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古籍实际上是孤本，除了为数不多的长期保存的官方经典之外，其他书籍也经常有被历史发展淹没的危险。

在古代，虽然中国发明了纸，也有自己的印刷工具，但长期以来，纸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除了正式的考试书籍，其他书籍都想大规模印刷。 它的成本必然很高，而且自古文人都缺钱，所以即使有很多经典书籍，也只是精心保存，但还是逃不过日常的磨损，甚至 战争的威胁。 尤其是在战V瘟疫的时候，很多藏书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都活不下去了，更何况他们妥善保存的书又回到了哪里呢？ 在很多文人眼中，书本就是自己的生命，一般不会借给别人，更不会让别人抄袭，而且不管是地主、贵族还是官员，书本都是他们的家财之一，而且为了 正因如此，很多民间书一出，恐怕就只有一本。 我们现在看到它并不容易。 而且，由于各个朝代末年的社会政治动荡，加上各个朝代的初年，古籍都会被分类。 整理，甚至故意毁坏对自己不利的书籍，也导致不少书籍一时难求。

摒弃百家，只崇儒，使儒家经典广为流传，不仅是流传最广的，也是最有用的考试参考书。 读完就扔掉。 毕竟，仁、义、礼、智、诚、柔、恭、俭的经典，在官场是不适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或房东愿意再看一遍其他的书，或者妥善保存它们，即使它们很容易获得，也只是工具。

在古代，虽然也重视基础教育，但毕竟能读私立学校的人还是有限的，识字不是问题。 在那个时候，书籍仍然是一种奢侈品。 有的学者经常向私塾老师借书，基本没钱买。  ，所以有些人应该珍惜当下的学习机会，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知识不花钱的时代。

第二种：在宋代出现，这是因为之前书籍和古画修复不分家，但是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古籍修复也蓬勃发展，逐渐独自发展。成为单独的技艺。第三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掘发现有很多绢帛上有修改、挖补的痕迹。部分学者认为此时为古籍修复的萌芽。第四种：认为夏商周时期，这个是因为考古发掘，有很多龟甲兽骨上有1、2、3等刻画符号。在册页研究的学术界，龟甲上的刻画符号在当时应该是用绳子、皮革串连在一起，作为页数标注所以刻画。串联便形成早起册页。册页出现之时，就是古籍修复成立之时。

古籍修复流派

古籍修复流派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到民国时期还存在的有如下几派。沪派、苏派、扬派、京派、蜀派、徽派、岭南派、鲁派、津派。所存在的派别和书画装裱的派别大体一致。解放后随着古籍修复艺人的岁数逐渐增长，后续无人或者技艺人相继另寻它路。沪派、蜀派、徽派、岭南、鲁派、津派，大部分在1970年左右消失，津派是消失最晚的，津派古籍修复的老艺人陆玉枢所传最后一名弟子与2004年左右停止修复，为津派最后一个名古籍修复艺人现为竹影法师。

古籍修复过程

古籍修复因为时代和流派不同修复过程也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收到修复的书籍：这个过程是修复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这个环节修复师傅要检查送来的古书的破损程度、珍惜程度。和书籍的持有者商讨价格、修复要求、修复时间。因为修复古籍需要把珍藏的书相当长时间放在修复师傅手里，所以一般修复师傅只为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朋友修复。从古至今修复师傅和古书持有者之间主要是口头约定为准，无凭证票据的存在，所以收到古书和客户商议领悟客户修复的要求、心情、心境、品味等成为最重要的环节。

2：对书籍资料记录：1970年之前的修复都是把每页文字都要抄录下来以便修复时方便检查和配页。津派在2000年时把照相技术引入修复，将古籍做影像资料储存。比过去更加科学，但是因为涉及古籍版权问题，自竹影法师停止修复后，影像资料的储存在修复中被取消。只有博物馆工作的部分修复师傅继续沿用古籍修复中的，影像保存环节。

3：拟定修复方法：古书的各种破损、污渍等被修复艺人叫做书病。古书艺人视书为孩子，所以修复如看病。古书修复也有望闻问切。望：指的是检查破损、污渍、纸张、绢帛等材质的的现有情况。闻：指的是通过气味判定，纸张的矾化程度、有无霉烂。问：指的是要询问书籍来历，如果书籍现在的持有者是长期居住南方则选用白芨作为浆糊，如果长期居住北方则选用面糊作为浆糊。客户不同的居住地域也决定了修复方法和修复材料。而且要向书籍的持有者询问书籍的年代、版本、曾经印刷地域，这点很重要，因为修复师傅对于古籍断代能力不高，所以询问下书籍持有者详细内容很必要。对于修复甚至是决定成败的。切：指的是修复师傅抚摸和检查书籍材质的保存状况。纸张的薄厚、是不是曾经有修复。

4：因为册页形制不同从第四部开始不一样。线装册页的第四步是拆线

5：拆纸钉

6：拆包角

7：清洗书页，师傅们根据各自流派配置专门的洗书水。

8：处理虫眼或者根据书病的情况托表或者点镶。

9：装订

10：制作书函

11：送交藏书者完成修复任务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这首出自张元济之手的诗，用以与一同奋斗在商务出版社的同仁告别。短短四句，却道尽他终生的信念——以书籍提学识，以教育启民智。这绝非冠冕堂皇的空话，他几乎用尽自己的一生去为之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元济曾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搜集万册古书，却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被一颗炮弹将一切毁于一旦。顷刻之间，大火肆虐在商务印书馆中，浓烟密布，纸灰飘舞，万册千年古籍化做没膝高的灰烬……或许在动荡的年代，战争本就就该是频繁之事，可后来日寇的一番话，却足以证明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日本人的处心积虑，又到底是为了什么？

1867年，张元济于书香世家出生，从小他便受到学识的熏陶，展现出过人的学习天赋，他一心想要考取功名，望以光宗耀祖。寒窗苦读十几载，十八岁考中秀才，二十三岁高中举人，二十六岁竟又成了进士。后来，他便入了翰林院任职，又任刑部主事。

如此年轻便考的这番功名，在当时已经算是天才。一时之间张元济可谓风光无限，他的仕途一片光明，众人皆觉他将有一番大作为。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聪慧与通透，张元济轻易便看清，那时的清朝其实已是强弩之末，若再继续腐败发展，终将走向灭亡。

因此，在光绪皇帝单独召见时，张元济毫无保留发表自己对维新变法这一改革的意见。后上奏变法足四十条阐述自己观点，且请求圣旨，望能大力发展实业。谁料就在次日，慈禧太后便发动政变，维新变法刚满百日便荒唐地落下帷幕。

或许将希望寄托在毫无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又或是寄托在袁世凯和西方列强上本就是个错误，但这一运动终究是前卫的，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思想的发展。虽有意义，可当时与之相关联的大臣们却遭了殃，张元济更是直接被革除职位，慈禧还表示“永不再用”，至此，张元济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在张元济穷途末路之时，李鸿章不忍他的才华被埋没，为他引荐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一职，主要负责翻译国外优秀作品。在他的管理之下，严复翻译的《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得以顺利出版，这一经济学经典著作得以问世。

无疑，张元济的能力担得上这一份“香饽饽”，只要安稳地做下去，既能够保一家衣食无忧，又能圆他心中育人强国的理念。但时过三年，张元济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选择加盟商务印书馆。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只不过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与南洋公学译书院相比可谓云泥之别，他的这一举动也引起了众人的猜测，后来人们才从他的告别诗中得知，他早已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张元济迫切地想要培养更多的西式人才，望以此普及教育，强国壮国，而南洋公学院几乎已经定型了的规模是一定难以满足他的目标的。

为了祖国的强盛，有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战在前线，有人走上仕途为官为民，还有人奋笔疾书将民族之魂刻成一字一句……而张元济则是选择了出版。他呕心沥血搜集整理校对了大量流落民间的古书，参与了商务印书馆里所有的出书计划，聘请了一大批有教育之志的人才，组织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著作，还编写了从小学至大学的全套教科书……

在张元济的努力之下，1926年，商务印书馆从当初的小厂变成了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遍及全国，成为了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

张元济在编书出书之余，花费最多心力的便是搜集古书。当时政局动荡，许多宝贵的藏书颠沛流离，不知去向。他担心自己错过藏书，便在自家门前竖起“收买旧书”的招牌。他对古书的搜集、编辑排版、影印等都事必躬亲，为找到合适出版的版本，不仅会找公私藏书家借印以求达到完美，还专门在报上刊登了收购古籍的广告，向广大群众以高价购买古籍善本。

曾有一次，张元济得知极其珍贵的宋版书“皕宋楼”藏书即将被日本人收购，他毫无犹豫，立即动身前往藏书家后人陆氏处，想方设法要留住这珍贵的国宝，哪怕需要当时商务印书馆五分之一的资产，他都慷慨予之，但这依旧与陆氏要价的“十万”差上两万。

眼看藏书就要落入日本人之手，张元济心急如焚，劝说管书大臣荣庆拨款收购，但后者却不予理睬。万般无奈，张元济只得四处借钱筹款，可最终藏书依旧被日本人买走了，每当想起这件事，张元济都愧疚万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悔之无及，每每追思，为之心痛。”

张元济劳心劳力，将精力心血全部放在书籍之上，虽经商如此成功，却过着拮据节俭的生活，大量钱财都用以搜集古书。从他最开始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每年不领工资，只拿红利，并且要求自己的红利分成比别人低。不仅如此，他也从不大摆筵席、不铺张浪费、不贪图便宜，甚至连别人帮他洗相片写电报的的钱也要分毫不差的还清，最终，他的工资全部作为了教育基金给了有需要的人。

就在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风雨无阻的收书、校勘、注释之中，涵芬楼（东方图书馆主楼）所藏古籍善本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也被称为了亚洲第一图书馆。后来，张元济在涵芬楼的基础上建成了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向公众开放，他毫不吝啬，始终不曾忘记自己的初心，期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古文献，能够领略学识的魅力。

可谁又料到，花费了他几十年心血的古书，竟在日寇的炮火之下毁于一旦。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一颗炸弹落在油墨仓库里，转瞬间，熊熊大火如同血盆大口吞噬了商务印书馆。尖叫声、痛哭声、慌乱的脚步声……声声不绝于耳，溶化的铅字在地面蔓延流淌。紧接着，日本侵略者还在东方图书馆又点燃一把大火，那些花费了张元济二十年心血搜集而成的古书，随着大火化成灰烬，浓烟四起，纸灰四处飘散。

大火熄灭之时，商务印书馆失去了80%的资产，而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更是全部毁于一旦，烧出的纸灰甚至埋到了膝盖。这46万册藏书中，包含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这些仅存不多的中华文明的瑰宝，就此消失在人世间不复存在。见此，张元济痛哭流涕，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后来张元济还对他的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

其实张元济也是气昏了头，如果散存在全国各地，指不定全给列强买走了！但结果却是如此，确实令人悲痛万分。

后来日本侵略者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而这也证明，这场无可挽回的民族灾难，其实是侵略者的早有预谋。他们不仅想侵略中华民族的土地，还想剥夺中华人民的思想，让人民永远活在愚昧之下，永远沉睡。

可他们却没料到，中华民族强大的韧性，在这个民族里，有着像张元济愿意为了普及教育燃烧自己一生的英雄。在商务印书馆遭遇大火之后，接下来的几十年，张元济都奔波致力于复兴工作。

张元济和家人

眼见日本侵略者越来越嚣张，八年抗战拉开帷幕。张元济坚守底线，绝不为日本人服务。即便生活艰辛，甚至到了需要卖字维生的地步，他也不曾犹豫动摇。1941年，张元济和叶景葵倾家荡产，居然又办起了一座图书馆，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座图书馆里的藏书竟达22万册，这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是如此地难以想象！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去世，享年93岁。他留下一句诗歌：

“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可要交卸了；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

张元济将此生的全部都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人民，奉献给了书籍，他的一生都在为国之崛起而努力。即便日本侵略者用炮弹、火焰吞噬了几十万册藏书，但他们却永远都无法扼杀一名爱国者忠贞的热忱！