子摆满奇珍异宝、金器银锭。经过多年的抢劫，积聚起来的财富，即使是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而已。张献忠获取这些财宝后，将其中的一部分应用到军事上，一部分铸成了“大顺通宝”，作为货币流通，在大西政权内使用，其余的则藏在府库中，留作备用。但这些藏在府库中的宝藏，在张献忠撤离成都之时却消失了。

对于金银财宝的去向，史书有着不同的记载，不过锦江藏银一说似乎成为公论。在《明史·张献忠传》、张邦伸的《锦里新法》、彭遵泗的《蜀碧》以及彭孙贻的《平寇志》等史书中均有类似的记载，再加上民间许多神乎其神的传说，张献忠藏银之说好像变得毋庸置疑了。

很多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特别是锦江之滨的众多寻宝者，几百年来苦苦寻觅着。最早动手的是张献忠的死对头杨展，他派手下沿江打捞和挖掘。据《锦里新编·杨展》记载，杨展用获取的金银财宝来犒劳军队，因此比其他将领要富裕很多。

可见，杨展虽未找到主要的埋藏点，但也获得了不少的财宝。杨展的先拔头筹，使得其他寻宝者坐立不安，肃亲王豪格一面严刑拷打被俘的义军将士，试图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信息，一面派人四处寻觅，但最终未果，后世的一次次寻觅活动也都以失败而告终。咸丰三年（1853），咸丰皇帝为了缓解因镇压太平天国而造成的财政危机，决定悉心访察，博采舆论，但这次精心组织的寻宝之行，最终仍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寻宝之旅一直在延续着，但无果而终的局面也渐渐地冲淡了人们的热情。延至近代，锦江底所藏的金银财宝逐渐为人所淡忘。

正当锦江的藏银为世人所淡忘之时，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意外发现又勾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1975年在成都市望江公园附近的锦江岸边，发现了一批刻有“大顺通宝”字样的钱币；1976年在成都市南郊的农田中，又发现两处窖藏，里面也藏有“大顺通宝”，大概有百余斤。这两次意外的发现，使人们本已平静的心又激动起来，开始了新的一轮寻宝历程。但是当人们进一步探寻时，结果却一无所获，好像老天爷在冥冥之中作弄人们似的。锦江藏银更加神秘了。

1984年在绵阳市郊的一个工地上偶然发掘到一座墓葬，出土了玉圈、玉戒指等珍贵葬品，其中有两个金戒指上镌有“大顺赤金”字样。有史家推测，这批宝物可能是张献忠撤出成都时随身携带的宝物中的一小部分，并且他们还进一步推测，张献忠还将这批宝物沿撤退路线作了埋藏，绵阳、盐亭、西充等地都有可能是其埋藏地点。而专家们的推测在地方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据绵阳地方志的记载，绵阳皂角铺荀克孝父子是当地有名的金工，曾为大顺政权炼过金。至于这个推测能否站得住脚跟，还得依靠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考证。

但是一些史家却认为张献忠藏银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们的理由是：第一，张献忠以及大顺政权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根本没有闲心去炼金藏宝；第二，以上发现的张献忠所铸钱币是当地百姓埋下的，据他们推测，张献忠失败后，当地百姓害怕因收藏“贼钱”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只好将其沉江或者埋于地下。日久，也就成为无主之物了。

张献忠究竟有没有藏银？一直到现在没有定论。近几年，一直有专家在积极努力探索。前不久，四川省的一知名专家经过考察论证，认为川江中有历史沉银。这位专家曾于1993年秋冬季前往考察时，获悉1990年8月左右，一名叫邬长福的渔民网得大小银锭各一，大的近15公斤，小的005公斤；1992年2月，某厂工人黄娃捞得一银锭；1991年12月中旬，修农机站的村民在河边泥中发现明朝翘角银锭2枚，各185公斤，银上有“闵杰”二字。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专家一定会揭开宝藏之谜。

注：关于张献忠屠蜀过程，详见词条张献忠“人物争议·屠蜀”段内容，本段不在大篇幅介绍。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汪兆麟献策屠蜀。次日，屠城成都，先杀男子，后逼妇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计其数，《纪事略》中说“不下四五百万”，实际数不可考。不久，又以“特科”的名义，骗四川的乡绅、士子、医卜僧道杂流到成都，后全部屠杀，被杀者万余人。

顺治三年（1646年）年正月，大杀大西军中的川籍士兵，除十四岁以下者全部尽杀。该年上半年，派兵分剿成都府属三十二州县，定例每杀一人，剁两手掌、割两耳及一鼻解验，准一功，妇女四双手准一功，小孩六双准一功。直至五月各地剿杀部队才全部回成都。

顺治三年（1646年）春，张献忠在彭山江口大败于明军杨展，败退成都。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明总兵曾英进军成都，张献忠遂弃成都，向川北转移。由于受到进剿追击，张献忠于是将成都劫掠一空， 另有一说说张献忠在撤军时，嫌士兵太多于是大戮士兵，并杀尽军中随军妇女，但此说和其他文献想矛盾，较不可信。

当时“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

《圣教入川记》 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700人。到他临死时只有25人”。 对于张献忠“屠川”之说，清朝时的书籍中，其可信度有些值得怀疑，有一些历史学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史料多半出自清朝的官方正史和御用文人，有严重的污蔑、栽赃的倾向。 其一，攻占四川意图。 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既可出汉中定西北，又可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民众而自毁长城。 其二，安抚当地百姓。 以张献忠经营四川的第一年情况来看，“屠蜀”是不符合事实的。1644年，张献忠进军成都时，明朝守土官员曾问张献忠入川的意图何在。使者回答说：“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归诚则草木不动，抗拒即老幼不留。”。 所以他在入川初期是非常注重团结所有有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打击的对象仅限于与大西政权为敌的官绅，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

他在攻打泸州的檄文中说：“凡我军士，如有借故滋扰，株连良民，及其他*掠不法情事者务须从严查办，赔偿损失。”

保存至今的大顺二年（1645）《大西驳骑营都督府刘（进忠）禁约碑》郑重声明：“本府秉公奉法，号令森严，务期兵民守分相安，断不虚假不许擅自招兵，扰害地方；不许往来差舍擅动铺递马匹兵夫；不许地方武职擅受民词；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不许无赖棍徒具词诈告，妄害良民；不许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违者按碑律斩杀。这是张献忠起义军注意纪律的铁证。

与张献忠接触频繁的西方传教士曾统计过，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之初，“在朝之官统计千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在四川吸收的。至于那些未及入仕的知识分子，在张献忠攻克成都后，或“入学”，或“习举业”，以至于当大顺二年“开科取士”时，“应诏者不下数千”。

如果张献忠入川后发动大规模屠蜀或镇压官僚士子事件是真的话，上述原明官吏转到大西政权寻求保护，或是知识分子在新朝积极考取功名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大西军占领四川的初期，各地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地主豪绅既有攀龙附凤之心，又慑于大西政权的兵威，阶级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因此，大西政权采用暴力镇压的措施相当有限，杀人并不多。 其三，“七杀碑”的传说。 例如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清政府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但是，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找到了一块张献忠立下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是劝人畏天行善的，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而某些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其污蔑、泼粪之意，不言自明。 其四，当地人自发祭拜张献忠。 在梓潼七曲山大庙，是中国第一座文昌帝君庙。奉祀主神自然是文昌帝君张亚子，但在大庙的风洞楼上还塑了一尊张献忠的绿袍像，附近还有有一座张献忠家庙。每年二、八月时，梓潼居民都要到塑像前参拜一番。当地传说是明朝崇祯年间，官逼民反，张献忠领兵对抗朝廷，到了梓潼后，杀贪官、开米仓，解决百姓长期的缺粮之苦，因此虽然朝廷大举围杀张献忠，四川百姓对于张献忠却有拥戴之心。

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砸毁，其后，又有人重塑，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张献忠如果屠蜀，当地百姓为何对他如此崇拜？ 其五，清朝“文字狱”的下被毁的真实史书， 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7）进士，官居御林院编修。他们的书有多大可信度值得怀疑。

而官方编纂的《明史》这部正史都漏洞百出，先是记载蜀地有三百余万口，后又记载张献忠杀了“六万万”蜀人。 其六，张献忠死了十三年后，清廷才平定四川。 1646年，即清人入关后第三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中箭身亡后，满人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用了残酷的屠杀来征服。“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就是再确凿不过的证据。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进攻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川境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千里已无人烟的四川，又何能抵抗清军十多年？ 其七，被杀人数的肆意夸大。 《续编绥寇纪略》和《明史》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六亿）人，这数字明显夸大，当时的中国总人口还不到一亿 ，这些事实说明清政府的宣传存在明显夸大的成分。然而也有人指出“六万万”的意思，其实就是六十万。

尽管历史上农民起义有乱杀的现象，但张献忠屠杀到四川只剩下6万人是不可想象的。

对此，《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有如下论述： “《续编绥寇纪略》所记的张献忠起义军在川杀人数，绝不可靠。由此推想，旧史书上述几起张献忠起义军杀戮事件的记载，夸大渲染之处肯定存在。但是，关于上述杀戮事件，有多种 史书加以记载，而且除了细节的差异外，基本情况大体相同，这说明这些事件应是确有其事。狭隘的地域观念，使他对四川人产生偏见，从而不仅杀了明朝残余势力，也杀了许多一般绅士，更杀了不少劳苦群众，这便使这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反人民 性。由于张献忠之在四川大杀戮，具有反人民性的一面，这便使之严重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张献忠之大杀四川人，成为其后来遭到丧命惨败的一个 重要原因。”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 “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

此外，将屠川责任全推给张献忠一人也是不合理的，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烬馀录》记载： “今统以十分而论之，其死于献贼（张献忠）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及二，其一则死于病也。”“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圣教入川记》却率直地写道： “张献忠灭后，旗（清）兵在川，一时未能设官治理。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他处，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年。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哀哉川民，无处不被劫掠，殊云惨矣！幸至1681年，匪党盗寇，悉为殄灭。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由上述可见，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人祸”，实是张献忠、姚黄农民武装、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战乱共同肆虐之结果。此外，还有大旱、大饥、大疫、虎害。 清军在四川也是乱杀。清军平定四川2年后，清军因镇压陕西、山西起义，无暇全力顾及四川，1648年四川复反，清军又出兵围剿。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给清廷奏章说入川的清军将领乱杀无辜。

张献忠牺牲后，主要余部由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等率领南撤，经重庆、遵义，再到云南，于是四川本地各地军阀割据。入川的清军，先后在豪格、鳌拜、吴三桂、墨尔根、李国英、高民瞻的统领下，一方面镇压农民军，一方面与明朝军队交锋。

各军阀名义上效忠南明永历政权，互相之间却征战不休，连年征战更加加剧了四川的惨况，后孙可望又回兵平四川征讨各军阀使四川安定下来，川地生产逐渐恢复。1652年，陕西、山西起义已定，清廷派吴三桂重征四川，吴三桂平四川忠于明朝各军阀，击败南明蜀藩刘文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陷渝城（重庆）后，才算彻底平复四川 ，此间多方势力反复争夺使四川人口再次大规模流失。 清军对人民的镇压非常残酷。在清军与残明军队争夺攻伐的过程中，广大人民也颇受其害。

总的说来清军在四川大规模的屠杀破坏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领兵进入四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第二次是康熙时期为了镇压夔东十三家农民军；第三次是平定三藩之乱。

（1）清军首次屠蜀（顺治三年1646年—顺治十六年）。

豪格率领清军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

表面上看两则史料并无太大不同，区别只是《东华录》中说清军“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而《清史稿》中则是“平其垒百三十馀所”。但仔细分析其中却有争议：张献忠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清军偷袭，而且张献忠率军北上目的地是陕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固守西充，更不可能有意识的针对清军修筑大量的堡垒和清军打阵地战。　　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清军平的“垒百三十馀”并不是大西军队所修筑的，而是那些在川北与张献忠对抗的乡绅地主所领导的堡垒。清军为了粮食而进攻这些堡垒，张献忠放弃成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川西因战乱灾荒而缺粮，入川的清军同样面临这一问题，那些堡垒里恰恰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一点从清军在简阳地区的掳掠可以得到印证“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

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战死，清军“斩首数万计”。 清军打败大西军之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 ，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

顺治四年（1647年）春，李国英率清军入成都，后留其将张德胜守之，发生内讧。明降将齐联芳杀张德胜，张的部下“多遁回川北”，而齐联芳及其部下一千多人，亦遭清军邀击被杀。于是，“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 不仅如此，清军还因粮食缺乏，用残酷刑罚，强迫人民纳粮，如顺治四年清兵为南明军队打败，败退过简州时，清军“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

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清军因孤军深入，不得不撤出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由于四川军民的反抗及粮荒，同年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四川的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大肆屠杀平民百姓，“十一月，（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而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

清军甚至还大量地以人为粮，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清总兵马化豹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兵攻打樊一蘅、杨展等部明军，“战守叙府（宜宾）已八个月，叙属府县止傕（催）稻谷四十八石、粗米九石，何以聊生？嗷嗷待哺。所部官兵俱将骡马宰吃，日逐禀泣，难堪度日。凡捉获贼徒，未奉职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本职若敢妄言，难泯官兵之口。” 这是清军将领的军情报告。地主阶级诬说农民起义军以人为粮，原来，以人为粮的正是他们自己。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进攻中江、潼川（三台）、射洪，“斩获无算”。

顺治七年（1650年），清军在川北进攻民寨打粮时还是如此残酷“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无数，……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

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在保宁“擒斩（王）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攻开州（开县），“阵斩贼二千有余”。

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高民瞻攻成都，起义军南撤，清军“追至新津河，阵斩及溺死无算”。 吴三桂军驻川南时，也是“骄横日甚，而部下尤*杀不法”。 至此清军才占领四川大部分地区。

从顺治四年至此的十多年里，满、汉地主在四川大量残害人民，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清将李国英入四川后，接纳阆州生员刘达为其幕僚，并派他到西北去办买战马，这时，他离开了阆中。顺治十五年，刘达返川交差、回到阆中故里后，给李国英的一封信中，对比了离川和回川前后目睹的情况。他写道：“返乎三巴，见乎尸骸遍野，荆棘塞涂。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篙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这些变化，都是在张献忠牺牲之后，都是满、汉地主在四川的残暴罪行不能算在农民起义军头。

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 康熙时期 （2）清军二次屠蜀（康熙三年）。

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四川平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1651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 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

然而康熙三年（1664年），二十万清军的大围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四川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 。事后清朝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 。

（3）清军三次屠蜀（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

康熙十二年（1673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的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 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军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就是军纪甚差。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 。整个四川已是“民不堪命” 的局面。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这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康熙酋长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 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

有了康熙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四川平民百姓。据康熙十九年（1680年）富顺新任县令钱绍隆《详请禁病害文》中所载：“……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里甲胥役具皆潜逃不知去向。职随出告示招抚，无如一路逃兵来牵宰耕牛，攫取鸡豚，稻米豆谷，悉皆抛散……即至极幽极深之地，无处不到。如相近内江一路，……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

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 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

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后来雍正自己在一段话里都承认清军屠杀平民对整个人口损失的巨大影响，在雍正谈到清初人口大量死亡的时候，除了把责任归咎到流贼头上，也不得不承认清军的疯狂屠杀行为。

有一则关于张献忠的民间故事，说的是张献忠占领四川后，因为反抗者比较多，为了准确地找出这些人，所以张献忠就特别安排了探子到处打探消息，凡是涉及到对张献忠不利的消息都要收集上来，方便他打击反抗者。

某日，一个探子偷听到一对夫妇的谈话，丈夫在埋怨妻子说妇人喜欢嚼舌头，尽说些“张家长，李家短”的闲事，探子一听，和张家有关，赶紧的向张献忠汇报，结果张献忠一听后大喜，不但赏赐了探子，还摆开宴席庆祝。

这句话为何让张献忠高兴得不得了？这就牵扯到和张献忠齐名的另一位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了，在张献忠看来，“张家长，李家短”就是在说张献忠超过了李自成，对于张献忠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他高兴的事情了。

两人同为陕西人，同年同月出生，相差不过四天，在反抗明朝的起义过程中，为了争夺起义军最高领袖的位置，也或许是为了面子，张献忠和李自成有过不少的纠纷，从《明史》中记载的事例来看，俩人一直在争斗，甚至互相起过杀心。

张献忠和李自成都曾在明朝的体制中做过事，当然，全是不入流的工作，张献忠做过普通军士，李自成做过驿站的驿卒，但俩人双双失业，也双双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明朝崇祯年间，造反起义的农民军多入牛毛，但能坚持到崇祯朝灭亡的，也就剩下这俩位。

在造反起义的过程中，张献忠和李自成的起点不同，张献忠一开始就是独自成军，自称“八大王”，而李自成则依附在首任闯王高迎祥麾下，崇祯八年，各路义军聚会荥阳时，张献忠是十三路义军***之一，而李自成还依旧是高迎祥下面的一员闯将：献忠始与高迎祥并起作贼，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与献忠并。

俩人的第一次冲突就在荥阳大会之后发生，当时，在李自成的建议下，各路义军分别出击不同方向，高迎祥和张献忠合并一路攻下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联手将将凤阳抢了个精光，在各自的抢劫过程中，李自成曾向张献忠讨要几名太监，但张献忠没给李自成面子：自成从献忠求皇陵监小阉善鼓吹者，献忠不与。自成怒，偕迎祥西趋归德，与曹操、过天星合，复入陕西。献忠独东下庐州。

从这事开始，俩人之间算是有了矛盾，崇祯九年，高迎祥兵败被杀，李自成才开始冒头，从闯将升级为闯王，正式开始独自成军，崇祯十一年，在官军的重点攻击下，李自成被打得溃不成军，仅余十八骑逃入商洛山中。

李自成被明军击败的同时，张献忠向督师熊文灿请降，被接纳。投降明朝后的张献忠日子依旧过得很滋润，不听调也不听宣，每年朝廷还要拨给他一定的经费养军，比起在商洛山中吃灰扒泥的李自成，简直是天壤之别。

一年后，张献忠再次反叛，李自成得知后去投奔张献忠，虽然部下不多，但他依旧想独自成军，并不想成为张献忠的部下，可张献忠也没那么好忽悠，反过来想趁机吞掉李自成所部，警觉的李自成发觉张献忠的企图后赶紧的跑掉：

自成乃由缺走，突武关，往依献忠。献忠欲图之，觉，遁去。

时汝才已先与自成合，献忠遂投自成。自成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汝才谏曰：“留之使扰汉南，分官军兵力。”乃阴与献忠五百骑，使遁去。

差点被杀，张献忠也受不了这口恶气，虽然双方都是起义军，不能明面上互相拼杀，但张献忠开始从形式上处处针对李自成。崇祯十六年，羽翼丰满的李自成在襄阳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开始把自己视为全国起义军的当然领袖，甚至不惜为此杀掉盟友罗汝才。

可张献忠就是不服李自成，同年，在攻克距离襄阳仅300多公里的武昌后，张献忠开府建牙，自称“大西王”，你做大元帅，我就称王，硬生生从名义上试图比李自成高那么一点，而李自成果然大怒：“时李自成在襄阳，闻之忌且怒，贻书谯责”。

张献忠才不会在乎李自成高不高兴，李自成势大，但天下更大，李自成往北方打，张献忠就往西南方向打，反正就是不跟李自成走一路。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西安建朝称帝，国号“大顺”，在四川的张献忠马上也建朝称帝，国号“大西”，可取了个年号叫“大顺”。

张献忠知道自己的实力早已经不如席卷整个北方的李自成，可就是不愿意低李自成一头，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则小故事，凡是能压李自成一头的事，他就高兴，还趁着李自成在专心经略北方的时候，把本来在李自成手上的几块挨着自己的地盘给抢了过来：保宁、顺庆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献忠悉逐去。自成发兵攻，不克，遂据有全蜀。

俩人互相争斗了将近10年，明朝也是灭亡在他们手中，但俩人都败亡于清军，李自成拿下北京后被清军联手吴三桂击败，随即一路败逃，迅速丢掉整个北方的他于湖北九宫山被当地的士绅武装打死。一年多后，张献忠在四川抗清时，于阵前被冷箭射中阵亡。

张献忠和李自成俩人生前在反明这面大旗下互相算计，互相争斗，其实是必然的结果，早前，农民军都不算强大的时候，在共同的压力下，大家可以抱团取暖，互相信任，可随着实力的增强，财富的增多，地盘的增加，也随着野心的增多，矛盾也就自然而来。

随着起义军规模的增加，张献忠和李自成，也包括其他农民起义军***，全部成为可以独霸一方的诸侯，也开始学会了政治上的算计和争斗，更不要说高傲的张献忠早先地位远高于李自成，在李自成崛起后当然会有心理不平衡。

张献忠和李自成虽然互不相让，但生前俩人总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反明，而在他俩死后，俩人所遗留下的两支军队的目标依旧一样，那就是反清。

张献忠余部在他的四个义子的率领下，入云南联明抗清，一直坚持到清朝康熙元年南明永历皇帝被杀之后才算灭亡。李自成余部也在他死后投降南明，在四川和湖北交界之处坚持抗清，直到清朝康熙三年被消灭。

张献忠和李自成在明末恶劣的大环境下造反，是明朝被清朝取代的罪魁之一，不能说是有罪，毕竟当时活不下去造反的人太多，没有他们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消耗明朝的元气，他们俩人只不过是韧劲最足，坚持得最久。

俩人留下的遗产能坚持帮助南明抗清二十来年，也算是有功的，李自成死的突然，张献忠到底还是留下过联明抗清的遗言，反明朝不反民族，这大概是他们留下的最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